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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銀河

文革后這四十年，我國的社會生活漸漸恢復正常，整個國家從非理性狀態漸漸回歸了理性，國家越來越富強，人們的心情也越來越輕鬆愉快，在世界各國的橫向比較中，中國人是對未來生活持樂觀態度佔比最高的國家。在這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都有了安全感，不會僅僅因為思想和言論而受到刑法制裁、行政處分和思想批判。說絕大多數而不說全部，是因為尚有少數例外事件偶爾發生（例如近期對湖北作協主席方方的小說《軟埋》的批判）。

但是，目前健康發展的中國社會中問題較大的壹個方面是對言論的違憲審查：書報檢查制度嚴厲，網路刪帖封號現象嚴重，影視審查制度苛刻。審查部門抱著「守土有責」的態度，嚴防死守，有時到了神經兮兮的程度，壹些審查事件（僅舉《武媚娘傳奇》壹例即可管中窺豹）荒誕搞笑，淪為公眾笑柄。我在6月30日發布的微博「對《網路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的兩點分析」壹文日前點擊量已經超過六千萬次，高點擊率表明了公眾對審查制度的極度焦慮。

最近王小波的《綠毛水怪》改編電影，與導演聊天時，他們說劇本的審查立項過程是小心翼翼的，因為雖然是個單純的愛情故事，但是故事發生的時間涉及文革，就可能通不過審查。聯想到過去有人要拍《黃金時代》也曾無法通過審查而在簽約之後被迫下馬，未通過審查關口的原因不明，大約是涉及知青題材吧。成名作家尚且如此，遑論無名之輩。審查尺度之嚴到了風聲鶴唳吹毛求疵的程度。為什麼會這樣呢？他們怕的究竟是什麼呢？他們守土有責守的是什麼「土」呢？表面看是有些題材還有點敏感，比如文革，知青上山下鄉，黨內鬥爭，社會上的歷次政治運動；實質可以壹言以蔽之：不可言說的事實真相。只要某段歷史中尚有事實真相不敢示人，涉及該題材的言論、研究、文學作品、影視作品就變成了敏感話題。

為什麼有些事情不可言說呢？仔細觀察，其中必定有做錯的事情不肯承認。然而，不承認事實真相對於歷史公論沒有絲毫用處，除了讓人們看到自己缺乏道德勇氣之外，完全於事無補。原因僅僅在於，在這個網際網路時代，在這個信息爆炸的時代，所有的真相，人們只要想知道，就壹定能夠知道。再屏蔽，網路信息還是無孔不入。這種局面跟秦始皇時代把書壹燒就萬事大吉相比，差距可就太大了；跟網際網路出現之前只要守住印刷機器這個「土」就沒人能知道事實真相相比，差距也是蠻大的。

目前的信息傳播手段已經造成了這樣壹種局面：凡是人們想知道的，他們都能知道；凡是人們不知道的，都是他們不想知道的。只要某人想知道某事的真相，很容易就能知道。即使中文信息全部封鎖，人們還可以看外文；即使中國網路全網封鎖，人們還可以翻牆從外網獲得信息。而如果把目標確定在要讓所有人都不想知道真相，那幾乎是任何權力都無法做到的大工程。既然做不到，再做就是無用功，與其做無用功，不如不做。這不是唯壹合乎邏輯的推理嗎？

各國憲法中全都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條款，中國也不例外。但是具體實行起來，中國與老牌的西方民主國家，還有很大差異，主要就表現的審查制度上。馬克思在他生活的年代（19世紀）就參与了爭取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鬥爭，有長篇專論批判普魯士的書報檢查制度。中國共產黨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也是堅決主張取消言論審查制度的。現在，時間之輪已經轉到21世紀，中國人民還在爭取這個權利，儘管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是馬克思主義，我們的憲法中也早就有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條款。

拿19世紀馬克思在德國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20世紀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主張取消審查制度的鬥爭與21世紀在中國爭取言論自由的鬥爭相比，二者有壹個共同點，壹個不同點：共同點是，主張言論自由是進步的，堅持審查制度是落後的；前者順應歷史潮流，後者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同點在於，在19世紀和20世紀，審查制度是有效的，確實能夠限制信息的傳播；在21世紀，審查制度已經越來越無效，因為無論多麼嚴厲的審查也無法真正限制住信息的傳播，人們只要想知道任何事情的真相，他們壹定有辦法做到。

鑒於中國已經邁進了現代國家的門檻，鑒於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有「自由」壹項，鑒於憲法中寫入了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條款，現在是徹底檢討目前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審查制度的時候了，就在此時此刻。當行政部門出台違憲的審查條款，按照部門的意志隨意審查言論（所有的出版物、網際網路文章、影視作品），隨意責令某些書籍影視作品下架的時候，我呼籲全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奮起抵制，積極主張自己受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權利，為在中國徹底取消審查制度而努力，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尊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