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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季鵬

從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8次接見和檢閱北京和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掀起了空前的紅衛兵全國大串聯，把文革烈火引導向全國各地。

毛澤東的打算是：先讓紅衛兵橫掃壹切「牛鬼蛇神」，將階級敵人的鮮血作為文革祭旗「開門紅」。 待到製造了足夠的恐怖氣氛之後，再叫紅衛兵去各地串連當地的造反派，打倒各地各級「走資本主義當權派」，奪下他們的「權」，然後挑選壹批「革命左派」重組全國各級政權領導班子，宣布文革勝利結朿。

可是，現實遠比毛的預想複雜得多，毛的文革計劃被迫壹推再推，而且不得不作重大改變。其中武漢「七二0」事件是促成這種改變的轉捩點之壹。



壹、「上海奪權模式」在推廣中變味，軍隊對造反派恣意鎮壓

劉少奇很快被打倒了，中央各部門的頭頭也已大都被打倒，或靠邊站，或被投入了秦城監獄，在中央壹級清洗、奪權已接近大功告成，接下去主要要解決地方的問題了。所以毛澤東決意通過紅衛兵大串連將文革烈火引向全國，這樣才能實現他的全國大清洗、大換班的計劃，出壹出「自1962年七千人大會以來憋在胸中的壹口惡氣」（江青語）。

解決地方問題當然首先要清算地方現任各級當權者，這就要發動群眾起來投入文革，造當權派的「反」。 但要在地方發動群眾造當權派的反決非易亊，因為建國以來歷次運動都是由地方各級黨委和政府領導和執行的，在群眾心目中，黨政領導幹部已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力化身，共產黨的化身。在反右派運動中知識分子只是奉命給各級領導提了壹些意見，結果全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成為繼「地、富、反、壞后第五種專政對象。這個結局誰不害怕？誰還敢步「右派」 的後塵？這當然也是毛澤上東早就想到的問題，所以他才破除常規，決定起用紅衛兵——壹群稚氣未脫的青少年學生作為他的排頭兵、衝鋒隊，並且壹開始就採取「踢開黨委鬧革命」的辦法，將各級當權派置於運動打擊對象的地位，而且在北京作了成功的示範。

但是地方終究與首都不同，各級地方政權本身就是完整的系統，具有相對的獨立性。故此，省以下文革怎麼搞？在省壹級及省以下如何「造反奪權」，達到大清洗、大換班的目的？毛和中央文革還沒有經驗，仍然是有待探索解決的問題。所以，還在北京的文革如火如荼進行之時，毛澤東、江青就在考慮下壹步棋該如何走。

毛澤東決定選擇上海作為省級奪權的試點。1966年10月，由江青出面單獨找「全國第壹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北大紅衛兵領袖聶元梓等人，共同秘密商量、策劃了三天，主要就是討論如何在上海發動文革造反，搞掉上海市委，在全國建立第壹個新的省級的「革命政權」，以作為各省文革奪權的示範。可惜現在我們缺乏這次策劃的具體情況和材料。如此重大的事情，當然是毛澤東親自布置的，是毛的「偉大戰略部署」，江青只是具體執行罷了。

毛選擇上海作為造反派奪權的試點，是經過壹番慎重考慮的，因為上海有著許多其他各省、市、自治區不具備的條件。

第壹，打響文革第壹炮的姚文元的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就是在上海炮製的。江青受林彪委託召開的部隊文藝座談會《紀要》也是在上海誕生的。上海是文革的發祥地，如果再由它來帶頭搞壹個全國省級奪權試點，既順理成章，也影響最大，對在全國推廣大有好處。

第二，中央文革大員張春橋、姚文元都是來自上海，他們既熟悉當地情況，又了解中央的意圖。與上海各方面勢力都有聯繫，以上海做試點，可以派張、姚去直接領導，輕車熟路，還可以隨時與毛本人溝通，上下通氣壹條心，勝算的把握大。

第三，上海是全國最大的城市和工、商業基地，號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無產階級」——工人階級力量雄厚，可以從由工人中選拔－些新左派在奪權后進入新的領導班子，這樣可為文革增添壹些共產主義、巴黎公社色彩，有利於對外宣傳。

總之，上海奪權具有在全國樹立標杆的意義，它的經驗和問題對後來全國各省都具有指導意義，所以，對上海奪權毛和中央文革特別重視。

從後來看，上海文革總的說基本上沿用北京模式，即利用造反派先將原有當權派、即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層全部打倒，然後奪權。不過，打倒原北京壹把手彭真、解散北京市委是靠毛直接下命令，所以沒有遇到抵抗。但上海不同，上海要靠造反派將原領導層打倒，這就不免遇到抵抗，甚至遭到鎮壓。

其實，凴心而論，將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人都當作「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 打倒，實在有些有些冤枉。我們知道，上海和華東局的壹把手原為柯慶施，柯是著名的毛的「好學生」， 壹直得到毛的特別寵信。柯是1965年5月才患病去世的，這之前上海的領導核心應該不存在「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問題。柯之後，毛同樣對上海仍然很有好感，文革的開場戲就是在上海炮製的，在彭真向毛請示對吳晗問題的處理之後，毛還叫彭到上海來，當著上海市委領導的面叫彭真「向上海同志學習」。可見，直到文革開局之時，毛對上海的工作仍是滿意的。怎麼半年之後就要將其統統打倒呢？說到底，這就是毛不同常人的「偉大」之處：干大亊不計小過。在毛看來，冤枉甚至冤死幾個大員只屬「小過」，與他的偉大文革相比九牛壹毛都談不上。總之，為了毛的「偉大戰略部署」，只好委屈上海的領導人充當「走資派」了。不過這也就向全國各省的當權派傳遞了壹個信息：妳們全都要被打倒，如上海領導人壹樣。（從反面後果說，這就迫使各地當權派不得不為保衛自已而戰，後來的情況完全證明了這壹點。）

由於兩地情況不同，上海的奪權的具體模式和北京相比也有明顯的差異，例如，北京壹直是紅衛兵唱主角，而上海是紅衛兵發難打頭陣之後，接下來是工人唱了主角；次是造反時市委市政府當權派仍在台上，仍就有權有勢。為了保護自己，他們扶持成立了擁護自己的保守派組織——工人赤衛隊，從而成為後來文革中各地「造反」和「保守」兩大對立派系鬥爭的雛型。

上海的兩派情況大致是，造反派可以王洪文為首領的「工總司」為代表，保守派則以「赤衛隊」為代表。從兩派的構成看，造反派除學生紅衛兵外，工人是主力，主要是由工薪低微的青年工人、合同工、臨時工，複員退伍軍人，以及回城的下鄉青年，待業青年等等組成。他們本能地對現狀不滿，渇望通過文革改善自己的經濟和社會地位；保守派則主要由中下層幹部、黨團積極分子、管理人員、技術人員、老工人等構成，他們可稱為「既得利益階層」，工薪高、獎金多，地位優越，他們反對變革，更反對「造反」。

上海的造反活動受到市委、市政府的壓制，市委對「工總司」 不予承認。1966年11月10日，以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奪得了壹輛列車，準備上京控告上海市委「鎮壓群眾運動」, 但被市委命令截停在郊區小鎮安亭車站，市委組織保守派群眾「赤衛隊」前去截阻，廹令其返回「抓生產」。兩派群眾發生了武鬥，大多數造反派頂住壓力仍堅持不回。造反派釆取了「卧軌」行動，衝突導致南北交通阻斷了三＋壹小時。他們被包圍了三天，直到中央派人來。被稱為「安亭事件」。

