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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節明

「六四」大屠殺今年滿三十周年了，三十年來，在中國大陸社會，六四的記憶已經消褪得幾乎沒有血色——新成長起來的「八零后」、「九零后」們，普遍不知「六四」為何物，而在那些知道「六四」、甚至親身參与過八九民運的人眼中，「六四」越來越成為壹組少不更事的模糊鏡頭，三十年來，回首「六四」，海內外華人們越來越頻繁地輕搖著經濟動物的腦袋、發出算計的嘆息聲；同時，各種漠視人血的高論競相泛起——什麼學生鬧事是在破壞「改革開放」的大好局面、什麼殺人維護社會的安定、什麼沒有「六四」屠殺就沒有後來中國的經濟繁榮等等。

　彷彿當年和平示威的學生死得好，為了所謂的經濟成就，「安定團結」局面、「中國崛起」，就該不定期地殺壹批批活人獻祭……


　恐怕也只有中國人的價值觀，才能夠作如此「靈活」的變通，對西方人來說，罪惡永遠是罪惡。因此猶太人會那樣「記仇」，他們至今銘記近兩千年的「哭牆，不會因為羅馬帝國蓋世榮耀而忘記罪惡，許多中國人呢，才吃到兩塊豆腐，就為三十年前的殺人犯叫起好來。

在共產主義信仰早已破滅的今天，這些歪曲的觀念，不僅在大陸很有市場，也在海外華人中大有市場，生活在儒家社會的新加坡人，就特別認同這種看法。

　為什麼中國人容易接受這種觀念？這其實是儒家傳統的價值取向在作祟。因為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早已破滅，三十年來，中共全靠民族主義和藉助槽粕傳統作精神支撐，而儒家越來越成中共為壹己專制正名的主要工具。

已經普遍不信共產主義的中國人，之所以在六四問題上認同中共歪理者日眾，不能不說是受儒家影響的社會和文化傳統所造成的。



　儒家價值觀中深刻影響中國政治主要有三個：

　壹是重集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壹是長幼尊卑觀念；三是缺乏人道。儒家壹貫強調「國家「、「社稷」為重、並且把君主當作「國家「、「社稷」的化身，將「國家」、 「社稷」、「君主」的利益擺在個人之上，而毫無個人權益的概念，儒家（主要是孟子派）雖然也強調「民為重」、「以蒼生為念」，但不論是「民」還是「蒼生」，並不是具體的個人，而是整體的概念，類似於中共濫用的「人民」概念。因此，儒家是壹種集體主義的論理思想，它把抽象的人置於具體的人之上，主張為集體而犧牲個人，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是壹種壓制個人的倫理思想，這種論理的價值觀，是不可能生長出憲政民主和人權思想的。

　儒家思想的集體主義屬性，與馬克思主義內在是相通的，受儒家社會傳統的潛移默化深刻影響，中國人普遍形成了壹種思維習慣，這種思維習慣使其遠比歐美民族更容易認同統治者侵犯個人權益的行為，只要統治者高舉「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等鍍金幌子，哪怕壞事做絕，中國人都容易視以為常。

　中國儒家社會傳統的重集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與共產黨蔑視個人權利的價值觀可謂是「心有靈犀壹點通」：幾十年來，鎮反、土改、反右…「計生」、「嚴打」、六四屠殺、迫害法輪功、強迫拆遷、強迫征地…中共所行的、不勝枚舉的每壹項暴政，無不打著人民利益、國家利益、社會利益等為全局謀、為長遠計的冠冕堂皇幌子；每壹項暴政在實行的當時，都沒有引發整體性的社會反彈，原因就在於中國傳統社會價值觀對共產暴政起了某種內在的支持作用。

因為儒家社會傳統的影響，海內外許多中國人就容易受到表面經濟繁榮的迷惑深信中共七歪八邪的說辭：沒有六四殺人，就沒有「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就沒有後來的「經濟奇迹」云云。

　正是儒家重集體、輕個體的價值取向，為中共頑固派「殺二十萬，換二十年穩定」的做法提供了深層社會文化的支持：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崩潰，現在實際上在支撐中共統治的歪念就是中國儒家傳統社會的「大局」觀念。當年鄧小平、陳雲等人，對和平示威的同胞下達開槍令，沒有軍隊將領中引發任何公開的反抗，而齊奧塞斯庫對本國民眾的開槍令，卻引發了國防部長的抗命和高級將領的倒戈，這就是不同文化傳統社會所造就的必然不同結果。

