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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節明

從上個世界初葉至今，由於以共產黨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全世界的血腥實踐，及其造成的災難，使得「社會主義」這壹名詞變得臭不可聞，提起「社會主義」，就容易使人聯想到共產黨的極權統治，以致於如今許多人不自覺地把社會主義等同於共產黨壹黨專制的「社會主義」。

這實際上是對社會主義的極大的誤解，因為共產黨壹黨專制的社會主義只是社會主義的壹個邪惡變種，它並不能等同社會主義：共產黨壹黨專制的社會主義來源於馬克思的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因此，它屬於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種類，而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則是社會主義理論大家庭中的壹個激進成員。

社會主義理論多種多樣：除馬克思社會主義以外，有聖西門、歐文、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有蒲魯東社會主義、有修正馬克思主義的伯恩斯坦、考茨基社會主義、有克魯泡特金社會主義、有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也有現今西方社會民主黨所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

可見，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並不等同於社會主義理論；因此，不能以共產黨壹黨專制的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和罪惡為由，全盤否定社會主義。

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踐是錯誤的、罪惡的，並不等於所有的社會主義實踐都是錯誤的、罪惡的，現在由社會民主黨倡導和奉行的民主社會主義，就在北歐國家和壹些西歐、中歐取得了成功，這些國家不僅富裕，其社會安定程度和道德風尚甚至優於英美。馬克思社會主義的實踐、希特勒的民族社會主義實踐之所以邪惡，是因為其動用暴力共產、動用暴力壓迫特定的社會群體，而大多數社會主義實踐並沒有暴力的性質：歐文和平地在美國進行公有制社會實驗、傅立葉刊登廣告，謀求富商資助他搞社會主義特區、蒲魯東主張修改法律、以廢除繼承權的手段實現社會主義、現今的社會民主黨則完全接受了憲政民主理念，通過憲政民主的手段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這些社會主義的實踐，都不是邪惡的。

血淋淋的實踐證明：馬克思的共產暴力革命理論是根本錯誤的。但是，許多人因為馬克思社會主義實踐的失敗和共產黨罪惡，就全盤否定馬克思的思想，這是有失偏頗的。

馬克思有魔鬼的壹面，也有人的壹面：馬克思嚴厲的譴責他所處的資本主義社會原始積累階段的殘酷剝削現象，這就是良知的體現；馬克思肯定自由，他認為：每壹個人的自由發展是全人類解放的必要條件；馬克思高度評價民主，他認為民主政治是科學社會主義政體的必然形式。

但是，由於馬克思倡導暴力共產和無產階級專政，他對自由民主的肯定完全淪為空話；他對原始資本主義殘酷剝削的武器的批判，換來的是壹種「比資本家還厲害」的超法西斯共產極權奴隸制社會。

今天，我們應該徹底否定的是馬克思的暴力共產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而不是他對資本主義社會弊端的真知灼見；我們應該徹底否定作為魔鬼的馬克思，而不應該否定作為人類良知者的馬克思。全盤否定馬克思的思想，不僅不符合真理，不利於團結左派和中共黨內的進步人士，以更早、更穩妥地結束中共專制暴政。

由於社會主義理論的多種多樣性，以致於連壹些傑出人士，都對之採取虛無的態度。孫中山曾說：「社會主義有五十七種，不知哪壹種是真的」1；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在看出了馬克思主義的荒謬后也說：「什麼是社會主義？誰說得清楚？......」2。其實，社會主義不是壹個說不清楚的東西，全世界派別至少有如下共性：

肯定和提倡公有制經濟；

否定原始資本主義社會那種殘酷剝削以及種種無人道的現象；

主張消除和減輕剝削、提高下層勞動者的待遇、維護弱勢群體的人格自尊；

主張消減貧富差距、保障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所有社會成員的福利；

......

