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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曾节明

“六四”大屠杀今年满三十周年了，三十年来，在中国大陆社会，六四的记忆已经消褪得几乎没有血色——新成长起来的“八零后”、“九零后”们，普遍不知“六四”为何物，而在那些知道“六四”、甚至亲身参与过八九民运的人眼中，“六四”越来越成为壹组少不更事的模糊镜头，三十年来，回首“六四”，海内外华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轻摇着经济动物的脑袋、发出算计的叹息声；同时，各种漠视人血的高论竞相泛起——什么学生闹事是在破坏“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什么杀人维护社会的安定、什么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后来中国的经济繁荣等等。

　仿佛当年和平示威的学生死得好，为了所谓的经济成就，“安定团结”局面、“中国崛起”，就该不定期地杀壹批批活人献祭……


　恐怕也只有中国人的价值观，才能够作如此“灵活”的变通，对西方人来说，罪恶永远是罪恶。因此犹太人会那样“记仇”，他们至今铭记近两千年的“哭墙，不会因为罗马帝国盖世荣耀而忘记罪恶，许多中国人呢，才吃到两块豆腐，就为三十年前的杀人犯叫起好来。

在共产主义信仰早已破灭的今天，这些歪曲的观念，不仅在大陆很有市场，也在海外华人中大有市场，生活在儒家社会的新加坡人，就特别认同这种看法。

　为什么中国人容易接受这种观念？这其实是儒家传统的价值取向在作祟。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破灭，三十年来，中共全靠民族主义和借助槽粕传统作精神支撑，而儒家越来越成中共为壹己专制正名的主要工具。

已经普遍不信共产主义的中国人，之所以在六四问题上认同中共歪理者日众，不能不说是受儒家影响的社会和文化传统所造成的。



　儒家价值观中深刻影响中国政治主要有三个：

　壹是重集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壹是长幼尊卑观念；三是缺乏人道。儒家壹贯强调“国家“、“社稷”为重、并且把君主当作“国家“、“社稷”的化身，将“国家”、 “社稷”、“君主”的利益摆在个人之上，而毫无个人权益的概念，儒家（主要是孟子派）虽然也强调“民为重”、“以苍生为念”，但不论是“民”还是“苍生”，并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体的概念，类似于中共滥用的“人民”概念。因此，儒家是壹种集体主义的论理思想，它把抽象的人置于具体的人之上，主张为集体而牺牲个人，牺牲“小我”，成全“大我”，这是壹种压制个人的伦理思想，这种论理的价值观，是不可能生长出宪政民主和人权思想的。

　儒家思想的集体主义属性，与马克思主义内在是相通的，受儒家社会传统的潜移默化深刻影响，中国人普遍形成了壹种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使其远比欧美民族更容易认同统治者侵犯个人权益的行为，只要统治者高举“人民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等镀金幌子，哪怕坏事做绝，中国人都容易视以为常。

　中国儒家社会传统的重集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与共产党蔑视个人权利的价值观可谓是“心有灵犀壹点通”：几十年来，镇反、土改、反右…“计生”、“严打”、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强迫拆迁、强迫征地…中共所行的、不胜枚举的每壹项暴政，无不打着人民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为全局谋、为长远计的冠冕堂皇幌子；每壹项暴政在实行的当时，都没有引发整体性的社会反弹，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对共产暴政起了某种内在的支持作用。

因为儒家社会传统的影响，海内外许多中国人就容易受到表面经济繁荣的迷惑深信中共七歪八邪的说辞：没有六四杀人，就没有“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就没有后来的“经济奇迹”云云。

　正是儒家重集体、轻个体的价值取向，为中共顽固派“杀二十万，换二十年稳定”的做法提供了深层社会文化的支持：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现在实际上在支撑中共统治的歪念就是中国儒家传统社会的“大局”观念。当年邓小平、陈云等人，对和平示威的同胞下达开枪令，没有军队将领中引发任何公开的反抗，而齐奥塞斯库对本国民众的开枪令，却引发了国防部长的抗命和高级将领的倒戈，这就是不同文化传统社会所造就的必然不同结果。