因為這種輕視視個人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儒家傾向於為了「大局」而壓制個性，儒家理學所高舉的教條「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則經典地反映了儒家這種輕視視個人的價值觀。為了所謂的「整體」利益對個人採取殘酷的懲罰措施，在儒家看來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儒家會主張「亂世用重典」，歷史上儒家壹直支持中國王朝統治者 「殺壹儆百」的做法。因為這種價值觀的影響，儒家思想缺乏、且難以產生人道主義精神。壹千年來，隨著儒家思想逐漸佔據中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中國統治者的作風和社會習氣不是更文明了、而是更殘忍了；自南宋以後，凌遲這種全世界最慘無人道的死刑、纏足這種有違人道的陋習，均隨著儒家理學的興起愈演愈烈、到清朝時登峰造極。儒家即使沒有直接促使中國社會的殘忍化，也在很大程度上縱容了中國向殘忍虛偽的方向發展。

　不能不說，儒家的這種殘酷的傾向和殘酷的原因，與馬克思主義的殘酷的傾向及其原因，內在是相通的。

　而且，儒家與馬克思主義還有另壹大暗合之處，那就是無神論傾向。

　馬克思主義公開徹底否定宗教，馬克思認為宗教是剝削階級藉以麻痹勞動者反抗精神的精神鴉片。

　儒家雖然沒有公開否定有神信仰，但孔子從壹開始就「敬鬼神而遠之」、「子不語怪力亂神」，儒家從壹開始就沒有彼岸世界的概念，因此儒家沒有「天堂」、「地獄」等概念；孔子說：「未知生、安知死？」在孔子親自鋪設的精神框架下，儒家發展成壹種純粹現世的信仰體系；儒家大力攻擊佛教「無君無父」，從來不承認轉世輪迴和因果報應。

　由於因此儒家沒有「天堂」、「地獄」等概念，也不承認轉世輪迴和因果報應，儒家的信仰者也就沒有罪惡感，因此儒家的二號宗師孟子會提出「性善」說，「人之初，性本善」也成為儒家的重要信條。但實際上，人的本性自私，因為自私，人更容易作惡，因此，基督教性本惡的「原罪」說，要遠比儒家的「性善」說更接近真理。

　「性善」說的最重要影響，就是使人沒有罪惡感，既然人本來就是「善」的，何來「原罪」？不信「原罪」，何來罪惡感？因此，儒家信徒缺乏懺悔精神，對儒家信徒來說，任何罪惡都可以用「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釋然視之、行若無事。因為沒有罪惡感，儒家信徒壹方面容易縱容自身的惡，另壹方面縱容君主的惡——為尊者諱：壹些成功的君主，儘管窮凶極惡，卻被儒家吹捧為「聖主」。

　缺乏懺悔精神，就必定缺乏人道情感。因為失沒有超世俗的崇高信念，人就容易受利慾驅動，在純粹利慾的驅動下，人惻隱之心麻木不仁，就會更容易做出許多墮落和殘暴的事情來。儒家信徒正因為沒有超世俗的崇高信仰體系，因此普遍容易為利慾驅動，儘管儒家有著繁瑣的道德信條。自南宋以降，大儒們幾乎「滿口仁義道德、滿腦子男盜女娼」，理學創始人朱熹本身就是典型，明朝思想家李贄指出，道貌岸然的大儒們，無不「心存高官，志在巨富」，這生動地揭示了儒士們的虛偽和卑瑣。在儒家理學登峰造極的明朝和滿清，儒家（特別是儒家理學）信徒幾乎成了假仁假義的代名詞。

　這就是為什麼自南宋以後，隨著儒家的坐大，中國的王朝越來越殘暴和腐敗的原因。

　正因為容易受利慾驅動，儒家信徒在歷史上遠沒有基督徒那種殉道的勇氣，儒士們的勇敢甚至不如革命時期的共產黨員。因為在共產意識形態亢旺之際，馬克思的徒子徒孫們好歹還有共產烏托邦天堂的信仰，儒士們則沒有任何超世俗的信仰。

