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權的人權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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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政權的人權犯罪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4日
作者 季鵬
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掀起壹場空前規模的全國「階級鬥爭」，進行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搜捕、大屠殺、大恐布。這是他要打倒劉少奇和幾乎所有現任當權者的必須的配套措施，也是為在文革後期建立真正的毛氏王朝、復辟秦始皇制度的前期準備。毛堅信以恐怖開道，白骨築台，天下事無有不成！這就是他所總結的「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真諦，也是對他早年就認定的「政治就是保持不斷的壓迫」（與蕭瑜的對話，見本書第八篇）的理念的踐行。文革則成了他這壹理念最集中的表演舞台。
1966年7月18日，點燃了文革的「壹把火」之後就離開了北京、壹直在外地遙控指揮、暗中搗亂的 毛突然回到北京。這次回來他要與已經落入他圈套的劉少奇壹伙算賬，攤牌，推動文革進入實質性階段。
毛壹踏進北京，發表的第壹感言就是：「北京太文明了！」「冷冷清清」。他曾經要求的「孫悟空大鬧天宮」，「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局面尚未出現。因此他認定必須迅速改變眼前的壹切！
經過緊張的策劃、布置，毛親自登台亮相了，其中最重要的「戰略部署」之壹就是製造血腥、恐怖的北京「紅八月」，為文革造勢，也為全國示範。
8月1日，毛提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了壹封信，對紅衛兵這壹文革新生事物「表示熱烈的支持」。毛利用「紅衛兵」作為他的文革衝鋒隊正式啟動。自此，千百萬青少年學生被毛推上文革的第壹戰車，直到毛將他們拋棄。
清華附中紅衛兵乃紅衛兵的創始者，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頗得毛主義的真傳，他們第壹個引用毛的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到7月27日，這個組織已經發表了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文中宣稱：紅衛兵就是要「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革命者就是孫猴子」，「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箇舊世界打個天翻地復，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連寫文章的語氣——痞氣加霸氣都模仿毛，真可謂毛的真傳弟子了。毛在給他們的信中也稱讚了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因為這個「戰鬥小組」已經做了壹件開創性的「工作」，就是把本校同學按家庭出身劃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由紅五類對黑五類 進行各種凌辱、壓迫、「專政」。後來，毛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現場高音廣播介紹時就稱之為「以敢於衝鋒陷陣聞名的戰鬥組織」。
毛的讚揚信收到了立竿見影效果。受寵若驚的中學紅衛兵們立刻比賽著誰能拔得 「革命暴力」的頭籌。8月5日，高幹之女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的學生們，採取了「革命行動」，打死了她們的老師、50歲的主持學校全面工作的副校長卞仲耘。女孩子們把她的臉塗黑，強令這個4個孩子的母親挑上重擔來回跑，壹邊用皮帶抽，用帶鐵釘的木棒打，她倒下后就用大頭皮鞋踢，用 開水燙，用腳踩。就這樣，活活把她們的校長折磨慘死。
卞仲耘之後，更多學校的老師被他們的學生釆取「革命行動」， 刑罰也越來越離奇、酷毒，除了用銅頭皮帶和帶鐵釘的木棒毒打，還用開水澆，用糞便灌嘴，有的當場慘死，更多的羞憤自殺。
為了表彰和鼓勵清華、北大附中和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及其同夥們的「革命行動」，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北京和全國紅衛兵。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幾十萬紅衛兵中脫穎而出，獲得了上天安門城樓接受毛當面接見、並給毛戴上紅衛兵袖套的「殊榮」。當高幹宋任窮之女、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套時，毛問：「妳叫什麼名字？」宋回答：「叫宋彬彬。」毛再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宋只好說：「是。」毛說：「要武嘛！」現場廣播播到這裏，廣場上爆發了雷鳴般的、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口號聲，女播音員提高了嗓音喊：「敬愛的毛主席，妳的話我們記住了！」又是壹遍遍「萬歲」聲……
散會回去后，宋彬彬立即改名「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則改名「紅色要武中學」。毛關於「要武」的指示，使宋彬彬，也使千百萬紅衛兵明確了，原來偉大領袖是嫌她們太「文質彬彬」了，現有的暴力行為還遠遠不夠！好在她們打死了壹個卞仲耘……才打死壹個卞仲耘就得到了如此獎賞，要是打死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呢？……他們興奮了，毛的指示化作了無窮的力量，化作了百倍的瘋狂！
也就在毛的首次檢閱紅衛兵之後－星期，在高幹之子就讀的北京四中，由高幹之子孔丹（其父孔原曾任中共中央社會調查部長）和陳小魯（陳毅之子）等發起成立了跨學校的超級紅衛兵組織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西糾）。在後來的打人、殘人的比賽中，西糾聲名顯赫，拔得了暴力頭籌。據有關記載，這壹時期有壹個紅衛兵壹次用帶釘的皮帶抽死了7個「階級敵人」。但這個驚人的記錄很快就被刷新了，另壹個兇手用側刀壹次性側下了13顆頭顱。這些野獸兼惡魔、劊子手的下場後來不太清楚，大概都成了毛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在血腥的紅八月中，中小學教師、校長成了紅衛兵手下的第壹批犧牲品。據官方統計，全北京死於紅衛兵棍棒和屠刀之下的教職員工1772人。從8月下旬起，紅衛兵殺向社會，掃蕩、殺戮的重點轉向地、富、反、壞、右、資本家，以及擁有私人房產者等人群，死傷人數急劇攀升……
後來總有人用「青少年的幼稚、無知、 衝動，易於被人利用」來為這些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暴行開脫。這實在是在為惡魔張目，為兇手脫罪。試問：已經成為窮凶極惡的殺人犯難道還可以原諒、可以開罪嗎？按此邏輯，二戰中那些納粹黨衛軍劊子手、在南京搞殺人比賽的日本兵也都是受上級命令、受人蠱惑指使的「受害者」 啊，也可以原諒並無罪了嗎？當然他們總的說是魔頭們的工具、是受騙者，但他們無疑已經成了兇手，成了惡魔的壹部分。這些從小接受人吃人的「階級鬥爭教育」、用「狼奶」喂大的壹代，順理成章也成了狼。他們去食人害人並非受人脅廹，而是主動自願，甚至變成了壹種「嗜好」。這便是文革前十七年毛主義教育結出的「碩果」。
弄明了這些行兇主體，我們再來繼續「紅八月」 的敘述。8月18日毛第壹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和檢閱首都和全國各地赴京的五十萬紅衛兵時，特意接見了所謂「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北大的聶元梓及其同夥40人。同時還命將1500名紅衛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橋兩側的觀禮台上。這些特殊「禮遇」讓那些紅衛兵領袖們感動得雙淚長流，也增添了毛將來會讓他們「接班」的幻想，這壹天他們如癡如醉，喉嚨喊啞了，雙腳跳痛了，只想盡情表現對毛的忠心和感激之情。
這次大會上林彪代表毛講話對紅衛兵運動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並正式號召紅衛兵衝出校園，殺向社會，去「橫掃壹切牛鬼蛇神」，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毛給紅衛兵的任務簡言之就是製造恐怖。紅衛兵不負主望，毛指向哪裡，紅衛兵就打到那裡，恐怖就播撒到哪裡。具體點講，紅衛兵有兩大首要任務：「破四舊」和「橫掃壹切牛鬼蛇神」（ 後來才是向走資派奪權）。前壹項主要是毀滅傳統中國文化及其載體，代之以毛主義為靈魂的「四新」文化；后壹項任務主要是對「階級敵人」和壹切「封、資、修」的代表性人物進行迫害、摧殘，包括打、砸、搶、抄、抓、殺，剩餘的要趕出北京城。當然，兩大任務有交叉重合，總的就是「向階級敵人颳起十二級颱風」。
第二天，即1966年8月19日清晨，紅衛兵便展開了行動，行動從「破四舊」開始。北京市第二中學的3000名紅衛兵充當了「砸爛舊世界」的排頭兵，他們在市內主要街道的路口，張貼他們的革命檄文《向舊世界宣戰》：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厲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我們要徹底剷除這些資產階級的溫床和苗子……。」
幾個鐘頭之內，30多萬紅衛兵似神兵天降，出現在京城各個照相館、理髮店、裁縫鋪、舊書攤，以及各種公共場所，執行剷除「資產階級溫床和苗子」的任務。
可以看出，壹切都是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
緊接著是轟轟烈烈的「改名狂潮」。
長安大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街」，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郊民巷改為「反修路」，安東市場改為「東風市場」，所有地名、街道名都換上了具有鮮明「革命色彩」的名字。各種單位、店鋪的命運相同，同仁醫院被改為「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全聚德烤鴨店」改為「北京烤鴨店」，「榮寶齋」改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名為「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各種工廠、企業則在原廠名前冠以「興無」、「滅資」、「東方紅」、「紅旗」等字樣……
於是，紅衛兵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碎了壹箇舊世界，」同時又建立起了壹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北京市（然後是全國）面目「煥然壹新」。
只是，這種革命詞彙有限，而中國的地域、街道、店鋪幾乎是無限的，於是到處都是「反帝路」、「反修街」，到處都是「東方紅」、「紅旗」…… 「面目壹新」變成了「千篇壹律」、整齊划壹，到處雷同。這就苦了郵遞員，當然，最終是苦了廣大老百姓。但是，在那個個人利益幾乎不存在的年代，老百姓的這點困難算得了什麼呢！誰敢開口非議呢。
接下來輪到改人名了。好在當局沒有命令人人都改，如果那樣中國人只能像勞改隊那樣，靠「編號」了。當時的改名潮主要還是局限在那些「非常革命化」的紅衛兵圈內，於是，壹大批「永紅」、「永革」、「繼紅」、「衛東」、「四新」、「小兵」等等「從裡到外、從頭到腳」紅得發紫的「新新人類」出現了。
改名潮之後是砸爛封、資、修，焚燒書籍，砸爛文物，搗毀廟寺，挖掘古墳，不但「封建文化的代表」孔子首當其衝，連中華文明的始祖炎帝、黃帝都不能倖免，黃帝陵被毀，炎帝被焚骨揚灰，諸萵亮、王羲之、包拯、岳飛、海瑞這些 「封建地主階級的忠臣孝子」的墳墓、遺物均被搗毀洗劫壹空……有關文革對文物和中華古文明的破壞，在本書其他章節另有論及，此處不贅述。只看看總的戰果就可知道戰果輝煌：北京的文物不但多，而且級別高，據後來檢點，1958年文物普查時，北京全市受政府明令保護的文物6843處，被破壞的4922處。至於全國被破壞的文物古迹，那是絕對無法估算的了。
這裏應該特別提及的是我們國寶中的國寶「故宮」的命運。故宮今天依然屹立在北京城中央，供中外遊人瞻仰、遊覽，成為中華古文明的象徵。這純粹是壹個「意外」，壹種僥倖，因為它在文革中險遭「不測」。
1966年5月23日，由當局編造的、煽動對地主階級仇恨的《收租院》泥塑展覽在故宮神武殿展出。后又移到奉先殿繼續展出，奉先殿壹些原來的附屬物被拆除。這時，不知是哪壹家造反派在神武殿外磚牆上涮出了「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的大字報。官方的響應是 「整改故宮」。緊接著，故宮「整改方案」出台。此時故宮是「軍宣隊」在主事，全部的「整改方案」不得而知（原文沒有披露，此處引自《盼望東方周刊》王軍的文章），但它的先期行動已經開展，順貞門、天壹門、文華殿、乾隆御花園的門額已被摘除，中和殿的皇帝寶座也被拆了。
正當軍宣隊按照「毛澤東思想」改造故宮之時，它自己卻遭遇了「不測」，原來這個「軍宣隊」是劉少奇當政時派來的，是與「工作組」類似的產物。毛澤東回京后找劉少奇算賬，不久（當年10月）它就與工作組同樣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被撤走了。故宮卻得以幸免於難。
其實，這是故宮N次幸免於難了。這個「難」的根子正是毛澤東。建國之初，毛澤東曾在天安門城樓大發遐想：「從天安門城樓望去，（將）看到處處是煙囪……」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認為「那情景是在太可怕了。」1954年4月毛澤東曾三次爬上故宮的圍牆，但三過宮門而不入內，表示他作為農民起義領袖對這座皇家建築的深仇大恨（可是他自已卻住在皇家園林里）。1958年1月，毛在南寧會議和其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時指出：「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就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根據毛的這壹指示，1958年9月北京市作出了「城市總體規劃」，其中提出：把故宮與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等所有老建築全部拆了，通連成壹片，使之成為壹個「在節日供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建築委員會在有城市改造計劃中提出：「故宮要改建成為壹個群眾文體、休憩場所。」
幸而，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使北京跟全國壹樣進入「三年困難時期」， 吃飯成了大問題，這些宏偉的城市改造計劃只好擱淺了。
過了幾年，剛剛緩過壹口氣來了，北京城裡毛的徒子徒孫們又提出改造故宮的計劃，它的核心內容是要在故宮內開馬路，把它建成南北、東西幾條大街，要「廢物利用」，將故宮佔用的大片土地改作實用性的商業街道。所幸的是，在中宣部召開的討論改建方案的會議上，這個方案被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壹壹頓怒斥，否定了。這大概也是後來陸定壹的「罪狀」之壹。還有那個反對毛的城建思想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後來在文革慘遭抄家批鬥，全家被趕到壹間24平方米的小房間里，沒有暖氣，終於饑寒交迫而死。
較之改名潮、破壞文物、砸古董更為凶暴、更為恐怖的是大抄家、大遣返，這對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的主要措施之壹。它的對象是兩類人：原來欽定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新「上升」為階級敵人的資本家、店鋪老闆、房產所有者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即各個文化、藝術領域里的代表性人物。打擊由原來的以「物」為主 轉為以人為主，文革進入大規模的恐怖階段。
關於文革抄家，若干年後的我們的子孫後代，也許很難想象這種野蠻、血腥的暴行。為了使未來的歷史學家和普通人更多地知曉毛時代壹些「政治術語」的內涵，下面我們引用壹段比較完整、具有代表性的對文革抄家的描寫：