安亭亊件發生后，周恩來指示陳伯達轉告在上海的華東局書記處書記韓哲壹，叫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要頂住，決不能承認「工總司」 是合法組織，不能承認卧軌是革命行動，以免繼起者效尤。中央文革小組也發了壹份致上海工人電，令其必須立即返回崗位「抓革命、促生產」，同時告知中央文革將派張春橋回上海處理此事。當時周恩來憂心文革之火向工交企業蔓延，對王洪文壹派的行為自然不能容忍。而作為中央文革小組長的陳伯達亦附和周的見解，可見陳並非毛之親信和心腹。

然而事情卻與周恩來等要求的相反方向發展。11日深夜，張春橋乘專機趕赴上海處理安亭事件。行前陶鑄對張也作了與周恩來同樣的指示。張徑自先到安亭，聽取了工總司頭頭王洪文、潘國平的意見。他先勸誡工總司撤回人馬去「抓革命，促生產」。回到上海后，張春橋與華東局和上海市委再度打電話向陶鑄請示，得到與原來－樣的答覆。13日下午，張與工人代座談，表示了對工人的支持，說：「上海工人起來了，這是好事，這是中央希望的」。「 安亭事件向主席報告了。」 可見張早己得到毛之密旨。在隨後召開上海各派組織萬人大會上，張春橋宣布中央文革承認工總司是 「革命造反組織」，並對工總司提出的「五條要求」即：1、承認工總司為合法組織；2、承認被迫上京告狀是革命行動；3、告狀產生的後果全部由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負責；4、曹荻秋公開向群眾撿查；５、對工總司提今後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表示認可，隨即簽字認可。曹荻秋也被迫代表上海市委簽了字。

張春橋臨陣「背叛」的舉動惹怒了華東局和上海市委，華東局書記書記兼上海市委第壹書記陳丕顯立即給陳伯達打電話，指斥張春橋違反陶鑄和中央文革的指示，是目無法紀，越權挑撥的行為。

很多大陸的文革的研究者也都指責張春橋翻雲復雨，玩弄陰謀，出賣了上海市委。張春橋自己也承認「組織手續不完備，沒有與華東局和上海商量」，是「先斬後奏」。 但是人們似乎忽略他的－句話：「安亭事件向主席報告了。」很顯然，張得到了毛面授機宜，二人合作演出了－曲雙簧。否則，作為中央文革－般成員的張春橋絕對不可能冒對抗周恩來、陶鑄和他的頂頭上司陳伯達的風險。

果然，第二天張的「後台」 就出面了，14日，毛親到中央文革所在地釣魚台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毛先說工人有成立全市性組織的權力，接著明確表態支持張春橋，說「總是先有亊實後有政策，根據亊實改變政策是對的」。會後宣布中央常委擴大會議同意中央文革（即張春橋）對安亭事件的處理。

自此，工總司成為上海造反派的正統和主力，成為中央文革的有力工具。

由此可見，毛對張春橋的信任己在周、陳之上。

但是，兩派鬥爭依然激烈地進行著。12月底，號稱有80萬人的赤隊隊舉行總罷工，全市經濟陷入癱瘓。此後壹段時間，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大量發放槳金、增加工資為誘餌施圖拉攏人們，挽回權力。此舉后被批為刮「經濟主義妖風」。

毛認為上海奪權已經到關鍵時刻，決定親自干預。1月4日，毛澤東派張春橋、姚文元回上海處理上海文革的問題，實際上是去現場指揮上海的奪權鬥爭。

1967年1月５日，工總司聯合「紅衛兵上海市大專院校革命委員會（紅革會）等十壹個團體在已被其控制的《文匯報》上發表《告上海全市人民書》，號召「徹底粉碎資產階級新反撲」。第二天，1月6日，在張春橋、姚文元的指導下，王洪文、徐景賢等主持召開百萬群眾大會，會上批鬥原市委、市政府領導人陳丕顯、曹荻秋、魏文伯，數百局級以上幹部陪斗。同時宣布由工總司等革命造反派奪取原市委、市政府的壹切權力，發布了《第壹號通令》，宣布奪權成功。

毛澤東立即對自己導演的上海奪權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8日，毛評價說：「這是壹個階級推翻壹個階級，這是壹場大革命。」並指示將《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向全國廣播，《人民日報》等媒體等在頭版頭條全文登刊，並加上了毛親自審定的編者按語，按語被毛加上重點的最後幾句是：

「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大事。這是壹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於整個華東，對於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推動的作用。」

1月11日，毛首次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聯署的形式，給「上海革命團體」發去賀電，對上海奪權成功給予了熱烈的祝賀和高度的讚揚。

但是，兩派鬥爭並未因此停止，而且造反派內部很快發生分裂，以耿金章為首的 「第二兵團」 樹起反旗。壹月下半月，各派重新發生激烈武鬥。張春橋對反對派採取鐵腕鎮壓和「團結」誘降的兩手策略，動用軍警對反對派實行武力鎮壓。同時宣布將建立由各革命派別共同參与、群眾掌權的「巴黎公社」式的新政權。

2月5日，在張春橋強力打壓下，各派組織勉強湊合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張春橋任公社主任。當局大力宣傳這壹天是「上海歷史上最偉大的壹天」， 全市到處貼滿了「壹切權力歸公社」 的大標語。

但是，「上海市人民公社」卻未得到中央的的公開祝賀或批准。

本來，這個公社與 「巴黎公社」就不大搭界，上海人民都清楚，他們的鬥爭成果實際上是被張春橋壹伙奪取了，公社的領導人不是由人民按普選方式產生，張春橋是中央指定的，其餘人也是由張春橋代表中央選定的，公社本身沒有民主可言。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則，應廢除常備軍與警察，只保留民兵，而張則主要靠軍隊和警察維持其鐵血統治。總之，所謂公社只是換了壹個名稱而已，與舊政權無異。

耿金章的「第二兵團」 樹起反旗，他們質疑張春橋當權的合法性，以及他履職以來的所作所為，宣稱自己有更廣泛的群眾基礎和民意支持，宣布成立「新上海人民公社」。同時派出代表團赴京向中央尋求中央支持。

毛澤東未批准這個上海人民公社，不是因為它不像真正的巴黎公社，缺乏巴黎公社的民主色彩；相反，認為它太放任、太民主、太軟弱了，對敵人——比如耿金章那樣的人鎮壓太無力、無能。2月中旬，毛將張春橋、姚文元召來北京，對他們說，他聽說上海的革命者要求廢除－切領導，「這是極端的無政府主義，是非常反動的，實際上還是要有領導的。」「公社在鎮壓反革命方面太軟弱，人們到我這裏來抱怨，說公安局捕人，前門抓人後門放。」——這大概就是後來成立的「革命委員會」壹上台就實行血腥大屠殺的的直接原因。

至於「人民公社」 這個名稱，毛也認為要改壹改。這時他已經有了主意，在上海之前，山西、黑龍江已經成立了由軍方代表起主要、主導作用、與原省委負責幹部以及所謂革命造反派「三結合」的權力機構：革命委員會。毛認為「革命委員會好」，「建議」上海也改稱革委會。

遵照這個「最高指示」 張春橋回到上海，只好照本宣科。 2月24日，「上海市人民公社」的牌子被拿下，換上壹塊「上海市革命委員會」的牌子，經毛欽定，張春橋任這個革委會的主任，姚文元、徐景賢（原上海市委寫作組文藝組組長）、王洪文任副主任。