因为这种轻视视个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儒家倾向于为了“大局”而压制个性，儒家理学所高举的教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则经典地反映了儒家这种轻视视个人的价值观。为了所谓的“整体”利益对个人采取残酷的惩罚措施，在儒家看来是完全正当的。因此儒家会主张“乱世用重典”，历史上儒家壹直支持中国王朝统治者 “杀壹儆百”的做法。因为这种价值观的影响，儒家思想缺乏、且难以产生人道主义精神。壹千年来，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占据中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统治者的作风和社会习气不是更文明了、而是更残忍了；自南宋以后，凌迟这种全世界最惨无人道的死刑、缠足这种有违人道的陋习，均随着儒家理学的兴起愈演愈烈、到清朝时登峰造极。儒家即使没有直接促使中国社会的残忍化，也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中国向残忍虚伪的方向发展。

　不能不说，儒家的这种残酷的倾向和残酷的原因，与马克思主义的残酷的倾向及其原因，内在是相通的。

　而且，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还有另壹大暗合之处，那就是无神论倾向。

　马克思主义公开彻底否定宗教，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剥削阶级借以麻痹劳动者反抗精神的精神鸦片。

　儒家虽然没有公开否定有神信仰，但孔子从壹开始就“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从壹开始就没有彼岸世界的概念，因此儒家没有“天堂”、“地狱”等概念；孔子说：“未知生、安知死？”在孔子亲自铺设的精神框架下，儒家发展成壹种纯粹现世的信仰体系；儒家大力攻击佛教“无君无父”，从来不承认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

　由于因此儒家没有“天堂”、“地狱”等概念，也不承认转世轮回和因果报应，儒家的信仰者也就没有罪恶感，因此儒家的二号宗师孟子会提出“性善”说，“人之初，性本善”也成为儒家的重要信条。但实际上，人的本性自私，因为自私，人更容易作恶，因此，基督教性本恶的“原罪”说，要远比儒家的“性善”说更接近真理。

　“性善”说的最重要影响，就是使人没有罪恶感，既然人本来就是“善”的，何来“原罪”？不信“原罪”，何来罪恶感？因此，儒家信徒缺乏忏悔精神，对儒家信徒来说，任何罪恶都可以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释然视之、行若无事。因为没有罪恶感，儒家信徒壹方面容易纵容自身的恶，另壹方面纵容君主的恶——为尊者讳：壹些成功的君主，尽管穷凶极恶，却被儒家吹捧为“圣主”。

　缺乏忏悔精神，就必定缺乏人道情感。因为失没有超世俗的崇高信念，人就容易受利欲驱动，在纯粹利欲的驱动下，人恻隐之心麻木不仁，就会更容易做出许多堕落和残暴的事情来。儒家信徒正因为没有超世俗的崇高信仰体系，因此普遍容易为利欲驱动，尽管儒家有着繁琐的道德信条。自南宋以降，大儒们几乎“满口仁义道德、满脑子男盗女娼”，理学创始人朱熹本身就是典型，明朝思想家李贽指出，道貌岸然的大儒们，无不“心存高官，志在巨富”，这生动地揭示了儒士们的虚伪和卑琐。在儒家理学登峰造极的明朝和满清，儒家（特别是儒家理学）信徒几乎成了假仁假义的代名词。

　这就是为什么自南宋以后，随着儒家的坐大，中国的王朝越来越残暴和腐败的原因。

　正因为容易受利欲驱动，儒家信徒在历史上远没有基督徒那种殉道的勇气，儒士们的勇敢甚至不如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因为在共产意识形态亢旺之际，马克思的徒子徒孙们好歹还有共产乌托邦天堂的信仰，儒士们则没有任何超世俗的信仰。

