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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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論
由 薛金龍 » 2019年3月1日
人都有搶機會搶時間的本能，只要發現有好處，必然蜂擁而上了，這是天性。創業者就要利用這種天性，形成一個新的紀元。
無論什麼時期，人類都應該承認自身的局限性。還要清楚，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需求皆在不斷地更新。也就可以看到，今天似乎十分合理，明天就可能落後或不適於人類正常活動與生存。
在與邪惡勢力角逐中，弱勢群體之所以斗不贏強敵，並不是弱勢群體缺失大道，關鍵是所用的方法會存在一些問題。任何時候，都不缺少勇士，缺少的往往是切合實際的指導者，或指導者及時就位。任何一位理性的指導者，只要把握了歷史的脈搏，有那麼一兩個人就夠了，餘下的人們不過是怎麼去實際操作。
指導者的責任是統籌全局，能給予鬥士們找到一個安全領域，使其能得到一些必要的指導，能夠讓一些領軍人物有地方及時充電，並能集中精力和資金，或開闢第二、第三地域，使一些國家的民間逐漸壯大的勢力具有有規則的後援。
任何時候，智者的思維都能告誡自己，站在新認知的角度看，舊的認識雖然是對的有可能因為時間的推移卻是更錯的了。知曉這一點的人，才不會頑固不化地自誤誤人。
非常時期，勇士們總是要尋找指導者，並希望指導者能帶領他們與邪惡勢力正式博弈。例如在中國，許多的勇士赤裸裸地與中共這伙惡人角逐，雖然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支援，但是，能夠系統得到支持或後援的幾乎沒有。國際社會，明知道人類的邪惡中心就在中國，在一心絞殺邪惡勢力中，並不敢直接公開對中共放招使勁，因為中共的武力表面上十分強大，強大的能使地球毀滅。
然而，真正了解中國現實狀況的人們，都不難知道，中國是很強大，但不代表中共強大，以殺戮取代管理的中共，不是中華民族的主人。在實行一系列的軍事活動中，中共雖然具有絕對的指揮權，但它卻不能完全調動所有的人隨著他們作惡，更況，他們早已蛻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敵人。
迄今為止，人類上，獨裁統治機制已經被時代的進化逐漸淘汰或被大大地萎縮，他們依靠欺騙和剝削群體的統治手段已經不被國際社會所容納，獨裁者的頑固不化無非就是被落後的意思形態所羈絆，是因為個別人的貪慾在作祟。換言之，這樣體制下的「共和國」已經成為人類的公敵。
在西方發達國家，僅有人膽敢非法逾越他人私人領地這一例，就有可能被領主擊斃而領主受到法律保護已能證明個人人權的被重視程度。而在獨裁國家裡，弱勢群體就是在自己的床上受到侵害，房屋被強拆，人被凌辱，甚至被殺害，也不能把對手殺傷。而侵害者往往都是權勢者，受害的基本都是弱勢群體。
人類上，獨裁國家的首領，是自己強佔權位的，與佔山為王的強盜行徑不分彼此，所奉行的均是叢林法則，他們完全可以自以為是，為所欲為，不受國際法約束，國家規則更影響不了他們刺激感官，可以隨欲掠奪民脂民膏，殺戮人民。出現了中共誕生到今天，他們直接間接地殺戮了上億人眾，真是可悲可嘆。
民主國家的管理者，由於都是民選出來的，就得接受人民的約束，無法為所欲為，更不具備踐踏法制與隨欲掠奪民脂民膏的自然條件。所以委內瑞拉的獨裁總統即將被民主總統替代，就是因為獨裁總統完全失去了民心所致。而外在的因素無非就是縮短了獨裁總統的死期而已。
眼下，獨裁國家已經所剩無多，中共已是全人類的敵對勢力，在國內國外的壓力下，自然滅亡沒有什麼懸念了。只不過，在國際社會絞殺獨裁政府的今天，民主國家所花費的代價並不理想，特別是在支持獨裁國家境內的民主人士的力度上，還相當地薄弱。只不過，一味地責備民主國家的援助是不公平的，首先，獨裁國家內部的民主人士做了多少？能做多少？是否能真正地推動民主進程？何況能否加速民主進程了。
在民主國家裡，由於人民說了算才不至於被少數人強暴意志，才更利於人民居住，頤養生息——也是獨裁國家裡、需要人格尊嚴的人民夢寐以求的社會體制。民主國家，既然就連總統都是人民公僕，一旦他背離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彈劾他，讓他卷行李走人，較嚴重的如韓國總統，一旦違法，還要接受審判。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應該討論的是，為了預防希特勒第二地再生，對於所有的獨裁國家的首領，就應該加大剿滅的力度，只不過，所採用的政治手段需要商榷而已。
獨裁國家，獨裁者可以任意殺人，為了爭奪王位，甚至連自己的親兄弟也不放過，如那朝鮮獨裁者金正恩。這種自相殘殺的現象至今還在所有的獨裁國家存在著。只是，像這樣的獨裁者，被絞殺的機會就更多一些，在馬杜羅倒掉以後，第二波的國際力量一準對準中共這個邪惡的獨裁者。
當下世界，戰火雖然並不太多，可人類所蒙受的戰火洗劫並沒有從根本上被消除，特別是敘利亞地域，依然是俄國與美國、伊朗與以色列、土耳其等沿用武力爭奪利益的焦點，所使用的手段就是赤裸裸地殺戮。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索馬里等國度，也都是用戰火或槍炮恐嚇他人，以暴力維持運轉，包括中國、朝鮮、委內瑞拉，以及一些並不著名的獨裁地區都不能和平相處，必須用戰爭或國家暴力綁架著國民才能維持運轉，其獨裁統治方式才能「依暴」存在——這種存在無外乎就是流氓叢林法則的續延。
而人類現階段的演變，就是中共在綁架著中國作為獨裁超級大國在起到阻攔或倒退作用，三個大國只有中共黨人好不要臉地做著大獨裁者。一旦中共放棄了獨裁統治權，或被剝奪了獨裁權，那麼世界在和平的進化上將會產生質的變化。
原本，人類上尚有一些落後獨裁國家禍害自己的國民，國際社會若不援手，人類豈能進步？只要中國消除了獨裁統治，那麼人類進入全球民主紀元已經顯而易見得了。
特別是中共統治者，對內不得不用武力震懾，公然與民對立，不得不踐踏多數人的基本人權，促使有實力的人們由於中共殺富劫民的無處不在、不確定性，在自己的境內仍無寧日之時，不得不逃離這個流氓當道的地域。這與共產黨的意思形態不適合國際社會和不適合本土發展有著割捨不掉的關係。
一旦受到外來的攻擊，國內很多精英不會為獨裁者而戰，甚至會幫助外來勢力絞殺獨裁者。這也是獨裁者造孽太多所致。所以，甭看中共獨裁者在國際社會大亮肌肉，其實脆弱得很。因為他們不僅是人類上的公敵，也是中華民族的敵人。
人類每次嘗試著走和平之路，也就是嘗試在新世界文化中每次產生出現代規模能不能先在某個地域實現，然後普及，雖然說每次常常夾帶著武力對仗，但是，這種武力對仗往往給人類製造的災難比較嚴重，才讓更多的人懂得了和平角逐的重要性。
那種溫和進步與量變的演繹，其中最美好的成分就是和平與穩定著的變革。也就不只是依靠某個人或某個國家更不是僅僅依靠某一個黨派單獨把國家資源集中起來，非法佔有，而是靠全人類或各種各樣、大小不一的總體力量和智慧形成著各種不同的形式均分共贏。
至於倒行逆施的終身制再一次在中國境內推行，直接威脅了國人的基本人權，間接威脅了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想當年的二戰，不是國際社會縱容希特勒得寸進尺的結果？給人類造成的巨大傷害罄竹難書著。
此時此刻，還要清楚，如何才能突破血緣和地緣的局限，曉得所該面對的困難與障礙不只在於現代規則的引進與固化，減少與傳統觀念、思維方式的不斷衝突，不斷地更新。任何時候，某個基點上的突破並不太難，關鍵最難突破的是總體落伍和自身的短視。而那些不斷地嘗試已夾帶著一些悲劇色彩以及令世人不無產生出太多的遺憾，亦已導使群體萎靡不振，國將不國，天下不天下。
當下，國家的形式，基本限制了人類的自然演繹，這個問題早該擺在聯合國圓桌會議的桌面上。認為，國家形式雖然是固有地盤爭奪模式的建立，尚符合以往的利益集團的需要，但今後的人類，國家的形式，如果不能淘汰，就很易繼續約束人類自由地遷徙，或走出地域局限，到新的地方去生存繁衍，也就不利於一些地域緊跟時代潮流，還讓尚存的獨裁者以國家利益作為遮羞布，擋箭牌，掩蓋了獨裁統治者無辜殺戮本國人民、踐踏基本民權的罪惡，並使這種邪惡的統治者不能及時地被繩之以法。
也是說，國家只不過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小單元，它應從服於人類總體利益而不是保守地固化自己的領地。
而且，人類總體規模行為一體化后，國際社會對所有的獨裁者無辜殺害本國民眾的行為應能及時地被打擊，如美國帶領眾多國家軍隊剷除伊拉克、利比亞獨裁者政權，使邪惡的獨裁者被及時剷除一樣。因為，邪惡至極的國家獨裁者，不消滅他們，會更不利於該地域民眾的正常生存，也影響著人類的總體安全。
目前各民族的不同思維，使各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參差不齊，民族之間，總是要有一條鴻溝隔離，不能自然地融合。現實人類，民族之間的互溶，更利於人種的進化，使原始地域人的思維由於被發達國度的人們介入易於演變出現代的思想文化，使原始的族體進化出不同於原始的現代體。這種融合有利於人類總體共進退，還更利於向高質量社會演變。
人類總體事業的高速發展，以往都基本是利用暴力或戰爭來做最後的決斷，這種只有把對手製造成敵人然後再殺死的手段是卑劣的、殘暴的，不符合人類總體道德的流氓行徑，應該早日被清理，或者是只能對付流氓暴力勢力而不應在人類文明區域中使用。
如今，政治事業的目的已不是政治領域本身，必須存在於事業之外，與人類經濟社會相溶，不斷地造就一定的新組合群體，並使這個群體更能優化組合，產生出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生存狀態鏈。而這種群體還能決定事業的存在是否符合社會存在中的新價值。
事業的興衰，已經不都是通過一些國家與社會必備的社會組件所產生出來的新價值觀來提供給群體、服務於群體所形成的時代新時尚，它不同於過去，應該以天下總體利益為目標，展望的是全人類的未來。
人類總體利益，在人類社會不斷發展中，必須突破國家封鎖，突破獨裁統治集團利益，拋棄愛國與人類總體利益不相符的怪誕、實際是幫助利益集團掠奪民脂民膏的罪惡，因為普天下的發展規模已能取代某個國家領域的實際利益，更能消除利益集團掠奪民脂民膏的邪惡。
更何況，在獨裁國家內，弱勢群體不是國家的主人，統治者才是國家的擁有者，人民永遠都是受害者，被壓迫著——這樣的國家，保留它的統治形式，已經是對人類文明的踐踏。
事實上，任何形式的獨裁勢力不僅是本土的敵人，也是全人類的公敵。在這個問題上只有獨裁者才害怕人類文明與發達國家的干預，而自己還在無恥地踐踏本國民眾的基本人權。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僅僅是突破國家經濟模式的基本訴求，為未來的中共獨裁者擴張更大、更多、更寬的領域做準備，但他忽視了政治體制的革新或演變，以及忽視了國際社會的警惕，更不能帶動弱小國家朝著文明社會發展。習黨雖然綁架著一個超級大國搞獨裁，但達從中共奪取了國家統治權、逐漸背離人民意願以後，使中共直到今天基本失去了安寧，亂象叢生，國內各色各樣的山寨精英，或不得不源源不斷地夾帶著財富逃離，而未離開國土的對立的不對立的精英們幾乎都在與習共流氓集團進行著孜孜不倦的抗爭。
例如每年紀念林昭、李旺陽、劉曉波，或去給林昭、李旺陽掃墓或海祭，都是當局最恐慌的日子。他們已經很清楚，每一個具有民主思想的中國人都是共產黨的敵人，哪怕民主人士什麼也不做，也會受到共產黨人的騷擾與控制。
草根精英雖然不佔大多數，由於他們尚具有一定的勢力，加上被暗助，他們的存在與影響和帶動弱勢群體導致了獨裁黨防不勝防，所以維穩費用一再上升。他們很清楚，這種震懾與打擊不過就是治標不治本，可他們的能力就是這樣，根本解決不了什麼社會問題。
是的，國際間對中國民主人士的經濟暗助十分有效，並能迅速地擴大戰果，這種經濟暗助越多越大，越能加速獨裁者的滅亡，使其越加防不勝防。遺憾的，就是民主人士尚缺少一些更時效的鬥爭策略罷了。
任何民主人士，若想能夠在人類上站穩腳跟，更利於打擊獨裁集團，就應該在對手存在的前提下，懂得什麼是擊敗對手的成功範例，並研究它，悟出其中的價值規律，嫻熟其中的成功道理。且在人類歷史中，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
然那戰場上的硝煙不僅隨著時間的變幻即將消失，還有許多和平進化的事件給與世人借鑒與學習。讓世人知道，所給人類的啟迪不再是戰爭，應該是和平角逐，這是人類新世紀的常態，需求，也是人類新世紀的主流。
任何人類活動，都難免具有激烈的競爭，而在競爭中能否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間，取決於人們適時的超越和抉擇度。現實是殘酷的，如果不想敗在對手的腳下，就要不僅想著千方百計地打敗對手，還要在具體的角逐中，超越對手，使自己走向普通又樸素的道路，並能帶動群體朝著更美好的社會前進。事實上，不能超越對手，就永遠不會成為成功的領軍者。只有能超越，才能成就輝煌，
任何時候，獨裁者本體，總是蔑視所有的對立者，他們不會採用溫和的、文明的、互惠互利的共贏手段，往往離不開震懾與欺壓。並教條地接受「亂世用重典」的伎倆。在獨裁者眼裡，只要敢不服從，都是敵人，哪怕無心與其為敵的習慣於無為的弱勢群體，只因對獨裁者的流氓行徑不認同或被無辜掠奪便也被逼成了獨裁者的死敵。這樣的反獨裁群體，比那些欲與其爭利益爭高低見分曉的人多得太多。
達從所謂的「經濟改革」一來，中共在中國境內基本是敲詐與掠奪民眾，也就出現了更多的抗爭者，上訪者，異議者，維權人士，更甚者，搞得黨內黨外人心惶惶，國將不國的事件越來越多，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最恐怖的是：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權勢者，均已道德敗壞，相互蔑視，偏重於欺騙。並極力對抗國際社會的介入。揚其名「愛國」，其險惡用心無非就是掩蓋自己的罪行。
