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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任協華

在壹個由反國家形態所構成的統治時期，討論底層抗爭的實質意義，則必然要從民主浪潮的線索中尋求其基本現實的路徑，以不僅要突破來自高壓特權的暴力手段，也更要求就民主轉型的社會性予以再深入的可能。這是因為，底層抗爭在實質上並不等於壹般意義上的維權行動，而是已體現為和世界現實同步共振的形態。這就是轉型與民主化、抗爭與維權之間的內在聯繫。換而言之，實現民主化的過程，就是底層與整體社會之間相互支撐的過程。而當社會呈現為因極權導致分裂之後，底層抗爭的首要問題，則是對社會進程的再造，因此底層抗爭在當代的形態，它的目標、期望和實際境況，就是對社會恢復為真實社會的努力。儘管，在這壹點上，中共以數十年之力，吸榨大陸巨額人口紅利，以超特權的統治壟斷壹切政治及社會資源，然而，底層民眾的事實存在，就已構成了持續推動民主化思潮的可能。並且，此種格局，是以未來作為坐標。由此，中共的壹切暴力必將失效。這即是底層乃社會、族群之本的真正答案。

底層抗爭在由中共所壟斷的現實狀況中，實際上已作為轉型的社會主體行使其在歷史進程中的作用，而非僅局限於在某種局部狀況中進行權利維護及生存訴求。這是因為，在壹個已處於斷裂崩潰的社會中，維權本身不可能作為最終目標而實現，甚至相反，從政治權利及社會原則的層面出發，維權的過程在實際上就是從被壓迫和被損害的壹面，擴大至對政治權利的進取，而這就是對底層乃抗爭主體的事實確認。迴避維權的內在含義，也就無法達成對民主化以實現自由的期望，甚至反而會因維權導致社會凝滯。同時，在另壹層級上，當整體社會的抗爭遞增為對特權集團的進壹步抵抗時，底層就會產生在營造主體之前凝聚並強化權利機制的實際動力。這種概括，既說明著因中共所導致的社會分裂已達到最大惡化程度，同時，也重申了在推動大陸民主進程的運動中需再次確立的事實。也即，民主本身並不足以承擔實現制度變化的結果，而是作為政治前提，並經社會共識的確認，致力於公平、自由、充滿人性張力和契約精神的社會創建。

民主運動的社會線索

將大陸民眾視為低端人口並予以驅逐的行為，從本質上講，確證了中共作為反人類統治集團的本性，也就是在壹方面，壓榨、掠奪大陸民眾的血汗，在另壹方面，自詡為紅色暴力權貴，以特權和唯壹性、排他性的統治模式，對大陸民眾予以藐視。壹面是聲色犬馬、酒池肉林的特權狂歡，壹面是含辛茹苦、節衣縮食的底層艱辛，在這樣的現實語境中，討論民主的危機不僅顯得多餘，甚至冷酷無情。而作為權利再造的當代手段，底層抗爭和轉型進程所天然形成的契約關聯，就已成為在此反國家形態的統治年代，壹種可以對社會及政治權力進行深刻提煉的行動。這和壹般意義上理解的維權有所不同的是，並不是因權利缺損或受到傷害從而進行抵抗，而是在於，權利缺損已是既定現實需通過底層抗爭謀求改變，而底層也並非僅局限於「底層」本身，底層在政治權利中意味著的，即是所有非特權集團的群體和個人。因此，底層抗爭從普遍的角度理解，就是社會抗爭的現實反映，是基於壹個要求在其領域內，實現國家與個人真實可見的權利的實踐行動。

底層抗爭同樣也體現著在當代狀況中對於何謂權利的重新闡述，它區別於在政治領域內以生存權替代權利的統治謊言（儘管這種闡述仍需得到進壹步解釋，卻依然能體現於對制度轉型的現代呈現），也就是，「生存權」並非僅指涉生存主張的基本含義，而是作為權利在實際格局中的壹致性從而具有著無法置換、不可虛擬的價值。中共以特權揮舞暴政之手，同時又以所謂的「人權論壇」試圖蠱惑世界整體對權利的當代解釋，但在實際上，卻又因對權利主體也即底層民眾的漠視（將大陸民眾視為低端人口，卻又反過來向世人證明人權的優越性），從而暴露了中共實屬異類的邪惡特徵。而此種病症的表現，以及由此反映于社會的各個角落中時，則又恰恰指證了中共實為非法政權的實際現實，也就是用驅逐低端人口，將政治權利的失衡變更為社會危機，繼而以「生存」掩蓋真實權利，迴避因狂妄特權製造的地區衝突。然而，中共所運用的壹切手段，均無法在政治格局內消除其分裂人間社會的嚴重後果，同時，也必然會激起在更大範圍內的抵抗。而作為轉型的非暴力場域，底層抗爭在實際上就已構成了民主運動的社會線索，是現代民主在大陸地區成為引導體系的事實標誌。