以上就是社會主義的特徵，歷史證明：社會主義決沒有過時，被證偽的只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因為，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已經實現了或正在實現著上述特徵：西方發達國家通過股份制的手段，比馬克思社會主義更完滿地成就了公有制經濟；西方發達國家公民遭受資本家的剝削，比過去大大減輕，遠比馬克思社會主義國家的公民所受的國家的剝削為輕；西方發達國家公民人權保障和福利保障比起過去大大增加，也遠遠優於馬克思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就連市場化程度最高的美國，勞動者的福利保障都遠強過中國，甚至連在中國的美資企業的中國民工的待遇，都需要通過美國政府出面才得以保障，這對於至今高舉馬列毛、高唱「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中共政府，不能不說是壹個強烈的諷刺：現在中國社會的貧富懸殊程度，幾乎超過了所有的西方國家；「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越建設貧富卻越懸殊......

馬克思主義者們採取殺人放火搶劫，和專別人政的手段實現不了的社會，如今西方國家卻通過憲政民主的道路實現了，這對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是壹個巨大的嘲諷。

馬克思社會主義顯然是荒謬的，那麼哪壹種社會主義是真理呢？這就要看它們結出的果子。耶穌基督說過：好樹結好果子，壞樹結壞果子，壞樹不可能結出好果子，憑著他們結出的果子，就可以分辨出樹的好壞3。能夠結出好果子的社會主義，就是真的社會主義，就是真理。孫中山先生不知道哪壹種社會主義是真的，這在他當時所處的年代情有可原，因為在他生活的那個年代所有的社會主義都沒有結出果子，馬克思主義實踐，卻處處綻放著惡之花。而現在民主社會主義在全世界都結出了好果子：民主社會主義力量的努力，使得美國、日本這樣高度資本主義化的國家比今天的中國更具社會主義特徵，由於長期奉行民主社會主義路線，如今北歐和德國、加拿大等國富裕程度不遜於美國，而且比美國更安定、道德風尚比美國好、犯罪率比美國低。可見，在林林種種的社會主義大家族中，民主社會主義是真理。

通過憲政民主的道路達成社會主義的目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認同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通過憲政民主的方式縮減貧富差距、增進社會保障，建設壹個人人既有飯吃、又有自由、人人看得起病、讀得起書...人民安居樂業、社會長治久安的真正的「和諧社會」，這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的基本理念和實踐！

民主社會主義理論最早為伯恩斯坦創立，伯恩斯坦本來是馬克思的信徒，但後來因為看到法國大革命的巨大破壞性和

災難性，轉而「修正」馬克思主義，拋棄了其暴力革命和暴力共產理論，主張採取「議會鬥爭」的道路實現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目標。因為修正馬克思主義，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被列寧第三國際斥為「叛徒」、「內奸」，被批倒批臭，慣以成敗論英雄的中國人也因為列寧暴動的勝利，對伯恩斯坦充滿了謬見，其實，真正掌握真理的，卻是伯恩斯坦、考茨基等人。

暴力共產與自由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而非暴力地建設社會主義，卻能夠與自由主義共存和互補，所以，正是這壹念之差，魔鬼逐漸變成了天使。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是社會民主黨，以伯恩斯坦修正主義理論創立的社會民主黨，發展到今天，已經完全接受了以自由主義為基礎的憲政民主的理念、完全拋棄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消滅私有制理論，僅僅保留了馬克思作為人類良知者的某些思想：如追求個人的自由和思想解放、追求民主和平等、減輕剝削、否定種族壓迫和歧視等等。

今天的民主社會主義包涵如下理念：

倡行憲政民主政治、承認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建立完備的社會保障體系，妥善地保障公民的福利，做到人人有飯吃、看得起病、上得起學（能夠接受基礎教育）；

在自願的基礎上，發展和完善公有制經濟，充分運用公有制經濟手段平衡經濟發展，降低失業率；同時，保障私有經濟的存在和發展；

反對僱主對雇傭階層的殘酷剝削和壹切非人道對待；

採用憲政的手段，努力縮小貧富差距；

中國的國情、民情決定了：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最有利於中國向民主憲政的和平演變、最有利於中國轉型后的長治久安。

