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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杜君立

爭妳們個人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妳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壹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 胡適



跪的來源

　　

從某種意義上說，從站起來那壹天開始，人類才算徹底脫離了動物。又經過二百萬年的發展，人這種直立行走的雙足動物才成為高貴的人類。站立本身就是人類文明的證明。天地之間，人類幾乎是唯壹直立行走的動物，並沒有跪的任伺動物性理由，因為跪這種姿勢，僅僅出現在牛羊壹類食草性的哺乳動物中，靈長目並沒有跪的習慣。牛和羊是非常相似的動物。小牛小羊落草初生要吃奶，往往前腿下跪，接受牛媽媽羊媽媽哺乳。當牛羊被人類屠宰時，牛羊因為恐，也常常會不自主地下跪，甚至哀鳴著流出眼淚。
　　

魯迅說過：中國人是「最能研究人體、順其自然而用之的人民。脖子最細，發明了砍頭；膝關節能彎，發明了下跪；臀部多肉，又不致命，就發明了打屁股……」中國人最早應當是以跪代替坐，跪就是坐。因為沒有傢具，以跪的姿勢坐在自己的腳後跟上，直起身子，這就是常見的半休息狀態。後來隨著孝文化的濫觴，跪逐漸被引申為四種意思：
　　

第壹種是崇敬感恩。人類仿模牛羊的跪，以表示感謝對父母的哺育之恩。牛羊孕期銜草，幼雛降生落到柔軟的乾草上。中國也有「跪草」的傳統，即喪母時需跪在乾草上，守靈七日，以謝母親生育哺乳之恩。這種感恩推而廣之，就出現了跪的濫用，任何感謝都要下跪，才能顯示誠意。第二種是尊重。中國新人拜天地中「夫妻對拜」、江湖兒女的兄弟結拜、中國傳統禮儀中的單腿跪地「請安」、西方騎士時代的求愛之跪，都屬於尊重和鄭重的禮儀。第三種是祈求。這種跪常見於宗教活動中。在負罪清求諒解時也會以跪來顯示誠意。廉頗對藺相如的負荊請罪，就屬於的道歉認錯。第四種是羞辱。如果說前三種跪都是自發的、主動的，那麼四種就是強加的、強迫的。以對方下跪來顯示壹種奴役、懲罰和征服，使下跪者顯示出其臣服之心。這種跪是前三種跪的引申，由自覺轉向不自覺，由自願轉向被迫；由感恩、乞求轉向被羞辱。下跪使其比正常身高「矮下半截」，如果再加上雙手拄地、俯身叩頭，那麼跪著的人幾乎成為壹個四肢動物，壹個站在他面前的人，可以壹下子使自已得到壹種「人」的尊嚴感和被尊重感。這種羞辱，最典型就是岳飛廟前的秦檜跪像，人們以跪著的秦檜塑像，來羞辱秦檜。中國傳統上，處決犯人也是讓其跪著，如引領就戮。
　　

中國人的跪，從感恩、尊重、道歉開始，逐漸還發展到乞求，差辱的意味開始變濃。跪至此成為權力時代壹種不可或缺的「禮數」。中國人被分為「小人」和「大人」，自稱「小人」的人，向「大人」下跪。
　　

人是壹種尊嚴動物，用盂子的說法，尊嚴是人的本能和天性，或者說是本心。孟子說：「壹簞食，壹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尊嚴的確立，形成了中國的「禮」，中國傳統其實是壹種禮教文明。對中國古人來說，「禮」首先是壹種文明和秩序，但並不必然象徵著不平等。在禮文化中，尊嚴依然是壹種奢侈品，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擁有尊嚴，有時候尊嚴必須用生命來換取。「禮」是文明的產物，或者說是反暴力的，但卻常常需要用暴力捍衛「禮」。《史記》中記載了壹段「禮」與暴力的遭遇：因「怒髮衝冠」、「完璧歸趙」而成名的藺相如，「跪請秦王」，亦不能打動其心，「秦王不肯擊缶」。但當藺相如怒道，「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在暴力面前，秦王終於認輸了。這證明了壹個道理，至少在死亡面前，人類是平等的，生命也因此而顯得高貴。
　　

