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意識形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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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的意識形態結構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2日
作者 令支奇
達爾文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浪漫派個性主義和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乃魯迅思想的實質內核。這些思想在他的優秀文學作品中得到充分而形象化的闡述，成為共產集權紅朝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資源。民主既是壹種運作形式，更是壹種精神內涵。在民國初期空前活躍寬鬆的社會環境下，魯迅敢於向獨裁者（北洋軍閥段祺瑞、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開戰、投出匕首和短刀，但其思想里卻最為缺乏現代民主精神，其人格中更缺乏寬容大度的氣質。另壹方面，魯迅所信奉的思想在其生前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可能具有壹定的積極性和進步性，但在其身後卻未必如此。魯迅所強烈抨擊的社會弊端至今尚未消減，恐怕與其未能提出有效的療治方案不無關係，他不過是痛陳和詛咒而已。
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是懸挂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而文化則是這壹網路的紐結。然而，在人類以行動追求意義的社會世界里，卻充滿了弔詭與變幻：當新教徒關閉了修道院的大門，高唱哈利路亞，大步穿越浮華之世走向天國的時候，何曾想到這是引領人們走進資本主義的機械化宇宙。原本是前壹代人孜孜以求的意義所在，到頭來卻成為後壹代人無法擺脫的宿命。韋伯夫人瑪麗安娜稱之為觀念的悲劇，其實，這也往往是人類意義追求的悲劇。行動者或多或少以單壹方式指向的最初意義被完全遺忘，或者因意義的變化而消失。 （王炎：意義之網，2010年4輯，社會學家卷首）
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在其去世幾十年後的今天，對其進行全面反思，不難發現，除了他那敢於反抗、不畏強權的寶貴精神，以及對現實黑暗揭露之深度、鞭撻之力度之外，貫穿其作品中的思想觀念則是大可懷疑甚至有害。
有民主人士曾經詢問當政以後的毛澤東：魯迅如果活到今天，他會是怎麼的情況呢？毛回答：他或者停筆或者坐牢。然而，魯迅的《全集》卻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各地新華書店大行其道，其紀念館的規制可以超過幾乎所有作家。
這是否說明：魯迅的思想觀念可以被別人加以利用，而其批判精神卻不見容於後世？馬克思所謂「播下龍種收貨獲蚤蟲「是否說明精神氣質的難以傳承？
本文通過系統詳盡的文本分析，揭示魯迅的思想資源譜系及其現當代中國的影響。
魯迅的童年遭遇與心理情結
心理分析學家弗洛伊德認為，童年生活中壹些特殊的經歷，對壹個人成年之後的思想感情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甚至形成某些繞不開的心理情結。這壹規律對於魯迅（周樹人）先生同樣適用。
魯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城壹個小康的士大夫家庭。祖父的入獄家道中落、父親的重病早逝、當鋪抵押、中醫庸術，日本看片等經歷，對其思想形成可能具有重要決定作用。
壹八九三年，在浙江省的科舉考試中，魯迅的祖父替親友行賄，觸犯了法律，被清政府逮捕下獄。半年後，他的父親又患水腫病。家裡資金緊張，只好靠典賣衣物來維持。他幾乎每天出入于當鋪和藥店。開方的名醫所用藥引十分奇特，醫術里摻雜壹些迷信成分。父親的病卻越來越重，終於去世。魯迅的家庭徹底破落了。
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對學監要求學生去孔廟行禮非常吃驚，感到絕望。壹些中國學生常常遭到某些軍國主義思想嚴重的日本人的歧視和辱罵，魯迅認為這應該「鞭策我們發奮圖強」。魯迅對辮子由衷厭惡。「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才種定的。」他是江南班第壹個剪掉辮子的學生。第二學年時，日俄戰爭剛結束，魯迅觀看了壹個幻燈片：為俄國軍隊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抓住槍斃，圍觀的中國人竟無動於衷。魯迅對此怒不可遏，憤然退場，從此棄醫從文。
當時的社會背景可謂風雲變幻、災難深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其尖說複雜。壹八四二年，英國發動貿易戰爭，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壹八五O 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壹八五六年，爆發了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出讓主權和割地賠款。沙皇俄國趁火打劫，霸佔中國壹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土地。壹八六壹年，紹興人民群起毆打前來劫掠的「炮船楚勇」，並將知府打成重傷，有力地配合了太平軍的進攻。太平軍佔領紹興后，周家損失極大，魯迅的家庭維持著不愁生計的小康局面。壹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爆發，簽訂了空前屈辱的《 馬關條約》 ，洋務運動破產。壹八九八年六月十壹舊，光緒皇帝接受了維新派的建議，下達「明定國是」詔書，開始實行戊戌變法[1]。
上述種種事件的影響，導致魯迅思想中仇視權貴豪強、殺富濟貧、保種圖強以及蔑視中國傳統文化（尤其中醫藥）的基本因素，為後來接受進化論甚至社會達爾文主義奠定了基礎，以致最後發展成為相信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者。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壹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壹倍，再到壹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葯。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以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壹日地亡故了。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2]。
從《吶喊》 自序中，我們可以發掘出魯迅思想起源的脈絡：由於父親的久病以致英年亡故，立志學習醫術，以便救死扶傷。家庭的衰落與民族國家的落後，使其接受了當時正在熱門的達爾文進化論，甚至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把生存競爭、弱肉強食舉為顛撲不破的宇宙真理。
每當從當鋪里抵回錢，再到藥店中買葯，如此艱辛卻挽救不了父親的性命，於是便否定中國傳統醫學，再進而否定整個傳統文化。
在日本留學期間因觀看日本人處死中國同胞的電影，發覺圍觀的同胞都很麻木，轉而棄醫從文，發誓喚醒國民的精神。這其中未免狹隘民族主義之嫌，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常被用來發動群眾的「靈丹妙藥」。
創辦《新生》 雜誌失敗的經驗，發覺自己不是振臂壹呼應者雲集的英雄，轉而發憤要成尼采式的超人，民眾的精神導師，最終獲得「民族魂」的稱號。
魯迅的家庭背景對其性格思想的形成無疑具有重要的決定影響。據周建人回憶，在魯迅幼年時家庭教育可分為兩派，在方法上，壹是主張放縱，壹是主張嚴厲；在目的上，壹是主張養成拍馬和鉆營的手段，壹是主張培養正直強硬的性格。魯迅屬於嚴厲而正直的那壹派。他與之戰鬥的往往是當時權勢人物，他的規矩便是對於舊社會的舊勢力不屈服，這樣的勇氣背後則是被壓迫的勞動大眾。在污濁的社會裡，吹牛拍馬的人依靠自己的技巧以求自己利益的生存的同時, 性情強硬的人卻為大多數民眾所喜歡贊助。魯迅的祖父以喜歡「罵人「出名，當然不是拍桌大罵，而是指摘與批評別人。這自然為人所忌，常為當時人所不喜歡。入獄以後，心境更加鬱悶，見人常從昏太后、呆皇帝罵起，以致於其他的人們，壹壹指摘其缺點和錯誤。魯迅的父親因家境不好心境也不快，常飲酒發脾氣。生氣時會把筷子丟掉或把碗摔碎。他認為人如遇到欺辱，應該強硬對付，但如無端去欺辱別人，卻是不應該的。魯迅很受這種思想的影響[3]。
歷史洪流中魯迅的人生抉擇
歷史演繹人生，也造就人生；人生屬於歷史，也改變歷史。國家的歷史進程正是由壹個個鮮活的人生命運所書寫，流動的人生舒展著歷史，歷史進程也同時決定著歷史人物的人生走向。從人生與歷史這個角度考察歷史名人魯迅的命運選擇，我們從中可以獲得許多啟發。
1881—1911年，0-30歲
青少年成長期，處於滿清王朝統治危機，他本人家道中落，聰明好學，關注各種流行思潮，厚積薄發，為日後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881年9月25日(農曆八月初三)，魯迅出生在中國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府城內東昌坊口(今屬紹興市越城區)的壹個書香門第，名為周樟壽。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在北京任官員。魯迅與周恩來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學始祖周敦頤。父親周伯宜是壹名秀才，母親魯瑞。
1892年，11歲就讀於家鄉紹興的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
1893年(光緒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為科舉舞弊案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資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開始衰落，同時其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借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
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現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他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
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他感到壹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歷史醜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沈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混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
1912—1926年，31-45歲
正值軍閥割據、言論自由的黃金時期，在好友蔡元培推舉下，成為北京國民政府的職員，生逢其時，創作才能得以得意很好發揮，文學事業取得輝煌成就。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他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巖壹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此時，他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壹同從南京遷居北京。
1926年8月，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抗議三·壹八慘案，被北洋政府彈壓，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
3.1927—1936年，46-55歲
處於國民黨壹黨專政時期，政府開始壓制言論自由，他從廣州到上海，走上壹條賣文為生、自我流放之路，以文學家身份深深捲入政治運動，其作品的文學藝術價值大為下降。
1927年1月16日，46歲的魯迅離開廈門，18日抵達廣州，19日晨，在孫伏園、許廣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次日演題《老調子已經唱完》。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
1930年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自由大同盟」被嚴壓，魯迅離寓避難。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
1933年壹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魯迅被舉為執行委員。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為「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這時有魯迅將被暗殺的傳聞，有人勸魯迅少露面，魯迅不以為然，出門不帶門鑰匙，以示決絕。
1936年10月，魯迅因積勞成疾逝世于上海，上萬名上海民眾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橋萬國公墓。在他的靈柩上復蓋著壹面鮮紅的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大字[1]。
4.1936年以後，后魯迅時代的魯迅命運
1937年底，延安風沙瀰漫的操場上，在《毛澤東論魯迅》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魯迅「並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壹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他還論述了魯迅的三大特點，即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偉大的「魯迅精神」，號召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學習魯迅的精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2]。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壹步明確提出：「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暗示，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魯迅的時代了，不能再使用魯迅那樣的雜文筆法，否則妳就會成為我們的敵人。
1948年，胡風不識相，繼續大講魯迅。毛澤東遂請出胡繩，撰《論魯迅思想的發展道路》壹文，將魯迅的思想劃分為前期和後期。認為魯迅前期的思想（獨立思考、懷疑精神等）是有局限性的，在當時尚可理解，但如果現在還要堅持，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做法。魯迅的可貴之處在於後期的轉變，自覺站到我們共產黨壹邊。
1949年，中共建政后，胡風和郭沫若同時發表《魯迅笑了》之類的文章，認為魯迅如果活到現在，壹定非常高興，這話也許不無道理。但胡風太興奮，忽略了本不該忽略的事情。
1954年，毛澤東到紹興參觀魯迅的故居，在三味書屋和百草園徘徊尋望。他對陪同的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說：紹興是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地方，也是中國現代大文豪魯迅先生的家鄉。他有兩句名言妳知道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共產黨人就應該有這種精神。
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至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1961年前後，毛澤東面臨嚴重困境。國際上蘇聯開始對華封鎖，國內大躍進失敗，受到黨內的強烈抵制，內外交困。魯迅誕生80周年時毛連續寫了兩首悼詩，當時並未發表，可以視為流露了毛的真實心聲。他還將魯迅的詩句「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抄寫給壹位日本友人。
1966年10月19日，在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郭沫若發言，稱要發揚魯迅的造反精神，但造反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許廣平也做了煞費苦心的發言，表示魯迅是毛澤東的小兵，魯迅將毛澤東看成心中最紅的太陽。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悲劇。
魯迅在文革時期遭到嚴重扭曲：壹是將魯迅的批判和戰鬥精神納入毛澤東思想體系下，實為跪著造反。二是將魯迅的懷疑和否定精神推到極端，革命壹來，壹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三是將魯迅思想權力化。魯迅曾經的論敵們全部遭了殃，被權力壹壹打倒。四是將魯迅思想唯壹化。魯迅的思想是和同時代的其他人，如胡適、周作人等共同存在的，他的價值正是體現在和其他人的比較選擇中。當只剩下壹個魯迅的時候，就很成問題了。魯迅的思想在文革中經歷了浩劫。壹方面是對魯迅的歪曲，壹方面又是對其的空前普及。
1971年11月，林彪事件發生兩個月後，毛澤東在武漢接見軍區領導人時說：「勸大家再看看魯迅全集，他的書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魯迅是中國的第壹等聖人。中國的第壹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3]
1975年11月初，毛澤東對周海嬰關於出版帶註釋的《魯迅全集》的信作出批示：請政治局「討論壹次，作出決定，立即執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關理論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還強調：我建議在壹兩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4]。
壹個人死後仍然被世人時常談論，這大概正是「偉人」們才能獨享的歷史待遇，魯迅正是這樣的壹位歷史人物。
魯迅是現代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家和思想者，其影響深刻而廣泛，他去世后「被神話」與「被圍剿」成為硬幣的兩面。對其情感取向常常因人而異甚至完全相左，有人喜愛有人厭惡，個中緣由乃因政治立場的巨大差異。大凡歷史名人、公眾知識分子都會有強烈的歷史意識，魯迅這樣的「偉人」自然不會自外于近現代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他們的人生選擇與國家歷史進程息息相關。系統的考察研究可以發現，辛亥革命、北伐戰爭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對魯迅的人生方向產生了巨大影響。辛亥革命前，魯迅積极參与孫中山同盟會地下活動，成為反清鬥士中的成員；辛亥革命后，他成為國民政府職員、社會主流；北伐成功，國民黨實行壹黨專制，國共兩黨分裂，在強大的政治強權之下，以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被迫作出相左的人生選擇，成為兩大敵對陣營的要員。由於進化論、超人哲學的思想基礎，魯迅順理成章地投向共產陣營，與胡適分道揚鑣。
魯迅的胸襟與氣度
人們評價歷史人物總是難免情感介入和「燈下黑」效應，站在不同高度和角度，對於某個人物，常常會做出完全相反的評價。
林志浩在壹九八九年出版的《魯迅傳》中對傳主的人格稱讚有加：「魯迅是富有革命人情的偉大戰士，他對於年輕壹代是辛勤的園丁，對於浪漫蒂克的朋輩，是難得的諍友，對於故人、親人則始終如壹，篤守情誼，堅持原則。」
該書同時不得不承認，左聯繫統的多數人，基本屬於二、三十歲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知識分子，對於魯迅的偉大，缺乏深刻認識，導致他們與魯迅之間難免存在壹些分歧與隔閡。但即使有些分歧和隔閡，魯迅也是敵我是非鮮明的，這充分反映魯迅的革命的人情。他排斥壹切無原則的友誼，始終把友誼服從於革命的利益[1]。
正面評價者認為，魯迅是青年衷心敬愛的導師，他所密切聯繫的文藝青年多數是其學生。魯迅經常與青年學生促膝談心，和藹相處。但在壹封信中他卻坦誠地認為：「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它，想除去它卻不能。而竭力遮蔽著，總是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於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感覺悲哀者以此。」這其實就是唯我獨尊、心胸狹隘、嫉賢妒能之類的潛意識心理自供狀。
魯迅的胸襟與氣度，從下面幾件事情可見壹斑。
在《論照相》中，魯迅諷刺泰戈爾和梅蘭芳：「印度詩聖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壹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了幾位先生們的文氣和玄氣，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卻只有壹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家的握手。」批判諷刺當下社會名流，歷來是中國文學青年提高自己知名度的常用手法，王朔、韓寒之流莫不如此，然而魯迅才是其先鋒楷模。「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就是男人扮女人。」這成為文革中「最最最」語式的始作俑者。
英國哲學家羅素壹九二〇年來中國講學，在其《中國問題》中記述：「我記得壹個大夏天，我們幾個人坐轎過山，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辛苦。我們到了山頂，停十分鐘，讓他們休息壹會。立刻他們就並排的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談著笑著，好像壹點憂慮都沒有似的。」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對此諷刺道：「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就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這未免讓那些「和諧社會」理論宣傳者感到難堪了。由於人類個體之間能力和稟賦的差異，人類社會等級劃分具有客觀現實基礎，關鍵是如何處理好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
對於復古派準備創辦《國故》月刊，魯迅聽到「壹群壞種」正醞釀「創刊屁志，系專對《新青年》而發，便在信中憤慨地指出：「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國法，如何國粹，何如發昏，如何放屁，……亦壹快事也。」因為我輩「閱歷已多」，對此「都已不怕」，「壞種」有什麼花樣翻新，就儘快拿出來好了！從這段描述，魯迅專制獨裁的本性暴露無遺，與後來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如出壹轍。
陳源在《致志摩》的通信中，懷疑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整本的剽竊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況講話》裏面的小說部分」。魯迅立即寫作《不是信》，揭露陳源是「熱度太高，發了昏，發揮它捏造事實的真本領」。胡適站出來袒護陳源，說魯迅反擊陳源，是因為心胸狹隘。後來，日本人的這本書譯成中文，魯迅的書譯成日文，魯迅興奮地說：「現在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惡名，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壹直帶到墳墓里去了。」對批評者反批評之惡毒，簡直是狗血噴頭，死無葬身之地。這壹手法，完全被毛澤東批判政治對手時發揚光大，後者甚至還動用國家行政手段致對手于真正死地。
歷史學家顧頡剛性格上有自我矛盾的方面，他與魯迅是壹對冤家對頭，魯迅甚至不惜在歷史小說《理水》中以及各種通信中對顧頡剛發難，並且多次稱之為「鼻」。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壹生中第壹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原來矛盾的起源是顧頡剛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之嫌，他還與陳源談及此事。魯迅對此耿耿於懷，從此就「盯」上顧頡剛。
魯迅言辭之犀利不是壹般人所能承受的，在1927 年5 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寫道：「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因為顧頗剛長了壹個紅紅的酒糟鼻。這當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擊。
魯迅對青年寫作中的缺點、錯誤，總是糾正和鼓勵同時並進，深怕影響了他們的情緒（《魯迅傳》 ）其實這要有個前提，那就是這青年必須是我壹伙的同類。魯迅有原則的立場和分明的是非，他對於青年，壹面固愛才若渴，壹面也嫉惡如仇。比如對於未名社的多數成員，就多次讚許他們認真不茍、潔身自好的精神，同時又為他們的氣魄小、不能有大作為而深感惋惜。對於「趨向不良」的青年如高長虹、向培良等人，則表示極大的僧惡。魯迅曾給他們辛苦地選定作品，逐壹校正文字，併為他們介紹發表、謀求職位。但時隔不久，他們「莫名其妙」地同魯迅絕交，把魯迅稱作「青年的絆腳石」。魯迅感慨地說，飲過我的血的人，「乘我困苦的時候，竭力給我壹下悶棍，…… 這實在使我憤怒，怨恨了，有時簡直想報復。" （《 兩地書》 九五）按說，高長虹們壹定有他們的理由，可惜沒有發言的地方。
魯迅就職廈門大學數月後便提出辭職書。校長林文慶面對呼籲改革的風潮，派秘書送來聘書挽留。當挽留無效時，又為魯迅設宴餞行。在壹次宴會上，雙方藉著三分醉意說酒話。林文慶介紹其中壹位資本家說：「這是我們的董事，我們私立大學只要誰捐錢就可以做董事。」魯迅立即掏出兩毛錢拍在桌上：「我捐兩毛錢，可以做董事嗎？」搞得林文慶神情尷尬、目瞪口呆。
據陳望道回憶，《濤聲》主編曹聚仁宴請魯迅、林語堂等做客。在宴席中，林語堂得意忘形地談起他在香港的壹件逸事：當時幾個廣東人象講「國語」似的滔滔不絕地用廣東話交談，林語堂用英語插話，把他們嚇住。魯迅聽到后，忍無可忍，放下筷子，站起來責問林語堂：妳是什麼東西！妳想借外國話來壓我們自己的同胞嗎」林語堂當場出醜，瞠目結舌不知說什麼好。林志浩在《魯迅傳》中認為，這是壹個偉大的革命戰士飽含民族自尊心所噴出的憤怒烈火。但我們從中不難發現魯迅的偏激和缺乏幽默感。試看八十年後的天朝，滿口流利英語者多麼吃香，大學里通不過四、六級者，校方不給學位證書。
經常給《自由談》 投稿的青年如徐懋庸、唐弢等都曾得到魯迅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但有壹位青年他自己參禪，對別人也多所諷勸。他親手抄寫佛經贈送魯迅，並希望魯迅能參禪悟道少生閑氣。魯迅覺得這樣的青年，己是老氣橫秋，未可親近了。常常避而不見，或見而不談。由此可見，魯迅對於思想信仰不同的人絕對難以包容。
壹九二九年，國民政府在「西湖博覽會」附設「先烈博物館」，將革命烈士鄒容列為「落伍者」，並搜羅他的「醜史」。魯迅針對這種「古怪」現象，寫作《「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諷刺說：「后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 「他所主張的不過是民族主義，不知道三民主義，當然也不知道共產主義。」平心而論，就鄒容的單純排滿復漢，在滿清王朝退位后稱其為「落伍者」並不為過。如果這「丑」確實是真實的史實，將它公之於世，這才叫「不為賢者諱」
魯迅初到上海編輯《 語絲》 時，史濟行來稿和來信卑辭徵求魯迅文章，魯迅觀其言察其行，總是給他壹個置之不理。有壹次，他化名齊涵之，來信自稱和白莽同學，藏有他的遺稿，正在經營出版，要魯迅作序。魯迅不虞有詐，動了友情，受其欺騙。寫作《續記》 指明真偽，揭穿騙局。黃萍蓀托郁達夫請魯迅題詩，魯迅寫了壹首五言絕句送給他。寄出不久，刊登在「反動」雜誌上，魯迅十分憤慨。壹九三六年，黃萍蓀投靠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許紹棣門下，編輯《越風》 時接連不斷向魯迅寫信求稿。魯迅斷然拒絕或不予理睬或施以鞭撻。二月十日他寫信聲明：「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係，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
富家孤兒李秉中是個不滿現實而多少帶有「狂氣」的青年。壹九二四年，他在北京讀書期間同魯迅認識。此後八、九年，當他在政治上尚無定向，來信「頗多感憤之言」時，魯迅出於對青年的關懷，曾經同他保持密切的聯繫，給予他熱情的幫助和指導。壹九三二年以後，他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官員．壹九三六年五月到七月，他代表官方趁魯迅大病之際，三次呈函，以撤銷通緝令為誘餌，勸魯迅撤離戰鬥。魯迅在寂寞中寫信回答：謝謝妳的懇切，但我的余命己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
魯迅和林語堂原是意氣相投的老朋友，兩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壹次魯迅不慎把吸剩的煙頭扔到林語堂的帳門下，竟把林語堂的蚊帳燒去不小的壹角。林語堂將火撲滅后，心裏十分不悅，便厲聲責怪魯迅。魯迅覺得林語堂的火氣太大，有點小題大做，太傷人了，便還了幾句嘴：「完全燒了便怎樣？壹共也不過五塊錢罷了！」林語堂正在氣頭上，當然不讓，於是兩人便爭吵起來。壹位是國內外享有聲譽的「幽默大師」，壹位是舉世公認的「左翼文壇之雄」，兩人竟然為了這事大傷和氣，自此絕交[2]。
在《「好政府主義」》、《知難行易》 等文章里，魯迅揭露胡適被蔣介石召見的「醜聞」: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壹下相好。坐牢靠的時候是『堰武修文』, 粉飾太平；做倒霉的時候又因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壹點，就是見於《紅樓夢》 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真是主子垂青，奴才效命，並無『國民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了。這就有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意味了，妳魯迅不也是向毛澤東示好嗎？如果從階級鬥爭角度，抨擊蔣介石召見胡適，尚可理解。如果從普世價值出發，國家領導人與專家學者共商國是，不是很正常嗎？
試想，魯迅如此嚴重的性格缺陷，難道對其思想觀念不會構成壹定影響嗎？梁實秋在《 關於魯迅》 （2007 ）壹文中談到魯迅的胸襟思想，頗為中肯。
魯迅在《 萌芽月刊》 上發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批判梁實秋，而梁實秋並不贊成當局把魯迅的作品列為中華民國禁書。正如 伏爾泰所說「我不贊成妳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妳說妳的話的自由。」梁實秋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搜集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壹冊，看誰說的話有道理。他曾經在大學里兼任過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便覺得這有損於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走註銷，魯迅的作品不在其中。但是這件事立刻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梁實秋把魯迅及其左傾作品壹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壹虛偽情報，派作梁的罪狀之壹。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事情。
梁實秋認為，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路人，最初頗為反對當時左傾分子，與創造社的壹班人齷齪。他原是壹個典型的舊式公務人員，在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部當壹名僉事，在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壹來是職位低下，二來是從不強出風頭，頂多是寫點短篇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壹些歐洲作品。參加《 新青年》 雜誌發表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逐漸為世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士釗排擠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廈門、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穩定的職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終至病死。
魯迅壹生坎坷，到處「碰壁」，自然心有壹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總想壹吐為快。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也許先天有壹點紹興師爺「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根底當然是出類拔萃的，其作品在當時的確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對具體人事的諷刺有壹定的價值。他的主要作品是雜感集，但是要成為文學家，僅有滿腹牢騷，壹腔怨氣是不夠的，還要有壹套建設性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積極的看法，縱然不能構成完整的體系，至少也要有正面的主張。魯迅有的只是消極的「不滿於現狀」的態度。問題在於，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百孔千瘡，慢慢地尋求漸進的改良，不失為壹種辦法。如果不贊成某種辦法或者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也可以，但是妳總得提出壹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壹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魯迅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此。梁實秋曾經寫過文章《不滿足於現狀》，逼他攤牌：「妳罵倒壹切人，妳反對壹切主張，妳把壹切主義都貶低得壹文不值，妳到底打算怎樣呢？說出妳的正面主張。」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是節外生枝的奚落梁壹番，指出梁的文字不通，「褒」是「褒」, 「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隨後，他聲明，有壹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梁追問他，那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用不答表示默許。
梁實秋還認為，魯迅原來和共產黨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被逼上梁山。他從不批判共產主義，是為自己留下壹條後路。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壹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領袖們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 。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的。這本書實在譯得太差，很可能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只是這壹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蘇聯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等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也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也很快匿跡銷聲。這壹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此時，東北發生中東路抗俄事件。當中國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衝突，我們的傷亡慘重，引起外國人強烈關切。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壹個考驗。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杆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梁實秋很天真的提出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等人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壹考驗，魯迅的立場已經十分明顯。魯迅沒有文藝理論，先是以壹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於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魯迅死前不久，寫過短文《死》 ，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奉勸青年們「切莫作空頭文學家。」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隨便寫過壹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他們原是有組織、人力、錢財和機構，猩紅封面的全集出版印刷，這就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
梁實秋評價魯迅的作品，認為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很少能夠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諷刺文學要具備的條件：第壹、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這壹點魯迅是合格的。第二，居心要忠厚，可以憤世嫉俗，但在心坎里還是壹股愛意，而不是仇恨，目的不在逞壹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魯迅是否有此胸襟值得懷疑。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壹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不是人身攻訐，才能維持客觀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斗轉星移，當事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章也要講究章法，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壹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巨制。其代表作《阿Q 正傳》 ，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典型的愚民，在心理刻繪上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 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 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和地方性。壹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份量，像《阿Q 正傳》 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作者造成偉大作家。蕭伯納來到上海時，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照片在雜誌上刊出，壹邊站著的是身材高大鬚髮銀白的肖伯納，壹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髮蓬亂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份量也不稱。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唯壹值得稱道的是《中國小說史略》。
總結魯迅的壹生，梁實秋認為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本來他可以取得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壹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當時的（共產主義）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有壹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沈靜的觀察人生的整體。」 這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德批評英國人巢塞時所說的話[3]。
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反對他的以及有目的給他捧場的人，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文筆，但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可惜態度非常偏激。
狂人日記 進化論的形象化解讀
魯迅壹九壹八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此時的中國，正是民主與專制、統壹與分治妳死我活、血雨腥風的年代，自然博得廣大讀者的強烈認同。