壹震急促的、催門欲倒的敲門聲和喊叫聲，傳進了幽閉著的獨家居住的四合院內，當房主人連跌帶爬來打開大門時，「狗地主」、「他媽的」、「混蛋」之類的叫罵聲便充斥門洞中了。手中甩著寬而長的皮帶的紅衛兵推開「怠慢」了他們的房主人，大搖大擺撞進院子。象演習過的壹樣，壹個個紅衛兵學著打仗衝鋒攻佔敵人要塞的動作，迅速地把守在各個房間的門口，把在家的人都吆喝出來。紅衛兵首領壹壹問過被炒人家的姓名，再根據派出所提供的材料，把「逃亡地主分子」、「地主婆」等揪出來，剃成「陰陽頭」，喝令全體跪下，鞭打、腳踢，要「地主分子」交待「地契」、「變天賬」藏到哪裡去了？若不交出來，得到的是更狠的壹頓毒打。同時，抄家人員開始四處搜查，稍微像樣壹點的家什都不分青紅皂白地壹律擡上停在大門外的卡車上，連生活必需品衣服、被褥、床架、床板也不放過。剩下的是翻得滿屋滿地無法拿走的破破爛爛的東西。就這樣，紅衛兵似乎還不過癮，還要把孩子們珍愛的玩具洋娃娃踏在腳下，以嘎嘎作響之聲取樂，把黏糊糊的芝麻醬塗在牆壁上，醬油、鹽、醬、醋、糖到處潑灑。為了尋找「地契」、「變天賬」以及「反攻倒算用的槍支彈藥」，紅衛兵又到處在牆腳屋地亂挖。當壹個紅衛兵靈機壹動，找出壹本又黃又舊的本子交給隊長，說是「變天賬」時，「隊長」翻看之後，明知這是小學的算術作業本，卻硬裝出神氣活現的神態，將本子在手中搖晃著，逼人承認這是「變天賬」。伴著「還不老實！」的呵斥聲，皮鞭又像雨點似的抽打下來了。當紅衛兵滿載「戰果」，把僅剩的壹點家什戳滿窟窿揚長而去時，留給劫後餘生人的話是：「全家遣返回原籍！」（引自嚴家祺、高臯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70頁，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
但是上述描述還未完全到位，比如其中還有壹項「剃陰陽頭」，即剃半邊、留半邊頭髮，婦女尤不能免。說是「剃」， 其實是是連剃帶薅，有時乾脆壹把壹把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羍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被趕著遊街。更殘忍的紅衛兵還要給「洗頭」， 就是用濃礆往傷口上澆，有人往往因此喪命。
抄家不是壹兩次就完事的，被抄家戶要面對不同學校的紅衛兵根據同壹線索（由公安派出所提供）的壹而再、再而三再的抄查。但對於後到的抄家者，往往由於被抄對象家裡東西所剩無幾甚至空空如也，受到「財產」冷落，激起了他們的無名怒火，怒火立即化作難以名狀的仇恨，發洩在被被抄家者身上，抄家變成了對被抄者的恣意施暴和対其僅剩的壹點家雜和生活必須品的徹底破壞、搗毀。
在受過徹底、反覆抄查之後，「戶籍民警出現在這家的庭院里，再次通牒限時離京。從小離開農村老家，在外學習、工作了大半輩子，被紅衛兵冠以『地主分子』稱號的人，拖著壹家老小，甚至還在上學以及有了工作的子女，捲起紅衛兵看不上眼的破鋪蓋，凄凄涼涼地被掃地出門。」（仝上書第70頁）
對於被遣返農村、逐出城市的被抄家戶來說，抄家只是苦難的開始，接下來的壹關是北京火車站。
當剛剛過了九死壹生的抄家關，被押送到北京火車站「遣回原籍」時，很多被遣返者以為可以直接進車站、乘火車告別這個城市了，他們萬萬想不到還有壹道鬼門關。
數以萬計的紅衛兵聚集在火車站廣場，他們來幹什麼呢？是來最後壹次「送別」被他們抄家后遣返農村的「牛鬼蛇神」的，當然，主要是想再次練壹練拳腳，過壹過皮帶抽人的「癮」。因為這些人走了之後，就沒有如此之多可供練拳腳的活靶子了。
紅衛兵們在車站前廣場排列出壹條條「通道」，那是供這些「牛鬼蛇神」走去火車站專用通道。當幾經折磨、已經精疲力竭、神情憔悴的被遣人員進入這個「通道」后，兩旁排列的紅衛兵立即壹個個精神振奮起來，高舉手中的皮鞭、木棒，左右開弓，皮帶頭像雨點壹樣落在那些溫順的「羔羊」身上。看著那些被打者嚎啕大哭、抱頭鼠竄的狼狽相，聽著被打者凄慘的哭聲，紅衛兵們樂不可支，抑制不住大喊大叫大笑起來，手中的皮鞭揮動得更起勁了……就這樣，每個被遣人員都要通過幾百米這樣的「隧道」，接受紅衛兵的「皮鞭木棒禮送」。有的人看到、聽到前面同類的慘叫聲戰憟不前了，想「臨戰脫逃」，可是後有押送人員，左右全是凶神惡煞的紅衛兵，哪裡有路可逃呢,不少人被木棒皮鞭打倒在地，極少數人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終於挨到車站前，還要通過最後的「檢查」關，為的是怕這些牛鬼蛇神將現鈔、貴重物品藏在身上或行李中帶出去。於是，要進行搜身、檢查行李。可是被遣返分子已經形同乞丐，渾身破爛，有的還污穢逼人；幾件鋪蓋和破家什，紅衛兵實在提不起檢查的興趣。於是他們主要觀察被檢查人員的表情，對哪些表現出緊張、恐慌的人進行重點搜身。這樣做還真有收穫，往往能查出這些人攜帶的壹點可憐的現金。有的不識相者被搜出后還想討要回去，紅衛兵回敬給他們是銅頭皮帶，是拳腳，伴隨「不老實」的罵聲打倒在地。
在抄家遣返的狂潮中，有壹部分人是只抄家、但不被遣去農村的，他們是公私合營后的資本家，房屋出租者。對這部分人的抄家，以抄查金銀財寶為主要目的，並強迫他們交出房契、地契，如有抵抗或不滿者格殺勿論，也有的根本未反抗就被活活打死。在抄查中，那些嘴上喊著非常「革命化」的口號，口口聲聲「臭資產階級」的紅衛兵們，對金錢卻表現出了奇特的興趣。特別是金子，看見了就兩眼放光，壹付貪婪卑鄙之態可掬。按規定，他們抄家的「繳獲品」是要全部歸公的，抄走的東西應給被抄家者打收條。可是，在暴力恐嚇下，這些手續往往被取消了。於是，在毛第二、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天安門廣場出現了不少失落的金項鏈和金製品，在天安門城樓上，還留下了被接見者失落的金磚。
還有壹類是文化名人。他們被炒家的罪名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是因為家中藏有「封資修」「毒品」。 抄查的重點是價值不菲的書畫古玩、文物珍品，包括他們自己的作品。章伯韻、梁瀨溟、俞平伯、丁玲、歐陽山等等都遭到了這樣的洗劫，光北京大學就有100多「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洗劫壹空。
主要的抄沒品被收入國庫。北京紅衛兵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為毛政權增加了黃金十多萬兩，白銀35萬兩，以及無數的現金和名貴書畫文物，這后壹部分被用於出口換取外匯，充盈國庫。當時毛政權的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靠打劫富戶是毛緩解財政困難的老傳統、老辦法，也是毛髮動這場運動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壹。另外，全市50萬座私人房產被沒收，收歸國有，房產出租者被冠以「資產階級剝削」罪名遭到批鬥、抄家，有的被活活打死。
對於初期的「破四舊」「立四新」毛並不滿意，因為不夠暴力，他要的是「刺刀見紅」，是死人。為了給下壹步更激烈的革命行動提供樣扳，並把這種恐怖迅速推廣到全國去，毛醞釀使運動升級。8月21日、22日兩天，分別給軍隊和公安部門下命令，要軍隊和警察給紅衛兵的壹切行為無條件開放綠燈。21日，軍委總參和總政聯合向各軍區、各野戰軍發出了《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運動的規定》。22日，公安部向各級公安機關發布了：「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許」的命令。 這樣，就為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群眾」 的肆無忌憚的暴行掃清了障礙。
在作了這些部署之後，23日，毛在中央工作會上再次發表他的觀感：「我看北京亂的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毛的話就是信號彈，出擊令，壹刻不容停頓。當日下午，紅衛兵出動，北京城立刻捲入腥風血雨之中。在北京市文聯大院，壹隊隊紅衛兵，多數是女中學生整裝待發。（可見，當局考慮周到，用這些年齡不大的女孩去施暴，不至於把那些文藝界的牛鬼蛇神全部打死，因為還要留著他們中的大部分作反面教材、當活靶子慢慢折磨）。被勒令到大院集中聽侯發落的都是全國著名作家和藝術家、包括老舍、蕭軍、端木蕻良、荀慧生、白芸生等30餘人，作為「黑幫、牛鬼蛇神」，先被剃了陰陽頭，在頭上、臉上還被澆上墨汁、油汁，畫成京劇中的丑角，每人胸前掛上寫有自已罪名和被打了叉的名字大黑牌，隨即被趕上大卡車，拉到國子監、孔廟前的空地上。此前在破四舊中繳獲的各種書籍、戲劇道具，已堆在此處焚燒。紅衛兵們勒令這些文藝界的「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反動權威」向著熊熊火堆跪成壹個大圈，那壹天的太陽特別毒，牛鬼蛇神們被面前的烈火、頭頂的驕陽炙烤得汗流滿面，汗水、淚水、混合著墨汁、油汁往下流，紅衛兵說說這叫做「焚書烤儒」。牛鬼蛇神們被炙烤著，紅衛兵則在他們身後不停地辱罵著，壹邊用銅頭皮帶盡情地抽打，67歲的老舍經不住折磨昏厥了過去，紅衛兵認為其「認罪態度不好」，對他特別加倍抽打。這壹幕壹直上演到深夜。已被折磨得奄奄壹息的老舍拖著艱難的步子回到家中，在第二天、24日深夜投太平湖自盡。這位當年從美國歸來，因其創作了大量歌頌共產黨、歌頌毛的文藝作品而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就這樣「自絕於人民」了。
當局大概覺得在室外施暴不很方便，還不能盡興，於是，更多的暴行被轉移到室內舉行。北京著名的劇場如天橋、民族文化宮、長安戲院、吉祥戲院等都成了血腥的施暴場所。反右派時拒不在自己所謂的右派罪行上簽字、被稱為「最硬的右派分子」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國家糧食部部長章乃器，就是24日被抓去吉祥劇院的。這壹次可不像反右時讓妳發言、和妳辯論，而是不由分說從頭到尾的暴打。據說，凡被抓進吉祥劇院的都沒有能活著出來，可章乃器成了壹個例外。原因之壹是他常年練氣功，抗打擊能力特彆強；更重要的還是在最緊要的關頭壹位民警到來，對紅衛兵說：「此人不能打死，上面要保住他的性命。」這樣，章乃器總算「留下了壹條狗命」。由此也就可見，這壹切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執行的，紅衛兵只是被利用的鷹犬、兇手而已。
打人浪潮迅速向平民居住的街巷、里弄、衚衕擴展。很快，全北京市成了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的屠場，北京的黑五類及其他各類「牛鬼蛇神」，紛紛被揪出，或被活活打死，剩餘的被趕出北京城。僅僅8月下旬，北京市便有上千人慘死在紅衛兵的棍棒拳腳之下。
38年之後的2004年7月，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有壹篇回憶「紅八月」 的文章在網上流傳，提到了當時壹些暴行的片段，具體生動，摘錄以為歷史見證：
「......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衚衕的鄰居張潔鳳、付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其中張潔鳳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司徒美堂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中共開國大典，並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司徒1955年逝世，張潔鳳年方三十左右，後來她與壹位劉姓工程師戀愛並跑去雲南劉的工作地點偷偷結婚，生下壹個女兒，帶回北京謊稱養女。文革抄家風起，張潔鳳便被指為「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她被紅衛兵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樑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壹息，哀求看在年幼女兒面上，饒她壹命。但在場的民警對紅衛兵說：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斃命。
在西單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壹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像狗壹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白短衫，上面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另壹名被誣為「反革命」罪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壹聲不吭，拒絕誣服，直至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幾下女子慘叫壹聲，立時斷氣。我認識壹位老人家的女兒，因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
章文中還提到他母親的同學、壹位叫張為璇的女士，其女兒劉小遷為作者兒時玩伴。張女士乃名人之後，本人為知識女性，知書達理，待人和藹可親。文革抄家時被趕出北京，回到蘇州老家投靠住在壹家老中醫宅中。不久，老中醫不堪凌辱跳樓自殺。張為璇原靠當工程師的丈夫接濟維生，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丈夫被監禁審查，工資被扣，張女士母女失去生活來源，為了不受凌辱，母女二人壹同上弔身亡。女兒劉小遷年僅17歲。
（以上見《往事微痕》2011年4月第70期章立凡文：《文革「紅八月」——滴血的記憶》）
8月24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講話，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人們都很清楚，謝這段話前面的「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 完全是為了推脫罪責的謊言，他的真實意圖就是要求各級公安警察充當紅衛兵殘殺所謂五類分子的後台、主謀、幫凶，讓紅衛兵充當前台兇手。
頭頭已經發令，各級爪牙聞風而動，謝富治的講話迅速在公安系統傳達。北京郊區的大興縣響應最快、行動最堅決，在那裡上演了文革初期最血腥、最殘忍的壹幕，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後最卑鄙、最兇殘、最野蠻的醜劇之壹，是中華民族應該永誌不忘的恥辱史。
8月26日，大興縣各公安派出所民警聞風而動。民警與紅衛兵聯手，由民警向紅衛兵提供管轄區域內「四類分子」（按：當時農村壹般只有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沒有或者很少有右派分子）的情況，渲染、誇張這些四類分子的「罪惡歷史」和現實中的「不法行為」，以激起紅衛兵對他們的「階級仇恨」。
27日，紅衛兵先將所謂「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拉出來練拳腳，活活打死了這些靶子。之後，膽子更大了，決定施行全面大屠殺。行兇的理由是：四類分子要「翻天」，要殺貧下中農，必須先下手為強。辦法是：先勒令四類分子交出所謂「變天賬」，因為交不出又搜索不出，便決定將所有「頑固到底」的四類分子從肉體上消滅！兇手們又考慮到他們還有家屬、子女在外工作，將來會進行「階級復讎」，於是決定「斬草除根」。從8月27日至9月1日，全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按統壹布置行動，先後屠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22戶人家被滅門。有的人家有子女在外地工作，就拍電報去騙其回家，斬草除根。
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不但在於數量，更在於它手段的殘忍和慘絕人寰。有關這場大屠殺，未見官方有系統資料，迄今，遇羅文撰寫的《文革時期大興縣大屠殺調查》（以下簡稱《調查》，見2011年8月17日網際網路文）仍然是比較完整的記錄。為了揭露這壹大屠殺真相，作者於2000年2月29日和3月3日兩次深入大興大屠殺殺人最多、最出名的大辛庄公社，尋找當年親歷者訪問、調查，基本弄清了事情真相。
《調查》在談到大興大屠殺之前，先介紹了當時北京市內壹些恐怖情況：
在東四壹帶有壹家「資本家」， 紅衛兵先把這對老夫妻打得半死，然後命令他們的兒子、壹個中學生，去揍他父親，這個中學生用啞鈴砸碎了他父親的頭。後來，這個兒子也瘋了。
「在沙灘街上，壹群男女紅衛兵先用鐵鏈、皮帶把壹位老太婆打得不能動彈，幾個女紅衛兵便上去在老太婆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人家踩死……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了壹個「地主婆」的家（是孤獨壹人的寡婦）。抄完后，便強迫（附近）每戶人家拿來壹壺開水，將開水從她頸脖上灌下去，直到把她燙熟為止。幾天以後，扔在屋裡的屍體爬滿了蛆蟲……」
有了這些先行亊例，大興的殺人方式便更加恐怖了，以下是根據《調査》原文的摘寫（引號內為原文）。