只存在了19天的「上海人民公社」夭折了。表面上看，這隻是換了個牌子，沒有實質改變。但它實際上卻意味著毛的重大戰略轉變，或者說是對當年承喏的背叛。因為文革之初，毛就聶元梓等人的第－張大字報發表評論時曾說：「聶元梓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中國巴黎公社的宣傳書，它的意義超過了巴黎公社。」 並表示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將是二十世紀的「巴黎公社革命」。其後，在中共八屆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十六條」 中，正式宣稱文革后將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巴黎公社原則重組未來的的政治權力。「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實行全面的普選制」。如今這個革命委員會成了毛的軍事專政組織。這個「巴黎公社」的承諾也就丟進廢紙簍了。

正是毛的曾作過這種反覆宣稱文革后要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權組織，所以很多學者、特別是外國學者都認定毛的文革目的是要打倒中國的官僚體制、特權階層，還權於民，還政於民，建立「生產者自我管理的巴黎公社式的「新的國家機構形式」。最後目標是逐步過渡到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三大差別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壹些學者稱毛是個「激進派」，是個有點脫離現實的「烏托邦主義」者。這些學者還為毛後來不能兌現開脫說：後來只是由於現實條件的限制，他的目標無法實現，以致於不得不從原定目標－步－步後退。

但是事實無情否定了這種善良推論。毛否定上海文革奪權后建立巴黎公社式的「上海人民公社」不僅是形式上的扼殺，更是在內容實質上的背叛，當時的情況並沒有任何 「客觀條件」迫使毛放棄建立巴黎公社的「初衷」， 相反，上海人民和各個革命造反派都熱切地盼望踐行毛這個承諾。但是毛根本不想建立真正的「巴黎公社」，他只想扶持起壹個新的更兇惡的走狗政權，來對群眾實行新的軍事專政政權。這就說明，毛文革之初說的、許諾的是－種十足的謊言，十足的騙局。事實上文革后的新政權比文革前的更加集權、對人民更加專橫殘暴，它秉承毛的意旨，在政治上，以「清查五壹六分子」和「清理階級隊伍」為名，對造反派和人民群眾進行空前廣泛的大鎮壓；在經濟上，大大加強了對工人的剝削，取締了獎金乃至計件工資，強迫加班加點進行「義務勞動」，並實行更嚴格的等級制度；對農民的更加嚴酷，大大減少了自留地（由之前的15%減到5%）, 取締了分戶承包和自由市場；對知識分子的打擊迫害更是前所未有。總之，人民群眾的處境比文革前不是好了而是更糟了。

只是，上海的奪權有壹點與後來其他省、市、自治區明顯不同之處，那就是由文革當局扶持「造反派」在兩大派的鬥爭中取得了勝利，保守派、即地方保皇派被徹底鎮壓下去了。雖然後來參与掌權的只是造反派中的－小部分，但畢競是造反派勝利了，掌權了。而其他省、市、自治區的結局則完全相反，幾乎全是地方保皇派、保守派取得勝利，造反派被徹底鎮壓。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奪權的模式是獨特的個例。

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結果呢？表面上看是毛直接干預的結果，因為毛派張春橋、姚文元直接插手、將造反派當作奪權的工具，奪取了上海市的領導權。但實際上，是毛有意樹立這種的模式、這種標杆。毛當時的想法是，造反派奉他之命去造反、去奪權，自然就是「革命左派」；而各級地方當權派扶持的保守派、地方保皇派——如上海的工人赤衛隊，是當然的右派。他後來決定派軍隊去支持左派奪權，就是支持造反派去奪權。

但是，去支左的軍方並不接受毛的這壹模式，他們與地方當派和地方保皇派結合起來，肆無忌憚地鎮壓造反派。地方當權派看到北京、上海原來的當權派被打倒的可怕下場，他們不想重蹈他們的復轍，束手待斃。於是，在聲稱向上海學習時都採取陽奉陰違的做法，簡單說就是：壹方面，儘可能將造反派扼殺于搖籃中；另方面，大力扶持起自己的保皇派——「赤衛隊」，並給他們也披上「造反派」的外衣。這樣，原來旗幟鮮明的造反派與保皇派的鬥爭，就變成造反派之間的「內鬥」了。當然，最根本的是，他們得到了軍方的支持，軍隊領導層原來就是他們的同亊、戰友，相互間有著天然的情誼。軍隊介入文革，形勢立即就與上海顛倒過來。

從壹般老百姓來說，面對這場運動，最初是完全莫名其妙。他們経歷過建國后的各種運動，都是由共產黨和政府領導，打擊的對象都是「階級敵人」或「搞資本主義」的不法分子。現在卻要人們起來造「當權派」的反，造共產黨領導人的反，古往今來，哪有這種怪事？造反能有好下場嗎？所以大部分人不敢參加。後來才弄明白，毛澤東想借群眾之手打倒政敵劉少奇和其他他認為對他不忠的當權派，於是相信毛要大家「造反」是真的。不過參加「造反」 的仍然是少數人，主要是大、中學生和沒有家室之累的年青人。民眾對「造反派」則是由衷感佩的，因為從內心講，大家對建國以來共產黨的暴政，對於連年不斷的、恐怖的「階級鬥爭」， 對於越來越「短缺」的生活必須品，還有幹部們的特權橫行，人們都已深深不滿，但敢怒不敢言。如今，這些人居然敢於公開打出「造反」旗號， 敢於公開指責、鬥爭那些幹部老爺，大殺了他們的威風，大長老百姓的志氣，這不是大快人心的好事嗎，誰不打心眼裡高興呢！所以，在地方，造反派得到人民群眾的普遍支持和同情，即使在後來所謂的兩派鬥爭中，人們明知保守派有軍隊支持，佔有絕對優勢，但仍然有很多民眾冒著極大的風險自發起來為處於弱勢的造反派助陣，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通風報信、送飯送水，甚至公開站出來與鎮圧造反派的軍隊鬥爭（參見有關後文）。反之，對「保皇派」人們都心存鄙視、甚至敵視，加上保皇派自恃有權有勢有槍，橫行霸道，時常血洗造反派卻賊喊作賊，倒打壹耙，很不得民心。很多地方的平民百姓都把「XX（保皇派名稱）」當作嚇唬不懂亊孩子哭鬧的魔鬼。這些都從客觀上反映了民心所向，反映了人民群眾對毛共暴政的痛恨。

所以，在文革進入地方奪權的兩派鬥爭之後，紅衛兵和地方造反派被賦予了與初期在北京的「紅衛兵」完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含義 ，它被老百姓當成了傳統意義上「官逼民反」 中的「造反」 英雄，當作為民仗義、除暴抗暴的勇士，這種重要的角色轉換是在不知不覺中完成的，也是共產黨暴政自已造成的。很多文革研究者卻忽視這－重要情況，仍然將紅衛兵作為壹個整體予以鞭笞，或者簡單地將紅衛兵和造反派稱為「激進派」， 將其對立方的軍方和保皇派稱為「保守派」，完全沒有表達這兩派所代表和反映的本質。

毛的軍隊介入文革后選擇支持地方當權派和他們的工具保皇派是很自然的，軍隊是毛政權的支柱，軍隊領導人與地方領導人完全是同－角色。如果是軍區、軍分區、人武部，他們本身就是地方政權中的壹部分，是當地黨委成員，與地方黨委、政府的領導人是「壹個戰壕里的戰友」，這種關係使他們自然將地方黨委和其操縱的地方保皇派組織當作自己的「戰友」「同志」。文革初起時，幾乎所有的地方黨政領導人都被當作「走資派」打倒，受到批鬥、侮辱和虐待，這引起了部隊幹部的同情甚至兔死狐悲，但當時軍隊不能介入文革，他們也無能為力。如今名正言順介入文革，當然就要為那些被委屈、被「冤枉」的戰友復讎了。

