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社自由的積極意義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結社自由的積極意義
作者 中國網友
西方文明有三大法寶:私有制、自治和結社自由。私有制,就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我的破屋,私有制確保了人的獨立性和人們對政府說「不」的權利。
民主的起點是自治。1919年陶行知說: 「養成服從的人民,必須用專制的方法;養成共和的人民,必須用自治的方法」。「自治(self-governance)」壹詞與古希臘的「民主」同義,就是自我管理。民主社會就是自治社會,就是公民自己管理自己、就是個人自主的社會。在政治中,自治指個人和團體免受外部力量(尤其是國家權力)的強制。
20世紀英國政治學家喬治.道格拉斯認為,民主就是壹種人民參与的政治制度,而實現這種參与的社會政治形式則是以社團為基礎的自治。而社團是結社自由的體現,結社自由就是人類古已有之的抱團取暖的權利。結社自由推動著社會進步。如果沒有獨立的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納稅人協會、社區組織,人民怎能突破專制的牢籠?沒有民間團體工會或工黨對當局的要挾,永遠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權與自由,也不會有西方的福利社會!沒有孫中山、孫武、蔣翊武的結社,就沒有辛亥首義。沒有人民的壓力,沒有獨立民間組織對國家權力的抗爭與制約,紙寫的民主制度如《臨時約法》必然落空。「六四」之所以興起,是學生踐行了結社自由;「六四」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學生組織不嚴密,謀略不周全,缺乏綱領性東西,人民還未完全響應。中國大陸10年來的「廣交友不結社」的同城飯醉運動已經被鎮壓瓦解,原因是缺乏民主組織核心。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沒有組織就沒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組織是通向政治權力之路,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從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決條件。在進行現代化的世界里,誰組織政治,誰就控制了未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因此;走進民主社會的關鍵是公民勇敢地踐行結社自由權,結社自由具有如下重大意義:
1.結社自由是天賦人權免受損害的重要機制。壹個社會,總存在強者和弱者,弱者往往被欺。為了免受壓迫,就得團結起來,把強者的侵略性關進籠子。1911年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Michels)說:「組織看來是形成集體意志的唯壹途徑。組織能夠使其成員的付出最小化,最節省精力,它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武器。」也就是說:團結是弱者的盾牌,團結的形式就是結社組成壹個集團;個人依靠團體的力量才能戰勝強者的狼性!即使不勝,由於規模的原因,也會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這樣,就可以規避弱勢群體的逆境。所以,在民主國家,關於結社的科學既是民主科學之母,更是保障天賦人權之母!
2.結社自由是社會是否正義的重要指標。「社會」(society)在西語中它與協會、學會等是壹個詞,就是自由結社的意思。沒有自由結社就無所謂「社會」;沒有「社會」又何來公平正義?正義不允許犧牲壹些人以滿足其它人的幸福;拒絕犧牲弱者來成全強者,也拒絕犧牲強者來成全弱者。墨子把強不凌弱作為義的核心。「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墨子.天志下》)。所以,結社自由是建立壹個正義社會的必備要素。
3.自組織能力是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主要標準。法國大革命提出的那三個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博愛。fertility——「博愛」就是「社群」的意思。自由主義的特色就是強調個人主義,容易把個人孤立化(或稱原子化),必須以社群(博愛)主義來配合。沒有結社自由,老百姓就沒辦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在權力面前每個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個人不可能制衡政府權力。相對於國家而言,個人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使得政策中有自己的聲音,在受到國家傷害時,可將傷害降到最小。
在民主國家,結社自由是防止壹黨專制或大人物專權的有效辦法。藉助于結社自由,人們能夠走到壹起,結成「防止暴政的堤壩」,避免壹個偉大民族受到壹小撮無賴或壹個獨夫的殘酷壓迫。托克維爾說:「結社權是基本人權,破壞結社權就會損害社會本身;結社自由是反對專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結社可能會帶來暫時的政治不穩定,但從長遠看有利於社會穩定」。英美之所以強,就是由於他們自組織能力強。英美近代以來300多年未出現獨裁統治,說明他們確實是優秀民族!