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72名烈士葬身於黃花崗。5月9日，清廷宣布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激起全國怒潮。8月27日（七月初四），四川榮縣第六次起義。9月7日，成都總督趙爾豐大開殺戒，激起民憤，各路同志軍猛撲成都，四處開花。10月10日，武昌打響第壹槍，辛亥革命爆發。10月11日，武昌全城光復。革命黨人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黎元洪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發布《致全國父老書》。12月3日，各省醞釀北伐，廣東發兵抵滬。兩個月內，有湖北、湖南、陜西、山西、江西、雲南、貴州、安徽、江蘇、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四川等省先後宣布獨立。12月5日，在漢口的各省代表討論和議大綱：推倒滿清政府，主張共和政體。12月28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12月29日，孫中山歸國，17省代表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月3日，黎元洪當選副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成，確定各部總次長名單。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壹科科長。1月5日，河北灤州起義領導人王金銘、施從雲等多人就義于雷庄。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通過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綱領，以南京為臨時首都，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1月14日，袁世凱在北京、天津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良弼等組成宗社黨。陶成章被刺死於上海。1月16日，京津同盟會張先培、楊禹昌、黃之萌等謀炸袁世凱未中，三人均被捕遇難。袁從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順輿情，贊成共和，以免乘輿出狩。1月24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殺宗社黨激進首領良弼，彭以身殉。1月26日，良弼越二日死。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懇求袁世凱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朝將領五十人聯銜通電，請清帝退位。2月12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袁世凱的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後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遜位詔書》，宣布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2月13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發出《辭臨時大總統文》和《推薦袁世凱文》，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6月份袁世凱罷免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後，國民黨內部達成壹致，于倉促間發動了「二次革命」。 7月8日，李烈鈞在江西首揭討袁大旗，二次革命爆發。7月，孫中山力主南方七省起兵武力討伐袁世凱，稱為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由於實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敗。10月6日，國會受到恐嚇，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
1914年5月31日，安徽潁州大刀會舉事，旋遭鎮壓而失敗。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正式任總理職。12月12日，袁世凱稱中華帝國大皇帝。12月13日，袁稱帝后第壹道申令：捕殺亂黨。
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凱通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12月，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陳炯明回到東江壹帶，組織民軍起義。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通電各省宣告雲南獨立，聲討袁世凱，並建立護國軍。
1916年1月1日，袁世凱將民國改為帝國，建元洪憲，自封皇帝，總統府改名新華宮。雲南護國軍政府成立，唐繼堯誓師討袁。辛亥革命元老、戲劇家景梅九寫作《討袁世凱檄文》，被稱為「天下第壹檄文」，他還在陜西組織護國軍討袁。2月18日，中華革命黨于湖北起義失敗。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廢除洪憲年號，復任總統。5月9日，陜西獨立；陳樹藩領銜。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號召推翻袁世凱。6月6日，袁世凱在憂懼中病故。6月7日，黎元洪在北京東廠衚衕自己家中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6月，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戰時代。9月1日，由陳獨秀主辦的《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
1917年5月7日，國務院向國會提出對德宣戰案。8日，國會開會討論宣戰案。10日，在段祺瑞授意下，由流氓、乞丐、軍警包圍國會，毆辱議員，脅迫國會當天通過宣戰案，遭到拒絕。19日，段祺瑞策動各省督軍要求黎元洪解散國會。至此，府、院之間的對立不可調和。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職務，段祺瑞則通電各省，不承認免職令。皖系和追隨皖系的督軍紛紛宣布獨立。直系馮國璋採取觀望態度。6月1日，黎元洪不得已，召張勳來北京調解。6月7日，張勳率辮子軍自徐州北上進京。張勳進京后，擁立清廢帝溥儀復辟。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館，並電請馮國璋代理總統職務，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府、院之爭的結果，非北洋系的黎元洪下台。6月30日夜，張勳諧康有為等16人入清宮，挾持溥儀出御太和殿復辟稱帝，黎元洪聞詢逃入日本使館，電請段祺瑞為內閣總理討張。段于馬廠誓師，攻打張勳。7月1日，愛新覺羅溥儀再次登基，頒布多條新政，意圖恢復大清。7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魯迅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7月7日，段芝貴、曹錕所部與張勳所部在廊坊激戰，張軍戰敗。7月12日，討逆軍進入北京，張勳逃入駐京荷蘭公使館。10時，聚集在天壇的張勳部隊掛起中華民國國旗宣布投降，段祺瑞「三造共和」的事業，至此功德圓滿。愛新覺羅溥儀在全國人民的聲討聲中再次寫下退位詔書，證明清王朝不可能恢復的事實。厭倦了府院之爭的段祺瑞決定以代總統馮國璋取代黎元洪為總統。 7月17日，俄國爆發七月流血事件。孫中山率領舊國會議員及海軍，南下廣東。布爾什維克黨發動士兵和工人舉行武裝示威遊行。這壹動作即使不是奪取政權的嘗試，也是壹次「火力偵察」，但以失敗告終，加上社會上流傳布爾什維克領取德國金錢的流言，布爾什維克的聲譽遭到嚴重打擊。布爾什維克黨雖然還能夠公開活動，但部分領導人如加米涅夫和與布爾什維克緊密合作的托洛茨基被捕入獄，另壹些領導人如列寧、季諾維也夫等轉入地下。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宣戰，廢除中德、中奧條約。9月 1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廷榮當選為元帥。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與當時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接著他又領導並接濟壹批南方軍閥，發動對抗北京的『護法戰爭』。南北戰爭壹起，統壹的中國壹分為二，產生兩個中央政府。10月24日夜，列寧走出地下，來到武裝起義的總指揮部斯莫爾尼宮。在他們的領導下，推翻了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二月革命宣告夭折。11月7日，俄國爆發由列寧領導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等人的領導下，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工人士兵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了第壹個蘇維埃政權國家——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其中中國1500餘名華工參加革命，編為「中國團」。 11月22日，馮國璋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至此，段祺瑞二次內閣倒台。12月6日，曹錕、張懷宣、張作霖等10人聯名電請北京政府頒發明令，討伐西南。12月25日，馮國璋宣告正式停戰。
1918年1月3日，孫中山親自指揮炮擊督軍署。1月15日，岑春煊另立政府，成立西南各省聯合會。
1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話文，帶動其他刊物的跟風，形成使用白話文的潮流。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釗、高壹涵、魯迅等人參與《新青年》工作，輪流主持編輯。
2月1日，直系主和派王占元泄密，馮國璋陷於被動。同日，皖系引奉軍入關，劫走大批直系軍火。
2月14日，馮玉祥在武穴發表主和通電震動全國，對此，段琪瑞十分憤怒。
3月12日，奉軍張作霖部入關，沿京奉鐵路駐防。3月中旬，張敬堯血洗平江，其慘狀為南北戰爭以來所未有。3月中旬，在曹錕調停下，段琪瑞調馮玉祥任湘西鎮守使，3月下旬，馮部離開武穴向湘西進發。3月下旬，岳陽失守，北軍佔領長沙。3月23日，段祺瑞再次成為國務總理。
4月5日，日軍在海參崴登陸。繼之，謝苗諾夫、鄧尼金等紛紛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
4月25日，趙恆惕率湘軍攻克醴陵、株州，北軍大敗。
5月4日，廣州政學系與桂系聯合排斥孫中山。
5月15日，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狂人日記》，是國內首次發表的白話小說。
5月20日，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乘船離開廣州赴上海。
5月，南方軍閥 『桂系』佔上風。他們霸佔廣州的軍政府，由大總統制改為七總裁製。竟然鵲巢鴆占。5月21日，大元帥孫中山離開廣州。6月3日，世界範圍的流行性感冒開始襲擊上海。
6月14日，徐樹錚在天津誘殺直系將領陸建章。6月14日，馮玉祥奉命進攻常德，經激戰後佔領全城。6月15日，南北兩軍終於坐在壹起並宣布罷戰休兵。6月25日，孫中山流亡上海[1][2][3][4][5][6][7]。
寫於1918年4月，首發於5月15日4卷5號《新青年》月刊的《狂人日記》，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學的第壹篇作品，是對封建主義充滿正氣和勇敢的宣戰書。據周遐壽《狂人是誰》（載《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在孕育過程中，作者確實遇到壹個精神病患者，他的大姨母之子—表兄弟阮久孫，當時在山西省繁峙縣當幕友。壹九壹六年十月突然精神失常，「說同事要謀害他，逃到北京來躲避」。魯迅留他住在會館，「午前帶他去看醫生，車上看見背槍站崗的巡警，突然出驚，面無人色。據說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滿恐怖，陰森森的顯出狂人的特色」。這點具體的生活素材，觸發魯迅孕育己久的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反映過程，創作出「狂人」這樣鮮明的典型形象，從而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石。
魯迅在給許壽堂的信里說：「《狂人日記》 實為拙作，…… 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該篇描寫壹個「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狀態：神經過敏、多疑多慮、思想跳躍，它藉助雙關的語言和象徵、比喻等手法，對人物的細緻描繪，把狂人特有的內心感受和社會生活的深刻揭露，巧妙地結合起來。狂人所說的某壹句話都是瘋話，但又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實，從而顯示了「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它剝開了「仁義道德」的偽裝，控訴了「易子而食」、「食肉寢皮」等殘酷的罪行，尖銳地指出幾千年來的歷史是人吃人的歷史。它把血淋淋的封建社會的本質揭示出來，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狂人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與廣大群眾隔膜的關係。先驅者本來是最清晰的人物，但卻不能以本來面目跟讀若相見，而是以被扭曲的狂人面目出現，這本身就是壹個莫大的悲劇。
筆者從小說文本中選出下列段落，從社會思想角度進行分析。
家裡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壹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
妳看那女人「咬妳幾口」 的話，和壹伙青面撩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歷歷的排著，這就是吃人的傢伙。
我翻開歷史壹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齣子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蒸魚的眼晴，白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壹樣；我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還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大哥請何先生來給我診脈。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的明目，揣壹揣費瘠：因這功勞，也分壹片肉吃。合夥吃我的，便是我的哥哥。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食肉寢皮」。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孤貍的狡猾。
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是同謀，早已接洽。
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壹點人。後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壹味要好，就變成真正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壹樣，有的變成魚鳥猴子，壹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漸愧。怕比蟲子的漸愧猴子，還差的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的兒子，給桀紂吃，還是壹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開闢天地以後，壹直吃到易牙；從易牙的兒子，壹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麟，又壹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裡殺了犯人，還有壹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舔。
有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本篇的創作靈感應該來自民國英雄徐錫麟、秋瑾的犧牲對作者幼小心靈的撞擊。從飢荒年代的易子而食、戰場上敵人之間的咒罵，甚至醫藥書上的記載，推斷出整個人類的吃人歷史，以致鄰居、醫生、親人都想吃掉自己，最後到自己也是吃人的壹族。這本屬於精神妄想狂的臆想，卻被許多人當成正常人（或偽裝精神病人）的合理判斷並代代流傳。
從思想分析的角度，這根本上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形象化論釋，只不過作者在語言上的堅硬、犀利蒙蔽了許多讀者。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是壹個階級戰勝另壹個階級的歷史。這壹點，我們可以從《 燈下漫筆》 （1925年4月29日）中看的很清楚：「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即從文明以來壹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和被吃，以凶人的愚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壹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宴，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對辛亥革命的誤讀
魯迅的小說並不多，但是堪為佳作的卻不少，其中又以《阿Q正傳》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不僅阿Q的形象深入人心，以「精神勝利法」為特徵的阿Q精神也成為了慣用語。
壹九二壹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壹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莫斯科的兩名派員主持壹切事項。出席大會的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王盡美、鄧恩銘、李 達、李漢俊、張國燾、劉靜仁、陳公博、周佛海，還有陳獨秀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會議制定黨綱，通過工作決議，選舉黨的機構，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從此，中國出現完全新式、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統壹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這壹事件對魯迅的人生道路和寫作生活產生深遠影響。這年冬天，魯迅陸續寫出他最重要的小說《阿Q正傳》，它以辛亥革命前後的農村未庄為背景，塑造出深受封建主義壓迫和毒害的貧苦農民阿Q 的形象。阿Q 沒有家室，失掉了土地，成為沒有固定職業的流浪僱農。他靠著替人家打短工度日，但結果除了破衣服外便壹無所有。他失去獨立生活的壹切基礎，甚至也失去自己的姓名和籍貫。根據魯迅後來的回顧，阿Q 「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的質樸、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阿Q 向吳媽求婚，既表現他質樸、愚蠢和游手之徒的習氣，也反映他所受的極其深重的迫害。地主不僅用大竹杠打他還剋扣工錢，勒索財物，甚至連壹件破布衫也不放過。地保也趁機要了加倍的酒錢四百文。他的賭博、廝打和偷竊等等，既同他的貧苦落後的生活狀況相聯繫，有帶有流浪漢的特色。
阿Q 的現實處境是極其悲慘的，但他在精神上卻是「常處優勝」。作者從中概括出「精神勝利法」這壹腐蝕中華民族的嚴重病疾，揭露封建社會的「聖經賢傳」對民眾的毒害。
小說最後三章集中地反映辛亥革命，描寫阿Q 在這場革命中的表現和命運。他原來認為革命便是「造反」, 「造反便是與他為難」，但是當他看到革命爆發，使舉人老爺慌忙從城裡搬運家產到鄉下，看到他們那麼害怕革命，於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況且未庄的壹群男女的慌張神情，也使阿Q 更快意，產生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阿Q 在土谷祠里曾經對革命抱過熱烈的幻想，他終究明白革命是暴力，其目的是有利而無害的。活生生的生活實踐教會阿Q 認識革命，並投奔革命。可是領導這壹場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卻不依靠農民的力量，相反地與封建階級相妥協、相勾結，「知縣大老爺還是原職」, 「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舉人老爺當了「民政幫辦」，秀才和假洋鬼子加入了「柿油黨」，未庄仍然是趙太爺的天下。壹切依舊，只有阿Q 被誣為盜賊，抓去槍斃了。評論認為，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它跟封建階級的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從而有力地否定了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魯迅的《 阿Q正傳》 很快獲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被翻譯成日、俄、英、法等多種文字，贏得世界讀者和文藝家的好評。法國進步作家羅曼· 羅蘭說：「這部諷刺寫實作品是世界的，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過阿Q ,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副苦惱的面孔。」[1]
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寫道：「對於漢族歷史，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壹壹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壹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壹治壹亂』。那些做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然而我們究競正向著那壹條路走呢？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但我們也就像古人壹樣，永久滿足於『古己有之』的時代嗎？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需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二樣（不做奴隸的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2] 這應該是《 阿Q 正傳》 的主題思想之所在。
喬峰（周建人）在《阿Q時候的風俗人物壹斑》 中，分析了可能的阿Q原型，認為阿Q 「不是壹個實實在在的個人照相，而是觀察了許多人之後，熔合塑造而成的人物現象。」其中阿貴尚未娶親，性好玩耍，好吃懶做，常向兄長要錢喝酒，有些玩世不恭，也有些耐人尋味的舉動。阿D者，壹個特別仇視勞苦人民的沒落地主，常以踢翻漁夫兒子的木盆來取樂。他反對任何改革，看見學生們穿黑襪也要忿怒萬分。又怕被他所罵的「新黨」將來得勢，而遭革命者的報復。清朝皇帝退位時，他驚恐地逃出城去。阿Ts 比阿D年輕，自稱革命的新黨，不信鬼神，把友人家的祭品拿來大吃大喝。阿Don 羞澀、軟弱、說話木訥。由於貪睡，學做生意都不成功，只好給人家幫忙，做些簡單的事情。酒後大罵山門，跪向娘姨求婚，被打得鼻青臉腫后，指手劃腳地發著牢騷。他在本家漸漸沒落分散，失去經濟支持以後，只好住進土谷祠里[3] 。
筆者認為，本篇文本可以作出多種解讀，這正是優秀文學作品的基本條件。從文中描述的未庄社會眾生相，固然可以總結出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模型，但同時也可以歸納出人類等級劃分的簡化模型，即掌握和運用知識對個人社會地位的確定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底層民眾被欺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們不善於掌握和運用知識，就是說，知識就是權力。如果要提高民眾的地位，放手讓其學習和使用知識、了解資訊動態，至關重要。
我們要問的是：阿Q 不滿於現狀，並且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之中，翻身得解放，成為「新中國的主人」，他會不會成為趙太爺、假洋鬼子、舉人老爺和把總那樣的人上人？阿Q 被處死之後，下壹個又會是誰？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壹個人民共和國，雖然經歷了艱難曲折，但在寶島台灣終於結出豐碩的果實，這壹點己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魯迅在本篇中對辛亥革命做了歪曲、片面的觀察描述，在其筆下，這場歷史性革命與歷次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的改朝換代幾乎沒有多少區別，妳方唱罷我登場，新貴替舊臣，從局部的基層角度來觀察，不無敏銳，但作者顯然沒有深刻認識和領會民主共和、三民主義的真諦。既然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解決不了中國的社會問題，那就再進行壹場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土義革命」吧，這幾乎成為中文小說版《共產黨宣言》 ，無怪乎魯迅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其紀念館則是所有現代作家中規模最大的。在《華蓋集·忽然想到》（1925）中魯迅進壹步明確表示：「我覺得彷彿很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既然革命之後，我成為奴隸的奴隸，那麼進行壹場新的革命就是必然的了。在談到《阿Q正傳》的寫作過程時，作者寫道：「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而是擠出來的。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壹種自害的脾氣，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阿Q 正傳》 的成因）這似乎承認了他有時在為別人做嫁衣裳的內情。
從社會心理角度，本篇還可解讀出專制主義硬幣的兩面壹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知縣大老爺、帶兵的把總、舉人老爺們代表獨裁之罪，不難辨識，但中國人總體上對平庸之惡少有深刻的拷問。所謂「平庸之惡」，源自漢娜· 阿倫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意指缺乏思考與是非判斷能力之人，對權力會象機器壹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納粹的大屠殺就是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相結合的極端產物。阿倫特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歷史上的大惡很普遍，而納粹的大屠殺是特殊的現象，它不是由狂熱者或反社會者所執行，而是由那些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為。她通過分析普通人阿道夫· 艾希曼在屠殺猶太人過程中的行為，得出壹個重要結論：當極權主義運動降臨的時候，所有的人實際上都在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艾希曼曾在大屠殺中籤發了數萬份處死猶太人的命令，正是這些命令，使上百萬無辜的猶太人慘死在集中營、毒氣室、焚屍爐里。阿倫特強調，艾希曼不是那種獻身於邪惡的罪犯，而是壹個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別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陞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動機。這種熱心的程度本身也絕不是犯罪，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壹的因素。這就是平庸…… 這種脫離現實與無思想，即可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出其巨大的能量。」中國近代史上「反右」、「文革」以及各種群眾運動均是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相結合的產物。平庸之惡構成了專制主義盛行的社會心理基礎。從阿Q 身上，我們不是可以解讀出平庸之惡嗎？面對真正的民主運動之時，阿Q 之流是否會冷嘲熱諷、甚至維穩鎮壓？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正是對「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鮮明的立場，在《葯》的主人公、索取人血饅頭的華老栓身上，平庸之惡主題更加突出。
體制內的改革難以成功，體制外的革命會導致動亂或者產生新的專制集權，在中國這是壹個兩難的選擇，導致壹元化文明延續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但辛亥革命顯然與歷史上的農民革命不同，它是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推動下發生的民主革命。革命的結果，是推動了華夏文明從壹元化到多元化的轉型。第壹，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中國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的集權制度，建立了國會，實行了多黨議會政治，制定了憲法，推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責任政府，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民主選舉的壹系列程序，使中國開始邁上了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軌道。辛亥革命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僅僅是推翻壹個皇帝，剪掉壹條辮子。其最深刻的意義，就在於它開啟了中國壹元化文明到多元化文明的轉型，確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則。中國是壹個人口大國，有幾千年君主絕對專制的歷史，有深厚的程朱理學道德倫理作基礎，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禁錮著中國人的思想，還有江湖義氣、流氓文化毒害著人們的心靈，這些都有利於君主絕對專制的宗法壹體化的政治制度的復活，其文明轉型難度遠非其他國家可以相比，其文明轉型的時間要比任何國家都要長。而辛亥革命迅速結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而且此後再也無人能夠復辟帝制，這難道不是壹個偉大的奇迹嗎？第二，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所確立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則，使近現代的中國出現了自春秋戰國和大宋王朝以來的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最起碼的法律保障。當時的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創辦報紙，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批評政府和國家的領導者，而不受任何官方的干預。國家也沒有所謂的新聞檢查制度。這壹時期，國外各種思想流派、學術思潮紛紛傳入中國，導致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產生了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文化偉人。這個局面壹直延續到蔣介石時期才結束。 第三，中華民國建立以來所確定的保護私有財產、發展私人資本、推進中國市場經濟和工業現代化的原則，為中國現代文明的發展和民富國強指明了方向。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為人權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第四，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還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中國人的生活出現了多樣化。下跪行為被取消、男人減掉辮子、婦女廢除纏足惡習、宦官太監開始絕跡，城市開始迅速現代化。
當然，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分權的政治體制和民主選舉程序，卻沒有能夠保留下來，而是讓袁世凱篡奪了民主革命的果實，沒有把華夏文明轉型的事業堅持到底。這是壹大遺憾．也是中國人的不幸。
其實，從當時的歷史情況看，中華民國建立的民主制度的被拋棄，並不是歷史的必然。首先，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當時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其次，南方士氣高漲的幾十萬軍隊，為了保護新生的民主政權，將士們願意與清朝軍隊決壹死戰。再次，從財政上看，南方各省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從長遠看，南京政府應該有足夠財力來維持運轉。最後，南京政府集合了當時中國的優秀人才和民族精英，他們富有民主政治的理想，具有獻身於國家民族的精神，學貫中西，有管理國家的才能，精通憲政。因此，南方的民主政權的失敗是不應該的。
學者認為，造成中華民國民主政治體制中斷的根本原因，是孫中山等人在指導思想和政治運作上發生了嚴重的失誤，而不是有些歷史學者所說的資產階級的軟弱、中產階級未興起、民智未開、專制勢力強人，也不是沒有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及外國勢力的破壞。
研究表明，孫中山等人的失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壹，過分地強調了反滿復漢的民族主義，將大總統位置讓給漢族官僚袁世凱，天真地希望袁世凱這樣的反動官僚、陰謀家和獨裁者為中國的華盛頓。第二，大壹統情結太重，過分強調國家統壹，而且實現南北統壹的願望過於急迫。第二，孫中山沒有建立起領袖的權威。首先是因為武昌起義，並不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發動的。再則，孫中山沒有解決南京臨時政府急需解決的財政困難和國際承認。其政府沒有指揮軍隊打敗北洋軍的進攻導致武漢失守等等。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沒有建立起民主之父的權威。人們轉而對袁世凱抱有希望。第四，孫中山組織的政府沒有代表性。他把最重要的職位都讓同盟會員擔任，他本人也不願做在責任內閣制下沒有實權的總統，而要做有職有權的總統。第五，孫中山算不上壹個徹底的民主政治家，他對民國初年的民主立憲政治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推進作用。他辭去臨時總統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實際是走非政治道路。更嚴重的是，在中國民主政治處於生死存亡的歷史緊要關頭（宋教仁遇刺），孫中山沒有民主政治運作的能力，沒有民主政治家應該具有的政治智慧，而是魯莽地發動了「二次革命」。
美國埃利斯《那壹代可敬的開國元勛們》 認為，國家制度創立時期，領袖人格決定製度；制度完善時期，制度規範人格。這就是制度與人格的關係。只有具備偉大人格和智慧的民主政治家，才能在制度創建時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鞏固民主的制度。所以，壹個在創製時期擁有壹個像華盛頓那樣道德完美的政治領袖的民族是有福的。可惜中華民國開國總統孫中山沒有具備華盛頓那樣完美的道德品質和風範，而且，像中國這樣壹個如此重視聖人人格修養的國度，卻偏偏很難產生具有偉人人格的民主政治家，中國人無福德，更是不幸的。
長期以來，很多歷史學家面對辛亥革命民主政治的失敗，沒有具體分析孫中山等人的失誤（缺乏審時度勢的政治智慧），而是歸結為資產階級的柔軟性，這是對中國歷史的誤解。
辛亥革命對中國歷史產生的最大的危害，首先就是中斷了文明成果的積累。辛亥革命要求建立民主憲政制度，但革命黨人沒有能力和威望來實現這個目標。辛亥革命消滅了皇帝這壹國家的最高權威，又沒有及時建立起憲法的權威，結果給後來高度集權專制的出現埋下了隱患，產生出袁世凱、蔣介石這樣的獨裁人物，把中國再壹次推向專制的社會。辛亥革命也無力為人民提供現實可行的政治理想。
辛亥革命前，人們的目標只有壹個，就是要實現君主立憲制度，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但是，辛亥革命的失敗，民主的名存實亡，使人們對民主制度產生了懷疑。很多人認為，民主、法治、自由、立憲這些西方的東西，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於是，各種各樣的思潮迅速泛濫起來。這些思潮主要有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集權主義、實用主義、新權威主義、開明專制主義、社會主義、尊孔復古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等等。而社會主義又有吉爾特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如梁啟超的新民說，嚴復的牛與馬的悖論說等等，轟動壹時。魯迅先生認為 ，要救國，就要改造國民的心理。他雖然反對封建的倫理道德，但其最大的誤區，特別是晚年的最大的誤區，就是從來也不提倡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這些現代文明觀念，不提倡立憲議會政治。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要打倒孔家店，甚至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等等。他們都不再主張加強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秩序的建設，而是希望從精神、道德、思想、文化的層面上進行革命，來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和靈魂，實現社會的革新。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徹底拋棄了辛亥革命確定的民主、共和及憲政的目標，拋棄了人權、自由和法治的理想。
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中國人在軍閥割據的嚴酷現實面前，不得不放棄了對民主制度、法治秩序、人權和自由保障制度等等現代文明的夢想，轉而接受了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使中國文明的轉型偏離了正軌，使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悲慘的代價[4]。
壹個有趣的現象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大中華圈（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形成了獨特的「地緣民主制衡現象」，在互相敵對的政治勢力控制的空間範圍，可以猛烈地、透徹地、甚至誇大地批評對方的陰暗面，形成冷戰格局。即所謂「美國人喜歡批評美國政府，中國人同樣喜歡批評美國政府」。又如壹則政治笑話所說：美國人與蘇聯人爭論哪國更民主。美國人說他們可以批評總統羅斯福，蘇聯人毫不示弱地說：我們蘇聯人可以到克里姆林宮當著斯大林的面大罵羅斯福。
信仰者的悲劇
魯迅的短篇小說《祝福》是人們廣為熟知的作品，作為中學教材中的老篇目，更成為中國壹代又壹代青少年的基本常識。對它的閱讀、講解、研究不消說已有很多既成的定論。通常被認為是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愚昧無知以及宗法制度對人民的摧殘。本文從壹個新的角度分析這篇小說在中國思想史中的價值。
《祝福》（寫於1924年2月7日）中的祥林嫂被魯迅塑造成為中國勞動人民最悲慘的典型，她新寡之後，便逃到魯鎮來，在魯四老爺家裡做工。善良、勤勞、堅毅和安分的她只要用辛勤的勞動換取最起碼的生活就感到滿足。可是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就連這樣微薄的希望也終於破滅。不久，她就被婆家綁架回去，逼嫁到山坳里去。當她第二次在魯四老爺家裡出現時，己是第二個丈夫病死，兒子被狼叼走之後。因她再嫁再寡，鎮上的居民嘲笑她，魯四老爺把她看成不樣之物，暗中告誡妻子不許她染指祭品。另壹個傭人柳又以陰間的鋸刑嚇唬她，要她到土地廟捐壹條門檻，當做贖罪的替身，免得死後受苦。這給祥林嫂帶來嚴重的恐怖。孤苦、可憐的祥林嫂用多年積攢的血汗錢捐了壹條門檻，讓千人踏萬人跨。她默默地捐了門檻，但主人還是不許她擺設祭品。她從此失魂落魄，麻木不仁，不久被魯四老爺趕走，終於淪為乞丐，死在年終鞭炮震響、煙氣繚繞的街頭上。
祥林嫂的壹生不斷掙扎和反抗。為了擺脫嚴厲的婆婆的管轄，她敢於逃到魯鎮上來。後來被婆家人綁架時，她在河邊拚死抵抗。被出賣到賀家墺時，她壹路嚎啕大罵：拜天地時，她把頭撞在案桌上，鮮血直流。在將近死亡前夕，她終於對畢生迷信併為之恐飾的「陰間地獄」的存在發生了疑惑，這反映她再也不能忍受別人替她安排好的死後的命運。
在周作人看來，祥林嫂的原型取自魯迅壹個本家的遠房祖母，其悲劇是女人的再嫁問題，也即「封建道德和迷信的壓迫下婦女的悲劇」。然而，在舊中國「除了禮教代表的士大夫家庭以外，寡婦並不禁止再嫁」。
本文從下列選段分析小說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問題。
那天下午，我到鎮子東頭訪問壹個朋友，在河邊遇見她。
「壹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的切切的說。我很怵然，壹見她的眼盯著我的，背上就遭了芒刺壹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試，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的躊躇中想到，這裏的人照例相信神鬼，然而對於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何必增添末路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吧，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地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啊！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吾著，「地獄？論理就該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壹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哎哎，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壹個愚人，什麼躊躇和計劃，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然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是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趁她不再追問，邁開步伐，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番答話怕對她有些危險。
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領域的重要特色。在《祝福》中，作者把祥林嫂守寡喪子的人生悲劇與神佛魂靈觀念聯繫起來，讓人很容易得出二者存在必然因果關係的結論。但是，祥林嫂如果不信神靈，就不會發生悲劇嗎？世界上，那些信神的人們不是每天都幸福的生活嗎？對於魂靈的有無，魯迅認為「無所謂」或「說不清」，但骨子裡卻傾向於無神論。