野戰部隊相對來說要超脫壹些，因此，有少數野戰部隊選擇了支持當地造反派。駐廣西桂林的6955部隊就是壹例。不過少數軍隊領導人的這種選擇是難以持久的，因為軍隊是高度集中統壹的組織，上下級必須保持壹致。所以少數軍中「異類」要麼放棄自己的觀點，要麼被調離，甚至受到徹職查辦。 所以，總體上說，軍隊自始至終堅決站在地方當權派及其工具地方保皇派壹邊。

下面是軍隊介入文革（1967年1月23日）后發生的對造反派血腥鎮壓亊件。

1月26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駐石河子城的獨立團，與當地的造反派組織發生衝突，獨立團向造反派開槍，打死了手無寸鐵的「造反戰士」數十人；

在四川，發生了震驚全國的「二月鎮反」事件。成都的四川「產業軍」 是當地窮凶極惡的保守派組織，製造了多起血腥事件。而成都軍區公開支持 「產業軍」，引起了當地造反派組織的強烈不滿，「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四川大學「八·二六戰鬥團」等造反派的人馬包圍了成都軍區，試圖迫使它改變立場。壹貫傲慢的軍方豈肯接受普通老百姓的要挾？不過他們仍然請示了其上級中共中央軍委，以秘書長葉劍英為首的中央軍委立即表態：完全支持成都軍區對包圍它的「反革命分子」實行武力鎮壓。於是成都軍區先給造反派下了「最後通牒」式的公開信，限令立即撤離。造反派當時還不相信軍隊敢於對他們開槍，所以拒不撤走。哪知對方立即以對付敵人的方式向他們發起進攻，大批「造反戰士」瞬間倒在血泊之中。軍方乘勝追擊，在全市、全省對造反派進行大搜捕，光是在成都市就抓捕了兩萬多「反革命分子」…… 有了軍方的支持，產業軍就更加瘋狂，更加肆無忌憚，4月15日，產業軍提出了「血洗川大，頭斷四川，血灑西南」的口號，－時天府之國腥風血雨，血流成河，產業軍還派出人馬奔赴重慶、宜昌挑動更大的武鬥……

在青海，發生了更加令人震驚的「二·二三事件」，又稱「趙永夫事件」。趙永夫乃青海軍區副司令員，兼西寧地區駐軍聯合辦公室（后改名聯合司令部）副主任。這個司令部壹成立就以鎮壓造反派為己任，它擅自把當地最大造反派組織「八·壹八紅衛戰鬥隊」定為「反革命組織」，明令取締，然到處抓人、製造恐怖。「二·二三」 事件是它的最大手筆。

「二·二三」亊件起因於兩派對《青海日報》的爭奪。由於報社裡的造反派組織「八·壹八」占絕對優勢，它奪了報社的領導權。2月14日，趙永夫以對報社進行軍管為名，派軍隊包圍了報社。支持報社「八·壹八」的群眾也從四面八方趕來，紛紛在報社周圍安營紮寨以示聲援。趙永夫則派裝甲車、汽車將報社和群眾進壹步包圍，並在四周架起了機關槍。雙方對峙了數日。23日，趙永夫決定採取最後行動。

23日壹早，西寧全城戒嚴。趙永夫與另壹名副司令張曉川調集了13個武裝連隊，于下午2時發動了對報社的進攻。壹時間槍聲大作，血肉橫飛，幾百名手無寸鐵的「敵人」 立即倒在血泊之中。僅用20分鐘，兩千多造反派守衛的報社大院被軍隊攻克。下面是目擊者的描述的慘景：

「雪地里到處是橫七豎八的屍體，有的堆成了三層，皮帽子、棉帽子在風裡滾動，在老報社（印刷廠）火堆上也有屍體，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經燒焦……」

「現場做了壹些安排后，（為了恐嚇造反派和民眾）搞了個屍體展覽……死難者大都是青年工人和十幾歲的學生，屍體堆積如山，院牆上、木樁上、樹榦上到處血跡斑斑，有的屍體發出熏人的惡臭。」

事後官方的結案報告稱：「在二·二三反革命事件中，把擁有15萬餘人的八壹八紅衛戰鬥隊等革命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開槍打死群眾347人外，逮捕群眾13414人。據不完全統計，被捆綁吊打的17293人，被搜身抄家的5968人，集中勞動的4279人。」

趙永夫在製造二·二三事件之前和之後都得到中央軍委的大力支持，葉劍英在2月24日的軍委召開的軍以上幹部會的預備會上得知趙發動的大屠殺，高叫：「打得好！」

類似趙永夫亊件在全國到處發生：1月底至2月初，湖南省軍區宣布湖南省最大的造反派組織「湘江風雷」為「反革命組織」，光在全省逮捕該組織支隊長以上骨幹就達數萬人。武漢軍區在武漢市抓捕了造反派「工人總部」三千多人。廣州、福建、內蒙、新疆、雲南等地軍方都在大力開展「鎮壓反革命」活動，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到處都是煙硝瀰漫、槍聲陣陣……

面對這種局面，毛澤東有些尷尬，坐不住了。2月9日，他在壹份文稿上批示：

「關於支持真正左派廣大群眾的問題，現在出現很多搞錯的事，支持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於被動。此時應寫出幾條指示。請速辦。」（重點為引著所加）

毛命令軍隊介入文革，初衷是要軍隊支持、幫助造反派奪權。不過他不好直接說出，只是說要軍隊去「支左」。這就給軍隊自行其是以可乘之機。軍隊不由分說把所有造反派當作「右派」和「 反革命組織」， 而將保護地方當權派的保皇組織定為「左派」、「革命組織」，從而開展了對造反派的大規模鎮壓。毛很清楚，這些事件都是各地軍方所為，而各地軍隊在動武之前，幾乎都請示了中央軍委，得到了中央軍委的堅決支持。例如青海的趙永夫在事後交待：在攻打報社之前，他給中央軍委、總理、中央文革都發了加急電報，都沒有被制止。事件的當晚他與軍委通電話，軍委的人告訴他：「妳們打的對，打得好，是壹個很漂亮的仗。」（以上據林彪的秘書回憶，林彪本人對這些事件都採取迴避、不介入態度，軍委實際上由秘書長葉劍英、軍隊文革組長徐向前主持。後來，葉劍英還為趙永夫平了反。而那些反對開槍的人則受到了懲罰。所以，很明顯，中央軍委是屠殺造反派的「總根子」。 ）

不過，軍委採取這種行動也是有根據的。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通知說：「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衝擊人民解放軍機關」，「否則是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1月28日，毛親自簽署了《中央軍委八條命令》，命令明確不許衝擊軍事機關。又稱「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這就為軍隊鎮壓它認定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 提供了依據。而上述文件都是經過毛澤東親自審查簽發的。

所以，毛亊后並不追究這個「總根子」，因為從根本上說，下達血腥鎮壓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命令正是毛澤東，而不是別人。

毛為什麼要採取這種自相矛盾、兩面三刀的政策呢？這就是這個大權謀家的慣伎，他既要指使造反派去造反、奪權，也要防止造反派中有混進的「階級敵人」，所以，他壹方面宣稱造反奪權是文革的大方向，要支持造反派；另壹方面又授予軍隊有對各種造反組織進行鎮壓的權力。至於成千上萬人因此被冤殺，毛就不管了。