特別可惡的是，獨裁者害怕民富，害怕民智，害怕民醒，害怕民眾獨立自由思考，在這方面，與宗教傳道者的口舌基本相同。更甚的，他們總是把流氓準則當成唯一的社會準則，其它一律封殺。所以，獨裁國家裡，幾乎聽不到異聲，看不到奇異，都是歌舞昇平，形勢一片大好地掩耳盜鈴，或獨裁者最偉大、正確，最智慧，人民最需要他，更需要他的指導與強姦。國情一準是相反。
而採用玷污國民基本人權的獨裁政府至今不能改變，已經有悖人類總體發展洪流。所採用的黨國政策，對內不得不欺壓和殺戮，對外不得不採用欺騙與收買的手段。比如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原則上，擺在桌面上，很好，但長遠地看，大有希特勒侵略他國的可能性。因為中共總是高高在上的強暴所有世人才能快樂。所以習共即使採取收買與欺騙的辦法也是見效甚微。
原本，「打敗」對手的戰略思考，應能轉圜一些方式方法，不再是赤裸裸地武力征服，讓世人明白，最上乘的手段是共贏。大家採用文明手段，用握手言和的姿態來表述各自的需要，找到平衡點，並能產生出共生的關係，不必乾死對方。若能如此，就能化解更多的恩怨，產生必要的共生共榮氣氛。
一位哲人也說過：要想超越對手，自己就得具備最基本的做人素質，也即達到良好的個性化素質；道德素質；文化素質； 懂得雙贏的奧妙，不拘泥或滿足於自己的小圈子，懂得使用比自己更強的人，並鼓勵他們發揮出最大的能力產生出共贏的關係。
如能做到這一點，也就能證明自己確實更有本事，更能高瞻遠矚，同時很有可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讓自己的事業大風起兮雲飛揚。而在這個過程中，最佔上風的還是領軍人物。那種害怕被別人超越、搶了風頭、或害怕功高蓋主而進行排斥或打壓的首領，很難變得更強大。
因為他總是缺少比自己還有謀略的人協調和支助，形成不了在客觀現實里，僅靠自己一個人的能力和智慧就能將自己的事業做得更強大。只有與更優秀的人為伍，或籠絡到旗下，其創業之路才能通往更成功。
而對付具有強大武裝勢力的獨裁者，弱勢群體除了具備智慧和人氣以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依託的了。而獨裁者除了依靠暴力手段外，也沒有其它什麼可以依託的了。獨裁者的軟肋就是缺少智慧，失去人心，才最終自己給自己築好了墳墓。
眼下，獨裁者的敵對勢力已經不只是民主人士，弱勢群體，還有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群體，甚至獨裁者團伙里的也因為獨裁者的抓捕和邊緣化影響，不少的異議分子也成了倒獨裁變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甚至獨裁團伙里的，看到了獨裁者的末日不遠，時刻準備著拋棄獨裁者。
再者，西藏、新疆的少數民族，被中共的暴力欺壓已經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台灣政府的存在，達賴流亡政府的存在，都是給中共獨裁者送終行列里、不可小覷的勢力。
在21世紀里，不論什麼大業，僅僅依靠一個人的智慧而不運用團隊的能力，都是不明智的，在這越來越依賴團隊智慧開拓與經營的時代，大家共同的目標會越來越明顯，越能有成就，越來越輝煌。由而導使自己更能明智地少犯錯誤，多能正確地把開創事業的重擔擔負起來。
並能著眼于天下，不再局限於一國一地域。
有君對習近平這個最大獨裁者的自我選擇有一個不同預測：習近平會逐步走一些民主之路，進行一些民主小試驗，使自己的流氓群體逐漸被民主勢力取代。而習的這種選擇又是被迫的，徐徐漸進的，不得不如此的，並不是他的良心發現在做功——他也沒有良心，只有黑心。自然地，迫使他的每一個伎倆，將會給與世人一點利益和希望。但是，任何獨裁者都不會背離「窮民才好管理」的狡詐心理。
很多人都能看出，大獨裁者之一的習近平也給自己制定了終身把政的憲法依據、這種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的罪惡更能使大獨裁者死得更快。因為國際社會大加排斥不說，國內民眾的覺醒和努力以及社會所存在的任何爆點會越來越多。現在的習共獨裁者，在自己的群體中已經沒有什麼威望，只有血淋淋的殺戮，恐怖的抓捕。
也就是說，獨裁者雖有終身獨裁的慾望，卻把持不住群體湧向民主的洪流，更駕馭不住團伙內不得地的人也隨同潮流奔向民主大潮的選擇。讓世人看到，獨裁者再能獨裁，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但他無法控制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目前，具有人權意思的人們，都有遠離獨裁者的訴求，都有逃離獨裁者魔爪的慾望。這種現象與選項，已經成為了智者人生的主題。大家基本懂得，遠離獨裁者，就是遠離邪惡，遠離憑空降下來的災禍，遠離被強姦的恥辱。這種現象告訴了世人，獨裁者的存在就是製造人類惡源的自然條件。只有首先淘汰獨裁統治，才能最終實現人類和平。最該明白的是，只要獨裁者統治的地域不消除，罪惡的戰爭或殺戮模式就不會徹底終止。
對人類而言，任何創業並不能完全依靠滿腔熱血的衝動，而是能夠更理性，在定位某個事業上以後，就應該冷靜地思考現實存在的客觀實際問題，從中得取具體可行的方式，同時在開拓事業和具體選項中，做出必須的界定，消滅一切壁壘，方能避免停滯不前。
況且，消滅獨裁統治，已經不是哪一類人的需求，它已是各色各樣的人類人，各色各樣主張的現實人的共同需求。讓明眼人看到，真正能推倒獨裁統治的不是弱勢群體，很有可能就是獨裁統治中的暗藏心機的實力派。這種人的需要一旦被統治者拋棄，那麼推翻統治者使它變得更積極，更勇敢，更有智慧。
任何時候，不論是強者還是弱者，在自由選項的同時，首先懂得全面地思考將要進行的事業是否符合口味外，還要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介入到自然演變行程中去。同時，還要弄清楚，這個事業是否適合做，雖然沒有絕對般配，尚有相近的差異，然而有些手段就是已適合某種而不適合另種人解決的存在著。在任何自由選擇時，應該能夠理性針對，並看清楚個人的能力是否能夠駕馭其想駕馭的事件加以運行。
最順暢的進展就是個人能佔有一點而能駕輕就熟。
往往是，很多人知道按部就班地隨人而為，不懂開拓，這種人不會折騰，平安是福，不輕易攻擊，更不會把自己當成一枚「響雷」。而有一些人卻相反，喜歡折騰，總想做得更好，更讓人仰慕，甚至是不惜于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
前者不具有超前意思，後者往往不顧自己的能力，極力去做自己幾乎做不到的事。
不少人看過《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加以研究，還有一些文論大家知道其中的奧妙。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兩部兵書的根本區別在哪裡？從拜讀華杉先生《華杉講透孫子兵法》中，知道了《孫子兵法》的「計」是「計算」，《三十六計》的「計」是「計謀」。孫子的意見就是自己的實力夠了才能攻擊或奪取，《三十六計》的作者卻是在自己實力雖然不夠，也要奪取或攻擊。這種攻擊奪取當然要用「計謀」來實現。
然而，兩種奪取與攻擊的形式讓世人不難看到，無非就是武力佔有別人利益，而不是與別人和平共贏。同時期，互惠互利的意思形態，幾乎到現在不能清晰地被所有人樂用，甚至是即使用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
而新世紀的人類，應該放棄搶奪的手段，爭取共生與雙贏，能夠蔑視或擯除暴力手段，成為時代發展的和平角逐者。
《天下論》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政治目標雖然相同，但具體採用的手段卻截然不同。《君主論》的中心思想所告訴世人的是只要能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允許道德敗壞，犧牲對手，與《三十六計》作者的觀點有著相近之處。而《天下論》就不是，它渴望打破常規，擯棄傳統的暴力手段，盡量地取直道權謀外，更須遵守起碼的和平與共贏規則，不做損人利己的事，更不會輕易採用暴力做最後的決斷，而是能夠集聚力量，形成一個強大的陣營也是選擇或達成共生共棲的局面，展示的是文明和共贏的藍本，接近於領受《孫子兵法》的思想理論外，還具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變我變你不變我不變的超越思想。換言之，能夠搶佔主動，時刻保持主動，能致於人而不致於人。
同時，還提醒大家，只要對實現民主事業有利的任何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在團結與支持之列。不同的，所要團結與支持的需要一定要能把握到度上。
並主張人類逐漸淘汰固化的國界、宗教、民族、婚姻、黨團包括語言的模式，進行非常自由祥和的大一統。這種形式的督催，能大大地提高眾人的基本自由，能解開捆綁人們的繩索。原本，自由是最美好的生存模式，它應該脫離各種牢籠，成為沒有任何借口做掩護的人類權益。
直到目前，最不堪的是，獨裁國家領域內，弱方在與強方鬥爭中，往往被強方暴力扼殺。強方手裡具有著現代化的殺戮武器，蠻橫無理，不講人倫，而由於弱方力量太弱小，幾乎被強方完全控制在砧板上不能自主，這都是因為弱方不具備武器在手的條件。哪怕有不少的反抗者進行必要的抗爭，不具備武力的弱方就不能改變強方的意志，杜絕不了更多的悲劇繼續發生。
人類上，獨裁流氓統治者中的那些人，無非就是玩弄手中刀槍，毫無道理地進行武力挾持。他們的罪惡行徑又到了不作死不會死的程度，使更多的弱者只能選擇離開本土，到新的國家或地域去生存與遙向抗爭。儘管暫時大家都不能使獨裁團伙放下武器，但是人們也已看到了，獨裁者只因背逆歷史潮流，已經加快了其自然滅亡的步伐。
而在眾多人不具備逃離故土的條件之前，就應該在故土上與周圍人一道在維護個人最基本的權益上選擇更有利的鬥爭模式。現實告訴民眾，獨裁區域內走草根道路，外在走建立自己的民主社區道路——這兩種齊頭並進的政治策略，就是徹底清除獨裁統治的靈丹妙藥。
最可惡的就是強人的能見度往往具有局限性，又自以為是地被自己的愚昧蒙蔽了眼睛，總不能跳開過去的落伍模式，不能放棄過去的叢林規則，形成新的民主秩序，才導致了更多的弱勢民眾進行必要的抗爭。
人類總體，都應該用和平的習慣思考相處，大家在一個地球上，不能得到和平與安寧，或者不能改變獨裁者繼續耍流氓，繼續掠奪的本性時，一大批人就應該和平離開強人統治著的地域，達到不服從強人意志的目的，讓強人自己去統治那個國家好了。這樣的結果，那個國家不迅速滅亡，天都不會同意。
公元前494年的古羅馬，就有過和平撤離的開例，公元前200餘年時，羅馬人民再一次撤離，結局都很完美。這種選擇，平民就是為了得到應該得到的國家權利。這種撤離，導致了獨裁統治者不得不做出讓步，不得不給與平民更多的國家政治權力。
在獨裁者地域，大多數人都被利欲熏心。這種實際現象很實際，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智者就應該結合這種實際演繹出更理想、更有效的政治策略和切合實際的手段來，使獨裁者更被孤立，更被拋棄。
獨裁者在獨裁國境內，依然沿襲著獨裁家國的模式，所有的土地和資源包括其它財富，都被他們壟斷，國民窮困潦倒，艱于呼吸，眼看著獨裁者利用經濟改革的伎倆，使多數民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提倡大部分國民和平遠離獨裁地域，到周邊國家尋找自己的家園，具有自己的財富，不再被獨裁勢力綁架和掠奪，是一種有效對抗的選項。而且，到周邊國家去，如果具有相等的經濟實力，就能得到更多些的財富占有權、話語權。特別是到貧窮國家裡去建立家園，更能體現出自己的人生價值，也是能夠體現出自己也具有的優勢方略。
其中包括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只要能發展，加入俄羅斯國籍又有什麼？無非多了一個國籍而已，只要是對民主事業有利，走出國門，到俄羅斯遠東去，不見得不是個良好的選擇。
這種到新的國度去，並不是掠奪，更不是動搖他國的政權合法性，而且，不論到哪個國度，遵守那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必須的是每一個人的做民準則。並能夠幫助這樣的國家從貧窮的現實走出來。用更理性的文化引導他們變得更英明，更富強。也就是，選擇貧窮落後國家進行耕耘，比到發達國家要實際有益得多。因為民主人士所具有的財力和知識能夠站住腳跟，並能夠進入上流社會，影響那裡的人民。
更何況，使更多的人和平遠離，盲目地選擇發達國家，和遙遠的國度，仍不切合實際，基本上，絕大多人無法成行。只有不發達的周邊國家，才樂意接受貧困的遷徙者。這種遷徙者，能夠憑藉最原始的勞動站穩腳跟，從零出發。還能夠容留更多的異議人士運作民主事業。
當然，也不反對一些經濟實力雄厚的人到發達國家裡去建立自己的家園，但這種建立，帶動不起來更多的國民走出國門，到新的地域去得到更多的民主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也是眼下獨裁國家更多的受害者走不出國門的根本原因。一旦醒悟到這一點，在有點實力的覺者的帶領下，就會有更多的國民湧出獨裁國地域。
是的，這種帶領必須的能有一些先行者給與更多人創造出一些更多的就業空間。
況且，更多的國民離開家園，已經是徹底打垮獨裁統治勢力的最有效謀略之一。這種和平遠離，相當於唐荊陵在中國境內提倡的不合作運動，更有利於組建新的社區，同時也能帶動貧窮國家走向強盛，同時，獨裁勢力就自然大大地被削弱。
在獨裁體制下的國家裡，不要過多地講什麼民主進程，習近平的「最大的政治是民生」讓民主人士應該也應該能在獨裁恐怖大局裡確實可行。並認同最大的抗爭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保護，哪怕是對付民主勢力的獨裁者的錦衣衛，也應該成為民主陣營中的一分子。特別是，在利益面前，能夠讓所有人站在民主陣營里已是最普通的智慧。
這樣演變，就不談什麼「民主革命」，而是廣談平民的實際利益，有位民主活動家說得好，「老百姓不懂得什麼是民主？也不知道什麼是選票？更不關心誰做總統。他們最關心的是孩子上學繳學費，老人生病了要住院花多少錢？人老了要有養老金，學齡到了要能上學，家庭建立了要有住房。」