壹株植物如不能按自己本性生長，則會死亡；壹個人也同樣如此。對人類來說，死亡常常體現了最後的正義。海明威在《老人與海》中有壹句名言：「人是可以被打敗的，但人永遠不會被征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有人奮不顧身，如同堂吉訶德沖向風車，用自己的生命去證明人的高貴和權力的無恥。
　　

春秋戰國時期既是壹個禮的時代，也是壹個暴力時代，這也是中國文化最為燦爛的出處。儘管「春秋無義戰」，但那時的中國是正義的中國，捨生取義者不計其數。當其之時，即使貴為國王太子，對「國士」亦當以禮相待。《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
　　

《戰國》中有壹名篇《唐睢不辱使命》——

　　

秦王曰：「布衣之怒，亦免冠徒跣，以頭搶地爾。」唐雎：「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夫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剌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于殿上。此三子者，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祲降於天，與臣而將四矣。若士必怒，伏屍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縞素，今日是也。」挺劍而起。秦王色撓，長跪而謝之……

　　

在動物界中，弱者以匍匐表示臣服，人類社會同樣如此。在人類社會中，下跪作為壹種臣服姿態，幾乎是沒有國界的，可以說是壹種人類共同語言。總體而言，中國傳統社會中，「士、農、工、商」的等級觀念根深蒂固，禮教不僅強化了這種貴賤等級，也強化了權力的本身。



膝蓋的進化

　　

在鋸子發明之前，人類幾乎是沒有傢具的。因為製作壹塊平整的木板極其艱唯。在春秋戰國之前，連鐵器都尚未普及，更何況傢具。當時中國人坐的標準姿勢，實際是跪，即坐在自己的腳後跟上。《釋名》雲：「跪，危也，兩膝隱地體危阢也。」正襟危坐實際就是跪得筆直，以示嚴肅。孔子說，「席不正，不坐。」古人的坐，其實就是跪在席子上，所渭「席地而坐」；引身而起，即為跪拜。
　　

跪在禮儀中並無屈辱含義，只表示禮節與尊敬，臣拜君，君也還拜；禮尚往來，體現了壹種平等。這種坐姿壹直延續到唐朝的胡床傳入。隨著佛教的興盛，盤腿坐逐漸取代了跪式坐姿。宋代以後，木工工具已經完備，傢具式樣發生革命性變化，人們的雙腳也離開了地面，椅子桌子上都有放腳的踏板，甚至出現了所謂的「東坡椅」。從《韓熙載夜宴圖》可以得知，凳子和椅子類的坐具巳經非常普遍，徹底改變了當時人們生活，人類文明似乎已經達到壹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漢唐時代的床類似現在的凳子或沙發，坐在這種「床」上叫做「踞」；與正式的「跪」坐相比，「踞」坐是極為不雅的行為，孟子甚至因為妻子踞坐而想要休掉她。《史記》中記載，「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攝衣，謝之。」在當時，踞床見客是極其無禮的，更何況還在。由此可見劉邦是多麼缺乏教養。
　　

事實上，物質的文明並不必然導致精神的文明。「禮」興起於春秋時代，然而「禮」的基本原則卻是「尚往來」，文明必須相對於文明才有意義。「禮賢下士」是中國「禮時代」的基本社會文化。實際上直到盛唐時代，臣下對君主施禮，君主也是要還禮的。所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漢劉邦為了聘請窮書生韓信，需要齋戒沐浴更衣，築台拜帥，才能顯示其誠意。劉備「三顧茅廬」，聘請壹個「山野村夫」，更是成為千古佳話。
　　