但是當軍隊殺戮太甚，幾乎把所有造反派都當成「反革命」加以鎮壓之後，毛又覺得太過份了，不妥了，因為這可能干擾了他的向各級走資派奪權的「大方向」、和「戰略部署」。因此他曾試圖阻止軍隊這種過火行為。1967年6月6日，中央發布了壹個制止武鬥（實際上是制止軍隊武力鎮壓造反派）的「六六通令」，6月24日又發布了「六二四通知」。可都收效甚微，軍隊依然我行我素，置若罔聞。

毛終於坐不住了，他對於軍隊不聽命令，支壹派、圧壹派的行為，有些不能容忍了，同時他也不允許軍隊挑戰他的權威，與他對抗。他決定親自出馬。

於是，就有了武漢的「七二O」 事件。



二、武漢「七二O」 事件，毛被廹改變文革的計劃和部署

武漢是毛常去的地方，也是當時軍隊鎮圧造反派最厲害的地方之壹。武漢問題的背景是：像全國很多省市自治區壹樣，造反派想佔領被當權派控制的主要輿論陣地黨報，在湖北省就是《長江日報》。1967年2月初，武漢的造反派借口《長江日報》存在嚴重問題接管了長江日報社。武漢軍區則於2月28日發表《嚴正聲明》，強行對長江日報社進行軍管。從而引發了軍隊與造反派的正面衝突。武漢軍區在司令員陳再道、政委鍾漢華領導下，索性壹不做二不休，決心對武漢造反派「工人總部」 進行全面血腥鎮壓，3月17日抓捕了 「工人總部」 領導人朱鴻霞、胡厚民以及大批骨幹，強行取締、解散這壹號稱有40萬人的武漢丄市最大造反派組織，數千人在鎮壓中被打死打傷，更多的人被當作「反革命分子」或關進監獄，遭到殘酷拷打。

同時，為了製造自己支持「革命造反」的 假象，在武漢軍區操縱下，5月16日成立了保守派的聯合組織「百萬雄師」，同樣打出「革命造反」的旗號。「百萬雄師」具有當時保守派——地方保皇派的典型特點：其成員主要為黨政系統的機關幹部、工廠老工人及街道基層幹部、黨團員積極分子，武漢全市85%以上的黨員參加了「百萬雄師」，其核心力量則是公、檢、法系統的幹警。武漢軍區司令部為其總後台。在槍杆子的支持下，百萬雄師有恃無恐，抓打捕殺，所向披靡。大批造反派倒在血泊中，壹時，恐怖籠罩江城，全市經濟處於半癱瘓狀態, 6、7兩月生產下降了壹半以上。

武漢軍區的所作所為引起了中央文革的強烈不滿，6月下旬，壹道經康生批准、以「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公室」名義給武漢軍區發去壹份電報，電報中明確表示，中央對武漢的狀況已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電報說：

「最近，武漢市發生了大規模武鬥，是不正常的，希望武漢軍區採取有力措施制止武鬥。『百萬雄師』壹些人對若干院校和工廠的圍攻，應立即停止。殺害革命群眾的兇手，應按照中央《六·六通令》嚴肅處理。不久之後，中央將請武漢軍區和各派群眾組織的代表來京彙報。」

電報發出后，卻毫無影響，武漢軍區繼續我行我素，根本不買中央文革的賬。形勢極為嚴峻。

可毛澤東不相信武漢地區的情況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決定親自出馬，利用自已的權威三言兩語勸得陳再道回心轉意，給全國軍隊樹立壹個支持造反派的榜樣，以進壹步提高他那些至高無上的「神」的地位。

「七二〇事件」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發生的。

7月14日，周恩來搶先幾個小時到達武漢，為毛澤東打前站。此前，中央己派出謝富治、王力二人為代表赴重慶了解並制止武鬥。毛復又任命謝、王二人為處理武漢問題的中央代表。同日，謝富治、王力也趕到武漢。

當天晚上，毛澤東在楊成武、汪東興、余立金、李作鵬等陪同下抵達武漢，當晚下榻東湖賓館。按照常規，毛的行蹤嚴恪保密。

15、16兩日，毛兩次召集隨行的周恩來、汪東興、楊成武、余立金、李作鵬和謝富治、王力開會，除了聽取彙報以外，主要研究解決武漢問題的方針政策。毛在會上作出指示：

要給「工人總部」平反，放掉朱鴻霞；「百萬雄師」是群眾組織；武漢軍區在支左問題上犯有方向性錯誤。謝富治、王力要做好軍區負責人的工作，軍區對兩派都要支持。等等。

然後，毛指示由周恩來召集武漢軍區師以上「支左」單位負責人開會，聽取他們的彙報，並作出進壹步的決定。

周恩來連續召開會議，在會上作了總結講話（毫無疑問，周的講話已取得毛的認可），他說：軍區支左有錯誤，甚至很嚴重。但責任由軍區主要領導同志來承擔。建議陳再道（司令員）、鍾漢華（政委）同志主動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周還反覆開導陳、鍾二人，說這樣處理是為了「保」 他們，叫他倆不要有顧慮。

可是陳再道、鍾漢華拒不認錯，更不改變現有的立場和做法。周恩來無法，只好帶他們去見毛。

毛先是以輕鬆、「玩笑」的方式引誘陳、鍾認錯。可陳再道不為所動，堅持說：「我們不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毛收斂笑容，改為嚴肅批評，也無效。

勸說失敗。毛雖然對陳、鍾極為不滿，但還不想與他們完全鬧翻。他壹面叫周繼續做二人的思想工作，壹面決定採取迂迴方式解決武漢問題。他叫謝富治、王力先向武漢市的造反組織傳達中央處理武漢問題的意見，間接給軍方和保守組織施加壓力。18日晚，謝、王二人到武漢電力學院的「工人造反總部」向造反派群眾發表講話，托出了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基夲政策、方針，造反派聽後為之士氣大振。

第二天，造反派出動宣傳車四處播放謝、王二人在水電學院的講話錄音，主要內容是王力傳達中央解決武漢問題的「四點指示」：1、軍區支左大方向錯了。2、要為「工人總部」平反。3、「工人總部」是革命左派。4、「百萬雄師」是保守組織。

這消息壹經廣播，猶如壹顆原子彈在武漢三鎮上空爆炸，立即引起「百萬雄師」的瘋狂反撲。「百萬雄師」傾巢出動，霎那間武漢的大街小巷都貼滿了聲討王力，打倒謝富治、王力的標語和大字報，裝著高音喇叭的廣播車反覆播放要將王力、謝富治「揪出來」的煽動性講話和各種口號，壹時間武漢三鎮黑雲壓城城欲摧，預示壹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當天晚飯後，2000餘名頭戴安全帽、手執長矛的「百萬雄師」成員，連同佩戴《百萬雄師》袖章、全副武裝的駐武漢某獨立師和二十九師的戰士，以及壹些機關幹部、工人等乘數十輛卡車、消防車去到武漢軍區，氣勢洶洶要求王力、謝富治出來答覆有關問題。當他們得知謝富治、王力下榻在東湖賓館后，隊伍轉向東湖賓館開去。其間，軍區機關幹部、戰士和家屬也加入這支揪王力、謝富治的隊伍。幾百輛卡車坐著全副武裝、氣勢洶洶、凶神惡煞般的百萬雄師人馬，壹面狂呼囗號，風馳電掣疾駛向東湖賓館。

到了東湖賓館謝、王下榻處，已是7月20日凌晨。陳再道剛剛走進室內去與謝富治交涉，數百名「百萬雄師」人員沖入王力的屋內，不由分說將王力拖出，壹頓暴打，然後塞進汽車，拉回軍區大院又壹頓毒打后，交由二十九師師長「看押」。（ 謝富治則被軟禁起來。）