「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死）的，有用鍘刀鍘頭的，有用繩子勒死的。對嬰幼兒就更加殘忍，踩住壹條腿，劈開另壹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
大興縣大辛庄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用鍘刀鍘下了16顆頭顱，然後自己癱倒在地。（這又超過前面那位鍘13顆人頭成為新的「冠軍」了）
大興最早動手殺四類分子的是大臧公社的馬村大隊，給出的理由是四類分子要舉行暴動，殺貧下中農，所以必須先下手為強。馬村在24日就開始殺人了，不過並沒有壹次殺光，而是陸續地殺，到8月31日，已殺死34人。在馬村的帶動下，同壹公社的立新村殺了53人，六合庄殺11人。
《調查》的作者轉載了壹篇叫做《五進馬村勸停殺》的文章，它的作者張連和在當年9月1日跟隨大興縣縣委書記、已經「靠邊站」的「走資派」王振元到馬村去制止殺人，文章記載了當時的實況。下面是其片段：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壹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賬」；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壹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七十多歲的奶奶身邊，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到自己身上。只見壹個持鐵棍的男子來到男孩的身邊厲聲問：「快說！妳們家的變天賬藏到哪兒去了？」小孩兒哆嗦著說：「不知道。」「我叫妳不知道！」那人說著就揚起鐵棍向小孩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壹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倒水壹樣，嘩嘩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接著又逼他奶奶交待……兩個民兵似的人把壹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上……兩個人擡起壹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壹掙扎又掉在地上，壹個人上去狠狠給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
這時馬村還關押著104個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待殺。王振元的勸殺有了成效，大隊書記李恩元終於同意暫時停殺。緊接著，上面制止屠殺的指示下達，這個大隊104個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生命得以挽救。
真正制止了這場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的是北京市委書記馬力。馬力得知大興縣的大屠殺后，壹面親自趕到大興，冒著頂撞謝富治的風險極力制止；壹面及時向國務院和中央文革彙報，取得了制止屠殺的指示（即使是中央文革，也沒有理由公開支持這種濫殺）。所以，王振元們的勸說才能取得成效。大興大屠殺到9月1日截止。
大興全縣大屠殺是在馬村首開殺戒之後開始的，有關部門在該縣的「天河農場」（ 勞改農場。《調查》沒有說開會的日期，應為8月28日或29日）召開各公社負責人會議，推廣在馬村的殺人經驗，布置對全縣四類分子的大屠殺計劃，準備全部殺光。由於遇羅文調查訪問的對象未參加天河農場的會議，所以不清楚召開天河農場會議的「有關部門」是誰？主持會議是誰。但按推理，當時黨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已經「靠邊站」，會議在勞改農場召開，主持召開會議的應是公安部門。而且，前幾天的「試殺人」活動就是由派出所民警與紅衛兵協同進行的。
8月30日，大辛庒公社召開各大隊負責人開會，傳達貫徹天河農場會議精神。會議由公社幹部高福興、胡德興主持，給出的任務是要求在第二天（31日）晚上把五類分子及家屬子女全部殺光；「如有走漏消息者，與四類分子同罪。」
可是，令公社頭頭沒有想到的是，參加會議的大隊幹部對這個命令大多持觀望、甚至抵制態度，據後來統計，全公社19個大隊只有6個大隊執行了殺人命令，殺人最多的是大辛庄的四個大隊，共殺死106人，其中的黎明大隊殺了60多個，中心、昕生大隊各殺了20多人，紅升大隊只殺了2人。西白瞳大隊幹部回去傳達公社的殺人命令，小隊幹部全都抵制（這個大隊的四類分子特別多，其中壹個小隊就有四類分子及其家人280多人），他們決定壹個不殺，並派人守住村口不準外人進村搗亂。
西梁各庒大隊書記王世榮等3人參加完會公社會議后，當即對殺人的命令產生懷疑，他們決定連夜去國務院和北京市委上訪，問問這是否是中央的「精神」？他們先去國務院，無人接見；便轉而到達市委接待站，市委接待站的人肯定了他們的行為，說市委只知道馬村在殺人，卻不知大辛庄也在殺，並告知壹定派人去阻止。
9月1日大興縣副縣長付華忠、軍代表劉英武到迏大辛庄，傳達市委制止殺人的指示。大辛庄的幾個大隊的屠殺被迫停止。但是大辛庒公社的那兩個殺人指揮者（高福興、胡德興）心有不甘，他們拒不通知不知情的大隊停殺，致使附近的兩個大隊繼續殺了20餘人。
調查中，壹些當年的幹部告訴遇羅文，如果不是9月1日上級派人來制止，那些「不殺人」 的大隊是頂不住壓力的，他們己經受到各種指責甚至威脅，將不得不執行殺人命令。後果不堪設想。
值得重視的是毛澤東對大屠殺的態度。大興縣的大屠殺被制止后，「兩報壹刋」在9月5日發表了壹篇《要文斗不要武鬥》的社論，不痛不癢勸說下面的「革命群眾」「 要文斗不要武鬥」，這顯然是無可奈何推卸責任的應景文章。可就是這麼壹點「讓步」， 也令毛本人不快，難以容忍。十天後的9月15日，毛在天安門第三次接見紅衛兵，讓林彪代表他在大會上講話，再次對紅衛兵的各種暴行大加讚賞：
「紅衛兵戰士們……妳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妳們！」「妳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妳們搞得狼狽不堪。妳們做得對！做得好！」
於是，新的更大的暴力在全國掀起，大興大屠殺的經驗不脛而走。
由上述調查也就可知，大興大屠殺完全是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毛的專政機關——公安部門壹手策劃、導演的，也就是謝富治這條黑線挑起的，至於謝秉承誰的意旨，那是再清楚不過的：8月23日，毛說的：「北京太文明了！亂得不夠。」這話毛在7月18日由外地回北京時說過壹次，這是說第二次了，作為專政工具，謝富治不能不以行動 「改正錯誤」。所以，第二天就有了謝的發話，緊接著就在大興的「試點」……
然而，調查也表明，當時毛的各級幹部、包括農村基層幹部，並非都是瘋狗，惡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存有人性，他們進行了自發的、有限的抵制，所以大興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執行殺人命令的也就是十來個大隊。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些人的自發抵制，後果還將會嚴重多少倍！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人們被廹接受毛思想的改造，人性將逐漸被嘼性所取代。所以，越到後來，運動越趨殘暴，瘋狂，當性質相同的壹幕1967年10月在湖南道縣再次上演時，死人已為大興的十餘倍！（見後文）
還有壹件令人悲痛之事是，那個「五進馬村勸停殺」， 挽救了104個生命的前大興縣委書記王振元，不久就被揪回其老家浙江樂清縣批鬥去了。文革結束后，張連和多方尋找，並通過組織部門三次發函去樂清詢查王振元的下落，但無音訊。不言而喻，其下場凶多吉少。王振元在文革初期挽救了別人的生命，卻無法保住自己的性命。（很可能，在大興救人就是他致死的壹大罪狀，因為按當時的說法，那叫做叛變投敵，跟階級敵人穿壹條褲子。）
大興縣的大屠殺把北京的紅八月恐怖推向了高潮。在北京城內，「紅色恐怖」的惡浪也絲毫不比農村遜色，此時，出現了由紅衛兵中「老紅衛兵」、即原教旨紅衛兵 組成的「糾察隊」的「群眾專政」。
這些由高幹子弟發起組織的、自恃「自來紅」 的年青壹代，乘著毛澤東颳起的紅色颱風，在文革初期充當打砸搶殺的主力和急先鋒。隨著運動深入壹般家庭甚至黑五類子弟也參加了紅衛兵。高幹子弟不能容忍昔日像狗壹樣被自己打罵、驅使的「黑五類」學生也與自己平起平坐，於是他們以維護政策和秩序為名，成立了壹個高踞于其他紅衛兵之上、跨校際特殊的「超級」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糾察隊。
最初是8月25日成立的西城區糾察隊（後來又成立了東城區糾察隊、海淀區糾察隊等）。糾察隊宣布自己的「職責和權力」是：學習、執行、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決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資和他們的孝子賢孫的反革命活動」，「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他們則是真流氓）等等。則完全是賊喊抓賊，掩耳盜鈴。亊情的實質是 ，「革命老幹部」的後代站出來為自己的老子復讎了。
壹番喬裝打扮后，西糾很快就表現了它野蠻、殘忍、嗜血的本性，它在好幾所中學校私設刑堂，對它認定所謂的「黑五類」、「狗崽子」、以及不同觀點的紅衛兵擅自抓捕，嚴刑拷打、逼供，在市六中的後院它設立了壹個「勞改所」，凡被抓進去的人，要經受「跪煤渣」、「油漆塗臉」、「上弔試驗」、「叩響頭」、「坐飛機」、「火燒頭髮」、「刀剁屁股」、「開水洗澡」、「打靶」、「突刺」、「掃膛腿」等慘無人道的酷刑洗禮。在它的審訊室的白牆上，用受刑人的鮮血地書寫著 「紅色恐怖萬歲」幾個觸目驚心的大字。
在市壹中，西糾設立了「監獄」，抓來300多名學生組成勞改隊，它採用從傳聞中聽來的中美合所、西藏奴隸主、以及我國古代社會使用過的各種酷刑，用以殘害所謂「黑七類」及壹切與他們觀點對立的紅衛兵，製造了多起打人致死事件。六中高三班學生王光華因對高幹子弟瘋狂宣揚「血統論」提出異議，被抓進「勞改所」活活打死。在六中當了壹輩子工人的80多歲的退休老人徐霈田，被誣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毒打後用「開水洗澡」，徐老人被燙得混身是燎泡、已不能動彈，西糾兇手還繼續施用「紅燒」、「勒死」酷刑，使老人當場斃命。被打致殘者數十人。
西糾還有壹件政治上的「大動作」，就是其頭頭之壹陳小魯（陳毅之子）搞了壹個取締民主黨派的「宣言」，帶領其手下壹舉沖進中國八個「民主黨派」的大樓，奪下了它們的八顆「大印」， 封殺了它們的「衙門」。轉瞬之間就把毛共宣揚了二十年的「多黨合作制」消滅了。按照建制，這八個「民主黨派」 的頭頭都官居全國人大、政協副職，屬於國家領導人。然而，他在西糾的眼中卻狗屁不如！
西糾的惡行終於引起眾怒，在中央文革小組主使下，各種後起的造反派組織紛紛起來對它討而伐之。最後，中央文革認定它不鬥「走資派」， 成了「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錢的工具」，干擾了毛的「偉大戰略部署」。這才于當年12月下旬下令取諦、解散了糾察隊，逮捕了其「首惡分子」。
然而，對這些不聽話的「根正苗紅」的高幹子弟，毛澤東愛恨交加。他可以得罪他們的老子，卻不敢得罪他們的兒子，少年可畏啊，因為中國的未來在他們手裡……不久，毛澤東就將他們全部釋放了。
北京「紅八月」 的戰績究竟如何呢？據後來官方的文件稱，這壹月中抄家9·2萬戶，被驅趕出北京城的12·5萬戶，被直接打死、槍斃的10275人。（以上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報告：《加強領導，再接再厲，全面做好二月整黨的核査工作》）可謂戰果輝煌。
紅衛兵作為－種歷史現象，其主要罪責自然不在紅衛兵本身，但這不等於作為紅衛的個人沒有罪責，不應該追究。然而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很多當年紅衛兵頭頭，特別是那些作惡多端的原教旨紅衛兵頭目，不但沒有絲毫悔改之意，去仍為紅衛兵唱讚歌，如駱小海在回憶書中說：紅衛兵是「有正義感、有理想主義、有自我反省精神」 的群體。彷彿仍然要喊「紅衛兵萬歲！」
從北京「紅八月」恐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文革完全是壹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暴行，而決不是所謂紅衛兵自主、自發的行為。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失控，更沒有處於無政府狀態，壹切都在毛政權的運籌、掌控之中。
北京紅八月是壹種示範，壹個樣扳，它的目的是要將北京的壹切推廣到全國去！
果然，「紅八月」的效應很快就在全囯顯現，文革的血腥恐怖迅速向全國傳播，而且，在傳播中還有發展……
首先各大城市立即響應。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成了抄家的重點。上海還有很多文化名人，他們的命運與北京的同行壹樣，在劫難逃。傅雷是著名翻譯家，在中國文壇享有盛譽，傅在1957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之後閉門謝客，不敢招惹「政治」。可是，文革壹起，「政治」又來找他了。1966年9月2日，紅衛兵闖入傅雷家，將其藏書、藝術收藏品以及全家所有物件抄沒、當場焚燒，將傅雷夫婦拉出站在門前壹高凳上批鬥，四面是焚燒他的作品和收藏品燃起的熊熊烈火，兩旁是紅衛兵的叫罵聲和鞭打聲。兩位老人受不住折磨，9月3日雙雙自縊身亡。
巴金的命運算好壹點，抄家時兩夫婦被關在馬桶間，夫人蕭珊被紅衛兵打傷左眼。看著夫人挨打，巴金只能匍匐壹旁，不敢動彈。
二級教授李翠貞，因平時比較注意儀容服飾，被當做「資產階級作風」的典型，批鬥時將其用過的皮鞋、口紅、胭脂拿來「展覽」，並被勒令拿著壹把掃把、壹個臉盆，壹邊敲打，壹邊叫喊：「我是李翠貞，我是壹個妖婆」。李翠貞不堪凌辱，當晚自殺。
著名畫家劉海粟在南京的家被抄達24次！其划作和藏品被搶劫壹空，並被付之壹炬，劉被勒令跪在熊熊火堆前，淚流滿面地看著自己的心血之作化為灰燼。
天津市的收穫也很可觀，查抄了31萬2千多戶人家，抄得的財物，裝滿1萬3千多輛汽車，堆滿了52座倉庫。其中有黃金4萬多兩，金銀飾品6萬多件，銀元60多萬枚。
蘇州市查抄了6萬4千萬戶人家，其中僅珍貴字畫藝術品就收穫17萬件以上。
毛澤東可謂「精神、物資雙豐收」。
除了對名人的抄查，更多的是對壹般百姓、即所謂五類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的抄家。這種抄家沒有多少財物可獲，主要是對其生活必須品的搶劫，以促使被抄者的生活陷入絕境；兼及對被抄者施以人身摧殘，或被當場打死，或被打傷后自行消亡。
最恐怖的是對京郊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的「學習」。全國各地農村都程度不等地仿效大興縣對本地的階級敵人採取「革命行動」，在南方農村，壹種可以判處「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死刑、立即執行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在各地流行開來，每個公社、大隊都可以組織這樣的「法庭」，對本地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實行集體屠殺。湖南省的道縣在這方面是壹個「先進典型」，這裏本是窮鄉僻壤，革命的步伐晚了壹點，1967年8月才掀起殺人高潮，但是後來居上。從1967年8月中旬到10月中旬，道縣全縣共捕殺「黑五類」及其家屬、以及湖南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的部分成員共4519人，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這是官方公布的數字，據知情者稱，實際殺戮在壹萬人以上。道縣的五類分子基本滅絕。下面是湖南兩位記者事後採訪記下的壹個片段，講述的是道縣橫嶺大隊黨支部書記唐興浩組織指揮的壹次「硝眼殺人案」：
在道縣源山溝橫嶺中心小學，有壹個叫周群的女教師。她出身貧農，丈夫蔣漢正出身地主，頭天被民兵抓走了。他們有3個孩子。1967年8月26日深夜，周群帶領孩子們已睡下。只聽壹震急促的敲門聲，隨即門被踹開，大隊支部書記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闖了進來。說是叫周群去開會，把她抓走了。來到大隊倉庫旁的禾場上，點著火把，只見四周民兵環列，手持馬刀或鳥統。被圍在中間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的子女，共14人，蔣漢正也在其中。周群進入禾場，仔細壹看，丈夫被鐵絲捆綁，鐵絲深深地勒進肉里。民兵營長隨即下令出發。周群以為要把這些人壓到區里去，沒走多遠，有人提醒支書，蔣漢正還有三個崽。支書返回小學宿舍，把三個孩子帶來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綁著雙手，與其他被綁的人壹起，跌跌撞撞地走，三個孩子跟在後面。