中國古代有「鄉飲酒禮」的傳統。「鄉」本為「饗」，《說文》釋義曰：「饗，鄉人飲酒也。」《禮記·鄉飲酒義》載：「鄉飲衲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也就是說，在傳統飲酒禮中，只有六十歲以上的人才有資格坐。「鄉飲酒禮」在漢以後消失，但後來所謂的「三老五更」其實也屬於鄉飲酒禮的傳承。北周保定四年（564年），北周武帝在太學對於謹等元老大臣舉行「三老五更」儀式。《周書》記載，于謹等入席而坐，「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吃畢飯，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漢以後，廢而不講，然丞相進，天子御座為起，在輿為下。宰相既罷，天子更無與為禮者矣。（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置相》）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為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豪厘，而既已備之也。」（劉安《淮南子》卷九《主術訓》）

　　

唐宋之際，椅子逐漸普及，中國人改變了席地而坐的習慣，禮節也隨之發生了變化。當時，人際之間巳極少用跪禮，包括臣見君，通常情況下不需要跪，作揖即可。宋人王楙在《野客叢書》中說過這樣壹段話：

　　

古者拜禮，非特首至地，然後為拜也。凡頭俯膝屈手動，皆謂之拜。按《周禮》辨九拜之儀，壹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注：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也；振動，以兩手相擊也；奇拜，壹拜也；褒拜，再拜也；肅拜，但俯下手，即今之揖也。何嘗專以首至地為拜耶？

　　

《資冶通鑒》記載，唐朝初創，李淵建議官員們與他壹起商議政事時，平起平坐，直呼名字即可；結果遭到劉文靜等大臣們的反對，他認為這樣會亂了君臣綱常。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記載宋朝皇帝常常請大臣們進宮，參加皇室御宴，與普通人家的家宴並無不同。宋仁宗時代的壹次朝會中，寇準對皇帝出言不遜，皇帝氣得拂袖而去；寇準竟然衝過去，抓住皇帝的袍子將他拽了回來，直到朝會結束。仁宗亦無可奈何。
　　

《宋史·唐介傳》記載，御史唐介彈劾宰相文彥博，指責仁宗用人不當，說文產博乃「因貴屺而執政」。仁宗很生氣，要罷唐介的官，唐介回道：「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于謫？」後來唐介雖遭貶，但卻得到舉國讚譽。仁宗怕唐介想不開，專門派出宦官，壹路陪伴他到英州就職，不久又提拔到知諫院。
　　

在今天人們印象中，那種動輒跪倒磕頭的屈辱場面，始自蒙古征服的元朝。從這壹點上說，中國的古典文明時代從崖山之後徹底結束。
　　

文天祥被俘到元大都，元帝國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長揖，翻譯命他跪下，文天祥說：「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拒不下跪。《元史》載，臣下向皇帝表奏時，需要「跪讀表，讀畢，俯伏，興，複位」。這壹跪拜制度強化了君尊臣卑，後為明王朝所承習，「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流風所至，官吏不僅要跪拜皇帝，下級官吏對上級官吏也必須跪拜。
　　

明朝結束異族統冶，朱元璋為了恢復中華傳統，大興官學，特別規定為師者在府學見上官，可以拜而不跪。只是後來官風日壞，士人為五斗米折腰，斯文掃地。海瑞初入官場，朝廷任命他南平教諭（學官）。御史到學府視祭，作為下屬的學府官吏都跪地拜見，唯獨海瑞只作長揖，御史疑惑，海瑞解釋說：「如果去史府拜見，作為下屬應該行跪拜禮，這裡是學堂，師長教學生讀書的地方，不應該下跪。」作為官場的另類，海瑞因此事留下「海筆架」的龔故，左右皆跪伏而他種立，如同筆架壹般。
　　