也就是說，只有在符合人民利益的當下，你才能鼓動更多的人與你一起走。並能同時間有兩條道路平頭共進——在國內草根爭取最基本的物業權，經營權，管理權；到獨裁區域以外，建立更多的民主社區。
論到此，告誡具有民主訴求的同仁如何更能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獨裁者，不要搞內鬥，搞內耗。不同於人類暴力歷史的是：絕不採用暴力。在不具備暴力力量之前，就一門子幻想著採用暴力，就是自取滅亡。更何況，取締獨裁統治，不用暴力足以做到！只不過時間可能拖長一些。
也要清楚，不論何地何時，只要建立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獨裁者的特務都會假扮民主人士前來攪局，甚至直接或雇傭他人攻擊領軍人物，甚至會像瘋狗一樣咬住民主人士不鬆口。
作為民主信仰者，已知獨裁中心是中國境內的習共，只要能把習共獨裁勢力推倒，世界上其它獨裁國家，也會產生接連倒掉的骨牌效應。而且，能夠促使習共倒下的辦法再多，但弱勢群體所能選擇的就是遠離、超越和不合作。
同時，找到切合實際的爆點很重要，比如符合納稅人的任何領域只要是牽扯到納稅人利益的行業里，都能作為爆點去推動。這種符合納稅人利益的做法，能直接擴大群體的動力。
任何時候，事業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使用的結果，每一個因素都必須得到重視。一個優秀的聯合體，不僅能為更多的合作方的能力發揮創造良好的條件，還會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使各自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是說，最成功的合作事業是與才能和背景不相同的人合作創造出來的。
在政治事業中，更要明白，有德無才是庸人，有才無德是小人。重德輕才往往導致與庸人合作，重才輕德，往往導致與小人合作。儘管如此，也不能因為對方平庸或心地醜陋而不能合作，問題的關鍵在於，對事業有益的任何合作形式都可取，並能夠展示出以不同合作的模式各就各位地走出困境。
任何時候，沒有真正十全十美的事情，或十全十美的人。現實普遍存在著，各式各樣想法的自然人。民主事業的領軍者所能選擇的人才基本就在其中，更改不了，很多的也成不了最知心的朋友。不過，為了事業的發展，又不得不妥協，特別是互惠互利的前提下，走一程算一程地方能顯示出客觀實際的發展景象。
心胸開闊的開拓者從來就不怕人多，更不怕各種思想的碰撞，各種勢力的融合。假若沒有人氣，沒有碰撞與融合，就看不出哪個更完善。特別是能保留差異，共同對外方面，能夠使更多的人站在一個陣營里，才是政治家的胸懷。
傑克?韋爾奇就說過：「優秀的領導者應當像教練一樣，培養自己的人員，帶領自己的團隊，給他們提供機會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任何時候，任何一個事業，都少不了教練似的人物引導人們朝著更正確的方向走。而這樣的人，不是什麼思想基礎都能夠充任的，特別是那些滿眼都是自己利益的人，他做不好一個「教練」又能帶動群體，最多也只能在一個較小的氛圍中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
現實生活中，常常聽到指責他人的人，總是自己正確，甚至是把搞好自己生活當著最大的人生目標。這種人，樹敵太多，甚至本該團結的同仁，也不惜于推到敵對陣營中去。這種無知的「政治家」不外就是個心胸狹隘的投機分子。
獨裁國家裡的任何人，能選擇走出國界，是政治謀略的一部分，《天下論》告訴更多人，走出國門決不能用侵佔他人利益作為行為基礎，應能做到互惠互利，進行共溶式的演化。這就需要一些奉獻精神，能夠給與他人一些實際利益，而後成為他們的一員。同時，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最基本條件，引導他們均權，共同發展。
要知道，很多比較原始的地域很需要被影響，在即將擁有文明的群體介入下，不發達又很原始的地域一旦接受了先進文明的影響，其生活質量就會迅速提高，同時還能使我們更多的人具有新的安全地域居住與發展。這也是創作《天下論》的重要宗旨，並能使一些獨裁國家裡得不到重用體現的人們悟到新的用武之地。
在這裏，再一次建議世人把「民族」「宗教」理念徹底改觀，特別是不用民族劃分種群，更不用不同的宗教門派排斥其它宗教形式的存在。不管是基督教還是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東正教、法輪功等等，這些宗教的形成，無非有了「上帝」「佛主」「安拉」等意念，而這種神佛意見完全可以化為同一種宗教認識，不同的就是形式不同罷了。而民族的形成，如果不能融入其它民族，那種固化壁壘的思想意思，只能是使自己進入被自己局限的狀態里走不出來。
特別是，宗教的形成更應當符合人類的總體生存和發展利益。比如印度教的形成就比較切合實際，它能允許各種法門的存在，更令其它宗教可以參照與改進的。
世人所看到伊斯蘭信仰者最大的優點就是特別衛生，正直無欺，最不理想的是女性低於男人一等的傳統主張。人類的出現，原本就是男女平衡關係，才利於繁衍生息。而任何強化的存在形式，只能是把自己高化了，而把別人矮化了。這種高矮化的傳統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獨裁流毒。
而且，最值得人類深惡痛絕的殘割女性生殖器行為在非洲一些國家裡依然存在著，這種殘害女性的流氓行徑，怎麼能繼續容忍呢？
同時，在與一些基督徒交流時，他們都是一個口徑地告訴聽者，只有基督是真神，其它的都是假神。因為這，很多人大不認同，到是對印度教的了解，認為印度教的存在，大大地綜合了多人的崇拜，符合人類總體利益。
法輪功這個新興起的宗教法門、在被中共極力誹謗與打壓的前提下，仍有不少人信仰，令世人萬分地感嘆。只是，不認同絕對服從不能質疑的說教。同樣，任何宗教，絕對服從的教義都應是人類所不該接受的。
宗教的形成，在人類歷史中，起到了約束群體，不會為所欲為，做更多不利於人類繁衍生息的事。但是，刻意地誘導人們偏聽偏信的形式未免愚昧人類的心智。事實上，宗教的實際意義在人類世界里，雖更能體現出越加完美的行為，然而，一旦被邪噁心態的人利用，一樣能使其變得更加邪惡愚昧。
人類的高速發展，幾乎成為了不大的球村住民，地球的狹小讓人們不難看到外在環境的局限性。而能在一起安度人生已形成了新的課題。在這裏，要談到的是，不要痴迷於佔有，要具有突破傳統佔有的意思。首先清楚，發展經濟比起政治運動更實際。多人最不認同的是「光著身子」去從事「政治」事業。而能使政治事業建立起來，就必須的具有經濟基礎。
被習共自己拿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家、雲南省委副書記的仇和先生談到過，一個政治事業的建立，首先要搞好經濟發展，所以，他提出來的「七要素」值得多人學習：「產業支撐力；經濟輻射力；文化影響力；政治領導力；社會管理力；人心凝聚力；要素集聚力（詳見包永輝：《政道：仇和十年》81頁）」。這「七力」之首就是「產業支撐，經濟輻射」，而不是「政治領導，社會管理」。仇和作為一個高智商的中共黨人，卻成為了習共罪犯，他不僅是門派之爭的犧牲品，或站錯了隊，最主要的是他所提倡的政治革命分明能要了獨裁統治者的命。
同時應該想到的是：任何一個以人組成的體系，在當今人類社會，「七力」基本模式的存在是決不可少的，它已告誡人們，特別是民主信仰者，都該清楚，沒有經濟基礎，一切政治訴求，在自己改變不了處在弱勢地位之前，面對強人法則的統治者，都是天方夜譚。而能推動民主進程，徹底清理獨裁統治的妙方不只是在獨裁統治的地域，還很需要去地域之外尋找，才有保障形成民主陣營的經濟體系，建立起來自己想建立的公平社會。
而能在境外形成民主的經濟體系，那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因為在獨裁統治的境域內，一旦獨裁者的鷹犬看到民主人士在發展經濟時，就會暗地破壞，甚至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異議人士抓捕起來，並能「證據充分、確鑿」地令無辜者身陷囹圄。當然，異議人士在境外建立起來民主的經濟體系，獨裁統治的鷹犬一樣也會去破壞，只是他們的魔爪畢竟沒有那麼長，也無法栽贓抓捕太多的民主人士。
更應該形成的是：能讓更多不同思想主張的人，都具有演變成民主人士的外在環境。這就需要任人保留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不能完全成為一個思想和主張模式，敢於讓更多人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主張，自己的利益。只要是能夠壯大民主團隊，能夠令獨裁統治者的勢力逐漸萎縮，都是最上乘的謀略。
當前，人們自然樂意接受不同信息，接受不同刺激，也就會形成不同思想和態度，產生出不同行為。因此，智者應通過傳遞不同信息。來改變或磨合過激的心理結構和行為方式，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因而，最有效並持續不斷的控制是觸發個人內在的自我控制，而不是被強制。理由是多數人都有更強的自我活動意思，工作不僅僅是為了生存，更重要的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不少教授級的文人，總是抱怨人類中的廣大民眾覺悟太低，願意做犬奴，或抱怨民眾缺乏人權意思，思想落後，然而，他更該清楚，即使是民主國家，很多人並不懂得什麼是民主？他們幾乎不具備什麼意思形態的概念，在這個方面，最應該反省的就是這種抱怨者。現實里，教授似的人們既然具有高高在上的想法，那麼，他為民眾做了多少？付出了多少？能做什麼利於民眾生存繁衍的工作？往往是，正因為對眾民利益的漠視，才使民眾不會因為他們的搖唇鼓舌而被鼓惑，因為即使民眾具有較高的覺悟，形成一致的主張，他們也不會盲頭瞎馬地追隨。其根本原因是：跟隨這樣的「理論家」，實現不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展現不出自己的人生價值。
大家在屢次交流時，基本都認同發展政治事業必須以發展經濟為第一要素，發展經濟不是目的，實現民主目標才是最大目標。試想，資產一旦到了天文數字，選擇如何發展？建立什麼樣的社會，不就有了發言權了嗎？對於每一個政治家而言，資產再多，它不過就是個數字，自己享用不了多少。關鍵的關鍵，是如何擁有這樣的經濟勢力？才有可能聚攏各式各樣的人才，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擁護。
而且，真正希望實現民主制度的人們中，並不缺乏資金的投入，關鍵是這種投入不是赤裸裸地與獨裁者作對。大凡樂於與獨裁者正面交鋒的人首先必須躲在陰暗角落裡，不能見光。因為獨裁者的殺戮與抓捕完全可以封住任何大嘴巴。到是在經濟領域里給更多人提供發展民主事業機會的人們，只要能順應自然法則，已是獨裁者最不能阻攔住了的。
由於在經濟領域成功的人們，雖然也有一些人具有民主思想，看到了獨裁製度的殘暴與危害性，但是他不具備政治遠見而只能形成家族似的傳承，並不熱于改變社會。哪怕是改變一下周邊的環境，他也是懶得用功。這樣的人們，並不值得去重視，只不過政治家有著是「磚都能砌牆」的想法而不會迴避這種人的介入而已。
許多人類政治思想家，不在統治勢力範圍內時，只能言論不能實踐，而在勢力範圍內的政治家往往又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政客。在這裏，可以斷言，即使中共黨魁大獨裁者習近平，也不是什麼抱住獨裁體系不撒手的蠢蛋，但是在看不到民主社會的必然進程之前，一樣不會撒手地放任自流，何況機會主義思想的人們？
如果把世間所有人，所有勢力視為生物種群，那麼不同種類與種類之間，就像生物種群之間必然存在著寄生或共生關係一樣。所謂的寄生，就是根據生物的寄生定義推理出來的，借喻一個能自然獨立的體系而不獨立存活，專門從另一個獨立經營的體系獲得利益的一種經營模式。所謂的共生或共棲，也是以自然中兩種或多種都能獨立生存的生物又以一定的關係生活在一起的現象，借喻體系與體系之間優勢互補，共同存亡的模式。讓世人看到的，有很多的不同見解的人，在利益面前，因為需要，難免都會進入民主陣營中來。
日本的著名企業家松下幸之助說：「不論何時，你只要有一顆謙虛和開放的心，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無論是逆境還是順境，坦然的處世態度往往會使人更加聰明。」
人類上，最聰明的人應該是政治家，而不是企業家，現實是，很多的所謂的政治家真的不如一個企業家聰明。因為企業家懂得即使空手套白狼，也需要藉助一些必備的條件才能下套。而很多政客偏偏是假惺惺的空口說白話，就想套住更多的「白狼」，試想，何時何地為什麼能行得通？
不論何時，在事業的入口處，把有限的生命投身於無限的事業中，就應經得起考驗，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創新的快感，這種快感，雖然十分艱辛，卻是唯一的生存之路、成功開拓之路。
《天下論》偏重於到新的地域建立民主區域，雖然也不否定在獨裁地域里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抗爭，但在獨裁地域外建立起來更多的民主社區，形成孤立獨裁地域的政治模式，已是智者的行為。但有一些同仁很不贊成所提倡的在周邊國家選址，理由是，離獨裁統治勢力範圍太近，其鷹犬很容易抓捕異議人士。但是，這種同仁，僅僅看到了王炳章、彭明被抓捕，卻看不到王彭為什麼不能避免被抓捕？中共鷹犬是很邪惡、殘暴，但他們也有致命的弱點，只有利用這個弱點，才能戰勝它。倘若連這種弱點都看不到和不能加以運用，還談建立什麼民主社會，不是嘩天下之大稽嗎？
《世界上下五千年》里，有段「孫武論兵」篇里，有這麼四句話很值得我們領會：