「求了壹通神仙，終於沒有見到，忽然有些疑惑了。於是要建造墳墓，來保存死屍，想用自己的屍體，永遠佔據著壹塊地面。這在中國也算壹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們，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熱風·聖武》）唯物主義者的內心本來是唯心的，壹旦發現心中的「神仙」不能保佑他們長生久視之後，只能相信科學技術，把自己的肉體做成乾屍，永久保留，供後代子孫觀瞻。
祥林嫂沒有自己的姓名，別人用她第壹個丈夫的名字稱呼她，這個稱呼壹直跟到她死亡，即使後來另嫁他人，魯鎮居民還是照樣稱呼她為祥林嫂。林志浩據此分析出，這是封建禮教的從壹而終，「束縛中國人民的四人繩索」之壹的父權的表現。實際上，這很可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惡習使然，約定俗成、很難改口的壹種現象。
作品中描寫祥林嫂最懷念的，不是丈夫，而是兒子，被評論認為是，在男尊女卑的極端不平等社會裡沒有真正愛情的表現。「女人的天性中只有母性，沒有女兒性和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混合。」（《而己集·小雜感》）這裏的概念就有些不清楚，本來母親、妻子和女兒是壹個女人的不同側面的階段性表現，不應存在對立與割裂。硬要把壹個祥林嫂推廣到全部女人，大有以偏概全之嫌。
從階級鬥爭的政治學角度，本篇主題可歸納為封建社會神權和父權對普通底層勞動婦女的壓迫和殘害。從人性論角度，則是勤勞、善良、富有反抗精神的底層婦女對黑暗、冷漠的社會環境發生衝突，導致的人生悲劇。作者為了突出矛盾，把勞動婦女身上那些優秀的品性壹股腦地往祥林嫂身上集中，而把她所處的社會環境則儘力抹黑。這樣做有違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看看我們身邊的無數「幸福」的現代祥林嫂們吧，這是些家庭主婦、職場女工，她們文化程度不高，好吃懶做，最大願望是少出力多賺錢，每天關心的事情只有孩子、家務、做飯、衣著，對國家政治、對別人漠不關心。她們中的許多人嫌貧愛富、笑貧不笑娼，追名牌、傍大款、當二奶、開豪車愛虛榮、攀比成風。奸佞、狂妄、妖艷、嫉妒、淫威、禍水、貪婪、娼妓、嫌棄、獻媚……不知多少社會醜陋現象與女性有關。祥林嫂不願再嫁就是具有反抗精神，那麼，何清漣、丁子霖、戴晴、葉海燕…… 這些女性身上的特質應該叫什麼精神？男人是骯髒的泥土，女人是乾淨的清水，這方面，《 祝福》 沒有逃出曹雪芹《 紅樓夢》 的俗套窠臼。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對上帝（神）的認識更加清晰，正如梵蒂岡所訓示：上帝不是壹個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物，而是代表壹種價值體系，代表摩西十誡及各種宗教中都不可或缺的道德律令，是人類行為美學的壹種民間通俗化版本。
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等大胆構築理性、物自體、存在等上帝的同位語和替代品，壹種沒有商量的精神定向，壹種絕對信仰。二十世紀的科學，從生物學到宇宙論，進壹步顯示人類是宇宙中心這壹觀念，與神是宇宙中心的觀念相對抗。人在謀殺上帝的同時，也就悄悄開始了對自己的謀殺。非神化的勝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車道。這是嚴肅的人本論者始料未及的諷刺結果。
尼采說：上帝死了。這對有神論來說，意味著人有了更多的責任；對無神論來說，意味著人不再承擔任何責任。上帝最終死於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此時，法國的薩特苦苦思索著，想給人類再造壹個上帝，把人對自己的壹切負責，把價值立法權從上帝那裡奪回來，交給每壹個人的心靈。「存在的勇氣最終源於高於上帝的上帝」。尼采並沒有擺脫上帝的幽靈。他認為「人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羞愧，這是第壹階段，待到終點，他也要為自己的道德行為羞愧。」虛無之處、迷惘、絕望、焦慮、沒意思、荒誕性、反道德、無深度、嫡增加、喪失自我、禮崩樂壞、垮掉的壹代、中心解構、過把癮就死、現在世界上誰怕誰……人們用很多新創的話語來描述上帝死後的世界[1]。
如今，學術界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上帝觀念在西方民主憲政體制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教會是推動西方文明轉型的決定性力量。有學者認為，也許是上帝特別關愛歐洲人，雅典、羅馬的民主共和政治被消滅以後，基督教卻在歐洲迅速蔓延開來，造就了壹支巨大的獨立於官僚體制之外的教會力量，對君主的權力進行有力的制約。在整個歐洲的中世紀，神性和世俗是並駕齊驅、共同發展的，政教分離的二元體制是西歐中世紀社會的特點，為文明的轉型創造了前提。儘管中世紀的教會代表保守、落後、頑固的反動勢力，但在跟皇權鬥爭的過程中，政教之爭的客觀作用，在於避免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以及宗法壹體化的社會組織結構。美國的阿爾文·施密特在《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中指出：「今天，很多詆毀基督教的人也許不相信或沒有意識到，倘若沒有基督教，他們將不會佣有他們現在所喜愛的自由。」
在中國，宗教為什麼不能成為制約皇權的力量呢？這除了佛教本身缺乏獨立的意志以及廣泛嚴密的組織外，就是中國人本身缺乏宗教的真誠和信仰，對宗教始終抱持壹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大多數人對宗教的態度是虛偽的，不願意為宗教而獻身。壹些懷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宗教來達到自己稱王稱帝的目的，如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近代的太平天國起義。這就使得宗教活動難以得到健康發展，有關尊重人的自由選擇、重視人的生命價值、懺悔自己的罪過等人文精神很難得到發揚，很難對皇權以及官僚體制產生監督和制約作用，難以產生變革文明的動力[2]。
文化社會學家、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弗格林認為，意識形態是指那些過分相信人的知識，否定或者忽視神的存在傾向的所有近代思想體系，近代人本主義的產生和迅速膨脹是意識形態的基礎。阿隆則指出，意識形態不過是用觀念代替了神明，它是壹種世俗神學、世俗宗教，是十八世紀末西方政教分離、宗教隱退背景下的必然產物。仲維光認為，當代政治是世俗化的宗教政治，沒有上帝的教會政治的再現。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都是這種政治形態的不同類型。這種政治必然產生領袖-黨派-國家三位壹體（天子朕即天下的變種）的組織形式。魯迅最終也必然地被這種現代思潮捲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幻想的破滅
魯迅的《傷逝》多被解讀為呼喚婚姻自由的篇章，筆者卻發現了過度個性解放背後的虛妄和偏頗。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公案正式發生。上午，魯迅回到八道灣衚衕的家。弟弟周作人臉色鐵青地走過來，遞給他寫給魯迅的壹封信，然後轉身而去。
關於周氏兄弟失和的相關文獻，最直接、最詳盡的就是這封信：「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的院子來，沒有別的話。願妳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在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件里，周作人稱哥哥為「魯迅先生」，要哥哥以後不要再到自己的住處來，叫哥哥「自重」！
魯迅在當天日記寫下幾個字：「上午啟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
8月2日，魯迅借錢800元，攜帶朱安搬進磚塔衚衕61號俞芬處借住。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記里寫道：「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衚衕。」他已連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10月底，魯迅向許壽裳、齊壽山各借400元購買宮門口西三條衚衕21號舊宅。
1924年5月25日，魯迅移居北京西三條衚衕21號新屋，購買阜成門內的壹間小四合院。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去取回自己的書和壹些器具，更嚴重的事態發生。根據魯迅當天日記和在場目擊者的講述，他剛進西廂，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從屋裡奔出，指著魯迅破口大罵，言辭污穢，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電話喊來幾位親友，夫妻倆壹唱壹和，當眾痛罵魯迅。罵到酣處，周作人拿起壹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砸去，幸虧別人接住攔開，才未擊中；而忍無可忍的魯迅也抓起壹個陶瓦枕，擲向周作人。在眾人拉架勸解下，魯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東西離開。
當時在場的人有張鳳舉、徐耀辰、章廷謙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穢開罵很可能用的是日語，除了章廷謙，在場其他六人都懂日語，但個個對羽太信子的話諱莫如深。這壹反目，壹直延續到魯迅逝世，二人就此終身斷絕了兄弟關係。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時，在場惟壹不懂日語的章廷謙後來很含糊地說：「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羽太信子的話置魯迅于壹個最難堪的境地——魯迅對她有不軌行為！
魯迅當時正當壯年，雖有妻室朱安，卻從來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斷其必有性壓抑，對共居壹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軌不是沒有可能。具體的說法是兩種：壹是魯迅偷窺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魯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聽房事！后壹種「聽床」的說法，羽太信子不僅只跟周作人說，她在時住八道灣的魯迅友人章川島面前也公開說起。是這兩種齷齪行為，激起周作人對魯迅的狂怒、鄙視和終身不原諒，有壹定的說服力。
後來，魯迅終於在給壹封給友人的信《關於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關係》中，講述了相關情況，作為對流言的解釋和自辯。這封信大致可分這幾段：第壹段是引子，中間說到「我的說法里，是不包含香艷的畫圖和生猛的動作的」似乎暗含著事情的曖昧。第二段內容，簡單介紹了弟媳羽太信子當初作為女傭的低微的出身，說自己跟她僅僅是偶然遇到，點點頭而已。否認了自己當初跟她有過任何親密關係的傳聞。第三段內容，魯迅講住在壹起時，弟媳羽太信子奢侈，花錢如流水，雇傭好多僕人，且因對三弟周建人非常不滿，進而對朱安不敬，對魯迅冷遇閑言，行為近乎于悍婦。這就涉及羽太信子的個人品性了。
魯迅的信件《關於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關係——偷看洗澡事件》
這是飛花君給我出的壹個題目。這題目並不出的過分。對於這個事情，我是應該說上幾句。儘管，我也知道，即使是我說這樣的事情，也是不會有太多的人相信的。中國人從來是排斥極端，卻包容怪異。並且，我還要預先聲明壹下，我的說法里，是不包含香艷的畫圖和生猛的動作的，張資平先生的讀者，王平陵先生的擁躉們恐怕要失望了。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和她初次會面，唯壹確定的是在日本。她家境貧苦，當時是壹名學生宿舍的女傭。人很活潑勇敢，做事有時頗近於草率，但對中國人也真誠恭順。於是我們大約就算認識了。也僅僅是認識了。我在記憶里，沒有任何與她作思想交換的影子。我那時，無事可作，但也極忙。忙著讀書，忙著作《新生》的雜誌，忙著跟太炎先生學小學，忙著處理《域外小說集》，忙著和季莩暢遊，和錢玄同陳師曾打鬧，和曼殊對坐。即使和她見了面，也只是點壹點頭，含混的問候壹聲，竟或行同路人的相互走開。後來，她和周啟明在壹起了。
我回國了，因了母親的催促。在紹興師範接到啟明的信，他那時大約對法語頗有興趣，願意繼續下去。但我告訴他：法語豈能換米肉?於是，他回來了，還有她。以後的日子，他們同居在老家，而我奔波於家與學校之間，日子無味但也去的飛快。接著，信子的妹妹芳子來了，壹個怯生生的日本姑娘。她和三弟糊了糊塗的也成了壹家人。
有壹位千家駒先生，見我日記有『寄羽太家信』的字樣，便判斷我們的夫妻之實已經是鐵定了。感之於情，會之於心，非夫妻之間的鴻雁傳書，豈能稱『家信』?其實，信子這時已在周家，我是因為了總要出去作事，便代她投遞她的家書，收信人是她哥哥。千先生的考據功夫壹流，但用錯了時代和對象，我非曹雪芹，家事不能算撲朔迷離，只要稍微用力，便可壹辨真偽。
辛亥軍興，辮子掃地，壹般年輕朋友得罪了金髮，把我夾在中間左右為難，無法在紹興示範校長的位子上坐下去。遂應蔡先生邀，到教育部任職，由南京而北平，漸入頹唐之境，唯壹心愿是全家人生在壹起，死在壹起。於是，回鄉變賣家產，把全家人接到北京。啟明因我介紹去了北京大學作了國史編纂員，兄弟怡怡局面初成。後面的事情就清楚多了。
世人皆知，新青年漸起，我之聽將令，周啟明的暴得大名。但這幾年，還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就是家事，我的家事固然是上不了二十四史，但於我卻也費了不少心力。我于教育部，周啟明於北大，都是有高薪的。有的說法，認為啟明是教授，是名人，我是小吏，可能于經濟上對啟明有所依靠。其實不是的，我當時的月薪是245元，稍高於他的200元教授工資。問題是總拖欠。民國政府妳方唱罷我登場，有幾次，弄得連經費也沒了著落。欠薪便是常有的事情。那時教育部人最重要的工作，莫過於到了發薪的日子去打聽發多少錢。尤其是想端午中秋左右。還好，欠薪總還有補上的壹天。自然，後來大學也是欠薪的。
但信子芳子卻還是壹味的把錢花出去。療養則西山，病則謁日醫。最多時請了十壹位工人。我用黃包車賺錢，趕不上用汽車花出去的速度。這個當時，我是有些看法，但也並未真的放在心裡。對於她們這樣的習慣，我並不如外界傳言的那樣義憤填膺。啟明的孩子我也是愛的，謁日醫甚至是我的主意。但有壹件事情，使我們的關係微妙起來。就是周建人。
建人沒有留學，長在南方，在北京自然沒有好事情作。芳子于紹興時尚無所謂，但到了北京，就起了些變化。加上信子的說辭，倆姐妹對三先生漸有歧視的態度。這我是看得見的。建人有時很苦惱，進而覺得當時和芳子結婚是壹個陰謀，輾轉之餘，幾次說要去南方找個事情作。在我的幫助下，終於去了杭州作教員。然此公壹走就渺無音信，于南方又娶妻生子，不亦樂乎。這樣自然是惹惱了二位羽太夫人。
由開始對周三抱怨仇恨，到對朱安不敬，對我的冷遇閑言，多呈小女人心態。縱然，周氏兄弟被稱為思想界權威，但在那個大院子里，最大的價值觀，是由兩個小女人主宰的。
此後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還不如妳們清楚，她說了什麼?周啟明為什麼憤怒。啟明不說，我也不答。只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与商。我只是知道，外人的臆測大多以中國人的烈女形象揣測信子。但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沒有覺得洗澡和貞節有關。她始終是壹個小女人，守著丈夫，守著婆婆，害馬大了肚子，她大驚小怪。啟明作了大官，她面呈得色，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1925年1月20日晚上，在魯迅西三條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魯迅坐在靠書桌的藤椅上，許廣平坐在魯迅的床頭，27歲的許廣平首先握住了魯迅的手，魯迅同時也報許廣平以輕柔而緩緩的緊握。許廣平脈搏的劇烈跳蕩，正跟魯迅逐漸急促的呼吸聲相應。於是，魯迅首先對許廣平說:「妳戰勝了!」許廣平不禁報以羞澀的壹笑。接著，兩人熱烈地接吻。第二天，剛剛寫完小說《孤獨者》四天的魯迅，又壹氣呵成了以婚戀為題材的充滿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說—《傷逝》。
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時代的青年們所熱烈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當時文學創作的熱門題材。《傷逝》是魯迅惟壹的以青年的戀愛和婚姻為題材的小說，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愛的過程中，儘管遇到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各種阻撓，但他們無所畏懼，毫不退縮，子君的態度尤其堅決。面對父親和叔父的反對，她堅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正是靠這種無畏的勇氣和堅定的態度，他們終於衝破重重阻礙而結合，實現了婚姻自主的理想。但涓生和子君婚後的「安寧和幸福」並未維持多久，他們的愛情悲劇恰恰發生在戀愛成功，婚姻自主之後不久。首先來臨的打擊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職業后，兩人的生計成了問題。雖然他們嘗試用其他方法「來開壹條新路」，但都沒有走通。這使他們的愛情生活蒙上了陰影。加上結婚後，子君以為追求的目標達到了，便日漸沈浸在小家庭瑣碎的生活中，不再追求上進，變成目光短淺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婦，甘願做靠丈夫養活的附屬品。實際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軟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後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壓迫時，只想著「救出自己」，並自欺欺人地把拋棄子君作為自己「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的第壹步，其結果是導致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並未真正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與悲哀中消磨著生命。
社會學評論認為，在壹個不合理的社會中，單純追求個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在為社會解放而鬥爭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實現個性的解放和個人婚戀的幸福。涓生和子君的愛情悲劇的原因，既是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黑暗勢力的破壞與迫害，也與他們本身的弱點——如軟弱、自私、目光短淺和狹隘自私的個人主義等有關。涓生和子君愛情悲劇的意義在於，年輕人狂熱的愛情遇到現實的挫折和困難，常常變得冷漠褪色，終於落入廣大無邊的虛無，在這種地步，涓生開始希望人死後有靈魂和地獄存在，以洗刷和寬宥人生的過錯和失誤。
裴多菲在《 希望之歌》 中說：「當妳把壹切都貢獻出來，蠱惑人心的娼妓就拋棄妳。」涓生（捐棄生命）把愛心獻給子君（自命君子），其代價是，涓生失去精神心靈，子君犧牲肉體生命。
研究資料表明，本篇的創作與作者弟媳（周作人之妻，日本女子）的感情糾葛不無關係。但周作人在《 結緣豆》 （1936 ）認為該篇「全是寫的空想，不應隨意演繹和放大。」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被稱為五四精神的個性解放的典型語句。「她和叔叔鬧僵，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這個侄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這是絕友情舍親情而保愛情。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和創造。」這是愛的豪言壯語。
「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壹般，自覺了我在這裏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進化論己深入生活的每壹角落。
「待在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壹而將別人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壹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是幻想破滅后的浪子回頭嗎？
胡適在《 追悼志摩》 所寫徐志摩的婚姻頗有傷逝的味道。民國十壹年三月，浪漫詩人徐志摩正式向夫人提議離婚，他們不應該繼續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婚姻生活了。
次年，梁啟超懇切的書信勸告徐志摩：「其壹，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于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己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其二，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 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鶻然，而得滿足得寧帖者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己耳。嗚呼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濟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1]
梁任公似已提前預料到涓生徐志摩們的悲劇命運。
魯迅對中國神話傳說的誤讀
由於知識結構和時代背景的局限，魯迅對於中國歷史中的壹些文化現象的認識便多有誤解。
公元九七五年，吳越王錢椒在杭州西湖凈慈寺建造王妃塔（雷峰塔）,「雷鋒夕照」成為西湖十景之壹。壹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雷峰塔倒塌。魯迅聽說此事後，于這年十月創作《論雷鋒塔的倒掉》 在《語絲》上發表。
據《義妖傳》，有個叫許仙的人挽救了壹青壹白兩條蛇，後來白蛇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而青蛇化作丫鬟跟隨。得道的法海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漫金山」。白蛇娘娘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壹個小小的缽孟里。缽盂埋在地里，上面建起雷峰塔。白狀元是百蛇娘娘與許仙所生的兒子許士林，他中了狀元回來祭塔，與母親相見於塔下。玉皇大帝怪罪法海多事，以致茶毒生靈，打算拿辦他。他到處躲藏，終於鉆入蟹殼裡避禍，不敢再出來。
吳越民間，傳說煮熟的螃蟹里壹定露出圓錐形薄膜，呈現羅漢模樣，孩子們稱之為「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魯迅在文中寫道：「那時我唯壹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現在，他居然倒掉了，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里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和尚本應只管自己念經。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惹是非，大約是懷著嫉妒罷。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情，腹誹的非常多，獨于這壹件卻很滿意。現在卻只有這位老禪師獨白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壹天為止不出來。莫非他造塔的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嗎？活該。」
魯迅只看到了法則對人性的壓抑（存天理滅人慾），於是對雷峰塔之倒塌熱烈歡呼。他武斷地認為「普天之下莫不歡喜」似有強姦民意之嫌，難道妳真的進行過嚴格的民意測驗？
次年二月，先生作《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據胡也頻通信，「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裡，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久而久之便到了。…… 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壹個創傷。這壹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留下壹片瓦礫，與建設無關。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不知有多少！"
這裏「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裡，凡事都必平安如意」的事實，自然否定了前篇中多數村民責怪法海的猜測，但作者卻又把矛頭指向國民性問題，竟沒有自責之意。魯迅最善於解剖自我之說也未必準確。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白蛇娘子的神話故事用形象語言表達了人格三層次。本我層次：白蛇因報恩而化作女人嫁給許仙，象徵慾望的滿足；自我層次：法海禪師將許仙藏在金山禪寺后，水漫金山。又將白蛇鎮壓在雷峰塔下，象徵社會規則對慾望的壓抑；超我層次：玉皇大帝捉拿法海，法海躲避在螃蟹里，象徵在天道層次男女兩性對立之統壹。塔為男性象徵卻內隱女子白蛇娘子，螃蟹為女性象徵卻內隱和尚法海禪師。許仙之子及第后的「白狀元祭塔」，正說明法海的正道。
有詩為證：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自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在靈山塔下修。人生何時不迷狂，正心誠意修非常，道體交通無為處，佛心妙諦真如藏。
在《 說鬍鬚》（1924年12月15日《語絲》）中，魯迅寫道：「今年夏天遊了壹回長安，壹個多月之後，胡裡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妳以為那邊怎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黃河水。他於是廢然而去，我依然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這令人聯想到現代詩人韓東那首詩：「有關人雁塔／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我們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風景／然後再下來。」這是典型的民族虛無主義，對於異常豐厚歷史積淀的西安，魯迅先生競無觀感。
在《華蓋集· 青年必讀書》 （1925）中魯迅表現出激烈的反傳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據《故事新編》（1922-1935 ）序言註釋，作者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曾壹度注意過，受到若干影響，但後來卻採取懷疑和批判的態度，甚至批評過這種學說。本小說集根據中國古代神話傳說演義而成。用凡人的生活、世態炎涼甚至夫妻反目、個人恩怨去揣度神仙聖人，是對神話的歪曲和誤解。拒絕崇高、裹讀神，反其意而用之，莊嚴淪入油滑，對後世影響極其惡劣。
由於受到達爾文的影響，魯迅在《 故事新編》 中把女蝸基本上寫得象個外星人壹樣。造人的時候，嘴裏這樣說：「唉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 當劫難中的人類向女蝸求救時，女蝸卻「詫異而且害怕地喊叫，皮膚上都起粟，就像觸著壹支毛刺蟲」。 魯迅擺不正人與神的關係，因之而產生的惡劣影響是有日共睹的。壹個作家終生跟毒蛇聯繫著是很不幸的：他不僅喜歡蛇，而且還自比為蛇；小時候看戲，他「最願意看的是壹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著壹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他寫起文章來字裡行間常常撲散著壹團團陰氣、邪氣、毒氣、鬼氣，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讓中國人疑俱、惶恐、驚秫、震顫；有生之年，他還壹度被視為「文妖」 而遭「通電全國文藝界壹致攻擊」；別人說他「腔子里充滿毒液，不向人發泄，則奇毒攻心，勢將自斃」；他也明確地表示自己做事的壹貫態度是「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他明白地經常表示：「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實際上，傳黃上作人、作笙簧、置婚姻，煉五色石以補蒼天的女蝸，是中華民族偉大母親的象徵。在山西省洪洞縣與霍縣之間的趙城鎮侯村發現始建於商周時代的女蝸陵，有著深刻的地理文化內涵。
1923年2月14日，北京大學教授張君勵向即將赴美的清華學生做題為《人生觀》的演講說：「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壹性的。」而科學是「客觀的，為論理方法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於因果律的，起於自然齊壹性的」，所以科學不能支配人生觀。
4月初，丁文江首揭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4月15日、2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報》第48、49號上發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壹文，痛斥張君勵為「玄學鬼」。展開「科學與玄學」(又稱「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文章共十個部分：壹、引言-玄學鬼附在張君勵身上；二、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三、科學的知識論；四、張君勵的人生觀與科學；五、科學與玄學戰爭的歷史；六、中外合璧式的玄學及其流毒；七、對於科學的誤解；八、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九、中國的「精神文明」；十、結論。
論戰雙方主將科學派丁文江、胡適、朱經農、吳稚暉、章鴻釗、王星拱、孫伏園等；玄學派有張君勵、梁啟超、張東蓀、范壽康等，妳來我往，口水漫天飛揚，簡直變成街頭「群毆」。
5月5日，梁啟超發表《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暫時局外中立人梁啟超宣言》，指出「這個問題是宇宙間最大的問題，這種論戰是我國未曾有過的論戰，替我們學界開壹新紀元」。
5月11日，胡適的《孫行者與張君勵》問世，他把張君勵比做孫悟空，而把科學和邏輯比做如來佛，認為玄學縱然有天大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手心。
5月13日，梁啟超在《時事學報·學燈》發表《人生觀與科學—對於張丁論戰的批評》說：「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解決。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5月27、6月3日，丁文江發表《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勵》，明確主張在科學的基礎上樹立人生觀。
6月5日，在《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中，丁文江斗膽說：「廣義的玄學是從不可證明的假設所推論出來的規律。」
12月，幾乎同時推出兩本文集：陳獨秀、胡適作序，上海亞東圖書館的《科學人生觀》；張君勵作序的上海泰東圖書館《人生觀之論戰》。
魯迅似乎沒有直接介入這場「科學與玄學的大討論」，但從其作品的思想傾向來看，他無疑是站在科學人生觀壹邊的。
魯迅對蘇聯的盲目崇拜
思維慣性與利益的驅使，常常可以遮蔽人們對於真理和真相的認知，魯迅也同樣難以避免。
壹九三六年六月三日，托派組織臨時中央委員會委員陳其昌在給魯迅的信中寫道：「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即反對史太林的盲動政策，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余年來所景仰的，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
魯迅在六天後回應道：「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壹是罵先生們是官僚，再壹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壹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聊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么。妳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高超得多，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不免要掉地上最不幹凈的地方去。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1]文章中既有對蘇聯「成就」的認同，又有欣賞古拉格群島勞改營制度的嫌疑。
根據「左聯」作家聯盟領導人馮雪峰筆錄，魯迅在這封信中讚賞斯大林的蘇聯之「成功」，並支持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紅軍。
早在1923年11月24日，奉孫中山之命考察蘇聯的蔣介石日記雲：「俄國中級人才太少，政府往往為其下所蒙蔽，而其輕信、遲緩、自滿，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觀察，專尚客氣。人而無信，尚不能立，況其國乎！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亦其國之壹大弊也。吾為之危。」這壹段日記，前半段批評蘇俄政府「無信」，後半段批評「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11月29日，蔣介石提前離開蘇聯，在歸途中，張太雷向陪同的俄國人表示：「在學習了蘇聯的經驗之後，本代表團應該同意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據這名俄國人事後的彙報，會談前，蔣介石由於神經緊張，過度勞累，壹再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周，而在與斯克良斯基會談之後卻表示：不要張羅療養院和醫生，自己感覺好多了。這名俄國人由此作出結論說：「中國人對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會見是滿意的。」
事實是，俄國人拒絕了蔣介石的庫倫軍事計劃，蔣介石的內心極為憤懣、失望。當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不如求己。 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
蔣介石主張，布爾什維克(蘇聯共產黨前身)品牌的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只是換湯不換藥的沙皇主義，其對華政策，就是把中國「蘇維埃化」……，只是這些國民黨強調多年的真相，沒什麼人相信。
12月15日，蔣介石回到上海。在蘇聯參觀期間，蔣介石會見了有關方面的領導人，聽取他們關於蘇聯的革命經驗，並商討蘇聯對孫中山革命的支援。此外，還參觀訪問了蘇聯紅軍、軍事學校和軍事設施，了解蘇聯紅軍、軍事學校的組織制度和軍事裝備，參觀考察了蘇聯的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然而，蔣介石對他在蘇聯看到的蘇聯革命非常的失望和不滿。蔣寫道：「我很快就察覺出蘇聯社會各部門及蘇聯共產黨內存在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激烈鬥爭。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確信，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這是我出訪蘇聯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我們壹直呆在國內，我們恐怕永遠不會發現這些。」
1924年3月14日，蔣介石致函廖仲愷，將共產黨區分為「國際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又將「俄國共產黨」的「主義」與「事實」分開，表示「主義」雖可信，而「事實」則不然。信中，蔣介石強烈指責「俄黨」對中國的政策，他說：「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壹，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于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蘇聯支援中國革命，有其真誠的壹面，蔣介石將其與英、法、美、日並視，稱其為變相的「凱撒之帝國主義」，是錯誤的。但是，揆諸歷史，蘇聯在其國家發展中，確有其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的壹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在孫中山的壓力下，蔣介石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並沒有堅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堅決主張聯蘇、聯共的左派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1927年春，基於他對蘇聯專制本質的認識，尤其是斯大林態度的轉變，蔣介石從左傾轉向右傾，發動了清理黨務運動，與共產黨徹底決裂。
現在，在俄羅斯學生課本中介紹的1917 年俄國歷史真相與此前完全不同。1917 年，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這是人民自發起來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憲民主黨組成的臨時政府。
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金錢支持下，購買槍技，組織武裝，並返回俄國，在十月發動了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政權后，列寧馬上回過頭來鎮壓了支持自己奪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為確保政權的穩定，他親自發起並由政治局集體決定，將壹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還鎮壓了要求實行自由選舉、自由貿易等的客瑯施塔的水兵。同時，列寧還立刻與德方和談，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 ，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讓給德方。後來壹戰中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德軍全線崩潰，俄國才意外地重新贏回了這些土地。
1921 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被認為是「致人死命的葯」和「自殺」的行為。1922 年，列寧在黨的十壹大上表示：凡是公開宣傳孟什維克主義者，法庭應壹律予以槍決。同年8 月，蘇共通過了《關於行政驅逐》法令，至當年年底，有二百多萬人被驅逐或被迫逃亡國外。而對於曾經相對仁慈對待自己的沙皇，列寧則將其全家殘忍地殺害。
為了打擊異己，列寧和斯大林還創建了古拉格勞改營模式，並在後來成為各社會主義國家勞改營的典範。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在勞改營中從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飢餓、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許多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
對此，普列漢諾夫寫道：「列寧為了把壹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竟能夠殺光另壹半俄國人。「而正是由於列寧制定的專制路線，為以後的斯大林獨裁治國鋪平了道路。
安．鮑．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 ）》用大量歷史事實，指控列寧創建的蘇聯原來是人間地獄。這是2006年，普京總統提出為俄羅斯11 年級學生寫的歷史教科書。
首先，列寧是依靠德國供給5000 萬金馬克（約合9 噸多黃金）進行秘密策動組織，成功發動俄國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第壹次世界大戰開始，列寧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實際上充當了德國對俄國戰爭的秘密代理人。
列寧寫過「專政的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當時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 多個革命法庭。1918 年～1922 年2月間殺人不少於200 萬。當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麼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麼出身，受什麼教育或職業。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因蘇俄檔案嚴密封存：正式檔案多半經過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僅是實際的三分之壹。
列寧和托洛斯基1918 年就認為：在六個月內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會實現。所以「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須「把口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吃大鍋飯…… 實行軍事化」。全國1600 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 小時，僅聖彼得堡壹地，從1917年到1920 年有三分之壹的人因飢餓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 萬，到1920 年僅剩下3800 萬。
《二十世紀俄國史》壹書把1920-19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當時估計有200 萬富農、150 萬中農和800 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實行消滅政策。第壹類是頑固反革命分子槍決；第二類是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二類則趕出原住地。1930年l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壹個多月就有20 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 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 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消滅富農就是摧毀了農業生產的中堅，蘇聯壹直到解體也達不到沙俄時代的糧食產量[2]。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謊言始終都是謊言，不論妳重複多少次，也都成不了真理，而只能表現出說謊者的」卑污」!