　因为无神论的影响，共产党的信徒们“天不怕，地不怕”，什么坏事都敢做；而儒家的信徒们则利欲熏心、假仁假义、“以理杀人”、以道德的名义，做出诸多腐败和残暴的事情来。

　除列宁等个别疯狂的无神论者外，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领导人外壳虽然是共产党党徒，内在却有着潜移默化的、抹不去的基督教（东正教）影响，这种宗教的影响与其邪恶的共产信条发生著无声的、深刻的冲突，不同程度地悄然抵消著欧洲共产独裁者的邪恶程度，这就是作为欧洲最凶残的独裁者，斯大林会远比毛泽东更尊重宗教、文化、艺术的根本原因。斯大林于二战期间“大发慈悲”，突然放开宗教信仰禁锢；毛泽东则决不会发这种“慈悲”。

　而中国的共产独裁者，其内在有着潜移默化的、抹不去的儒家传统影响，这种影响与其邪恶的共产信条、专制独裁思想观念暗通款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它不同程度地悄然强化著中国共产独裁者身上的邪恶，为其残暴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人文支持。

这就是同为顽固派共产独裁者，邓小平、陈云、

毛泽东可以毫无心理障碍地以屠杀同胞保专制，而前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却普遍下不了狠手的根本原因。而面对邓小平、陈云这样穷凶极恶的决策，远比当年叶利钦更为有利的赵紫阳，却毫无反抗的道德勇气。这也是前东欧国家能够壹齐于1989年和平演变，而中国却不能的最重要原因。

共产专制在中国特别顽固的另壹项原因，就是中国儒家传统土壤所长出的老人政治毒株，这是除同为华人社会的新加坡外，其他所有国家所没有的东西。在儒家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人孝敬长辈的传统，被扭曲成老人政治传统，曾经当权的老人，从王朝的“太上皇”到红朝的“中顾委主任”、“元老”，可以“交位不交权”、 “退而不休”…名不正言不顺地继续干预政权运作、甚至幕后操控政局。这种荒唐的传统，大概是其他任何民族的政治思维所无法理解的。

　这种百年前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做法，自邓小平开始，居然再次成为中国的政治惯例。随着江泽民集团的退休、胡锦涛集团的行将退休，中国的老人政治集团越来越庞大，庞大的顽固派老人集团，无比顽固地阻碍著任何改良措施的出台，使得任何放松专制的改革成为不可能。这就加深了专制独裁体制在中国的顽固性。

　



　综上所诉，为什么共产专制的生命力在中国（包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越南）远比其在欧洲强大？因为欧洲有基督教消减共产主义的邪恶，中国等东亚国家却有儒家助长共产主义的邪恶。

　随着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欧洲的共产政权纷纷倒塌，但在中国，中共却可以依赖儒家延长专制的寿命。这也是胡锦涛上台以来大力推崇儒家的根本原因。


　我们为什么要反共？我们究竟应该反对共产党的什么？这两个问题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同时又是很容易想当然的问题；因为容易想当然，也是很容易受到忽视的问题。
　壹些人，包括某些老资格民运人士在内，至今想当然地认为：因为共产主义的那套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理想是虚幻的乌托邦，所以必须反对共产党，应该反对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看法貌似深刻，实则荒谬。
　许多人能够看到：反共是为了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也懂得应该反对共产党的专制独裁，但对于当权的各国共产党为什么无壹例外地厉行专制独裁统治，则又不知其所以然了；对此，他们或者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罪，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至于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导致专制独裁、马克思理论的哪个部分会导致专制独裁，他们要么壹团迷糊，要么不求甚解。
　这样的反共认识状态潜伏著不容小视的危险：不搞清楚为什么而反共、不搞清楚应该反对共产党什么、不搞清楚共产党专制独裁的根本原因，我们就无法挖除中国的专制独裁根子，难道我们反对中共，是要在推翻中共之后，建立壹个反共政党的壹党专制吗？要知道，当年纳粹党是死硬反共的，当今缅甸的军政府也是死硬反共的……但是，纳粹党政府、缅甸军政府的专制独裁与共产党有多大区别呢？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中国民运为了反共而反共的话，很难不出现这样的局面；如果反共光是反对共产乌托邦理想、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就难保今后中国不会产生某种新的光鲜奇幻的美妙理想、某种富于盅惑力的理论继续为独裁、专制、极权张目、正名，继续支撑著专制政权祸害中国，尽管这种新的光鲜奇幻的美妙理想、新的富于盅惑力的理论没有赤色的色彩。
　曾经风靡壹时的尼采的“超人”理想、作为纳粹的理论基础、曾经甚嚣尘上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难道不同样为独裁、专制、极权张目、正名？
　如果反共光是反对共产乌托邦理想、光是反对马克思主义，我们这些反共人士难道要在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乌托邦之后，找出新理想、新理论来支持新的专制独裁？