　因為無神論的影響，共產黨的信徒們「天不怕，地不怕」，什麼壞事都敢做；而儒家的信徒們則利欲熏心、假仁假義、「以理殺人」、以道德的名義，做出諸多腐敗和殘暴的事情來。

　除列寧等個別瘋狂的無神論者外，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政權領導人外殼雖然是共產黨黨徒，內在卻有著潛移默化的、抹不去的基督教（東正教）影響，這種宗教的影響與其邪惡的共產信條發生著無聲的、深刻的衝突，不同程度地悄然抵消著歐洲共產獨裁者的邪惡程度，這就是作為歐洲最兇殘的獨裁者，斯大林會遠比毛澤東更尊重宗教、文化、藝術的根本原因。斯大林於二戰期間「大發慈悲」，突然放開宗教信仰禁錮；毛澤東則決不會發這種「慈悲」。

　而中國的共產獨裁者，其內在有著潛移默化的、抹不去的儒家傳統影響，這種影響與其邪惡的共產信條、專制獨裁思想觀念暗通款曲、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它不同程度地悄然強化著中國共產獨裁者身上的邪惡，為其殘暴決策提供強有力的人文支持。

這就是同為頑固派共產獨裁者，鄧小平、陳雲、

毛澤東可以毫無心理障礙地以屠殺同胞保專制，而前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卻普遍下不了狠手的根本原因。而面對鄧小平、陳雲這樣窮凶極惡的決策，遠比當年葉利欽更為有利的趙紫陽，卻毫無反抗的道德勇氣。這也是前東歐國家能夠壹齊於1989年和平演變，而中國卻不能的最重要原因。

共產專制在中國特別頑固的另壹項原因，就是中國儒家傳統土壤所長出的老人政治毒株，這是除同為華人社會的新加坡外，其他所有國家所沒有的東西。在儒家的長期影響下，中國人孝敬長輩的傳統，被扭曲成老人政治傳統，曾經當權的老人，從王朝的「太上皇」到紅朝的「中顧委主任」、「元老」，可以「交位不交權」、 「退而不休」…名不正言不順地繼續干預政權運作、甚至幕後操控政局。這種荒唐的傳統，大概是其他任何民族的政治思維所無法理解的。

　這種百年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的做法，自鄧小平開始，居然再次成為中國的政治慣例。隨著江澤民集團的退休、胡錦濤集團的行將退休，中國的老人政治集團越來越龐大，龐大的頑固派老人集團，無比頑固地阻礙著任何改良措施的出台，使得任何放鬆專制的改革成為不可能。這就加深了專制獨裁體制在中國的頑固性。

　



　綜上所訴，為什麼共產專制的生命力在中國（包括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朝鮮、越南）遠比其在歐洲強大？因為歐洲有基督教消減共產主義的邪惡，中國等東亞國家卻有儒家助長共產主義的邪惡。

　隨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破產，歐洲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塌，但在中國，中共卻可以依賴儒家延長專制的壽命。這也是胡錦濤上台以來大力推崇儒家的根本原因。


　我們為什麼要反共？我們究竟應該反對共產黨的什麼？這兩個問題是非常重大的問題，同時又是很容易想當然的問題；因為容易想當然，也是很容易受到忽視的問題。
　壹些人，包括某些老資格民運人士在內，至今想當然地認為：因為共產主義的那套是錯誤的，共產主義理想是虛幻的烏托邦，所以必須反對共產黨，應該反對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這種看法貌似深刻，實則荒謬。
　許多人能夠看到：反共是為了在中國實現自由民主，也懂得應該反對共產黨的專制獨裁，但對於當權的各國共產黨為什麼無壹例外地厲行專制獨裁統治，則又不知其所以然了；對此，他們或者歸咎於馬克思主義的原罪，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至於馬克思主義為什麼會導致專制獨裁、馬克思理論的哪個部分會導致專制獨裁，他們要麼壹團迷糊，要麼不求甚解。
　這樣的反共認識狀態潛伏著不容小視的危險：不搞清楚為什麼而反共、不搞清楚應該反對共產黨什麼、不搞清楚共產黨專制獨裁的根本原因，我們就無法挖除中國的專制獨裁根子，難道我們反對中共，是要在推翻中共之後，建立壹個反共政黨的壹黨專制嗎？要知道，當年納粹黨是死硬反共的，當今緬甸的軍政府也是死硬反共的……但是，納粹黨政府、緬甸軍政府的專制獨裁與共產黨有多大區別呢？
　這決不是危言聳聽，如果中國民運為了反共而反共的話，很難不出現這樣的局面；如果反共光是反對共產烏托邦理想、光是反對馬克思主義，就難保今後中國不會產生某種新的光鮮奇幻的美妙理想、某種富於盅惑力的理論繼續為獨裁、專制、極權張目、正名，繼續支撐著專制政權禍害中國，儘管這種新的光鮮奇幻的美妙理想、新的富於盅惑力的理論沒有赤色的色彩。
　曾經風靡壹時的尼採的「超人」理想、作為納粹的理論基礎、曾經甚囂塵上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儘管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難道不同樣為獨裁、專制、極權張目、正名？
　如果反共光是反對共產烏托邦理想、光是反對馬克思主義，我們這些反共人士難道要在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共產烏托邦之後，找出新理想、新理論來支持新的專制獨裁？