1942年，在延安的王實味整風中被打成「叛徒」、「國特」、「托派分子」，關入黑牢，受盡刑訊逼供。壹九四七年春天延安大撤退，康生押解王實味等六十多名「叛徒、特務、托派分子」到黃河岸邊，經得賀龍同意，全部執行槍殺，拋屍滾滾黃河濁浪。
被許多人視為「思想犀利」的魯迅，為什麼大加讚賞列寧蘇聯的「成功」呢？
馬克·里拉在《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 壹書中批評親近暴政的知識分子：海德格爾、施米特、德曼之流在鐵幕的兩邊，在風險不大的情況下，加入了法西斯政黨。他們或是出於選擇上的親和性、或是出於職業的抱負。他們是政治上的精心算計的窺視癖者，他們前往莫斯科、柏林、河內、哈瓦那的敘拉古城朝聖，手握回程車票前往暴君的領地作秀，他們稱讚那裡的集體農莊、工廠、學校，但他們從不造訪監獄。歐洲的知識分子呆在書齋里神遊，有趣的、閃爍智慧的想法打發民族的苦難。他們有自己的天賦努力說服可能的受眾去相信，現代的暴君是解放者，透過恰當的視角，暴君們無意識的犯罪是高貴的。可惜的是，今天依然有壹些手握美國簽證的知識分子，對過去的暴君和現在的集權者保持這樣的看法。
二十世紀初，俄困詩人索洛維約夫以大才的直覺領悟到：靈魂的興奮，是謹慎的騙局，奴隸的話是神明生動的語言，他用嘈雜遊藝場把繆斯的聖物偷換，還讓壹大群傻瓜上當受騙。對於詩人來說，革命意味著詩歌、音樂和火焰。壹九壹八年，波洛克表達了俄國知識分子更多的悖論意識：「壹個陣營里的大火和動用私刑，另壹個陣營里令人壓抑的無聊生活，哪壹個更加可怕？」詩人是天生的浪漫主義革命家，同時也是可怕的預言家。
魯迅與毛澤東
魯迅與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政治領域天空的雙子星座。
魯迅與毛澤東，壹個活的太短，壹個活的太長。魯迅1936年因肺結核去世，享年57歲；毛澤東1976年因心肌梗死去世，享年83歲。兩者平均70歲，如果他們都能活到古稀之年，也許是中華民族之大幸！
魯迅活到70歲，則是1949年，也許認清了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活到70歲，則是1963年，中華大地上就不會發生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對誰都好。魯迅之錯，少活了13年，毛澤東之誤，則是多活了13年。
2015年9月9日，網路上飛傳著壹句這樣的話：39年前，「偉大領袖」毛主席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壹舉粉碎了「毛主席萬歲」的天大謊言，享年83歲。今天是個好日子，如果他1949年死去，中國會少戰死600萬人，如果他1958年死去，會少餓死3775萬人，如果他1966年死去，會少斗死200萬人，他1976年死去，中國人才開始吃飽了飯。結果是，禍害死的越早，貢獻越大。
1934年1月，馮雪峰在瑞金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毛澤東的詩詞，認為他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后開懷大笑。1936年，上海的「托派」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壹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魯迅憤然請人代筆，口授回信予以嚴厲斥責：「妳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高得多，簡直壹是在天上，壹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給托洛茨基派的信》）。
據毛澤東研究資料的介紹：「毛澤東最愛讀的現代人的書就是魯迅的書，壹部《魯迅全集》從延安帶到北京，閱讀數遍，他對魯迅熟悉程度，並不亞於魯迅專家。」在晚年，毛澤東多次提議要人們讀點魯迅著作，支持開展魯迅思想遺產的研究。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們二人之間惺惺相惜的關係形態，魯迅對毛澤東的巨大影響以及對中共政權的重大貢獻。
錢理群先生在《魯迅的命運》講座中，把魯迅和毛澤東進行了對比。
毛澤東晚年壹再說「我的心是和魯迅相通的」，這句話有壹定真實性。他們在至少三方面是相通的：
第壹，他們都有不安分的靈魂，都有不斷破壞、不斷創造的內心衝動。魯迅在《真的知識階級》壹文中寫道：真的知識階級對於世界永遠不滿意，有彼岸的理想，志在用彼岸來照亮此岸，做永遠的批判者。永遠的批判者即為永遠的革命者，魯迅稱讚孫中山就是這樣的人。
第二， 他們都永遠能感受到平民的痛苦，能夠為平民說話。就像魯迅喜愛的俄國版畫家珂羅維支那樣，是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說話。毛澤東主觀上也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為平民謀利益的。
第三， 他們都立足於中國這塊土地，以解決中國問題為出發點和歸宿，他們的思想都具有原創性。
但毛澤東比魯迅多了兩點：
壹是聖人情結。魯迅最討厭當導師，而毛澤東則立足於改造人的思想，控制人的精神。在對中國人思想的影響上，魯迅的影響其實很小，至多局限在知識分子中，而毛澤東卻相當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每壹個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都深受毛澤東的影響，更可怕的是毛隱性的影響，即使是在當代，也處處可以感受到毛澤東思想方式。因此要考察當代中國的思想和國民性，就必須注意到當今中國是受了毛澤東改造后的中國。
二是帝王情結。毛澤東自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這通常被解釋為是他當山大王的後果，但這並不准確，毛的行為不是簡單的現代農民起義。毛澤東對中國的現代化想象基於落後國家的民族危機感和屈辱感，具有壹種趕超情結。他將趕超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如針對赫魯曉夫提出的十五年內趕上美國的口號，提出了十五年內趕上英國的大躍進口號。當時的大學生們對這樣的口號都由衷擁護，因為他們有改變中國壹窮二白面貌的內在要求，是壹種民族情緒的要求。
魯迅思想實質
虛心好學的魯迅，生命的不同階段，接受了不同的思想思潮，這反過來同時又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和左右了他的人生軌跡。
壹八九九年，魯迅由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這幾年中，他最喜歡讀的是宣傳達爾文進化論的《天演論》，由維新派重要人物嚴復根據赫胥黎的的《進化論與倫理學》 譯述。其中的有些章節，他熟悉到背誦入流的程度。當時，進化論中的生物進化、生存竟爭的觀點，使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覺得，在這個競爭激烈、優勝劣敗的世界上，我們民族不可能按照傳統方式生存下去。因此要求「自強保種「，以挽救危難的祖國。魯迅也循著這樣的思路來接受進化論。
從少年到南京讀書這幾年，魯迅對中國的古代文化，凡是正宗、正統的東西都不看重，他對於韓愈和朱熹都不感興趣。他不信仰宗教，卻喜歡讀范縝的《神滅論》。范縝的唯物上義思想同進化論和自然科學知識結合，給他埋下唯物主義宇宙觀的種子。
中國向何處去？個人要為此貢獻什麼？這是許多先進的中國人密切關心的問題。當時普遍的思潮是，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地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壹九O二年底，魯迅被派往日本留學。在弘文學院學習期間，魯迅敬仰著名的革命家孫中山和章太炎，積极參加留學生的反清活動。他讀到鄒容的《革命軍》，很受鼓舞和教育。
由於身在異國，刺激多端，他深入思考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提出壹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的問題：壹、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二、劣根性的病因何在？
對於當時主辦《民報》的章太炎，魯迅特別敬重，壹直是他文章的熱心讀者，而且在思想和文字上深受其影響，稱其為「有學問的革命家」。
青年魯迅的志趣涉及文學、科學、哲學和西方社會學說。為了民主革命的需要，他在繼續尋找思想武器，並在實踐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藝思想，開始以民主鬥士的雄姿登上現代中國的文化思想界。發表在東京留學生分省出版的《河南》 雜誌上的幾篇文章，反映魯迅早期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人的歷史》以解釋海克爾的人類種族發生學為主，介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及其發展歷史。魯迅站在唯物主義立場，批判基督教上帝創造人類和林奈的神造論，同時駁斥居維葉災論是全憑臆測毫無事實依據，肯定「進化論之成，自破神造說始，以歌德、拉馬克為先見，得達爾文而大成。」《科學史教篇》 論述西方科學思潮的演變，說明科學在改造自然、推動社會進步方而所起的作用。兩篇文章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及當時的封建頑固派和壹切腐朽沒落勢力。堅定地承認物質第壹性原理，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在吸取唯物主義核心和辯證法因素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社會發展觀和不斷變革的思想。堅定地反對迷信守舊，相信科學進步、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年，熱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英勇無畏地向舊勢力、舊文化進攻。《文化偏至論》 分析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歷史特點及其存在的偏頗，系統地表達了作者的社會政治觀點和文化思想。文章認為中國學習西方應該著重從事解放個性、提高覺悟的啟蒙運動，「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裏明顯受到德國哲學家尼採的超人哲學和權力意志論的影響，尼采對普羅庸眾的攻擊，對理想超人的宣揚，在某種程度上引起魯迅的共鳴。在《摩羅詩力說》 中，作者熱情地介紹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茲凱維支和裴多非等浪漫派詩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戰鬥精神和「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頑強意志。
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時期，當實在無工可辦的時候，魯迅便設法驅除自己的無聊和寂寞。「我於是用了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回到古代去」（《吶喊》自序）他曾對友人許壽棠說「釋迎牟尼真是大哲，我平時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己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林志浩評論認為，這是黑暗環境和勢力蠶食著壹個偉大的靈魂。
壹九壹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幫助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十月革命點燃了魯迅心中希望的火花，「新世紀的曙光」，不久就對它發出熱情的歡呼。當歷史條件逐漸成熟時，他開始活躍以至於「吶喊」起來，成為北京《新青年》的同人，與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壹起，反對帝制復辟，反對尊孔復古和封建禮教，大力提倡民主與科學。壹九壹九年五四運動爆發的同時，魯迅在李大釗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發表了小說《葯》和四篇隨感錄，表現他「聽將令，與前驅者取同壹步調」。壹九二四年四月，上海出版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魯迅閱讀後稱讚這是當時最要緊的工作。此時他開始於胡適產生某些原則性分歧。
時代的條件和自覺適應時代要求的政治態度，決定著魯迅世界觀的發展方向：無產階級思想的新因素在不斷產生和增長，「尊個性」的道術和進化論的觀點卻發生新的變化。他進化論中吸收發展的觀點，從中引出新陳代謝、新舊鬥爭的思想。
進化論被引進社會學領域，在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的的流行形式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流毒在中國「五四」前後的思想界發生過廣泛影響，是中華民族積弱圖強在思想界的反映。現實的鬥爭實踐決定魯迅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根本立場和思想，從而決定他對進化論的取捨和運用。
魯迅所接近的文藝青年的分化，對他是壹個直接的刺激。以《新青年》同人為代表的分化和鬥爭上升為文藝思想戰線的主義矛盾。圍繞著胡適周圍的壹群青年，有不少曾經是魯迅熟悉的學生。這壹切，衝擊著魯迅的進化論和「青年必勝於老人」的舊觀念。在壹九二五年前後，他不再象過去那樣把進化論作為立論的標準，不再壹律地信任，這表明他在思想上將否定進化論的明顯趨勢。在這幾年，他雖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還沒有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進化論的批判，還不能是整體性的否定，有時還固執著舊觀念。在《北京通信》中寫道：「壹要生存，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件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後來推衍為生存權是第壹人權，發展是有硬道理）他感到此提法的缺陷，又附加幾句：「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茍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並不是放縱。」北京期間的這兩年，魯迅同進化論的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反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巨性，也說明他正在接受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的深刻影響，醞釀壹次巨大的思想飛躍。
三壹八慘案發生后，魯迅嚮往南方的革命運動，同時為了避開反動軍閥迫害，由林語堂推薦，壹九二六年七月，他決定接受廈門大學國文系的聘請離開北京，數月後又就職于廣州中山大學。他接觸到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許多章節，還壹直珍藏當年的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據許廣平回憶，這兩年魯迅從閱讀、寫作以致活動，接受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影響，比過去更多，「無產階級思想已投入到魯迅的腦海」。他與共產黨人有了密切的接觸，學習黨團組織送給他的革命刊物，並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總結自己的鬥爭經驗和觀察現實的階級鬥爭。在寫作《馬上日記之二》時，他凝視刊物封面上列寧的「偉大形象」，懷著崇敬而激動的心情加以引用：「第壹要事是，不要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他歌頌「俄國是革命家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才積累許多寶貴經驗，把革命引向最後勝利。從雜誌封面上的圖像就能看出某人的「偉大」，這幾近荒唐。這段話成為瘋狂鎮壓異議人士的克格勃、古拉格群島的指導方針。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已經從承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學說，到開始認識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專政。他已經具備馬克思主義的壹些重要思想，開始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轉折點。
1927年春天，蔣介石發動清黨運動，第壹次國共合作分裂后，魯迅毫不掩飾自己的思想矛盾，認真回顧戰鬥歷程，又壹次重新檢驗其多次懷疑、批判，但還沒有徹底揚棄的思想武器進化論。他認識到不能再把進化論作為觀察社會問題的壹種武器，因為社會分成彼此對立的階級，青年也同樣受到階級鬥爭的制約。
在《答有恆先生》這封信中，魯迅坦承：「過去他相信進化論，寄希望于青年，但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過去他相信個性解放，寄希望于「鐵屋子」熟睡的人們覺醒起來，搗毀這世界。但現在明白，只喚醒人們而未指明出路，等於在替吃人的宴席製造「醉蝦」。同時他認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觸到了社會的要害，才為反動派所害怕，提倡者即不免「殺身之禍」；而自己過去的攻擊舊社會，並未擊中要害，也未指明鬥爭的出路。這是魯迅思想發展歷程中壹篇重要的文章，明確宣布了舊觀念的終結和新道路的開始，過去世界觀發生質的飛躍。
壹九二九年，每當柔石、馮雪峰等人來訪時，魯迅常常愉快地談起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對他思想的影響：「我向來承認進化論，以為推翻了黑暗的現狀，改革現在，將來總會比現在好。進化論對我還是有幫助的，究竟指示了壹條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鬥爭，相信進步，總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只是不知道人類是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妳不認識也可以，事實的教訓總比理論的宣傳有力！階級鬥爭，確實要使人嚇得寢食不安的罷，但誰先實行階級鬥爭呢？不是嘴上不宣傳的人，而是嘴上不說，不承認世間有階級鬥爭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有刀在手裡的反革命者。我以為共產黨也應當記住仇恨和血債。報仇未必都是革命，但革命者為什麼壹定非講寬恕不可呢？馬克思主義，倘若不是為的實行，或竟抽去它的戰鬥精神，而只為了空談，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倘若不是壹切做的和工農大眾的利益相關，不是身為工農階級的戰鬥之壹員，那是不能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馮雪認為，此時魯迅的思想己經從前期跨到後期。
如今看來，魯迅所推崇的思想主要之中，除了個性主義尚有壹些價值外，進化論和階級鬥爭學說已經變得毫無益處。
進化論是西方人的發明，東方人幾千年來的佛道文化沒有這種遐想。但當今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國、前蘇聯和原來的東歐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國家權力來禁止或灌輸信仰。進化論，就象無神論和「 科學共產主義」 壹樣，實際上也是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儘管它們都堂而皇之地批著科學的外衣，而中國政府卻是仗著手中的棍棒，不由分說，硬生生地把它們壓入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去。西方相信進化論的人比例反而更小，是因為他們有更多的自由，特別是信仰自由。
差不多壹個半世紀以後的今天，已有的化石資料不但遠遠不能把進化論推上科學理論的寶座，而且其中越來越多「 不受歡迎的」 化石又在拚命地拖著進化論往下沈。隨著科技的發展，觀察的細化，人們發現比較解剖學被用來支持進化論是個邏輯錯誤；而支持進化論最力的胚胎重演律本身就是觀察錯誤的產物，更別說在用於進化論時還有邏輯毛病了。用來圓滿進化論的分子生物學在幫了進化論壹把后，卻又不斷地產生出讓進化論尷尬難堪的新結果來，不但現在成了進化論前進途中的壹大路障，而且越來越威脅著進化論的生存( 特別是在數學的支持下)。從當前各學科的發展趨勢和進化輪自身的局限來看，進化輪是不可能走完觀察-假設-驗證的三步曲中的最後壹步了。它將以壹個假說的身份永載史冊[1]。
馬列主義認為人是生物進化的產物，人類社會像生物界壹樣演繹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鬥爭是人類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式。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壹部階級鬥爭的歷史，鬥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國家政權靠暴力來獲得，也靠暴力來運行和維持。19世紀中葉，馬列主義剛剛從西方文化的入世部分中分化獨立出來，就以其無神論、辯證唯物論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宣布了自己對整個西方文化的背叛，並在其宣言中寫下了赤裸裸的反人類綱領——《共產黨宣言》，公然向全人類宣戰。馬列主義是基於鬥爭原則發展出來的，其理論依據為生物進化論和叢林法則，實際上是把動物界的生存狀態引入人類社會，讓人類妳死我活般地互相爭鬥，失去高貴的道德屬性，在行為上與動物看齊[2]。
民主既是壹種運作形式，更是壹種精神內涵。在空前活躍寬鬆的社會環境下，魯迅敢於向獨裁者（北洋軍閥段祺瑞、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開戰、投出匕首和短刀，但其思想里卻最為缺乏現代民主精神，其人格中更缺乏寬容大度的氣質。另壹方面，魯迅所信奉的思想在其生前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可能具有壹定的積極性和進步性，在其身後卻未必如此。魯迅所強烈抨擊的社會弊端至今尚未消減，恐怕與其未能提出有效的療治方案不無關係，因為他所作出的，不過是痛陳和詛咒而已。
達爾文進化論、尼采超人哲學、浪漫派個性主義和馬克思階級鬥爭學說乃魯迅思想的實質內核。這些思想在他的優秀文學作品中得到充分而形象化的闡述，成為共產集權紅朝意識形態的重要基礎資源。民主既是壹種運作形式，更是壹種精神內涵。在民國初期空前活躍寬鬆的社會環境下，魯迅敢於向獨裁者（北洋軍閥段祺瑞、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開戰、投出匕首和短刀，但其思想里卻最為缺乏現代民主精神，其人格中更缺乏寬容大度的氣質。另壹方面，魯迅所信奉的思想在其生前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可能具有壹定的積極性和進步性，但在其身後卻未必如此。魯迅所強烈抨擊的社會弊端至今尚未消減，恐怕與其未能提出有效的療治方案不無關係，他不過是痛陳和詛咒而已。
馬克斯·韋伯認為，人類是懸挂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而文化則是這壹網路的紐結。然而，在人類以行動追求意義的社會世界里，卻充滿了弔詭與變幻：當新教徒關閉了修道院的大門，高唱哈利路亞，大步穿越浮華之世走向天國的時候，何曾想到這是引領人們走進資本主義的機械化宇宙。原本是前壹代人孜孜以求的意義所在，到頭來卻成為後壹代人無法擺脫的宿命。韋伯夫人瑪麗安娜稱之為觀念的悲劇，其實，這也往往是人類意義追求的悲劇。行動者或多或少以單壹方式指向的最初意義被完全遺忘，或者因意義的變化而消失。 （王炎：意義之網，2010年4輯，社會學家卷首）
被譽為「民族魂」的魯迅先生，在其去世幾十年後的今天，對其進行全面反思，不難發現，除了他那敢於反抗、不畏強權的寶貴精神，以及對現實黑暗揭露之深度、鞭撻之力度之外，貫穿其作品中的思想觀念則是大可懷疑甚至有害。
有民主人士曾經詢問當政以後的毛澤東：魯迅如果活到今天，他會是怎麼的情況呢？毛回答：他或者停筆或者坐牢。然而，魯迅的《全集》卻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各地新華書店大行其道，其紀念館的規制可以超過幾乎所有作家。
這是否說明：魯迅的思想觀念可以被別人加以利用，而其批判精神卻不見容於後世？馬克思所謂「播下龍種收貨獲蚤蟲「是否說明精神氣質的難以傳承？
本文通過系統詳盡的文本分析，揭示魯迅的思想資源譜系及其現當代中國的影響。
魯迅的童年遭遇與心理情結
心理分析學家弗洛伊德認為，童年生活中壹些特殊的經歷，對壹個人成年之後的思想感情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甚至形成某些繞不開的心理情結。這壹規律對於魯迅（周樹人）先生同樣適用。
魯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於浙江省紹興城壹個小康的士大夫家庭。祖父的入獄家道中落、父親的重病早逝、當鋪抵押、中醫庸術，日本看片等經歷，對其思想形成可能具有重要決定作用。
壹八九三年，在浙江省的科舉考試中，魯迅的祖父替親友行賄，觸犯了法律，被清政府逮捕下獄。半年後，他的父親又患水腫病。家裡資金緊張，只好靠典賣衣物來維持。他幾乎每天出入于當鋪和藥店。開方的名醫所用藥引十分奇特，醫術里摻雜壹些迷信成分。父親的病卻越來越重，終於去世。魯迅的家庭徹底破落了。
在日本留學期間，魯迅對學監要求學生去孔廟行禮非常吃驚，感到絕望。壹些中國學生常常遭到某些軍國主義思想嚴重的日本人的歧視和辱罵，魯迅認為這應該「鞭策我們發奮圖強」。魯迅對辮子由衷厭惡。「這辮子是砍了我們古人的許多頭，才種定的。」他是江南班第壹個剪掉辮子的學生。第二學年時，日俄戰爭剛結束，魯迅觀看了壹個幻燈片：為俄國軍隊當偵探的中國人被日本軍隊抓住槍斃，圍觀的中國人竟無動於衷。魯迅對此怒不可遏，憤然退場，從此棄醫從文。
當時的社會背景可謂風雲變幻、災難深重，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其尖說複雜。壹八四二年，英國發動貿易戰爭，簽訂了《中英南京條約》 。壹八五O 年，洪秀全領導的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壹八五六年，爆發了英法聯軍侵略中國的戰爭，中國出讓主權和割地賠款。沙皇俄國趁火打劫，霸佔中國壹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土地。壹八六壹年，紹興人民群起毆打前來劫掠的「炮船楚勇」，並將知府打成重傷，有力地配合了太平軍的進攻。太平軍佔領紹興后，周家損失極大，魯迅的家庭維持著不愁生計的小康局面。壹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爆發，簽訂了空前屈辱的《 馬關條約》 ，洋務運動破產。壹八九八年六月十壹舊，光緒皇帝接受了維新派的建議，下達「明定國是」詔書，開始實行戊戌變法[1]。
上述種種事件的影響，導致魯迅思想中仇視權貴豪強、殺富濟貧、保種圖強以及蔑視中國傳統文化（尤其中醫藥）的基本因素，為後來接受進化論甚至社會達爾文主義奠定了基礎，以致最後發展成為相信階級鬥爭的社會主義者。
「我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壹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壹倍，再到壹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葯。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以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壹日地亡故了。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2]。
從《吶喊》 自序中，我們可以發掘出魯迅思想起源的脈絡：由於父親的久病以致英年亡故，立志學習醫術，以便救死扶傷。家庭的衰落與民族國家的落後，使其接受了當時正在熱門的達爾文進化論，甚至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學說，把生存競爭、弱肉強食舉為顛撲不破的宇宙真理。
每當從當鋪里抵回錢，再到藥店中買葯，如此艱辛卻挽救不了父親的性命，於是便否定中國傳統醫學，再進而否定整個傳統文化。
在日本留學期間因觀看日本人處死中國同胞的電影，發覺圍觀的同胞都很麻木，轉而棄醫從文，發誓喚醒國民的精神。這其中未免狹隘民族主義之嫌，也是近代中國歷史上常被用來發動群眾的「靈丹妙藥」。
創辦《新生》 雜誌失敗的經驗，發覺自己不是振臂壹呼應者雲集的英雄，轉而發憤要成尼采式的超人，民眾的精神導師，最終獲得「民族魂」的稱號。
魯迅的家庭背景對其性格思想的形成無疑具有重要的決定影響。據周建人回憶，在魯迅幼年時家庭教育可分為兩派，在方法上，壹是主張放縱，壹是主張嚴厲；在目的上，壹是主張養成拍馬和鉆營的手段，壹是主張培養正直強硬的性格。魯迅屬於嚴厲而正直的那壹派。他與之戰鬥的往往是當時權勢人物，他的規矩便是對於舊社會的舊勢力不屈服，這樣的勇氣背後則是被壓迫的勞動大眾。在污濁的社會裡，吹牛拍馬的人依靠自己的技巧以求自己利益的生存的同時, 性情強硬的人卻為大多數民眾所喜歡贊助。魯迅的祖父以喜歡「罵人「出名，當然不是拍桌大罵，而是指摘與批評別人。這自然為人所忌，常為當時人所不喜歡。入獄以後，心境更加鬱悶，見人常從昏太后、呆皇帝罵起，以致於其他的人們，壹壹指摘其缺點和錯誤。魯迅的父親因家境不好心境也不快，常飲酒發脾氣。生氣時會把筷子丟掉或把碗摔碎。他認為人如遇到欺辱，應該強硬對付，但如無端去欺辱別人，卻是不應該的。魯迅很受這種思想的影響[3]。
歷史洪流中魯迅的人生抉擇
歷史演繹人生，也造就人生；人生屬於歷史，也改變歷史。國家的歷史進程正是由壹個個鮮活的人生命運所書寫，流動的人生舒展著歷史，歷史進程也同時決定著歷史人物的人生走向。從人生與歷史這個角度考察歷史名人魯迅的命運選擇，我們從中可以獲得許多啟發。
1881—1911年，0-30歲
青少年成長期，處於滿清王朝統治危機，他本人家道中落，聰明好學，關注各種流行思潮，厚積薄發，為日後文學創作奠定了堅實基礎。
