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迫害人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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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迫害人民的方式
由 左翼反共人士 » 2019年3月28日
作者 滕彪
中共在1949年建立遠超傳統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之後，在鎮反、反右、土改、文革等歷次屠殺和政治運動中，把株連做法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製造了空前的人間慘禍。文革結束之後，階級鬥爭思維、蔑視法治人權的壹貫手段並未結束，尤其針對被列為政治敵人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株連親友甚至未成年親屬的做法，數不勝數，進入21世紀后更越演越烈。
中國維權律師王宇的16歲兒子，被中共當局從緬甸跨國追捕，抓回內蒙，令中共的政治株連再受關注。壹人犯罪，家族成員也受牽連、受懲罰的制度，在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體制下長期盛行。令人憤怒的是，中共近年的株連邪風有越演越烈之勢。
秦始皇的《焚書令》中就有「以古非今者族」的規定，「族」就是滿門抄斬的族刑。族刑有三族、九族之分，解釋不壹，具體適用時相當隨意。至明初，方孝孺因拒絕為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滅了十族，株連九族之外，另加弟子門生，罹難者達870多人。族刑連坐制直到清末變法時才被廢止。
但好景不長，中共建政之前就常常採取株連做法，1949年建立遠超傳統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之後，在鎮反、反右、土改、文革等歷次屠殺和政治運動中，把株連做法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製造了空前的人間慘禍。文革結束之後，階級鬥爭思維、蔑視法治人權的壹貫手段並未結束，尤其針對被列為政治敵人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株連親友甚至未成年親屬的做法，數不勝數，進入21世紀后更越演越烈。
2005年我與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調查山東臨沂暴力計生事件，發現存在極其普遍的株連。費縣村民房鍾霞因躲避強制流產，她的親戚被抓了22人，包括三個孩子、壹個孕婦和壹個70多歲的婆婆。有的鄉鎮不僅株連親屬，而且株連鄰居，甚至實行全村連坐。在全國各地執行計生政策的過程中都普遍使用株連手段。挺身而出揭露計生暴行的陳光誠被構陷入獄，他的妻子袁偉靜和孩子被軟禁在家多年，與外界徹底隔絕，並多次受到野蠻的毆打。
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全家人經常受到軟禁、人格侮辱、強制帶離、跟蹤和騷擾。實施非法監控的秘密警察甚至住到他的家裡。有壹次，高智晟妻子耿和到市場買菜，國保們跟蹤得很近，稍壹理論，國保就壹巴掌打過來。耿和後來又遭毆打，她的衣服被扯破，牙被打掉壹顆，滿臉是血。
以家人作要脅
2010年獄中的劉曉波獲諾貝爾獎之後，攝影家、畫家劉霞就壹直被中共軟禁，與外界隔絕，每周只准在監控下外出壹次購買生活必需品，長期的軟禁、威脅給劉霞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而中共如此虐待劉霞的唯壹理由就是劉霞是劉曉波的妻子。即使在國內國際持續的抗議之下，當局至今仍未解除對劉霞的非法軟禁。