明清時期，雖然有師道尊嚴．但侍讀的大學士給皇上或太子講課時，仍然必須下跪，根本沒有站的資格。紀曉嵐就曾因在陪太子讀書時未下跪，而遭到了乾隆皇帝的訓斥。
　　

明朝繼承了許多蒙元的陋習，比如臣子上朝時站立、奏事時跪下。《大明會典》記載：「凡百官奏事皆跪，有旨令起即起。」在跪的基礎上，明朝還繼承了蒙元帝國野蠻而極具差辱性的笞杖．而且這壹懲罰並不對士人豁免。「笞杖最易激起的是人的恥辱感，古代刑法專家早就指出，使受刑者感到恥辱，正是笞杖懲罰的內容之壹。他們似乎沒有考慮過，恥辱感原本是人類最需呵護的寶貴品格。然而，在當時政治家看來，笞杖是小人之刑，對於賤民，用不著談什麼尊嚴。」按照孟德斯鳩的說法，如果壹個國家，刑罰並不能使人產生羞恥之心的話，那就是由於暴政的結果——暴政常常對於惡棍和正直之士使用相同的刑罰。可以想象，如果唐介在明朝做的御史，他倒不壹定會死於鼎鑊，但多半會被死於廷杖。正德十四年（1519年），「諫南遊」的168名大臣遭到廷杖的刑罰，其中15人被活活打死；嘉靖四年（1525年），因為「爭大禮」，又廷杖134人，杖斃17人。
　

明朝尚不乏逆龍鱗的直臣，而到了清朝，滿朝大臣，就已經儘是唯唯諾諾的奴才了，「主上之遇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清襲明制，在跪禮上更加變本加厲，變五拜三叩為三跪九叩的拜天之禮，甚至朝貢之國覲見之時也要如此。清代皇帝與大臣議政，臣必須下跪。大臣上奏也必須「跪，口奏某事幾件」。御門聽政，眾臣跪在硬地上，「動輒逾刻」，甚至壹跪就是半天。明代君臣議事，還只是奏事者下跪，其他人站著；滿清皇帝召對，則所有大臣都得跪倒在皇帝腳下，「朝見長跪，夕見長脆」。
　　

唐宋時皇帝坐著，大臣站著，身體不好的，往往會站得頭暈眼花；到了清代，大臣就不乏跪死的。清人昭槤的《嘯亭雜錄》記載，乾隆十三年（1748年），年過七旬的協辦大學士劉于義，因為奏事，在養心殿跪了很久，起身站立時，踩住了自己衣袂，壹下子仆倒，頭撞在乾隆的御座上暴卒。
　　

這樣官高位重的的壹品大員，竟然因為下跪而死在皇帝面前。這30多歲的乾隆無比感動，下誥敕五道，諭祭、諭葬，並賜劉于義謚號「文恪」，大有號召全國學習其「跪得偉大，死得光榮」之意。曾親眼目睹劉于義最後「壯烈」的總管內務府大臣傅恆贊曰：「劉相公今死得其所矣！」
　　

晚清時代的「帝王師」翁同穌，每日在家裡練習三跪六拜九叩頭，幾乎把跪拜當成了廣播體操。恩科狀元張謇剛做翰林時，和全體京官迎接慈禧太后，在路邊跪了半日，偏趕上風雨交加，個個都變成了泥母豬。張騫壹氣之下掛冠而去，回家創業，成為中國早期著名的實業家。另壹個翰林蔡元培乾脆投奔了革命黨。在蔡元培看來，尊嚴要比生命更珍貴，何況麵包和富貴。
　　

元、明、清三代，知識分子作為壹個民族的精神支柱幾乎被徹底打垮。明清時期，以椅子為代表的中式傢具達到巔峰，諷刺的是，正因為椅子的普及，跪這種身體出言也被發揚到極致。在沒有傢具時代，人們可以坐著；如今，坐卻成為壹種特權，跪成為常態。廟堂之上，只有杈力最高的皇帝可以坐，因此便有了「坐天下」之說。據說乾隆皇帝讀史書，看到「三老五更」之禮，想試壹試，馬上遭到大臣張廷玉的反時——皇帝向臣子行跪拜禮，做臣子奴才的哪裡受用得起……

　　

椅子時代以前的皇帝，臣子跪拜，自己跪坐，因為自己雙膝著地，也就意味著自己並沒有比臣子高出多少，因而就能壓抑住自己內心的自尊與傲慢；而在椅子時代，皇帝整天面對著壹群對他行自我貶損的跪拜禮的臣子，自己則垂足而坐，像個大爺似的。這巨大的不平等，使皇帝的自尊心得到巨大滿足的同時，也越發地傲慢起來，自我意識中反覆提醒自己：天下准我獨尊，我比臣子們高出不止壹等，而是千萬等。天長日久，皇帝們就會越來越自大，越來越狂妄，越來越傲慢，自尊心也就會越來越膨脹，在受用臣子們的卑賤的同時，為了滿足更加膨脹的自尊心和傲慢，皇帝就會加強這種禮儀的卑賤性。（淡台卓爾：《椅子「改變」中國》）