1881年9月25日(農曆八月初三)，魯迅出生在中國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府城內東昌坊口(今屬紹興市越城區)的壹個書香門第，名為周樟壽。祖父周福清是同治十年(1871年)辛未科進士，在北京任官員。魯迅與周恩來同宗，祖先是北宋理學始祖周敦頤。父親周伯宜是壹名秀才，母親魯瑞。
1892年，11歲就讀於家鄉紹興的壽鏡吾開設的私塾三味書屋。
1893年(光緒十九年)，祖父周福清因為科舉舞弊案而被革職下獄，魯迅兄弟則被安插到離城有三十多里的皇甫庄大舅父的家中避難。周福清被判「斬監候」入獄8年，周家每年必須花費大筆資金，使周福清得以活命。家道開始衰落，同時其父親周伯宜也重病在床，1896年病故。家庭的變故對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898年，18歲的魯迅，懷揣著慈母多方設法籌借的8塊銀元，離開家鄉進了南京水師學堂，後來又改入南京路礦學堂。這兩所學校都是洋務派為了富國強兵而興辦的，其中開設了數學、物理、化學等傳授自然科學知識的課程。期間，魯迅閱讀了外國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著作，開拓了視野。特別是嚴復翻譯的英國人赫胥黎介紹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的《天演論》，更給予魯迅以深刻的影響。這使魯迅認識到現實世界並不是和諧完美的，而是充滿了激烈的競爭。
1902年，他東渡日本，開始在東京弘文學院補習日語，後來進入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現日本東北大學醫學部）。他選擇學醫，意在救治像他父親那樣被庸醫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譏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人的健康狀況。
1909年，他從日本歸國，先後在杭州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今杭州高級中學）和紹興府中學堂任教員。這是魯迅思想極其苦悶的時期。
1911年的辛亥革命曾使他感到壹時的振奮，但接著是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歷史醜劇的不斷上演，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中國沈滯落後的現實，社會的混亂、民族的災難、個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魯迅感到苦悶、壓抑。
1912—1926年，31-45歲
正值軍閥割據、言論自由的黃金時期，在好友蔡元培推舉下，成為北京國民政府的職員，生逢其時，創作才能得以得意很好發揮，文學事業取得輝煌成就。
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他壓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巖壹樣通過文學作品猛烈噴發出來。此時，他在教育部任職，並且隨教育部壹同從南京遷居北京。
1926年8月，魯迅因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抗議三·壹八慘案，被北洋政府彈壓，南下廈門大學任文科教授。
3.1927—1936年，46-55歲
處於國民黨壹黨專政時期，政府開始壓制言論自由，他從廣州到上海，走上壹條賣文為生、自我流放之路，以文學家身份深深捲入政治運動，其作品的文學藝術價值大為下降。
1927年1月16日，46歲的魯迅離開廈門，18日抵達廣州，19日晨，在孫伏園、許廣平的陪伴下「移入中山大學」任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二月往香港演說，題為《無聲的中國》，次日演題《老調子已經唱完》。三月黃花節，往嶺南大學講演。同日移居白雲樓。四月至黃埔政治學校講演。
1930年二月「自由大同盟」開成立會。三月二日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成立會」。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反動文人魯迅」。「自由大同盟」被嚴壓，魯迅離寓避難。五月十二日遷入北四川路樓寓。八月往「夏期文藝講習會」講演。
1933年壹月四日，蔡元培函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會」，魯迅被舉為執行委員。五月十三日至德國領事館為「法西斯蒂」暴行遞抗議書。六月二十日楊銓被刺，往萬國殯儀館送殮。這時有魯迅將被暗殺的傳聞，有人勸魯迅少露面，魯迅不以為然，出門不帶門鑰匙，以示決絕。
1936年10月，魯迅因積勞成疾逝世于上海，上萬名上海民眾自發舉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橋萬國公墓。在他的靈柩上復蓋著壹面鮮紅的旗幟，上面寫著「民族魂」三個大字[1]。
4.1936年以後，后魯迅時代的魯迅命運
1937年底，延安風沙瀰漫的操場上，在《毛澤東論魯迅》的講話中，毛澤東指出，魯迅「並不是共產黨的組織上的壹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動、著作，都是馬克思主義化的」。他還論述了魯迅的三大特點，即政治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及由此形成的偉大的「魯迅精神」，號召共產黨人和革命者學習魯迅的精神，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鬥[2]。
1940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進壹步明確提出：「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了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暗示，現在的時代已經不是魯迅的時代了，不能再使用魯迅那樣的雜文筆法，否則妳就會成為我們的敵人。
1948年，胡風不識相，繼續大講魯迅。毛澤東遂請出胡繩，撰《論魯迅思想的發展道路》壹文，將魯迅的思想劃分為前期和後期。認為魯迅前期的思想（獨立思考、懷疑精神等）是有局限性的，在當時尚可理解，但如果現在還要堅持，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做法。魯迅的可貴之處在於後期的轉變，自覺站到我們共產黨壹邊。
1949年，中共建政后，胡風和郭沫若同時發表《魯迅笑了》之類的文章，認為魯迅如果活到現在，壹定非常高興，這話也許不無道理。但胡風太興奮，忽略了本不該忽略的事情。
1954年，毛澤東到紹興參觀魯迅的故居，在三味書屋和百草園徘徊尋望。他對陪同的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說：紹興是越王勾踐卧薪嘗膽的地方，也是中國現代大文豪魯迅先生的家鄉。他有兩句名言妳知道嗎？「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共產黨人就應該有這種精神。
1956年，魯迅遺體移葬至虹口公園，毛澤東為重建的魯迅墓題字。
1961年前後，毛澤東面臨嚴重困境。國際上蘇聯開始對華封鎖，國內大躍進失敗，受到黨內的強烈抵制，內外交困。魯迅誕生80周年時毛連續寫了兩首悼詩，當時並未發表，可以視為流露了毛的真實心聲。他還將魯迅的詩句「心事浩茫連廣宇，于無聲處聽驚雷」抄寫給壹位日本友人。
1966年10月19日，在魯迅逝世三十周年紀念大會上，郭沫若發言，稱要發揚魯迅的造反精神，但造反必須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許廣平也做了煞費苦心的發言，表示魯迅是毛澤東的小兵，魯迅將毛澤東看成心中最紅的太陽。這不能不說是時代的悲劇。
魯迅在文革時期遭到嚴重扭曲：壹是將魯迅的批判和戰鬥精神納入毛澤東思想體系下，實為跪著造反。二是將魯迅的懷疑和否定精神推到極端，革命壹來，壹切非革命者都得死。三是將魯迅思想權力化。魯迅曾經的論敵們全部遭了殃，被權力壹壹打倒。四是將魯迅思想唯壹化。魯迅的思想是和同時代的其他人，如胡適、周作人等共同存在的，他的價值正是體現在和其他人的比較選擇中。當只剩下壹個魯迅的時候，就很成問題了。魯迅的思想在文革中經歷了浩劫。壹方面是對魯迅的歪曲，壹方面又是對其的空前普及。
1971年11月，林彪事件發生兩個月後，毛澤東在武漢接見軍區領導人時說：「勸大家再看看魯迅全集，他的書不好懂，看上四五遍就懂了。魯迅是中國的第壹等聖人。中國的第壹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3]
1975年11月初，毛澤東對周海嬰關於出版帶註釋的《魯迅全集》的信作出批示：請政治局「討論壹次，作出決定，立即執行。」1975年底到1976年初，在有關理論問題的談話中，毛澤東還強調：我建議在壹兩年內讀點哲學，讀點魯迅[4]。
壹個人死後仍然被世人時常談論，這大概正是「偉人」們才能獨享的歷史待遇，魯迅正是這樣的壹位歷史人物。
魯迅是現代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文學家和思想者，其影響深刻而廣泛，他去世后「被神話」與「被圍剿」成為硬幣的兩面。對其情感取向常常因人而異甚至完全相左，有人喜愛有人厭惡，個中緣由乃因政治立場的巨大差異。大凡歷史名人、公眾知識分子都會有強烈的歷史意識，魯迅這樣的「偉人」自然不會自外于近現代民族國家歷史進程，他們的人生選擇與國家歷史進程息息相關。系統的考察研究可以發現，辛亥革命、北伐戰爭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對魯迅的人生方向產生了巨大影響。辛亥革命前，魯迅積极參与孫中山同盟會地下活動，成為反清鬥士中的成員；辛亥革命后，他成為國民政府職員、社會主流；北伐成功，國民黨實行壹黨專制，國共兩黨分裂，在強大的政治強權之下，以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被迫作出相左的人生選擇，成為兩大敵對陣營的要員。由於進化論、超人哲學的思想基礎，魯迅順理成章地投向共產陣營，與胡適分道揚鑣。
魯迅的胸襟與氣度
人們評價歷史人物總是難免情感介入和「燈下黑」效應，站在不同高度和角度，對於某個人物，常常會做出完全相反的評價。
林志浩在壹九八九年出版的《魯迅傳》中對傳主的人格稱讚有加：「魯迅是富有革命人情的偉大戰士，他對於年輕壹代是辛勤的園丁，對於浪漫蒂克的朋輩，是難得的諍友，對於故人、親人則始終如壹，篤守情誼，堅持原則。」
該書同時不得不承認，左聯繫統的多數人，基本屬於二、三十歲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知識分子，對於魯迅的偉大，缺乏深刻認識，導致他們與魯迅之間難免存在壹些分歧與隔閡。但即使有些分歧和隔閡，魯迅也是敵我是非鮮明的，這充分反映魯迅的革命的人情。他排斥壹切無原則的友誼，始終把友誼服從於革命的利益[1]。
正面評價者認為，魯迅是青年衷心敬愛的導師，他所密切聯繫的文藝青年多數是其學生。魯迅經常與青年學生促膝談心，和藹相處。但在壹封信中他卻坦誠地認為：「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它，想除去它卻不能。而竭力遮蔽著，總是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於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感覺悲哀者以此。」這其實就是唯我獨尊、心胸狹隘、嫉賢妒能之類的潛意識心理自供狀。
魯迅的胸襟與氣度，從下面幾件事情可見壹斑。
在《論照相》中，魯迅諷刺泰戈爾和梅蘭芳：「印度詩聖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壹大瓶好香水似的很熏了幾位先生們的文氣和玄氣，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卻只有壹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家的握手。」批判諷刺當下社會名流，歷來是中國文學青年提高自己知名度的常用手法，王朔、韓寒之流莫不如此，然而魯迅才是其先鋒楷模。「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就是男人扮女人。」這成為文革中「最最最」語式的始作俑者。
英國哲學家羅素壹九二〇年來中國講學，在其《中國問題》中記述：「我記得壹個大夏天，我們幾個人坐轎過山，道路崎嶇難行，轎夫非常辛苦。我們到了山頂，停十分鐘，讓他們休息壹會。立刻他們就並排的坐下來了，抽出他們的煙袋來，談著笑著，好像壹點憂慮都沒有似的。」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對此諷刺道：「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就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這未免讓那些「和諧社會」理論宣傳者感到難堪了。由於人類個體之間能力和稟賦的差異，人類社會等級劃分具有客觀現實基礎，關鍵是如何處理好不同階層之間的關係。
對於復古派準備創辦《國故》月刊，魯迅聽到「壹群壞種」正醞釀「創刊屁志，系專對《新青年》而發，便在信中憤慨地指出：「且看其刊之，看其如何國法，如何國粹，何如發昏，如何放屁，……亦壹快事也。」因為我輩「閱歷已多」，對此「都已不怕」，「壞種」有什麼花樣翻新，就儘快拿出來好了！從這段描述，魯迅專制獨裁的本性暴露無遺，與後來的「偉大領袖」毛澤東如出壹轍。
陳源在《致志摩》的通信中，懷疑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整本的剽竊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況講話》裏面的小說部分」。魯迅立即寫作《不是信》，揭露陳源是「熱度太高，發了昏，發揮它捏造事實的真本領」。胡適站出來袒護陳源，說魯迅反擊陳源，是因為心胸狹隘。後來，日本人的這本書譯成中文，魯迅的書譯成日文，魯迅興奮地說：「現在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惡名，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壹直帶到墳墓里去了。」對批評者反批評之惡毒，簡直是狗血噴頭，死無葬身之地。這壹手法，完全被毛澤東批判政治對手時發揚光大，後者甚至還動用國家行政手段致對手于真正死地。
歷史學家顧頡剛性格上有自我矛盾的方面，他與魯迅是壹對冤家對頭，魯迅甚至不惜在歷史小說《理水》中以及各種通信中對顧頡剛發難，並且多次稱之為「鼻」。顧頡剛在其自傳中曾說：「我壹生中第壹次碰到的大釘子是魯迅對我的過不去。」原來矛盾的起源是顧頡剛認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有抄襲之嫌，他還與陳源談及此事。魯迅對此耿耿於懷，從此就「盯」上顧頡剛。
魯迅言辭之犀利不是壹般人所能承受的，在1927 年5 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寫道：「傅斯年我初見，先前竟想不到是這樣的人，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在給許廣平的信中也有類似的說法，因為顧頗剛長了壹個紅紅的酒糟鼻。這當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擊。
魯迅對青年寫作中的缺點、錯誤，總是糾正和鼓勵同時並進，深怕影響了他們的情緒（《魯迅傳》 ）其實這要有個前提，那就是這青年必須是我壹伙的同類。魯迅有原則的立場和分明的是非，他對於青年，壹面固愛才若渴，壹面也嫉惡如仇。比如對於未名社的多數成員，就多次讚許他們認真不茍、潔身自好的精神，同時又為他們的氣魄小、不能有大作為而深感惋惜。對於「趨向不良」的青年如高長虹、向培良等人，則表示極大的僧惡。魯迅曾給他們辛苦地選定作品，逐壹校正文字，併為他們介紹發表、謀求職位。但時隔不久，他們「莫名其妙」地同魯迅絕交，把魯迅稱作「青年的絆腳石」。魯迅感慨地說，飲過我的血的人，「乘我困苦的時候，竭力給我壹下悶棍，…… 這實在使我憤怒，怨恨了，有時簡直想報復。" （《 兩地書》 九五）按說，高長虹們壹定有他們的理由，可惜沒有發言的地方。
魯迅就職廈門大學數月後便提出辭職書。校長林文慶面對呼籲改革的風潮，派秘書送來聘書挽留。當挽留無效時，又為魯迅設宴餞行。在壹次宴會上，雙方藉著三分醉意說酒話。林文慶介紹其中壹位資本家說：「這是我們的董事，我們私立大學只要誰捐錢就可以做董事。」魯迅立即掏出兩毛錢拍在桌上：「我捐兩毛錢，可以做董事嗎？」搞得林文慶神情尷尬、目瞪口呆。
據陳望道回憶，《濤聲》主編曹聚仁宴請魯迅、林語堂等做客。在宴席中，林語堂得意忘形地談起他在香港的壹件逸事：當時幾個廣東人象講「國語」似的滔滔不絕地用廣東話交談，林語堂用英語插話，把他們嚇住。魯迅聽到后，忍無可忍，放下筷子，站起來責問林語堂：妳是什麼東西！妳想借外國話來壓我們自己的同胞嗎」林語堂當場出醜，瞠目結舌不知說什麼好。林志浩在《魯迅傳》中認為，這是壹個偉大的革命戰士飽含民族自尊心所噴出的憤怒烈火。但我們從中不難發現魯迅的偏激和缺乏幽默感。試看八十年後的天朝，滿口流利英語者多麼吃香，大學里通不過四、六級者，校方不給學位證書。
經常給《自由談》 投稿的青年如徐懋庸、唐弢等都曾得到魯迅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但有壹位青年他自己參禪，對別人也多所諷勸。他親手抄寫佛經贈送魯迅，並希望魯迅能參禪悟道少生閑氣。魯迅覺得這樣的青年，己是老氣橫秋，未可親近了。常常避而不見，或見而不談。由此可見，魯迅對於思想信仰不同的人絕對難以包容。
壹九二九年，國民政府在「西湖博覽會」附設「先烈博物館」，將革命烈士鄒容列為「落伍者」，並搜羅他的「醜史」。魯迅針對這種「古怪」現象，寫作《「革命軍馬前卒」和「落伍者」》 諷刺說：「后烈實在前進得快，二十五年前的事，就已經茫然了，可謂美史也已。」 「他所主張的不過是民族主義，不知道三民主義，當然也不知道共產主義。」平心而論，就鄒容的單純排滿復漢，在滿清王朝退位后稱其為「落伍者」並不為過。如果這「丑」確實是真實的史實，將它公之於世，這才叫「不為賢者諱」
魯迅初到上海編輯《 語絲》 時，史濟行來稿和來信卑辭徵求魯迅文章，魯迅觀其言察其行，總是給他壹個置之不理。有壹次，他化名齊涵之，來信自稱和白莽同學，藏有他的遺稿，正在經營出版，要魯迅作序。魯迅不虞有詐，動了友情，受其欺騙。寫作《續記》 指明真偽，揭穿騙局。黃萍蓀托郁達夫請魯迅題詩，魯迅寫了壹首五言絕句送給他。寄出不久，刊登在「反動」雜誌上，魯迅十分憤慨。壹九三六年，黃萍蓀投靠國民黨浙江省黨部許紹棣門下，編輯《越風》 時接連不斷向魯迅寫信求稿。魯迅斷然拒絕或不予理睬或施以鞭撻。二月十日他寫信聲明：「仆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關係，由浙江黨部率先呈請通緝之人，『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身為越人，未忘斯義，肯在此輩治下，騰其口說哉。」
富家孤兒李秉中是個不滿現實而多少帶有「狂氣」的青年。壹九二四年，他在北京讀書期間同魯迅認識。此後八、九年，當他在政治上尚無定向，來信「頗多感憤之言」時，魯迅出於對青年的關懷，曾經同他保持密切的聯繫，給予他熱情的幫助和指導。壹九三二年以後，他成為南京國民政府的官員．壹九三六年五月到七月，他代表官方趁魯迅大病之際，三次呈函，以撤銷通緝令為誘餌，勸魯迅撤離戰鬥。魯迅在寂寞中寫信回答：謝謝妳的懇切，但我的余命己經不長，所以至少通緝令這東西是不妨仍舊讓他去的。
魯迅和林語堂原是意氣相投的老朋友，兩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橫濱橋附近。壹次魯迅不慎把吸剩的煙頭扔到林語堂的帳門下，竟把林語堂的蚊帳燒去不小的壹角。林語堂將火撲滅后，心裏十分不悅，便厲聲責怪魯迅。魯迅覺得林語堂的火氣太大，有點小題大做，太傷人了，便還了幾句嘴：「完全燒了便怎樣？壹共也不過五塊錢罷了！」林語堂正在氣頭上，當然不讓，於是兩人便爭吵起來。壹位是國內外享有聲譽的「幽默大師」，壹位是舉世公認的「左翼文壇之雄」，兩人竟然為了這事大傷和氣，自此絕交[2]。
在《「好政府主義」》、《知難行易》 等文章里，魯迅揭露胡適被蔣介石召見的「醜聞」: 「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壹下相好。坐牢靠的時候是『堰武修文』, 粉飾太平；做倒霉的時候又因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再問問看，要說得直白壹點，就是見於《紅樓夢》 上的所謂『病篤亂投醫』了。真是主子垂青，奴才效命，並無『國民專政』和『英國式自由』的爭論的麻煩了。這就有些「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的意味了，妳魯迅不也是向毛澤東示好嗎？如果從階級鬥爭角度，抨擊蔣介石召見胡適，尚可理解。如果從普世價值出發，國家領導人與專家學者共商國是，不是很正常嗎？
試想，魯迅如此嚴重的性格缺陷，難道對其思想觀念不會構成壹定影響嗎？梁實秋在《 關於魯迅》 （2007 ）壹文中談到魯迅的胸襟思想，頗為中肯。
魯迅在《 萌芽月刊》 上發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批判梁實秋，而梁實秋並不贊成當局把魯迅的作品列為中華民國禁書。正如 伏爾泰所說「我不贊成妳說的話，但我拚死命擁護妳說妳的話的自由。」梁實秋寫過不少批評魯迅的文字，好事者搜集了雙方的言論編輯為壹冊，看誰說的話有道理。他曾經在大學里兼任過圖書館長，書架上列有若干從前遺留下的低級的黃色書刊，便覺得這有損於大學的尊嚴，於是令人取走註銷，魯迅的作品不在其中。但是這件事立刻傳到上海，以訛傳訛，硬說是梁實秋把魯迅及其左傾作品壹律焚毀了，魯迅自己也很高興的利用這壹虛偽情報，派作梁的罪狀之壹。其實完全沒有這樣的事情。
梁實秋認為，魯迅本來不是共產黨員，也不是同路人，最初頗為反對當時左傾分子，與創造社的壹班人齷齪。他原是壹個典型的舊式公務人員，在北洋軍閥政府的教育部當壹名僉事，在多次人事遞換的潮流中沒有被淘汰，壹來是職位低下，二來是從不強出風頭，頂多是寫點短篇文章，或從日文間接翻譯壹些歐洲作品。參加《 新青年》 雜誌發表雜感或短篇小說之後，才逐漸為世人所注意，終於捲入當時北京學界的風潮，而被章士釗排擠出教育部。此後即廁身於學界，在北京、廈門、廣州，所至與人衝突，沒有穩定的職位，最後停留在上海，鬻文為生，終至病死。
魯迅壹生坎坷，到處「碰壁」，自然心有壹股怨恨之氣橫亘胸中，總想壹吐為快。禮教、制度、傳統、政府，全成了他泄忿的對象。他也許先天有壹點紹興師爺「刀筆吏」的素質，為文極盡尖酸刻薄之能事，他的國文根底當然是出類拔萃的，其作品在當時的確難能可貴。他的文字，簡練而刻毒，對具體人事的諷刺有壹定的價值。他的主要作品是雜感集，但是要成為文學家，僅有滿腹牢騷，壹腔怨氣是不夠的，還要有壹套建設性思想，對人對事都要有積極的看法，縱然不能構成完整的體系，至少也要有正面的主張。魯迅有的只是消極的「不滿於現狀」的態度。問題在於，國家民族政治文化百孔千瘡，慢慢地尋求漸進的改良，不失為壹種辦法。如果不贊成某種辦法或者以為這辦法是消極的妥協的也可以，但是妳總得提出壹個辦法，不能單是謾罵腐敗的對象，謾罵別人的改良的主張，謾罵壹切，而自己不提出正面的主張。魯迅最嚴重的短處即在於此。梁實秋曾經寫過文章《不滿足於現狀》，逼他攤牌：「妳罵倒壹切人，妳反對壹切主張，妳把壹切主義都貶低得壹文不值，妳到底打算怎樣呢？說出妳的正面主張。」大概是搔著他的癢處了。他的回答很妙，首先是襲用他的老戰術，先是節外生枝的奚落梁壹番，指出梁的文字不通，「褒」是「褒」, 「貶」是「貶，如果不作為貶用，貶字之上就不能加褒。隨後，他聲明，有壹種主義他並沒有罵過。梁追問他，那是什麼主義？是不是共產主義？他用不答表示默許。
梁實秋還認為，魯迅原來和共產黨沒有關係，他是走投無路，最後被逼上梁山。他從不批判共產主義，是為自己留下壹條後路。所以後來共產黨要利用他來領導左翼作家同盟時，壹拍即合。事實上，魯迅對於左傾分子的批評是很嚴厲的，等到後來得到共產黨的領袖們青睞而成為左翼領導人的時候，才停止對他們的攻擊。大約就在這個時候，他以生硬粗陋的筆調來翻譯俄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 。這很明顯的表明他是傾向於共產黨的。這本書實在譯得太差，很可能這是共產黨的文件硬要他具名而他又無法推卸。只是這壹文件的壽命並不長，因為不久蘇聯的文藝界遭受大整肅，像盧那卡爾斯基、普列漢諾夫、瑪耶卡夫斯基等人全都遭受了最悲慘的命運，上海的「普羅文藝運動也奉命偃旗息鼓，所謂「左翼作家同盟」也很快匿跡銷聲。這壹段期間，魯迅便深入共產黨的陣營了。此時，東北發生中東路抗俄事件。當中國官兵和蘇俄帝國主義發生衝突，我們的傷亡慘重，引起外國人強烈關切。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及其同情者是壹個考驗。在上海的馬路旁電線杆及各處的牆壁上發現了他們的標語「反對進攻蘇聯！」梁實秋很天真的提出詢問：是中國人進攻蘇聯，還是蘇聯侵入了中國？魯迅等人的回答是：中國軍閥受帝國主義的唆使而進攻蘇聯。經過這壹考驗，魯迅的立場已經十分明顯。魯迅沒有文藝理論，先是以壹團怨氣為內容，繼而是奉行蘇俄的文藝政策，終於完全聽從蘇俄及共產黨的操縱。魯迅死前不久，寫過短文《死》 ，似乎感覺到不久於人世，奉勸青年們「切莫作空頭文學家。」文學家要有文學作品，不是空嚷嚷的事。隨便寫過壹點東西，便自以為躋身文壇，以文學家自居，魯迅要諷刺他們。可是魯迅也諷刺了他自己。魯迅死後，馬上有人替他印全集，因為大概有十幾冊到二十冊，他們原是有組織、人力、錢財和機構，猩紅封面的全集出版印刷，這就不能算是空頭文學家了。
梁實秋評價魯迅的作品，認為比較精彩的是他的雜感，但是其中有很少能夠成為具有永久價值的諷刺文學。諷刺文學要具備的條件：第壹、用意要深刻，文筆要老辣，這壹點魯迅是合格的。第二，居心要忠厚，可以憤世嫉俗，但在心坎里還是壹股愛意，而不是仇恨，目的不在逞壹時之快，不在「滅此朝食」似的要打倒別人。魯迅是否有此胸襟值得懷疑。第三、諷刺的對象最好是壹般的現象或共同的缺點。不是人身攻訐，才能維持客觀態度，而不流為潑婦罵街。魯迅的雜感里，個人攻訐的成分太多。斗轉星移，當事人被潮流淘盡，這些雜感還有多少價值，頗是問題。第四、諷刺文章也要講究章法，有適當的長度，有起有訖，成為壹整體。魯迅的雜感多屬斷片性質，似乎是興到即寫，不拘章法，可充報紙雜誌的篇幅，未必即能成為良好的文學作品。在小說方面，魯迅只寫過若干篇短篇小說，沒有長篇巨制。其代表作《阿Q 正傳》 ，寫辛亥前後的紹興地方典型的愚民，在心理刻繪上很深刻而細膩。但是若說這篇小說是以中國的民族性為對象，若說阿Q 即是典型的中國人的代表人物，那是誇大其辭，魯迅自己也未必有此用意。阿Q 這個人物，有其時代性和地方性。壹部作品在藝術上成功，並不等於是說這個作家即能成為偉大作家。偉大作家的作品，必須要有其嚴肅性，必須要有適當的份量，像《阿Q 正傳》 這樣的作品似乎尚嫌不夠把作者造成偉大作家。蕭伯納來到上海時，上海的所謂作家們便擁出我們的「偉大作家」魯迅翁來和他會晤，照片在雜誌上刊出，壹邊站著的是身材高大鬚髮銀白的肖伯納，壹邊站著的是身材弱小頭髮蓬亂的魯迅，兩相對照，實在不稱，身量不稱，作品的數量份量也不稱。在文學的研究方面，魯迅唯壹值得稱道的是《中國小說史略》。
總結魯迅的壹生，梁實秋認為五四以來新文藝的作者真有成就的並不多，像魯迅這樣的也還不多見。本來他可以取得更可觀的成就，可惜他壹來死去太早，二來他沒有健全的思想基礎，以至於被當時的（共產主義）潮流捲去，失去了文藝的立場。文學家自然不能整天吟風弄月，自然要睜開眼睛看看他的周圍，自然要發泄他胸中的積憤與塊壘，但有壹點頗為重要，他須要「沈靜的觀察人生的整體。」 這是英國批評家阿諾德批評英國人巢塞時所說的話[3]。
魯迅的態度不夠冷靜，他感情用事的時候多，反對他的以及有目的給他捧場的人，都對他發生了不必要的影響。他有文學家應有的文筆，但沒有文學家所應有的胸襟與心理準備。他寫了不少的東西，可惜態度非常偏激。
狂人日記 進化論的形象化解讀
魯迅壹九壹八年在《新青年》上發表《狂人日記》，此時的中國，正是民主與專制、統壹與分治妳死我活、血雨腥風的年代，自然博得廣大讀者的強烈認同。
1911年4月27日，廣州起義，72名烈士葬身於黃花崗。5月9日，清廷宣布鐵路幹線收歸國有，激起全國怒潮。8月27日（七月初四），四川榮縣第六次起義。9月7日，成都總督趙爾豐大開殺戒，激起民憤，各路同志軍猛撲成都，四處開花。10月10日，武昌打響第壹槍，辛亥革命爆發。10月11日，武昌全城光復。革命黨人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黎元洪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發布《致全國父老書》。12月3日，各省醞釀北伐，廣東發兵抵滬。兩個月內，有湖北、湖南、陜西、山西、江西、雲南、貴州、安徽、江蘇、浙江、廣東、廣西、福建、四川等省先後宣布獨立。12月5日，在漢口的各省代表討論和議大綱：推倒滿清政府，主張共和政體。12月28日，在南京召開臨時大總統選舉預備會。12月29日，孫中山歸國，17省代表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月3日，黎元洪當選副總統。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成，確定各部總次長名單。應教育總長蔡元培之招，魯迅任教育部社會教育司第壹科科長。1月5日，河北灤州起義領導人王金銘、施從雲等多人就義于雷庄。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通過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為綱領，以南京為臨時首都，以紅黃藍白黑五色旗為中華民國國旗，象徵五族共和之意。1月14日，袁世凱在北京、天津大肆搜捕革命黨人。良弼等組成宗社黨。陶成章被刺死於上海。1月16日，京津同盟會張先培、楊禹昌、黃之萌等謀炸袁世凱未中，三人均被捕遇難。袁從此不入朝；袁密奏太后：早順輿情，贊成共和，以免乘輿出狩。1月24日，革命黨人彭家珍炸殺宗社黨激進首領良弼，彭以身殉。1月26日，良弼越二日死。北京大震，王公逃亡；太后懇求袁世凱保其母子性命；段祺瑞等清朝將領五十人聯銜通電，請清帝退位。2月12日，宣統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袁世凱的逼迫下，宣統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後接受清室《優待條件》，發布《遜位詔書》，宣布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至此，大清帝國正式終結，並被中華民國取代與繼承。2月13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向臨時參議院發出《辭臨時大總統文》和《推薦袁世凱文》，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在上海滬寧車站遇刺。6月份袁世凱罷免李烈鈞、胡漢民、柏文蔚三位都督之後，國民黨內部達成壹致，于倉促間發動了「二次革命」。 7月8日，李烈鈞在江西首揭討袁大旗，二次革命爆發。7月，孫中山力主南方七省起兵武力討伐袁世凱，稱為國民黨人的二次革命。由於實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敗。10月6日，國會受到恐嚇，袁世凱當選正式大總統。11月4日，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議員資格。