著名維權人士胡佳的妻子和女兒也經常受到軟禁、跟蹤和騷擾。飽受酷刑的湖南民主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后，他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趙寶珠至少三次遭到強迫失蹤。內蒙古異見人士哈達的妻子新娜和兒子威勒斯多年來壹直受到國保的跟蹤、監控、拘捕和關押。71歲的資深記者高瑜被指控泄漏九號文件而獲刑七年，當局同時逮捕了他的兒子趙萌用以威脅高瑜，在兒子被當作人質的情況下，高瑜被迫違心地認罪悔過，並上央視受辱。
身在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維族記者肖赫來提·霍休，其在新疆的家人遭到當局報復，三個兄弟均被關押，三弟已因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五年。多次獲諾獎提名的維族民主人士熱比婭，流亡海外后，她的兩個兒子被抓。中共曾託人向她警告說，如果她不擔任世維會主席，她的兒子會輕判，否則將重判。結果，2006年11月26日熱比婭被選為主席，第二天她的壹個兒子就被判刑七年。
中共在西藏同樣採取了野蠻的株連手段。2009年至今，境內至少有142名藏人自焚，要求基本自由和人權，要求當局准許達賴喇嘛回家。而很多自焚者的家屬被捕、受酷刑、被安以罪名投入監獄。2012年8月7日，27歲的卓嘎措在甘肅合作市合作寺自焚身亡后，當局強迫他的丈夫承認是夫妻糾紛問題，但卓嘎措的丈夫拒絕接受，被當局拘捕。四川阿壩州若爾蓋縣達扎寺鎮婦女貢覺旺姆於2013年3月13號自焚身亡，當局要求她的丈夫卓瑪嘉向外公布他妻子是因夫妻不和才選擇自焚，被拒絕後，當局立即將卓瑪嘉拘捕，後來竟以「故意殺人罪」將其判處死刑。
未成年人也未能逃脫中共政治株連的魔掌。郭飛雄、陳光誠、高智晟的未成年孩子都曾受到不讓入學或者在監控下上學等騷擾。安徽的政治犯張林1989年之後五次入獄，至今仍在獄中。而最近壹次入獄，直接原因竟是為女兒爭取教育權利。10歲的張安妮2013年2月27日下午放學時被四個不明身份的強壯男子從小學帶走，在合肥市琥珀山莊公安派出所單獨關押3小時，其間遭警方不人道對待，其後不准她回該學校上課。這引發了眾多維權人士前往關注的「小安妮事件」。
位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5年10月發布報告《維權律師的子女究竟遭遇了什麼？》，列舉了壹些維權律師的孩子受株連的事件。報告總結說：「就施害手段而言，在人身自由方面，包括綁架、強迫失蹤、拘禁、毆打、禁止入學、單獨訊問、貼身監控（如押送上學）、禁止與外界通訊、騷擾（如重複傳喚）、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擊方面，則包括辱罵、恐嚇、威脅、污名化其父母、孤立、當眾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毆打或被警方帶走等。」高智晟、李春富、江天勇、余文生等律師的未成年孩子都親眼目睹父親被毆打、被辱罵。
骨肉分離剝奪自由
著名人權律師王宇之子——年僅16歲的包卓軒，在父親陪同下準備前往澳洲留學時，在北京首都機場被綁架，其護照被沒收、電話被搶走。包卓軒被強行帶到天津后，數次遭到國保的暴力毆打。10月初，包卓軒因無法忍受當局持續的監控、恐嚇及騷擾，在另外兩名維權人士的協助下試圖離開中國，被中國當局從緬甸帶回內蒙嚴密禁控。鋒銳律師事務所另外兩名律師的孩子出國留學的計劃同樣被破壞：于合金律師的兒子、劉曉原律師的兒子都被拒絕給予護照。目前仍處被失蹤的人權律師李和平，其15歲的兒子、5歲的女兒被禁止離境。
我個人也有類似遭遇。2014年哈佛大學法學院邀請我做訪問學者，我準備全家壹同前往。但臨出發前，太太和女兒從深圳前往香港時被阻攔，無法出境，後來從天津試圖離境，再次在機場被阻。問原因，回答是：「妳們自己清楚。」數次交涉無果，家人團聚看起來遙遙無期。無奈之下，只能選擇冒險偷渡。這事敘述起來很簡單，但8個月的骨肉分離、毫無預期的等待、被剝奪自由的羞辱、偷渡的驚險以及給孩子造成的傷害，非親歷者難以體會其中的痛楚。
中國拿政治犯、良心犯的親人甚至拿未成年人家屬做人質進行要脅，實在下流。它的喉舌們反誣海外勢力拿未成年人家屬做政治籌碼，豈非無恥之尤？
野蠻極權體制標誌
壹般來說，在專制體制下選擇成為民主人士或人權捍衛者，應該清楚從事這壹事業的風險，並且對此有所準備。和其他多數維權者壹樣，我經歷了被吊銷律師證、被停課、被開除、被軟禁、被綁架、被酷刑和被關押，每次越挫越勇，即使連續兩個多月遭受肉體和精神酷刑，也未崩潰。但當國保拿我的兩個年幼的女兒來威脅我的時候，我就面臨極大壓力，被迫寫下悔過書、保證書之類。
