中國社會的專制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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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的專制惡法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2月22日
作者 張傑
黨刊《求是》雜誌，2月16日刊登了習近平于去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為《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習近平的這篇講話之所以沒有即時發表，是因為其內容較為敏感，反映了他較完整的「法治」觀念，那就是人治、反法治，崇尚中國古代的嚴刑峻法。從他的講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習近平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存在常識性錯誤，對西方法治幾乎沒有了解，其知識結構存在嚴重缺陷。
壹、崇尚嚴刑峻法
習近平認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可惜習近平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他說：「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最終促成了秦始皇統壹六國。」習近平將商鞅治理下的秦國歸於盛世顯然是違背常識的，儘管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強大，併為秦始皇統壹六國奠定了基礎是事實。但支撐秦國強大的商鞅之法是滅絕人性的暴虐之法，與法治沒有關係。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則是輕罪重刑，連 「棄灰于道者」都要處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商鞅變法制定秦律，儘管在短期內奏效，但國家政令的貫徹實行，僅仰仗予富予貧、予貴予賤以及施用嚴刑峻法，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恐懼之中。而連坐制度開了株連的先河，人民由寬容忍讓而變得互相監督，因恐懼連坐而互相揭發，極大敗壞了淳樸的與人為善的民風。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即使倉廩實，也難祥和快樂。如果我們把維護秦國強大，統壹中國的功勞歸於商鞅之法，那麼秦朝僅僅存在十五年就滅亡豈不是商鞅之法的惡果？
習近平又稱：「漢高祖劉邦同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為其壹統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習近平在這裏顯然犯了知識性錯誤，因為他不知道「約法三章」的歷史背景。劉邦的「約法三章」不是什麼盛世，也不是什麼法制健全，而恰恰是對秦朝殘酷法律的廢除。劉邦在攻入關中地區后，為安撫民心，派兵在城門前召集各縣父老鄉親，各路英雄豪傑，針對秦朝現有的殘酷制度，同各位百姓和英雄豪傑約法三章，承諾自己奪得天下后，廢除原有的制度。約法三章的內容為如下，第壹章殺人者償命；第二章傷人者治罪；第三章偷盜者治罪。應該說不好讀書，但好炫耀淵博學識的習近平又鬧了壹個法律笑話。
二、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法治嗎？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人治與法治沒有關聯，中國法治思想來自於西方。中國古代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皇權專制制度。皇帝是專制制度的核心，等級特權是專制制度的本質特徵。歷代王朝所定律典都將此置於突出地位。皇帝超越法律，行政干預司法。從秦始皇到清宣統，皇帝作為古代封建統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權力之大，延續時間之長，為世界奇觀。中國王朝雖屢經變換，但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權于壹身的狀況終無變化。中國古代法律刑罰手段嚴酷，主要表現在，以嚴刑懲辦對抗統治階級的犯罪和違反倫理道德、侵害尊親屬的犯罪，以及肉刑的適用，最殘酷的是凌遲。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固然有許多合理部分，如親親得相首匿，也就是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可以相互包庇隱瞞，不向官府告發；對於親屬之間容隱犯罪的行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該規定顯然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但中國古代法律缺乏法治、人權基因，而無法適應世界文明，為此，慈禧清末開展變法修律運動，開啟了法律轉型進程。從這點來看，習近平的目光遠不及慈禧太后。
三、中國的盛世源於健全的法律嗎？
習近平認為：「從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2000多年。其間，先後出現過3次公認度最高的「盛世」，即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極盛」的西漢盛世，從「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干」的清朝盛世。但它們都是在前朝大亂之後，經過新壹代統治者們撥亂反正、勵精圖治、最終實現新的大治的結果。