中國之所以弱,就是由於華人自組織能力弱。儒家為滿足專制君主的需要,主張「君子不黨」(道家更是主張「老死不相往來」),否定人們的結社權。孔子將有結社意願的人貶為小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合群但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合群)。那些相互「勾結」在壹起打天下的人,在儒生眼裡都統統是小人;當他們成功后,儒生就爭著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將人家吹捧為「天子」。那些「天子」們也繼續維護、宣揚儒奴教。奴才們的團結、甚至是交頭接耳,都是「天子」忌諱的。所謂的「真龍天子」不過是天下唯壹的小人;所謂的君子,不過是那壹介獨夫的忠實奴才耳。「君子群而不黨」,是獨裁者們愚民的伎倆。他們要老百姓做「君子」,他們自己是不做的。大家都「不黨」了,他們就可以做「唯壹黨」,大家都清高做隱士高人去了,他們就可以穩坐皇庭。他們用王法給結黨者以重懲,從而徹底取締了自治。專制統治者最害怕被統治者團結起來,被統治者團結乃專制者的末日。所以,專制統治者使人互相猜疑,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使人民壹盤散沙,無力聯合反抗。個人鬥不過集體,壹盤散沙鬥不過專制,這是被歷史反覆證明了的。因為組織就是力量,烏合之眾也比個人力量之和大。所以,歷代專制者都拚命地扼殺民間組織甚至扼殺民間經濟組織和臨時性的娛樂組織,禁止結社就成了專政統治的法寶!漢代《漢律》就規定,3人以上,無故聚集飲酒,罰金四兩。大清律規定:「凡漢人30人以上集會者,皆以謀反罪處斬」,滿清甚至禁止漢人傳統的桃園三結義。在專制社會裡,人們在思想上被剝奪了反抗的意識,在組織上沒有準備,沒有武力訓練,面對獨裁者的屠殺,沒有自保的可能。沒有武裝、沒有組織的百姓只是待宰的羊群,即使數量多過軍隊千倍也毫無抵抗力。所謂「壹個漢人是壹條龍,三個漢人就成了蟲」,只會在窩裡搞陰謀詭計,這就是漢族人在抵抗外侵時(或足球國際大賽)屢屢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官方組織壹旦腐朽,失去抵抗能力,民間往往無法組織起力量來反抗侵略,只有當奴隸了。
4.政治不過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能夠保護結社自由以及能調和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的制度。民主政府主要體現為公權力,公民組織主要體現為公民權利尤其是結社權利。眾所周知:民主政府要代表所在地區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某個群體的特殊利益。如工人的利益、農民的利益、工商業者的利益等,仍需要各自的成員組織分別代表。民主的前提是獨立的個人及獨立於政權外的多元化組織,民主就是多元組織的競爭平衡。麥迪遜在《聯邦黨人》第51篇中說:預防「多數人暴政」的是利益集團之間「遏制與平衡」,即必需依靠壹個利益集團的「野心」與另壹些利益集團的「自私傾向」相互對立的辦法,來使利益集團的禍害受到遏制。正如俗話所說:壹個聖人的統治是獨裁,幾隻狼狗的競爭和輪替就是民主;即:社會必須依賴多元化的組織才能獲得平衡,人們才能獲得平等待遇。民間組織不僅可以對抗國家、保護個人,而且也能夠保護非營利組織在控制或影響國家的努力中免於其他組織的非正當侵害。假定只有10%的農民要求建立農會,不能以他們是「少數」為理由來禁止。反過來,假定90%的農民都加入了農會,農會也不可能以多數為理由去對少數行使權力。那種「壹切權力歸農會」的毛式「農會」不是民主社會所要的。農會不是政權,只是維護共同利益而自願結合的自治組織。農民如果能夠自由組織農會,官員即便並非民主產生,官員的權力也會受到制約。1927年3月,全國性質農民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1927年6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21458個,入會會員達9153093人。中共建政后,中國農民卻沒有了自己的組織,結果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即使精準扶貧依然出現了楊改蘭全家6人自殺的悲劇。可見:結社權既是基本人權的體現,更是基本人權的保障。
西方文明有三大法寶:私有制、自治和結社自由。私有制,就是「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我的破屋,私有制確保了人的獨立性和人們對政府說「不」的權利。