在我的經驗里，爭取自由的公民們最難以平衡的，就是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的衝突了。很多妥協、屈服、沈默，甚至放棄，是在害怕父母、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或者已經遭到迫害之後而不得已做出的選擇。中共特務們也自然清楚這壹點。當喝茶、軟禁、勞教、關押和酷刑都無法讓我們屈服、無法讓我們停止抗爭的時候，為了達到最大的威懾目的，將種種痛苦施加到我們的親人身上，就成為他們常常採用、熟練運用的手段。至於法律、程序、人性、尊嚴，統統都不在他們考慮之列。這種政治株連，也是中國至今仍未脫離野蠻的極權體制的標誌之壹。
中共在1949年建立遠超傳統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之後，在鎮反、反右、土改、文革等歷次屠殺和政治運動中，把株連做法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製造了空前的人間慘禍。文革結束之後，階級鬥爭思維、蔑視法治人權的壹貫手段並未結束，尤其針對被列為政治敵人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株連親友甚至未成年親屬的做法，數不勝數，進入21世紀后更越演越烈。
中國維權律師王宇的16歲兒子，被中共當局從緬甸跨國追捕，抓回內蒙，令中共的政治株連再受關注。壹人犯罪，家族成員也受牽連、受懲罰的制度，在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體制下長期盛行。令人憤怒的是，中共近年的株連邪風有越演越烈之勢。
秦始皇的《焚書令》中就有「以古非今者族」的規定，「族」就是滿門抄斬的族刑。族刑有三族、九族之分，解釋不壹，具體適用時相當隨意。至明初，方孝孺因拒絕為朱棣草擬即位詔書，被滅了十族，株連九族之外，另加弟子門生，罹難者達870多人。族刑連坐制直到清末變法時才被廢止。
但好景不長，中共建政之前就常常採取株連做法，1949年建立遠超傳統專制的極權主義政權之後，在鎮反、反右、土改、文革等歷次屠殺和政治運動中，把株連做法發揮到登峰造極的程度，製造了空前的人間慘禍。文革結束之後，階級鬥爭思維、蔑視法治人權的壹貫手段並未結束，尤其針對被列為政治敵人的民主人士、維權人士，株連親友甚至未成年親屬的做法，數不勝數，進入21世紀后更越演越烈。
2005年我與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去調查山東臨沂暴力計生事件，發現存在極其普遍的株連。費縣村民房鍾霞因躲避強制流產，她的親戚被抓了22人，包括三個孩子、壹個孕婦和壹個70多歲的婆婆。有的鄉鎮不僅株連親屬，而且株連鄰居，甚至實行全村連坐。在全國各地執行計生政策的過程中都普遍使用株連手段。挺身而出揭露計生暴行的陳光誠被構陷入獄，他的妻子袁偉靜和孩子被軟禁在家多年，與外界徹底隔絕，並多次受到野蠻的毆打。
著名人權律師高智晟，全家人經常受到軟禁、人格侮辱、強制帶離、跟蹤和騷擾。實施非法監控的秘密警察甚至住到他的家裡。有壹次，高智晟妻子耿和到市場買菜，國保們跟蹤得很近，稍壹理論，國保就壹巴掌打過來。耿和後來又遭毆打，她的衣服被扯破，牙被打掉壹顆，滿臉是血。
以家人作要脅
2010年獄中的劉曉波獲諾貝爾獎之後，攝影家、畫家劉霞就壹直被中共軟禁，與外界隔絕，每周只准在監控下外出壹次購買生活必需品，長期的軟禁、威脅給劉霞造成了嚴重的心理創傷。而中共如此虐待劉霞的唯壹理由就是劉霞是劉曉波的妻子。即使在國內國際持續的抗議之下，當局至今仍未解除對劉霞的非法軟禁。
著名維權人士胡佳的妻子和女兒也經常受到軟禁、跟蹤和騷擾。飽受酷刑的湖南民主人士李旺陽離奇死亡后，他的妹妹李旺玲和妹夫趙寶珠至少三次遭到強迫失蹤。內蒙古異見人士哈達的妻子新娜和兒子威勒斯多年來壹直受到國保的跟蹤、監控、拘捕和關押。71歲的資深記者高瑜被指控泄漏九號文件而獲刑七年，當局同時逮捕了他的兒子趙萌用以威脅高瑜，在兒子被當作人質的情況下，高瑜被迫違心地認罪悔過，並上央視受辱。