那麼，為什麼反共不應該是反對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所信奉的馬克思主義信仰？因為某種理想、某種信仰本身並不會造成罪惡，可能造成罪惡的是某種信仰的實踐、為了實現某種理想所採取的手段。
　而且，壹個政治文明的社會（憲政民主社會）中，每壹個人都必須享有思想信仰自由，只要不損害他人，人們有權信奉任何主義、樹立任何理想，對此，他人和國家都無權干涉。
　因此，以共產主義理想和信仰的反共既無必要，也與自由民主的原則不相符，這樣的反共，不能不說與實現自由民主的大前提——建立憲政民主政權背道而馳。
　再說，共產主義的理想、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實施、 實踐也不壹定會造成罪惡。如果遵照自願的原則進行共產公有化的嘗試，並不會造成罪惡：　在自願的情況下，個人交出自己的權利去組建那種限制個人自由的公有制社會體制，這種自願前提下的嘗試儘管會給嘗試者帶來苦痛和損失，卻不會造成社會性的損害，因為這種損害不會強加給嘗試者以外的其他社會群體；而且，嘗試者所遭受的苦痛和損失也是他（她）自己的選擇，因為共產試驗的自願性質，他（她）可以自由退出試驗。
　比馬克思還早的共產主義祖宗傅立葉和歐文，都進行過這種自願的試驗：法國人傅立葉登廣告徵求建設共產主義的贊助商、英國人歐文更是在美國投資建立了共產主義的農場和工廠，他們的實踐並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災難；以色列曾經有實施自願共產主義試驗的農場，日本也有自願的共產村，他們的他們的共產主義實踐也沒有給社會帶來任何災難。
　以上可見：在自願前提下進行的共產主義試驗對社會並沒有損害，我們犯不著把反共的範圍，鎖定在共產黨帶來的公有制身上。何況，在壹個政治文明的社會裡，人們有權在自願的原則下嘗試公有制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及任何經濟體制、政治體制，因此，反對公有制、反對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的嘗試，與建設憲政民主社會的目標相悖離。　
　反共，是不是應該全盤否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呢？也不應該。
　的確，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給全世界帶來了空前的災難，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國家，無壹例外地禍國殃民，鐵的事實證明：馬克思的理論是有原罪的。那麼，馬克思理論的原罪究竟在哪裡？究竟整個馬克思理論是邪惡的，還是馬克思的壹部分理論是邪惡的？搞清這些問題非常重要，否則，我們就算把馬克思主義批倒批臭，也難免受到新的、甚至高舉反馬克思旗幟的邪惡理論的迷惑，這很可能造成專制獨裁政治在共產黨倒台後倒台後，以新的面目、甚至以堅決反共的面目繼續存在。當年南斯拉夫共產黨倒台後，米洛舍維奇政權難道不是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繼續其暴虐的專制統治嗎？
　馬克思的理論整個都是邪惡的嗎？非也。馬克思的理論有追求個人解放的壹面；馬克思對原始資本主義罪惡的揭示、對壟斷弊病的揭示、對資本主義諸多局限性的揭示，基本上是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這些東西，無疑是正義的。馬克思死後，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實施的許多緩和階級矛盾、改善人權狀況等改良措施，都或多或少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啟發，比如大眾社會保障體系的創建和不斷完善、勞工權益保障制度的創建和完善、工人入股分紅等等，在這些改良措施中，美國率先實行的反壟斷與馬克思主張是完全壹致的…這表明：馬克思的理論並非整個都是邪惡的，馬克思的理論有其可取之處，不應該全盤否定。