到了木楓山，唐興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了不許動。然後，他宣布：
「我們是貧中下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的死刑。」
這裏屬熔巖地貌，山上有許多溶洞，有的十幾米深，有的幾十米深。當地叫做硝眼。處決的方法帶有本地特色，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掄起鐵棒往後腦打下去，然後壹腳踢下溶洞。支書唐興浩開始點名……
第三名是蔣漢正，他見這個場面已嚇得魂不附體，雙腳邁不開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個孩子見狀大驚，連哭帶喊，眼睜睜看著爸爸被棒打后推下硝眼。
下壹個受審者是當地有名的老中醫，叫蔣文凡，他從容赴死，要討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給妳喝！」蔣文凡說：「我臨死討口水喝不過分吧？從前砍腦袋還要給三個熱包子哩！」話剛說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8名，孩子們眼看媽媽被害，哭得極慘……
不知過了多久，周群聽到「媽媽」的聲音，她醒了過來。原來她的三個孩子和另壹個四歲的女孩也壹起被扔下了硝眼，因為已經扔下了許多人，她和孩子們摔在死人身上，沒死。
「快，快給媽媽解開繩子。」8歲的大女兒用力解開了捆綁媽媽雙手的麻繩。周群發現，她的壹個本家兄弟也沒死。憑著年輕人旺盛的生命力，這個青年爬出了硝眼，但立刻碰到了大搜捕，他東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殺人者發現有人還活著，就往硝眼裡扔石頭。原來周群和大女兒在洞的上層，被石頭壹打，跌入底層，複雜的溶洞結構有些死角，他發現丈夫和兩個男孩都在這裏，他們僥倖活了下來。壹家人在這裏團聚，像在陰曹地府又見了面壹樣。這裏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屍體上，要睡也只能睡在屍體上。
丈夫蔣漢正已經精神失常，鐵絲捆住他的雙臂，怎麼也解不開。他在死屍上走來走去，忽然說：「妳看，妳看，高粱長起來了，好紅好紅的高粱呀……」
周群拉住丈夫：「漢正，妳清醒壹點，哪來什麼高梁，這是在硝眼裡面。」
蔣漢正聽了，立即不做聲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過了幾天，兩個男孩沒有聲音了，不動了。大女兒斷斷續續地說：「媽媽，我怎麼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緊緊地抱著奄奄壹息的女兒，不久，大女兒也死了。
蔣漢正還沒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脫下壹件衣服，在血水裡浸泡，擰水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壹下，卻咽不下去，頭壹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壹人了。後來，他的兩個學生把她救了出來。她在硝眼裡呆了七天七夜。因為她活了下來，這件駭人聽聞的殺人案才曝光。
（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第壹二十七）
在後來的文革「處遺」中，少數特別惡劣的殺人兇手被追究責任，但這些殺人兇犯並不認罪。原道縣祥林區區長袁甫禮，親自組織指揮120個民兵共殺死四類分子569人。他說：「判我的罪脫離了當時的歷史事實。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從開始殺人到結束，我沒見到上頭有誰出來說壹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我不能超越時代，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
另壹位殺人主凶關有志說的更具有典型性。關有志，原道縣清塘區武裝部部長，「紅聯」（當地的保守派組織）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他1950年參軍，在部隊入黨提干，1958年轉業回道縣，先在郵電局當指導員，后被任為區武裝部部長。他說：「我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處分，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妳想，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能放得下心呢？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站到『紅聯』這邊。」關有志作為紅聯總指揮，1967年7、8月份，帶領民兵，用鋤頭、鳥銃、扁擔等兇器共殺死四類分子及其子女207人。因為搞階級鬥爭有功，當年他被評為湖南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出席省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兇手們的說法發人深省。誰是真正的元兇已經不言而喻了。
道縣殺階級敵人的方法多種多樣，其殘忍可說又在大興之上。上面的「硝眼殺人法」決不是最殘暴的，真正堪稱「最革命」的辦法是面對面將階級敵人用刀砍、銃打、鐵烙、活埋、瀋河、尖刀刺、鈍刀刮（比起皇帝時代的「凌遲」更勝壹籌）、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將數十人捆在壹起用炸藥炸，將幾十人丟進紅薯窯用慢火烤熏，還有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房、砍十指、斷四肢等等。總之，凡是聽說過和能想到的最殘忍的殺人手段都用上了，而且比賽著誰的花樣翻新，誰最殘忍！因為越是殘忍、越是慘絕人寰，就越能表現自己的革命鬥志堅強，便越能得到上司的賞識、提拔，獲得更多好處。
如此之多的殺人方式所造成慘聲震天、哀嚎遍地是難以形容的，但屍臭衝天、血腥滿地，也帶來了壹個污染環境的問題，而且這時四類分子已殺光了，不能命令他們來掩埋同伴的屍體了，而革命人民又不肯為這些敵人挖坑埋葬，屍體的處理成了難題。所以，在農村，往往找尋山洞、深谷作為刑場，殺了壹推了事。又有人發現水庫是壹個埋屍的好處去，在道縣殺人高潮中，該縣的雙牌水庫成了壹個大屠場，被拉來這裏現場屠宰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屍體充盈了水庫，水不能流動，不能發電，不能喝，魚不能吃，更無法養殖，水庫成了壹湖血屍臭水。
城裡的革命群眾（或沿河的農村）釆取的最通用的辦法是將階級敵人綁赴河邊，打死了棄之河中。孰知，死屍多了，河水受到了污染，人們的飲水成了難題。無奈，當時的革命政府只好忍痛作出告示：凡打撈處理好壹具屍體者，獎賞人民幣10元。於是很快死屍被打撈壹光，有捷足先撈者，還因此蓋起了「死屍小洋樓」。
與道縣同屬零陵地區的其他縣也紛紛效尤，不過，其殺戮數量較之道縣稍有遜色。據官方的統計，全地區的其他縣，共殺戮階級敵人9323人，其中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致殘2146人。寧遠縣有個農村女青年，由地主成分的嬸嬸壹手撫養成人，文革中她親手把嬸嬸殺死。人家問：妳怎麼下得了手？她回答：「我要革命！」（參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相關文章）
道縣的經驗傳播到省外，與其相鄰的廣西就是學步者之壹。廣西北面的全州縣與道縣相鄰，得風氣之先，首先仿效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由法庭宣判殺人。全州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各民兵連、排、班長等30餘人開會，會上黃介紹道縣殺戮四類分子情況，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壹掃而光」。 會上還宣布「不準通風報信，誰走漏風聲就和地主壹樣。」最後決定採取坑殺的辦法，將要坑殺的人員抓捕捆綁拉到地邊，先強迫挖坑，挖好后強廹往坑裡跳，有不願跳的，就用木棒擊打後腦踢入坑中。地主出身的劉香雲有兩個兒子，妻子是貧農女兒，他在坑口向黃天輝求情：「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壹個，我老婆也有壹個，我抱壹個跳下去，留壹個給我老婆。」 黃說：「不行！」結果，劉被廹抱著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坑被活埋。
廣西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營長黃培立召開民兵會議布置，釆取統壹行動，壹次性把大隊內地、富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殺光，其房屋、財產沒收拆了蓋禮堂，所有禽畜、糧食全部供兇手們殺光吃喝光。此後廣西很多縣學習這壹辦法，在殺光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后，搶奪瓜分其財物。據1971年1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向中央報告大大縮小了的數字：1967、1968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其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2。7萬人（此處及以下未註明出處引用的材料和數字均引自《炎黃春秋》2012年第12期晏樂斌的文章：《我參与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
其實，殺四類分子只是「開刀祭旗」，是進壹步大屠殺的序幕，更大規模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大屠殺隨之進行。
廣西是文革重災區之壹，文革中不僅以死人多著名，而且，其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文革前廣西由韋國清主政，廣西的文革造反派「422」與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的造反派壹樣，首先把矛頭對準原當權派－把手韋國清。誰知韋乃毛澤東、周恩來的寵臣，中央堅定保護韋國清。但是為了引誘「敵人」出籠，上勾，最初中央對造反派「倒韋」不但表示「支持」， 還對給予讚揚鼓勵。直到成立廣西革委籌委會的關鍵時刻，中央才指定由韋國清擔任革籌會主任，黨的壹把手。從此便放任韋國清對廣西造反派瘋狂大屠殺、大報復。
廣西文革中的壹個出類拔萃的創舉是殺吃活人（殺吃階級敵人和造反派「422」人員）。張戎女士在其所著毛《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曾記述了在桂林灕江邊，幾個貧下中農將壹個「地主仔」殺了分吃的故事，作家鄭義還訪問了已經86歲的當年的兇手，對方毫不隱瞞，更無悔意，還豪情滿懷，表示當時做得對！
其實廣西文革吃人的始作俑者是柳州地區武宣縣的貧中下農和革命幹部們。據說起始於某次對某村的「四類分子」和造反派的屠戮，殺完之後，劊子手們忽然靈機壹動，想到中醫的「吃啥補啥」的理論，看到被他們宰殺后血肉模糊的屍體，忽然有人上前割掉幾具男屍上的生殖器，於是其餘兇手紛紛效仿，壹擁而上，生殖器割完了，便開膛破肚，摘取心、肝、腎、肺、等「珍貴」之物。除了進補之義，這與當年平日很少能吃到葷腥恐怕也不無關係。
有了第壹次，自然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並且很快在「革命隊伍」中傳開了，成為時尚，大家都認為對階級敵人「食其肉」是鬥爭性強、鬥爭意志堅決的表現，所以不但未被制止，還受到鼓勵，據知情者說，當時武宣縣有不成文的規定：凡未吃過階級敵人的「肉』的，不能進入各級革委會。
「殺吃活人」不脛而走，且殺人取食的技術日臻成熟，有了壹套固定的程序：先把欲殺而食之的對象捆綁在樹榦上或木樁上，劊子手對準其軟肋之下部位用利刃劃開壹個「人」字，同時迅速用左腳或右腳膝蓋向其腹部猛力壹頂，只聽「嘩」的壹聲，其心、肝、腎豁然而出，與其噴發而出的還有壹股熱氣，於是，人們「趁熱打劫」，各取所需。為了增加「營養」， 食人者立即在現場開鍋，煎、炒、烹、蒸，各逞所能，壹場「人肉宴」就此開鑼。據知情者說，有的被開膛破肚后並沒有立即死去，在南寧地區就發生壹名劊子手正欲拾取被害者的肝臟之時，被殺害者突然破口大罵，掙脫已經鬆弛了的捆綁……
武宣縣的做法很快在廣西各地流傳開來。以下是從有關的官方資料中的摘錄：
據中共廣西整黨辦1987年編印的《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中記載：1968年4月2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3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的女兒進行輪姦，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
隆安、大新、上林、武鳴、浦北、靈山、貴縣等縣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也都記錄各自的吃人事件：
1968年3月23日晚，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主謀策劃、指揮該區高峰鄉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二人組織民兵黃光權、馮品業等人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家信兩人綑綁到龍厚山（地名）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該區從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共發生殺人剖腹取食肝、膽的事件11起，被殺者21人。
1968年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民兵趙榮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民兵槍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后剖腹取肝分食。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地方保皇派「聯指」總部抽調400多人到南寧參加圍剿「422」 的武鬥，聯指有4人在戰鬥中被打死。回來後上林縣聯指進行瘋狂殺人報復，先後在縣城、港賢區、喬賢區召開三次「追悼會」，會上將四類分子及紅衛兵（學生）103人當場殺死作「活祭品」，其中有些人（如蒙光忠）打死後被剖腹取肝煮食。
靈山、貴縣和武鳴華僑農場的100多造反派幹部、群眾被當地「聯指」打死後，全部被挖肝割肉吃個精光。
上思縣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9月7日至17日，召開「群眾專政」大會，會上公開殺死12人，當場將全部死者剖腹取肝，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煮食，上思縣和各公社領導參加了此次人肉會餐。
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剖腹取肝與兇手同食。王昭騰鼓勵大家說：吃了人的肝膽，膽子就大。次日，又布置殺死4人，傳令各生產隊分吃人肝，以示「共同專政」。
《欽州地區「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記錄了該地區所屬靈山縣檀圩、新圩兩公社剖腹殺人取食肝膽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殺人剖食肝膽18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19例。欽州小董農場3例。
另據《炎黃春秋》中晏樂斌（晏是中央1981年和1983年兩次由中央組織赴廣西調查文革情況和進行文革處遺工作的聯合工作組成員）的文章中記載：貴縣在1968年8月在南門外的江邊壹次槍殺十幾人，全部剖腹挖肝，由執行槍殺的劊子手炒吃下酒。該縣思陽公社民兵營長黃必友，殺人後將膽取出晒乾后當作熊膽出賣。
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圩，因長得胖，被壹民兵營長叫民兵抓去活活殺死，挖吃心肝，20人每人還分得壹塊人肉。
上思縣於1968年9月1日召開「三代會」（ 工人、貧下中農、軍烈屬代表），在平山廣場召開殺人現場會，十多名參加「422」的幹部、群眾被活活打死。散會後，縣革委委員黎郝，命令將被打死的十幾具屍體全部剖腹取出心肝，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炒給「三代會」代表下酒。