那么，为什么反共不应该是反对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因为某种理想、某种信仰本身并不会造成罪恶，可能造成罪恶的是某种信仰的实践、为了实现某种理想所采取的手段。
　而且，壹个政治文明的社会（宪政民主社会）中，每壹个人都必须享有思想信仰自由，只要不损害他人，人们有权信奉任何主义、树立任何理想，对此，他人和国家都无权干涉。
　因此，以共产主义理想和信仰的反共既无必要，也与自由民主的原则不相符，这样的反共，不能不说与实现自由民主的大前提——建立宪政民主政权背道而驰。
　再说，共产主义的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实施、 实践也不壹定会造成罪恶。如果遵照自愿的原则進行共产公有化的尝试，并不会造成罪恶：　在自愿的情况下，个人交出自己的权利去组建那种限制个人自由的公有制社会体制，这种自愿前提下的尝试尽管会给尝试者带来苦痛和损失，却不会造成社会性的损害，因为这种损害不会强加给尝试者以外的其他社会群体；而且，尝试者所遭受的苦痛和损失也是他（她）自己的选择，因为共产试验的自愿性质，他（她）可以自由退出试验。
　比马克思还早的共产主义祖宗傅立叶和欧文，都進行过这种自愿的试验：法国人傅立叶登广告征求建设共产主义的赞助商、英国人欧文更是在美国投资建立了共产主义的农场和工厂，他们的实践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灾难；以色列曾经有实施自愿共产主义试验的农场，日本也有自愿的共产村，他们的他们的共产主义实践也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灾难。
　以上可见：在自愿前提下進行的共产主义试验对社会并没有损害，我们犯不着把反共的范围，锁定在共产党带来的公有制身上。何况，在壹个政治文明的社会里，人们有权在自愿的原则下尝试公有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任何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因此，反对公有制、反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尝试，与建设宪政民主社会的目标相悖离。　
　反共，是不是应该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呢？也不应该。
　的确，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给全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无壹例外地祸国殃民，铁的事实证明：马克思的理论是有原罪的。那么，马克思理论的原罪究竟在哪里？究竟整个马克思理论是邪恶的，还是马克思的壹部分理论是邪恶的？搞清这些问题非常重要，否则，我们就算把马克思主义批倒批臭，也难免受到新的、甚至高举反马克思旗帜的邪恶理论的迷惑，这很可能造成专制独裁政治在共产党倒台后倒台后，以新的面目、甚至以坚决反共的面目继续存在。当年南斯拉夫共产党倒台后，米洛舍维奇政权难道不是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继续其暴虐的专制统治吗？
　马克思的理论整个都是邪恶的吗？非也。马克思的理论有追求个人解放的壹面；马克思对原始资本主义罪恶的揭示、对垄断弊病的揭示、对资本主义诸多局限性的揭示，基本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东西，无疑是正义的。马克思死后，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实施的许多缓和阶级矛盾、改善人权状况等改良措施，都或多或少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发，比如大众社会保障体系的创建和不断完善、劳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创建和完善、工人入股分红等等，在这些改良措施中，美国率先实行的反垄断与马克思主张是完全壹致的…这表明：马克思的理论并非整个都是邪恶的，马克思的理论有其可取之处，不应该全盘否定。