中國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大壹統專制帝制統治，且沒有宗教傳統，中國文化傳統的主體是儒家。中國歷史的這個特點，在全世界是獨壹無二的。由於沒有宗教傳統，又經歷了全世界最長的大壹統專制統治，中國人少有超越俗世的價值觀和精神追求；中國人的奴性深重；從整體文化上來看，中華民族有著根深蒂固的重實惠、輕自由的習慣性心理特點，因此，中國在傳統上根本沒有滋生憲政民主的土壤。中共五十七年的反動統治，使得情形雪上加霜：中國傳統中的劣質因子全面沈渣泛起，中國人的素養更加惡化。可見，中華民族要想實現憲政文明，非得對自己文化傳統進行壹番改造不可：必須減除傳統土壤中阻礙自由民主生長的毒草毒素，依照中國土壤的特點汲取西方憲政民主的肥料和養分，如此這般，憲政民主體制才能在中國穩固確立，才能在中國的土壤中生根結果。

不下水，就永遠學不會游泳。迄今為止，還沒有哪壹個亞非拉國家在建立憲政民主政權之前，就能夠成功改造自己的文化傳統。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失敗了、新生活運動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也失敗了...即使日本，也是在確立君主立憲制壹百年之後，在美國的幫助下，才有今天的憲政文明。因此，中共今天以歷史傳統和民眾素質為由，拒絕民主化變革，這完全是無恥的誆騙。

要改造中國的傳統，首先就要在中國建立憲政民主政權，進而在憲政民主政權的主導下，才能夠切實有效地減除傳統土壤中阻礙自由民主生長的毒草毒素，依照中國的國情汲取西方憲政民主的肥料和養分......歷史證明，建立民主政權可以短時間完成，但是改造壹個國家的文化傳統不可能短時間完成，而只能是壹個長期的、漸進的過程，壹個國家，要儘可能快、儘可能好地完成改造文化傳統的進程，前提條件是該國新建立的憲政民主政權要穩定和不變質，當然，文化傳統的自由民主化，又會反過來有助於憲政民主政權的穩定和不變質。

由於歷史上中國從來沒有能夠建立起壹個穩固的憲政民主政權，因此以往的傳統改造無壹不以失敗告終：新文化運動失敗了、新生活運動失敗了、文化大革命也失敗了......

民主社會主義的幾個特點，時期最有助於中國新生憲政民主政權的穩定、不變質和長治久安。

首先，民主社會主義注重社會保障，這非常適合中國人的慣性心理：

上面提到，中華民族具有根深蒂固的重實惠、輕自由的習慣心理，中國民眾對自由民主，普遍不重視、不理解，或充滿了誤解，比起世界上別的民族，中國民眾在評判政府的好壞時，更加看中實惠，抓住壹點，不及其餘，只要政府帶來了，對政府是否濫權、是否違憲法等等，中國人基本上壹概忽視。現在大陸老百姓有句口頭禪：「管它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只要讓老百姓過得好，就是好政府」，這生動地反映了中國人重實惠、輕自由的心理。另壹方面，由於文化的影響，中國人在物質上又容易滿足，只要衣食足

便不太願意思進取，「兩畝地，壹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所謂「知足長樂」、「小富即安」，因此，對中國民眾而言，在物質上給予小恩小惠，同時施行憲政教育的方法，要比那種光講自由民主大道理要好得多。現在中共對民眾壹方面高唱「和諧社會」，另壹方面卻變本加厲地鎮壓和壓榨，這實在是壹種製造動亂的倒行逆施。

中國人還有壹大特點與西方民族有很大不同，那就是是不敢冒險，因為兩千年儒家農業文明的影響，中國人缺乏壹種工商業的擴張精神，即使是商人也是如此，現在中國只有受海洋文明影響較大的浙江溫州地區、福建廈漳泉地區和廣東珠三角地區的民風較有闖勁。中國人缺乏宗教的彼岸世界信仰，又缺乏闖勁，這樣的民族就特別注重物質上的保障。現在的城市居民的弱勢群體為何懷念毛澤東時代？這不是因為他們信仰毛主義，而是在毛澤東時代，城市工薪大眾的福利比現在更有保障。