又據南寧市壹名叫徐振武向中央工作組揭發：武鳴縣殺吃活人29人，副縣長覃炳被打暈后，拉去開膛時，劊子手見其太瘦，周身無肉，又被拖出丟棄野外，得以倖免。
晏樂斌文章中還舉出了兩名加入聯指的「階級敵人」殺人的故事。靈山縣檀墟（原文作「譚」）公社 裡屋大隊候國震在「解放前」當土匪殺過人，文革中參加聯指，先後八次參与打砸搶殺，捉了6名教師，親自打死3人，取肝6付，賣了36元（原注：後來僅判10年徒刑）。武鳴縣華僑農場民涵洞分場的鄧斯環，是偽保安團團長鄧文興的侄子，鄧文興被共產黨鎮壓（槍斃）。文革中鄧斯環參加聯指，乘機進行報復，以「反共救國團」罪名抓了黨支部書記鄧恩鳳等26人拷打，其中7人被剖腹、割肉而死。
由上述可見，殺人後剖腹取食其心、肝，己是當時廣西農村多地的流行做法。
最後，讓我們仍就回武宣縣來。因為武宣縣不僅為殺人取食的首創，而且在在這方面的「戰績」最為輝煌，所以必須補述壹二。
1968年7月某日，武宣縣通挽區大團村第7生產隊開會批鬥甘大作，斗完后將甘大作拉到附近的田邊，甘業偉喝令甘大作跪下，壹棍朝甘大作後腦打去，但未死。這時旁邊的甘祖揚大叫：七寸是我的，誰也不準割！立即跳過去脫掉甘大作的褲子割生殖器。甘大作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垂死掙扎，呼喊：等我死了再割！兇手們不予理會。甘維形等人又爭著去割大腿肉，甘德柳去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擁而上，將甘大作的肉割個精光。
同年6月21日，該縣東鄉區上棉村召開批判武宣中學學生張富晨的大會，張被打暈后，兇手黃培剛用5寸刀朝張的胸部捅壹刀，取出心、肝，廖水光則去割了他的下陰，其他人蜂擁而上把肉割完。
6月15日，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等3人將「造反大軍」成員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車縫社的門口，劉業龍4人被活活打死。李坤壽等操起尖刀，挖出死者的肝、肉，拿回大隊去會餐享受。
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因同情「造反大軍」，被打成「叛徒」，被學校革籌委會副主任謝東召開大會當場打死，兇手黃佩農、張繼鋒等剖腹取肝、割肉，使黃家憑只剩下壹副骨架。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的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等4人，兇手們將4人打死後拉屍到平昭碼頭，兇手李燦照、徐才達、樊榮生等割下死者的肉、肝、生殖器，拿回大隊部划拳猜碼會餐。
（以上引自黃河清《1949年後大陸人相食壹覽》，其材料均注有出處。見《往事微痕》2011年4月5日總第70期）
最後應該提壹提的是以吃人肉陞官出名的武宣縣革委會女副主任陳文留（壹說王文留），在上述晏樂斌的文章中，提到武宣「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壹人吃了6付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 但在黃河清《1949年後中國大陸人相食史料壹覽》中，「陳文留」作「王文留」，估計可能是轉載時訛誤。黃文中雲：「王文留」本為壹普通基幹民兵，因為在對敵人鬥爭中勇敢，特別喜歡吃人肉，自己吃了還拿回來給其母親享用，又傳王專吃男性生殖器而聞名遐邇。王也因敢吃得到領導賞識，入黨、陞官、壹直做到該縣革委會副主任。黃文又說，據《紅色紀念碑》作者鄭義採訪該縣整黨辦，整黨辦官員稱，當時全縣「確有吃生殖器之風，但王文留當時年僅18歲，還是個未出嫁的姑娘，想來是不可能的。不過吃人肉是實。因之被清除出黨，清除出幹部隊伍，現在柳城縣壹水庫當工人」。
關於武宣縣殺吃活人的數量，晏樂清的文章說：1968年武宣縣被殺后取食心肝、人肉的有38人，參与吃人的國家幹部（包括該縣原縣委書記）、職工113人。
而黃文統計的更細、也更多，還載有武宣縣被「吃」 的64人名單，並對這64人被「吃」情況做了分類，其中：遭吃后又被砍頭的1人，被挖心肝（膽）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屍體全部吃光的18人，遭生割生吃的7人。後來又有新的補充，被吃名單增至76人，然而仍雲「遠非完備」。
這就是被毛澤東稱之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因為殺了、吃了那多「階級敵人」， 血流成河，屍骨如山，他大概認為中國國內的敵人己消滅得差不多了，故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我們看到毛開心地笑了，他大概可以不用安眠藥睡個踏實覺了。
廣西的吃人之舉，最後還是靠壹名「右派分子」得以制止，這人叫王祖鑒，原為與武宣縣相鄰的賓陽縣縣委副書記，1957年王夫妻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王被貶到武宣縣文化館作雜役，得以親眼見到該縣的吃人盛舉。畢竟是「右派」，對左派們的這種「革命行動」甚是憎惡，決心將其捅出去，期望能夠制止。王祖鑒冒著生命危險，暗中收集了武宣縣在文革中殺人、吃人的壹百多個實例（可見被殺而食之者起碼有壹百多），通過其在廣州的友人，反映到了中央。毛澤東雖然對階級敵人早就欲食其肉，寢其皮，但他卻知道此等之事只能做，不能說，如今既已被人桶出，就不能讓其成為國內外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口實了。於是，下令廣西軍區調查此事。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親率壹連官兵馳赴武宣，終於將這愈演愈烈的吃人之風剎住了。
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都應該記上自己文明史上這最慘痛、最黑暗、最醜惡的壹頁。
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掀起壹場空前規模的全國「階級鬥爭」，進行前所未有的大清洗、大搜捕、大屠殺、大恐布。這是他要打倒劉少奇和幾乎所有現任當權者的必須的配套措施，也是為在文革後期建立真正的毛氏王朝、復辟秦始皇制度的前期準備。毛堅信以恐怖開道，白骨築台，天下事無有不成！這就是他所總結的「階級鬥爭，壹抓就靈」的真諦，也是對他早年就認定的「政治就是保持不斷的壓迫」（與蕭瑜的對話，見本書第八篇）的理念的踐行。文革則成了他這壹理念最集中的表演舞台。
1966年7月18日，點燃了文革的「壹把火」之後就離開了北京、壹直在外地遙控指揮、暗中搗亂的 毛突然回到北京。這次回來他要與已經落入他圈套的劉少奇壹伙算賬，攤牌，推動文革進入實質性階段。
毛壹踏進北京，發表的第壹感言就是：「北京太文明了！」「冷冷清清」。他曾經要求的「孫悟空大鬧天宮」，「橫掃壹切牛鬼蛇神」的局面尚未出現。因此他認定必須迅速改變眼前的壹切！
經過緊張的策劃、布置，毛親自登台亮相了，其中最重要的「戰略部署」之壹就是製造血腥、恐怖的北京「紅八月」，為文革造勢，也為全國示範。
8月1日，毛提筆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的「紅衛兵」寫了壹封信，對紅衛兵這壹文革新生事物「表示熱烈的支持」。毛利用「紅衛兵」作為他的文革衝鋒隊正式啟動。自此，千百萬青少年學生被毛推上文革的第壹戰車，直到毛將他們拋棄。
清華附中紅衛兵乃紅衛兵的創始者，在思想上和行動上都頗得毛主義的真傳，他們第壹個引用毛的語錄：「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壹句話：『造反有理』」。到7月27日，這個組織已經發表了三論「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萬歲」的文章，文中宣稱：紅衛兵就是要「敢想、敢說、敢做、敢闖、敢革命，壹句話，敢造反」，「革命者就是孫猴子」，「要掄大棒，顯神通、施法力，把箇舊世界打個天翻地復，打個人仰馬翻，打個落花流水，打得亂亂的，越亂越好。」連寫文章的語氣——痞氣加霸氣都模仿毛，真可謂毛的真傳弟子了。毛在給他們的信中也稱讚了北京大學附中的「紅旗戰鬥小組」，因為這個「戰鬥小組」已經做了壹件開創性的「工作」，就是把本校同學按家庭出身劃分為「紅五類」、「黑五類」，由紅五類對黑五類 進行各種凌辱、壓迫、「專政」。後來，毛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北大附中紅旗戰鬥小組，現場高音廣播介紹時就稱之為「以敢於衝鋒陷陣聞名的戰鬥組織」。
毛的讚揚信收到了立竿見影效果。受寵若驚的中學紅衛兵們立刻比賽著誰能拔得 「革命暴力」的頭籌。8月5日，高幹之女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中的學生們，採取了「革命行動」，打死了她們的老師、50歲的主持學校全面工作的副校長卞仲耘。女孩子們把她的臉塗黑，強令這個4個孩子的母親挑上重擔來回跑，壹邊用皮帶抽，用帶鐵釘的木棒打，她倒下后就用大頭皮鞋踢，用 開水燙，用腳踩。就這樣，活活把她們的校長折磨慘死。
卞仲耘之後，更多學校的老師被他們的學生釆取「革命行動」， 刑罰也越來越離奇、酷毒，除了用銅頭皮帶和帶鐵釘的木棒毒打，還用開水澆，用糞便灌嘴，有的當場慘死，更多的羞憤自殺。
為了表彰和鼓勵清華、北大附中和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及其同夥們的「革命行動」，8月18日毛首次在天安門城樓檢閱北京和全國紅衛兵。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在幾十萬紅衛兵中脫穎而出，獲得了上天安門城樓接受毛當面接見、並給毛戴上紅衛兵袖套的「殊榮」。當高幹宋任窮之女、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頭頭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套時，毛問：「妳叫什麼名字？」宋回答：「叫宋彬彬。」毛再問：「是不是文質彬彬的彬？」宋只好說：「是。」毛說：「要武嘛！」現場廣播播到這裏，廣場上爆發了雷鳴般的、響徹雲霄的「毛主席萬歲」口號聲，女播音員提高了嗓音喊：「敬愛的毛主席，妳的話我們記住了！」又是壹遍遍「萬歲」聲……
散會回去后，宋彬彬立即改名「宋要武」，北師大女附中則改名「紅色要武中學」。毛關於「要武」的指示，使宋彬彬，也使千百萬紅衛兵明確了，原來偉大領袖是嫌她們太「文質彬彬」了，現有的暴力行為還遠遠不夠！好在她們打死了壹個卞仲耘……才打死壹個卞仲耘就得到了如此獎賞，要是打死三個、五個、十個八個呢？……他們興奮了，毛的指示化作了無窮的力量，化作了百倍的瘋狂！
也就在毛的首次檢閱紅衛兵之後－星期，在高幹之子就讀的北京四中，由高幹之子孔丹（其父孔原曾任中共中央社會調查部長）和陳小魯（陳毅之子）等發起成立了跨學校的超級紅衛兵組織西城區紅衛兵糾察隊（西糾）。在後來的打人、殘人的比賽中，西糾聲名顯赫，拔得了暴力頭籌。據有關記載，這壹時期有壹個紅衛兵壹次用帶釘的皮帶抽死了7個「階級敵人」。但這個驚人的記錄很快就被刷新了，另壹個兇手用側刀壹次性側下了13顆頭顱。這些野獸兼惡魔、劊子手的下場後來不太清楚，大概都成了毛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
在血腥的紅八月中，中小學教師、校長成了紅衛兵手下的第壹批犧牲品。據官方統計，全北京死於紅衛兵棍棒和屠刀之下的教職員工1772人。從8月下旬起，紅衛兵殺向社會，掃蕩、殺戮的重點轉向地、富、反、壞、右、資本家，以及擁有私人房產者等人群，死傷人數急劇攀升……
後來總有人用「青少年的幼稚、無知、 衝動，易於被人利用」來為這些文革初期紅衛兵的暴行開脫。這實在是在為惡魔張目，為兇手脫罪。試問：已經成為窮凶極惡的殺人犯難道還可以原諒、可以開罪嗎？按此邏輯，二戰中那些納粹黨衛軍劊子手、在南京搞殺人比賽的日本兵也都是受上級命令、受人蠱惑指使的「受害者」 啊，也可以原諒並無罪了嗎？當然他們總的說是魔頭們的工具、是受騙者，但他們無疑已經成了兇手，成了惡魔的壹部分。這些從小接受人吃人的「階級鬥爭教育」、用「狼奶」喂大的壹代，順理成章也成了狼。他們去食人害人並非受人脅廹，而是主動自願，甚至變成了壹種「嗜好」。這便是文革前十七年毛主義教育結出的「碩果」。
弄明了這些行兇主體，我們再來繼續「紅八月」 的敘述。8月18日毛第壹次在天安門城樓接見和檢閱首都和全國各地赴京的五十萬紅衛兵時，特意接見了所謂「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北大的聶元梓及其同夥40人。同時還命將1500名紅衛兵代表安排在金水橋兩側的觀禮台上。這些特殊「禮遇」讓那些紅衛兵領袖們感動得雙淚長流，也增添了毛將來會讓他們「接班」的幻想，這壹天他們如癡如醉，喉嚨喊啞了，雙腳跳痛了，只想盡情表現對毛的忠心和感激之情。
這次大會上林彪代表毛講話對紅衛兵運動給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並正式號召紅衛兵衝出校園，殺向社會，去「橫掃壹切牛鬼蛇神」，打倒「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毛給紅衛兵的任務簡言之就是製造恐怖。紅衛兵不負主望，毛指向哪裡，紅衛兵就打到那裡，恐怖就播撒到哪裡。具體點講，紅衛兵有兩大首要任務：「破四舊」和「橫掃壹切牛鬼蛇神」（ 後來才是向走資派奪權）。前壹項主要是毀滅傳統中國文化及其載體，代之以毛主義為靈魂的「四新」文化；后壹項任務主要是對「階級敵人」和壹切「封、資、修」的代表性人物進行迫害、摧殘，包括打、砸、搶、抄、抓、殺，剩餘的要趕出北京城。當然，兩大任務有交叉重合，總的就是「向階級敵人颳起十二級颱風」。
第二天，即1966年8月19日清晨，紅衛兵便展開了行動，行動從「破四舊」開始。北京市第二中學的3000名紅衛兵充當了「砸爛舊世界」的排頭兵，他們在市內主要街道的路口，張貼他們的革命檄文《向舊世界宣戰》：
「我們是舊世界的批判者。我們要批判、要砸爛壹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所有為資產階級服務的理髮館、裁縫鋪、照相館、舊書攤、統統都在列。現在，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正衝擊著資產階級老爺們盤踞的各個陣地。資產階級的溫床保不住了……「飛機頭」、「螺旋寶塔式」等稀奇古怪的髮型、牛仔褲、牛仔衫和各式各樣的港式衣裙，以及黃色照片、書刊，正在受到嚴厲的譴責。我們不要小看這些問題，資產階級復辟的大門，正是從這些地方打開。我們要徹底剷除這些資產階級的溫床和苗子……。」
幾個鐘頭之內，30多萬紅衛兵似神兵天降，出現在京城各個照相館、理髮店、裁縫鋪、舊書攤，以及各種公共場所，執行剷除「資產階級溫床和苗子」的任務。
可以看出，壹切都是有領導、有計劃、有組織的行動。
緊接著是轟轟烈烈的「改名狂潮」。
長安大街被改為「東方紅大街」，東交民巷改為「反帝路」，西郊民巷改為「反修路」，安東市場改為「東風市場」，所有地名、街道名都換上了具有鮮明「革命色彩」的名字。各種單位、店鋪的命運相同，同仁醫院被改為「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全聚德烤鴨店」改為「北京烤鴨店」，「榮寶齋」改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改名為「毛澤東思想哲學社會科學部」，各種工廠、企業則在原廠名前冠以「興無」、「滅資」、「東方紅」、「紅旗」等字樣……
於是，紅衛兵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打碎了壹箇舊世界，」同時又建立起了壹個「紅彤彤的毛澤東思想的新世界」。北京市（然後是全國）面目「煥然壹新」。
只是，這種革命詞彙有限，而中國的地域、街道、店鋪幾乎是無限的，於是到處都是「反帝路」、「反修街」，到處都是「東方紅」、「紅旗」…… 「面目壹新」變成了「千篇壹律」、整齊划壹，到處雷同。這就苦了郵遞員，當然，最終是苦了廣大老百姓。但是，在那個個人利益幾乎不存在的年代，老百姓的這點困難算得了什麼呢！誰敢開口非議呢。
接下來輪到改人名了。好在當局沒有命令人人都改，如果那樣中國人只能像勞改隊那樣，靠「編號」了。當時的改名潮主要還是局限在那些「非常革命化」的紅衛兵圈內，於是，壹大批「永紅」、「永革」、「繼紅」、「衛東」、「四新」、「小兵」等等「從裡到外、從頭到腳」紅得發紫的「新新人類」出現了。
改名潮之後是砸爛封、資、修，焚燒書籍，砸爛文物，搗毀廟寺，挖掘古墳，不但「封建文化的代表」孔子首當其衝，連中華文明的始祖炎帝、黃帝都不能倖免，黃帝陵被毀，炎帝被焚骨揚灰，諸萵亮、王羲之、包拯、岳飛、海瑞這些 「封建地主階級的忠臣孝子」的墳墓、遺物均被搗毀洗劫壹空……有關文革對文物和中華古文明的破壞，在本書其他章節另有論及，此處不贅述。只看看總的戰果就可知道戰果輝煌：北京的文物不但多，而且級別高，據後來檢點，1958年文物普查時，北京全市受政府明令保護的文物6843處，被破壞的4922處。至於全國被破壞的文物古迹，那是絕對無法估算的了。
這裏應該特別提及的是我們國寶中的國寶「故宮」的命運。故宮今天依然屹立在北京城中央，供中外遊人瞻仰、遊覽，成為中華古文明的象徵。這純粹是壹個「意外」，壹種僥倖，因為它在文革中險遭「不測」。