1、策之而知得失之計；2、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3、形之而知死生之地；4、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過去看《孫子兵法》，不過就是人云亦云，或者是因為兵法上的問題多於思考如何用兵的道理，而在《世界上下五千年》里，看到的不僅僅是戰爭上如何用兵的問題，還有在政治鬥爭中，我們如何面對客觀現實，進行必要的「知己知彼」，特別是懂得如何 「成計」而不是 「用計」。孫子雖然沒有詳細地告訴我們如何 「成計」，卻告訴了我們，不 「成計」就不易計算，就很難形成勝算的對抗勢力，更不能具備清理獨裁統治勢力的民主陣營。
而《三十六計》雖然告訴我們如何 「用計」，但我們不具備「計」的基礎時，也一樣的不能 「用計」，更看不到「計」的形成需要哪些自然條件。這就讓人們捧著經文依然是盲人摸象地找不到所需要的捭闔策略，使人們不能夠呈現出比較完整的剷除獨裁統治勢力的「民法要則」。更何況，任何兵法都沒有告訴現實人，新時代所具備的自然條件，採取什麼手段才能令獨裁統治勢力逐漸消亡，不會再生。
同時，還是在《世界上下五千年》里，孫子篇中，還看到了一下12條經文：
因利制權，因敵制勝；奇正相生，出奇制勝；避實擊虛，擊其惰歸；
我專敵分，以眾擊寡；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示形用詐，詭道取勝。
往往，處在弱勢地位的人們所缺少的就是智慧上的領悟，並不只是缺少戰勝對手的條件。特別是，任何謀略的運用，都不能缺少人氣。換言之，一個諸葛亮，到頭來，只能敗壞自己創建出來的基業，卻不能長久地保護好自己的基業。曹操集團雖然不被稱道，但歷史已經告訴世人，他們之所以建立起霸業，形成了自己的成功集團，最後吞下了蜀吳，就是因為智者成群，斗者成堆，並能匯聚在一起。
而民主陣營的成功建立，就是能聚集起來更多的人。
獨裁者雖然暴虐，又能野蠻地駕馭群體，那是因為這個群體不具備反抗的條件，一旦這個群體具有了反抗的自然條件，獨裁者不被推翻，那才是不符合天擇大道。
現實里，越是有才的人，越易具備更多的缺點，這種人，往往不拘泥小節，樂意從大處著眼，形成有限的、卻又實際的氛圍。在這裏，給願意承受能量的人設想出一個簡單的框架，這個框架就是一個人能承擔的格局有多大，看他是否具備這三點就不難看到了：
1、能承受多大的委屈？2、能承擔多大的責任？3、能承載多大的使命？
一些人總是善於用承繼下來的傳統思維來思考問題，常常是用已經成功的事例來對比，忘記了，時代的進步需要不斷更新舊有的進取模式，特別是赤裸裸的武力手段尚處在絕對弱勢的前提下，根本就行不通。王炳章、彭明等等先生們雖然很勇敢，但他們的一次次地嘗試告訴了世人，採用武裝推翻獨裁統治的模式不符合現實。而西方的「和平演變」模式雖然值得借鑒，卻不能照搬照划。只有開拓新的道路，綜合使用戰略，才能找到通途。
也有人會說，劉曉波先生的《08憲章》並不推崇暴力，不是一樣行不通嗎？但是，大家該清楚，《08憲章》是誕生在中國境內，而中國境內，尚有武裝到牙齒、決不放下獨裁統治的流氓無賴，《08憲章》的政治綱領在中國境外，就不可能不能普及，只要其綱領根據地域的實際能夠得到一定的修正或補充后，普及它不過就是時間的問題。
而幻想採用暴力來改變獨裁製度的人們，如果處在十分弱小的境地里，確實不切合實際。特別是，在獨裁統治區域，十分恐慌民眾造反的統治者，幾乎不準異聲的存在，何況要他們命的暴力？他們會任由其做成嗎？
老子有一段「為了避免物極必反、導致衰落，就要去甚去泰去奢」的論述十分哲理。任何時候，成功的創業都能把握住度，若不能把握，要麼就是停滯不前，要麼就是自我失敗，沒有成功之理。而且，任何時候，智者都知道，不能背離自然演變的法則，若是背離，就會被自然淘汰。
也是說，作為民主人士，雖然很需要剷除獨裁統治，使獨裁國家早日脫離魔爪。然而，採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行不通的，首先，要弄清楚，獨裁者的承受力足以平衡掉對他們所採用的暴力手段。只有和平的手段，是獨裁者沒有能力破壞的。他們的短板不是弱者拿起刀槍來進行武裝暴動，而是採用和平的手段，足以四面圍剿已不得民心的獨裁勢力。
這種選擇，是任何時候都應該切合實際地走出來以後，在具體的操作中，面對困難能夠化解一些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先天條件，使不利變有利。老子還告訴國人：「要想弱之，必固強之，要想奪之，必固與之。」
雖然人們所理解的是不怕給對手一些恩惠，但在實際運作中，很難不產生一些悖逆心理，認為與邪惡勢力勢不兩立才是正確的大道。而給與其優待未免縱容了其越加邪惡。而在客觀現實中，真正想抓住對手，為民而動，就應該採用各種實際的可行手段，才能在搏擊中勝出。而當前，最重要的能讓對手無法下口，民主事業能夠蓬勃發展，已是民主人士急需思考的創業主題。
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老子偉大的高論，而人類到現在，能夠借鑒那麼多的經驗教訓，為什麼就不能在推動民主進程中邁好人類當前的前進步伐呢？難道廣大民眾真得就這麼愚魯嗎？特別是那些總是因為被獨裁勢力迫害過重的人們，只要有人提出若能推動民主進程，與流氓握手言和也可以時，就會加以斥責，彷彿與獨裁者握手，就被收買了一樣。而在這種主觀意思里，尚有政治能見度不低，思想基礎不凡的人，也是如此。
凡是處在弱方地位的人，做夢都想推倒時刻強姦他們的獨裁統治集團，並且，做夢都想人類上所有的獨裁統治者，都能儘快地壽終就寢。但是這種夢想，如果僅僅的停留在夢境里的話，未免太抹殺了民眾的心智，使民眾中的佼佼者不能及時地服務於人類。
推動民主進程的對手就是給自己把推動者這種人製造成敵人的流氓獨裁者。然而，在這裏，欲告訴大家的是，能推動民主進程的人們有必要跨過暴力時代，應該不再樹立敵對陣營，而能夠把不同行為的人視為不同見解，不同利益的擁有者。
只有能這樣，才能避免與獨裁者的思維相同。並想到，劉曉波先生為什麼宣稱「我沒有敵人」的政治意義。
又想到，人類為什麼非要殺來斗去？難道只有拼得你死我活才能解決問題？世界之大，派別不同的對立者，為了息事寧人，怎麼不可以走出去，或者是離開是非之地呢？因為，真正的人生意義不是消滅敵對勢力而非要形成唯一的選項，讓智者更該思考的是和平共處、互惠互利，實在不行，可以遠離。
前面就提到過，古羅馬在公元前494年就有過和平撤離，那個時候的當權者讓人民為他們拚命，給他們製造財富，但不顧人民利益，魚肉人民，摧殘人民，結果導致了弱勢群體不得不和平撤離，使那個國家在外敵侵略時，顯現出了能剝奪權利人權力和生命的外敵侵略者對他們也毫不手軟。事實上，若沒有弱勢群體的保護，統治者也一樣很難存活下來，於是就不得不妥協，把國家權利與民共享了。
所以，能剝離民眾與統治者互相依存的狀態，才是民主政治活動家的重要任務。
今天人類所有的獨裁製度下的統治者，也是如此這般地掠奪民脂民膏，強姦人民，不顧弱勢群體的實際利益，驕奢淫慾，貪圖強佔，殘害民眾，導致絕大多數人沒有最基本的人權，獨裁者並利用手中的屠刀，時常架在弱者的脖子上進行掠奪與震懾。而在這樣的局面里，那些不願意受壓迫和奴役的人們，該若何選擇呢——撤離！和平撤離！仿效古羅馬人，對付權力階層，不合作，走出國門。
這種選擇，是最理性的選擇之一，它能配合著國內合理的抗爭，使事態的發展更有利於民主事業的成功。
同時，也確實減少了製造事端的人們，不得不偷越國界，被迫流亡海外，到了不得不跳機避難的程度。還如同高智晟，為了躲避魔爪，欲逃離國境，反而被錦衣衛似的國保嚴加控制，至今杳無音信。
而且，中國領域里，有個台灣和達賴集團存在。台灣的蔡式政府，由於過於弱小，儘管敢與習共對抗，也不能讓獨裁者投鼠忌器，甚至像馬英九這樣的蠢蛋，基本是配合獨裁者的行止，到了今天的蔡英文，還是不顧大陸民意地對付大陸逃過來的難民。這樣的事例告訴世人，完全依靠台北政府和依靠財經都已捉襟見肘的達賴流亡政府真的沒有希望，只有從新建立起來民主地域，才是破局的首要選項。
當然，台北政府如果能幫助中國大陸民主人士在新的地域建立民主社區，就更利於獨裁者的消亡。而達賴流亡政府，完全可以依託印度勢力的保護，形成自己逐漸強大的領地。
世人已經清楚地看到，台北也好，達賴集團也罷，只要同大陸民主團隊一道，在實現國家全面民主的道路上同進，都會自然坐大，都能早日脫離弱小被欺的窘境。關鍵是，他們的政治眼光不能局限在自己的政治、宗教領域里走不出來，應能利用當下共產黨不得民心的大好機遇，進入新的民主運動的洪流中。
還要清楚，真正沒有信仰的人，往往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這種人很容易存在一些實際的問題，起碼是自私自利的不能退讓，不能寬容，更不能為群體義務服務而毫不羞慚。最好的僅僅是為了自己的事業做了一些不得不服務於群體利益的事情罷了。
人類里，獨裁統治者總是需要一個緊箍咒來驅使群體，甚至是自己的思維也離不開被短視捆綁，許多國家雖然並不想讓自己的民族受到蹂躪，但是，由於獨裁的刺激使獨裁者選擇的就是蹂躪群體，使被蹂躪的民族不能夠更自由安全地生存。那麼，這樣的國家存在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較理性的人們從來就不贊同無益的約束，儘管都應該被道德標準約束，然而這個約束首先是能約束權力人的行為，規範到法制的框架內，才能符合人類存在的最基本原則。任何凌駕於法制之上的統治者都自然會脫離道德的約束，甚至更加邪惡。
在人類上，不論誰做統治者，都沒有關係，只要他恪守法度，不再刺激感官或不能踐踏群體人權，那麼這樣的統治者完全可以存在。否則，存在了就是抹殺良智，那麼擠掉它就已符合天道。關鍵是弱勢群體，在改變個人命運的同時，首先要清楚什麼是天道？應如何順應天道？怎樣才能督促悖逆天道的流氓無賴們服從天道？
任何時候，新的時代，國界的存在應該是利於國際上的民族團結和生存，不利於團結的事，甚至是影響了正常的群體生存，那麼這個國界的存在就是有害的了。而在這個國家裡的人們，一旦選擇跨越國家領域乃是為了更好地存在、就應該受到保護。
是說，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任何形式都應該存在，一旦發現向有害轉化了，就應該有能力取締它。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也好，敘利亞也好，以及中國也好，朝鮮也罷，強人或獨裁者都在按照自己的習慣和形式存在。因為，存不存在，不都是由得民眾群體做決定。
但是，世人看到的，這樣的存在依然會消亡陳舊的對立形式。因為依靠槍炮來維繫生存的模式不會長久。直到會有一天，只要不作死，都會坐下來，認真地進行和平對話或妥協。
既然現在的國家模式，隨著時代的演化，已經大大羈鎖了人類活動的自由，特別是嚴厲的控制使一些生活環境條件較差的人們跨越國界時，很容易成為偷渡者，而真正的國界形式其實就是利益統治集團所分割的利益區域，幾乎與弱勢群體沒有什麼利益，特別是在沒有人權的無賴黨國里，國界的劃分，就是在掠奪民脂民膏上更便宜不被別的掠奪者搶奪，並能使自己所驅使的民眾為他們犧牲。
而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獨裁統治集團的存在，大大地影響了他們自由和公平擁有，弄出來的問題多多，又沒有決定權。那些獨裁者，自己得贓不說，還決不允許大家分一杯羹地自然產生出來對立的訴求。
也能看到，真正有良知的勢力人，會幫助弱勢群體走出窮困，而獨裁統治者，往往卻是殺戮正義，昧滅良心，做著男盜女娼的邪惡勾當，使很多遵循大道的無辜者不能正常的生存，更不要說發展。也就被動造成了惡極善來地產生出根本變化的最終結局。
也就是說，在私天下里，量變是群體推動的，但真正的質變往往是獨裁統治者自身造成的。因為多數獨裁者繞不過「物極必反」這道坎。只不過，弱勢群體在加速獨裁勢力倒下的過程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量變作用。
最重要的，還是民主事業的領軍人物的合理帶領，才是導致獨裁統治產生質的變化的主要因素。
更可見，居生在黨國里的人們，時刻提心弔膽地承受著統治者的侵犯與殘暴又無可奈何。特別是所謂的法制不是對整體人群的約束，僅僅的是對付弱勢群體的國度里，弱勢群體中的人們不提心弔膽地活著，反而不正常了。他們在形成推力之前，基本也是被迫的，或者說形成了自然的反彈而已。
《天下論》還告訴世人，邪可以一時壓正，但不能永遠壓正；告訴世人，人類雖然被197個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形式來劃分佔有，但國界的界定不是鐵板一塊，特別是在土地方面的施用上，國界的界定只能是一種形式，在利益交換中，國界的影響並不會完全，也不能完全固化。只不過，弱勢群體在某個國家或地域一時尚無條件地被盤剝，被奴役，實在是有走出去的必要。
前面說過，宗教的區別與差異，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基本涵義沒有太多分別。是說，佛道神所告訴人類的，就是在來世當中，人本體和靈魂存在的更美好一些，安逸些。但教派不同而相互攻訐的人，乃是一種短視行為，凡是宗教信仰者，都應該能互溶並存，才能真正地符合教義。
而各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應該以先存在為前提，其自理都不能被外族歧視或廢棄，應該相互融合和互動逐漸進化。人之間，互惠互利才是大道，凡是利用民族的不同傷害他族的，都是卑鄙的，無恥的行為，也都將會給自己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更顯而易見，邪惡勢力可以一時強大，由於它以危害群體利益為生存條件，利用群體不能抱團、抹殺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為手段的，所以它不會長久。任何邪魔再強大可在人類總體利益面前，都會黯然失色，而光明的、和平的未來是人類總體目標。
倘為實現這個目標，就有不再被邪惡勢力長久踐踏和控制的需要。然追求未來利益的弱勢群體將以公正、民主、共贏為最基本的行為標準，才能達到預期。
《天下論》反對固化民族分別、國界界定，所提倡的是民族大同、天下大同並能互溶，其意就是打破被獨裁體完全壟斷的危害。只有群體利益被至上，才能使人類安定，人民幸福。
《天下論》的論述是沒有敵人，只有角逐對手，普天下能逐漸形成新的發展秩序，又能拋棄殺戮與無辜限制的延續。這也是以劉曉波為領軍領袖們一貫推崇的。