中國的歷朝歷代都沒有重視社會保障問題，中國農民傳統上靠的是「養兒防老」。當年蔣介石要是稍微注重壹點社會保障問題，毛澤東壹伙在農村就很難站住腳。毛澤東中共雖然改善了中國城市的社會保障，但為了窮兵黷武和稱霸世界而殘酷的壓榨農民，不給農民任何保障，鄧小平、江賊民、胡緊套仍然拒絕放棄這種歧視農民的政策，還要實施愚蠢野蠻的計生殺嬰政策，企圖剝奪農民「養兒防老」權力，這當然會引起農民激烈頑強地反抗。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現在堅持的暴政，使得中國民眾非常渴望帶有民主社會主義特徵的政策，如今許多城市下崗工人懷念毛澤東時代，他們不是懷念毛時代的政治運動，而是懷念那個時代的社會福利保障。

毛澤東時代仇恨中共的主要是農民，城市的人心還比較穩定，鄧小平時代以來，中共實施的這種在福利上完全拋棄工農弱勢群體的虐民榨油吸血鬼政策，現在卻已經把大多數中國人推到了對立面。現在的中國人，不僅毫無政治自由和學術自由，還因為社會保障的匱缺，背負著看病、上學、買房三座大山，現在就業問題又要成為壹座大山，由於文化傳統的特點，中國人不覺得喪失政治自由和學術自由有多痛苦，卻對社會保障的匱缺難以忍受，而現在中國人社會保障之所以普遍匱缺，不是因為現在的中國政府窮得沒有能力改善社會保障，而是因為中共把巨量的資金用於信息封鎖、監控、鎮壓等專政領域；把巨量的資金用於維持中共特權階層窮奢極欲的生活；把天文數字的資金用於窮兵黷武，研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預備為專制統壹台灣，與美國、日本決戰台灣海峽......因此，中國不是沒有國力和條件改善國民的社會福利保障，未來的中國政府壹旦實施注重社會保障的民主社會主義政策，這對最廣大的中國人來說來說怎麼不像是久旱后的甘露呢！

在中共統治下，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根本不可能建立，在當前專制權貴資本主義體制的壓榨下，要改善國民的福利永遠是壹句空話。只要未來的中國政府建立起包括農民在內的所有中國公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甚至哪怕只是改善壹些國民的福利待遇；甚至哪怕只是立即停止強迫拆遷、強迫征地，中國的新政權將會立即獲得最廣泛中國人的堅定支持，從而為憲政民主的新政權樹立牢固的根基。

第二，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有效地消減中國民眾因仇富嫉妒心理。

由於深受儒家傳統的影響，中國人的平均主義觀念深重，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中國人不怕貧窮，卻對鄰里的人在財富、才幹或名望上超過自己普遍有很強的嫉妒心理。中國沒有宗教傳統，儒家也沒有象基督教壹樣強調和制約嫉妒這壹人性中的原惡，儒家崇尚的平均主義反而強化了中國人的嫉妒心理和仇富心理，因此，在世界民族中，中國人的仇富嫉妒心理是特彆強的，這才是中國人特別喜歡內鬥的根本原因。共產黨的統治，更加把中國人的仇富嫉妒心理強化到登峰造極的地位。壹個民眾仇富嫉妒心理特彆強的社會是容易發生社會動亂的，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暴亂遠比中世紀歐洲來得頻繁的根本原因。中國在改朝換代的時候社會動亂尤其劇烈，因此，有志於中國轉型事業者，必須儘力預防和減弱中共政權解體后的社會動亂，因為轉型越平穩，中國建成憲政民主社會的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