馬克思主義的邪惡之處究竟在哪裡？就在其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說：馬克思所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是邪惡的；無產階級專政為什麼是邪惡的？不在於專政由「無產階級」或哪壹個階級來實行（難道資產階級專政就不邪惡？），而是「專政」本身是邪惡的；為什麼「專政」本身是邪惡的？是因為專政之不擇手段：
　專政，無視人（專政對象）的人權，把不同階級的人、不同政見的「敵人」當作「毒蛇猛獸」，肆意屠殺消滅！為了「解放」無產階級，居然可以把其他階級實施階級絕滅，為了把壹半俄國人趕進「共產天堂」，列寧不惜殺掉另壹半俄國人；毛澤東在竊國后也冷血狂妄地然宣稱：如果他的共產計劃壹起實施，中國至少要死壹半人。
　馬克思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鼓吹不擇手段奪取政權的理論、鼓吹奪權后的「無產階級政黨」不擇手段暴力共產的理論，因此，馬克思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就是壹部鼓動大規模搶劫屠殺的理論！
　俗話說：「冤有頭，債有主」，各個階級都有好人和壞人，有產階級中具體的壞人應當具體地加以追究，馬克思卻為了實現理想的「正義目標」，鼓動民眾全盤否定「舊社會」（砸爛舊世界），不要程序、不擇手段，不分青紅皂白地對有產階級進行搶劫和大屠殺，結果，共產主義天堂不僅沒有產生，反倒製造出壹個又壹個的人間地獄！馬克思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邪惡，怎麼不令人髮指？　
　既然人都可以殺，還有什麼做不出來？還有什麼手段用不出來？既然為了無產階級的「解放」，人可以盡情地殺，還有什麼不可以做？所以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實踐必然導致專制獨， 壹般的專制獨裁還不夠，還必須造就壹個普通人如螺絲釘、鋪路石壹般，可以任由統治者驅使和用作犧牲的極權社會。
　馬克思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為什麼不擇手段？因為其宣稱不擇手段是為了實現「好」的目的，如「解放全人類」、建立共產主義天堂等等。目的之「好」，就成為不擇手段的最主要的道義理由。
　具體來說，為了「好」的目的而不擇手段，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所以邪惡的根本原因，也是馬克思主義真正邪惡之所在！

為了「好」的目的而不擇手段，乍聽起來好像合乎情理，實則既不合情、也不合道、更不合理。試問：同樣獲得壹台電腦，買來、借來、偷來，可能壹樣嗎？為人父母者，為了孩子成才，就可以棍棒教育、拔苗助長？壹個學校，為了提高陞學率，就可以縱容和鼓勵本校學生作弊？壹個國家，為了造原子彈（國家強大），就可以強迫老百姓節衣縮食、餓肚子？為了更快的「發展經濟」、「減員增效」，就可以有計劃謀殺千千萬萬的嬰兒？為了所謂的政治的穩定，國家就剝奪和變相民眾的知情權、選舉權？為了GDP的快速增長，就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犧牲子孫後代的生存環境？為了奧運臉面、「國家形象」，胡錦濤等人就可以蓄意壓制毒奶粉消息的及時發布，平白增添成千上萬的嬰幼兒患病、死亡！？… …
　因為「好的目的」之「好」的不可靠性、不確定性、不現實性，和不擇手段危害的難以估量，為了「好」的目的而不擇手段，幾乎總是帶來得不償失的壞結果，甚至造成巨大的災難和罪惡。
　為人父母者，為了孩子成才而不擇手段，結果把孩子打傷、打殘、甚至逼瘋累見不鮮，造成心理傷害、性格扭曲的就更多了；學校為了提高陞學率而縱容和鼓勵本校學生作弊，結果造成學風敗壞、道德淪喪，學校聲譽掃地；中共為造原子彈而強迫老百姓勒緊褲腰帶，結果造成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人民生活痛苦、國家也沒有真正強大起來；中共為了提高經濟效而大搞強迫計生，幾十年來謀殺上億嬰兒，結果經濟效益提高有限，反而造成了嚴重性別失調、社會老齡化、勞動力短缺，現在諸般惡果開始顯現，中國「未富先老」，不擇手段限制人口的中共國，反倒不如沒有不擇手段限制人口的越南、印度等國家，更有活力和發展後勁；中共為了所謂的政治的穩定而頑固剝奪和變相剝奪民眾的知情權、選舉權…結果弄得官是奸佞、屠夫、貪官、黨棍、酷吏、漢奸…民是愚民、刁民、暴民、股民、訪民、「蟻民」…唯獨沒有公僕、就是沒有公民！整個社會毫無修錯能力：群體性事件越來越多、衝突越來越暴力化、社會矛盾越來具有爆炸性…這就是「穩定」的代價，「穩定」的表象下，不斷堆積著今後大動亂、大崩潰的炸藥包！