1966年5月23日，由當局編造的、煽動對地主階級仇恨的《收租院》泥塑展覽在故宮神武殿展出。后又移到奉先殿繼續展出，奉先殿壹些原來的附屬物被拆除。這時，不知是哪壹家造反派在神武殿外磚牆上涮出了「火燒紫禁城」，「砸爛故宮！」的大字報。官方的響應是 「整改故宮」。緊接著，故宮「整改方案」出台。此時故宮是「軍宣隊」在主事，全部的「整改方案」不得而知（原文沒有披露，此處引自《盼望東方周刊》王軍的文章），但它的先期行動已經開展，順貞門、天壹門、文華殿、乾隆御花園的門額已被摘除，中和殿的皇帝寶座也被拆了。
正當軍宣隊按照「毛澤東思想」改造故宮之時，它自己卻遭遇了「不測」，原來這個「軍宣隊」是劉少奇當政時派來的，是與「工作組」類似的產物。毛澤東回京后找劉少奇算賬，不久（當年10月）它就與工作組同樣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產物」被撤走了。故宮卻得以幸免於難。
其實，這是故宮N次幸免於難了。這個「難」的根子正是毛澤東。建國之初，毛澤東曾在天安門城樓大發遐想：「從天安門城樓望去，（將）看到處處是煙囪……」著名建築學家梁思成認為「那情景是在太可怕了。」1954年4月毛澤東曾三次爬上故宮的圍牆，但三過宮門而不入內，表示他作為農民起義領袖對這座皇家建築的深仇大恨（可是他自已卻住在皇家園林里）。1958年1月，毛在南寧會議和其後的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時指出：「北京、開封的房子，我看了就不舒服」，「南京、濟南、長沙的城牆拆了就很好。北京、開封的舊房子最好全部變成新房子。」
根據毛的這壹指示，1958年9月北京市作出了「城市總體規劃」，其中提出：把故宮與中山公園、文化宮、景山、北海、什剎海、積水潭、前三門、護城河等等所有老建築全部拆了，通連成壹片，使之成為壹個「在節日供百萬群眾盡情歡樂的地方。」
1959年．北京市建築委員會在有城市改造計劃中提出：「故宮要改建成為壹個群眾文體、休憩場所。」
幸而，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使北京跟全國壹樣進入「三年困難時期」， 吃飯成了大問題，這些宏偉的城市改造計劃只好擱淺了。
過了幾年，剛剛緩過壹口氣來了，北京城裡毛的徒子徒孫們又提出改造故宮的計劃，它的核心內容是要在故宮內開馬路，把它建成南北、東西幾條大街，要「廢物利用」，將故宮佔用的大片土地改作實用性的商業街道。所幸的是，在中宣部召開的討論改建方案的會議上，這個方案被當時的中宣部長陸定壹壹頓怒斥，否定了。這大概也是後來陸定壹的「罪狀」之壹。還有那個反對毛的城建思想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後來在文革慘遭抄家批鬥，全家被趕到壹間24平方米的小房間里，沒有暖氣，終於饑寒交迫而死。
較之改名潮、破壞文物、砸古董更為凶暴、更為恐怖的是大抄家、大遣返，這對階級敵人刮十二級颱風的主要措施之壹。它的對象是兩類人：原來欽定的「階級敵人」地富反壞右；新「上升」為階級敵人的資本家、店鋪老闆、房產所有者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即各個文化、藝術領域里的代表性人物。打擊由原來的以「物」為主 轉為以人為主，文革進入大規模的恐怖階段。
關於文革抄家，若干年後的我們的子孫後代，也許很難想象這種野蠻、血腥的暴行。為了使未來的歷史學家和普通人更多地知曉毛時代壹些「政治術語」的內涵，下面我們引用壹段比較完整、具有代表性的對文革抄家的描寫：
壹震急促的、催門欲倒的敲門聲和喊叫聲，傳進了幽閉著的獨家居住的四合院內，當房主人連跌帶爬來打開大門時，「狗地主」、「他媽的」、「混蛋」之類的叫罵聲便充斥門洞中了。手中甩著寬而長的皮帶的紅衛兵推開「怠慢」了他們的房主人，大搖大擺撞進院子。象演習過的壹樣，壹個個紅衛兵學著打仗衝鋒攻佔敵人要塞的動作，迅速地把守在各個房間的門口，把在家的人都吆喝出來。紅衛兵首領壹壹問過被炒人家的姓名，再根據派出所提供的材料，把「逃亡地主分子」、「地主婆」等揪出來，剃成「陰陽頭」，喝令全體跪下，鞭打、腳踢，要「地主分子」交待「地契」、「變天賬」藏到哪裡去了？若不交出來，得到的是更狠的壹頓毒打。同時，抄家人員開始四處搜查，稍微像樣壹點的家什都不分青紅皂白地壹律擡上停在大門外的卡車上，連生活必需品衣服、被褥、床架、床板也不放過。剩下的是翻得滿屋滿地無法拿走的破破爛爛的東西。就這樣，紅衛兵似乎還不過癮，還要把孩子們珍愛的玩具洋娃娃踏在腳下，以嘎嘎作響之聲取樂，把黏糊糊的芝麻醬塗在牆壁上，醬油、鹽、醬、醋、糖到處潑灑。為了尋找「地契」、「變天賬」以及「反攻倒算用的槍支彈藥」，紅衛兵又到處在牆腳屋地亂挖。當壹個紅衛兵靈機壹動，找出壹本又黃又舊的本子交給隊長，說是「變天賬」時，「隊長」翻看之後，明知這是小學的算術作業本，卻硬裝出神氣活現的神態，將本子在手中搖晃著，逼人承認這是「變天賬」。伴著「還不老實！」的呵斥聲，皮鞭又像雨點似的抽打下來了。當紅衛兵滿載「戰果」，把僅剩的壹點家什戳滿窟窿揚長而去時，留給劫後餘生人的話是：「全家遣返回原籍！」（引自嚴家祺、高臯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69——70頁，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
但是上述描述還未完全到位，比如其中還有壹項「剃陰陽頭」，即剃半邊、留半邊頭髮，婦女尤不能免。說是「剃」， 其實是是連剃帶薅，有時乾脆壹把壹把連頭皮都給撕下來。街上常見到羍拉著粉紅頭皮，淌著鮮血的老人，被趕著遊街。更殘忍的紅衛兵還要給「洗頭」， 就是用濃礆往傷口上澆，有人往往因此喪命。
抄家不是壹兩次就完事的，被抄家戶要面對不同學校的紅衛兵根據同壹線索（由公安派出所提供）的壹而再、再而三再的抄查。但對於後到的抄家者，往往由於被抄對象家裡東西所剩無幾甚至空空如也，受到「財產」冷落，激起了他們的無名怒火，怒火立即化作難以名狀的仇恨，發洩在被被抄家者身上，抄家變成了對被抄者的恣意施暴和対其僅剩的壹點家雜和生活必須品的徹底破壞、搗毀。
在受過徹底、反覆抄查之後，「戶籍民警出現在這家的庭院里，再次通牒限時離京。從小離開農村老家，在外學習、工作了大半輩子，被紅衛兵冠以『地主分子』稱號的人，拖著壹家老小，甚至還在上學以及有了工作的子女，捲起紅衛兵看不上眼的破鋪蓋，凄凄涼涼地被掃地出門。」（仝上書第70頁）
對於被遣返農村、逐出城市的被抄家戶來說，抄家只是苦難的開始，接下來的壹關是北京火車站。
當剛剛過了九死壹生的抄家關，被押送到北京火車站「遣回原籍」時，很多被遣返者以為可以直接進車站、乘火車告別這個城市了，他們萬萬想不到還有壹道鬼門關。
數以萬計的紅衛兵聚集在火車站廣場，他們來幹什麼呢？是來最後壹次「送別」被他們抄家后遣返農村的「牛鬼蛇神」的，當然，主要是想再次練壹練拳腳，過壹過皮帶抽人的「癮」。因為這些人走了之後，就沒有如此之多可供練拳腳的活靶子了。
紅衛兵們在車站前廣場排列出壹條條「通道」，那是供這些「牛鬼蛇神」走去火車站專用通道。當幾經折磨、已經精疲力竭、神情憔悴的被遣人員進入這個「通道」后，兩旁排列的紅衛兵立即壹個個精神振奮起來，高舉手中的皮鞭、木棒，左右開弓，皮帶頭像雨點壹樣落在那些溫順的「羔羊」身上。看著那些被打者嚎啕大哭、抱頭鼠竄的狼狽相，聽著被打者凄慘的哭聲，紅衛兵們樂不可支，抑制不住大喊大叫大笑起來，手中的皮鞭揮動得更起勁了……就這樣，每個被遣人員都要通過幾百米這樣的「隧道」，接受紅衛兵的「皮鞭木棒禮送」。有的人看到、聽到前面同類的慘叫聲戰憟不前了，想「臨戰脫逃」，可是後有押送人員，左右全是凶神惡煞的紅衛兵，哪裡有路可逃呢,不少人被木棒皮鞭打倒在地，極少數人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
終於挨到車站前，還要通過最後的「檢查」關，為的是怕這些牛鬼蛇神將現鈔、貴重物品藏在身上或行李中帶出去。於是，要進行搜身、檢查行李。可是被遣返分子已經形同乞丐，渾身破爛，有的還污穢逼人；幾件鋪蓋和破家什，紅衛兵實在提不起檢查的興趣。於是他們主要觀察被檢查人員的表情，對哪些表現出緊張、恐慌的人進行重點搜身。這樣做還真有收穫，往往能查出這些人攜帶的壹點可憐的現金。有的不識相者被搜出后還想討要回去，紅衛兵回敬給他們是銅頭皮帶，是拳腳，伴隨「不老實」的罵聲打倒在地。
在抄家遣返的狂潮中，有壹部分人是只抄家、但不被遣去農村的，他們是公私合營后的資本家，房屋出租者。對這部分人的抄家，以抄查金銀財寶為主要目的，並強迫他們交出房契、地契，如有抵抗或不滿者格殺勿論，也有的根本未反抗就被活活打死。在抄查中，那些嘴上喊著非常「革命化」的口號，口口聲聲「臭資產階級」的紅衛兵們，對金錢卻表現出了奇特的興趣。特別是金子，看見了就兩眼放光，壹付貪婪卑鄙之態可掬。按規定，他們抄家的「繳獲品」是要全部歸公的，抄走的東西應給被抄家者打收條。可是，在暴力恐嚇下，這些手續往往被取消了。於是，在毛第二、第三次接見紅衛兵的活動中，天安門廣場出現了不少失落的金項鏈和金製品，在天安門城樓上，還留下了被接見者失落的金磚。
還有壹類是文化名人。他們被炒家的罪名是「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 是因為家中藏有「封資修」「毒品」。 抄查的重點是價值不菲的書畫古玩、文物珍品，包括他們自己的作品。章伯韻、梁瀨溟、俞平伯、丁玲、歐陽山等等都遭到了這樣的洗劫，光北京大學就有100多「反動學術權威」被抄家洗劫壹空。
主要的抄沒品被收入國庫。北京紅衛兵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為毛政權增加了黃金十多萬兩，白銀35萬兩，以及無數的現金和名貴書畫文物，這后壹部分被用於出口換取外匯，充盈國庫。當時毛政權的國庫空虛，財政入不敷出，靠打劫富戶是毛緩解財政困難的老傳統、老辦法，也是毛髮動這場運動不可告人的目的之壹。另外，全市50萬座私人房產被沒收，收歸國有，房產出租者被冠以「資產階級剝削」罪名遭到批鬥、抄家，有的被活活打死。
對於初期的「破四舊」「立四新」毛並不滿意，因為不夠暴力，他要的是「刺刀見紅」，是死人。為了給下壹步更激烈的革命行動提供樣扳，並把這種恐怖迅速推廣到全國去，毛醞釀使運動升級。8月21日、22日兩天，分別給軍隊和公安部門下命令，要軍隊和警察給紅衛兵的壹切行為無條件開放綠燈。21日，軍委總參和總政聯合向各軍區、各野戰軍發出了《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運動的規定》。22日，公安部向各級公安機關發布了：「不準以任何借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絕對不準向革命師生開槍，放空槍進行威嚇也絕對不許」的命令。 這樣，就為紅衛兵和其他「革命群眾」 的肆無忌憚的暴行掃清了障礙。
在作了這些部署之後，23日，毛在中央工作會上再次發表他的觀感：「我看北京亂的不厲害，北京太文明了。」毛的話就是信號彈，出擊令，壹刻不容停頓。當日下午，紅衛兵出動，北京城立刻捲入腥風血雨之中。在北京市文聯大院，壹隊隊紅衛兵，多數是女中學生整裝待發。（可見，當局考慮周到，用這些年齡不大的女孩去施暴，不至於把那些文藝界的牛鬼蛇神全部打死，因為還要留著他們中的大部分作反面教材、當活靶子慢慢折磨）。被勒令到大院集中聽侯發落的都是全國著名作家和藝術家、包括老舍、蕭軍、端木蕻良、荀慧生、白芸生等30餘人，作為「黑幫、牛鬼蛇神」，先被剃了陰陽頭，在頭上、臉上還被澆上墨汁、油汁，畫成京劇中的丑角，每人胸前掛上寫有自已罪名和被打了叉的名字大黑牌，隨即被趕上大卡車，拉到國子監、孔廟前的空地上。此前在破四舊中繳獲的各種書籍、戲劇道具，已堆在此處焚燒。紅衛兵們勒令這些文藝界的「牛鬼蛇神」「黑幫分子」「反動權威」向著熊熊火堆跪成壹個大圈，那壹天的太陽特別毒，牛鬼蛇神們被面前的烈火、頭頂的驕陽炙烤得汗流滿面，汗水、淚水、混合著墨汁、油汁往下流，紅衛兵說說這叫做「焚書烤儒」。牛鬼蛇神們被炙烤著，紅衛兵則在他們身後不停地辱罵著，壹邊用銅頭皮帶盡情地抽打，67歲的老舍經不住折磨昏厥了過去，紅衛兵認為其「認罪態度不好」，對他特別加倍抽打。這壹幕壹直上演到深夜。已被折磨得奄奄壹息的老舍拖著艱難的步子回到家中，在第二天、24日深夜投太平湖自盡。這位當年從美國歸來，因其創作了大量歌頌共產黨、歌頌毛的文藝作品而被授予「人民藝術家」稱號，就這樣「自絕於人民」了。
當局大概覺得在室外施暴不很方便，還不能盡興，於是，更多的暴行被轉移到室內舉行。北京著名的劇場如天橋、民族文化宮、長安戲院、吉祥戲院等都成了血腥的施暴場所。反右派時拒不在自己所謂的右派罪行上簽字、被稱為「最硬的右派分子」的原民盟中央常委、國家糧食部部長章乃器，就是24日被抓去吉祥劇院的。這壹次可不像反右時讓妳發言、和妳辯論，而是不由分說從頭到尾的暴打。據說，凡被抓進吉祥劇院的都沒有能活著出來，可章乃器成了壹個例外。原因之壹是他常年練氣功，抗打擊能力特彆強；更重要的還是在最緊要的關頭壹位民警到來，對紅衛兵說：「此人不能打死，上面要保住他的性命。」這樣，章乃器總算「留下了壹條狗命」。由此也就可見，這壹切都是按照「上面」的指示執行的，紅衛兵只是被利用的鷹犬、兇手而已。
打人浪潮迅速向平民居住的街巷、里弄、衚衕擴展。很快，全北京市成了紅衛兵「橫掃牛鬼蛇神」的屠場，北京的黑五類及其他各類「牛鬼蛇神」，紛紛被揪出，或被活活打死，剩餘的被趕出北京城。僅僅8月下旬，北京市便有上千人慘死在紅衛兵的棍棒拳腳之下。
38年之後的2004年7月，章乃器之子章立凡有壹篇回憶「紅八月」 的文章在網上流傳，提到了當時壹些暴行的片段，具體生動，摘錄以為歷史見證：
「......回到家中，母親告知本衚衕的鄰居張潔鳳、付毅茹、周康玉等幾位小有資財的寡婦均已在抄家時被打死。」其中張潔鳳是美洲著名僑領司徒美堂的夫人。司徒美堂曾作為美洲華僑代表參加新政協和中共開國大典，並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司徒1955年逝世，張潔鳳年方三十左右，後來她與壹位劉姓工程師戀愛並跑去雲南劉的工作地點偷偷結婚，生下壹個女兒，帶回北京謊稱養女。文革抄家風起，張潔鳳便被指為「壞分子」，剃陰陽頭、抄家批鬥。她被紅衛兵扯開雙臂懸吊在房樑上，輪番用皮帶抽打......張潔鳳很快奄奄壹息，哀求看在年幼女兒面上，饒她壹命。但在場的民警對紅衛兵說：革命哪有不流血的？於是再遭暴打，當即斃命。
在西單大街上，見到兩名女紅衛兵，用繩索套在壹名五十多歲的婦女頸上，用皮帶抽打著，像狗壹樣牽著走，那婦女身著白短衫，上面幾處用墨筆寫著「反革命」......另壹名被誣為「反革命」罪的年輕女子，抱縛在柱子上用銅頭皮帶抽打脊背，此女壹聲不吭，拒絕誣服，直至貼身襯衫抽爛；於是有人提議抽「前面」，遂被翻身反綁柱前，狠抽胸乳，沒幾下女子慘叫壹聲，立時斷氣。我認識壹位老人家的女兒，因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長得漂亮，同班的女紅衛兵專門用皮帶抽她的臉......」
章文中還提到他母親的同學、壹位叫張為璇的女士，其女兒劉小遷為作者兒時玩伴。張女士乃名人之後，本人為知識女性，知書達理，待人和藹可親。文革抄家時被趕出北京，回到蘇州老家投靠住在壹家老中醫宅中。不久，老中醫不堪凌辱跳樓自殺。張為璇原靠當工程師的丈夫接濟維生，在「清理階級隊伍」中丈夫被監禁審查，工資被扣，張女士母女失去生活來源，為了不受凌辱，母女二人壹同上弔身亡。女兒劉小遷年僅17歲。
（以上見《往事微痕》2011年4月第70期章立凡文：《文革「紅八月」——滴血的記憶》）
8月24日，公安部長謝富治在全國部分省市公安廳局長會議上講話，說：「過去規定的東西，不管是國家的，還是公安機關的，不要受約束。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但群眾對壞人恨之入骨，我們勸阻不住，就不要勉強。民警要站在紅衛兵壹邊，跟他們取得聯繫，和他們建立感情，供給他們情況，把五類分子的情況介紹給他們。」人們都很清楚，謝這段話前面的「群眾打死人我不贊成」 完全是為了推脫罪責的謊言，他的真實意圖就是要求各級公安警察充當紅衛兵殘殺所謂五類分子的後台、主謀、幫凶，讓紅衛兵充當前台兇手。
頭頭已經發令，各級爪牙聞風而動，謝富治的講話迅速在公安系統傳達。北京郊區的大興縣響應最快、行動最堅決，在那裡上演了文革初期最血腥、最殘忍的壹幕，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之後最卑鄙、最兇殘、最野蠻的醜劇之壹，是中華民族應該永誌不忘的恥辱史。
8月26日，大興縣各公安派出所民警聞風而動。民警與紅衛兵聯手，由民警向紅衛兵提供管轄區域內「四類分子」（按：當時農村壹般只有地、富、反、壞、四類分子，沒有或者很少有右派分子）的情況，渲染、誇張這些四類分子的「罪惡歷史」和現實中的「不法行為」，以激起紅衛兵對他們的「階級仇恨」。
27日，紅衛兵先將所謂「表現不好」的四類分子拉出來練拳腳，活活打死了這些靶子。之後，膽子更大了，決定施行全面大屠殺。行兇的理由是：四類分子要「翻天」，要殺貧下中農，必須先下手為強。辦法是：先勒令四類分子交出所謂「變天賬」，因為交不出又搜索不出，便決定將所有「頑固到底」的四類分子從肉體上消滅！兇手們又考慮到他們還有家屬、子女在外工作，將來會進行「階級復讎」，於是決定「斬草除根」。從8月27日至9月1日，全縣13個公社、48個大隊按統壹布置行動，先後屠殺四類分子及其家屬325人，最大的80歲，最小的38天，22戶人家被滅門。有的人家有子女在外地工作，就拍電報去騙其回家，斬草除根。
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不但在於數量，更在於它手段的殘忍和慘絕人寰。有關這場大屠殺，未見官方有系統資料，迄今，遇羅文撰寫的《文革時期大興縣大屠殺調查》（以下簡稱《調查》，見2011年8月17日網際網路文）仍然是比較完整的記錄。為了揭露這壹大屠殺真相，作者於2000年2月29日和3月3日兩次深入大興大屠殺殺人最多、最出名的大辛庄公社，尋找當年親歷者訪問、調查，基本弄清了事情真相。
《調查》在談到大興大屠殺之前，先介紹了當時北京市內壹些恐怖情況：