马克思主义的邪恶之处究竟在哪里？就在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说：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邪恶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是邪恶的？不在于专政由“无产阶级”或哪壹个阶级来实行（难道资产阶级专政就不邪恶？），而是“专政”本身是邪恶的；为什么“专政”本身是邪恶的？是因为专政之不择手段：
　专政，无视人（专政对象）的人权，把不同阶级的人、不同政见的“敌人”当作“毒蛇猛兽”，肆意屠杀消灭！为了“解放”无产阶级，居然可以把其他阶级实施阶级绝灭，为了把壹半俄国人赶進“共产天堂”，列宁不惜杀掉另壹半俄国人；毛泽东在窃国后也冷血狂妄地然宣称：如果他的共产计划壹起实施，中国至少要死壹半人。
　马克思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鼓吹不择手段夺取政权的理论、鼓吹夺权后的“无产阶级政党”不择手段暴力共产的理论，因此，马克思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壹部鼓动大规模抢劫屠杀的理论！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各个阶级都有好人和坏人，有产阶级中具体的坏人应当具体地加以追究，马克思却为了实现理想的“正义目标”，鼓动民众全盘否定“旧社会”（砸烂旧世界），不要程序、不择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有产阶级進行抢劫和大屠杀，结果，共产主义天堂不仅没有产生，反倒制造出壹个又壹个的人间地狱！马克思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邪恶，怎么不令人发指？　
　既然人都可以杀，还有什么做不出来？还有什么手段用不出来？既然为了无产阶级的“解放”，人可以尽情地杀，还有什么不可以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实践必然导致专制独， 壹般的专制独裁还不够，还必须造就壹个普通人如螺丝钉、铺路石壹般，可以任由统治者驱使和用作牺牲的极权社会。
　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为什么不择手段？因为其宣称不择手段是为了实现“好”的目的，如“解放全人类”、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目的之“好”，就成为不择手段的最主要的道义理由。
　具体来说，为了“好”的目的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之所以邪恶的根本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真正邪恶之所在！

为了“好”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乍听起来好像合乎情理，实则既不合情、也不合道、更不合理。试问：同样获得壹台电脑，买来、借来、偷来，可能壹样吗？为人父母者，为了孩子成才，就可以棍棒教育、拔苗助长？壹个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就可以纵容和鼓励本校学生作弊？壹个国家，为了造原子弹（国家强大），就可以强迫老百姓节衣缩食、饿肚子？为了更快的“发展经济”、“减员增效”，就可以有计划谋杀千千万万的婴儿？为了所谓的政治的稳定，国家就剥夺和变相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为了GDP的快速增长，就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牺牲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为了奥运脸面、“国家形象”，胡锦涛等人就可以蓄意压制毒奶粉消息的及时发布，平白增添成千上万的婴幼儿患病、死亡！？… …
　因为“好的目的”之“好”的不可靠性、不确定性、不现实性，和不择手段危害的难以估量，为了“好”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几乎总是带来得不偿失的坏结果，甚至造成巨大的灾难和罪恶。
　为人父母者，为了孩子成才而不择手段，结果把孩子打伤、打残、甚至逼疯累见不鲜，造成心理伤害、性格扭曲的就更多了；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而纵容和鼓励本校学生作弊，结果造成学风败坏、道德沦丧，学校声誉扫地；中共为造原子弹而强迫老百姓勒紧裤腰带，结果造成轻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痛苦、国家也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中共为了提高经济效而大搞强迫计生，几十年来谋杀上亿婴儿，结果经济效益提高有限，反而造成了严重性别失调、社会老龄化、劳动力短缺，现在诸般恶果开始显现，中国“未富先老”，不择手段限制人口的中共国，反倒不如没有不择手段限制人口的越南、印度等国家，更有活力和发展后劲；中共为了所谓的政治的稳定而顽固剥夺和变相剥夺民众的知情权、选举权…结果弄得官是奸佞、屠夫、贪官、党棍、酷吏、汉奸…民是愚民、刁民、暴民、股民、访民、“蚁民”…唯独没有公仆、就是没有公民！整个社会毫无修错能力：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冲突越来越暴力化、社会矛盾越来具有爆炸性…这就是“稳定”的代价，“稳定”的表象下，不断堆积着今后大动乱、大崩溃的炸药包！