民主的起點是自治。1919年陶行知說: 「養成服從的人民,必須用專制的方法;養成共和的人民,必須用自治的方法」。「自治(self-governance)」壹詞與古希臘的「民主」同義,就是自我管理。民主社會就是自治社會,就是公民自己管理自己、就是個人自主的社會。在政治中,自治指個人和團體免受外部力量(尤其是國家權力)的強制。
20世紀英國政治學家喬治.道格拉斯認為,民主就是壹種人民參与的政治制度,而實現這種參与的社會政治形式則是以社團為基礎的自治。而社團是結社自由的體現,結社自由就是人類古已有之的抱團取暖的權利。結社自由推動著社會進步。如果沒有獨立的群眾組織如工會、農會、納稅人協會、社區組織,人民怎能突破專制的牢籠?沒有民間團體工會或工黨對當局的要挾,永遠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人權與自由,也不會有西方的福利社會!沒有孫中山、孫武、蔣翊武的結社,就沒有辛亥首義。沒有人民的壓力,沒有獨立民間組織對國家權力的抗爭與制約,紙寫的民主制度如《臨時約法》必然落空。「六四」之所以興起,是學生踐行了結社自由;「六四」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學生組織不嚴密,謀略不周全,缺乏綱領性東西,人民還未完全響應。中國大陸10年來的「廣交友不結社」的同城飯醉運動已經被鎮壓瓦解,原因是缺乏民主組織核心。亨廷頓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中指出:「沒有組織就沒有權力,沒有權力就沒有在國家生活中的表現。組織是通向政治權力之路,也是政治穩定的基礎,從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先決條件。在進行現代化的世界里,誰組織政治,誰就控制了未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9年版P496)。因此;走進民主社會的關鍵是公民勇敢地踐行結社自由權,結社自由具有如下重大意義:
1.結社自由是天賦人權免受損害的重要機制。壹個社會,總存在強者和弱者,弱者往往被欺。為了免受壓迫,就得團結起來,把強者的侵略性關進籠子。1911年羅伯特.米歇爾斯(RobertMichels)說:「組織看來是形成集體意志的唯壹途徑。組織能夠使其成員的付出最小化,最節省精力,它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武器。」也就是說:團結是弱者的盾牌,團結的形式就是結社組成壹個集團;個人依靠團體的力量才能戰勝強者的狼性!即使不勝,由於規模的原因,也會引起社會廣泛的關注。這樣,就可以規避弱勢群體的逆境。所以,在民主國家,關於結社的科學既是民主科學之母,更是保障天賦人權之母!
2.結社自由是社會是否正義的重要指標。「社會」(society)在西語中它與協會、學會等是壹個詞,就是自由結社的意思。沒有自由結社就無所謂「社會」;沒有「社會」又何來公平正義?正義不允許犧牲壹些人以滿足其它人的幸福;拒絕犧牲弱者來成全強者,也拒絕犧牲強者來成全弱者。墨子把強不凌弱作為義的核心。「義正者何若?曰:大不攻小也,強不侮弱也,眾不賊寡也,詐不欺愚也,貴不傲賤也,富不驕貧也,壯不奪老也」(《墨子.天志下》)。所以,結社自由是建立壹個正義社會的必備要素。
3.自組織能力是判斷壹個民族優劣的主要標準。法國大革命提出的那三個基本價值:自由、平等、博愛。fertility——「博愛」就是「社群」的意思。自由主義的特色就是強調個人主義,容易把個人孤立化(或稱原子化),必須以社群(博愛)主義來配合。沒有結社自由,老百姓就沒辦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訴求。在權力面前每個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個人不可能制衡政府權力。相對於國家而言,個人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使得政策中有自己的聲音,在受到國家傷害時,可將傷害降到最小。
在民主國家,結社自由是防止壹黨專制或大人物專權的有效辦法。藉助于結社自由,人們能夠走到壹起,結成「防止暴政的堤壩」,避免壹個偉大民族受到壹小撮無賴或壹個獨夫的殘酷壓迫。托克維爾說:「結社權是基本人權,破壞結社權就會損害社會本身;結社自由是反對專制政治的重要保障;結社可能會帶來暫時的政治不穩定,但從長遠看有利於社會穩定」。英美之所以強,就是由於他們自組織能力強。英美近代以來300多年未出現獨裁統治,說明他們確實是優秀民族!