在東四壹帶有壹家「資本家」， 紅衛兵先把這對老夫妻打得半死，然後命令他們的兒子、壹個中學生，去揍他父親，這個中學生用啞鈴砸碎了他父親的頭。後來，這個兒子也瘋了。
「在沙灘街上，壹群男女紅衛兵先用鐵鏈、皮帶把壹位老太婆打得不能動彈，幾個女紅衛兵便上去在老太婆肚子上蹦來蹦去，直到把老人家踩死……這次活動中，在崇文門附近抄了壹個「地主婆」的家（是孤獨壹人的寡婦）。抄完后，便強迫（附近）每戶人家拿來壹壺開水，將開水從她頸脖上灌下去，直到把她燙熟為止。幾天以後，扔在屋裡的屍體爬滿了蛆蟲……」
有了這些先行亊例，大興的殺人方式便更加恐怖了，以下是根據《調査》原文的摘寫（引號內為原文）。
「當時殺人的方法五花八門，有用棍棒（打死）的，有用鍘刀鍘頭的，有用繩子勒死的。對嬰幼兒就更加殘忍，踩住壹條腿，劈開另壹條腿，硬是把人撕成兩半……」
大興縣大辛庄公社中心大隊的貧協主席，壹人用鍘刀鍘下了16顆頭顱，然後自己癱倒在地。（這又超過前面那位鍘13顆人頭成為新的「冠軍」了）
大興最早動手殺四類分子的是大臧公社的馬村大隊，給出的理由是四類分子要舉行暴動，殺貧下中農，所以必須先下手為強。馬村在24日就開始殺人了，不過並沒有壹次殺光，而是陸續地殺，到8月31日，已殺死34人。在馬村的帶動下，同壹公社的立新村殺了53人，六合庄殺11人。
《調查》的作者轉載了壹篇叫做《五進馬村勸停殺》的文章，它的作者張連和在當年9月1日跟隨大興縣縣委書記、已經「靠邊站」的「走資派」王振元到馬村去制止殺人，文章記載了當時的實況。下面是其片段：
「刑場設在大街西頭路北的壹家院子里，有正房五間東廂房三間。我們排隊進院時，看見活人被捆綁跪著，死人橫躺豎卧，鮮血染地，慘不忍睹。有兩輛小推車往院外運屍體（據說把打死的人埋在村西永定河大堤）。審問者個個橫眉冷對，耀武揚威，個個手持木棒、鐵棍和釘著釘子的三角皮帶，他們高聲逼迫被審者交出「槍支」、「地契」、「變天賬」；只要說沒有或者不吱聲，兇器就會伴隨著呵斥聲雨點般打去，被打死的，等車外運，沒被打死的，倒地呻吟。我看見壹個十四、五歲的小男孩兒，長得非常漂亮，被反綁雙手跪在七十多歲的奶奶身邊，非常害怕地看著持棍者，生怕災難落到自己身上。只見壹個持鐵棍的男子來到男孩的身邊厲聲問：「快說！妳們家的變天賬藏到哪兒去了？」小孩兒哆嗦著說：「不知道。」「我叫妳不知道！」那人說著就揚起鐵棍向小孩砸去，正砸在背後的手上，只聽「撲」的壹聲，小孩兒左手的無名指和小拇指立刻斷裂，鮮血如同水壺往外倒水壹樣，嘩嘩地往地上流，小孩失血過多，不久就死了。接著又逼他奶奶交待……兩個民兵似的人把壹名中年婦女的頭髮剪掉，接著審，她不言語，被兩皮帶打躺在地上……兩個人擡起壹個被打死的人裝在小推車上，還沒推出院門又活了，壹掙扎又掉在地上，壹個人上去狠狠給兩鐵鍬，又裝在車上運走了……」
這時馬村還關押著104個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子女待殺。王振元的勸殺有了成效，大隊書記李恩元終於同意暫時停殺。緊接著，上面制止屠殺的指示下達，這個大隊104個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生命得以挽救。
真正制止了這場滅絕人性的大屠殺的是北京市委書記馬力。馬力得知大興縣的大屠殺后，壹面親自趕到大興，冒著頂撞謝富治的風險極力制止；壹面及時向國務院和中央文革彙報，取得了制止屠殺的指示（即使是中央文革，也沒有理由公開支持這種濫殺）。所以，王振元們的勸說才能取得成效。大興大屠殺到9月1日截止。
大興全縣大屠殺是在馬村首開殺戒之後開始的，有關部門在該縣的「天河農場」（ 勞改農場。《調查》沒有說開會的日期，應為8月28日或29日）召開各公社負責人會議，推廣在馬村的殺人經驗，布置對全縣四類分子的大屠殺計劃，準備全部殺光。由於遇羅文調查訪問的對象未參加天河農場的會議，所以不清楚召開天河農場會議的「有關部門」是誰？主持會議是誰。但按推理，當時黨政機關及其領導人已經「靠邊站」，會議在勞改農場召開，主持召開會議的應是公安部門。而且，前幾天的「試殺人」活動就是由派出所民警與紅衛兵協同進行的。
8月30日，大辛庒公社召開各大隊負責人開會，傳達貫徹天河農場會議精神。會議由公社幹部高福興、胡德興主持，給出的任務是要求在第二天（31日）晚上把五類分子及家屬子女全部殺光；「如有走漏消息者，與四類分子同罪。」
可是，令公社頭頭沒有想到的是，參加會議的大隊幹部對這個命令大多持觀望、甚至抵制態度，據後來統計，全公社19個大隊只有6個大隊執行了殺人命令，殺人最多的是大辛庄的四個大隊，共殺死106人，其中的黎明大隊殺了60多個，中心、昕生大隊各殺了20多人，紅升大隊只殺了2人。西白瞳大隊幹部回去傳達公社的殺人命令，小隊幹部全都抵制（這個大隊的四類分子特別多，其中壹個小隊就有四類分子及其家人280多人），他們決定壹個不殺，並派人守住村口不準外人進村搗亂。
西梁各庒大隊書記王世榮等3人參加完會公社會議后，當即對殺人的命令產生懷疑，他們決定連夜去國務院和北京市委上訪，問問這是否是中央的「精神」？他們先去國務院，無人接見；便轉而到達市委接待站，市委接待站的人肯定了他們的行為，說市委只知道馬村在殺人，卻不知大辛庄也在殺，並告知壹定派人去阻止。
9月1日大興縣副縣長付華忠、軍代表劉英武到迏大辛庄，傳達市委制止殺人的指示。大辛庄的幾個大隊的屠殺被迫停止。但是大辛庒公社的那兩個殺人指揮者（高福興、胡德興）心有不甘，他們拒不通知不知情的大隊停殺，致使附近的兩個大隊繼續殺了20餘人。
調查中，壹些當年的幹部告訴遇羅文，如果不是9月1日上級派人來制止，那些「不殺人」 的大隊是頂不住壓力的，他們己經受到各種指責甚至威脅，將不得不執行殺人命令。後果不堪設想。
值得重視的是毛澤東對大屠殺的態度。大興縣的大屠殺被制止后，「兩報壹刋」在9月5日發表了壹篇《要文斗不要武鬥》的社論，不痛不癢勸說下面的「革命群眾」「 要文斗不要武鬥」，這顯然是無可奈何推卸責任的應景文章。可就是這麼壹點「讓步」， 也令毛本人不快，難以容忍。十天後的9月15日，毛在天安門第三次接見紅衛兵，讓林彪代表他在大會上講話，再次對紅衛兵的各種暴行大加讚賞：
「紅衛兵戰士們……妳們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毛主席和黨中央支持妳們！」「妳們在大破『四舊』大立『四新』的戰鬥中取得了光輝的戰果，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些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那些吸血鬼、寄生蟲，都被妳們搞得狼狽不堪。妳們做得對！做得好！」
於是，新的更大的暴力在全國掀起，大興大屠殺的經驗不脛而走。
由上述調查也就可知，大興大屠殺完全是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毛的專政機關——公安部門壹手策劃、導演的，也就是謝富治這條黑線挑起的，至於謝秉承誰的意旨，那是再清楚不過的：8月23日，毛說的：「北京太文明了！亂得不夠。」這話毛在7月18日由外地回北京時說過壹次，這是說第二次了，作為專政工具，謝富治不能不以行動 「改正錯誤」。所以，第二天就有了謝的發話，緊接著就在大興的「試點」……
然而，調查也表明，當時毛的各級幹部、包括農村基層幹部，並非都是瘋狗，惡魔，他們中的大部分人還存有人性，他們進行了自發的、有限的抵制，所以大興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執行殺人命令的也就是十來個大隊。可以想象，如果沒有這些人的自發抵制，後果還將會嚴重多少倍！但是隨著運動的發展，人們被廹接受毛思想的改造，人性將逐漸被嘼性所取代。所以，越到後來，運動越趨殘暴，瘋狂，當性質相同的壹幕1967年10月在湖南道縣再次上演時，死人已為大興的十餘倍！（見後文）
還有壹件令人悲痛之事是，那個「五進馬村勸停殺」， 挽救了104個生命的前大興縣委書記王振元，不久就被揪回其老家浙江樂清縣批鬥去了。文革結束后，張連和多方尋找，並通過組織部門三次發函去樂清詢查王振元的下落，但無音訊。不言而喻，其下場凶多吉少。王振元在文革初期挽救了別人的生命，卻無法保住自己的性命。（很可能，在大興救人就是他致死的壹大罪狀，因為按當時的說法，那叫做叛變投敵，跟階級敵人穿壹條褲子。）
大興縣的大屠殺把北京的紅八月恐怖推向了高潮。在北京城內，「紅色恐怖」的惡浪也絲毫不比農村遜色，此時，出現了由紅衛兵中「老紅衛兵」、即原教旨紅衛兵 組成的「糾察隊」的「群眾專政」。
這些由高幹子弟發起組織的、自恃「自來紅」 的年青壹代，乘著毛澤東颳起的紅色颱風，在文革初期充當打砸搶殺的主力和急先鋒。隨著運動深入壹般家庭甚至黑五類子弟也參加了紅衛兵。高幹子弟不能容忍昔日像狗壹樣被自己打罵、驅使的「黑五類」學生也與自己平起平坐，於是他們以維護政策和秩序為名，成立了壹個高踞于其他紅衛兵之上、跨校際特殊的「超級」紅衛兵組織：紅衛兵糾察隊。
最初是8月25日成立的西城區糾察隊（後來又成立了東城區糾察隊、海淀區糾察隊等）。糾察隊宣布自己的「職責和權力」是：學習、執行、宣傳、捍衛毛澤東思想，「堅決協助紅衛兵的革命造反行動」，「堅決鎮壓地、富、反、壞、右、資和他們的孝子賢孫的反革命活動」，「有權檢查各學校、各機關、各工廠、各單位的紅衛兵組織」，「有權扣押假紅衛兵和流氓」（他們則是真流氓）等等。則完全是賊喊抓賊，掩耳盜鈴。亊情的實質是 ，「革命老幹部」的後代站出來為自己的老子復讎了。
壹番喬裝打扮后，西糾很快就表現了它野蠻、殘忍、嗜血的本性，它在好幾所中學校私設刑堂，對它認定所謂的「黑五類」、「狗崽子」、以及不同觀點的紅衛兵擅自抓捕，嚴刑拷打、逼供，在市六中的後院它設立了壹個「勞改所」，凡被抓進去的人，要經受「跪煤渣」、「油漆塗臉」、「上弔試驗」、「叩響頭」、「坐飛機」、「火燒頭髮」、「刀剁屁股」、「開水洗澡」、「打靶」、「突刺」、「掃膛腿」等慘無人道的酷刑洗禮。在它的審訊室的白牆上，用受刑人的鮮血地書寫著 「紅色恐怖萬歲」幾個觸目驚心的大字。
在市壹中，西糾設立了「監獄」，抓來300多名學生組成勞改隊，它採用從傳聞中聽來的中美合所、西藏奴隸主、以及我國古代社會使用過的各種酷刑，用以殘害所謂「黑七類」及壹切與他們觀點對立的紅衛兵，製造了多起打人致死事件。六中高三班學生王光華因對高幹子弟瘋狂宣揚「血統論」提出異議，被抓進「勞改所」活活打死。在六中當了壹輩子工人的80多歲的退休老人徐霈田，被誣為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毒打後用「開水洗澡」，徐老人被燙得混身是燎泡、已不能動彈，西糾兇手還繼續施用「紅燒」、「勒死」酷刑，使老人當場斃命。被打致殘者數十人。
西糾還有壹件政治上的「大動作」，就是其頭頭之壹陳小魯（陳毅之子）搞了壹個取締民主黨派的「宣言」，帶領其手下壹舉沖進中國八個「民主黨派」的大樓，奪下了它們的八顆「大印」， 封殺了它們的「衙門」。轉瞬之間就把毛共宣揚了二十年的「多黨合作制」消滅了。按照建制，這八個「民主黨派」 的頭頭都官居全國人大、政協副職，屬於國家領導人。然而，他在西糾的眼中卻狗屁不如！
西糾的惡行終於引起眾怒，在中央文革小組主使下，各種後起的造反派組織紛紛起來對它討而伐之。最後，中央文革認定它不鬥「走資派」， 成了「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錢的工具」，干擾了毛的「偉大戰略部署」。這才于當年12月下旬下令取諦、解散了糾察隊，逮捕了其「首惡分子」。
然而，對這些不聽話的「根正苗紅」的高幹子弟，毛澤東愛恨交加。他可以得罪他們的老子，卻不敢得罪他們的兒子，少年可畏啊，因為中國的未來在他們手裡……不久，毛澤東就將他們全部釋放了。
北京「紅八月」 的戰績究竟如何呢？據後來官方的文件稱，這壹月中抄家9·2萬戶，被驅趕出北京城的12·5萬戶，被直接打死、槍斃的10275人。（以上據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會議的報告：《加強領導，再接再厲，全面做好二月整黨的核査工作》）可謂戰果輝煌。
紅衛兵作為－種歷史現象，其主要罪責自然不在紅衛兵本身，但這不等於作為紅衛的個人沒有罪責，不應該追究。然而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很多當年紅衛兵頭頭，特別是那些作惡多端的原教旨紅衛兵頭目，不但沒有絲毫悔改之意，去仍為紅衛兵唱讚歌，如駱小海在回憶書中說：紅衛兵是「有正義感、有理想主義、有自我反省精神」 的群體。彷彿仍然要喊「紅衛兵萬歲！」
從北京「紅八月」恐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文革完全是壹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的暴行，而決不是所謂紅衛兵自主、自發的行為。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失控，更沒有處於無政府狀態，壹切都在毛政權的運籌、掌控之中。
北京紅八月是壹種示範，壹個樣扳，它的目的是要將北京的壹切推廣到全國去！
果然，「紅八月」的效應很快就在全囯顯現，文革的血腥恐怖迅速向全國傳播，而且，在傳播中還有發展……
首先各大城市立即響應。
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城市，是資產階級最集中的地方，自然成了抄家的重點。上海還有很多文化名人，他們的命運與北京的同行壹樣，在劫難逃。傅雷是著名翻譯家，在中國文壇享有盛譽，傅在1957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之後閉門謝客，不敢招惹「政治」。可是，文革壹起，「政治」又來找他了。1966年9月2日，紅衛兵闖入傅雷家，將其藏書、藝術收藏品以及全家所有物件抄沒、當場焚燒，將傅雷夫婦拉出站在門前壹高凳上批鬥，四面是焚燒他的作品和收藏品燃起的熊熊烈火，兩旁是紅衛兵的叫罵聲和鞭打聲。兩位老人受不住折磨，9月3日雙雙自縊身亡。
巴金的命運算好壹點，抄家時兩夫婦被關在馬桶間，夫人蕭珊被紅衛兵打傷左眼。看著夫人挨打，巴金只能匍匐壹旁，不敢動彈。
二級教授李翠貞，因平時比較注意儀容服飾，被當做「資產階級作風」的典型，批鬥時將其用過的皮鞋、口紅、胭脂拿來「展覽」，並被勒令拿著壹把掃把、壹個臉盆，壹邊敲打，壹邊叫喊：「我是李翠貞，我是壹個妖婆」。李翠貞不堪凌辱，當晚自殺。
著名畫家劉海粟在南京的家被抄達24次！其划作和藏品被搶劫壹空，並被付之壹炬，劉被勒令跪在熊熊火堆前，淚流滿面地看著自己的心血之作化為灰燼。
天津市的收穫也很可觀，查抄了31萬2千多戶人家，抄得的財物，裝滿1萬3千多輛汽車，堆滿了52座倉庫。其中有黃金4萬多兩，金銀飾品6萬多件，銀元60多萬枚。
蘇州市查抄了6萬4千萬戶人家，其中僅珍貴字畫藝術品就收穫17萬件以上。
毛澤東可謂「精神、物資雙豐收」。
除了對名人的抄查，更多的是對壹般百姓、即所謂五類分子、資產階級分子的抄家。這種抄家沒有多少財物可獲，主要是對其生活必須品的搶劫，以促使被抄者的生活陷入絕境；兼及對被抄者施以人身摧殘，或被當場打死，或被打傷后自行消亡。
最恐怖的是對京郊大興縣屠殺四類分子的「學習」。全國各地農村都程度不等地仿效大興縣對本地的階級敵人採取「革命行動」，在南方農村，壹種可以判處「四類分子」及其家屬死刑、立即執行的「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在各地流行開來，每個公社、大隊都可以組織這樣的「法庭」，對本地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實行集體屠殺。湖南省的道縣在這方面是壹個「先進典型」，這裏本是窮鄉僻壤，革命的步伐晚了壹點，1967年8月才掀起殺人高潮，但是後來居上。從1967年8月中旬到10月中旬，道縣全縣共捕殺「黑五類」及其家屬、以及湖南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的部分成員共4519人，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天。這是官方公布的數字，據知情者稱，實際殺戮在壹萬人以上。道縣的五類分子基本滅絕。下面是湖南兩位記者事後採訪記下的壹個片段，講述的是道縣橫嶺大隊黨支部書記唐興浩組織指揮的壹次「硝眼殺人案」：
在道縣源山溝橫嶺中心小學，有壹個叫周群的女教師。她出身貧農，丈夫蔣漢正出身地主，頭天被民兵抓走了。他們有3個孩子。1967年8月26日深夜，周群帶領孩子們已睡下。只聽壹震急促的敲門聲，隨即門被踹開，大隊支部書記唐興浩和民兵營長蔣文明闖了進來。說是叫周群去開會，把她抓走了。來到大隊倉庫旁的禾場上，點著火把，只見四周民兵環列，手持馬刀或鳥統。被圍在中間的是地富分子或地富的子女，共14人，蔣漢正也在其中。周群進入禾場，仔細壹看，丈夫被鐵絲捆綁，鐵絲深深地勒進肉里。民兵營長隨即下令出發。周群以為要把這些人壓到區里去，沒走多遠，有人提醒支書，蔣漢正還有三個崽。支書返回小學宿舍，把三個孩子帶來了。山路高低不平，在民兵的看押下，周群被綁著雙手，與其他被綁的人壹起，跌跌撞撞地走，三個孩子跟在後面。
到了木楓山，唐興浩下令停下，都站好了不許動。然後，他宣布：
「我們是貧中下農最高法院，今天要判妳們的死刑。」
這裏屬熔巖地貌，山上有許多溶洞，有的十幾米深，有的幾十米深。當地叫做硝眼。處決的方法帶有本地特色，被害者在洞口跪下，民兵掄起鐵棒往後腦打下去，然後壹腳踢下溶洞。支書唐興浩開始點名……
第三名是蔣漢正，他見這個場面已嚇得魂不附體，雙腳邁不開步，被民兵拖到洞口，三個孩子見狀大驚，連哭帶喊，眼睜睜看著爸爸被棒打后推下硝眼。
下壹個受審者是當地有名的老中醫，叫蔣文凡，他從容赴死，要討口水喝，民兵喝道：「哪有水給妳喝！」蔣文凡說：「我臨死討口水喝不過分吧？從前砍腦袋還要給三個熱包子哩！」話剛說完，就被踢下了硝眼。
周群是第8名，孩子們眼看媽媽被害，哭得極慘……
不知過了多久，周群聽到「媽媽」的聲音，她醒了過來。原來她的三個孩子和另壹個四歲的女孩也壹起被扔下了硝眼，因為已經扔下了許多人，她和孩子們摔在死人身上，沒死。