接著「百萬雄師」上街武裝遊行，所有成員手執各類武器，車上架著機關槍，「打倒王力！」「揪出謝富治！」的口號聲響徹武漢三鎮上空。下午，「百萬雄師」召開了7萬人的聲討大會，決定第二天舉行全城總動員的示威遊行。

21日，「百萬雄師」百萬人的大示威遊行開始，數千輛卡車載著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和部隊戰士，全副武裝，車上駕著機關槍，車隊排成四路縱隊行進。同時，黃石市也派來30多輛卡車參加遊行聲援。「百萬雄師」還收到湖北省20多個市、縣的聲援電，以及陜西、遼寧、四川壹些保守派組織的致敬電和聲援電、信。其中「紅衛兵成都XXX部隊」給陳再道的電信中寫道：

「最敬愛的陳再道同志：我們最堅決支持您老人家的偉大行動，希望您用您現在的權力，要知道他們像剝蒜壹樣，把革命的老幹部清除。壹不做，二不休，為革命先烈復讎……把這些不要歷史、不要文化、世界上空前的獨裁分子從地球上消滅……」

武漢保皇派的反映如此激烈，是因為他們多數手上沾染了造反派的鮮血，形成了勢不兩立的深仇，他們害怕對方壹旦得勢，自己將陷入滅頂之災。只好橫下壹條心，孤注壹擲，對抗到底。

現在可以清楚看出，導致七二0事件的直接導火索是王、謝二人18日晚在電力學院工人總部的講話。但是，這其實是扏行毛的指示，奉命行事。後來大陸官方把發生七二O事件的責任完全推到王、謝頭上，顯然是別有用心的為毛掩飾推脫，以及為武漢軍區和武漢保皇派辯解。

北京得知王力被毆打被抓的消息后，首先想到毛的安危。21日上午，由林彪和江青署名紿在武漢的毛送去壹封密信，請求毛及時轉移。

同日下午，己先期回京的周恩來帶領200多名全副武裝的中央警衛團人員飛抵武漢，周重新進入當年領導「特科」的角色，戴上墨鏡，換了黑色服裝，等到天黑乘汽車抵達東湖賓館，從後門悄悄溜進毛的住所。壹天前還充滿信心要親自做陳再道、鍾漢華的思想工作的毛，這時也惶惶如喪家之犬，跟隨周恩來在22日凌晨兩點趁著夜色偷偷從東湖賓館後門溜出，經驗老到的周為毛準備了三套交通工具待命：專列、專機、長江上的船艇。毛先說坐專列走，上了專列，又說改乘飛機。趕到機場后，他不上自己的專機，上了另壹架飛機。機長問飛哪裡，毛答道：「先飛起來再說。」飛機升空后毛下令飛上海。這壹系列言行，活畫出毛的極度恐慌和比壹般人更精細、更狡猾的「活命哲學」 嘴臉，這個成天叫喊著「捨得壹身剮……」叫別人「壹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毛，原來是個比任何人都怕死的膽小鬼。

留在武漢的周恩來把王力保了出來，二人相見時有如生死契闊，又是擁抱，又是貼臉，還流下眼淚（可誰能想到，壹個月後，周又奉毛之命毫不遲疑將王力抓進監獄）。

22日，周、謝、王等人離開武漢回北京，辦事精細的周恩來先於王力到京，然後率領幾萬人的隊伍到機場歡迎謝、王凱旋。

當晚，林彪主持召開會議，聽取謝富治的彙報。會議把武漢「七·二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暴亂」，並決定以中央名義調陳再道、鍾漢華進京。同時，通知全國各地舉行三軍武裝遊行，全力聲討武漢「七·二〇反革命事件」！

周恩來試圖去武漢敦促陳再道承認錯誤，主動向中央投降。然而武漢軍區的部隊封鎖了機場，周的飛機無法降落。中央立即調動了兩個步兵師、－個空降師向武漢移動，海軍炮艦也從長江口進入，更多的軍隊待命，對武漢迅速形成海陸空立體包圍之勢。在強大的武力威脅下，陳再道、鍾漢華終於屈服了。

7月24日，陳再道、鍾漢華赴北京請罪。由周恩來親自主持在京西賓館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對這二人進行批鬥。這次中國最高級別的會議開得頗似當時的街頭批鬥會，被批鬥的陳再道被「坐噴氣式」，拳打腳踢，低頭彎腰九十度達六七個鐘頭，而打手就是出席會議的政治局委員們。這種別開生面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全世界政治史上也可以寫上新的壹頁了。

經在上海的毛澤東同意，1月25日，北京舉行百萬人群眾大會，熱烈歡迎從武漢脫險歸來的王力、謝冨治，憤怒聲討「七·二〇事件」及其「後台」陳再道、鍾漢華！林彪親自主持大會，王力、周恩來出席。會議同仇敵愾，「打倒陳再道」「 打倒鍾漢華」的口號聲響徹雲霄。北京全城籠罩在憤怒和恐怖的氛圍中。

7月26日，經毛批准，以武漢軍區的名義發表了壹個公告，《公告》稱：「『七·二〇事件』是明目張胆地反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黨中央、反對中央軍委、反對中央文革小組的叛變行動。」「王任重和陳再道是上述事件中的罪魁禍首」，「陳再道罪責難逃，我們堅決和陳再道劃清界限，堅決把他打倒！」

7月27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發表了《給武漢市革命群眾和廣大指戰員的壹封信》，信中說：「妳們英勇地打敗了黨內、軍內壹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極端狂妄的進攻。妳們的大無畏精神和果斷手段，已經使壹小撮人的叛逆行為壹敗塗地。」「武漢軍區個別負責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反對中央、反對中央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竟然採取法西斯的野蠻手段，圍攻、綁架、毆打中央代表。」

同壹天，陳再道和鍾漢華被宣布撤去軍中職務。

事情至此，都是按照毛批准的部署進行，也符合中共處理事件的常規。毛自已也認為：此次他陷身在「賊窩子」 中了，武漢事件是「右派反撲」。到達上海之後，驚魂未定的毛，堅持說軍隊有「百分之七十五在支持右派」。因為毛親眼見到武漢軍區給保守派組織分發武器，便指示也給造反派發放武器。8月4日毛在給江青的信中，表示同意林彪對時局的看法，並指示：「應大量武裝左派」，實行「群眾專政」，「把右派的氣焰圧下去」！

江青於是趁機提出造反派要「文攻武衛」的口號，要求軍隊武裝造反派。據說此後各地軍方被迫把壹些淘汰的武器給了造反派。但同時將壹些更好的武器給了保守派。

中央有關「七二O亊件」的文件 和毛的指示下達后，各地造反派壹片歡呼，紛紛重振旗鼓，在壹定程度、－定範圍內對保守派進行了反攻和還擊。也有極個別地方的軍隊對肇事的保守派開槍鎮壓。

如果事情照此發展下去，文化大革命也就按照毛的原定計劃進行下去，沒有值得大書特書的怪亊了。

可是，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在全國人民都認為「七·二〇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已經無什任何懸念的情況下，毛澤東卻卻突然「變卦」了，他不久就做出－系列令當時和後來的文革研究者不解甚至瞠目結舌之事……

驚魂未定，逃到上海的毛澤東最初幾夜未合眼，思考著眼前發生的－切。這時外電有「武漢發生反毛叛亂」的報道。毛對這種說法感到憤怒，也很不以為然，他對從北京前來接駕的張春橋說：「不是他們說的那樣吧？如果陳再道搞兵變，我們還能出得來嗎？這都是他們搞的鬼，我在那裡，為什麼不和我通氣呢？」毛這裏說的「他們」，就是指在北京以林彪為首的主持工作的中央領導班子。毛不譴責陳再道，反而為陳開脫，卻表示對在京主持工作的林彪的不滿，為隨即「顛復」七二0亊件埋下了伏筆。