在《從零開始學創業》第77頁中，寫道：「人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大自然對於每一個人都是相同的，也自然會使每一個具有獨有的風格與優長，也會順便打包給每一個人大小不一的缺點。事實上，那種真正能幹事的鬼才通常不是那種循規蹈矩的人，而那些毫無特點，毫無個性的乖乖派雖然容易得到許多人的好感，但他們的惟命是從也往往說明了他們的能力的欠缺。」
獨裁集團不缺少平庸的吹捧者，護法者，但缺少的必然是「鬼才」似的人物，而開創基業的初期，只有「鬼才」才是打天下、迎得天下的高手。在對付獨裁勢力的時候，也只能採用巧妙的手段贏得時間上的差異完成欲完成的使命。
該書開篇還寫道：「一個真正的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不僅充滿了激情、艱辛、挫折、憂慮、痛苦和徘徊，而且還需要付出堅強不懈的努力。創業者除了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外，更應當懂得創業的知識，掌握創業的方法和技巧，並能借鑒成功的經驗。這樣才能科學創業，高效創業，使事業更快更順利地發展壯大。」
仇和作為中共國里的一位政治體制改革先鋒，他卻因為「受賄」而被判處了14年零6個月徒刑，作為雲南省副書記的仇和，說他受賄「3000餘萬人民幣（包括物件折價）」，這種計演算法雖然在中共法律上移花接木也講得通，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共的高官，如果都用這個方式來衡量，定罪的話，包括習近平在內也會成為罪犯了。
因為，現實獨裁的中共管理體系，已經到了無人不受賄的程度，抓住誰，誰就是罪犯，一點也不誇張。只不過，中共的內鬥，是因為他們的意思形態至今還是以「鬥爭」為手段，不是因「競爭」而上位，才出現了許多的「貪腐分子」。世人已清楚，人類上的獨裁國家裡，今天的「反腐」幹將，很有可能是明天的「階下囚」。因為，他們都具備了「腐敗」的事實。
然而，弱勢群體中的精英，最大煞風景的是不能成熟自身，往往糾結在同類之間的瑣事上。這種現象普遍體現在民主陣營中。彷彿民主事業也沒有他的攻訐就顯示不出他的存在一樣，他必須的進行撕咬。達到的就是內耗不止，耽誤了推動民主進程的正事——他也找不到推動民主進程的路數。更多的人，基本不知道如何為民主事業儘力。只憑藉自己的衝動進行一些折騰的手法演練了似乎正確的劇碼，也就很易導致被獨裁勢力的爪牙立刻拿下的惡果。
在一本書上看到過這麼一段話：真正成熟是經歷了世態炎涼之後的通透，是飽經滄桑之後的洗鍊；而不是經受挫折之後的苟且。很多貌似成熟的人，就像沒有成熟就落到地上的果子，看似成熟了，實際上是被蟲子咬了，爛了。
從中便恍然大悟，並總結了幾個真正成熟的標準：
一、不因異聲而煩惱；
二、不為功利所迷惑；
三、不糾結某件事上；
四、更能接納歧見。
2019年1月14日
無論什麼時期，人類都應該承認自身的局限性。還要清楚，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需求皆在不斷地更新。也就可以看到，今天似乎十分合理，明天就可能落後或不適於人類正常活動與生存。
在與邪惡勢力角逐中，弱勢群體之所以斗不贏強敵，並不是弱勢群體缺失大道，關鍵是所用的方法會存在一些問題。任何時候，都不缺少勇士，缺少的往往是切合實際的指導者，或指導者及時就位。任何一位理性的指導者，只要把握了歷史的脈搏，有那麼一兩個人就夠了，餘下的人們不過是怎麼去實際操作。
指導者的責任是統籌全局，能給予鬥士們找到一個安全領域，使其能得到一些必要的指導，能夠讓一些領軍人物有地方及時充電，並能集中精力和資金，或開闢第二、第三地域，使一些國家的民間逐漸壯大的勢力具有有規則的後援。
任何時候，智者的思維都能告誡自己，站在新認知的角度看，舊的認識雖然是對的有可能因為時間的推移卻是更錯的了。知曉這一點的人，才不會頑固不化地自誤誤人。
非常時期，勇士們總是要尋找指導者，並希望指導者能帶領他們與邪惡勢力正式博弈。例如在中國，許多的勇士赤裸裸地與中共這伙惡人角逐，雖然能得到一些零星的支援，但是，能夠系統得到支持或後援的幾乎沒有。國際社會，明知道人類的邪惡中心就在中國，在一心絞殺邪惡勢力中，並不敢直接公開對中共放招使勁，因為中共的武力表面上十分強大，強大的能使地球毀滅。
然而，真正了解中國現實狀況的人們，都不難知道，中國是很強大，但不代表中共強大，以殺戮取代管理的中共，不是中華民族的主人。在實行一系列的軍事活動中，中共雖然具有絕對的指揮權，但它卻不能完全調動所有的人隨著他們作惡，更況，他們早已蛻變成了中華民族的敵人。
迄今為止，人類上，獨裁統治機制已經被時代的進化逐漸淘汰或被大大地萎縮，他們依靠欺騙和剝削群體的統治手段已經不被國際社會所容納，獨裁者的頑固不化無非就是被落後的意思形態所羈絆，是因為個別人的貪慾在作祟。換言之，這樣體制下的「共和國」已經成為人類的公敵。
在西方發達國家，僅有人膽敢非法逾越他人私人領地這一例，就有可能被領主擊斃而領主受到法律保護已能證明個人人權的被重視程度。而在獨裁國家裡，弱勢群體就是在自己的床上受到侵害，房屋被強拆，人被凌辱，甚至被殺害，也不能把對手殺傷。而侵害者往往都是權勢者，受害的基本都是弱勢群體。
人類上，獨裁國家的首領，是自己強佔權位的，與佔山為王的強盜行徑不分彼此，所奉行的均是叢林法則，他們完全可以自以為是，為所欲為，不受國際法約束，國家規則更影響不了他們刺激感官，可以隨欲掠奪民脂民膏，殺戮人民。出現了中共誕生到今天，他們直接間接地殺戮了上億人眾，真是可悲可嘆。
民主國家的管理者，由於都是民選出來的，就得接受人民的約束，無法為所欲為，更不具備踐踏法制與隨欲掠奪民脂民膏的自然條件。所以委內瑞拉的獨裁總統即將被民主總統替代，就是因為獨裁總統完全失去了民心所致。而外在的因素無非就是縮短了獨裁總統的死期而已。
眼下，獨裁國家已經所剩無多，中共已是全人類的敵對勢力，在國內國外的壓力下，自然滅亡沒有什麼懸念了。只不過，在國際社會絞殺獨裁政府的今天，民主國家所花費的代價並不理想，特別是在支持獨裁國家境內的民主人士的力度上，還相當地薄弱。只不過，一味地責備民主國家的援助是不公平的，首先，獨裁國家內部的民主人士做了多少？能做多少？是否能真正地推動民主進程？何況能否加速民主進程了。
在民主國家裡，由於人民說了算才不至於被少數人強暴意志，才更利於人民居住，頤養生息——也是獨裁國家裡、需要人格尊嚴的人民夢寐以求的社會體制。民主國家，既然就連總統都是人民公僕，一旦他背離人民的利益，人民就能彈劾他，讓他卷行李走人，較嚴重的如韓國總統，一旦違法，還要接受審判。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沒有必要再討論了。應該討論的是，為了預防希特勒第二地再生，對於所有的獨裁國家的首領，就應該加大剿滅的力度，只不過，所採用的政治手段需要商榷而已。
獨裁國家，獨裁者可以任意殺人，為了爭奪王位，甚至連自己的親兄弟也不放過，如那朝鮮獨裁者金正恩。這種自相殘殺的現象至今還在所有的獨裁國家存在著。只是，像這樣的獨裁者，被絞殺的機會就更多一些，在馬杜羅倒掉以後，第二波的國際力量一準對準中共這個邪惡的獨裁者。
當下世界，戰火雖然並不太多，可人類所蒙受的戰火洗劫並沒有從根本上被消除，特別是敘利亞地域，依然是俄國與美國、伊朗與以色列、土耳其等沿用武力爭奪利益的焦點，所使用的手段就是赤裸裸地殺戮。阿富汗、以色列、巴勒斯坦、索馬里等國度，也都是用戰火或槍炮恐嚇他人，以暴力維持運轉，包括中國、朝鮮、委內瑞拉，以及一些並不著名的獨裁地區都不能和平相處，必須用戰爭或國家暴力綁架著國民才能維持運轉，其獨裁統治方式才能「依暴」存在——這種存在無外乎就是流氓叢林法則的續延。
而人類現階段的演變，就是中共在綁架著中國作為獨裁超級大國在起到阻攔或倒退作用，三個大國只有中共黨人好不要臉地做著大獨裁者。一旦中共放棄了獨裁統治權，或被剝奪了獨裁權，那麼世界在和平的進化上將會產生質的變化。
原本，人類上尚有一些落後獨裁國家禍害自己的國民，國際社會若不援手，人類豈能進步？只要中國消除了獨裁統治，那麼人類進入全球民主紀元已經顯而易見得了。
特別是中共統治者，對內不得不用武力震懾，公然與民對立，不得不踐踏多數人的基本人權，促使有實力的人們由於中共殺富劫民的無處不在、不確定性，在自己的境內仍無寧日之時，不得不逃離這個流氓當道的地域。這與共產黨的意思形態不適合國際社會和不適合本土發展有著割捨不掉的關係。
一旦受到外來的攻擊，國內很多精英不會為獨裁者而戰，甚至會幫助外來勢力絞殺獨裁者。這也是獨裁者造孽太多所致。所以，甭看中共獨裁者在國際社會大亮肌肉，其實脆弱得很。因為他們不僅是人類上的公敵，也是中華民族的敵人。
人類每次嘗試著走和平之路，也就是嘗試在新世界文化中每次產生出現代規模能不能先在某個地域實現，然後普及，雖然說每次常常夾帶著武力對仗，但是，這種武力對仗往往給人類製造的災難比較嚴重，才讓更多的人懂得了和平角逐的重要性。
那種溫和進步與量變的演繹，其中最美好的成分就是和平與穩定著的變革。也就不只是依靠某個人或某個國家更不是僅僅依靠某一個黨派單獨把國家資源集中起來，非法佔有，而是靠全人類或各種各樣、大小不一的總體力量和智慧形成著各種不同的形式均分共贏。
至於倒行逆施的終身制再一次在中國境內推行，直接威脅了國人的基本人權，間接威脅了國際社會的和平與安全。想當年的二戰，不是國際社會縱容希特勒得寸進尺的結果？給人類造成的巨大傷害罄竹難書著。
此時此刻，還要清楚，如何才能突破血緣和地緣的局限，曉得所該面對的困難與障礙不只在於現代規則的引進與固化，減少與傳統觀念、思維方式的不斷衝突，不斷地更新。任何時候，某個基點上的突破並不太難，關鍵最難突破的是總體落伍和自身的短視。而那些不斷地嘗試已夾帶著一些悲劇色彩以及令世人不無產生出太多的遺憾，亦已導使群體萎靡不振，國將不國，天下不天下。
當下，國家的形式，基本限制了人類的自然演繹，這個問題早該擺在聯合國圓桌會議的桌面上。認為，國家形式雖然是固有地盤爭奪模式的建立，尚符合以往的利益集團的需要，但今後的人類，國家的形式，如果不能淘汰，就很易繼續約束人類自由地遷徙，或走出地域局限，到新的地方去生存繁衍，也就不利於一些地域緊跟時代潮流，還讓尚存的獨裁者以國家利益作為遮羞布，擋箭牌，掩蓋了獨裁統治者無辜殺戮本國人民、踐踏基本民權的罪惡，並使這種邪惡的統治者不能及時地被繩之以法。
也是說，國家只不過是人類社會中的一個小單元，它應從服於人類總體利益而不是保守地固化自己的領地。
而且，人類總體規模行為一體化后，國際社會對所有的獨裁者無辜殺害本國民眾的行為應能及時地被打擊，如美國帶領眾多國家軍隊剷除伊拉克、利比亞獨裁者政權，使邪惡的獨裁者被及時剷除一樣。因為，邪惡至極的國家獨裁者，不消滅他們，會更不利於該地域民眾的正常生存，也影響著人類的總體安全。
目前各民族的不同思維，使各個民族的文明程度參差不齊，民族之間，總是要有一條鴻溝隔離，不能自然地融合。現實人類，民族之間的互溶，更利於人種的進化，使原始地域人的思維由於被發達國度的人們介入易於演變出現代的思想文化，使原始的族體進化出不同於原始的現代體。這種融合有利於人類總體共進退，還更利於向高質量社會演變。
人類總體事業的高速發展，以往都基本是利用暴力或戰爭來做最後的決斷，這種只有把對手製造成敵人然後再殺死的手段是卑劣的、殘暴的，不符合人類總體道德的流氓行徑，應該早日被清理，或者是只能對付流氓暴力勢力而不應在人類文明區域中使用。
如今，政治事業的目的已不是政治領域本身，必須存在於事業之外，與人類經濟社會相溶，不斷地造就一定的新組合群體，並使這個群體更能優化組合，產生出更加合理、更加完善的生存狀態鏈。而這種群體還能決定事業的存在是否符合社會存在中的新價值。
事業的興衰，已經不都是通過一些國家與社會必備的社會組件所產生出來的新價值觀來提供給群體、服務於群體所形成的時代新時尚，它不同於過去，應該以天下總體利益為目標，展望的是全人類的未來。
人類總體利益，在人類社會不斷發展中，必須突破國家封鎖，突破獨裁統治集團利益，拋棄愛國與人類總體利益不相符的怪誕、實際是幫助利益集團掠奪民脂民膏的罪惡，因為普天下的發展規模已能取代某個國家領域的實際利益，更能消除利益集團掠奪民脂民膏的邪惡。
更何況，在獨裁國家內，弱勢群體不是國家的主人，統治者才是國家的擁有者，人民永遠都是受害者，被壓迫著——這樣的國家，保留它的統治形式，已經是對人類文明的踐踏。
事實上，任何形式的獨裁勢力不僅是本土的敵人，也是全人類的公敵。在這個問題上只有獨裁者才害怕人類文明與發達國家的干預，而自己還在無恥地踐踏本國民眾的基本人權。
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僅僅是突破國家經濟模式的基本訴求，為未來的中共獨裁者擴張更大、更多、更寬的領域做準備，但他忽視了政治體制的革新或演變，以及忽視了國際社會的警惕，更不能帶動弱小國家朝著文明社會發展。習黨雖然綁架著一個超級大國搞獨裁，但達從中共奪取了國家統治權、逐漸背離人民意願以後，使中共直到今天基本失去了安寧，亂象叢生，國內各色各樣的山寨精英，或不得不源源不斷地夾帶著財富逃離，而未離開國土的對立的不對立的精英們幾乎都在與習共流氓集團進行著孜孜不倦的抗爭。
例如每年紀念林昭、李旺陽、劉曉波，或去給林昭、李旺陽掃墓或海祭，都是當局最恐慌的日子。他們已經很清楚，每一個具有民主思想的中國人都是共產黨的敵人，哪怕民主人士什麼也不做，也會受到共產黨人的騷擾與控制。
草根精英雖然不佔大多數，由於他們尚具有一定的勢力，加上被暗助，他們的存在與影響和帶動弱勢群體導致了獨裁黨防不勝防，所以維穩費用一再上升。他們很清楚，這種震懾與打擊不過就是治標不治本，可他們的能力就是這樣，根本解決不了什麼社會問題。
是的，國際間對中國民主人士的經濟暗助十分有效，並能迅速地擴大戰果，這種經濟暗助越多越大，越能加速獨裁者的滅亡，使其越加防不勝防。遺憾的，就是民主人士尚缺少一些更時效的鬥爭策略罷了。
任何民主人士，若想能夠在人類上站穩腳跟，更利於打擊獨裁集團，就應該在對手存在的前提下，懂得什麼是擊敗對手的成功範例，並研究它，悟出其中的價值規律，嫻熟其中的成功道理。且在人類歷史中，成功的案例不勝枚舉。
然那戰場上的硝煙不僅隨著時間的變幻即將消失，還有許多和平進化的事件給與世人借鑒與學習。讓世人知道，所給人類的啟迪不再是戰爭，應該是和平角逐，這是人類新世紀的常態，需求，也是人類新世紀的主流。
任何人類活動，都難免具有激烈的競爭，而在競爭中能否得到更多的生存空間，取決於人們適時的超越和抉擇度。現實是殘酷的，如果不想敗在對手的腳下，就要不僅想著千方百計地打敗對手，還要在具體的角逐中，超越對手，使自己走向普通又樸素的道路，並能帶動群體朝著更美好的社會前進。事實上，不能超越對手，就永遠不會成為成功的領軍者。只有能超越，才能成就輝煌，