毛澤東時代儘管貧窮，但那時實施的共產主義政策卻充分地迎合了中國人平均主義觀念：在城市，貧富差距遠比現在小，職工的工資雖低，但都有較穩固的社會福利保障，中共官僚雖有特權，但特權尚未資本化，其收入、生活和待遇比起普通群眾遠沒有今天這樣懸殊，政府機關普通人員的工資甚至往往還低於國企職工；在農村，農民整體上雖然極端貧困和悲慘，但在「人民公社」里，人人壹樣，都像沒有人身自由的農場勞改犯，農村幹部只不過是犯人中的管工頭......民眾暴力造反的動力來自復讎和嫉妒的心理，毛時代的平均主義共產社會刺激民眾嫉妒心理的因素很微弱，復讎心理又被意識形態的灌輸所改造和轉移，因此，這樣的社會就是再貧困、餓死再多的人，也很難有造反和社會動亂，今天的北朝鮮，就是又壹個現實的例子。

但是壹九八九年以後的十八年來，中共完全拋棄政治體制改革，在政治上堅持和強化毛體制，在經濟上奉行權貴資本主義虐民榨油路線，以「市場經濟」為借口，全面拋棄毛時代在城市人口社會福利保障上的國家責任，醫療、教育、住房甚至養老統統「市場化」......這是壹條不折不扣的製造社會動亂的錯誤路線，這條路線，今天已經造成了驚人的貧富懸殊，因專制毛體制而生社會不公正更加凸現，這是壹條瘋狂激發中國民眾仇富嫉妒心理，鼓動中國人暴力造反的路線。江賊民雖然靠這條路線維持了十幾年的「穩定」，很大程度上靠的是鎮壓和收買，還有幸運（江時代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低廉，1996年解放軍蘭州兵變因叛徒告密流產等），中國已經不是朝鮮那樣的封閉社會，靠鎮壓和收買是不可能長久維持穩定的，好運氣也終有用光的壹天，但胡錦濤眼見江賊民的路線維持了穩定，便奉之為真道，幾年來進壹步強化封鎖和鎮壓，不進行壹絲壹毫的政治體制改革，現在胡錦濤壹面高唱「和諧社會」，壹面發了瘋的製造仇恨和動亂，這樣下去，不僅會導致中共在其任內垮台，更有將中國推入大亂深淵的危險。

中國人不怕貧窮，卻很在乎貧富差距，因此八九年以後中共奉行的路線必將導致軍民暴力造反。另壹方面，中國人又有著牢固的求穩怕亂的觀念，所謂的「不患寡而患不安」，由於中國的文化傳統並不崇尚自由，所以中國人普遍地寧可忍受專制奴役，也不願遭受動亂之苦，與西方格言「不自由，毋寧死」完全相反，中國有句古訓道：「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民」，這生動地反映了中國人這種文化心理。因此，中國人壹旦遭受動亂之苦，很容易走向另壹個極端：匍匐在能夠帶來穩定的新專制者腳下。從這可以看出：中共倒台後，如果新政權不能夠維持穩定，必然會遭到中國民眾的厭棄，屆時，新政權的體制再自由民主也沒有用，中國民眾寧可跟從毛澤東這樣的野心家，也不會接受壹個維持不了穩定的新政權。這，已經被民國的歷史所證實。所以，維持社會穩定對中國建設憲政民主社會是至關重要的。

新舊政權更替之際，光靠軍警很難維持穩定，要根本上消除動亂的威脅，就必須消除民眾動亂的心理。根據中國人的以上心理特點，未來的新政權要想維持穩定，就必須在暫時強化軍警管制的同時，拿出雷厲風行的穩定人心的措施，具體來說，就是消減中國民眾在中共統治下積壓如山的仇富嫉妒心結，要儘快疏導蓄勢待發的仇恨的巖漿，要做到這壹點，就要迅即地制定、出台和實施實惠性政策，保障民眾福利、改善民眾生活，穩定和控制物價、對困難群體發放救濟金、做到基礎教育免費、醫療免費或低價......非有社會主義的理念不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解決這些問題的政策只能是民主社會主義政策。

