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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張千帆

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對律師浦志強的起訴書，以「煽動民族仇恨」和「尋釁滋事」兩項罪名提出指控。起訴書稱被告利用新浪微博，「借雲南暴力恐怖襲擊事件等，先後8次發布多條微博，利用信息網路挑撥民族關係，引發大量網民瀏覽後轉發和評論，破壞民族團結」，並「針對社會熱點事件等，以侮辱性語言對相關人員田某某、申某某等多人肆意辱罵，引發大量網民瀏覽後轉發和評論，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由此認定被告「利用信息網路，煽動民族仇恨，情節嚴重」，「公然辱罵他人，情節惡劣，破壞社會秩序」。

以上即是起訴書的全部要點。掐頭去尾，起訴書的實質內容不到壹頁。這就是公安、檢察拖了壹年多、數次退回補充偵查的「合作成果」，不禁令人愕然。起訴書對被告的「犯罪」事實簡單羅列、語焉不詳，全部定罪證據就是被告過去幾年發表的若干微博，因而是典型的以言定罪。

這種做法不僅涉嫌侵犯被告受憲法第35條保護的言論自由，而且體現了公安與檢察對於公民的基本人身自由缺乏敬畏，而在行使剝奪這壹自由的公權力過程中顯得過於輕率。浦志強的表達方式或許辛辣尖刻，但都是經過自己思考發表的負責任的言論。究竟是對是錯，應該在言論自由、暢所欲言的環境下讓每壹個聽眾來決定，而不是被國家機器動用刑法手段強制沈默。如果把公安和檢察比作國家機器的「胳膊」，那麼讓他們來決定公民能說什麼、不能說什麼，就如同「胳膊管腦袋」壹樣，如此治國顯然是極其危險的。

人類之所以建立國家，首要目的是保障人民的安全。人民之所以在建立國家時授權它壟斷全部的合法暴力，正是為了防止私人行使暴力相互傷害。國家建立之後，所有私人暴力即屬非法，除非是為了正當防衛。國家的基本任務，是通過壟斷的正當暴力來鎮壓與防範不正當的私人暴力，而暴力壟斷機構就是負責「公共安全」的警察。作為「國家機器」和國家權力的終極後盾，他們負責保衛人民的安全。然而，警察也是會犯錯的凡人；也要防止他們以權謀私，將國家賦予的公權力變成自己的私權力。如果對他們的權力沒有約束，警察就有可能成為人民的壓迫者而非保護者；公安不僅不會帶來公共安全，反而會損害人民的安全。

安全和自由是人的最基本需求，而這種需求恰恰在國家面前顯得十分脆弱，因為國家機器對暴力的合法壟斷排除了有效的私力救濟。壹旦暴力壟斷的合法性得不到保障，國家公權力失控並淪為個人私器，那麼不受控制的公權將蛻化為最可怕的私權濫用。如洛克指出，這樣的「國家」還不如沒有國家的自然狀態，因為在無政府狀態，私人尚可利用壹己之力保護自己，但是如果國家機器的掌控者可以通過威脅人民的自由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那麼國家就成了統治者奴役人民的工具，在本質上與黑社會綁架勒索無異。

控制國家公權濫用的利器正是憲政與法治。法治要求公權力的行使必須依據法律，任何超越法律的權力皆屬違法；儘管其行使主體是國家的某個部門，非法權力在本質上是行使者的私人權力。違法的警察權是警察行使的私人暴力，從根本上違背了立國初衷。它們和其它的私人暴力壹樣，應當為正當的國家暴力所制服。憲政則比法治更進壹步，要求所有的法律符合憲法；人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不得受到任何公權侵犯，即便以法律的名義。只有當警察權被關進憲法與合憲的法律所製作的「籠子」里，它才不會無法無天，淪為危害公共安全的兇器。這也是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意義所在。