　好的目标之“好”，往往不现实、或靠不住，而不择手段之坏，却是实实在在的、难以估量和控制的，这就是不择手段办好事几乎总是取得坏结果的原因，如共产主义理想不现实、靠不住，而为了共产而不择手段则很快导致生灵涂炭，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无壹实现了人间天堂、无壹不制造出人间地狱。试问，中共建党八十七年来犯下的祸国殃民大罪，哪壹次不是为了实现“好的目标”而犯下的？
　综上所述，不择手段，马克思主义真正邪恶之所在，它是马克思主义乃至诸多别的歪理邪说邪恶的根子！
　为了“好”的目的，诸如“人类解放”、“消灭剥削”、“人人平等”、“按需分配”…而不择手段，必然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以“大善”的名义犯罪，其迷惑性和煽动力十分可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造成的灾难特别巨大的真正原因。
　各国共产党（马列政党）在夺权中、上台后，无不杀人如麻，其凶残嗜血（尤其是中共及其大力支持的柬共）几乎超过人类有史以来的壹切旧有的专制独裁统治者、征服者和暴君，这是因为马克思所描绘的美妙的共产主义天堂，给诸多凶残暴行穿戴上绚丽光彩的理想主义衣裙，马克思对原始资本主义罪恶的真实揭露，又给大规模的屠杀蒙上了壹层正义的面纱，壹层能够化血腥恐怖为暴力美感的朦胧面纱。
　这种为了“好”的、“大善”目的的作恶，远比明知故犯地作恶有着更强大的动力，它能使人理直气壮的作恶，甚至以恶为善，在马克思专政意识形态的迷醉下，当年那些疯狂枪杀富农、疯狂残杀地主的苏、中共青团员们，却普遍以为自己在“拯救国家”、“解放人类”… 这种自以为行善的作恶，几乎总是远比明知故犯的作恶造成更大的灾难，试看看人类历史：除了共产屠杀外，历史上的那些自以为在消灭魔鬼撒旦势力的宗教杀戮，哪壹次不远比作奸犯科的谋财害命杀人更多？
　为了“好”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啊，多少滔天罪恶因汝而生！　
　综上可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的最深远流毒不是共产乌托邦，而是壹套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极富迷惑性、煽动性的枭雄黑道歪理！