　　

明清傢具之所以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並不完全是壹種生活的需要，而是極大的心理慰藉。以坐具為主的明清傢具，幾乎成為壹種宗教聖物。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坐成為壹種奢侈品，坐是壹種極為高貴的人生姿態。羅素曾說，自從人類發明了奴隸制，有權勢的人就以為，他們的幸福可以通過給他人造成痛苦來獲得。人們對坐的敬畏和崇拜，最後轉化為對椅子的崇拜，這種戀物癖導致了極為詭異的明清官帽椅文化和太師椅文化換言之，壹個跪著的人群對坐的羨慕，最終轉化為對椅子的崇拜。



馬戛爾尼的災難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西方的崛起，與其說是物質財富的崛起，不如說是精神財富的崛起。從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到民主革命，他們將人類政治文明帶到了壹個前所未有的高度。
　　

1793年，剛剛進人工業革命的英國，第壹次向中國派出外交使節，試圖讓東西兩大「世界帝國」聯手，創建壹個WTO式的世界貿易休系。中國最完美的皇帝乾隆對此非常重視，指派和珅專事接洽，結果雙方為了下跪問題僵持不下。中方壹定要英使馬戛爾尼行三跪九叩大禮，英國人認為三跪九叩表示英國臣服於中國，因此斷然拒絕。
　　

公元前481年，斯巴達人司佩爾提亞斯和布里斯面見波斯王薛西斯。他們此行是為了給11年前被其斯巴達同胞拋下山谷自尋「水和土」的波斯使節償命。雖然命運未卜，但當衛兵要求他們匍匐下跪時，他們毅然拒絕了。
　　

在西方文化中，並沒有這種對世俗權力下跪的文化。「希伯來、希臘文明傳統下西方文化中的膝蓋，壹直警惕世俗的恐嚇與侵蝕，只謹慎但虔誠地跪拜于其神聖的上帝或三位壹體的耶穌面前，通常只跪彼岸不跪此岸。如司佩爾提亞斯和布里斯所言，他們沒有給凡人跪拜的習慣。希臘人、羅馬人跪拜的是超越塵俗之上以宙斯（朱庇特）為首的奧林匹斯山上諸神，不跪國王，不跪執政官。這些傳統都導致了他們信仰眷顧的人格自守、人格平等的自由精神。」在路易十四的宮廷里，每人按自己的身份就座：國王坐扶手椅，王儲坐靠背椅，王族坐加高的凳子，大公和重臣坐普通凳子，公爵坐摺疊凳，朝臣們坐方墊子。
　　

為了不辱使命，馬戛爾尼壹度表示，願意向中國皇帝叩頭，但是要求中國官員也要對英王喬治三世的畫像叩頭，以表示平等。這同樣遭到中國的拒絕。最後乾隆選擇了非正式的接見方式。馬戛爾尼在覲見時，行的是單藤下跪的英國騎士禮——中國傳統上稱為「雅拜」。因為下跪問題，雙方不歡而散。從1656年到1795年的140年裡，俄國、荷蘭、葡萄牙、羅馬教皇和其他壹些歐洲國家派遣使節覲見情朝皇帝達17次之多，馬戛爾尼出使可能是唯壹沒有行三跪九叩禮的壹次。乾隆皇帝的不滿是不言而喻的了。遠涉重洋浩浩蕩蕩的英國使團，除了花費掉東印度公司的8萬英鎊之外，幾乎什麼也沒有得到。乾隆在給喬治三世的信中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
　　