而自由主義因其自由放任和鬆散的性質，決定了其政策往往需要長久的時間才能見效，等到自由主義政策應該見效時間，中國的民主新政權恐怕早已被新的專制獨裁者顛復了。未來中國政府壹定要汲取中外的歷史教訓。

自由主義看似更加璀璨奪目，實施起來卻往往遠比實施民主社會主義困難。歷史也證明了：在憲政民主土壤稀薄的大國建立憲政民主體制的時候，採用自由主義的政策是行不通的。俄國二月革命以後，臨時政府頒布了《四月綱領》，根據綱領，俄國人可以享受比當時西歐大多數國家還要多的自由和民主，當時當時俄國民眾素養低下，還普遍意識不到自由民主的珍貴，他們最渴望的是和平和土地，這兩樣東西，臨時政府卻不能在第壹時間給他們，克倫斯基等臨時政府首腦，死保自由主義的教條，堅持要等到全俄鄉鎮普選之後，再實施土改；當時俄國對德戰爭壹敗塗地，傷亡慘重，財枯糧竭，人力和物力已經支撐不了戰爭了，俄羅斯民族主義狂熱在民間已經消退，老百姓渴望從世界大戰爭的苦難中解脫出來，克倫斯基等人對這樣的民情卻全然不察，還要堅持對德戰爭，他甚至還想藉助民族主義，鞏固新政權......俄國臨時政府決策者們的嚴重錯誤，終於送給列寧布爾什維克政變奪權的天賜良機，而狡猾的列寧奪權后的第壹件事就是結束與德國的戰爭、第二件事就是土改。和平和土改，在此之前，只要克倫斯基做了其中的壹件，列寧就根本沒有機會成功。

俄羅斯畢竟還是個基督教（東正教）傳統的國家，歷史文化畢竟還深受西歐的影響，俄羅斯的國情民情尚且如此，比起俄羅斯民族，中國人的自由民主素養只有更差，儒家文化傳統的中國人遠比俄羅斯人更加漠視自由、更注重俗世物質利益，歷史證明：如果沒有社會福利等物質利益的誘導，中國人很難接受任何先進的理念。

上世紀三十年代初，蔣介石國民黨政權既不去搞農村的土改、也沒有解決城市的離退休問題，而去大搞「新生活」運動和三民主義教育運動，結果不僅毫無效果，反而激起了老百姓的反感；中共在其叛亂區搞的「打土豪、分田地」和「土改」，倒是騙取了廣大老百姓踴躍參軍、為其賣命、信奉其荒謬理念。趙紫陽的施政比胡耀邦比胡耀邦更接近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但是中國人卻普遍對胡耀邦更有好感，為什麼？因為胡耀邦時期中國人得了實惠，而趙紫陽上台後的兩年裡帶來的卻是通貨膨脹，因為經濟上得不到實惠，當時許多中國人不僅不接受自由民主理念，反而在毛左派的煽動下，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改革認作是「搞腐敗」。許多中國人

羨慕歐美國家，不是因為這些國家自由民主，而是因為這些國家富裕。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共國的國力大大增強，沿海城市的生活水平與台灣、韓國的差距縮小，加上中共大力吹噓「經濟發展成就」，因此大陸八十年代以後出生的年輕輩對自由民主的熱情反而不如前代人，而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虛熱倒空前高漲。

劉軍寧博士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劉軍寧卻沒有注重中國國情對自由主義實施的巨大障礙，因此，他對自由主義的宣揚流於空泛。在現實生活不能改善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很難接受自由主義那壹套。

中國人是壹個非常自相矛盾的民族：壹方面嫉妒心很強，為了追求平均不惜壹再暴亂；另壹方面，中國人又極端懼怕動亂，為了逃避動亂心甘情願地做奴才。這種奇特的自相矛盾的民族性造就了中國頻繁的暴力改朝換代、卻毫無進步的奇特歷史。除了外族入侵以外，中國歷史上的暴亂幾乎無壹例外是貧富差距懸殊引發，新王朝的安定無壹例外是實施了輕徭薄賦的政策，而不是因為體制進步，因此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是換湯不換藥。未來中國政府壹定要借鑒中國的歷史，首先要以「輕徭薄賦」的政策穩定社會，社會主義的政策最能完成這項任務；然後在社會穩定的基礎上，以自由主義的理念改造中國的社會體制，這樣中國就能以最小的代價平穩進步，而且不會反彈和走彎路。