1914年5月31日，安徽潁州大刀會舉事，旋遭鎮壓而失敗。7月8日，中華革命黨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孫中山正式任總理職。12月12日，袁世凱稱中華帝國大皇帝。12月13日，袁稱帝后第壹道申令：捕殺亂黨。
1915年12月31日，袁世凱通令，改民國五年為洪憲元年。12月，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陳炯明回到東江壹帶，組織民軍起義。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通電各省宣告雲南獨立，聲討袁世凱，並建立護國軍。
1916年1月1日，袁世凱將民國改為帝國，建元洪憲，自封皇帝，總統府改名新華宮。雲南護國軍政府成立，唐繼堯誓師討袁。辛亥革命元老、戲劇家景梅九寫作《討袁世凱檄文》，被稱為「天下第壹檄文」，他還在陜西組織護國軍討袁。2月18日，中華革命黨于湖北起義失敗。3月22日，袁世凱被迫撤銷帝制，廢除洪憲年號，復任總統。5月9日，陜西獨立；陳樹藩領銜。孫中山發表《討袁宣言》，號召推翻袁世凱。6月6日，袁世凱在憂懼中病故。6月7日，黎元洪在北京東廠衚衕自己家中宣誓繼任中華民國第二任總統。6月，中國進入軍閥割據混戰時代。9月1日，由陳獨秀主辦的《青年雜誌》改名為《新青年》。
1917年5月7日，國務院向國會提出對德宣戰案。8日，國會開會討論宣戰案。10日，在段祺瑞授意下，由流氓、乞丐、軍警包圍國會，毆辱議員，脅迫國會當天通過宣戰案，遭到拒絕。19日，段祺瑞策動各省督軍要求黎元洪解散國會。至此，府、院之間的對立不可調和。黎元洪免去段祺瑞職務，段祺瑞則通電各省，不承認免職令。皖系和追隨皖系的督軍紛紛宣布獨立。直系馮國璋採取觀望態度。6月1日，黎元洪不得已，召張勳來北京調解。6月7日，張勳率辮子軍自徐州北上進京。張勳進京后，擁立清廢帝溥儀復辟。黎元洪避居日本使館，並電請馮國璋代理總統職務，任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府、院之爭的結果，非北洋系的黎元洪下台。6月30日夜，張勳諧康有為等16人入清宮，挾持溥儀出御太和殿復辟稱帝，黎元洪聞詢逃入日本使館，電請段祺瑞為內閣總理討張。段于馬廠誓師，攻打張勳。7月1日，愛新覺羅溥儀再次登基，頒布多條新政，意圖恢復大清。7月初，因張勳復辟亂作，魯迅憤而離職，同月亂平即返部。7月7日，段芝貴、曹錕所部與張勳所部在廊坊激戰，張軍戰敗。7月12日，討逆軍進入北京，張勳逃入駐京荷蘭公使館。10時，聚集在天壇的張勳部隊掛起中華民國國旗宣布投降，段祺瑞「三造共和」的事業，至此功德圓滿。愛新覺羅溥儀在全國人民的聲討聲中再次寫下退位詔書，證明清王朝不可能恢復的事實。厭倦了府院之爭的段祺瑞決定以代總統馮國璋取代黎元洪為總統。 7月17日，俄國爆發七月流血事件。孫中山率領舊國會議員及海軍，南下廣東。布爾什維克黨發動士兵和工人舉行武裝示威遊行。這壹動作即使不是奪取政權的嘗試，也是壹次「火力偵察」，但以失敗告終，加上社會上流傳布爾什維克領取德國金錢的流言，布爾什維克的聲譽遭到嚴重打擊。布爾什維克黨雖然還能夠公開活動，但部分領導人如加米涅夫和與布爾什維克緊密合作的托洛茨基被捕入獄，另壹些領導人如列寧、季諾維也夫等轉入地下。8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向德意志帝國和奧匈帝國宣戰，廢除中德、中奧條約。9月 1日，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唐繼堯、陸廷榮當選為元帥。孫中山在廣州設立中華民國軍政府，與當時的北京政府分庭抗禮。接著他又領導並接濟壹批南方軍閥，發動對抗北京的『護法戰爭』。南北戰爭壹起，統壹的中國壹分為二，產生兩個中央政府。10月24日夜，列寧走出地下，來到武裝起義的總指揮部斯莫爾尼宮。在他們的領導下，推翻了克倫斯基的臨時政府。二月革命宣告夭折。11月7日，俄國爆發由列寧領導無產階級的十月革命。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等人的領導下，俄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領導工人士兵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了第壹個蘇維埃政權國家——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其中中國1500餘名華工參加革命，編為「中國團」。 11月22日，馮國璋免去段祺瑞國務總理職，至此，段祺瑞二次內閣倒台。12月6日，曹錕、張懷宣、張作霖等10人聯名電請北京政府頒發明令，討伐西南。12月25日，馮國璋宣告正式停戰。
1918年1月3日，孫中山親自指揮炮擊督軍署。1月15日，岑春煊另立政府，成立西南各省聯合會。
1月起《新青年》改用白話文，帶動其他刊物的跟風，形成使用白話文的潮流。胡適、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釗、高壹涵、魯迅等人參與《新青年》工作，輪流主持編輯。
2月1日，直系主和派王占元泄密，馮國璋陷於被動。同日，皖系引奉軍入關，劫走大批直系軍火。
2月14日，馮玉祥在武穴發表主和通電震動全國，對此，段琪瑞十分憤怒。
3月12日，奉軍張作霖部入關，沿京奉鐵路駐防。3月中旬，張敬堯血洗平江，其慘狀為南北戰爭以來所未有。3月中旬，在曹錕調停下，段琪瑞調馮玉祥任湘西鎮守使，3月下旬，馮部離開武穴向湘西進發。3月下旬，岳陽失守，北軍佔領長沙。3月23日，段祺瑞再次成為國務總理。
4月5日，日軍在海參崴登陸。繼之，謝苗諾夫、鄧尼金等紛紛起兵，攻城掠地，成立政府。
4月25日，趙恆惕率湘軍攻克醴陵、株州，北軍大敗。
5月4日，廣州政學系與桂系聯合排斥孫中山。
5月15日，魯迅在《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狂人日記》，是國內首次發表的白話小說。
5月20日，孫中山辭去大元帥職務，乘船離開廣州赴上海。
5月，南方軍閥 『桂系』佔上風。他們霸佔廣州的軍政府，由大總統制改為七總裁製。竟然鵲巢鴆占。5月21日，大元帥孫中山離開廣州。6月3日，世界範圍的流行性感冒開始襲擊上海。
6月14日，徐樹錚在天津誘殺直系將領陸建章。6月14日，馮玉祥奉命進攻常德，經激戰後佔領全城。6月15日，南北兩軍終於坐在壹起並宣布罷戰休兵。6月25日，孫中山流亡上海[1][2][3][4][5][6][7]。
寫於1918年4月，首發於5月15日4卷5號《新青年》月刊的《狂人日記》，被認為是中國新文學的第壹篇作品，是對封建主義充滿正氣和勇敢的宣戰書。據周遐壽《狂人是誰》（載《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在孕育過程中，作者確實遇到壹個精神病患者，他的大姨母之子—表兄弟阮久孫，當時在山西省繁峙縣當幕友。壹九壹六年十月突然精神失常，「說同事要謀害他，逃到北京來躲避」。魯迅留他住在會館，「午前帶他去看醫生，車上看見背槍站崗的巡警，突然出驚，面無人色。據說他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滿恐怖，陰森森的顯出狂人的特色」。這點具體的生活素材，觸發魯迅孕育己久的對中國社會的認識，經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反映過程，創作出「狂人」這樣鮮明的典型形象，從而奠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基石。
魯迅在給許壽堂的信里說：「《狂人日記》 實為拙作，…… 偶閱《通鑒》乃悟中國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此種發現，關係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該篇描寫壹個「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狀態：神經過敏、多疑多慮、思想跳躍，它藉助雙關的語言和象徵、比喻等手法，對人物的細緻描繪，把狂人特有的內心感受和社會生活的深刻揭露，巧妙地結合起來。狂人所說的某壹句話都是瘋話，但又深刻地反映生活的真實，從而顯示了「家族制度和禮教的弊害」。它剝開了「仁義道德」的偽裝，控訴了「易子而食」、「食肉寢皮」等殘酷的罪行，尖銳地指出幾千年來的歷史是人吃人的歷史。它把血淋淋的封建社會的本質揭示出來，從根本上否定了封建制度及其意識形態。狂人完全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先驅者與廣大群眾隔膜的關係。先驅者本來是最清晰的人物，但卻不能以本來面目跟讀若相見，而是以被扭曲的狂人面目出現，這本身就是壹個莫大的悲劇。
筆者從小說文本中選出下列段落，從社會思想角度進行分析。
家裡的人都裝作不認識我；他們的眼色，也全同別人壹樣。
想起來，我從頂上直冷到腳跟。他們會吃人，就未必不會吃我。
妳看那女人「咬妳幾口」 的話，和壹伙青面撩牙人的笑，和前天佃戶的話，明明是暗號。我看出他話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們的牙齒，全是白歷歷的排著，這就是吃人的傢伙。
我翻開歷史壹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齣子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這蒸魚的眼晴，白而且硬，張著嘴，同那伙想吃人的人壹樣；我吃了幾筷，滑溜溜的不知是魚還是人，便把他兜肚連腸的吐出。
大哥請何先生來給我診脈。其實我豈不知道這老頭子是劊子手扮的！無非借了看脈的明目，揣壹揣費瘠：因這功勞，也分壹片肉吃。合夥吃我的，便是我的哥哥。他對我講書的時候，親口說過可以「易子而食」、「食肉寢皮」。
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懦，孤貍的狡猾。
前天趙家的狗，看我幾眼，可見他也是同謀，早已接洽。
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壹點人。後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壹味要好，就變成真正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壹樣，有的變成魚鳥猴子，壹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漸愧。怕比蟲子的漸愧猴子，還差的很遠很遠。
易牙蒸了他的兒子，給桀紂吃，還是壹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開闢天地以後，壹直吃到易牙；從易牙的兒子，壹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麟，又壹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裡殺了犯人，還有壹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舔。
有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當初雖然不知道，現在明白，難見真的人！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救救孩子！
本篇的創作靈感應該來自民國英雄徐錫麟、秋瑾的犧牲對作者幼小心靈的撞擊。從飢荒年代的易子而食、戰場上敵人之間的咒罵，甚至醫藥書上的記載，推斷出整個人類的吃人歷史，以致鄰居、醫生、親人都想吃掉自己，最後到自己也是吃人的壹族。這本屬於精神妄想狂的臆想，卻被許多人當成正常人（或偽裝精神病人）的合理判斷並代代流傳。
從思想分析的角度，這根本上是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形象化論釋，只不過作者在語言上的堅硬、犀利蒙蔽了許多讀者。整個人類的歷史，就是階級鬥爭的歷史，就是壹個階級戰勝另壹個階級的歷史。這壹點，我們可以從《 燈下漫筆》 （1925年4月29日）中看的很清楚：「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筵宴的廚房。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即從文明以來壹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和被吃，以凶人的愚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壹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宴，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對辛亥革命的誤讀
魯迅的小說並不多，但是堪為佳作的卻不少，其中又以《阿Q正傳》家喻戶曉、深入人心。不僅阿Q的形象深入人心，以「精神勝利法」為特徵的阿Q精神也成為了慣用語。
壹九二壹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第壹次代表大會在上海開幕，莫斯科的兩名派員主持壹切事項。出席大會的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王盡美、鄧恩銘、李 達、李漢俊、張國燾、劉靜仁、陳公博、周佛海，還有陳獨秀的代表包惠僧。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會議制定黨綱，通過工作決議，選舉黨的機構，陳獨秀為中央局書記。從此，中國出現完全新式、以共產主義為目的、以馬列主義為行動指南、統壹的工人階級政黨。
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這壹事件對魯迅的人生道路和寫作生活產生深遠影響。這年冬天，魯迅陸續寫出他最重要的小說《阿Q正傳》，它以辛亥革命前後的農村未庄為背景，塑造出深受封建主義壓迫和毒害的貧苦農民阿Q 的形象。阿Q 沒有家室，失掉了土地，成為沒有固定職業的流浪僱農。他靠著替人家打短工度日，但結果除了破衣服外便壹無所有。他失去獨立生活的壹切基礎，甚至也失去自己的姓名和籍貫。根據魯迅後來的回顧，阿Q 「三十歲左右，樣子平平常常，有農民的質樸、愚蠢，但也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不過沒有流氓樣，也不像癟三樣。」阿Q 向吳媽求婚，既表現他質樸、愚蠢和游手之徒的習氣，也反映他所受的極其深重的迫害。地主不僅用大竹杠打他還剋扣工錢，勒索財物，甚至連壹件破布衫也不放過。地保也趁機要了加倍的酒錢四百文。他的賭博、廝打和偷竊等等，既同他的貧苦落後的生活狀況相聯繫，有帶有流浪漢的特色。
阿Q 的現實處境是極其悲慘的，但他在精神上卻是「常處優勝」。作者從中概括出「精神勝利法」這壹腐蝕中華民族的嚴重病疾，揭露封建社會的「聖經賢傳」對民眾的毒害。
小說最後三章集中地反映辛亥革命，描寫阿Q 在這場革命中的表現和命運。他原來認為革命便是「造反」, 「造反便是與他為難」，但是當他看到革命爆發，使舉人老爺慌忙從城裡搬運家產到鄉下，看到他們那麼害怕革命，於是他未免有些「神往」了。況且未庄的壹群男女的慌張神情，也使阿Q 更快意，產生說不出的新鮮而且高興。他的思想也迸跳起來。阿Q 在土谷祠里曾經對革命抱過熱烈的幻想，他終究明白革命是暴力，其目的是有利而無害的。活生生的生活實踐教會阿Q 認識革命，並投奔革命。可是領導這壹場民主革命的資產階級卻不依靠農民的力量，相反地與封建階級相妥協、相勾結，「知縣大老爺還是原職」, 「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舉人老爺當了「民政幫辦」，秀才和假洋鬼子加入了「柿油黨」，未庄仍然是趙太爺的天下。壹切依舊，只有阿Q 被誣為盜賊，抓去槍斃了。評論認為，作品深刻地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妥協性以及它跟封建階級的不可分割的血緣關係，從而有力地否定了資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地位。
魯迅的《 阿Q正傳》 很快獲得了崇高的國際聲譽，被翻譯成日、俄、英、法等多種文字，贏得世界讀者和文藝家的好評。法國進步作家羅曼· 羅蘭說：「這部諷刺寫實作品是世界的，法國大革命時也有過阿Q ,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副苦惱的面孔。」[1]
魯迅在《燈下漫筆》中寫道：「對於漢族歷史，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壹壹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壹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壹治壹亂』。那些做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然而我們究競正向著那壹條路走呢？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但我們也就像古人壹樣，永久滿足於『古己有之』的時代嗎？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需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二樣（不做奴隸的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2] 這應該是《 阿Q 正傳》 的主題思想之所在。
喬峰（周建人）在《阿Q時候的風俗人物壹斑》 中，分析了可能的阿Q原型，認為阿Q 「不是壹個實實在在的個人照相，而是觀察了許多人之後，熔合塑造而成的人物現象。」其中阿貴尚未娶親，性好玩耍，好吃懶做，常向兄長要錢喝酒，有些玩世不恭，也有些耐人尋味的舉動。阿D者，壹個特別仇視勞苦人民的沒落地主，常以踢翻漁夫兒子的木盆來取樂。他反對任何改革，看見學生們穿黑襪也要忿怒萬分。又怕被他所罵的「新黨」將來得勢，而遭革命者的報復。清朝皇帝退位時，他驚恐地逃出城去。阿Ts 比阿D年輕，自稱革命的新黨，不信鬼神，把友人家的祭品拿來大吃大喝。阿Don 羞澀、軟弱、說話木訥。由於貪睡，學做生意都不成功，只好給人家幫忙，做些簡單的事情。酒後大罵山門，跪向娘姨求婚，被打得鼻青臉腫后，指手劃腳地發著牢騷。他在本家漸漸沒落分散，失去經濟支持以後，只好住進土谷祠里[3] 。
筆者認為，本篇文本可以作出多種解讀，這正是優秀文學作品的基本條件。從文中描述的未庄社會眾生相，固然可以總結出弱肉強食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模型，但同時也可以歸納出人類等級劃分的簡化模型，即掌握和運用知識對個人社會地位的確定具有重要的決定作用。底層民眾被欺凌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於他們不善於掌握和運用知識，就是說，知識就是權力。如果要提高民眾的地位，放手讓其學習和使用知識、了解資訊動態，至關重要。
我們要問的是：阿Q 不滿於現狀，並且投身於革命的洪流之中，翻身得解放，成為「新中國的主人」，他會不會成為趙太爺、假洋鬼子、舉人老爺和把總那樣的人上人？阿Q 被處死之後，下壹個又會是誰？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建立了亞洲第壹個人民共和國，雖然經歷了艱難曲折，但在寶島台灣終於結出豐碩的果實，這壹點己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
魯迅在本篇中對辛亥革命做了歪曲、片面的觀察描述，在其筆下，這場歷史性革命與歷次換湯不換藥、新瓶裝舊酒的改朝換代幾乎沒有多少區別，妳方唱罷我登場，新貴替舊臣，從局部的基層角度來觀察，不無敏銳，但作者顯然沒有深刻認識和領會民主共和、三民主義的真諦。既然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解決不了中國的社會問題，那就再進行壹場無產階級領導的「新民主土義革命」吧，這幾乎成為中文小說版《共產黨宣言》 ，無怪乎魯迅被稱為「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其紀念館則是所有現代作家中規模最大的。在《華蓋集·忽然想到》（1925）中魯迅進壹步明確表示：「我覺得彷彿很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既然革命之後，我成為奴隸的奴隸，那麼進行壹場新的革命就是必然的了。在談到《阿Q正傳》的寫作過程時，作者寫道：「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而是擠出來的。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壹種自害的脾氣，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阿Q 正傳》 的成因）這似乎承認了他有時在為別人做嫁衣裳的內情。
從社會心理角度，本篇還可解讀出專制主義硬幣的兩面壹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知縣大老爺、帶兵的把總、舉人老爺們代表獨裁之罪，不難辨識，但中國人總體上對平庸之惡少有深刻的拷問。所謂「平庸之惡」，源自漢娜· 阿倫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關於平庸的惡的報告》，意指缺乏思考與是非判斷能力之人，對權力會象機器壹般順從、麻木和不負責任，納粹的大屠殺就是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相結合的極端產物。阿倫特這本書的核心觀點是：歷史上的大惡很普遍，而納粹的大屠殺是特殊的現象，它不是由狂熱者或反社會者所執行，而是由那些認為自己的行為是正常的普通人所為。她通過分析普通人阿道夫· 艾希曼在屠殺猶太人過程中的行為，得出壹個重要結論：當極權主義運動降臨的時候，所有的人實際上都在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艾希曼曾在大屠殺中籤發了數萬份處死猶太人的命令，正是這些命令，使上百萬無辜的猶太人慘死在集中營、毒氣室、焚屍爐里。阿倫特強調，艾希曼不是那種獻身於邪惡的罪犯，而是壹個缺乏思考，不具有判別正邪能力的人，「艾希曼既不陰險奸詐，也不兇橫，恐怕除了對自己的晉陞非常熱心外，沒有其他任何動機。這種熱心的程度本身也絕不是犯罪，卻是他成為那個時代最大犯罪者之壹的因素。這就是平庸…… 這種脫離現實與無思想，即可發揮潛伏在人類中所有的惡的本能，表現出其巨大的能量。」中國近代史上「反右」、「文革」以及各種群眾運動均是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相結合的產物。平庸之惡構成了專制主義盛行的社會心理基礎。從阿Q 身上，我們不是可以解讀出平庸之惡嗎？面對真正的民主運動之時，阿Q 之流是否會冷嘲熱諷、甚至維穩鎮壓？魯迅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正是對「獨裁之罪與平庸之惡」鮮明的立場，在《葯》的主人公、索取人血饅頭的華老栓身上，平庸之惡主題更加突出。
體制內的改革難以成功，體制外的革命會導致動亂或者產生新的專制集權，在中國這是壹個兩難的選擇，導致壹元化文明延續兩千多年的漫長歲月。但辛亥革命顯然與歷史上的農民革命不同，它是在西方現代文明的推動下發生的民主革命。革命的結果，是推動了華夏文明從壹元化到多元化的轉型。第壹，國家的政治體制和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中國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的集權制度，建立了國會，實行了多黨議會政治，制定了憲法，推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的責任政府，建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和民主選舉的壹系列程序，使中國開始邁上了民主、自由和法治的軌道。辛亥革命並不像有些人說的那樣，僅僅是推翻壹個皇帝，剪掉壹條辮子。其最深刻的意義，就在於它開啟了中國壹元化文明到多元化文明的轉型，確立了民主政治的原則。中國是壹個人口大國，有幾千年君主絕對專制的歷史，有深厚的程朱理學道德倫理作基礎，三綱五常、忠孝節義禁錮著中國人的思想，還有江湖義氣、流氓文化毒害著人們的心靈，這些都有利於君主絕對專制的宗法壹體化的政治制度的復活，其文明轉型難度遠非其他國家可以相比，其文明轉型的時間要比任何國家都要長。而辛亥革命迅速結束帝制，建立民主共和政體，而且此後再也無人能夠復辟帝制，這難道不是壹個偉大的奇迹嗎？第二，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所確立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思想自由的原則，使近現代的中國出現了自春秋戰國和大宋王朝以來的最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 為人民當家作主提供了最起碼的法律保障。當時的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創辦報紙，表達自己的真實思想，批評政府和國家的領導者，而不受任何官方的干預。國家也沒有所謂的新聞檢查制度。這壹時期，國外各種思想流派、學術思潮紛紛傳入中國，導致1919年偉大的五四運動，產生了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文化偉人。這個局面壹直延續到蔣介石時期才結束。 第三，中華民國建立以來所確定的保護私有財產、發展私人資本、推進中國市場經濟和工業現代化的原則，為中國現代文明的發展和民富國強指明了方向。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為人權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第四，辛亥革命和民國建立，還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社會的面貌、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使中國人的生活出現了多樣化。下跪行為被取消、男人減掉辮子、婦女廢除纏足惡習、宦官太監開始絕跡，城市開始迅速現代化。
當然，辛亥革命建立的民主分權的政治體制和民主選舉程序，卻沒有能夠保留下來，而是讓袁世凱篡奪了民主革命的果實，沒有把華夏文明轉型的事業堅持到底。這是壹大遺憾．也是中國人的不幸。
其實，從當時的歷史情況看，中華民國建立的民主制度的被拋棄，並不是歷史的必然。首先，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當時的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其次，南方士氣高漲的幾十萬軍隊，為了保護新生的民主政權，將士們願意與清朝軍隊決壹死戰。再次，從財政上看，南方各省都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從長遠看，南京政府應該有足夠財力來維持運轉。最後，南京政府集合了當時中國的優秀人才和民族精英，他們富有民主政治的理想，具有獻身於國家民族的精神，學貫中西，有管理國家的才能，精通憲政。因此，南方的民主政權的失敗是不應該的。
學者認為，造成中華民國民主政治體制中斷的根本原因，是孫中山等人在指導思想和政治運作上發生了嚴重的失誤，而不是有些歷史學者所說的資產階級的軟弱、中產階級未興起、民智未開、專制勢力強人，也不是沒有解決農民土地問題及外國勢力的破壞。
研究表明，孫中山等人的失誤，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壹，過分地強調了反滿復漢的民族主義，將大總統位置讓給漢族官僚袁世凱，天真地希望袁世凱這樣的反動官僚、陰謀家和獨裁者為中國的華盛頓。第二，大壹統情結太重，過分強調國家統壹，而且實現南北統壹的願望過於急迫。第二，孫中山沒有建立起領袖的權威。首先是因為武昌起義，並不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發動的。再則，孫中山沒有解決南京臨時政府急需解決的財政困難和國際承認。其政府沒有指揮軍隊打敗北洋軍的進攻導致武漢失守等等。這些都沒有使孫中山成為眾望所歸的領袖，沒有建立起民主之父的權威。人們轉而對袁世凱抱有希望。第四，孫中山組織的政府沒有代表性。他把最重要的職位都讓同盟會員擔任，他本人也不願做在責任內閣制下沒有實權的總統，而要做有職有權的總統。第五，孫中山算不上壹個徹底的民主政治家，他對民國初年的民主立憲政治沒有發揮出應有的推進作用。他辭去臨時總統后，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實際是走非政治道路。更嚴重的是，在中國民主政治處於生死存亡的歷史緊要關頭（宋教仁遇刺），孫中山沒有民主政治運作的能力，沒有民主政治家應該具有的政治智慧，而是魯莽地發動了「二次革命」。
美國埃利斯《那壹代可敬的開國元勛們》 認為，國家制度創立時期，領袖人格決定製度；制度完善時期，制度規範人格。這就是制度與人格的關係。只有具備偉大人格和智慧的民主政治家，才能在制度創建時期，以自己的人格魅力鞏固民主的制度。所以，壹個在創製時期擁有壹個像華盛頓那樣道德完美的政治領袖的民族是有福的。可惜中華民國開國總統孫中山沒有具備華盛頓那樣完美的道德品質和風範，而且，像中國這樣壹個如此重視聖人人格修養的國度，卻偏偏很難產生具有偉人人格的民主政治家，中國人無福德，更是不幸的。
長期以來，很多歷史學家面對辛亥革命民主政治的失敗，沒有具體分析孫中山等人的失誤（缺乏審時度勢的政治智慧），而是歸結為資產階級的柔軟性，這是對中國歷史的誤解。
辛亥革命對中國歷史產生的最大的危害，首先就是中斷了文明成果的積累。辛亥革命要求建立民主憲政制度，但革命黨人沒有能力和威望來實現這個目標。辛亥革命消滅了皇帝這壹國家的最高權威，又沒有及時建立起憲法的權威，結果給後來高度集權專制的出現埋下了隱患，產生出袁世凱、蔣介石這樣的獨裁人物，把中國再壹次推向專制的社會。辛亥革命也無力為人民提供現實可行的政治理想。