　好的目標之「好」，往往不現實、或靠不住，而不擇手段之壞，卻是實實在在的、難以估量和控制的，這就是不擇手段辦好事幾乎總是取得壞結果的原因，如共產主義理想不現實、靠不住，而為了共產而不擇手段則很快導致生靈塗炭，是以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無壹實現了人間天堂、無壹不製造出人間地獄。試問，中共建黨八十七年來犯下的禍國殃民大罪，哪壹次不是為了實現「好的目標」而犯下的？
　綜上所述，不擇手段，馬克思主義真正邪惡之所在，它是馬克思主義乃至諸多別的歪理邪說邪惡的根子！
　為了「好」的目的，諸如「人類解放」、「消滅剝削」、「人人平等」、「按需分配」…而不擇手段，必然會「好話說盡，壞事做絕」，以「大善」的名義犯罪，其迷惑性和煽動力十分可怕，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實踐造成的災難特別巨大的真正原因。
　各國共產黨（馬列政黨）在奪權中、上台後，無不殺人如麻，其兇殘嗜血（尤其是中共及其大力支持的柬共）幾乎超過人類有史以來的壹切舊有的專制獨裁統治者、征服者和暴君，這是因為馬克思所描繪的美妙的共產主義天堂，給諸多兇殘暴行穿戴上絢麗光彩的理想主義衣裙，馬克思對原始資本主義罪惡的真實揭露，又給大規模的屠殺蒙上了壹層正義的面紗，壹層能夠化血腥恐怖為暴力美感的朦朧面紗。
　這種為了「好」的、「大善」目的的作惡，遠比明知故犯地作惡有著更強大的動力，它能使人理直氣壯的作惡，甚至以惡為善，在馬克思專政意識形態的迷醉下，當年那些瘋狂槍殺富農、瘋狂殘殺地主的蘇、中共青團員們，卻普遍以為自己在「拯救國家」、「解放人類」… 這種自以為行善的作惡，幾乎總是遠比明知故犯的作惡造成更大的災難，試看看人類歷史：除了共產屠殺外，歷史上的那些自以為在消滅魔鬼撒旦勢力的宗教殺戮，哪壹次不遠比作姦犯科的謀財害命殺人更多？
　為了「好」的目的而不擇手段啊，多少滔天罪惡因汝而生！　
　綜上可見：馬克思主義對人類的最深遠流毒不是共產烏托邦，而是壹套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的極富迷惑性、煽動性的梟雄黑道歪理！