任何時候，獨裁者本體，總是蔑視所有的對立者，他們不會採用溫和的、文明的、互惠互利的共贏手段，往往離不開震懾與欺壓。並教條地接受「亂世用重典」的伎倆。在獨裁者眼裡，只要敢不服從，都是敵人，哪怕無心與其為敵的習慣於無為的弱勢群體，只因對獨裁者的流氓行徑不認同或被無辜掠奪便也被逼成了獨裁者的死敵。這樣的反獨裁群體，比那些欲與其爭利益爭高低見分曉的人多得太多。
達從所謂的「經濟改革」一來，中共在中國境內基本是敲詐與掠奪民眾，也就出現了更多的抗爭者，上訪者，異議者，維權人士，更甚者，搞得黨內黨外人心惶惶，國將不國的事件越來越多，直到現在依然如此。
最恐怖的是：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權勢者，均已道德敗壞，相互蔑視，偏重於欺騙。並極力對抗國際社會的介入。揚其名「愛國」，其險惡用心無非就是掩蓋自己的罪行。
特別可惡的是，獨裁者害怕民富，害怕民智，害怕民醒，害怕民眾獨立自由思考，在這方面，與宗教傳道者的口舌基本相同。更甚的，他們總是把流氓準則當成唯一的社會準則，其它一律封殺。所以，獨裁國家裡，幾乎聽不到異聲，看不到奇異，都是歌舞昇平，形勢一片大好地掩耳盜鈴，或獨裁者最偉大、正確，最智慧，人民最需要他，更需要他的指導與強姦。國情一準是相反。
而採用玷污國民基本人權的獨裁政府至今不能改變，已經有悖人類總體發展洪流。所採用的黨國政策，對內不得不欺壓和殺戮，對外不得不採用欺騙與收買的手段。比如習近平的「一帶一路」，原則上，擺在桌面上，很好，但長遠地看，大有希特勒侵略他國的可能性。因為中共總是高高在上的強暴所有世人才能快樂。所以習共即使採取收買與欺騙的辦法也是見效甚微。
原本，「打敗」對手的戰略思考，應能轉圜一些方式方法，不再是赤裸裸地武力征服，讓世人明白，最上乘的手段是共贏。大家採用文明手段，用握手言和的姿態來表述各自的需要，找到平衡點，並能產生出共生的關係，不必乾死對方。若能如此，就能化解更多的恩怨，產生必要的共生共榮氣氛。
一位哲人也說過：要想超越對手，自己就得具備最基本的做人素質，也即達到良好的個性化素質；道德素質；文化素質； 懂得雙贏的奧妙，不拘泥或滿足於自己的小圈子，懂得使用比自己更強的人，並鼓勵他們發揮出最大的能力產生出共贏的關係。
如能做到這一點，也就能證明自己確實更有本事，更能高瞻遠矚，同時很有可能不費吹灰之力就可以讓自己的事業大風起兮雲飛揚。而在這個過程中，最佔上風的還是領軍人物。那種害怕被別人超越、搶了風頭、或害怕功高蓋主而進行排斥或打壓的首領，很難變得更強大。
因為他總是缺少比自己還有謀略的人協調和支助，形成不了在客觀現實里，僅靠自己一個人的能力和智慧就能將自己的事業做得更強大。只有與更優秀的人為伍，或籠絡到旗下，其創業之路才能通往更成功。
而對付具有強大武裝勢力的獨裁者，弱勢群體除了具備智慧和人氣以外，已經沒有什麼可以依託的了。而獨裁者除了依靠暴力手段外，也沒有其它什麼可以依託的了。獨裁者的軟肋就是缺少智慧，失去人心，才最終自己給自己築好了墳墓。
眼下，獨裁者的敵對勢力已經不只是民主人士，弱勢群體，還有各種各樣的人，各種各樣的群體，甚至獨裁者團伙里的也因為獨裁者的抓捕和邊緣化影響，不少的異議分子也成了倒獨裁變成一股不可小覷的勢力，甚至獨裁團伙里的，看到了獨裁者的末日不遠，時刻準備著拋棄獨裁者。
再者，西藏、新疆的少數民族，被中共的暴力欺壓已經到了孰可忍孰不可忍的程度，台灣政府的存在，達賴流亡政府的存在，都是給中共獨裁者送終行列里、不可小覷的勢力。
在21世紀里，不論什麼大業，僅僅依靠一個人的智慧而不運用團隊的能力，都是不明智的，在這越來越依賴團隊智慧開拓與經營的時代，大家共同的目標會越來越明顯，越能有成就，越來越輝煌。由而導使自己更能明智地少犯錯誤，多能正確地把開創事業的重擔擔負起來。
並能著眼于天下，不再局限於一國一地域。
有君對習近平這個最大獨裁者的自我選擇有一個不同預測：習近平會逐步走一些民主之路，進行一些民主小試驗，使自己的流氓群體逐漸被民主勢力取代。而習的這種選擇又是被迫的，徐徐漸進的，不得不如此的，並不是他的良心發現在做功——他也沒有良心，只有黑心。自然地，迫使他的每一個伎倆，將會給與世人一點利益和希望。但是，任何獨裁者都不會背離「窮民才好管理」的狡詐心理。
很多人都能看出，大獨裁者之一的習近平也給自己制定了終身把政的憲法依據、這種倒行逆施、開歷史倒車的罪惡更能使大獨裁者死得更快。因為國際社會大加排斥不說，國內民眾的覺醒和努力以及社會所存在的任何爆點會越來越多。現在的習共獨裁者，在自己的群體中已經沒有什麼威望，只有血淋淋的殺戮，恐怖的抓捕。
也就是說，獨裁者雖有終身獨裁的慾望，卻把持不住群體湧向民主的洪流，更駕馭不住團伙內不得地的人也隨同潮流奔向民主大潮的選擇。讓世人看到，獨裁者再能獨裁，集所有權力於一身，但他無法控制所有人的基本需求。
目前，具有人權意思的人們，都有遠離獨裁者的訴求，都有逃離獨裁者魔爪的慾望。這種現象與選項，已經成為了智者人生的主題。大家基本懂得，遠離獨裁者，就是遠離邪惡，遠離憑空降下來的災禍，遠離被強姦的恥辱。這種現象告訴了世人，獨裁者的存在就是製造人類惡源的自然條件。只有首先淘汰獨裁統治，才能最終實現人類和平。最該明白的是，只要獨裁者統治的地域不消除，罪惡的戰爭或殺戮模式就不會徹底終止。
對人類而言，任何創業並不能完全依靠滿腔熱血的衝動，而是能夠更理性，在定位某個事業上以後，就應該冷靜地思考現實存在的客觀實際問題，從中得取具體可行的方式，同時在開拓事業和具體選項中，做出必須的界定，消滅一切壁壘，方能避免停滯不前。
況且，消滅獨裁統治，已經不是哪一類人的需求，它已是各色各樣的人類人，各色各樣主張的現實人的共同需求。讓明眼人看到，真正能推倒獨裁統治的不是弱勢群體，很有可能就是獨裁統治中的暗藏心機的實力派。這種人的需要一旦被統治者拋棄，那麼推翻統治者使它變得更積極，更勇敢，更有智慧。
任何時候，不論是強者還是弱者，在自由選項的同時，首先懂得全面地思考將要進行的事業是否符合口味外，還要符合歷史發展的潮流，介入到自然演變行程中去。同時，還要弄清楚，這個事業是否適合做，雖然沒有絕對般配，尚有相近的差異，然而有些手段就是已適合某種而不適合另種人解決的存在著。在任何自由選擇時，應該能夠理性針對，並看清楚個人的能力是否能夠駕馭其想駕馭的事件加以運行。
最順暢的進展就是個人能佔有一點而能駕輕就熟。
往往是，很多人知道按部就班地隨人而為，不懂開拓，這種人不會折騰，平安是福，不輕易攻擊，更不會把自己當成一枚「響雷」。而有一些人卻相反，喜歡折騰，總想做得更好，更讓人仰慕，甚至是不惜于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
前者不具有超前意思，後者往往不顧自己的能力，極力去做自己幾乎做不到的事。
不少人看過《孫子兵法》和《三十六計》，加以研究，還有一些文論大家知道其中的奧妙。但並沒有多少人知道兩部兵書的根本區別在哪裡？從拜讀華杉先生《華杉講透孫子兵法》中，知道了《孫子兵法》的「計」是「計算」，《三十六計》的「計」是「計謀」。孫子的意見就是自己的實力夠了才能攻擊或奪取，《三十六計》的作者卻是在自己實力雖然不夠，也要奪取或攻擊。這種攻擊奪取當然要用「計謀」來實現。
然而，兩種奪取與攻擊的形式讓世人不難看到，無非就是武力佔有別人利益，而不是與別人和平共贏。同時期，互惠互利的意思形態，幾乎到現在不能清晰地被所有人樂用，甚至是即使用了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
而新世紀的人類，應該放棄搶奪的手段，爭取共生與雙贏，能夠蔑視或擯除暴力手段，成為時代發展的和平角逐者。
《天下論》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政治目標雖然相同，但具體採用的手段卻截然不同。《君主論》的中心思想所告訴世人的是只要能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允許道德敗壞，犧牲對手，與《三十六計》作者的觀點有著相近之處。而《天下論》就不是，它渴望打破常規，擯棄傳統的暴力手段，盡量地取直道權謀外，更須遵守起碼的和平與共贏規則，不做損人利己的事，更不會輕易採用暴力做最後的決斷，而是能夠集聚力量，形成一個強大的陣營也是選擇或達成共生共棲的局面，展示的是文明和共贏的藍本，接近於領受《孫子兵法》的思想理論外，還具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你變我變你不變我不變的超越思想。換言之，能夠搶佔主動，時刻保持主動，能致於人而不致於人。
同時，還提醒大家，只要對實現民主事業有利的任何人，不管他是什麼人，都在團結與支持之列。不同的，所要團結與支持的需要一定要能把握到度上。
並主張人類逐漸淘汰固化的國界、宗教、民族、婚姻、黨團包括語言的模式，進行非常自由祥和的大一統。這種形式的督催，能大大地提高眾人的基本自由，能解開捆綁人們的繩索。原本，自由是最美好的生存模式，它應該脫離各種牢籠，成為沒有任何借口做掩護的人類權益。
直到目前，最不堪的是，獨裁國家領域內，弱方在與強方鬥爭中，往往被強方暴力扼殺。強方手裡具有著現代化的殺戮武器，蠻橫無理，不講人倫，而由於弱方力量太弱小，幾乎被強方完全控制在砧板上不能自主，這都是因為弱方不具備武器在手的條件。哪怕有不少的反抗者進行必要的抗爭，不具備武力的弱方就不能改變強方的意志，杜絕不了更多的悲劇繼續發生。
人類上，獨裁流氓統治者中的那些人，無非就是玩弄手中刀槍，毫無道理地進行武力挾持。他們的罪惡行徑又到了不作死不會死的程度，使更多的弱者只能選擇離開本土，到新的國家或地域去生存與遙向抗爭。儘管暫時大家都不能使獨裁團伙放下武器，但是人們也已看到了，獨裁者只因背逆歷史潮流，已經加快了其自然滅亡的步伐。
而在眾多人不具備逃離故土的條件之前，就應該在故土上與周圍人一道在維護個人最基本的權益上選擇更有利的鬥爭模式。現實告訴民眾，獨裁區域內走草根道路，外在走建立自己的民主社區道路——這兩種齊頭並進的政治策略，就是徹底清除獨裁統治的靈丹妙藥。
最可惡的就是強人的能見度往往具有局限性，又自以為是地被自己的愚昧蒙蔽了眼睛，總不能跳開過去的落伍模式，不能放棄過去的叢林規則，形成新的民主秩序，才導致了更多的弱勢民眾進行必要的抗爭。
人類總體，都應該用和平的習慣思考相處，大家在一個地球上，不能得到和平與安寧，或者不能改變獨裁者繼續耍流氓，繼續掠奪的本性時，一大批人就應該和平離開強人統治著的地域，達到不服從強人意志的目的，讓強人自己去統治那個國家好了。這樣的結果，那個國家不迅速滅亡，天都不會同意。
公元前494年的古羅馬，就有過和平撤離的開例，公元前200餘年時，羅馬人民再一次撤離，結局都很完美。這種選擇，平民就是為了得到應該得到的國家權利。這種撤離，導致了獨裁統治者不得不做出讓步，不得不給與平民更多的國家政治權力。
在獨裁者地域，大多數人都被利欲熏心。這種實際現象很實際，沒有什麼好奇怪的，智者就應該結合這種實際演繹出更理想、更有效的政治策略和切合實際的手段來，使獨裁者更被孤立，更被拋棄。
獨裁者在獨裁國境內，依然沿襲著獨裁家國的模式，所有的土地和資源包括其它財富，都被他們壟斷，國民窮困潦倒，艱于呼吸，眼看著獨裁者利用經濟改革的伎倆，使多數民人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所以提倡大部分國民和平遠離獨裁地域，到周邊國家尋找自己的家園，具有自己的財富，不再被獨裁勢力綁架和掠奪，是一種有效對抗的選項。而且，到周邊國家去，如果具有相等的經濟實力，就能得到更多些的財富占有權、話語權。特別是到貧窮國家裡去建立家園，更能體現出自己的人生價值，也是能夠體現出自己也具有的優勢方略。
其中包括俄羅斯的遠東地區，只要能發展，加入俄羅斯國籍又有什麼？無非多了一個國籍而已，只要是對民主事業有利，走出國門，到俄羅斯遠東去，不見得不是個良好的選擇。
這種到新的國度去，並不是掠奪，更不是動搖他國的政權合法性，而且，不論到哪個國度，遵守那個國家的憲法和法律，必須的是每一個人的做民準則。並能夠幫助這樣的國家從貧窮的現實走出來。用更理性的文化引導他們變得更英明，更富強。也就是，選擇貧窮落後國家進行耕耘，比到發達國家要實際有益得多。因為民主人士所具有的財力和知識能夠站住腳跟，並能夠進入上流社會，影響那裡的人民。
更何況，使更多的人和平遠離，盲目地選擇發達國家，和遙遠的國度，仍不切合實際，基本上，絕大多人無法成行。只有不發達的周邊國家，才樂意接受貧困的遷徙者。這種遷徙者，能夠憑藉最原始的勞動站穩腳跟，從零出發。還能夠容留更多的異議人士運作民主事業。
當然，也不反對一些經濟實力雄厚的人到發達國家裡去建立自己的家園，但這種建立，帶動不起來更多的國民走出國門，到新的地域去得到更多的民主權力，擁有更多的財富。也是眼下獨裁國家更多的受害者走不出國門的根本原因。一旦醒悟到這一點，在有點實力的覺者的帶領下，就會有更多的國民湧出獨裁國地域。
是的，這種帶領必須的能有一些先行者給與更多人創造出一些更多的就業空間。
況且，更多的國民離開家園，已經是徹底打垮獨裁統治勢力的最有效謀略之一。這種和平遠離，相當於唐荊陵在中國境內提倡的不合作運動，更有利於組建新的社區，同時也能帶動貧窮國家走向強盛，同時，獨裁勢力就自然大大地被削弱。
在獨裁體制下的國家裡，不要過多地講什麼民主進程，習近平的「最大的政治是民生」讓民主人士應該也應該能在獨裁恐怖大局裡確實可行。並認同最大的抗爭是所有人的利益得到保護，哪怕是對付民主勢力的獨裁者的錦衣衛，也應該成為民主陣營中的一分子。特別是，在利益面前，能夠讓所有人站在民主陣營里已是最普通的智慧。
這樣演變，就不談什麼「民主革命」，而是廣談平民的實際利益，有位民主活動家說得好，「老百姓不懂得什麼是民主？也不知道什麼是選票？更不關心誰做總統。他們最關心的是孩子上學繳學費，老人生病了要住院花多少錢？人老了要有養老金，學齡到了要能上學，家庭建立了要有住房。」
也就是說，只有在符合人民利益的當下，你才能鼓動更多的人與你一起走。並能同時間有兩條道路平頭共進——在國內草根爭取最基本的物業權，經營權，管理權；到獨裁區域以外，建立更多的民主社區。
論到此，告誡具有民主訴求的同仁如何更能團結起來，一致對付獨裁者，不要搞內鬥，搞內耗。不同於人類暴力歷史的是：絕不採用暴力。在不具備暴力力量之前，就一門子幻想著採用暴力，就是自取滅亡。更何況，取締獨裁統治，不用暴力足以做到！只不過時間可能拖長一些。