二十多年後，英國又壹次派出外交使團來訪，仍然希望與清朝建立國際貿易關係。嘉慶專門頒發聖旨道：「爾使臣行禮，悉跪叩如儀。」但英國人還是像上壹次壹樣拒絕下跪。在正式會見前夕，負責外事接待的國公和世泰，竟然採取中國慣用的強制手段，在圓明園硬是摁著英使下跪叩頭。這個無恥無畏的「醜聞」使這次中英會談徹底失敗。作為這兩次失敗和屈辱的外交使團成員，斯通爵士在後來英國議會決定是否與中國開戰時，毫不猶豫地投了贊成票。他說：「中國聽不懂自由貿易的語言，只聽得懂炮艦的語言。」
　　

劉再復說：「世界讓他跪著的時候，他卻要站起來，這就是人；世界讓他站著的時候，他卻要跪下去，這就是奴才。」從前是大清要英國下跪，英國不跪，後來大清卻給英國跪下了。英國滿懷希望兩次跑來敲門，但大清始終拒絕開門，然後英國就把門給踹開了，甚至是把門也踹掉了。這場為了建立貿易合作關係的通商戰爭被中國稱為「鴉片戰爭」。但實際上戰後簽訂的《南京條約》所規定的條款，幾乎都是當年馬戛爾尼談判時提出雙方平等共享的商業利益，對鴉片隻字未提。
　　

1860年，又是圓明園，英國使節巴夏利被孔武有力的僧格林沁摁著下跪，最後引發了火燒圓明園的報復性行為。羅素曾經就此事評論道：「當我們不把磕頭當作壹件可笑的事情時，我們才能真正了解中國。」從那壹段歷史來說，中國的壹切，最後都凝聚到壹對摺斷的膝蓋下。跪或者被跪，被權力綁架的人們似乎不知道什麼是平等。這場因下跪而引發的災難以《天津條約》而結束，行免冠鞠躬禮的「國際慣例」被寫入條約。同冶十二年（1873年），同治皇帝舉行親政大禮，俄、英、法、德、美等國駐華公使聯名發出照會，要求以「國際慣例」參見覲見。這讓天朝又恨又怕，恨其「破壞祖制」，怕其再度開戰。最後御史吳可讀以「阿Q勝利法」幫助天朝完成了歷史的考驗——

　　

洋人無異於禽獸，使其行三跪九叩之禮，有如強禽獸而行五倫之禮。能使其行，不為朝廷之榮；不能使其行，亦不為朝廷之辱。各大臣以為不能使各國使臣從中國之禮，為中國之羞；臣竊以為，使各國使臣行中國之禮，反為中國之羞。

　　

這次覲見之後．官方的《京報》報道說，英國公使雖然沒有下跪，但在中國兒童皇帝的「天威」面前，「五體戰慄」、「雙手顫抖」、「雙足不能移動」、「汗流浹背」云云。恭親王教訓這些洋人「禽獸」說：「吾曾語爾等謁見皇帝，非可以兒童戲視，爾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國人，豈如爾外國人之輕若雞羽者耶！」
　　

在此前相當壹段時期內，很多中國官員甚至認定，洋人的膝蓋不能打彎。林則徐在給皇上的奏摺中說，「夷兵除槍炮之外，擊刺步伐俱非所嫻，而腿足裹纏，結束嚴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無能為，是其強非不可制也」；他們只長於海戰，但膝蓋極其脆弱，「壹仆不能復起」，白來送死。諷刺的是，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國際上，中國與瓷器從來都是同壹個詞：China。
　　

在著名的童話《綠野仙蹤》中，有壹個「脆弱的瓷器（China）城」，這裏所有的東西都是瓷器：瓷地面、瓷房子、瓷牛、瓷馬、瓷豬，連人也是瓷的。多蘿西和地的朋友稻草人、獅子、鐵樵夫來到這裏，驚恐的瓷牛踢翻了瓷桶，撞倒了瓷女孩，打爛了瓷宮殿……多蘿西同情地說：「它們實在是太脆弱了。」
　　