我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必要反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和公有制主张，而是必须坚决反对马克思那套只要目的正确，就可以不择手段的极富迷惑性、煽动性的枭雄黑道歪理！
　我们反共，没有必要反对共产党党员的理想和信仰，而是必须坚决反对马克思教给共产党那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不守规则、践踏程序、无道无德、黑心烂肝的厚黑做法！
　如果我们反共，没有揪出共产党的这条邪恶之根，而只是抓住共产党的信仰和共产主义试验来反，那我们今天将遭遇很大尴尬，甚至走入死胡同。
　因为，今天的中共国事实上早已抛弃了那条接近原教旨共产路线，搞得是壹种由国家资本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与纳粹德国社会非常相似；中共也不再以马列毛思想为意识形态指导，而是煽动民族主义昏热，吹捧满清，灌输大壹统专制主义历史观等三聚氰胺人文毒奶，精心装扮成国家、民族利益捍卫者。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不是传统的共产政权，而变成了壹个集满清政权与纳粹政权邪性于壹身的邪恶怪兽的新变种。
　如果今天再以反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公有制去反对中共，就是把今天的中共当作昨天的中共来反，就是刻舟求剑、不合时宜、无的放矢，就象春秋时期野渡壅水的楚军那样犯傻：渡河时壅水已经暴溢，但是楚军仍然死板地寻找原先作标志处“寻表而夜涉”，结果“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１，还没与敌军交手就溃败了。
　今天再以反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公有制去反对中共，就不可能抓住中共的要害；只有坚决反对马克思教给共产党那套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枭雄黑道歪理和做法，才能牢牢抓住中共的要害：
　尽管口号、政策、路线变来变去，中共邪恶的根子依然如故，那就是不择手段，昨天的中共以共产意识形态为名不择手段，极权专政，践踏人权；今天的中共继续专制独裁、继续践踏人权，为保专制而不择手段，但不再以马克思共产意识形态，而是以维护国家利益的更加狡诈的名义。今天的中共，其骨子里的邪恶本性与毛共时期的中共难道有任何区别吗？
　今天再以反对马克思共产主义公有制去反对中共，就容易上中共“金蝉脱壳”之当，让中共以新形式、新面目舒舒服服地继续延续其专制独裁统治，我们决不能容忍中共摇身壹变，以新的名义、新的名称继续其在中国的专制独裁统治！
　对于那种以民族主义新形式推行专制独裁政治现象的回潮，中国和世界都需要高度警惕。如今，前克格勃头子普京，已经成功地以大俄罗斯民族主义颠复了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自由民主成果，以有别于共产党的新形式在俄国复辟了专制独裁政治。对此，中国人尤须高度警惕，中国的民主化不能蹈俄罗斯的复辙，如果我们反共，反出个中国的普京政权，那将是中国的又壹悲哀。

除了必须彻底否定中共不择手段的那壹套之外，民运、异议、信仰人士自身也要警惕自己身上的不择手段毒素，由于生、长、受教于共产中国，许多民运、异议、信仰人士身上带有不择手段的恶劣习性（这就是所谓“党文化”的邪性）。
　某些民运、异议、信仰人士，反共的调子很高、口号很响，但在待人处事、组织运作、网站管理等事物上搞得却完全是黑箱操作、说壹套做壹套、压制异见、独断专行，他们主持的网站，动辄封名、封ID，大肆删除不同意见，容不得半点对自己的批评，决不允许对自己的监督…为了骗取资源和支持，他们虚报战功、假造数字；对待与中共的斗争，他们不抱以严肃认真、理性负责的态度，而是采取造谣、编故事、人身攻击等手法，对人不对事、对人不对制度，甚至将中共派系头目、将江泽民等过气的中共头子当作中共本身来反，而不是将斗争的矛头牢牢对准中共壹党专制的体制！他们为了争名夺利而不择手段，甚至为了个人名利，壹再打压排斥民运同道… …　
　试问，诸如此类的做法，和共产党有什么区别？难道我们反共，是为了反掉共产党， 再由我们来实施共产党那壹套不择手段黑恶做法？这样的做法能为中国争取自由民主吗？
　不择手段，只能导致无章无法、政客恶斗、大选无能实施、宪政搭不起台，最终必然导致新的专制独裁：孙中山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放着其他路不走，厉行”武统“，在英美日本拒绝支持的情况下，为了获取外国资助而不择手段，不惜联俄容共，在中国开党国政治之先河，究竟带来了什么？中国由此离自由民主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如今，中共政权已来日无多，反共群体要牢牢抓住中共邪恶的根本，要汲取中共不择手段祸国殃民罪恶弥天的教训、要汲取孙中山不择手段联俄容共，以致引狼入室开启中国百年枭雄黑道乱世的教训，在反共的最后阶段，要高度警惕中国出现没有共产党的共产党专制独裁局面，千万要要以俄国为戒，切忌重蹈民国复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