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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花電視。

迷思一：中國的傳統民族觀是以血統論？ 並非如此，中華文化是以文化異同，而不是像西方以血緣、種族異同做區分。正如韓愈所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也就是所謂的「夷夏之辨」。也因此，中華文化沒有產生將特定族群趕盡殺絕的種族主義。相反，中國還有不同民族文化認同而互相同化的現象，無論是楚莊王的「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到成為春秋五霸問鼎中原，或是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政策，亦或是唐代胡人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等，自春秋以降，一路經過魏晉、隋唐．．．中華民族的建構就是在積年累月的文化認同中形成，而不是基於血統論區分建構而成的。

以現今角度來看，「夷夏之辨」一詞不免帶有歧視意味，但若站在思想交流不如今日頻繁的過往二千年前之時空看，這是可以理解的。實際上，文明與野蠻的分別，也並非中華的專利，西方人在古代也會區分「文明」與「野蠻」。至今仍有一歷史名詞曰「蠻族大遷徙」（Barbarian Invasions），而「蠻族」一詞正源自古希臘人對周邊民族之蔑稱，而到了羅馬時代，羅馬人亦稱帝國疆域外的民族為「蠻族」（《西洋中古史》），即是如此。

當然，回到今日國際社會交流日益頻繁的環境下，「夷夏」之中的歧視成分自然必須去掉，就如同今日西方不再以文明與野蠻稱呼其他民族的人。


迷思二：中國儒家思想，是服務專制、代表專制與落後的文化？

儒家思想所要服務的是「仁」的核心價值，無關民主或專制制度，但在民主的環境下，儒家「仁」的價值比專制更容易被體現。

若儒家思想真是代表專制的文化，是服務專制體制的思想，則何以解釋《孟子》中的「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呢？

在儒家經典《孟子》中，孟子將「以臣弒君」的湯武革命詮釋為：「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更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民貴君輕」以及「未聞弒君」等語的思想，是不利於專制，且為人民革命推翻暴政帶來合法性的，要說儒家文化是為了服務專制的文化，豈不是邏輯矛盾？

無論是孔子所推崇的周朝禮樂，抑或是孟子所提倡的民貴君輕，他們所關注的對象也並非針對民主、專制或封建制度，而在於恢復人心固有道德，以及安定的社會秩序，以促成大同之世。其奉為圭臬的中心思想以及所服務的對象是「仁」，是一種形而上的、道德哲學的概念，與今日的專制或民主體制無關。

我們至今仍能看到儒家「君臣父子」、「民貴君輕」與「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思想並存，其因在此。而君王為了穩定帝王統治，則以「君臣父子」為訓；草民希望推翻暴政，則以「湯武革命」為號召。

與西方比較思想文化的先進與落後，更是令人感到奇怪。所謂文化，乃一民族在特定時空活動所累積的人文結晶，思想則是在此特定時空活動所發展成的思維結晶。真要比較，也只有系統完不完善，邏輯縝不縝密之比較。何能用鴉片戰爭之成敗，以及科技發展的先進與落後，去決定其思想與文化的先進與落後？難道一個發明超級科技，而一年四季都將其用於內外征戰的文明，就代表他們的思想文化是先進的嗎？無論對於中國或西方而言，這不是都說不通嗎？由此看來，思想與文化的先進與落後之說，也只是一個重大的思考誤區。更不能說君主帝制用儒家的「五倫觀」來做為穩定社會之利器，就說這是儒家的錯誤，凡事要對儒家真正理解再做評價。

中國文化的兩大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