中國歷史常常將穩固的統冶稱為「鐵桶江山」，不怕內部折騰，也不怕外部打擊；但實際上，中國從來都是壹只瓷器。從材料學的角度來說，瓷器的硬度不比鋼鐵差，只是分子間的結合很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脆」。對這種「瓷器」，無論是來自內部的擊打，還是來自外部的震蕩，都容易造成破碎，且壹碎就是粉碎。孫中山說中國人從來都是壹盤散沙，因為散沙無論如何是無法挑戰瓷器的。儘管瓷器很脆弱，但對散沙而言也強大無比。這種畸形的穩定並非因為「杯具」的堅固，只是因為散沙的無力。
　　

壹個世紀之前，梁啟超批判腐朽的清朝：「今日之中國，報館有禁，出版有禁，立會演說又有禁，倡公理則目為邪說，開民智則誣為惑人。坐是種種，而中國國民之種子絕，即中國人求為國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師以率徒，兄以詔弟，夫婦朋友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韜晦、曰柔順、曰服從、曰做官、曰發財。」回看歷史，不能不感嘆百年如壹夢。



跪的隱喻

　　

哲學家們認為，壹個人有兩個生命，壹個是肉體的生命，壹個是精神的生命。肉體是獸性的，精神是神性的，而人就是半獸半神的自然傑作。只有這兩個生命都健康，壹個人才會享受健康的人生。對壹個健康的人來說，他不僅懂得捍衛自己的肉體生命，更懂得捍衛自己的精神生命，甚至有時為了後者而放棄前者，這就是「捨生取義」。對精神的神聖捍衛，體現了人脫離動物層面的偉大意義。壹個失去精神生命的人，只不過是壹只行屍走肉的動物而已，他已經失去了人的內涵。孫隆基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中認為，中國人幾乎沒有超越肉體階段，從而獲得精神生命。對「茍活」的人來說．精神生命從來都是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僅靠肉體生命，他仍然可以活得無比滋潤得意。
　　

人類社會的歷史，是壹部反抗不平等的歷史，正如法國大革命時期那句響亮的口號：「巨人之所以顯得巨大，是因為我們跪在地下，站起來吧！」當年武訓為了辦學，行乞下脆，成為中華聖人。下跪本身不是野蠻，或許還是壹種文明。但如果作為現代文明，至少下跪的最終訴求應當是壹種尊嚴和平等。
　　

「人類是需要治理的，但在無政府狀態存在的地方，人們開始只願意服從專制主義」；對愚昧時期的人類社會來說，「平等合作遠比專制難以實行，遠不及專制符合人的本能」。哪裡有專制，哪裡就有愚昧；同樣，哪裡有愚昧，哪裡就有專制。如果說人性是惡的，那麼權力就是惡的平方；用馬克思的話說，「專制制度具有獸性，和人性是不相容的。」托克維爾說：「沒有自由的民主社會可能變得富俗、文稚、華麗，甚至輝煌」，但在專制社會中「絕對見不到偉大的公民，尤其是偉大的人民的」。
　　

權力統治只能依靠把人愚化、劣化和侏儒化來維繫，只有把所有人變成精神白癡和智力腦殘，只有打斷所有人的精神脊樑和骨氣、摧毀所有人的自尊和勇氣，只有把社會環境敗壞成高尚者的地獄、卑劣小人的樂園，它才是安全的。這就是朱學勤所說的「有罪惡，卻無罪感意識；有悲劇，卻沒有悲劇意識」；就這樣，「人」被消滅了，正義也就被消滅了。
　　

清代的女真統治者以剃髮和下跪，打斷了中國人的脊樑；反過來，剃髮和下跪也成為壹種傳統的羞辱性懲罰行為。文革時期，剃頭之風席捲中國，無數「四類分子」被剃為光頭，連女人也不例外，有的甚至被剃成為陰陽頭；而下跪則演變成為壹種集體狂歡，革命小將們還發明了「坐飛機」等各種跪法。
　　

在壹個侏儒的國度里，壹個正常人要麼下跪，要麼就必須鋸掉雙褪。經歷過那個瘋狂時代的王小波，用他的黑色默解構了中國式的下跪，甚至從中發現了SM的隱喻：

　　