「快，快給媽媽解開繩子。」8歲的大女兒用力解開了捆綁媽媽雙手的麻繩。周群發現，她的壹個本家兄弟也沒死。憑著年輕人旺盛的生命力，這個青年爬出了硝眼，但立刻碰到了大搜捕，他東躲西藏，不敢下去救人。
第二天，那些殺人者發現有人還活著，就往硝眼裡扔石頭。原來周群和大女兒在洞的上層，被石頭壹打，跌入底層，複雜的溶洞結構有些死角，他發現丈夫和兩個男孩都在這裏，他們僥倖活了下來。壹家人在這裏團聚，像在陰曹地府又見了面壹樣。這裏又黑又冷，要坐只能坐在屍體上，要睡也只能睡在屍體上。
丈夫蔣漢正已經精神失常，鐵絲捆住他的雙臂，怎麼也解不開。他在死屍上走來走去，忽然說：「妳看，妳看，高粱長起來了，好紅好紅的高粱呀……」
周群拉住丈夫：「漢正，妳清醒壹點，哪來什麼高梁，這是在硝眼裡面。」
蔣漢正聽了，立即不做聲了，直挺挺地倒下去。
不知過了幾天，兩個男孩沒有聲音了，不動了。大女兒斷斷續續地說：「媽媽，我怎麼不死呀，要死了就好了。」周群緊緊地抱著奄奄壹息的女兒，不久，大女兒也死了。
蔣漢正還沒有死，想喝口水。周群脫下壹件衣服，在血水裡浸泡，擰水給他喝，他喉頭動了壹下，卻咽不下去，頭壹歪，死了。
五口之家，只剩下周群壹人了。後來，他的兩個學生把她救了出來。她在硝眼裡呆了七天七夜。因為她活了下來，這件駭人聽聞的殺人案才曝光。
（引自辛子陵《千秋功罪毛澤東》第壹二十七）
在後來的文革「處遺」中，少數特別惡劣的殺人兇手被追究責任，但這些殺人兇犯並不認罪。原道縣祥林區區長袁甫禮，親自組織指揮120個民兵共殺死四類分子569人。他說：「判我的罪脫離了當時的歷史事實。要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從開始殺人到結束，我沒見到上頭有誰出來說壹句殺人是錯誤的。只講造反有理，革命無罪……我不能超越時代，要我負主要責任，不合理。」
另壹位殺人主凶關有志說的更具有典型性。關有志，原道縣清塘區武裝部部長，「紅聯」（當地的保守派組織）營江前線指揮部總指揮。他1950年參軍，在部隊入黨提干，1958年轉業回道縣，先在郵電局當指導員，后被任為區武裝部部長。他說：「我從來沒有受過任何處分，總是黨叫幹啥就幹啥。妳想，沒有共產黨和毛主席，像我這樣的大老粗能當上幹部嗎？我天天學的就是千萬不要忘階級鬥爭，聽到的都是階級敵人搞破壞，要變天要復辟，蔣介石要反攻大陸，我這個管槍的，怎麼能放得下心呢？文革武鬥時，造反派搶了武裝部的槍，又聽說四類分子要變天，反攻倒算，造紅色政權的反，我就自覺站到『紅聯』這邊。」關有志作為紅聯總指揮，1967年7、8月份，帶領民兵，用鋤頭、鳥銃、扁擔等兇器共殺死四類分子及其子女207人。因為搞階級鬥爭有功，當年他被評為湖南省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出席省積極分子代表大會。
兇手們的說法發人深省。誰是真正的元兇已經不言而喻了。
道縣殺階級敵人的方法多種多樣，其殘忍可說又在大興之上。上面的「硝眼殺人法」決不是最殘暴的，真正堪稱「最革命」的辦法是面對面將階級敵人用刀砍、銃打、鐵烙、活埋、瀋河、尖刀刺、鈍刀刮（比起皇帝時代的「凌遲」更勝壹籌）、鋤頭挖、繩子勒、石頭砸、將數十人捆在壹起用炸藥炸，將幾十人丟進紅薯窯用慢火烤熏，還有砍頭、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房、砍十指、斷四肢等等。總之，凡是聽說過和能想到的最殘忍的殺人手段都用上了，而且比賽著誰的花樣翻新，誰最殘忍！因為越是殘忍、越是慘絕人寰，就越能表現自己的革命鬥志堅強，便越能得到上司的賞識、提拔，獲得更多好處。
如此之多的殺人方式所造成慘聲震天、哀嚎遍地是難以形容的，但屍臭衝天、血腥滿地，也帶來了壹個污染環境的問題，而且這時四類分子已殺光了，不能命令他們來掩埋同伴的屍體了，而革命人民又不肯為這些敵人挖坑埋葬，屍體的處理成了難題。所以，在農村，往往找尋山洞、深谷作為刑場，殺了壹推了事。又有人發現水庫是壹個埋屍的好處去，在道縣殺人高潮中，該縣的雙牌水庫成了壹個大屠場，被拉來這裏現場屠宰的四類分子及其家屬的屍體充盈了水庫，水不能流動，不能發電，不能喝，魚不能吃，更無法養殖，水庫成了壹湖血屍臭水。
城裡的革命群眾（或沿河的農村）釆取的最通用的辦法是將階級敵人綁赴河邊，打死了棄之河中。孰知，死屍多了，河水受到了污染，人們的飲水成了難題。無奈，當時的革命政府只好忍痛作出告示：凡打撈處理好壹具屍體者，獎賞人民幣10元。於是很快死屍被打撈壹光，有捷足先撈者，還因此蓋起了「死屍小洋樓」。
與道縣同屬零陵地區的其他縣也紛紛效尤，不過，其殺戮數量較之道縣稍有遜色。據官方的統計，全地區的其他縣，共殺戮階級敵人9323人，其中四類分子子女4057人，未成年人862人。另致殘2146人。寧遠縣有個農村女青年，由地主成分的嬸嬸壹手撫養成人，文革中她親手把嬸嬸殺死。人家問：妳怎麼下得了手？她回答：「我要革命！」（參見《炎黃春秋》2010年第11期相關文章）
道縣的經驗傳播到省外，與其相鄰的廣西就是學步者之壹。廣西北面的全州縣與道縣相鄰，得風氣之先，首先仿效成立「貧下中農最高人民法庭」，由法庭宣判殺人。全州東山公社民兵營長黃天輝召集大隊各民兵連、排、班長等30餘人開會，會上黃介紹道縣殺戮四類分子情況，提出：「我們也要動手，先下手為強」，「要斬草除根壹掃而光」。 會上還宣布「不準通風報信，誰走漏風聲就和地主壹樣。」最後決定採取坑殺的辦法，將要坑殺的人員抓捕捆綁拉到地邊，先強迫挖坑，挖好后強廹往坑裡跳，有不願跳的，就用木棒擊打後腦踢入坑中。地主出身的劉香雲有兩個兒子，妻子是貧農女兒，他在坑口向黃天輝求情：「我兩個仔，到政府去判也得留壹個，我老婆也有壹個，我抱壹個跳下去，留壹個給我老婆。」 黃說：「不行！」結果，劉被廹抱著兩個小孩（大的3歲，小的1歲）跳坑被活埋。
廣西靈山縣譚禮大隊民兵營長黃培立召開民兵會議布置，釆取統壹行動，壹次性把大隊內地、富及其子女130多人全部殺光，其房屋、財產沒收拆了蓋禮堂，所有禽畜、糧食全部供兇手們殺光吃喝光。此後廣西很多縣學習這壹辦法，在殺光四類分子及其子女后，搶奪瓜分其財物。據1971年1月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向中央報告大大縮小了的數字：1967、1968兩年「全區非正常死亡」4·4萬人，其中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2。7萬人（此處及以下未註明出處引用的材料和數字均引自《炎黃春秋》2012年第12期晏樂斌的文章：《我參与處理廣西文革遺留問題》）。
其實，殺四類分子只是「開刀祭旗」，是進壹步大屠殺的序幕，更大規模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大屠殺隨之進行。
廣西是文革重災區之壹，文革中不僅以死人多著名，而且，其手段之殘忍駭人聽聞。文革前廣西由韋國清主政，廣西的文革造反派「422」與全國絕大多數省份的造反派壹樣，首先把矛頭對準原當權派－把手韋國清。誰知韋乃毛澤東、周恩來的寵臣，中央堅定保護韋國清。但是為了引誘「敵人」出籠，上勾，最初中央對造反派「倒韋」不但表示「支持」， 還對給予讚揚鼓勵。直到成立廣西革委籌委會的關鍵時刻，中央才指定由韋國清擔任革籌會主任，黨的壹把手。從此便放任韋國清對廣西造反派瘋狂大屠殺、大報復。
廣西文革中的壹個出類拔萃的創舉是殺吃活人（殺吃階級敵人和造反派「422」人員）。張戎女士在其所著毛《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曾記述了在桂林灕江邊，幾個貧下中農將壹個「地主仔」殺了分吃的故事，作家鄭義還訪問了已經86歲的當年的兇手，對方毫不隱瞞，更無悔意，還豪情滿懷，表示當時做得對！
其實廣西文革吃人的始作俑者是柳州地區武宣縣的貧中下農和革命幹部們。據說起始於某次對某村的「四類分子」和造反派的屠戮，殺完之後，劊子手們忽然靈機壹動，想到中醫的「吃啥補啥」的理論，看到被他們宰殺后血肉模糊的屍體，忽然有人上前割掉幾具男屍上的生殖器，於是其餘兇手紛紛效仿，壹擁而上，生殖器割完了，便開膛破肚，摘取心、肝、腎、肺、等「珍貴」之物。除了進補之義，這與當年平日很少能吃到葷腥恐怕也不無關係。
有了第壹次，自然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並且很快在「革命隊伍」中傳開了，成為時尚，大家都認為對階級敵人「食其肉」是鬥爭性強、鬥爭意志堅決的表現，所以不但未被制止，還受到鼓勵，據知情者說，當時武宣縣有不成文的規定：凡未吃過階級敵人的「肉』的，不能進入各級革委會。
「殺吃活人」不脛而走，且殺人取食的技術日臻成熟，有了壹套固定的程序：先把欲殺而食之的對象捆綁在樹榦上或木樁上，劊子手對準其軟肋之下部位用利刃劃開壹個「人」字，同時迅速用左腳或右腳膝蓋向其腹部猛力壹頂，只聽「嘩」的壹聲，其心、肝、腎豁然而出，與其噴發而出的還有壹股熱氣，於是，人們「趁熱打劫」，各取所需。為了增加「營養」， 食人者立即在現場開鍋，煎、炒、烹、蒸，各逞所能，壹場「人肉宴」就此開鑼。據知情者說，有的被開膛破肚后並沒有立即死去，在南寧地區就發生壹名劊子手正欲拾取被害者的肝臟之時，被殺害者突然破口大罵，掙脫已經鬆弛了的捆綁……
武宣縣的做法很快在廣西各地流傳開來。以下是從有關的官方資料中的摘錄：
據中共廣西整黨辦1987年編印的《廣西文革大事記—1968年》中記載：1968年4月25日，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分四批殺了324人，並剖腹取肝煮食飲酒......兇手劉維秀、劉家錦等人把劉振堅打死後，對其未滿17歲的女兒進行輪姦，然後打死，並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陰部。
隆安、大新、上林、武鳴、浦北、靈山、貴縣等縣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記》也都記錄各自的吃人事件：
1968年3月23日晚，隆安縣布泉區武裝部長黃以荃主謀策劃、指揮該區高峰鄉鄉長兼民兵營長周朝珠和布泉鄉黨支書隆秀佳二人組織民兵黃光權、馮品業等人將高峰鄉四類分子梁受玉、韋家信兩人綑綁到龍厚山（地名）打死後剖腹取肝、膽煮食。該區從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共發生殺人剖腹取食肝、膽的事件11起，被殺者21人。
1968年5月28日，大新縣昌明公社民兵趙榮遷指派趙興廷等20多個民兵槍殺何以路等3人，殺害后剖腹取肝分食。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縣地方保皇派「聯指」總部抽調400多人到南寧參加圍剿「422」 的武鬥，聯指有4人在戰鬥中被打死。回來後上林縣聯指進行瘋狂殺人報復，先後在縣城、港賢區、喬賢區召開三次「追悼會」，會上將四類分子及紅衛兵（學生）103人當場殺死作「活祭品」，其中有些人（如蒙光忠）打死後被剖腹取肝煮食。
靈山、貴縣和武鳴華僑農場的100多造反派幹部、群眾被當地「聯指」打死後，全部被挖肝割肉吃個精光。
上思縣革命委員會在1968年9月7日至17日，召開「群眾專政」大會，會上公開殺死12人，當場將全部死者剖腹取肝，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煮食，上思縣和各公社領導參加了此次人肉會餐。
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昭騰下到和星大隊布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剖腹取肝與兇手同食。王昭騰鼓勵大家說：吃了人的肝膽，膽子就大。次日，又布置殺死4人，傳令各生產隊分吃人肝，以示「共同專政」。
《欽州地區「文化大革命」大事記》記錄了該地區所屬靈山縣檀圩、新圩兩公社剖腹殺人取食肝膽22例。合浦縣石康公社殺人剖食肝膽18例。浦北縣北通公社定更大隊19例。欽州小董農場3例。
另據《炎黃春秋》中晏樂斌（晏是中央1981年和1983年兩次由中央組織赴廣西調查文革情況和進行文革處遺工作的聯合工作組成員）的文章中記載：貴縣在1968年8月在南門外的江邊壹次槍殺十幾人，全部剖腹挖肝，由執行槍殺的劊子手炒吃下酒。該縣思陽公社民兵營長黃必友，殺人後將膽取出晒乾后當作熊膽出賣。
貴縣農民陳國榮路過武宣縣去趕圩，因長得胖，被壹民兵營長叫民兵抓去活活殺死，挖吃心肝，20人每人還分得壹塊人肉。
上思縣於1968年9月1日召開「三代會」（ 工人、貧下中農、軍烈屬代表），在平山廣場召開殺人現場會，十多名參加「422」的幹部、群眾被活活打死。散會後，縣革委委員黎郝，命令將被打死的十幾具屍體全部剖腹取出心肝，拿到縣革委會食堂炒給「三代會」代表下酒。
又據南寧市壹名叫徐振武向中央工作組揭發：武鳴縣殺吃活人29人，副縣長覃炳被打暈后，拉去開膛時，劊子手見其太瘦，周身無肉，又被拖出丟棄野外，得以倖免。
晏樂斌文章中還舉出了兩名加入聯指的「階級敵人」殺人的故事。靈山縣檀墟（原文作「譚」）公社 裡屋大隊候國震在「解放前」當土匪殺過人，文革中參加聯指，先後八次參与打砸搶殺，捉了6名教師，親自打死3人，取肝6付，賣了36元（原注：後來僅判10年徒刑）。武鳴縣華僑農場民涵洞分場的鄧斯環，是偽保安團團長鄧文興的侄子，鄧文興被共產黨鎮壓（槍斃）。文革中鄧斯環參加聯指，乘機進行報復，以「反共救國團」罪名抓了黨支部書記鄧恩鳳等26人拷打，其中7人被剖腹、割肉而死。
由上述可見，殺人後剖腹取食其心、肝，己是當時廣西農村多地的流行做法。
最後，讓我們仍就回武宣縣來。因為武宣縣不僅為殺人取食的首創，而且在在這方面的「戰績」最為輝煌，所以必須補述壹二。
1968年7月某日，武宣縣通挽區大團村第7生產隊開會批鬥甘大作，斗完后將甘大作拉到附近的田邊，甘業偉喝令甘大作跪下，壹棍朝甘大作後腦打去，但未死。這時旁邊的甘祖揚大叫：七寸是我的，誰也不準割！立即跳過去脫掉甘大作的褲子割生殖器。甘大作發出撕心裂肺的慘叫聲垂死掙扎，呼喊：等我死了再割！兇手們不予理會。甘維形等人又爭著去割大腿肉，甘德柳去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擁而上，將甘大作的肉割個精光。
同年6月21日，該縣東鄉區上棉村召開批判武宣中學學生張富晨的大會，張被打暈后，兇手黃培剛用5寸刀朝張的胸部捅壹刀，取出心、肝，廖水光則去割了他的下陰，其他人蜂擁而上把肉割完。
6月15日，五星大隊聯指民兵李坤壽等3人將「造反大軍」成員劉業龍、陳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車縫社的門口，劉業龍4人被活活打死。李坤壽等操起尖刀，挖出死者的肝、肉，拿回大隊去會餐享受。
桐嶺中學副校長黃家憑，因同情「造反大軍」，被打成「叛徒」，被學校革籌委會副主任謝東召開大會當場打死，兇手黃佩農、張繼鋒等剖腹取肝、割肉，使黃家憑只剩下壹副骨架。
7月17日上江大隊聯指的頭頭組織批鬥「造反大軍」廖天龍等4人，兇手們將4人打死後拉屍到平昭碼頭，兇手李燦照、徐才達、樊榮生等割下死者的肉、肝、生殖器，拿回大隊部划拳猜碼會餐。
（以上引自黃河清《1949年後大陸人相食壹覽》，其材料均注有出處。見《往事微痕》2011年4月5日總第70期）
最後應該提壹提的是以吃人肉陞官出名的武宣縣革委會女副主任陳文留（壹說王文留），在上述晏樂斌的文章中，提到武宣「女民兵班長陳文留，她壹人吃了6付人肝，還割下5名男人的生殖器泡酒喝，說是『大補』。」 但在黃河清《1949年後中國大陸人相食史料壹覽》中，「陳文留」作「王文留」，估計可能是轉載時訛誤。黃文中雲：「王文留」本為壹普通基幹民兵，因為在對敵人鬥爭中勇敢，特別喜歡吃人肉，自己吃了還拿回來給其母親享用，又傳王專吃男性生殖器而聞名遐邇。王也因敢吃得到領導賞識，入黨、陞官、壹直做到該縣革委會副主任。黃文又說，據《紅色紀念碑》作者鄭義採訪該縣整黨辦，整黨辦官員稱，當時全縣「確有吃生殖器之風，但王文留當時年僅18歲，還是個未出嫁的姑娘，想來是不可能的。不過吃人肉是實。因之被清除出黨，清除出幹部隊伍，現在柳城縣壹水庫當工人」。
關於武宣縣殺吃活人的數量，晏樂清的文章說：1968年武宣縣被殺后取食心肝、人肉的有38人，參与吃人的國家幹部（包括該縣原縣委書記）、職工113人。
而黃文統計的更細、也更多，還載有武宣縣被「吃」 的64人名單，並對這64人被「吃」情況做了分類，其中：遭吃后又被砍頭的1人，被挖心肝（膽）的56人，割生殖器的13人，屍體全部吃光的18人，遭生割生吃的7人。後來又有新的補充，被吃名單增至76人，然而仍雲「遠非完備」。
這就是被毛澤東稱之的「形勢大好，不是小好」。因為殺了、吃了那多「階級敵人」， 血流成河，屍骨如山，他大概認為中國國內的敵人己消滅得差不多了，故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我們看到毛開心地笑了，他大概可以不用安眠藥睡個踏實覺了。
廣西的吃人之舉，最後還是靠壹名「右派分子」得以制止，這人叫王祖鑒，原為與武宣縣相鄰的賓陽縣縣委副書記，1957年王夫妻雙雙被打成右派分子，王被貶到武宣縣文化館作雜役，得以親眼見到該縣的吃人盛舉。畢竟是「右派」，對左派們的這種「革命行動」甚是憎惡，決心將其捅出去，期望能夠制止。王祖鑒冒著生命危險，暗中收集了武宣縣在文革中殺人、吃人的壹百多個實例（可見被殺而食之者起碼有壹百多），通過其在廣州的友人，反映到了中央。毛澤東雖然對階級敵人早就欲食其肉，寢其皮，但他卻知道此等之事只能做，不能說，如今既已被人桶出，就不能讓其成為國內外反革命分子、階級敵人攻擊無產階級專政的口實了。於是，下令廣西軍區調查此事。廣西軍區司令員歐致富親率壹連官兵馳赴武宣，終於將這愈演愈烈的吃人之風剎住了。
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都應該記上自己文明史上這最慘痛、最黑暗、最醜惡的壹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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