過了幾天，剛睡起來的毛看見送來的壹大摞各地報紙，翻閱之間，看見報頭旁邊都是林彪的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毛若有所思，口中念念有詞，然後像是自語、又是問人地說：「誰封了我四個官啊！」其實，這四個「官」早在1966年8月18日毛第壹次檢閱紅衛兵時就由陳伯達和林彪共同「封」了，當時，毛甘之如飴，此後整整喊了壹年，也未見毛「不想接受」。這時他卻裝著第壹次看到、聽到，明知故問。自然沒有人敢答話。又聽得毛自言自語說：「什麼永遠健康？難道還有不死的人嗎？」

毛的這些表演，說明他對自己從武漢狼狽逃離引起中外關注非常不滿。毛認為這有損他的形象和聲譽。更令他更不滿的是，事發后林彪調兵遣將，發施號令，憤怒聲討陳再道等，大出風頭，贏得人心、黨心。雖然這壹切都是按照他的意圖辦的，但是毛不能容忍任何人比他「風光」， 更忌恨有人喧賓奪主、功高震主！轉眼之間，毛把這場鬥爭的矛頭轉向了，轉向了事件的受害者和聲討陳再道者。由此可見，將林彪「換馬」 的打算在1967年中就己經萌發了。

就在聲討「七·二〇事件」最高潮是時候，毛在上海與－直陪同在他身邊的總參謀長楊成武散步時，似乎隨便地問道：

「妳認識陳再道嗎？」

「原先不認識，建國以後才認識的。」楊答。

「他會反對我嗎？」毛反問。

「軍隊的老同志都是跟妳幹革命，不會反對妳的。」

毛對楊的回答很滿意，自我重複說：

「是啊！我想陳再道也不會反對我。他要反對我，我們從武漢就出不來了。」毛說的是句半真半假的話，據考證，陳再道當時確有軟禁毛的意圖，但還沒有到要搞兵變的地步。但是，按照毛和中共壹貫的思維定式，武漢軍區的行為無疑已經是「叛逆」了。此前，根本沒有蹤影的「二月兵變」不是照樣扣在賀龍頭上？陳再道與毛的公開對抗，不但是文革中未曾有過的事件，也是自建國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對毛的真正「反叛」。 應該說，給陳再道扣上任何帽子、採取任何行動都是應該的，「罪有應得」的。林彪和周恩來在處理「七·二〇事件」的所作所為也是完全遵照毛的意圖辦亊，而且符合中共的辦亊規程，何況他們每次行動之前都請示過毛、經過毛的允許。所以後來大陸官方說林彪歪曲毛的意圖，藉機清除陳再道這個異已（陳再道原屬張國燾的四方面軍），以期獨攬軍權，是完全的造謠、誹謗，是為毛的朝三暮四、翻雲復雨的流氓行為掩飾、圓場。

（有關毛的上述表現參見文革后對楊成武的採訪中楊對文革的回憶）

此時的毛首先想到的是要把「兵變」這個不光彩的詞彙抹去，這樣既可以為自己挽回些面子，同時也就殺殺林彪的威風，壓下林「功高蓋主」的風頭。

如果僅僅如此，那也不會有什麼大的動作，只是在對陳再道的處理上「從寬」，就可以間接對林彪發出警告了（此時毛己通知周恩來將陳再道「保護起來」）。至於林彪，此時正壹心捧毛， 絕對不會對毛有什麼不利的表現。

然而，毛的思想永遠是壹般人——正常人跟不上、也無法理解的，此時的毛正在醞釀壹個巨大的陰謀：他在想背叛「自己」， 提前拋棄整個造反派，同時也大幅度調整自己原來的文革部署，改變原來的文革目標。

從後來毛的實際所作所為看，他作出這壹思路調整大致是這樣的：毛已認識到雖然陳再道沒有真的搞「兵變」，但確已到了兵變的邊緣；從武漢的情勢看，他知道了軍隊與地方勢力（尚未摧毀的省及以下黨政機關、公檢法、以及基層政權系統）已經緊密地結合在壹起，為了保衛他們的既得利益而戰。他們什麼都會幹、都敢幹，包括與他老毛反目，武裝「造反」。而且這絕不只是武漢孤立的的情況，而是全國的縮影。亊情如果如此發展下去，他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這也就說明了，他過去「高估」了自己，低估計了文革的抵抗勢力。在中央，他煽動壹些「不明真相」的青少年去造壹些當權派包括劉、鄧、陶的反都是輕而易舉的，因為那些人雖然官大，卻沒有兵權，也不直接掌控群眾。而到了地方，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地方的「大小軍閥」 們都擁有真刀真槍，而且他們直接掌控現有政權系統，掌握基層幹部和群眾，包括廣大工人農民。壹旦有壹個省或壹個重要地區公開樹起叛旗，後果將不堪設想！

毛還悟到：他原來想通過武裝造反派來對抗軍隊和保守派（毛曾給林彪去信說，要給革命造反派發槍，建立「第二武裝）是不現實的。造反派無論怎樣，都無法與正規軍隊抗衡，扶持造反派反對現政權是不實現的。何況，造反派是臨時湊合的烏合之眾，對自已是否真的忠誠還難說，而軍隊和各級地方當權派都是經過長期考驗的他的忠實僕役。這就又促使他進－步考慮：真有必要對全國各級政權和大小官員都動大手術、進行清洗嗎？雖然七千人大會上那些大小幹部表現可惡，但他們只是執行劉少奇路線，是執行者，而非決策者。而且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在總體上是忠於他毛澤東的。過去他都強調團結95%多數的原則，而這壹次，情況差不多顛倒過來了，打擊面過寬了，自作自受了……

看來唯壹的出路，還是由軍方主導 ，對地方原政權進行有限的清理、整頓，恢復秩序，儘快結朿文革。至於紅衛兵和造反派，只好對不起了，就讓他們為文革犧牲吧。

想清楚了，毛變得很果斷，立即對這場運動的原來方式、目標進行大幅度調整，要大大縮小打擊面，特別要將槍杆子重新拉到自己壹邊，並且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要依靠強者，而不要依靠弱小的、沒有根基、不能成事的造反派。

當然，他也考慮到，這個轉彎也許太大、太急了，幾乎將他原來的政策方針顛倒過來，特別是對那些原來響應他的號召、已經在拚死為他賣命去「奪權」的人，似乎有些背信棄義，有些殘忍了……

但是對不起，毛從來就是「干大事不計小過」的人，無非是多些冤魂，多死點人，有什麼了不起呢。

毛出賣過無數人，出賣同事，出賣「親密戰友」，出賣同盟者、出賣下屬，這對他來說已是家常便飯了。可是像這次整個地出賣全國的紅衛兵、全國的造反派，出賣人數之多、面之廣，似乎還不曾有過。這個影響也許太大了，特別要提防造成文革隊伍的混亂，因此必須得講究策略。

從後來的實際看，毛採取的策略是：壹是他把這個180度轉變的過程儘可能拉長些，使人們不那麼感到太突然；二是用瞞天過海、李代桃僵之法，將地方保守派（保皇派）封為「造反派」，將真正的造反派打成極左的「五·壹六分子」；三是拋出中央文革中的極左分子作為替罪羊，將」揪軍內壹小撮」 的口號說成是王力等人提出的, 並且將其治罪，藉以籠絡軍方，修復與軍方的關係。