民主社會主義集社會主義的優點和自由主義的優點于壹身，顯然是最適合中國的治國理念。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福利優先和注重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利益的民主社會主義政策要比單純的自由主義政策更適用於中國去共產黨化的轉軌。

第三，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方針、政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國轉型時期的反憲政民主勢力。

由於現今的中國已經基本回歸私有制，共產黨專制賴以生存的土壤已經基本喪失，因此，以胡錦濤為頭子的中共頑固當權派的生命力已經非常衰弱，但這並不意味著，中國的專制勢力和潛在的專制勢力已經非常衰弱。

壹是中國現今壯大的左派勢力如果處理不當，有可能成為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得巨大障礙。

由於空前的腐敗、巨大的社會不公和懸殊的貧富差距，中國社會現在的仇恨非常大，下崗的勞工群體、失地農民、被強迫拆遷的人群、找不到工作的畢業生、越來越多的失業退伍軍人......都是散落在地上的乾柴和炸藥，現在全憑中共拼老命地封鎖、鎮壓和分化瓦解，這些散落的乾柴和炸藥才沒能匯聚起來，導致全國性的大爆炸。這些龐大的弱勢群體痛恨中共當局，但又缺乏自由民主素養，因此很容易為以工農弱勢群體利益代表自居的左派所收攏和匯聚起來，成為壹股強大的政治力量。中國的左派，無論是老左還是新左，都奉馬克思主義為正宗：老左派是以斯大林社會、毛澤東社會為楷模的反人類勢力；中國新左派崇尚國家主義、民族主義，遠比西方的的新左派更無自由民主素養。

由於中共的封鎖和誤導，也由於八九年以後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普遍墮落，成為權貴的附庸，因此中國民眾對自由主義理念要麼不甚了了，要麼充滿了誤解，「郎旋風」現象表明：以自由派經濟學家何敬漣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遠不如郎咸平等新左派學者對民眾有動員力。

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是水火不相容的，如果用自由主義的那壹套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則不會為新左派接受；不為新左派接受，就會喪失大量的群眾基礎，就會把大量的中國民眾推到左派陣營，就會為中國向憲政民主轉型製造巨大的障礙。

中國新左派雖然仍然信奉馬克思主義，但卻否定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否定文革，這與不可救藥的中國老左派有很大的不同，現在新左派由於遭到中共官僚資本主義主流勢力的

打壓和封鎖，也正在覺醒當中，開始接受民主和言論自由理念，今年年初，與章怡和觀點截然不同的新左代表人物孔慶東，出人意料地公開支持章詒和為出版自由的抗爭，就說明了新左派這壹變化趨向。可見，新左派是可以引導、可以改造的。

許多人因為新左派推崇公有制經濟，就全盤否定新左派的，這是壹種偏見。

公有制經濟的確有許多嚴重的缺點，但也有著壹些積極作用：公有制經濟比私有制經濟有更強的社會調劑功能和社會公益作用；私有制經濟因其私人所有性質，更注重營利，壹般來說更有效益，但也因此而更「自私」，不願承擔社會責任和環境責任。因為中共現在的極端腐敗和倒行逆施，中國在去中共化的過程中，必然遭遇壹定程度的經濟危機，保留壹定的公有制經濟，有利於政府進行調控：穩定物價、緩解就業問題、打擊投機行為、保護環境......以平穩度過危機。