身在美國的自由亞洲電台維族記者肖赫來提·霍休，其在新疆的家人遭到當局報復，三個兄弟均被關押，三弟已因被控危害國家安全罪被判刑五年。多次獲諾獎提名的維族民主人士熱比婭，流亡海外后，她的兩個兒子被抓。中共曾託人向她警告說，如果她不擔任世維會主席，她的兒子會輕判，否則將重判。結果，2006年11月26日熱比婭被選為主席，第二天她的壹個兒子就被判刑七年。
中共在西藏同樣採取了野蠻的株連手段。2009年至今，境內至少有142名藏人自焚，要求基本自由和人權，要求當局准許達賴喇嘛回家。而很多自焚者的家屬被捕、受酷刑、被安以罪名投入監獄。2012年8月7日，27歲的卓嘎措在甘肅合作市合作寺自焚身亡后，當局強迫他的丈夫承認是夫妻糾紛問題，但卓嘎措的丈夫拒絕接受，被當局拘捕。四川阿壩州若爾蓋縣達扎寺鎮婦女貢覺旺姆於2013年3月13號自焚身亡，當局要求她的丈夫卓瑪嘉向外公布他妻子是因夫妻不和才選擇自焚，被拒絕後，當局立即將卓瑪嘉拘捕，後來竟以「故意殺人罪」將其判處死刑。
未成年人也未能逃脫中共政治株連的魔掌。郭飛雄、陳光誠、高智晟的未成年孩子都曾受到不讓入學或者在監控下上學等騷擾。安徽的政治犯張林1989年之後五次入獄，至今仍在獄中。而最近壹次入獄，直接原因竟是為女兒爭取教育權利。10歲的張安妮2013年2月27日下午放學時被四個不明身份的強壯男子從小學帶走，在合肥市琥珀山莊公安派出所單獨關押3小時，其間遭警方不人道對待，其後不准她回該學校上課。這引發了眾多維權人士前往關注的「小安妮事件」。
位於香港的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2015年10月發布報告《維權律師的子女究竟遭遇了什麼？》，列舉了壹些維權律師的孩子受株連的事件。報告總結說：「就施害手段而言，在人身自由方面，包括綁架、強迫失蹤、拘禁、毆打、禁止入學、單獨訊問、貼身監控（如押送上學）、禁止與外界通訊、騷擾（如重複傳喚）、禁止出境等。在心理和精神打擊方面，則包括辱罵、恐嚇、威脅、污名化其父母、孤立、當眾羞辱、被迫目睹父母被毆打或被警方帶走等。」高智晟、李春富、江天勇、余文生等律師的未成年孩子都親眼目睹父親被毆打、被辱罵。
骨肉分離剝奪自由
著名人權律師王宇之子——年僅16歲的包卓軒，在父親陪同下準備前往澳洲留學時，在北京首都機場被綁架，其護照被沒收、電話被搶走。包卓軒被強行帶到天津后，數次遭到國保的暴力毆打。10月初，包卓軒因無法忍受當局持續的監控、恐嚇及騷擾，在另外兩名維權人士的協助下試圖離開中國，被中國當局從緬甸帶回內蒙嚴密禁控。鋒銳律師事務所另外兩名律師的孩子出國留學的計劃同樣被破壞：于合金律師的兒子、劉曉原律師的兒子都被拒絕給予護照。目前仍處被失蹤的人權律師李和平，其15歲的兒子、5歲的女兒被禁止離境。
我個人也有類似遭遇。2014年哈佛大學法學院邀請我做訪問學者，我準備全家壹同前往。但臨出發前，太太和女兒從深圳前往香港時被阻攔，無法出境，後來從天津試圖離境，再次在機場被阻。問原因，回答是：「妳們自己清楚。」數次交涉無果，家人團聚看起來遙遙無期。無奈之下，只能選擇冒險偷渡。這事敘述起來很簡單，但8個月的骨肉分離、毫無預期的等待、被剝奪自由的羞辱、偷渡的驚險以及給孩子造成的傷害，非親歷者難以體會其中的痛楚。
中國拿政治犯、良心犯的親人甚至拿未成年人家屬做人質進行要脅，實在下流。它的喉舌們反誣海外勢力拿未成年人家屬做政治籌碼，豈非無恥之尤？
野蠻極權體制標誌
壹般來說，在專制體制下選擇成為民主人士或人權捍衛者，應該清楚從事這壹事業的風險，並且對此有所準備。和其他多數維權者壹樣，我經歷了被吊銷律師證、被停課、被開除、被軟禁、被綁架、被酷刑和被關押，每次越挫越勇，即使連續兩個多月遭受肉體和精神酷刑，也未崩潰。但當國保拿我的兩個年幼的女兒來威脅我的時候，我就面臨極大壓力，被迫寫下悔過書、保證書之類。
在我的經驗里，爭取自由的公民們最難以平衡的，就是社會責任和家庭責任的衝突了。很多妥協、屈服、沈默，甚至放棄，是在害怕父母、孩子等家人遭到迫害或者已經遭到迫害之後而不得已做出的選擇。中共特務們也自然清楚這壹點。當喝茶、軟禁、勞教、關押和酷刑都無法讓我們屈服、無法讓我們停止抗爭的時候，為了達到最大的威懾目的，將種種痛苦施加到我們的親人身上，就成為他們常常採用、熟練運用的手段。至於法律、程序、人性、尊嚴，統統都不在他們考慮之列。這種政治株連，也是中國至今仍未脫離野蠻的極權體制的標誌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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