中國之所以弱,就是由於華人自組織能力弱。儒家為滿足專制君主的需要,主張「君子不黨」(道家更是主張「老死不相往來」),否定人們的結社權。孔子將有結社意願的人貶為小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合群但不勾結,小人勾結而不合群)。那些相互「勾結」在壹起打天下的人,在儒生眼裡都統統是小人;當他們成功后,儒生就爭著去舔那些小人的屁股,又將人家吹捧為「天子」。那些「天子」們也繼續維護、宣揚儒奴教。奴才們的團結、甚至是交頭接耳,都是「天子」忌諱的。所謂的「真龍天子」不過是天下唯壹的小人;所謂的君子,不過是那壹介獨夫的忠實奴才耳。「君子群而不黨」,是獨裁者們愚民的伎倆。他們要老百姓做「君子」,他們自己是不做的。大家都「不黨」了,他們就可以做「唯壹黨」,大家都清高做隱士高人去了,他們就可以穩坐皇庭。他們用王法給結黨者以重懲,從而徹底取締了自治。專制統治者最害怕被統治者團結起來,被統治者團結乃專制者的末日。所以,專制統治者使人互相猜疑,摧毀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使人民壹盤散沙,無力聯合反抗。個人鬥不過集體,壹盤散沙鬥不過專制,這是被歷史反覆證明了的。因為組織就是力量,烏合之眾也比個人力量之和大。所以,歷代專制者都拚命地扼殺民間組織甚至扼殺民間經濟組織和臨時性的娛樂組織,禁止結社就成了專政統治的法寶!漢代《漢律》就規定,3人以上,無故聚集飲酒,罰金四兩。大清律規定:「凡漢人30人以上集會者,皆以謀反罪處斬」,滿清甚至禁止漢人傳統的桃園三結義。在專制社會裡,人們在思想上被剝奪了反抗的意識,在組織上沒有準備,沒有武力訓練,面對獨裁者的屠殺,沒有自保的可能。沒有武裝、沒有組織的百姓只是待宰的羊群,即使數量多過軍隊千倍也毫無抵抗力。所謂「壹個漢人是壹條龍,三個漢人就成了蟲」,只會在窩裡搞陰謀詭計,這就是漢族人在抵抗外侵時(或足球國際大賽)屢屢失敗的根本原因。因為官方組織壹旦腐朽,失去抵抗能力,民間往往無法組織起力量來反抗侵略,只有當奴隸了。
4.政治不過是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鬥爭,最好的政治制度就是能夠保護結社自由以及能調和不同集團之間的利益衝突的制度。民主政府主要體現為公權力,公民組織主要體現為公民權利尤其是結社權利。眾所周知:民主政府要代表所在地區全體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某個群體的特殊利益。如工人的利益、農民的利益、工商業者的利益等,仍需要各自的成員組織分別代表。民主的前提是獨立的個人及獨立於政權外的多元化組織,民主就是多元組織的競爭平衡。麥迪遜在《聯邦黨人》第51篇中說:預防「多數人暴政」的是利益集團之間「遏制與平衡」,即必需依靠壹個利益集團的「野心」與另壹些利益集團的「自私傾向」相互對立的辦法,來使利益集團的禍害受到遏制。正如俗話所說:壹個聖人的統治是獨裁,幾隻狼狗的競爭和輪替就是民主;即:社會必須依賴多元化的組織才能獲得平衡,人們才能獲得平等待遇。民間組織不僅可以對抗國家、保護個人,而且也能夠保護非營利組織在控制或影響國家的努力中免於其他組織的非正當侵害。假定只有10%的農民要求建立農會,不能以他們是「少數」為理由來禁止。反過來,假定90%的農民都加入了農會,農會也不可能以多數為理由去對少數行使權力。那種「壹切權力歸農會」的毛式「農會」不是民主社會所要的。農會不是政權,只是維護共同利益而自願結合的自治組織。農民如果能夠自由組織農會,官員即便並非民主產生,官員的權力也會受到制約。1927年3月,全國性質農民組織——中華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成立,至1927年6月,全國大小農會組織已有21458個,入會會員達9153093人。中共建政后,中國農民卻沒有了自己的組織,結果大躍進餓死了幾千萬農民;即使精準扶貧依然出現了楊改蘭全家6人自殺的悲劇。可見:結社權既是基本人權的體現,更是基本人權的保障。
1 篇帖子
• 分頁: 1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