依法治國不僅要依靠政府的自覺，更離不開社會的監督，尤其是律師的作用，而此次作為律師的浦志強卻因為言論而受到公權力起訴，對於中國法治而言是壹個不祥的信號。依法治國意味著警察權的行使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的許可權與程序，而其基本條件則是律師權利必須受到尊重與保護。固然，公安的權力也受到法院與檢察院的約束，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壹個分權原則沒有得到承認和保障的國家，公檢法往往是在當地「壹把手」指揮和協調下的既得利益共同體，彼此不能有效監督約束。律師則天然代表著社會利益，是監督公檢法依法治國的社會力量。改革三十多年來，中國律師已經成長為推動法治的中堅力量。事實上，浦志強律師本人即通過個案為廢除勞教等制度進步立過汗馬功勞。如果律師的基本權利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警察可以因為言論等莫須有的罪名而剝奪維權律師的人身自由，中國法治無疑將發生嚴重倒退。

除了必須嚴格依法行使之外，警察權還有其不得涉足的憲法禁區，那就是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基本權利，尤其是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這是因為國家的基本目的是以暴制暴，警察權的正當行使僅限於防控對社會有害的行為，而信仰、思想和言論壹般不會產生任何直接社會危害。恰好相反，宗教、思想和言論自由對於社會的健康、穩定與繁榮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宗教自由對於維持公民的道德信仰至關重要，而道德信仰是社會自治的前提條件。思想自由是社會活力的基礎，言論自由是公民交流信息、理性決策、監督政府的基本保障。只有通過自由的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社會信息才能以沒有扭曲的方式充分流通，不同觀念才能得到自由交鋒、優勝劣汰，政府腐敗等社會陰暗面才能得到充分暴露，社會治理才能走上健康理性的正道。

如果把國家比作壹個人的話，那麼思想和言論就是他的腦子，警察權是他的胳膊大腿；胳膊大腿雖然粗壯有力，卻不能代替腦子思考，更不可能判斷思想和言論的對錯。如果說壹個胳膊指揮腦袋的人很危險，如此治國豈不是更危險？

當然，言論當中可能包含某些錯誤或有害信息，但是這些錯誤只有在壹個自由交流和交鋒的環境下才能得到辨別。換言之，要糾正言論的錯誤，必須通過更多的自由言論，而不是強迫沈默；如果國家強行中斷討論，真理和謬誤反而會變得不清不楚。事實上，和人民相比，國家自身並沒有什麼發現真理或至善的「特異功能」。價值判斷因人而異，國家無權把統治者自己的立場強加於人民；事實判斷建立在經驗歸納基礎上，而沒有什麼證據表明政府有能力壟斷髮現科學真理的手段；宗教信仰則涉及經驗無法證實或證偽的超驗存在，更是政府不得涉足的雷區，否則國家就將退化到政教合壹的中世紀。

因此，國家既不能為人民提供「正確」的觀念和信仰，也不能禁止人民接觸和相信「錯誤」的觀念和信仰。什麼是「正確」或「錯誤」、什麼對社會「有利」或「有害」，都必須由人民在信仰與言論自由環境下做出自己的判斷。只有當言論會產生「清楚與現存的危險」，也就是直接有害的行為後果，因而來不及討論就必須制止，譬如在漆黑壹片的劇院里高呼「失火了」，導致人們紛紛奪路而逃、引起踩踏傷亡，政府才能依法禁止其傳播並予以懲罰。

本案起訴書宣稱浦志強發表的某些微博言論構成「尋釁滋事」乃至「煽動民族仇恨」，但我們只看到「情節嚴重」、「破壞社會秩序」等壹堆空洞的帽子；時隔壹年多，並未發現這些言論產生了任何不良的現實後果。至於起訴書中的受害人「田某某」、「申某某」或為政府部門的新聞發言人，或為全國人大代表，其作為公眾人物的名譽理應在言論自由面前做出讓步；即便名譽受損，也應該由他們自己站出來維權，而不是由國家公訴機關出面懲罰言論。

如果警察可以因為公民說了什麼話就隨便抓人，那麼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壹個「胳膊管腦袋」的危險國家，任何人的言論自由和人身安全都得不到基本保障。作為準司法機關，檢察院本來應該管壹管公安這隻「胳膊」。憲法第131條還特別責令其「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但是這份單薄的起訴書只能表明，北京第二分院此次根本沒有履行其應盡的憲法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