有歷史學家認為，古代盛世主要有以下特點：壹是輕徭薄賦。西漢初年的統治者壹改秦朝賦役繁重的苛政，田租從「十稅壹」改為「十五稅壹」，漢文帝時改為「三十稅壹」，徭役從每人每年壹個月減為三年壹個月。唐太宗時期主要不是減免租賦，而是防止濫用民力。二是廣開言路。漢文帝即位不久，便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允許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見，努力營造寬和的政治空氣。三是任用賢才。四是崇尚節儉。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長孫無忌、房玄齡整理和修訂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刪繁就簡，變重為輕，成《貞觀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礎。唐玄宗下令編撰行政法典，特別是歷時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六是民族團結。唐太宗處理民族關係思想開明，對周邊民族實行「羈縻」政策，承認各民族擁有壹定的自主權，不強迫他們改變民族習俗，不遷徙他們入內地，不設立同內地壹樣的州縣等。對比今天的中國，習近平政權如古代盛世相差甚遠。
但中國古代盛世難以走出「盛極而衰」的歷史周期律，其原因就在於沒有進行政治制度的轉型。有學者指出：從1662年到1795年，幾乎與滿清盛世同期，西方國家正在經歷自文藝復興以來延續數百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最終促成如火如荼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推動資本主義國家加速發展經濟、科技和軍事。值此世界劇變的關鍵時期，康雍干三朝卻進壹步強化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社會更加封閉愚昧、妄自尊大，使「東方睡獅」深陷封建社會泥沼，停滯不前、不可自拔。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發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覺地成為世界進步潮流的落伍者。
四、習近平的法治是什麼？
習近平指出，要做到自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依法治國新理念，首先是要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時，更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香港中文大學林和立先生指出，早前習近平提倡依法治國時，令外國學者印象深刻，現時應該清楚，習的法治與西方奉為圭臯的司法獨立根本是背道而馳，習近平的「法」，是黨核心的統治外衣和武器，「法」由中共控制、隨意修改和闡釋，並以「法」為工具來指揮國家、政府及社會，以「法」為國家令牌。習近平是古人韓非的信徒，可以預見，習近平以嚴刑峻法治國，中國的法治會進壹步倒退。可見，習近平的「法治」不是現代法治，而是韓非、商鞅的嚴刑峻法。
最後，我們總結壹下，法治包含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 「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兩者均不可或缺。習近平的法治是黨治，也就是人治，他理解的依法治國就是行韓非和商鞅之法，用殘酷的刑罰懲罰和恐嚇人民，使之成為共產黨的奴僕，以保證共產黨的永久執政和權貴集團的榮華富貴，其目的自然不可能實現。
黨刊《求是》雜誌，2月16日刊登了習近平于去年8月24日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首次會議上的講話，題為《加強黨對全面依法治國的領導》。習近平的這篇講話之所以沒有即時發表，是因為其內容較為敏感，反映了他較完整的「法治」觀念，那就是人治、反法治，崇尚中國古代的嚴刑峻法。從他的講話中，我們可以感受到，習近平對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存在常識性錯誤，對西方法治幾乎沒有了解，其知識結構存在嚴重缺陷。
壹、崇尚嚴刑峻法
習近平認為：「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這個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可惜習近平並不理解這句話的含義。他說：「從我國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春秋戰國時期，法家主張「以法而治」，偏在雍州的秦國踐而行之，商鞅「立木建信」，強調「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國迅速躋身強國之列，最終促成了秦始皇統壹六國。」習近平將商鞅治理下的秦國歸於盛世顯然是違背常識的，儘管商鞅變法使秦國國力強大，併為秦始皇統壹六國奠定了基礎是事實。但支撐秦國強大的商鞅之法是滅絕人性的暴虐之法，與法治沒有關係。
商鞅立法的基本原則是輕罪重刑，連 「棄灰于道者」都要處以黥刑，其理由就是「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來」。商鞅變法制定秦律，儘管在短期內奏效，但國家政令的貫徹實行，僅仰仗予富予貧、予貴予賤以及施用嚴刑峻法，人民就只能生活在恐懼之中。而連坐制度開了株連的先河，人民由寬容忍讓而變得互相監督，因恐懼連坐而互相揭發，極大敗壞了淳樸的與人為善的民風。人民生活在恐懼之中，即使倉廩實，也難祥和快樂。如果我們把維護秦國強大，統壹中國的功勞歸於商鞅之法，那麼秦朝僅僅存在十五年就滅亡豈不是商鞅之法的惡果？