洋鬼子見到中國人給人磕頭，心裏興奮得難以自制：真沒法想像有這麼性感的姿勢——雙膝下跪！以頭搶地！！口中還說著壹些馴服的話語！！！他以為受跪拜者的心裏壹定欲仙欲死。聽說臣子見皇帝要行三磕九叩之禮，他馬上做起了皇帝夢：每天做那麼快樂的性遊戲，死了都值！總而言之，當時中國的政治制度在他看來，都是妙不可言的性遊戲和性儀式，只可惜他是個洋鬼子，只能看，不能玩……

　　

「壹切服從的現象，根源都在於恐懼，不論我們所服從的領袖是人還是神。」在某種意義上說，權力社會是壹個弱肉強食的動物世界。在無堅不摧的權力面前，人的壹切尊嚴都被席捲壹空；人變成了壹種沒有尊嚴沒有人格、沒有靈魂的行屍走肉。下跪將人類的最後壹塊遮羞布撕去，留下壹個貌似人的低等動物。如果說強者對弱者的容忍是壹種美德，那麼弱者對強者的容忍只是壹種茍且。壹般而言，權力社會要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先是令人心醉神迷的烏托邦般的天堂理想，從而誘發狂熱；而狂熱則導致大規模的恐怖和人間地獄；最後狂熱與恐怖被耗盡，變成玩世不恭、麻木不仁的犬儒主義。
　　

吉卜賽人有壹句著名的諺語：「在我死後，請將我站立著掩埋，因為我跪著活完了壹生。」對有些人來說，雖然身體已經直立起來了，但是在精神上仍然沒有進化到直立行走。壹雙雙跪倒的膝蓋，正映照了當下社會的殘酷與冷模．折斷的膝蓋並不能換取壹絲同情和悲憫。
　

如果探究壹下傢具的歷史，就會發現，人類在大多數時間都是極其貧窮的。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無數失地農民涌進城市，他們像動物壹樣，在地上鋪上乾草，就可以睡覺，而很多人甚至連乾草都沒有。鋸子在歐洲出現得特別晚，直到中世紀晚期，貴族們才可以得到平整的木板，用來做珍貴的傢具。在煤炭和石油發現之前，衣、食、住、行等等，全部依賴陽光下土地的生長，再加上燃料問題，更使木材在全世界都極度短缺，因此傢具從來都是奢侈品。
　　

隨著傢具在近代的普及，中國人逐漸失去了蹲的傳統，與西方人壹樣學會了坐，甚至連出恭也可以坐著處理，因為有了抽水馬桶。恰恰是在這個傢具普及的時候，中國開始出現跪的回潮，「下跪事件」層出不窮。這讓人想起，明清的椅子文化繁榮之下，中國的流氓和精英們同樣將下跪文化發揚到極致。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指出：「壹個民族並沒有真正改變其各種制度的能力。亳無疑問，以暴力革命為代價，它可以改變其名稱，但是其本質依然如故。……決定各民族命運的是它們的性格，而不是它們的政府。」他還說，「在群體的靈魂中佔上風的，並不是對自由的要求，而是當奴才的慾望。他們是如此傾向於服從，因此不管誰自稱是他們的主子，他們都會本能地表示臣服。」
　　

1935年12月，上海學生為聲援北京的「壹·二九運動」，而跪在市府前清願，此事令魯迅十分痛心。在12月21日致台靜農的信中，魯迅說：「上海學生，則長跪于府前，此真教育之效，可羞基於隕亡。」魯迅認為大學生的「長跪于府前」，比國土隕亡還令人羞恥。然而歷史總是壹遍遍地重演。
　　

在此之前的「三·壹八慘案」中，「執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衛隊打死徒手請願的學生之後，隨即趕到現場，面對死者長跪不起，之後又處罰了兇手，並從此終生食素，以示懺悔。」周作人先生說：「當災唯來臨時，只有跪下來順服的，沒有站起來抗爭的；當壹個災難過去后，只有站起來控訴的，沒有跪下來懺悔的。這大概也是我們民族的壹個特點吧。」從這壹點來說，段祺瑞是可貴的。因為無知，所以恐懼；因為懂得，所以悲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