也要清楚，不論何地何時，只要建立任何形式的民主社會，獨裁者的特務都會假扮民主人士前來攪局，甚至直接或雇傭他人攻擊領軍人物，甚至會像瘋狗一樣咬住民主人士不鬆口。
作為民主信仰者，已知獨裁中心是中國境內的習共，只要能把習共獨裁勢力推倒，世界上其它獨裁國家，也會產生接連倒掉的骨牌效應。而且，能夠促使習共倒下的辦法再多，但弱勢群體所能選擇的就是遠離、超越和不合作。
同時，找到切合實際的爆點很重要，比如符合納稅人的任何領域只要是牽扯到納稅人利益的行業里，都能作為爆點去推動。這種符合納稅人利益的做法，能直接擴大群體的動力。
任何時候，事業的成功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使用的結果，每一個因素都必須得到重視。一個優秀的聯合體，不僅能為更多的合作方的能力發揮創造良好的條件，還會產生一種新的力量，使各自的能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是說，最成功的合作事業是與才能和背景不相同的人合作創造出來的。
在政治事業中，更要明白，有德無才是庸人，有才無德是小人。重德輕才往往導致與庸人合作，重才輕德，往往導致與小人合作。儘管如此，也不能因為對方平庸或心地醜陋而不能合作，問題的關鍵在於，對事業有益的任何合作形式都可取，並能夠展示出以不同合作的模式各就各位地走出困境。
任何時候，沒有真正十全十美的事情，或十全十美的人。現實普遍存在著，各式各樣想法的自然人。民主事業的領軍者所能選擇的人才基本就在其中，更改不了，很多的也成不了最知心的朋友。不過，為了事業的發展，又不得不妥協，特別是互惠互利的前提下，走一程算一程地方能顯示出客觀實際的發展景象。
心胸開闊的開拓者從來就不怕人多，更不怕各種思想的碰撞，各種勢力的融合。假若沒有人氣，沒有碰撞與融合，就看不出哪個更完善。特別是能保留差異，共同對外方面，能夠使更多的人站在一個陣營里，才是政治家的胸懷。
傑克?韋爾奇就說過：「優秀的領導者應當像教練一樣，培養自己的人員，帶領自己的團隊，給他們提供機會去實現他們的夢想。」
任何時候，任何一個事業，都少不了教練似的人物引導人們朝著更正確的方向走。而這樣的人，不是什麼思想基礎都能夠充任的，特別是那些滿眼都是自己利益的人，他做不好一個「教練」又能帶動群體，最多也只能在一個較小的氛圍中起到一定的影響作用。
現實生活中，常常聽到指責他人的人，總是自己正確，甚至是把搞好自己生活當著最大的人生目標。這種人，樹敵太多，甚至本該團結的同仁，也不惜于推到敵對陣營中去。這種無知的「政治家」不外就是個心胸狹隘的投機分子。
獨裁國家裡的任何人，能選擇走出國界，是政治謀略的一部分，《天下論》告訴更多人，走出國門決不能用侵佔他人利益作為行為基礎，應能做到互惠互利，進行共溶式的演化。這就需要一些奉獻精神，能夠給與他人一些實際利益，而後成為他們的一員。同時，利用自己所能掌握的最基本條件，引導他們均權，共同發展。
要知道，很多比較原始的地域很需要被影響，在即將擁有文明的群體介入下，不發達又很原始的地域一旦接受了先進文明的影響，其生活質量就會迅速提高，同時還能使我們更多的人具有新的安全地域居住與發展。這也是創作《天下論》的重要宗旨，並能使一些獨裁國家裡得不到重用體現的人們悟到新的用武之地。
在這裏，再一次建議世人把「民族」「宗教」理念徹底改觀，特別是不用民族劃分種群，更不用不同的宗教門派排斥其它宗教形式的存在。不管是基督教還是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東正教、法輪功等等，這些宗教的形成，無非有了「上帝」「佛主」「安拉」等意念，而這種神佛意見完全可以化為同一種宗教認識，不同的就是形式不同罷了。而民族的形成，如果不能融入其它民族，那種固化壁壘的思想意思，只能是使自己進入被自己局限的狀態里走不出來。
特別是，宗教的形成更應當符合人類的總體生存和發展利益。比如印度教的形成就比較切合實際，它能允許各種法門的存在，更令其它宗教可以參照與改進的。
世人所看到伊斯蘭信仰者最大的優點就是特別衛生，正直無欺，最不理想的是女性低於男人一等的傳統主張。人類的出現，原本就是男女平衡關係，才利於繁衍生息。而任何強化的存在形式，只能是把自己高化了，而把別人矮化了。這種高矮化的傳統思想，本身就是一種獨裁流毒。
而且，最值得人類深惡痛絕的殘割女性生殖器行為在非洲一些國家裡依然存在著，這種殘害女性的流氓行徑，怎麼能繼續容忍呢？
同時，在與一些基督徒交流時，他們都是一個口徑地告訴聽者，只有基督是真神，其它的都是假神。因為這，很多人大不認同，到是對印度教的了解，認為印度教的存在，大大地綜合了多人的崇拜，符合人類總體利益。
法輪功這個新興起的宗教法門、在被中共極力誹謗與打壓的前提下，仍有不少人信仰，令世人萬分地感嘆。只是，不認同絕對服從不能質疑的說教。同樣，任何宗教，絕對服從的教義都應是人類所不該接受的。
宗教的形成，在人類歷史中，起到了約束群體，不會為所欲為，做更多不利於人類繁衍生息的事。但是，刻意地誘導人們偏聽偏信的形式未免愚昧人類的心智。事實上，宗教的實際意義在人類世界里，雖更能體現出越加完美的行為，然而，一旦被邪噁心態的人利用，一樣能使其變得更加邪惡愚昧。
人類的高速發展，幾乎成為了不大的球村住民，地球的狹小讓人們不難看到外在環境的局限性。而能在一起安度人生已形成了新的課題。在這裏，要談到的是，不要痴迷於佔有，要具有突破傳統佔有的意思。首先清楚，發展經濟比起政治運動更實際。多人最不認同的是「光著身子」去從事「政治」事業。而能使政治事業建立起來，就必須的具有經濟基礎。
被習共自己拿下的政治體制改革家、雲南省委副書記的仇和先生談到過，一個政治事業的建立，首先要搞好經濟發展，所以，他提出來的「七要素」值得多人學習：「產業支撐力；經濟輻射力；文化影響力；政治領導力；社會管理力；人心凝聚力；要素集聚力（詳見包永輝：《政道：仇和十年》81頁）」。這「七力」之首就是「產業支撐，經濟輻射」，而不是「政治領導，社會管理」。仇和作為一個高智商的中共黨人，卻成為了習共罪犯，他不僅是門派之爭的犧牲品，或站錯了隊，最主要的是他所提倡的政治革命分明能要了獨裁統治者的命。
同時應該想到的是：任何一個以人組成的體系，在當今人類社會，「七力」基本模式的存在是決不可少的，它已告誡人們，特別是民主信仰者，都該清楚，沒有經濟基礎，一切政治訴求，在自己改變不了處在弱勢地位之前，面對強人法則的統治者，都是天方夜譚。而能推動民主進程，徹底清理獨裁統治的妙方不只是在獨裁統治的地域，還很需要去地域之外尋找，才有保障形成民主陣營的經濟體系，建立起來自己想建立的公平社會。
而能在境外形成民主的經濟體系，那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因為在獨裁統治的境域內，一旦獨裁者的鷹犬看到民主人士在發展經濟時，就會暗地破壞，甚至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異議人士抓捕起來，並能「證據充分、確鑿」地令無辜者身陷囹圄。當然，異議人士在境外建立起來民主的經濟體系，獨裁統治的鷹犬一樣也會去破壞，只是他們的魔爪畢竟沒有那麼長，也無法栽贓抓捕太多的民主人士。
更應該形成的是：能讓更多不同思想主張的人，都具有演變成民主人士的外在環境。這就需要任人保留自己的思想和主張，不能完全成為一個思想和主張模式，敢於讓更多人有自己的見解，自己的主張，自己的利益。只要是能夠壯大民主團隊，能夠令獨裁統治者的勢力逐漸萎縮，都是最上乘的謀略。
當前，人們自然樂意接受不同信息，接受不同刺激，也就會形成不同思想和態度，產生出不同行為。因此，智者應通過傳遞不同信息。來改變或磨合過激的心理結構和行為方式，以適應現代社會的需求。因而，最有效並持續不斷的控制是觸發個人內在的自我控制，而不是被強制。理由是多數人都有更強的自我活動意思，工作不僅僅是為了生存，更重要的是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不少教授級的文人，總是抱怨人類中的廣大民眾覺悟太低，願意做犬奴，或抱怨民眾缺乏人權意思，思想落後，然而，他更該清楚，即使是民主國家，很多人並不懂得什麼是民主？他們幾乎不具備什麼意思形態的概念，在這個方面，最應該反省的就是這種抱怨者。現實里，教授似的人們既然具有高高在上的想法，那麼，他為民眾做了多少？付出了多少？能做什麼利於民眾生存繁衍的工作？往往是，正因為對眾民利益的漠視，才使民眾不會因為他們的搖唇鼓舌而被鼓惑，因為即使民眾具有較高的覺悟，形成一致的主張，他們也不會盲頭瞎馬地追隨。其根本原因是：跟隨這樣的「理論家」，實現不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和展現不出自己的人生價值。
大家在屢次交流時，基本都認同發展政治事業必須以發展經濟為第一要素，發展經濟不是目的，實現民主目標才是最大目標。試想，資產一旦到了天文數字，選擇如何發展？建立什麼樣的社會，不就有了發言權了嗎？對於每一個政治家而言，資產再多，它不過就是個數字，自己享用不了多少。關鍵的關鍵，是如何擁有這樣的經濟勢力？才有可能聚攏各式各樣的人才，才能得到更多人的擁護。
而且，真正希望實現民主制度的人們中，並不缺乏資金的投入，關鍵是這種投入不是赤裸裸地與獨裁者作對。大凡樂於與獨裁者正面交鋒的人首先必須躲在陰暗角落裡，不能見光。因為獨裁者的殺戮與抓捕完全可以封住任何大嘴巴。到是在經濟領域里給更多人提供發展民主事業機會的人們，只要能順應自然法則，已是獨裁者最不能阻攔住了的。
由於在經濟領域成功的人們，雖然也有一些人具有民主思想，看到了獨裁製度的殘暴與危害性，但是他不具備政治遠見而只能形成家族似的傳承，並不熱于改變社會。哪怕是改變一下周邊的環境，他也是懶得用功。這樣的人們，並不值得去重視，只不過政治家有著是「磚都能砌牆」的想法而不會迴避這種人的介入而已。
許多人類政治思想家，不在統治勢力範圍內時，只能言論不能實踐，而在勢力範圍內的政治家往往又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政客。在這裏，可以斷言，即使中共黨魁大獨裁者習近平，也不是什麼抱住獨裁體系不撒手的蠢蛋，但是在看不到民主社會的必然進程之前，一樣不會撒手地放任自流，何況機會主義思想的人們？
如果把世間所有人，所有勢力視為生物種群，那麼不同種類與種類之間，就像生物種群之間必然存在著寄生或共生關係一樣。所謂的寄生，就是根據生物的寄生定義推理出來的，借喻一個能自然獨立的體系而不獨立存活，專門從另一個獨立經營的體系獲得利益的一種經營模式。所謂的共生或共棲，也是以自然中兩種或多種都能獨立生存的生物又以一定的關係生活在一起的現象，借喻體系與體系之間優勢互補，共同存亡的模式。讓世人看到的，有很多的不同見解的人，在利益面前，因為需要，難免都會進入民主陣營中來。
日本的著名企業家松下幸之助說：「不論何時，你只要有一顆謙虛和開放的心，你就可以在任何時候任何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無論是逆境還是順境，坦然的處世態度往往會使人更加聰明。」
人類上，最聰明的人應該是政治家，而不是企業家，現實是，很多的所謂的政治家真的不如一個企業家聰明。因為企業家懂得即使空手套白狼，也需要藉助一些必備的條件才能下套。而很多政客偏偏是假惺惺的空口說白話，就想套住更多的「白狼」，試想，何時何地為什麼能行得通？
不論何時，在事業的入口處，把有限的生命投身於無限的事業中，就應經得起考驗，才能真正的感受到創新的快感，這種快感，雖然十分艱辛，卻是唯一的生存之路、成功開拓之路。
《天下論》偏重於到新的地域建立民主區域，雖然也不否定在獨裁地域里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抗爭，但在獨裁地域外建立起來更多的民主社區，形成孤立獨裁地域的政治模式，已是智者的行為。但有一些同仁很不贊成所提倡的在周邊國家選址，理由是，離獨裁統治勢力範圍太近，其鷹犬很容易抓捕異議人士。但是，這種同仁，僅僅看到了王炳章、彭明被抓捕，卻看不到王彭為什麼不能避免被抓捕？中共鷹犬是很邪惡、殘暴，但他們也有致命的弱點，只有利用這個弱點，才能戰勝它。倘若連這種弱點都看不到和不能加以運用，還談建立什麼民主社會，不是嘩天下之大稽嗎？
《世界上下五千年》里，有段「孫武論兵」篇里，有這麼四句話很值得我們領會：
1、策之而知得失之計；2、作之而知動靜之理；
3、形之而知死生之地；4、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過去看《孫子兵法》，不過就是人云亦云，或者是因為兵法上的問題多於思考如何用兵的道理，而在《世界上下五千年》里，看到的不僅僅是戰爭上如何用兵的問題，還有在政治鬥爭中，我們如何面對客觀現實，進行必要的「知己知彼」，特別是懂得如何 「成計」而不是 「用計」。孫子雖然沒有詳細地告訴我們如何 「成計」，卻告訴了我們，不 「成計」就不易計算，就很難形成勝算的對抗勢力，更不能具備清理獨裁統治勢力的民主陣營。
而《三十六計》雖然告訴我們如何 「用計」，但我們不具備「計」的基礎時，也一樣的不能 「用計」，更看不到「計」的形成需要哪些自然條件。這就讓人們捧著經文依然是盲人摸象地找不到所需要的捭闔策略，使人們不能夠呈現出比較完整的剷除獨裁統治勢力的「民法要則」。更何況，任何兵法都沒有告訴現實人，新時代所具備的自然條件，採取什麼手段才能令獨裁統治勢力逐漸消亡，不會再生。
同時，還是在《世界上下五千年》里，孫子篇中，還看到了一下12條經文：
因利制權，因敵制勝；奇正相生，出奇制勝；避實擊虛，擊其惰歸；
我專敵分，以眾擊寡；出其不意，攻其無備；示形用詐，詭道取勝。
往往，處在弱勢地位的人們所缺少的就是智慧上的領悟，並不只是缺少戰勝對手的條件。特別是，任何謀略的運用，都不能缺少人氣。換言之，一個諸葛亮，到頭來，只能敗壞自己創建出來的基業，卻不能長久地保護好自己的基業。曹操集團雖然不被稱道，但歷史已經告訴世人，他們之所以建立起霸業，形成了自己的成功集團，最後吞下了蜀吳，就是因為智者成群，斗者成堆，並能匯聚在一起。
而民主陣營的成功建立，就是能聚集起來更多的人。
獨裁者雖然暴虐，又能野蠻地駕馭群體，那是因為這個群體不具備反抗的條件，一旦這個群體具有了反抗的自然條件，獨裁者不被推翻，那才是不符合天擇大道。
現實里，越是有才的人，越易具備更多的缺點，這種人，往往不拘泥小節，樂意從大處著眼，形成有限的、卻又實際的氛圍。在這裏，給願意承受能量的人設想出一個簡單的框架，這個框架就是一個人能承擔的格局有多大，看他是否具備這三點就不難看到了：