習近平又稱：「漢高祖劉邦同關中百姓「約法三章」，為其壹統天下發揮了重要作用。」習近平在這裏顯然犯了知識性錯誤，因為他不知道「約法三章」的歷史背景。劉邦的「約法三章」不是什麼盛世，也不是什麼法制健全，而恰恰是對秦朝殘酷法律的廢除。劉邦在攻入關中地區后，為安撫民心，派兵在城門前召集各縣父老鄉親，各路英雄豪傑，針對秦朝現有的殘酷制度，同各位百姓和英雄豪傑約法三章，承諾自己奪得天下后，廢除原有的制度。約法三章的內容為如下，第壹章殺人者償命；第二章傷人者治罪；第三章偷盜者治罪。應該說不好讀書，但好炫耀淵博學識的習近平又鬧了壹個法律笑話。
二、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法治嗎？
中國古代的法律制度是人治與法治沒有關聯，中國法治思想來自於西方。中國古代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維護皇權專制制度。皇帝是專制制度的核心，等級特權是專制制度的本質特徵。歷代王朝所定律典都將此置於突出地位。皇帝超越法律，行政干預司法。從秦始皇到清宣統，皇帝作為古代封建統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權力之大，延續時間之長，為世界奇觀。中國王朝雖屢經變換，但皇帝集立法、行政、司法大權于壹身的狀況終無變化。中國古代法律刑罰手段嚴酷，主要表現在，以嚴刑懲辦對抗統治階級的犯罪和違反倫理道德、侵害尊親屬的犯罪，以及肉刑的適用，最殘酷的是凌遲。
中國古代法律制度固然有許多合理部分，如親親得相首匿，也就是直系三代血親之間和夫妻之間，除犯謀反，大逆以外的罪行，有罪可以相互包庇隱瞞，不向官府告發；對於親屬之間容隱犯罪的行為，法律也不追究其刑事責任。該規定顯然體現了人道主義精神。但中國古代法律缺乏法治、人權基因，而無法適應世界文明，為此，慈禧清末開展變法修律運動，開啟了法律轉型進程。從這點來看，習近平的目光遠不及慈禧太后。
三、中國的盛世源於健全的法律嗎？
習近平認為：「從古代看，凡屬盛世都是法制相對健全的時期。」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2000多年。其間，先後出現過3次公認度最高的「盛世」，即從「文景之治」到「武帝極盛」的西漢盛世，從「貞觀之治」到「開元之治」的大唐盛世，以及「康雍干」的清朝盛世。但它們都是在前朝大亂之後，經過新壹代統治者們撥亂反正、勵精圖治、最終實現新的大治的結果。
有歷史學家認為，古代盛世主要有以下特點：壹是輕徭薄賦。西漢初年的統治者壹改秦朝賦役繁重的苛政，田租從「十稅壹」改為「十五稅壹」，漢文帝時改為「三十稅壹」，徭役從每人每年壹個月減為三年壹個月。唐太宗時期主要不是減免租賦，而是防止濫用民力。二是廣開言路。漢文帝即位不久，便廢除誹謗妖言之罪，允許臣下大胆提出不同政見，努力營造寬和的政治空氣。三是任用賢才。四是崇尚節儉。五是完善法制。唐太宗令長孫無忌、房玄齡整理和修訂唐高祖制定的《武德律》，刪繁就簡，變重為輕，成《貞觀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礎。唐玄宗下令編撰行政法典，特別是歷時16年，修撰完成《唐六典》共30卷。六是民族團結。唐太宗處理民族關係思想開明，對周邊民族實行「羈縻」政策，承認各民族擁有壹定的自主權，不強迫他們改變民族習俗，不遷徙他們入內地，不設立同內地壹樣的州縣等。對比今天的中國，習近平政權如古代盛世相差甚遠。
但中國古代盛世難以走出「盛極而衰」的歷史周期律，其原因就在於沒有進行政治制度的轉型。有學者指出：從1662年到1795年，幾乎與滿清盛世同期，西方國家正在經歷自文藝復興以來延續數百年的思想解放運動。它最終促成如火如荼的資產階級革命和工業革命，推動資本主義國家加速發展經濟、科技和軍事。值此世界劇變的關鍵時期，康雍干三朝卻進壹步強化閉關鎖國政策，使中國社會更加封閉愚昧、妄自尊大，使「東方睡獅」深陷封建社會泥沼，停滯不前、不可自拔。中國與西方國家的發展差距越拉越大，不知不覺地成為世界進步潮流的落伍者。
四、習近平的法治是什麼？
習近平指出，要做到自十八大以來提出的依法治國新理念，首先是要堅持加強黨對依法治國的領導，必須堅持「黨領導立法……，健全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的制度和工作機制」；推進時，更須堅持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要從中國國情和實際出發，……決不能照搬別國模式和做法，決不能走西方憲政、三權鼎立、司法獨立的路子。」香港中文大學林和立先生指出，早前習近平提倡依法治國時，令外國學者印象深刻，現時應該清楚，習的法治與西方奉為圭臯的司法獨立根本是背道而馳，習近平的「法」，是黨核心的統治外衣和武器，「法」由中共控制、隨意修改和闡釋，並以「法」為工具來指揮國家、政府及社會，以「法」為國家令牌。習近平是古人韓非的信徒，可以預見，習近平以嚴刑峻法治國，中國的法治會進壹步倒退。可見，習近平的「法治」不是現代法治，而是韓非、商鞅的嚴刑峻法。
最後，我們總結壹下，法治包含形式意義的法治和實質意義的法治。形式意義的法治，強調「以法治國」、「依法辦事」的治國方式、制度及其運行機制。實質意義的法治，強調「法律至上」、 「制約權力」、「保障權利」的價值、原則和精神，兩者均不可或缺。習近平的法治是黨治，也就是人治，他理解的依法治國就是行韓非和商鞅之法，用殘酷的刑罰懲罰和恐嚇人民，使之成為共產黨的奴僕，以保證共產黨的永久執政和權貴集團的榮華富貴，其目的自然不可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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