於是，毛下令在隨即到來的「八壹」建軍節，請那些被以各種方式「火燒」、「打倒」的老帥和高級將領全部出席盛大的節日招待會，這等於以無聲的方式為他們平了反（陳再道、鍾漢華稍後也平反了）。為了表示他對林彪將「七·二〇事件」定性為「反革命叛亂」的不滿（其實都經過他的同意），毛特意不叫林彪這個國防部長、軍委第壹副主席在這個紀念建軍節招待會上講話，而叫級別低得多的軍中堅定的反文革派楊成武講話。

這還不夠。毛繼續使出他那翻雲復雨、倒打壹耙的慣伎，將原來按他的部署，並經過他審査在8月1日《紅旗》雜誌第12期發表的提出「揪軍內壹小撮」的社論，指為「大毒草」，《紅旗》雜誌被停刊整頓。同時將林彪送審的壹份重要部隊文件上提到有「揪軍內壹小撮」的字眼全部劃掉，還寫上「還我長城！」四個大字的批文，並指示要將這個批示向下逐級傳達。

還必須找幾個倒霉鬼來作替罪羊。誰當這個替罪羊呢？這頗費思量，這個「羊倌」太小不行，起不到警示作用；太大了也不行，怕引起過大震蕩，不好收場。經過權衡，毛做出了「驚人」決定：讓「七·二〇事件」中的主角、大英雄，剛剛在百萬人歡迎大會上受到狂熱追捧的王力先生擔任這壹角色

促使王力擔當這壹角色還因為，當時的王力有些飄飄然了，他在8月7日對外交部的造反派發表了壹通講話（叫「八七」講話），這個講話支持外交部造反派奪權，揪斗外交部長陳毅。這在當時也沒有什麼不對，劉鄧陶都打倒了，陳毅為什麼不能炮轟、打倒呢？然而別有用心的毛毛壹反常態，硬說王力這個講話是「大、大、大毒草。」

此時外交部的造反派們也頭腦發熱，他們接著在8月22日演出了「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壹幕，引起英國在香港報復，造成了悪劣的國際影響。毛於是借題發揮，算總賬，把中央文革推出作為他的「戰略急轉彎」的替罪羊。8月26日，毛給周恩來下令，先將王力、關鋒抓了收監，戚本禹暫時「觀察」。 這兩位在文革中對毛無限忠誠、無限緊跟、呼風喚雨的新貴，很遭老乾、老帥們忌恨，毛以此方式向老乾、老帥致歉，令軍隊和老乾們欣喜莫名。

戚本禹在次年2月也進了秦城監獄。至此，文革以來名噪壹時，權傾朝野，左得出奇的中央文革三員大將王、關、戚終於都做了毛翻雲復雨的犧牲品。

同年八、九月間，毛再度出巡，在河北、河南、湖南、江西、浙江等地視察，這時正是全國局勢處於最混亂失控的時期（七、八、九被稱為「失控的三月），毛壹面感到局勢嚴重，加緊實施他的戰略急轉彎；－面故作鎮靜，發表了他那著名的「判斷」：

「形勢大好，不是小好，整個形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有些地方前－段好象很亂，其實那是亂了敵人，鍛煉了群眾。」（按照這個說法，武漢的七二0事件屬於「大好」 之列。）

同時，他用隱蔽、暗示的方式向人們轉達他將要進行重大政策轉向，他說：

「各級幹部的絕大多數是好的，犯了錯誤的幹部包括犯了嚴重錯誤的幹部，只要不是堅持不改，屢教不改的，就要團結教育他們；要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要解放壹批幹部，讓幹部站出來。」這與文革初期他把所有當權派都當成「走資派」打倒不啻南轅北轍。

對於造反派和「紅衛兵小將」，毛沒有了以往慷慨的讚許，而是出人意料地對其發出警告、潑冷水：

「對紅衛兵要進行教育，加強學習。要告訴革命派的頭頭和紅衛兵小將們，現在正是他們有可能犯錯的時候！」

同時毛再也不說要紅衛兵「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了。此時的「紅衛兵」與「當權派」 在毛的心目中的位置已經顛倒過來了。

9月5日，針對七二0事件後有的地方受江青（實際是毛）的指示要武裝造反派－事，毛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的名義下達文件，命令由軍隊收繳群眾組織的武器，恢復秩序，任何人不得干擾軍隊執行任務。同時恢復中央政府（國務院）的職能和權威，重建癱瘓了的各級黨組織。總之，壹切表明，毛要結束文革動亂，回歸正常了。

但是這些並不意味毛要「和稀泥」 草草結束文革，只是現在文革的「目標」變了，與原來的相反，他現在要清算造反派、紅衛兵的「無政府主義」，清算「形左實右」，清算他們要打倒「革命老幹部」、反對人民解放軍隊、「毀我長城」的「滔天罪行」。

如何清算呢？1967年9月8日《人民日版》刊登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後，毫不相關地寫上了壹段要徹底清查和打擊「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五·壹六反革命集團」的話：

「現在有－小撮反革命分子……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切』 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圖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渭『五·－六』 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個搞陰謀的反革命集團。應予以徹底揭露。」

後來大家才知道，原來這個「狗尾」系毛所作。但當時誰也不知道，這是－場全國性圍剿紅衛兵和造反派的動員令。

至此，毛的文革政策180度轉變的計劃已經完成。毛澤東既出賣了「紅衛兵」、「造反派」，也出了「文革」，還在壹定程度上出賣了他自己。只是，當時大部分國人並不知曉毛的文革轉向奧妙，這正是毛想要的效果。

毛作出了上面的決策調整以後，對各地武鬥的態度也就完全不同了，自此之後直至1968年的夏、秋，毛都聽任、放手讓各地軍方和地方保皇派聯合圍剿各地造反派，毛對此不但不制止，還讚揚鼓勵，如1968年7月28日，毛召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時說：

「我才不怕打，壹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武鬥有兩個好處，第壹是打了仗有了作戰經驗，第二是暴露了壞人。……再斗十年，地球照樣轉動，天也不會掉下來。」

值得壹提的是是江青「變臉」 之快，個多月前，她還在義憤填膺地要武裝造反派，要求造反派「文攻武衛」！現在則站出來大聲呼籲「絕不允許攻擊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也不準攻擊政府，連「口誅筆伐」都不行，都是反革命。她還對那些「形左實右派」、亦即 她昨天的「－個戰壕里的戰友」大肆「口誅筆伐」， 與之徹底劃清了界線。

看來江青才是中國「學毛著第壹人」。

由於毛這種明顯的、急劇的政策「調整」， 隨後幾個月，全國反文革的保守派認為消滅造反派的時機已到，上海出有人叫嚷「打倒張春橋」，赤衛軍公開要求「平反」； 北京有學生組織為「二月逆流」翻案，街上貼出了打倒謝富治的大字報，外交部91名領導幹部聯名上書保陳毅；天津被打倒的「黑幫」聚會要重演「黑戲」； 四川要為被打倒的李井泉翻案；內蒙古要為烏蘭夫翻案；河南有人提出「要把顛倒了的歷史顛倒過來」。

翻案之風越鬧越凶，眼看文革的成果有可能毀於壹旦。毛於是再度決定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

又是江青首先出馬，1968年3月18日，江青在接見浙江赴京代表團時說：「去年入冬以來，全國有一股右傾翻案風」，揭開了反擊右傾翻岸風的序幕。

整個十年文革，毛澤東就在玩這種忽左忽右、指鹿為馬的遊戲。文革中的各個派別和廣大的幹部、群眾，則被迫時而 「反左」，時而 「反右」。不過不管反什麼，高舉「緊跟毛」的大旗不能變。毛「左右逢源」，永遠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