1、能承受多大的委屈？2、能承擔多大的責任？3、能承載多大的使命？
一些人總是善於用承繼下來的傳統思維來思考問題，常常是用已經成功的事例來對比，忘記了，時代的進步需要不斷更新舊有的進取模式，特別是赤裸裸的武力手段尚處在絕對弱勢的前提下，根本就行不通。王炳章、彭明等等先生們雖然很勇敢，但他們的一次次地嘗試告訴了世人，採用武裝推翻獨裁統治的模式不符合現實。而西方的「和平演變」模式雖然值得借鑒，卻不能照搬照划。只有開拓新的道路，綜合使用戰略，才能找到通途。
也有人會說，劉曉波先生的《08憲章》並不推崇暴力，不是一樣行不通嗎？但是，大家該清楚，《08憲章》是誕生在中國境內，而中國境內，尚有武裝到牙齒、決不放下獨裁統治的流氓無賴，《08憲章》的政治綱領在中國境外，就不可能不能普及，只要其綱領根據地域的實際能夠得到一定的修正或補充后，普及它不過就是時間的問題。
而幻想採用暴力來改變獨裁製度的人們，如果處在十分弱小的境地里，確實不切合實際。特別是，在獨裁統治區域，十分恐慌民眾造反的統治者，幾乎不準異聲的存在，何況要他們命的暴力？他們會任由其做成嗎？
老子有一段「為了避免物極必反、導致衰落，就要去甚去泰去奢」的論述十分哲理。任何時候，成功的創業都能把握住度，若不能把握，要麼就是停滯不前，要麼就是自我失敗，沒有成功之理。而且，任何時候，智者都知道，不能背離自然演變的法則，若是背離，就會被自然淘汰。
也是說，作為民主人士，雖然很需要剷除獨裁統治，使獨裁國家早日脫離魔爪。然而，採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都是行不通的，首先，要弄清楚，獨裁者的承受力足以平衡掉對他們所採用的暴力手段。只有和平的手段，是獨裁者沒有能力破壞的。他們的短板不是弱者拿起刀槍來進行武裝暴動，而是採用和平的手段，足以四面圍剿已不得民心的獨裁勢力。
這種選擇，是任何時候都應該切合實際地走出來以後，在具體的操作中，面對困難能夠化解一些不利於弱勢群體的先天條件，使不利變有利。老子還告訴國人：「要想弱之，必固強之，要想奪之，必固與之。」
雖然人們所理解的是不怕給對手一些恩惠，但在實際運作中，很難不產生一些悖逆心理，認為與邪惡勢力勢不兩立才是正確的大道。而給與其優待未免縱容了其越加邪惡。而在客觀現實中，真正想抓住對手，為民而動，就應該採用各種實際的可行手段，才能在搏擊中勝出。而當前，最重要的能讓對手無法下口，民主事業能夠蓬勃發展，已是民主人士急需思考的創業主題。
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老子偉大的高論，而人類到現在，能夠借鑒那麼多的經驗教訓，為什麼就不能在推動民主進程中邁好人類當前的前進步伐呢？難道廣大民眾真得就這麼愚魯嗎？特別是那些總是因為被獨裁勢力迫害過重的人們，只要有人提出若能推動民主進程，與流氓握手言和也可以時，就會加以斥責，彷彿與獨裁者握手，就被收買了一樣。而在這種主觀意思里，尚有政治能見度不低，思想基礎不凡的人，也是如此。
凡是處在弱方地位的人，做夢都想推倒時刻強姦他們的獨裁統治集團，並且，做夢都想人類上所有的獨裁統治者，都能儘快地壽終就寢。但是這種夢想，如果僅僅的停留在夢境里的話，未免太抹殺了民眾的心智，使民眾中的佼佼者不能及時地服務於人類。
推動民主進程的對手就是給自己把推動者這種人製造成敵人的流氓獨裁者。然而，在這裏，欲告訴大家的是，能推動民主進程的人們有必要跨過暴力時代，應該不再樹立敵對陣營，而能夠把不同行為的人視為不同見解，不同利益的擁有者。
只有能這樣，才能避免與獨裁者的思維相同。並想到，劉曉波先生為什麼宣稱「我沒有敵人」的政治意義。
又想到，人類為什麼非要殺來斗去？難道只有拼得你死我活才能解決問題？世界之大，派別不同的對立者，為了息事寧人，怎麼不可以走出去，或者是離開是非之地呢？因為，真正的人生意義不是消滅敵對勢力而非要形成唯一的選項，讓智者更該思考的是和平共處、互惠互利，實在不行，可以遠離。
前面就提到過，古羅馬在公元前494年就有過和平撤離，那個時候的當權者讓人民為他們拚命，給他們製造財富，但不顧人民利益，魚肉人民，摧殘人民，結果導致了弱勢群體不得不和平撤離，使那個國家在外敵侵略時，顯現出了能剝奪權利人權力和生命的外敵侵略者對他們也毫不手軟。事實上，若沒有弱勢群體的保護，統治者也一樣很難存活下來，於是就不得不妥協，把國家權利與民共享了。
所以，能剝離民眾與統治者互相依存的狀態，才是民主政治活動家的重要任務。
今天人類所有的獨裁製度下的統治者，也是如此這般地掠奪民脂民膏，強姦人民，不顧弱勢群體的實際利益，驕奢淫慾，貪圖強佔，殘害民眾，導致絕大多數人沒有最基本的人權，獨裁者並利用手中的屠刀，時常架在弱者的脖子上進行掠奪與震懾。而在這樣的局面里，那些不願意受壓迫和奴役的人們，該若何選擇呢——撤離！和平撤離！仿效古羅馬人，對付權力階層，不合作，走出國門。
這種選擇，是最理性的選擇之一，它能配合著國內合理的抗爭，使事態的發展更有利於民主事業的成功。
同時，也確實減少了製造事端的人們，不得不偷越國界，被迫流亡海外，到了不得不跳機避難的程度。還如同高智晟，為了躲避魔爪，欲逃離國境，反而被錦衣衛似的國保嚴加控制，至今杳無音信。
而且，中國領域里，有個台灣和達賴集團存在。台灣的蔡式政府，由於過於弱小，儘管敢與習共對抗，也不能讓獨裁者投鼠忌器，甚至像馬英九這樣的蠢蛋，基本是配合獨裁者的行止，到了今天的蔡英文，還是不顧大陸民意地對付大陸逃過來的難民。這樣的事例告訴世人，完全依靠台北政府和依靠財經都已捉襟見肘的達賴流亡政府真的沒有希望，只有從新建立起來民主地域，才是破局的首要選項。
當然，台北政府如果能幫助中國大陸民主人士在新的地域建立民主社區，就更利於獨裁者的消亡。而達賴流亡政府，完全可以依託印度勢力的保護，形成自己逐漸強大的領地。
世人已經清楚地看到，台北也好，達賴集團也罷，只要同大陸民主團隊一道，在實現國家全面民主的道路上同進，都會自然坐大，都能早日脫離弱小被欺的窘境。關鍵是，他們的政治眼光不能局限在自己的政治、宗教領域里走不出來，應能利用當下共產黨不得民心的大好機遇，進入新的民主運動的洪流中。
還要清楚，真正沒有信仰的人，往往是沒有道德底線的人，這種人很容易存在一些實際的問題，起碼是自私自利的不能退讓，不能寬容，更不能為群體義務服務而毫不羞慚。最好的僅僅是為了自己的事業做了一些不得不服務於群體利益的事情罷了。
人類里，獨裁統治者總是需要一個緊箍咒來驅使群體，甚至是自己的思維也離不開被短視捆綁，許多國家雖然並不想讓自己的民族受到蹂躪，但是，由於獨裁的刺激使獨裁者選擇的就是蹂躪群體，使被蹂躪的民族不能夠更自由安全地生存。那麼，這樣的國家存在的意義又在哪裡呢？
較理性的人們從來就不贊同無益的約束，儘管都應該被道德標準約束，然而這個約束首先是能約束權力人的行為，規範到法制的框架內，才能符合人類存在的最基本原則。任何凌駕於法制之上的統治者都自然會脫離道德的約束，甚至更加邪惡。
在人類上，不論誰做統治者，都沒有關係，只要他恪守法度，不再刺激感官或不能踐踏群體人權，那麼這樣的統治者完全可以存在。否則，存在了就是抹殺良智，那麼擠掉它就已符合天道。關鍵是弱勢群體，在改變個人命運的同時，首先要清楚什麼是天道？應如何順應天道？怎樣才能督促悖逆天道的流氓無賴們服從天道？
任何時候，新的時代，國界的存在應該是利於國際上的民族團結和生存，不利於團結的事，甚至是影響了正常的群體生存，那麼這個國界的存在就是有害的了。而在這個國家裡的人們，一旦選擇跨越國家領域乃是為了更好地存在、就應該受到保護。
是說，不是有害的，而是有益的任何形式都應該存在，一旦發現向有害轉化了，就應該有能力取締它。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也好，敘利亞也好，以及中國也好，朝鮮也罷，強人或獨裁者都在按照自己的習慣和形式存在。因為，存不存在，不都是由得民眾群體做決定。
但是，世人看到的，這樣的存在依然會消亡陳舊的對立形式。因為依靠槍炮來維繫生存的模式不會長久。直到會有一天，只要不作死，都會坐下來，認真地進行和平對話或妥協。
既然現在的國家模式，隨著時代的演化，已經大大羈鎖了人類活動的自由，特別是嚴厲的控制使一些生活環境條件較差的人們跨越國界時，很容易成為偷渡者，而真正的國界形式其實就是利益統治集團所分割的利益區域，幾乎與弱勢群體沒有什麼利益，特別是在沒有人權的無賴黨國里，國界的劃分，就是在掠奪民脂民膏上更便宜不被別的掠奪者搶奪，並能使自己所驅使的民眾為他們犧牲。
而對於弱勢群體來說，獨裁統治集團的存在，大大地影響了他們自由和公平擁有，弄出來的問題多多，又沒有決定權。那些獨裁者，自己得贓不說，還決不允許大家分一杯羹地自然產生出來對立的訴求。
也能看到，真正有良知的勢力人，會幫助弱勢群體走出窮困，而獨裁統治者，往往卻是殺戮正義，昧滅良心，做著男盜女娼的邪惡勾當，使很多遵循大道的無辜者不能正常的生存，更不要說發展。也就被動造成了惡極善來地產生出根本變化的最終結局。
也就是說，在私天下里，量變是群體推動的，但真正的質變往往是獨裁統治者自身造成的。因為多數獨裁者繞不過「物極必反」這道坎。只不過，弱勢群體在加速獨裁勢力倒下的過程中起到了毋庸置疑的量變作用。
最重要的，還是民主事業的領軍人物的合理帶領，才是導致獨裁統治產生質的變化的主要因素。
更可見，居生在黨國里的人們，時刻提心弔膽地承受著統治者的侵犯與殘暴又無可奈何。特別是所謂的法制不是對整體人群的約束，僅僅的是對付弱勢群體的國度里，弱勢群體中的人們不提心弔膽地活著，反而不正常了。他們在形成推力之前，基本也是被迫的，或者說形成了自然的反彈而已。
《天下論》還告訴世人，邪可以一時壓正，但不能永遠壓正；告訴世人，人類雖然被197個利益集團以國家的形式來劃分佔有，但國界的界定不是鐵板一塊，特別是在土地方面的施用上，國界的界定只能是一種形式，在利益交換中，國界的影響並不會完全，也不能完全固化。只不過，弱勢群體在某個國家或地域一時尚無條件地被盤剝，被奴役，實在是有走出去的必要。
前面說過，宗教的區別與差異，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基本涵義沒有太多分別。是說，佛道神所告訴人類的，就是在來世當中，人本體和靈魂存在的更美好一些，安逸些。但教派不同而相互攻訐的人，乃是一種短視行為，凡是宗教信仰者，都應該能互溶並存，才能真正地符合教義。
而各民族的風俗習慣，都應該以先存在為前提，其自理都不能被外族歧視或廢棄，應該相互融合和互動逐漸進化。人之間，互惠互利才是大道，凡是利用民族的不同傷害他族的，都是卑鄙的，無恥的行為，也都將會給自己帶來一些不利的影響。
更顯而易見，邪惡勢力可以一時強大，由於它以危害群體利益為生存條件，利用群體不能抱團、抹殺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為手段的，所以它不會長久。任何邪魔再強大可在人類總體利益面前，都會黯然失色，而光明的、和平的未來是人類總體目標。
倘為實現這個目標，就有不再被邪惡勢力長久踐踏和控制的需要。然追求未來利益的弱勢群體將以公正、民主、共贏為最基本的行為標準，才能達到預期。
《天下論》反對固化民族分別、國界界定，所提倡的是民族大同、天下大同並能互溶，其意就是打破被獨裁體完全壟斷的危害。只有群體利益被至上，才能使人類安定，人民幸福。
《天下論》的論述是沒有敵人，只有角逐對手，普天下能逐漸形成新的發展秩序，又能拋棄殺戮與無辜限制的延續。這也是以劉曉波為領軍領袖們一貫推崇的。
在《從零開始學創業》第77頁中，寫道：「人世間，沒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大自然對於每一個人都是相同的，也自然會使每一個具有獨有的風格與優長，也會順便打包給每一個人大小不一的缺點。事實上，那種真正能幹事的鬼才通常不是那種循規蹈矩的人，而那些毫無特點，毫無個性的乖乖派雖然容易得到許多人的好感，但他們的惟命是從也往往說明了他們的能力的欠缺。」
獨裁集團不缺少平庸的吹捧者，護法者，但缺少的必然是「鬼才」似的人物，而開創基業的初期，只有「鬼才」才是打天下、迎得天下的高手。在對付獨裁勢力的時候，也只能採用巧妙的手段贏得時間上的差異完成欲完成的使命。
該書開篇還寫道：「一個真正的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不僅充滿了激情、艱辛、挫折、憂慮、痛苦和徘徊，而且還需要付出堅強不懈的努力。創業者除了具有堅忍不拔的精神和意志外，更應當懂得創業的知識，掌握創業的方法和技巧，並能借鑒成功的經驗。這樣才能科學創業，高效創業，使事業更快更順利地發展壯大。」
仇和作為中共國里的一位政治體制改革先鋒，他卻因為「受賄」而被判處了14年零6個月徒刑，作為雲南省副書記的仇和，說他受賄「3000餘萬人民幣（包括物件折價）」，這種計演算法雖然在中共法律上移花接木也講得通，但是我們都知道，中共的高官，如果都用這個方式來衡量，定罪的話，包括習近平在內也會成為罪犯了。
因為，現實獨裁的中共管理體系，已經到了無人不受賄的程度，抓住誰，誰就是罪犯，一點也不誇張。只不過，中共的內鬥，是因為他們的意思形態至今還是以「鬥爭」為手段，不是因「競爭」而上位，才出現了許多的「貪腐分子」。世人已清楚，人類上的獨裁國家裡，今天的「反腐」幹將，很有可能是明天的「階下囚」。因為，他們都具備了「腐敗」的事實。
然而，弱勢群體中的精英，最大煞風景的是不能成熟自身，往往糾結在同類之間的瑣事上。這種現象普遍體現在民主陣營中。彷彿民主事業也沒有他的攻訐就顯示不出他的存在一樣，他必須的進行撕咬。達到的就是內耗不止，耽誤了推動民主進程的正事——他也找不到推動民主進程的路數。更多的人，基本不知道如何為民主事業儘力。只憑藉自己的衝動進行一些折騰的手法演練了似乎正確的劇碼，也就很易導致被獨裁勢力的爪牙立刻拿下的惡果。
在一本書上看到過這麼一段話：真正成熟是經歷了世態炎涼之後的通透，是飽經滄桑之後的洗鍊；而不是經受挫折之後的苟且。很多貌似成熟的人，就像沒有成熟就落到地上的果子，看似成熟了，實際上是被蟲子咬了，爛了。
從中便恍然大悟，並總結了幾個真正成熟的標準：
一、不因異聲而煩惱；
二、不為功利所迷惑；
三、不糾結某件事上；
四、更能接納歧見。
2019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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