我們反對馬克思主義，沒有必要反對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和公有制主張，而是必須堅決反對馬克思那套只要目的正確，就可以不擇手段的極富迷惑性、煽動性的梟雄黑道歪理！
　我們反共，沒有必要反對共產黨黨員的理想和信仰，而是必須堅決反對馬克思教給共產黨那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不守規則、踐踏程序、無道無德、黑心爛肝的厚黑做法！
　如果我們反共，沒有揪出共產黨的這條邪惡之根，而只是抓住共產黨的信仰和共產主義試驗來反，那我們今天將遭遇很大尷尬，甚至走入死胡同。
　因為，今天的中共國事實上早已拋棄了那條接近原教旨共產路線，搞得是壹種由國家資本壟斷的權貴資本主義社會，與納粹德國社會非常相似；中共也不再以馬列毛思想為意識形態指導，而是煽動民族主義昏熱，吹捧滿清，灌輸大壹統專制主義歷史觀等三聚氰胺人文毒奶，精心裝扮成國家、民族利益捍衛者。中共政權實際上已經不是傳統的共產政權，而變成了壹個集滿清政權與納粹政權邪性于壹身的邪惡怪獸的新變種。
　如果今天再以反對馬克思共產主義公有制去反對中共，就是把今天的中共當作昨天的中共來反，就是刻舟求劍、不合時宜、無的放矢，就象春秋時期野渡壅水的楚軍那樣犯傻：渡河時壅水已經暴溢，但是楚軍仍然死板地尋找原先作標誌處「尋表而夜涉」，結果「溺死者千有餘人，軍驚而壞都舍」１，還沒與敵軍交手就潰敗了。
　今天再以反對馬克思共產主義公有制去反對中共，就不可能抓住中共的要害；只有堅決反對馬克思教給共產黨那套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梟雄黑道歪理和做法，才能牢牢抓住中共的要害：
　儘管口號、政策、路線變來變去，中共邪惡的根子依然如故，那就是不擇手段，昨天的中共以共產意識形態為名不擇手段，極權專政，踐踏人權；今天的中共繼續專制獨裁、繼續踐踏人權，為保專制而不擇手段，但不再以馬克思共產意識形態，而是以維護國家利益的更加狡詐的名義。今天的中共，其骨子裡的邪惡本性與毛共時期的中共難道有任何區別嗎？
　今天再以反對馬克思共產主義公有制去反對中共，就容易上中共「金蟬脫殼」之當，讓中共以新形式、新面目舒舒服服地繼續延續其專制獨裁統治，我們決不能容忍中共搖身壹變，以新的名義、新的名稱繼續其在中國的專制獨裁統治！
　對於那種以民族主義新形式推行專制獨裁政治現象的回潮，中國和世界都需要高度警惕。如今，前克格勃頭子普京，已經成功地以大俄羅斯民族主義顛復了戈爾巴喬夫、葉利欽的自由民主成果，以有別於共產黨的新形式在俄國復辟了專制獨裁政治。對此，中國人尤須高度警惕，中國的民主化不能蹈俄羅斯的復轍，如果我們反共，反出個中國的普京政權，那將是中國的又壹悲哀。

除了必須徹底否定中共不擇手段的那壹套之外，民運、異議、信仰人士自身也要警惕自己身上的不擇手段毒素，由於生、長、受教於共產中國，許多民運、異議、信仰人士身上帶有不擇手段的惡劣習性（這就是所謂「黨文化」的邪性）。
　某些民運、異議、信仰人士，反共的調子很高、口號很響，但在待人處事、組織運作、網站管理等事物上搞得卻完全是黑箱操作、說壹套做壹套、壓制異見、獨斷專行，他們主持的網站，動輒封名、封ID，大肆刪除不同意見，容不得半點對自己的批評，決不允許對自己的監督…為了騙取資源和支持，他們虛報戰功、假造數字；對待與中共的鬥爭，他們不抱以嚴肅認真、理性負責的態度，而是採取造謠、編故事、人身攻擊等手法，對人不對事、對人不對制度，甚至將中共派系頭目、將江澤民等過氣的中共頭子當作中共本身來反，而不是將鬥爭的矛頭牢牢對準中共壹黨專制的體制！他們為了爭名奪利而不擇手段，甚至為了個人名利，壹再打壓排斥民運同道… …　
　試問，諸如此類的做法，和共產黨有什麼區別？難道我們反共，是為了反掉共產黨， 再由我們來實施共產黨那壹套不擇手段黑惡做法？這樣的做法能為中國爭取自由民主嗎？
　不擇手段，只能導致無章無法、政客惡鬥、大選無能實施、憲政搭不起台，最終必然導致新的專制獨裁：孫中山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放著其他路不走，厲行」武統「，在英美日本拒絕支持的情況下，為了獲取外國資助而不擇手段，不惜聯俄容共，在中國開黨國政治之先河，究竟帶來了什麼？中國由此離自由民主更近了，還是更遠了？
　如今，中共政權已來日無多，反共群體要牢牢抓住中共邪惡的根本，要汲取中共不擇手段禍國殃民罪惡彌天的教訓、要汲取孫中山不擇手段聯俄容共，以致引狼入室開啟中國百年梟雄黑道亂世的教訓，在反共的最後階段，要高度警惕中國出現沒有共產黨的共產黨專制獨裁局面，千萬要要以俄國為戒，切忌重蹈民國復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