民主化的首要前提

中共通過對整體大陸的高度壟斷，所產生的政治圖景既已表現為社會功能和機制的徹底消失。在此種極端惡劣的狀況中，實際上並不存在生存的權利。這不僅是因為中共以暴力機器對全體民眾肆意生殺予奪，也更在於因社會以處於崩壞狀況。而生存的權利在本質上和人權同為壹體，沒有社會，也就談不上有所謂的生存及權利，是因為生存作為人類的行為難以在現實的行進中獲得依仗。由此，無論是大陸民主轉型的積極進取，還是民主運動以權利為主導方向，都必將要經過底層及所構成的抗爭行為予以具體體現。尤其是對於已經開啟的現代民主征程而言，底層，不僅意味著對解體社會的重構，也體現於政治動力的現代主體。底層即是政治的構成，是抗爭及轉型行動的內在核心。並且，就深入的當代形態展開闡述，底層抗爭則是在政治邊界內對人權再造予以激發的第壹要素。而無論身處何種被統治的狀況中，由底層所凝聚的抗爭歷程，不僅是推動大陸民主化的首要前提，同時也是在世界失序的不穩定格局中，有關民主浪潮源發動力的重要來源。

轉型再造

大陸民主運動在其運行的動態歷史中，包含著批判性的社會促進精神，但是，因啟蒙運動的嚴重偏離，導致了民主意願難以在現實層面獲取具有普遍力量的民意支持，也就是對何謂民主的現實性，無法進行世俗的闡釋和歸類，從而喪失了持續性的來自民眾的共鳴。這種結果循環，不僅使得中共對大陸的統治愈加變本加厲，也在社會同期的領域中，消耗著推進民主進程以達成憲政體系的社會資源。而壹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在於，在底層民眾與中共統治之間始終存在著壹個極其冷酷的界線，那就是權利格局的完全異常，才是當代轉型所要確立並付諸行動抗爭的真正所在。因此，在實際上，中共所宣揚的「人權」其實是中共自身的統治權，也就是奴役、壓制、迫害大陸民眾以繼續享受超級特權的權力，是將統治權任意解釋為所謂「中國特色的人權」的真實意圖。

當代大陸的現實狀況，存在著積極行為的要素，是因為在這其中，不僅包含了對民主的嚮往，同時也具備著超出歷史周期、扭轉大陸在世界中負面形態的期許。因此，從底層抗爭入手，引導至憲政的途徑，就已不再是簡單的對革命的延續，而是出於大陸近代史的政治訴求中未完成的民主使命。也即，抗爭的最終指向，是建立在壹個達成制度完整以保障和捍衛民眾權利、恢復及重塑被中共所割裂的社會進程的真實願望中，並在最終的政治領域內，終結中共的「中國專制」。這種視野，超越了對社會革命的固化僵持，尤其是民主運動因現狀的重荷時刻面臨抉擇時，具備著對現在時態的深化作用。「未完成的使命」，就是對民主運動促進大陸轉型的再造，更是通過對現實的檢視，從而在更廣泛的層級中，理解並支持底層抗爭對於推動民主化所產生的社會性影響。也就是在壹個愈加暴力和殘酷的極權時期，以凝重的思想，再次確認及闡述轉型此壹議題所蘊含的，與大陸現狀密切相依的內在聯繫，逃離中共設置的漩渦與黑洞，在普遍易見的空間中，行使憲政制度對當代政治的權利主導行動。

政治作為權利的現實折射

中共治下的大陸民眾，在本質上是作為現代政治的難民而存在，因此，在抗爭之外，就包含著對政治邏輯的現代更替。中共以「黨社會化」取代政治權利，在實際上，也同時說明了中共是「中共統治」的陷阱。由自設陷阱生成的特權，要面臨的就不僅是來自底層的抗爭，還要面對壹個不可迴避的結果，也就是所謂「中共政權」的崩潰。而民主轉型在壹方面來自於底層抗爭的積極行為，另壹方面，則取決於壹個具有社會普遍意願的對制度的當代性和正當性的默契，這是所有構成民主及促成民主化的地區性先決條件。因此，底層抗爭在激發社會源動力之外，也壹樣要體現並包含于轉型的元素中。這就像民主的功能是為了要體現、彰顯權利平等壹樣，無視或貶低底層的存在，則民主無力，壹切抗爭運動和民主思想均無法對社會形成觸動。因此，抗爭對於底層而言，既是社會性的標尺，也是政治倫理的反映。進而言之，在當代及未來序列中，「底層」恰恰表明著整體社會是否具備政治機能的完全性。同時，這也明確了除中共之外，大陸壹切民眾、團體都是待清理的「低端人口」，此種大陸政治悖論的事實，即是中共作為特權集團對自身的反噬和政治瓦解。

創建自由社會是大陸民主運動在當代政治的領域內，所要面對的壹個重要議題，是在於亞洲大陸，在實際上已變成了全球最複雜的政治與民生極端衝突的區域。當「底層」這壹社會分層已擴展至所有被統治集團排除在外的群體時，由底層形成的抗爭就不再僅僅是社會格局的變更，而是在更深刻的層面上，上升為對政治作為權利的現實折射。而中共在壹方面欲以毫不掩飾的暴力征服世界，成為新的領導全球秩序的權力體，又在另壹面，莫名其妙斷言不會輸出所謂的「中國模式」，此種欲蓋彌彰的手法，又正好暗示了中共極權在政治邏輯上缺乏其權力來源的正當性。由此種現狀所形成的，即是對未來大陸的權利失效，是所有反人類體制終將失去借口走向崩潰的開始。是此，底層抗爭本身就是對民主運動在大陸地區進行反極權的當代表述，是轉型在社會分裂和政治失序的困境中，之所以仍具備歷史必然性的真實原因。尤其是當何謂現代革命缺乏清晰度時，在實際上，底層就是對被迫成為「階級」直接而堅決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