另外，私有制經濟並非萬能，象社會保障、醫療、基礎教育這樣公益和福利價值取向的事業就不適合大搞私有化。

其實，中共奪取政權以來，中國的問題根本不是公有制或私有制的問題，而是專制體制帶來的種種強迫問題：從解放初的「土改」、共產，到「改革開放」之初的「包產到戶」、「計劃生育」，到朱鎔基搞的「股份制」、「關停並轉」到現在的「企業改制」、城市改造拆遷、征地、數字電視安裝、小區壹戶壹表安裝......五十多年中造成的罪惡真是罄竹難書！這不是什麼公有制或私有製造成的問題，而統統是強迫造成的問題，強迫「土改」、強迫共產、強迫「包產到戶」、強迫「計劃生育」，強迫「股份制」、強迫「關停並轉」、強迫「企業改制」、城市改造強迫拆遷、強迫征地、強迫數字電視安裝、強迫小區壹戶壹表安裝......強迫性的制度導致權錢交易腐敗叢生，暴力強迫害得多少人家家破人亡！

如果沒有制度性強迫，讓人自願，即使共產搞錯了、公有制搞錯了、「改制」搞錯了，人家可以選擇退出，這樣，既不可能造成那樣大的災難和痛苦，也沒有滋長權錢交易空間！在沒有制度性強迫的情況下，如果有誰抱定錯誤的道路而受損，那是他的自願，那是他個人受損，決不會釀成全民族的災難！

可見，中共國成立以來所有的災難和問題的根源在於共產黨專制政治體制，而不是什麼公有制、私有制多壹點、少壹點的問題！

事實證明：新左派能夠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中國的新左派也正在接受自由民主的理念，只要新左派接受了自由民主的理念，新左派就決不可能禍國殃民。

憲政民主的死敵是中國老左派（毛主義和斯大林主義派），而不是新左派，如果否定了新左派，就不能夠最大限度地孤立老左派。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信念沒有共同的基礎，因此，自由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必然將新左派推向對立面；民主社會主義卻與新左派的信念有著共同的基礎，因此民主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能夠爭取新左派的支持。

如果民運單純以自由主義理念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就難以爭取中共黨內開明派的支持，因為人都有虛榮心，中國人的虛榮心又特彆強，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就等於全盤否定了胡耀邦、趙紫陽、李銳等中共高層元老和開明派的自己的個人歷史，等於說這些人以前都是傻瓜。如果胡耀邦、趙紫陽還活著，也很難接受對馬克思主義的全盤否定。中共黨內開明派決不願跟著習近平走死路，他們現在也渴望破局和解套，這些人的家族都不同程度有貪污腐敗的罪行或歷史罪行，因此他們也非常害怕動亂，如果他們在民運那裡看不到破局和解套的希望，他們只有跟從江曾集團。為了減少中國轉型的代價，民運決不能將中共開明力量推到對立面。

民主社會主義有著與中共開明力量對話和聯合的共同基礎，這是自由主義所沒有的，民運只用以民主社會主義的理念對中共實施分化瓦解，才能最大限度地孤立以江澤民為首的、企圖建立極右新法西斯的新興的頑固勢力。

綜上所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更適合中國向憲政民主文明的轉軌，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中國在去共產黨化過程中的動亂，和新政權建立后的反彈，確保未來中國憲政民主政權的穩固和社會的長治久安。

有人認為：選擇某壹種主義必然導致專制，因此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必然導致新的專制。這種觀點是偏頗的。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是指奉行民主社會主義的路線、方針、政策，而不是以民主社會主義的理論作為意識形態指導理論。如果壹個政權動用權用樹立某派思想、理論為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理論，這個政權必然會演變為專制政權。因此，未來中國必須奉行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分開的原則。只要未來中國政權以憲法的形式，規定國家不能夠樹立某派思想、理論為意識形態指導思想、理論，中國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就不會走向新的專制。

走民主社會主義的道路是在當前國情下中國轉型的最佳選擇，等到民主社會主義的路線的支持下，未來中國民主政權穩定存在了三代人的時間以後，那時候中國的國情必然大為改變：憲政民主體制已趨成熟、根基已經穩固；自由民主觀念深入民心；文化傳統在自由文化運動的改造下已經不再扭曲、奴性十足和充滿專制毒素，屆時，中國再走自由主義的道路不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