辛亥革命前，人們的目標只有壹個，就是要實現君主立憲制度，推進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但是，辛亥革命的失敗，民主的名存實亡，使人們對民主制度產生了懷疑。很多人認為，民主、法治、自由、立憲這些西方的東西，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並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於是，各種各樣的思潮迅速泛濫起來。這些思潮主要有教育救國、實業救國、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集權主義、實用主義、新權威主義、開明專制主義、社會主義、尊孔復古主義甚至法西斯主義等等。而社會主義又有吉爾特社會主義、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皇室中心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等等。如梁啟超的新民說，嚴復的牛與馬的悖論說等等，轟動壹時。魯迅先生認為 ，要救國，就要改造國民的心理。他雖然反對封建的倫理道德，但其最大的誤區，特別是晚年的最大的誤區，就是從來也不提倡民主、法治、自由、人權這些現代文明觀念，不提倡立憲議會政治。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提倡新文化，反對舊文化，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要打倒孔家店，甚至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文化，等等。他們都不再主張加強民主共和制度和法治秩序的建設，而是希望從精神、道德、思想、文化的層面上進行革命，來改變中國人的思想和靈魂，實現社會的革新。因此，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徹底拋棄了辛亥革命確定的民主、共和及憲政的目標，拋棄了人權、自由和法治的理想。
辛亥革命的失敗，使中國人在軍閥割據的嚴酷現實面前，不得不放棄了對民主制度、法治秩序、人權和自由保障制度等等現代文明的夢想，轉而接受了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的思想，使中國文明的轉型偏離了正軌，使中國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悲慘的代價[4]。
壹個有趣的現象是，二十世紀下半葉以來，在大中華圈（中國大陸、香港、台灣）形成了獨特的「地緣民主制衡現象」，在互相敵對的政治勢力控制的空間範圍，可以猛烈地、透徹地、甚至誇大地批評對方的陰暗面，形成冷戰格局。即所謂「美國人喜歡批評美國政府，中國人同樣喜歡批評美國政府」。又如壹則政治笑話所說：美國人與蘇聯人爭論哪國更民主。美國人說他們可以批評總統羅斯福，蘇聯人毫不示弱地說：我們蘇聯人可以到克里姆林宮當著斯大林的面大罵羅斯福。
信仰者的悲劇
魯迅的短篇小說《祝福》是人們廣為熟知的作品，作為中學教材中的老篇目，更成為中國壹代又壹代青少年的基本常識。對它的閱讀、講解、研究不消說已有很多既成的定論。通常被認為是反映了封建社會的愚昧無知以及宗法制度對人民的摧殘。本文從壹個新的角度分析這篇小說在中國思想史中的價值。
《祝福》（寫於1924年2月7日）中的祥林嫂被魯迅塑造成為中國勞動人民最悲慘的典型，她新寡之後，便逃到魯鎮來，在魯四老爺家裡做工。善良、勤勞、堅毅和安分的她只要用辛勤的勞動換取最起碼的生活就感到滿足。可是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就連這樣微薄的希望也終於破滅。不久，她就被婆家綁架回去，逼嫁到山坳里去。當她第二次在魯四老爺家裡出現時，己是第二個丈夫病死，兒子被狼叼走之後。因她再嫁再寡，鎮上的居民嘲笑她，魯四老爺把她看成不樣之物，暗中告誡妻子不許她染指祭品。另壹個傭人柳又以陰間的鋸刑嚇唬她，要她到土地廟捐壹條門檻，當做贖罪的替身，免得死後受苦。這給祥林嫂帶來嚴重的恐怖。孤苦、可憐的祥林嫂用多年積攢的血汗錢捐了壹條門檻，讓千人踏萬人跨。她默默地捐了門檻，但主人還是不許她擺設祭品。她從此失魂落魄，麻木不仁，不久被魯四老爺趕走，終於淪為乞丐，死在年終鞭炮震響、煙氣繚繞的街頭上。
祥林嫂的壹生不斷掙扎和反抗。為了擺脫嚴厲的婆婆的管轄，她敢於逃到魯鎮上來。後來被婆家人綁架時，她在河邊拚死抵抗。被出賣到賀家墺時，她壹路嚎啕大罵：拜天地時，她把頭撞在案桌上，鮮血直流。在將近死亡前夕，她終於對畢生迷信併為之恐飾的「陰間地獄」的存在發生了疑惑，這反映她再也不能忍受別人替她安排好的死後的命運。
在周作人看來，祥林嫂的原型取自魯迅壹個本家的遠房祖母，其悲劇是女人的再嫁問題，也即「封建道德和迷信的壓迫下婦女的悲劇」。然而，在舊中國「除了禮教代表的士大夫家庭以外，寡婦並不禁止再嫁」。
本文從下列選段分析小說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問題。
那天下午，我到鎮子東頭訪問壹個朋友，在河邊遇見她。
「壹個人死了之後，究竟有沒有魂靈的？」 她走近兩步，放低了聲音，極秘密的切切的說。我很怵然，壹見她的眼盯著我的，背上就遭了芒刺壹般，比在學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臨時考試，教師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時候，惶急得多了。對於魂靈的有無，我自己是向來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樣回答她好呢？我在極短的躊躇中想到，這裏的人照例相信神鬼，然而對於她，卻疑惑了或者不如說希望其有，又希望其無。何必增添末路人的苦惱，為她起見，不如說有罷。
「也許有吧，我想。」我於是吞吞吐吐地說。
「那麼，也就有地獄了？"
「啊！地獄？」我很吃驚，只得支吾著，「地獄？論理就該有。然而也未必，誰來管這等事？" 「那麼，死掉的壹家的人，都能見面的？"
「哎哎，見面不見面呢？」這時我已知道自己也還是完全壹個愚人，什麼躊躇和計劃，都擋不住三句問。我即刻膽怯起來了，便想全然翻過先前的話來，「那是，是在，我說不清。其實，究竟有沒有魂靈，我也說不清。"
我趁她不再追問，邁開步伐，匆匆地逃回四叔的家中，心裏很覺不安逸。自己想，我這番答話怕對她有些危險。
唯物主義戰勝唯心主義，是二十世紀中國學術思想領域的重要特色。在《祝福》中，作者把祥林嫂守寡喪子的人生悲劇與神佛魂靈觀念聯繫起來，讓人很容易得出二者存在必然因果關係的結論。但是，祥林嫂如果不信神靈，就不會發生悲劇嗎？世界上，那些信神的人們不是每天都幸福的生活嗎？對於魂靈的有無，魯迅認為「無所謂」或「說不清」，但骨子裡卻傾向於無神論。
「求了壹通神仙，終於沒有見到，忽然有些疑惑了。於是要建造墳墓，來保存死屍，想用自己的屍體，永遠佔據著壹塊地面。這在中國也算壹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們，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熱風·聖武》）唯物主義者的內心本來是唯心的，壹旦發現心中的「神仙」不能保佑他們長生久視之後，只能相信科學技術，把自己的肉體做成乾屍，永久保留，供後代子孫觀瞻。
祥林嫂沒有自己的姓名，別人用她第壹個丈夫的名字稱呼她，這個稱呼壹直跟到她死亡，即使後來另嫁他人，魯鎮居民還是照樣稱呼她為祥林嫂。林志浩據此分析出，這是封建禮教的從壹而終，「束縛中國人民的四人繩索」之壹的父權的表現。實際上，這很可能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惡習使然，約定俗成、很難改口的壹種現象。
作品中描寫祥林嫂最懷念的，不是丈夫，而是兒子，被評論認為是，在男尊女卑的極端不平等社會裡沒有真正愛情的表現。「女人的天性中只有母性，沒有女兒性和妻性。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兒性混合。」（《而己集·小雜感》）這裏的概念就有些不清楚，本來母親、妻子和女兒是壹個女人的不同側面的階段性表現，不應存在對立與割裂。硬要把壹個祥林嫂推廣到全部女人，大有以偏概全之嫌。
從階級鬥爭的政治學角度，本篇主題可歸納為封建社會神權和父權對普通底層勞動婦女的壓迫和殘害。從人性論角度，則是勤勞、善良、富有反抗精神的底層婦女對黑暗、冷漠的社會環境發生衝突，導致的人生悲劇。作者為了突出矛盾，把勞動婦女身上那些優秀的品性壹股腦地往祥林嫂身上集中，而把她所處的社會環境則儘力抹黑。這樣做有違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看看我們身邊的無數「幸福」的現代祥林嫂們吧，這是些家庭主婦、職場女工，她們文化程度不高，好吃懶做，最大願望是少出力多賺錢，每天關心的事情只有孩子、家務、做飯、衣著，對國家政治、對別人漠不關心。她們中的許多人嫌貧愛富、笑貧不笑娼，追名牌、傍大款、當二奶、開豪車愛虛榮、攀比成風。奸佞、狂妄、妖艷、嫉妒、淫威、禍水、貪婪、娼妓、嫌棄、獻媚……不知多少社會醜陋現象與女性有關。祥林嫂不願再嫁就是具有反抗精神，那麼，何清漣、丁子霖、戴晴、葉海燕…… 這些女性身上的特質應該叫什麼精神？男人是骯髒的泥土，女人是乾淨的清水，這方面，《 祝福》 沒有逃出曹雪芹《 紅樓夢》 的俗套窠臼。
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以後人們對上帝（神）的認識更加清晰，正如梵蒂岡所訓示：上帝不是壹個有血有肉的具體的人物，而是代表壹種價值體系，代表摩西十誡及各種宗教中都不可或缺的道德律令，是人類行為美學的壹種民間通俗化版本。
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等大胆構築理性、物自體、存在等上帝的同位語和替代品，壹種沒有商量的精神定向，壹種絕對信仰。二十世紀的科學，從生物學到宇宙論，進壹步顯示人類是宇宙中心這壹觀念，與神是宇宙中心的觀念相對抗。人在謀殺上帝的同時，也就悄悄開始了對自己的謀殺。非神化的勝利，直接通向了非人化的快車道。這是嚴肅的人本論者始料未及的諷刺結果。
尼采說：上帝死了。這對有神論來說，意味著人有了更多的責任；對無神論來說，意味著人不再承擔任何責任。上帝最終死於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此時，法國的薩特苦苦思索著，想給人類再造壹個上帝，把人對自己的壹切負責，把價值立法權從上帝那裡奪回來，交給每壹個人的心靈。「存在的勇氣最終源於高於上帝的上帝」。尼采並沒有擺脫上帝的幽靈。他認為「人為自己的不道德行為羞愧，這是第壹階段，待到終點，他也要為自己的道德行為羞愧。」虛無之處、迷惘、絕望、焦慮、沒意思、荒誕性、反道德、無深度、嫡增加、喪失自我、禮崩樂壞、垮掉的壹代、中心解構、過把癮就死、現在世界上誰怕誰……人們用很多新創的話語來描述上帝死後的世界[1]。
如今，學術界越來越清楚的認識到，上帝觀念在西方民主憲政體制的形成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教會是推動西方文明轉型的決定性力量。有學者認為，也許是上帝特別關愛歐洲人，雅典、羅馬的民主共和政治被消滅以後，基督教卻在歐洲迅速蔓延開來，造就了壹支巨大的獨立於官僚體制之外的教會力量，對君主的權力進行有力的制約。在整個歐洲的中世紀，神性和世俗是並駕齊驅、共同發展的，政教分離的二元體制是西歐中世紀社會的特點，為文明的轉型創造了前提。儘管中世紀的教會代表保守、落後、頑固的反動勢力，但在跟皇權鬥爭的過程中，政教之爭的客觀作用，在於避免皇權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以及宗法壹體化的社會組織結構。美國的阿爾文·施密特在《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中指出：「今天，很多詆毀基督教的人也許不相信或沒有意識到，倘若沒有基督教，他們將不會佣有他們現在所喜愛的自由。」
在中國，宗教為什麼不能成為制約皇權的力量呢？這除了佛教本身缺乏獨立的意志以及廣泛嚴密的組織外，就是中國人本身缺乏宗教的真誠和信仰，對宗教始終抱持壹種實用主義的態度。大多數人對宗教的態度是虛偽的，不願意為宗教而獻身。壹些懷有政治野心的人，利用宗教來達到自己稱王稱帝的目的，如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近代的太平天國起義。這就使得宗教活動難以得到健康發展，有關尊重人的自由選擇、重視人的生命價值、懺悔自己的罪過等人文精神很難得到發揚，很難對皇權以及官僚體制產生監督和制約作用，難以產生變革文明的動力[2]。
文化社會學家、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授弗格林認為，意識形態是指那些過分相信人的知識，否定或者忽視神的存在傾向的所有近代思想體系，近代人本主義的產生和迅速膨脹是意識形態的基礎。阿隆則指出，意識形態不過是用觀念代替了神明，它是壹種世俗神學、世俗宗教，是十八世紀末西方政教分離、宗教隱退背景下的必然產物。仲維光認為，當代政治是世俗化的宗教政治，沒有上帝的教會政治的再現。共產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等都是這種政治形態的不同類型。這種政治必然產生領袖-黨派-國家三位壹體（天子朕即天下的變種）的組織形式。魯迅最終也必然地被這種現代思潮捲入其中而不能自拔。
幻想的破滅
魯迅的《傷逝》多被解讀為呼喚婚姻自由的篇章，筆者卻發現了過度個性解放背後的虛妄和偏頗。
1923年7月19日，「周氏兄弟失和」公案正式發生。上午，魯迅回到八道灣衚衕的家。弟弟周作人臉色鐵青地走過來，遞給他寫給魯迅的壹封信，然後轉身而去。
關於周氏兄弟失和的相關文獻，最直接、最詳盡的就是這封信：「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難——大家都是可憐的人，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的院子來，沒有別的話。願妳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在這封至今完好保存的信件里，周作人稱哥哥為「魯迅先生」，要哥哥以後不要再到自己的住處來，叫哥哥「自重」！
魯迅在當天日記寫下幾個字：「上午啟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來，后邀欲問之，不至。」
8月2日，魯迅借錢800元，攜帶朱安搬進磚塔衚衕61號俞芬處借住。周作人在8月2日的日記里寫道：「下午L夫婦移住磚塔衚衕。」他已連哥哥的名字都不想提。
10月底，魯迅向許壽裳、齊壽山各借400元購買宮門口西三條衚衕21號舊宅。
1924年5月25日，魯迅移居北京西三條衚衕21號新屋，購買阜成門內的壹間小四合院。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去取回自己的書和壹些器具，更嚴重的事態發生。根據魯迅當天日記和在場目擊者的講述，他剛進西廂，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就從屋裡奔出，指著魯迅破口大罵，言辭污穢，不堪入耳；羽太信子又立即打電話喊來幾位親友，夫妻倆壹唱壹和，當眾痛罵魯迅。罵到酣處，周作人拿起壹尺高的獅形銅香爐向魯迅頭上砸去，幸虧別人接住攔開，才未擊中；而忍無可忍的魯迅也抓起壹個陶瓦枕，擲向周作人。在眾人拉架勸解下，魯迅才得以拿了自己的東西離開。
當時在場的人有張鳳舉、徐耀辰、章廷謙和羽太信子的弟弟重九。羽太信子污穢開罵很可能用的是日語，除了章廷謙，在場其他六人都懂日語，但個個對羽太信子的話諱莫如深。這壹反目，壹直延續到魯迅逝世，二人就此終身斷絕了兄弟關係。周氏兄弟大打出手時，在場惟壹不懂日語的章廷謙後來很含糊地說：「事情的起因很可能是，周作人的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羽太信子的話置魯迅于壹個最難堪的境地——魯迅對她有不軌行為！
魯迅當時正當壯年，雖有妻室朱安，卻從來不靠近妻子，因此有人判斷其必有性壓抑，對共居壹院的弟妹羽太信子不軌不是沒有可能。具體的說法是兩種：壹是魯迅偷窺羽太信子洗澡；二是魯迅晚上躲在周作人卧室窗外偷聽房事！后壹種「聽床」的說法，羽太信子不僅只跟周作人說，她在時住八道灣的魯迅友人章川島面前也公開說起。是這兩種齷齪行為，激起周作人對魯迅的狂怒、鄙視和終身不原諒，有壹定的說服力。
後來，魯迅終於在給壹封給友人的信《關於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關係》中，講述了相關情況，作為對流言的解釋和自辯。這封信大致可分這幾段：第壹段是引子，中間說到「我的說法里，是不包含香艷的畫圖和生猛的動作的」似乎暗含著事情的曖昧。第二段內容，簡單介紹了弟媳羽太信子當初作為女傭的低微的出身，說自己跟她僅僅是偶然遇到，點點頭而已。否認了自己當初跟她有過任何親密關係的傳聞。第三段內容，魯迅講住在壹起時，弟媳羽太信子奢侈，花錢如流水，雇傭好多僕人，且因對三弟周建人非常不滿，進而對朱安不敬，對魯迅冷遇閑言，行為近乎于悍婦。這就涉及羽太信子的個人品性了。
魯迅的信件《關於我和羽太信子夫人的關係——偷看洗澡事件》
這是飛花君給我出的壹個題目。這題目並不出的過分。對於這個事情，我是應該說上幾句。儘管，我也知道，即使是我說這樣的事情，也是不會有太多的人相信的。中國人從來是排斥極端，卻包容怪異。並且，我還要預先聲明壹下，我的說法里，是不包含香艷的畫圖和生猛的動作的，張資平先生的讀者，王平陵先生的擁躉們恐怕要失望了。
我已經忘記了怎麼和她初次會面，唯壹確定的是在日本。她家境貧苦，當時是壹名學生宿舍的女傭。人很活潑勇敢，做事有時頗近於草率，但對中國人也真誠恭順。於是我們大約就算認識了。也僅僅是認識了。我在記憶里，沒有任何與她作思想交換的影子。我那時，無事可作，但也極忙。忙著讀書，忙著作《新生》的雜誌，忙著跟太炎先生學小學，忙著處理《域外小說集》，忙著和季莩暢遊，和錢玄同陳師曾打鬧，和曼殊對坐。即使和她見了面，也只是點壹點頭，含混的問候壹聲，竟或行同路人的相互走開。後來，她和周啟明在壹起了。
我回國了，因了母親的催促。在紹興師範接到啟明的信，他那時大約對法語頗有興趣，願意繼續下去。但我告訴他：法語豈能換米肉?於是，他回來了，還有她。以後的日子，他們同居在老家，而我奔波於家與學校之間，日子無味但也去的飛快。接著，信子的妹妹芳子來了，壹個怯生生的日本姑娘。她和三弟糊了糊塗的也成了壹家人。
有壹位千家駒先生，見我日記有『寄羽太家信』的字樣，便判斷我們的夫妻之實已經是鐵定了。感之於情，會之於心，非夫妻之間的鴻雁傳書，豈能稱『家信』?其實，信子這時已在周家，我是因為了總要出去作事，便代她投遞她的家書，收信人是她哥哥。千先生的考據功夫壹流，但用錯了時代和對象，我非曹雪芹，家事不能算撲朔迷離，只要稍微用力，便可壹辨真偽。
辛亥軍興，辮子掃地，壹般年輕朋友得罪了金髮，把我夾在中間左右為難，無法在紹興示範校長的位子上坐下去。遂應蔡先生邀，到教育部任職，由南京而北平，漸入頹唐之境，唯壹心愿是全家人生在壹起，死在壹起。於是，回鄉變賣家產，把全家人接到北京。啟明因我介紹去了北京大學作了國史編纂員，兄弟怡怡局面初成。後面的事情就清楚多了。
世人皆知，新青年漸起，我之聽將令，周啟明的暴得大名。但這幾年，還有些事情不能不提，就是家事，我的家事固然是上不了二十四史，但於我卻也費了不少心力。我于教育部，周啟明於北大，都是有高薪的。有的說法，認為啟明是教授，是名人，我是小吏，可能于經濟上對啟明有所依靠。其實不是的，我當時的月薪是245元，稍高於他的200元教授工資。問題是總拖欠。民國政府妳方唱罷我登場，有幾次，弄得連經費也沒了著落。欠薪便是常有的事情。那時教育部人最重要的工作，莫過於到了發薪的日子去打聽發多少錢。尤其是想端午中秋左右。還好，欠薪總還有補上的壹天。自然，後來大學也是欠薪的。
但信子芳子卻還是壹味的把錢花出去。療養則西山，病則謁日醫。最多時請了十壹位工人。我用黃包車賺錢，趕不上用汽車花出去的速度。這個當時，我是有些看法，但也並未真的放在心裡。對於她們這樣的習慣，我並不如外界傳言的那樣義憤填膺。啟明的孩子我也是愛的，謁日醫甚至是我的主意。但有壹件事情，使我們的關係微妙起來。就是周建人。
建人沒有留學，長在南方，在北京自然沒有好事情作。芳子于紹興時尚無所謂，但到了北京，就起了些變化。加上信子的說辭，倆姐妹對三先生漸有歧視的態度。這我是看得見的。建人有時很苦惱，進而覺得當時和芳子結婚是壹個陰謀，輾轉之餘，幾次說要去南方找個事情作。在我的幫助下，終於去了杭州作教員。然此公壹走就渺無音信，于南方又娶妻生子，不亦樂乎。這樣自然是惹惱了二位羽太夫人。
由開始對周三抱怨仇恨，到對朱安不敬，對我的冷遇閑言，多呈小女人心態。縱然，周氏兄弟被稱為思想界權威，但在那個大院子里，最大的價值觀，是由兩個小女人主宰的。
此後的事情，可能我知道得還不如妳們清楚，她說了什麼?周啟明為什麼憤怒。啟明不說，我也不答。只是：人生不相見，動如參与商。我只是知道，外人的臆測大多以中國人的烈女形象揣測信子。但她是日本人。日本人洗澡似乎是不避男女的。至少沒有覺得洗澡和貞節有關。她始終是壹個小女人，守著丈夫，守著婆婆，害馬大了肚子，她大驚小怪。啟明作了大官，她面呈得色，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1925年1月20日晚上，在魯迅西三條寓所的工作室—「老虎尾巴」，魯迅坐在靠書桌的藤椅上，許廣平坐在魯迅的床頭，27歲的許廣平首先握住了魯迅的手，魯迅同時也報許廣平以輕柔而緩緩的緊握。許廣平脈搏的劇烈跳蕩，正跟魯迅逐漸急促的呼吸聲相應。於是，魯迅首先對許廣平說:「妳戰勝了!」許廣平不禁報以羞澀的壹笑。接著，兩人熱烈地接吻。第二天，剛剛寫完小說《孤獨者》四天的魯迅，又壹氣呵成了以婚戀為題材的充滿生活哲理和抒情色彩的小說—《傷逝》。
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是「五四」時代的青年們所熱烈追求的生活理想，也是當時文學創作的熱門題材。《傷逝》是魯迅惟壹的以青年的戀愛和婚姻為題材的小說，主人公涓生和子君在相愛的過程中，儘管遇到來自家庭和社會的各種阻撓，但他們無所畏懼，毫不退縮，子君的態度尤其堅決。面對父親和叔父的反對，她堅定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正是靠這種無畏的勇氣和堅定的態度，他們終於衝破重重阻礙而結合，實現了婚姻自主的理想。但涓生和子君婚後的「安寧和幸福」並未維持多久，他們的愛情悲劇恰恰發生在戀愛成功，婚姻自主之後不久。首先來臨的打擊是涓生被解聘。失去職業后，兩人的生計成了問題。雖然他們嘗試用其他方法「來開壹條新路」，但都沒有走通。這使他們的愛情生活蒙上了陰影。加上結婚後，子君以為追求的目標達到了，便日漸沈浸在小家庭瑣碎的生活中，不再追求上進，變成目光短淺的甚至有些庸俗的家庭主婦，甘願做靠丈夫養活的附屬品。實際上，子君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停止了追求。軟弱而自私的涓生在感受到婚後生活的平庸和生活的壓迫時，只想著「救出自己」，並自欺欺人地把拋棄子君作為自己「向著新的生路跨出去」的第壹步，其結果是導致子君的死亡，而他自己也並未真正跨入新的生活，整日在悔恨與悲哀中消磨著生命。
社會學評論認為，在壹個不合理的社會中，單純追求個性解放和婚姻幸福，是不可能成功的。只有在為社會解放而鬥爭的過程中，才能真正實現個性的解放和個人婚戀的幸福。涓生和子君的愛情悲劇的原因，既是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和黑暗勢力的破壞與迫害，也與他們本身的弱點——如軟弱、自私、目光短淺和狹隘自私的個人主義等有關。涓生和子君愛情悲劇的意義在於，年輕人狂熱的愛情遇到現實的挫折和困難，常常變得冷漠褪色，終於落入廣大無邊的虛無，在這種地步，涓生開始希望人死後有靈魂和地獄存在，以洗刷和寬宥人生的過錯和失誤。
裴多菲在《 希望之歌》 中說：「當妳把壹切都貢獻出來，蠱惑人心的娼妓就拋棄妳。」涓生（捐棄生命）把愛心獻給子君（自命君子），其代價是，涓生失去精神心靈，子君犧牲肉體生命。
研究資料表明，本篇的創作與作者弟媳（周作人之妻，日本女子）的感情糾葛不無關係。但周作人在《 結緣豆》 （1936 ）認為該篇「全是寫的空想，不應隨意演繹和放大。」
「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這是被稱為五四精神的個性解放的典型語句。「她和叔叔鬧僵，使他氣憤到不再認她這個侄女；我也陸續和幾個自以為忠告，其實是替我膽怯，或者竟是嫉妒的朋友絕了交。」這是絕友情舍親情而保愛情。
「這是真的，愛情必須時時更新、生長和創造。」這是愛的豪言壯語。
「也如赫胥黎的論定『人類在宇宙間的位置』壹般，自覺了我在這裏的位置：不過是叭兒狗和油雞之間。」進化論己深入生活的每壹角落。
「待在孤身枯坐，回憶從前，這才覺得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壹而將別人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壹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這是幻想破滅后的浪子回頭嗎？
胡適在《 追悼志摩》 所寫徐志摩的婚姻頗有傷逝的味道。民國十壹年三月，浪漫詩人徐志摩正式向夫人提議離婚，他們不應該繼續沒有愛情沒有自由的婚姻生活了。
次年，梁啟超懇切的書信勸告徐志摩：「其壹，萬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樂。弟之此舉，其于弟將來之快樂能得與否，殆茫如捕風，然先己予多數人以無量之苦痛。其二，戀愛神聖為今之少年所樂道。…… 茲事蓋可遇而不可求。況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鶻然，而得滿足得寧帖者也極難。所夢想之神聖境界恐終不可得，徒以煩惱終其身己耳。嗚呼天下豈有圓滿之宇宙？當知吾濟以不求圓滿為生活態度，斯可以領略生活之妙味矣。」[1]
梁任公似已提前預料到涓生徐志摩們的悲劇命運。
魯迅對中國神話傳說的誤讀
由於知識結構和時代背景的局限，魯迅對於中國歷史中的壹些文化現象的認識便多有誤解。
公元九七五年，吳越王錢椒在杭州西湖凈慈寺建造王妃塔（雷峰塔）,「雷鋒夕照」成為西湖十景之壹。壹九二四年九月二十五日，雷峰塔倒塌。魯迅聽說此事後，于這年十月創作《論雷鋒塔的倒掉》 在《語絲》上發表。
據《義妖傳》，有個叫許仙的人挽救了壹青壹白兩條蛇，後來白蛇化作女人來報恩，嫁給許仙，而青蛇化作丫鬟跟隨。得道的法海禪師看見許仙臉上有妖氣，便將他藏在金山寺的法座后，白蛇娘娘來尋夫，於是就「水漫金山」。白蛇娘娘中了法海的計策，被裝在壹個小小的缽孟里。缽盂埋在地里，上面建起雷峰塔。白狀元是百蛇娘娘與許仙所生的兒子許士林，他中了狀元回來祭塔，與母親相見於塔下。玉皇大帝怪罪法海多事，以致茶毒生靈，打算拿辦他。他到處躲藏，終於鉆入蟹殼裡避禍，不敢再出來。
吳越民間，傳說煮熟的螃蟹里壹定露出圓錐形薄膜，呈現羅漢模樣，孩子們稱之為「蟹和尚」，就是躲在裏面避難的法海。
魯迅在文中寫道：「那時我唯壹的希望，就在這雷峰塔的倒掉。後來我長大，到杭州，看見這破破爛爛的塔，心裏就不舒服。現在，他居然倒掉了，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為何如？這是有事實可證的。試到吳越的山間海濱，探聽民意去。凡有田夫野老，蠶婦村氓，除了幾個腦髓里有點貴恙的之外，可有誰不為白娘娘抱不平，不怪法海太多事的？和尚本應只管自己念經。他偏要放下經卷，橫來招惹是非，大約是懷著嫉妒罷。我對於玉皇大帝所做的事情，腹誹的非常多，獨于這壹件卻很滿意。現在卻只有這位老禪師獨白靜坐了，非到螃蟹斷種的那壹天為止不出來。莫非他造塔的的時候，竟沒有想到塔是終究要倒的嗎？活該。」
魯迅只看到了法則對人性的壓抑（存天理滅人慾），於是對雷峰塔之倒塌熱烈歡呼。他武斷地認為「普天之下莫不歡喜」似有強姦民意之嫌，難道妳真的進行過嚴格的民意測驗？
次年二月，先生作《 再論雷峰塔的倒掉》，據胡也頻通信，「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裡，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久而久之便到了。…… 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壹個創傷。這壹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留下壹片瓦礫，與建設無關。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不知有多少！"
這裏「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裡，凡事都必平安如意」的事實，自然否定了前篇中多數村民責怪法海的猜測，但作者卻又把矛頭指向國民性問題，竟沒有自責之意。魯迅最善於解剖自我之說也未必準確。
按照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論，白蛇娘子的神話故事用形象語言表達了人格三層次。本我層次：白蛇因報恩而化作女人嫁給許仙，象徵慾望的滿足；自我層次：法海禪師將許仙藏在金山禪寺后，水漫金山。又將白蛇鎮壓在雷峰塔下，象徵社會規則對慾望的壓抑；超我層次：玉皇大帝捉拿法海，法海躲避在螃蟹里，象徵在天道層次男女兩性對立之統壹。塔為男性象徵卻內隱女子白蛇娘子，螃蟹為女性象徵卻內隱和尚法海禪師。許仙之子及第后的「白狀元祭塔」，正說明法海的正道。
有詩為證：佛在靈山莫遠求，靈山只在自心頭。人人有個靈山塔，好在靈山塔下修。人生何時不迷狂，正心誠意修非常，道體交通無為處，佛心妙諦真如藏。
在《 說鬍鬚》（1924年12月15日《語絲》）中，魯迅寫道：「今年夏天遊了壹回長安，壹個多月之後，胡裡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妳以為那邊怎樣？』我這才栗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黃河水。他於是廢然而去，我依然廢然而住，自愧無以對『不恥下問』的朋友們。這令人聯想到現代詩人韓東那首詩：「有關人雁塔／我們又能知道些什麼／我們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風景／然後再下來。」這是典型的民族虛無主義，對於異常豐厚歷史積淀的西安，魯迅先生競無觀感。
在《華蓋集· 青年必讀書》 （1925）中魯迅表現出激烈的反傳統：「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據《故事新編》（1922-1935 ）序言註釋，作者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曾壹度注意過，受到若干影響，但後來卻採取懷疑和批判的態度，甚至批評過這種學說。本小說集根據中國古代神話傳說演義而成。用凡人的生活、世態炎涼甚至夫妻反目、個人恩怨去揣度神仙聖人，是對神話的歪曲和誤解。拒絕崇高、裹讀神，反其意而用之，莊嚴淪入油滑，對後世影響極其惡劣。
由於受到達爾文的影響，魯迅在《 故事新編》 中把女蝸基本上寫得象個外星人壹樣。造人的時候，嘴裏這樣說：「唉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的無聊過。」 當劫難中的人類向女蝸求救時，女蝸卻「詫異而且害怕地喊叫，皮膚上都起粟，就像觸著壹支毛刺蟲」。 魯迅擺不正人與神的關係，因之而產生的惡劣影響是有日共睹的。壹個作家終生跟毒蛇聯繫著是很不幸的：他不僅喜歡蛇，而且還自比為蛇；小時候看戲，他「最願意看的是壹個人蒙了白布，兩手在頭上捧著壹支棒似的蛇頭的蛇精。」他寫起文章來字裡行間常常撲散著壹團團陰氣、邪氣、毒氣、鬼氣，冷氣逼人，陰森森如入古道，讓中國人疑俱、惶恐、驚秫、震顫；有生之年，他還壹度被視為「文妖」 而遭「通電全國文藝界壹致攻擊」；別人說他「腔子里充滿毒液，不向人發泄，則奇毒攻心，勢將自斃」；他也明確地表示自己做事的壹貫態度是「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他明白地經常表示：「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實際上，傳黃上作人、作笙簧、置婚姻，煉五色石以補蒼天的女蝸，是中華民族偉大母親的象徵。在山西省洪洞縣與霍縣之間的趙城鎮侯村發現始建於商周時代的女蝸陵，有著深刻的地理文化內涵。
1923年2月14日，北京大學教授張君勵向即將赴美的清華學生做題為《人生觀》的演講說：「人生觀之特點所在，曰主觀的，曰直覺的，曰綜合的，曰自由意志的，曰單壹性的。」而科學是「客觀的，為論理方法所支配的、分析的、受制於因果律的，起於自然齊壹性的」，所以科學不能支配人生觀。
4月初，丁文江首揭科學與人生觀的大論戰。4月15日、22日，丁文江在《努力周報》第48、49號上發表《玄學與科學—評張君勱的「人生觀」》壹文，痛斥張君勵為「玄學鬼」。展開「科學與玄學」(又稱「科學與人生觀」)的論戰。文章共十個部分：壹、引言-玄學鬼附在張君勵身上；二、人生觀能否同科學分家；三、科學的知識論；四、張君勵的人生觀與科學；五、科學與玄學戰爭的歷史；六、中外合璧式的玄學及其流毒；七、對於科學的誤解；八、歐洲文化破產的責任；九、中國的「精神文明」；十、結論。
論戰雙方主將科學派丁文江、胡適、朱經農、吳稚暉、章鴻釗、王星拱、孫伏園等；玄學派有張君勵、梁啟超、張東蓀、范壽康等，妳來我往，口水漫天飛揚，簡直變成街頭「群毆」。
5月5日，梁啟超發表《關於玄學科學論戰之「戰時國際公法」—暫時局外中立人梁啟超宣言》，指出「這個問題是宇宙間最大的問題，這種論戰是我國未曾有過的論戰，替我們學界開壹新紀元」。
5月11日，胡適的《孫行者與張君勵》問世，他把張君勵比做孫悟空，而把科學和邏輯比做如來佛，認為玄學縱然有天大本領，也跳不出科學的手心。
5月13日，梁啟超在《時事學報·學燈》發表《人生觀與科學—對於張丁論戰的批評》說：「人生關涉理智方面的事項，絕對要用科學方法解決。關於情感方面的事項，絕對的超科學。」
5月27、6月3日，丁文江發表《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勵》，明確主張在科學的基礎上樹立人生觀。
6月5日，在《玄學與科學的討論的餘興》中，丁文江斗膽說：「廣義的玄學是從不可證明的假設所推論出來的規律。」
12月，幾乎同時推出兩本文集：陳獨秀、胡適作序，上海亞東圖書館的《科學人生觀》；張君勵作序的上海泰東圖書館《人生觀之論戰》。
魯迅似乎沒有直接介入這場「科學與玄學的大討論」，但從其作品的思想傾向來看，他無疑是站在科學人生觀壹邊的。
魯迅對蘇聯的盲目崇拜
思維慣性與利益的驅使，常常可以遮蔽人們對於真理和真相的認知，魯迅也同樣難以避免。
壹九三六年六月三日，托派組織臨時中央委員會委員陳其昌在給魯迅的信中寫道：「大革命失敗后我們即反對史太林的盲動政策，反對史太林黨的機會主義、盲動主義的政策官僚黨制，現在我們又堅決打擊這叛背的新政策。先生的學識文章與品格，是我十余年來所景仰的，先生獨能本自己的見解奮鬥不息！我們的政治意見，如能得到先生的批評，私心將引為光榮。」
魯迅在六天後回應道：「總括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壹是罵先生們是官僚，再壹是斥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聯合壹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史太林先生們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托洛斯基先生的被逐，漂泊，聊倒，以致不得不用敵人金錢的晚景的可憐么。妳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高超得多，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不免要掉地上最不幹凈的地方去。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著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1]文章中既有對蘇聯「成就」的認同，又有欣賞古拉格群島勞改營制度的嫌疑。
根據「左聯」作家聯盟領導人馮雪峰筆錄，魯迅在這封信中讚賞斯大林的蘇聯之「成功」，並支持毛澤東所領導的共產黨紅軍。
早在1923年11月24日，奉孫中山之命考察蘇聯的蔣介石日記雲：「俄國中級人才太少，政府往往為其下所蒙蔽，而其輕信、遲緩、自滿，為其切要弊端，遇大事不能深重觀察，專尚客氣。人而無信，尚不能立，況其國乎！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亦其國之壹大弊也。吾為之危。」這壹段日記，前半段批評蘇俄政府「無信」，後半段批評「少數人種當國，排斥異己。」11月29日，蔣介石提前離開蘇聯，在歸途中，張太雷向陪同的俄國人表示：「在學習了蘇聯的經驗之後，本代表團應該同意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意見。」據這名俄國人事後的彙報，會談前，蔣介石由於神經緊張，過度勞累，壹再要求送他去療養院休養兩周，而在與斯克良斯基會談之後卻表示：不要張羅療養院和醫生，自己感覺好多了。這名俄國人由此作出結論說：「中國人對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會見是滿意的。」
事實是，俄國人拒絕了蔣介石的庫倫軍事計劃，蔣介石的內心極為憤懣、失望。當日，他在日記中寫道：無論為個人，為國家，求人不如求己。 無論親友、盟人之如何親密，總不能外乎其本身之利害。而本身之基業，無論大小成敗，皆不能輕視恝置。如欲成功，非由本身做起不可。外力則最不可恃之物也。
蔣介石主張，布爾什維克(蘇聯共產黨前身)品牌的國際主義和世界革命，只是換湯不換藥的沙皇主義，其對華政策，就是把中國「蘇維埃化」……，只是這些國民黨強調多年的真相，沒什麼人相信。
12月15日，蔣介石回到上海。在蘇聯參觀期間，蔣介石會見了有關方面的領導人，聽取他們關於蘇聯的革命經驗，並商討蘇聯對孫中山革命的支援。此外，還參觀訪問了蘇聯紅軍、軍事學校和軍事設施，了解蘇聯紅軍、軍事學校的組織制度和軍事裝備，參觀考察了蘇聯的各級蘇維埃政府組織。然而，蔣介石對他在蘇聯看到的蘇聯革命非常的失望和不滿。蔣寫道：「我很快就察覺出蘇聯社會各部門及蘇聯共產黨內存在的公開的和秘密的激烈鬥爭。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確信，蘇聯政治體制是獨裁和恐怖主義的統治工具，它與以三民主義為基礎的國民黨的政治體制完全不同，這是我出訪蘇聯所得出的結論。如果我們壹直呆在國內，我們恐怕永遠不會發現這些。」
1924年3月14日，蔣介石致函廖仲愷，將共產黨區分為「國際共產黨」與「俄國共產黨」，又將「俄國共產黨」的「主義」與「事實」分開，表示「主義」雖可信，而「事實」則不然。信中，蔣介石強烈指責「俄黨」對中國的政策，他說：「至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壹，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于其間而已。所謂俄與英、法、美、日者，以弟視之，其利於本國而損害他國之心，則五十步與百步之分耳。」蘇聯支援中國革命，有其真誠的壹面，蔣介石將其與英、法、美、日並視，稱其為變相的「凱撒之帝國主義」，是錯誤的。但是，揆諸歷史，蘇聯在其國家發展中，確有其民族利己主義和民族擴張主義的壹面，這也是不爭的事實。在孫中山的壓力下，蔣介石對蘇聯和中共的批評並沒有堅持多久，很快，他就以堅決主張聯蘇、聯共的左派姿態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
1927年春，基於他對蘇聯專制本質的認識，尤其是斯大林態度的轉變，蔣介石從左傾轉向右傾，發動了清理黨務運動，與共產黨徹底決裂。
現在，在俄羅斯學生課本中介紹的1917 年俄國歷史真相與此前完全不同。1917 年，俄國爆發了二月革命，這是人民自發起來推翻沙皇專制統治的民主革命。革命成功后，成立了由立憲民主黨組成的臨時政府。
當時流亡在瑞士的列寧，在德皇威廉二世的金錢支持下，購買槍技，組織武裝，並返回俄國，在十月發動了政變，推翻了臨時政府，掌握了政權后，列寧馬上回過頭來鎮壓了支持自己奪權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為確保政權的穩定，他親自發起並由政治局集體決定，將壹批知識分子驅逐出境，還鎮壓了要求實行自由選舉、自由貿易等的客瑯施塔的水兵。同時，列寧還立刻與德方和談，簽訂了《布列斯特和約》 ，將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讓給德方。後來壹戰中雙方的力量對比發生逆轉，德軍全線崩潰，俄國才意外地重新贏回了這些土地。
1921 年上半年，任何出版自由、集會自由、言論自由，都被認為是「致人死命的葯」和「自殺」的行為。1922 年，列寧在黨的十壹大上表示：凡是公開宣傳孟什維克主義者，法庭應壹律予以槍決。同年8 月，蘇共通過了《關於行政驅逐》法令，至當年年底，有二百多萬人被驅逐或被迫逃亡國外。而對於曾經相對仁慈對待自己的沙皇，列寧則將其全家殘忍地殺害。
為了打擊異己，列寧和斯大林還創建了古拉格勞改營模式，並在後來成為各社會主義國家勞改營的典範。數以千萬計的人民，在勞改營中從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飢餓、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許多詩人、作家、學者、科學家和藝術家。
對此，普列漢諾夫寫道：「列寧為了把壹半俄國人趕進幸福的社會主義未來中去，竟能夠殺光另壹半俄國人。「而正是由於列寧制定的專制路線，為以後的斯大林獨裁治國鋪平了道路。
安．鮑．祖波夫主編的《二十世紀俄國史（1894-2007 ）》用大量歷史事實，指控列寧創建的蘇聯原來是人間地獄。這是2006年，普京總統提出為俄羅斯11 年級學生寫的歷史教科書。
首先，列寧是依靠德國供給5000 萬金馬克（約合9 噸多黃金）進行秘密策動組織，成功發動俄國十月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第壹次世界大戰開始，列寧就主張俄國失敗，堅持要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的階級鬥爭。實際上充當了德國對俄國戰爭的秘密代理人。
列寧寫過「專政的定義就是不受任何法律約束的，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權」。當時全俄各地有610個契卡工作委員會，1000 多個革命法庭。1918 年～1922 年2月間殺人不少於200 萬。當年秘密警察「契卡」奉指示」審問被告時不用找什麼證據，只消讓被捕者回答他是什麼出身，受什麼教育或職業。就能決定此人的死活。這就是紅色恐怖的實質。」因蘇俄檔案嚴密封存：正式檔案多半經過篡改，官方公布的死亡人數僅是實際的三分之壹。
列寧和托洛斯基1918 年就認為：在六個月內要完全消滅商品生產，真正的社會主義就會實現。所以「要強迫所有的工人吃苦受罪，」必須「把口常生活條件社會化；消滅家庭，吃大鍋飯…… 實行軍事化」。全國1600 萬人被迫每天工作12-16 小時，僅聖彼得堡壹地，從1917年到1920 年有三分之壹的人因飢餓疾病和政治原因死亡。如俄國中部省份在1916年人口有6800 萬，到1920 年僅剩下3800 萬。
《二十世紀俄國史》壹書把1920-1930年代之交蘇聯的農業集體化稱為「第二個農奴法」。當時估計有200 萬富農、150 萬中農和800 萬貧農。而富農乃是滋生資本主義的勢力，所以要實行消滅政策。第壹類是頑固反革命分子槍決；第二類是流放或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第二類則趕出原住地。1930年l月30日蘇共中央記錄顯示，僅僅在壹個多月就有20 萬富農被剝奪財產，60 萬被槍殺或遣至集中營，15 萬被強制遷移至邊遠地區。消滅富農就是摧毀了農業生產的中堅，蘇聯壹直到解體也達不到沙俄時代的糧食產量[2]。
希特勒的宣傳部長戈培爾說：謊言始終都是謊言，不論妳重複多少次，也都成不了真理，而只能表現出說謊者的」卑污」!
1942年，在延安的王實味整風中被打成「叛徒」、「國特」、「托派分子」，關入黑牢，受盡刑訊逼供。壹九四七年春天延安大撤退，康生押解王實味等六十多名「叛徒、特務、托派分子」到黃河岸邊，經得賀龍同意，全部執行槍殺，拋屍滾滾黃河濁浪。
被許多人視為「思想犀利」的魯迅，為什麼大加讚賞列寧蘇聯的「成功」呢？
馬克·里拉在《當知識分子遇到政治》 壹書中批評親近暴政的知識分子：海德格爾、施米特、德曼之流在鐵幕的兩邊，在風險不大的情況下，加入了法西斯政黨。他們或是出於選擇上的親和性、或是出於職業的抱負。他們是政治上的精心算計的窺視癖者，他們前往莫斯科、柏林、河內、哈瓦那的敘拉古城朝聖，手握回程車票前往暴君的領地作秀，他們稱讚那裡的集體農莊、工廠、學校，但他們從不造訪監獄。歐洲的知識分子呆在書齋里神遊，有趣的、閃爍智慧的想法打發民族的苦難。他們有自己的天賦努力說服可能的受眾去相信，現代的暴君是解放者，透過恰當的視角，暴君們無意識的犯罪是高貴的。可惜的是，今天依然有壹些手握美國簽證的知識分子，對過去的暴君和現在的集權者保持這樣的看法。
二十世紀初，俄困詩人索洛維約夫以大才的直覺領悟到：靈魂的興奮，是謹慎的騙局，奴隸的話是神明生動的語言，他用嘈雜遊藝場把繆斯的聖物偷換，還讓壹大群傻瓜上當受騙。對於詩人來說，革命意味著詩歌、音樂和火焰。壹九壹八年，波洛克表達了俄國知識分子更多的悖論意識：「壹個陣營里的大火和動用私刑，另壹個陣營里令人壓抑的無聊生活，哪壹個更加可怕？」詩人是天生的浪漫主義革命家，同時也是可怕的預言家。
魯迅與毛澤東
魯迅與毛澤東，是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和政治領域天空的雙子星座。
魯迅與毛澤東，壹個活的太短，壹個活的太長。魯迅1936年因肺結核去世，享年57歲；毛澤東1976年因心肌梗死去世，享年83歲。兩者平均70歲，如果他們都能活到古稀之年，也許是中華民族之大幸！
魯迅活到70歲，則是1949年，也許認清了這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毛澤東活到70歲，則是1963年，中華大地上就不會發生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樣對誰都好。魯迅之錯，少活了13年，毛澤東之誤，則是多活了13年。
2015年9月9日，網路上飛傳著壹句這樣的話：39年前，「偉大領袖」毛主席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壹舉粉碎了「毛主席萬歲」的天大謊言，享年83歲。今天是個好日子，如果他1949年死去，中國會少戰死600萬人，如果他1958年死去，會少餓死3775萬人，如果他1966年死去，會少斗死200萬人，他1976年死去，中國人才開始吃飽了飯。結果是，禍害死的越早，貢獻越大。
1934年1月，馮雪峰在瑞金告訴毛澤東，魯迅讀過毛澤東的詩詞，認為他有「山大王」的氣概。毛澤東聽后開懷大笑。1936年，上海的「托派」寫信給魯迅，對中共領導的民族統壹戰線及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人加以攻擊。6月9日，卧在病榻上的魯迅憤然請人代筆，口授回信予以嚴厲斥責：「妳們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超得多，豈但高得多，簡直壹是在天上，壹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對毛澤東們「我得引為同志，是自以為光榮的」（《給托洛茨基派的信》）。
據毛澤東研究資料的介紹：「毛澤東最愛讀的現代人的書就是魯迅的書，壹部《魯迅全集》從延安帶到北京，閱讀數遍，他對魯迅熟悉程度，並不亞於魯迅專家。」在晚年，毛澤東多次提議要人們讀點魯迅著作，支持開展魯迅思想遺產的研究。
我們從中可以看出他們二人之間惺惺相惜的關係形態，魯迅對毛澤東的巨大影響以及對中共政權的重大貢獻。
錢理群先生在《魯迅的命運》講座中，把魯迅和毛澤東進行了對比。
毛澤東晚年壹再說「我的心是和魯迅相通的」，這句話有壹定真實性。他們在至少三方面是相通的：
第壹，他們都有不安分的靈魂，都有不斷破壞、不斷創造的內心衝動。魯迅在《真的知識階級》壹文中寫道：真的知識階級對於世界永遠不滿意，有彼岸的理想，志在用彼岸來照亮此岸，做永遠的批判者。永遠的批判者即為永遠的革命者，魯迅稱讚孫中山就是這樣的人。
第二， 他們都永遠能感受到平民的痛苦，能夠為平民說話。就像魯迅喜愛的俄國版畫家珂羅維支那樣，是為被侮辱和被損害的人說話。毛澤東主觀上也認為自己的行為是為平民謀利益的。
第三， 他們都立足於中國這塊土地，以解決中國問題為出發點和歸宿，他們的思想都具有原創性。
但毛澤東比魯迅多了兩點：
壹是聖人情結。魯迅最討厭當導師，而毛澤東則立足於改造人的思想，控制人的精神。在對中國人思想的影響上，魯迅的影響其實很小，至多局限在知識分子中，而毛澤東卻相當深刻的影響了中國人的精神。每壹個生活在毛澤東時代的人都深受毛澤東的影響，更可怕的是毛隱性的影響，即使是在當代，也處處可以感受到毛澤東思想方式。因此要考察當代中國的思想和國民性，就必須注意到當今中國是受了毛澤東改造后的中國。
二是帝王情結。毛澤東自稱是「秦始皇加馬克思」，這通常被解釋為是他當山大王的後果，但這並不准確，毛的行為不是簡單的現代農民起義。毛澤東對中國的現代化想象基於落後國家的民族危機感和屈辱感，具有壹種趕超情結。他將趕超作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目標，如針對赫魯曉夫提出的十五年內趕上美國的口號，提出了十五年內趕上英國的大躍進口號。當時的大學生們對這樣的口號都由衷擁護，因為他們有改變中國壹窮二白面貌的內在要求，是壹種民族情緒的要求。
魯迅思想實質
虛心好學的魯迅，生命的不同階段，接受了不同的思想思潮，這反過來同時又極大地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和左右了他的人生軌跡。
壹八九九年，魯迅由南京江南水師學堂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這幾年中，他最喜歡讀的是宣傳達爾文進化論的《天演論》，由維新派重要人物嚴復根據赫胥黎的的《進化論與倫理學》 譯述。其中的有些章節，他熟悉到背誦入流的程度。當時，進化論中的生物進化、生存竟爭的觀點，使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覺得，在這個競爭激烈、優勝劣敗的世界上，我們民族不可能按照傳統方式生存下去。因此要求「自強保種「，以挽救危難的祖國。魯迅也循著這樣的思路來接受進化論。
從少年到南京讀書這幾年，魯迅對中國的古代文化，凡是正宗、正統的東西都不看重，他對於韓愈和朱熹都不感興趣。他不信仰宗教，卻喜歡讀范縝的《神滅論》。范縝的唯物上義思想同進化論和自然科學知識結合，給他埋下唯物主義宇宙觀的種子。
中國向何處去？個人要為此貢獻什麼？這是許多先進的中國人密切關心的問題。當時普遍的思潮是，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是進步的，他們成功地建立了資產階級的現代國家。壹九O二年底，魯迅被派往日本留學。在弘文學院學習期間，魯迅敬仰著名的革命家孫中山和章太炎，積极參加留學生的反清活動。他讀到鄒容的《革命軍》，很受鼓舞和教育。
由於身在異國，刺激多端，他深入思考中國國民性的弱點，提出壹直孜孜不倦地探索的問題：壹、怎樣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二、劣根性的病因何在？
對於當時主辦《民報》的章太炎，魯迅特別敬重，壹直是他文章的熱心讀者，而且在思想和文字上深受其影響，稱其為「有學問的革命家」。
青年魯迅的志趣涉及文學、科學、哲學和西方社會學說。為了民主革命的需要，他在繼續尋找思想武器，並在實踐中形成自己的政治思想和文藝思想，開始以民主鬥士的雄姿登上現代中國的文化思想界。發表在東京留學生分省出版的《河南》 雜誌上的幾篇文章，反映魯迅早期政治態度和思想傾向。《人的歷史》以解釋海克爾的人類種族發生學為主，介紹達爾文的生物進化學說及其發展歷史。魯迅站在唯物主義立場，批判基督教上帝創造人類和林奈的神造論，同時駁斥居維葉災論是全憑臆測毫無事實依據，肯定「進化論之成，自破神造說始，以歌德、拉馬克為先見，得達爾文而大成。」《科學史教篇》 論述西方科學思潮的演變，說明科學在改造自然、推動社會進步方而所起的作用。兩篇文章批判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以及當時的封建頑固派和壹切腐朽沒落勢力。堅定地承認物質第壹性原理，堅持唯物主義認識論，在吸取唯物主義核心和辯證法因素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社會發展觀和不斷變革的思想。堅定地反對迷信守舊，相信科學進步、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年，熱情地支持革命的新生事物，英勇無畏地向舊勢力、舊文化進攻。《文化偏至論》 分析了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發展的歷史特點及其存在的偏頗，系統地表達了作者的社會政治觀點和文化思想。文章認為中國學習西方應該著重從事解放個性、提高覺悟的啟蒙運動，「掊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這裏明顯受到德國哲學家尼採的超人哲學和權力意志論的影響，尼采對普羅庸眾的攻擊，對理想超人的宣揚，在某種程度上引起魯迅的共鳴。在《摩羅詩力說》 中，作者熱情地介紹了拜倫、雪萊、普希金、萊蒙托夫、密茲凱維支和裴多非等浪漫派詩人「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的戰鬥精神和「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頑強意志。
在北京教育部工作時期，當實在無工可辦的時候，魯迅便設法驅除自己的無聊和寂寞。「我於是用了種種方法來麻醉自己的靈魂，使我沈入於國民中，回到古代去」（《吶喊》自序）他曾對友人許壽棠說「釋迎牟尼真是大哲，我平時對人生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己明白啟示了，真是大哲。」林志浩評論認為，這是黑暗環境和勢力蠶食著壹個偉大的靈魂。
壹九壹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給中國人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幫助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十月革命點燃了魯迅心中希望的火花，「新世紀的曙光」，不久就對它發出熱情的歡呼。當歷史條件逐漸成熟時，他開始活躍以至於「吶喊」起來，成為北京《新青年》的同人，與陳獨秀、胡適之、李大釗等壹起，反對帝制復辟，反對尊孔復古和封建禮教，大力提倡民主與科學。壹九壹九年五四運動爆發的同時，魯迅在李大釗主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號」上，發表了小說《葯》和四篇隨感錄，表現他「聽將令，與前驅者取同壹步調」。壹九二四年四月，上海出版了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魯迅閱讀後稱讚這是當時最要緊的工作。此時他開始於胡適產生某些原則性分歧。
時代的條件和自覺適應時代要求的政治態度，決定著魯迅世界觀的發展方向：無產階級思想的新因素在不斷產生和增長，「尊個性」的道術和進化論的觀點卻發生新的變化。他進化論中吸收發展的觀點，從中引出新陳代謝、新舊鬥爭的思想。
進化論被引進社會學領域，在二十世紀世界範圍內的的流行形式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其流毒在中國「五四」前後的思想界發生過廣泛影響，是中華民族積弱圖強在思想界的反映。現實的鬥爭實踐決定魯迅的革命民主主義的根本立場和思想，從而決定他對進化論的取捨和運用。
魯迅所接近的文藝青年的分化，對他是壹個直接的刺激。以《新青年》同人為代表的分化和鬥爭上升為文藝思想戰線的主義矛盾。圍繞著胡適周圍的壹群青年，有不少曾經是魯迅熟悉的學生。這壹切，衝擊著魯迅的進化論和「青年必勝於老人」的舊觀念。在壹九二五年前後，他不再象過去那樣把進化論作為立論的標準，不再壹律地信任，這表明他在思想上將否定進化論的明顯趨勢。在這幾年，他雖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但還沒有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他對於進化論的批判，還不能是整體性的否定，有時還固執著舊觀念。在《北京通信》中寫道：「壹要生存，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件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後來推衍為生存權是第壹人權，發展是有硬道理）他感到此提法的缺陷，又附加幾句：「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茍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並不是放縱。」北京期間的這兩年，魯迅同進化論的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反映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艱巨性，也說明他正在接受共產主義宇宙觀和社會革命論的深刻影響，醞釀壹次巨大的思想飛躍。
三壹八慘案發生后，魯迅嚮往南方的革命運動，同時為了避開反動軍閥迫害，由林語堂推薦，壹九二六年七月，他決定接受廈門大學國文系的聘請離開北京，數月後又就職于廣州中山大學。他接觸到列寧的《國家與革命》的許多章節，還壹直珍藏當年的中共北方區委機關刊物《政治生活》。據許廣平回憶，這兩年魯迅從閱讀、寫作以致活動，接受列寧領導的十月革命的影響，比過去更多，「無產階級思想已投入到魯迅的腦海」。他與共產黨人有了密切的接觸，學習黨團組織送給他的革命刊物，並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總結自己的鬥爭經驗和觀察現實的階級鬥爭。在寫作《馬上日記之二》時，他凝視刊物封面上列寧的「偉大形象」，懷著崇敬而激動的心情加以引用：「第壹要事是，不要勝利而使腦筋昏亂，自高自滿；第二要事是，要鞏固我們的勝利，使他長久屬於我們的；第三要事是，準備消滅敵人，因為敵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滅的程度還遠得很。」他歌頌「俄國是革命家的世家，列寧究竟是革命的老手」，才積累許多寶貴經驗，把革命引向最後勝利。從雜誌封面上的圖像就能看出某人的「偉大」，這幾近荒唐。這段話成為瘋狂鎮壓異議人士的克格勃、古拉格群島的指導方針。在這篇文章中，魯迅已經從承認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學說，到開始認識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專政。他已經具備馬克思主義的壹些重要思想，開始達到從量變到質變的轉折點。
1927年春天，蔣介石發動清黨運動，第壹次國共合作分裂后，魯迅毫不掩飾自己的思想矛盾，認真回顧戰鬥歷程，又壹次重新檢驗其多次懷疑、批判，但還沒有徹底揚棄的思想武器進化論。他認識到不能再把進化論作為觀察社會問題的壹種武器，因為社會分成彼此對立的階級，青年也同樣受到階級鬥爭的制約。
在《答有恆先生》這封信中，魯迅坦承：「過去他相信進化論，寄希望于青年，但血的遊戲已經開頭，而角色又是青年」。過去他相信個性解放，寄希望于「鐵屋子」熟睡的人們覺醒起來，搗毀這世界。但現在明白，只喚醒人們而未指明出路，等於在替吃人的宴席製造「醉蝦」。同時他認為，「赤黨要實行共產主義」，觸到了社會的要害，才為反動派所害怕，提倡者即不免「殺身之禍」；而自己過去的攻擊舊社會，並未擊中要害，也未指明鬥爭的出路。這是魯迅思想發展歷程中壹篇重要的文章，明確宣布了舊觀念的終結和新道路的開始，過去世界觀發生質的飛躍。
壹九二九年，每當柔石、馮雪峰等人來訪時，魯迅常常愉快地談起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對他思想的影響：「我向來承認進化論，以為推翻了黑暗的現狀，改革現在，將來總會比現在好。進化論對我還是有幫助的，究竟指示了壹條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鬥爭，相信進步，總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只是不知道人類是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妳不認識也可以，事實的教訓總比理論的宣傳有力！階級鬥爭，確實要使人嚇得寢食不安的罷，但誰先實行階級鬥爭呢？不是嘴上不宣傳的人，而是嘴上不說，不承認世間有階級鬥爭的人。不是革命者，而是有刀在手裡的反革命者。我以為共產黨也應當記住仇恨和血債。報仇未必都是革命，但革命者為什麼壹定非講寬恕不可呢？馬克思主義，倘若不是為的實行，或竟抽去它的戰鬥精神，而只為了空談，那就不是馬克思主義。倘若不是壹切做的和工農大眾的利益相關，不是身為工農階級的戰鬥之壹員，那是不能稱為馬克思主義的。」馮雪認為，此時魯迅的思想己經從前期跨到後期。
如今看來，魯迅所推崇的思想主要之中，除了個性主義尚有壹些價值外，進化論和階級鬥爭學說已經變得毫無益處。
進化論是西方人的發明，東方人幾千年來的佛道文化沒有這種遐想。但當今相信進化論的人中，比例最大的是中國、前蘇聯和原來的東歐國家。這些國家的共同特點是：國家權力來禁止或灌輸信仰。進化論，就象無神論和「 科學共產主義」 壹樣，實際上也是強加給中國人民的。儘管它們都堂而皇之地批著科學的外衣，而中國政府卻是仗著手中的棍棒，不由分說，硬生生地把它們壓入了大多數知識分子的頭腦中去。西方相信進化論的人比例反而更小，是因為他們有更多的自由，特別是信仰自由。
差不多壹個半世紀以後的今天，已有的化石資料不但遠遠不能把進化論推上科學理論的寶座，而且其中越來越多「 不受歡迎的」 化石又在拚命地拖著進化論往下沈。隨著科技的發展，觀察的細化，人們發現比較解剖學被用來支持進化論是個邏輯錯誤；而支持進化論最力的胚胎重演律本身就是觀察錯誤的產物，更別說在用於進化論時還有邏輯毛病了。用來圓滿進化論的分子生物學在幫了進化論壹把后，卻又不斷地產生出讓進化論尷尬難堪的新結果來，不但現在成了進化論前進途中的壹大路障，而且越來越威脅著進化論的生存( 特別是在數學的支持下)。從當前各學科的發展趨勢和進化輪自身的局限來看，進化輪是不可能走完觀察-假設-驗證的三步曲中的最後壹步了。它將以壹個假說的身份永載史冊[1]。
馬列主義認為人是生物進化的產物，人類社會像生物界壹樣演繹著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鬥爭是人類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式。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壹部階級鬥爭的歷史，鬥爭的核心是國家政權，國家政權靠暴力來獲得，也靠暴力來運行和維持。19世紀中葉，馬列主義剛剛從西方文化的入世部分中分化獨立出來，就以其無神論、辯證唯物論和所謂的科學社會主義學說，宣布了自己對整個西方文化的背叛，並在其宣言中寫下了赤裸裸的反人類綱領——《共產黨宣言》，公然向全人類宣戰。馬列主義是基於鬥爭原則發展出來的，其理論依據為生物進化論和叢林法則，實際上是把動物界的生存狀態引入人類社會，讓人類妳死我活般地互相爭鬥，失去高貴的道德屬性，在行為上與動物看齊[2]。
民主既是壹種運作形式，更是壹種精神內涵。在空前活躍寬鬆的社會環境下，魯迅敢於向獨裁者（北洋軍閥段祺瑞、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開戰、投出匕首和短刀，但其思想里卻最為缺乏現代民主精神，其人格中更缺乏寬容大度的氣質。另壹方面，魯迅所信奉的思想在其生前特定的時代背景下，可能具有壹定的積極性和進步性，在其身後卻未必如此。魯迅所強烈抨擊的社會弊端至今尚未消減，恐怕與其未能提出有效的療治方案不無關係，因為他所作出的，不過是痛陳和詛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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