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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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下載
由 大話西遊 » 2013年2月18日
求《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下載
前 言
一
在我研究1959年3月「拉薩事件」的過程中，當事件的大背景漸漸明晰時，分散的資料和零碎的線索就彙集到一系列關鍵時間、地點和事件。「1959年3月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延伸為「1959年前後，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一時間跨度更長，地域範圍更大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從紐約到台北，從台北到香港，從香港到印度，在圖書館、檔案館里掃描了數萬頁資料。零散在大量資料中的描述、數據和各方參与者的回憶漸漸歸攏，指向一個驚心動魄的關鍵詞：戰爭。
大量資料顯示，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國西南西北地區發生了一場慘烈戰爭，其涵蓋地域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區，即今之「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藏區」。交戰雙方一邊是擁有現代武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和地方軍隊，以及受過軍事訓練的武裝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槍步槍刀劍為主的藏區農牧民、僧侶、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這場戰爭始於1956年初春，結束於1962年秋，歷時六年半。當時的解放軍12軍區中，有8個不同程度參与。作戰過程中，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炮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戰爭物資調自九省市。參与決策和指揮的，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關鍵人物：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彭德懷、粟裕等等。從兵力、兵種和參与人物的級別來看，這場戰爭是中共全面奪取政權后，在境內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之一。
從軍事角度來說，中共在藏區的戰爭是 一場全勝的戰爭。奇怪的是，它也是中共宣傳最少的戰爭。幾十年來，這場戰爭被小心翼翼地迴避和掩飾著。中國軍事科學院2000出版的10卷本《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是權威軍史著作，該書第2卷《中國人民解放軍70年大事記》中，對這場動用了「王牌軍」的軍事行動，僅「一言以蔽之」：「（1959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於20日開始平息西藏武裝叛亂。至1962年3月，平叛作戰勝利結束。」[1] 這句話隱去了一個關鍵史實：西藏作戰主力為參加過韓戰的54軍，並非當時的「駐藏部隊」。遮蔽這一事實就掩蓋了這場戰爭的規模。這場戰爭的規模至關緊要，因為規模本身在證明這場戰爭的性質。所以我在研究中特別注意各次戰役的規模，這需要從大量分散的文獻中尋找資料加以比對，工作十分繁瑣枯燥。
這部大事記詳細到連1956年3月4日空軍「派出飛機參加廣東省林業廳組織的飛播造林試驗」都紀錄在內，卻未記錄同年3月29日中午，「空軍出動杜4型飛機兩架，對（理塘寺）叛亂武裝進行掃射投彈」[2]。「杜4型飛機」即外號「公牛」的蘇製圖-4遠程重型轟炸機，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轟炸機。
該書對1956年至1962年解放軍在青川甘滇四省進行的軍事行動，只有一條記錄：「（1960年3月12日）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在成都召開了平叛和邊防現場會議。總結交流了1959年平叛作戰的經驗，研究了貫徹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邊防鬥爭的方針政策等有關問題。」[3] 一些參戰官兵出版了回憶錄、傳記或回憶文章，但對作戰細節或語焉不詳，或避而不談。1961年「西北民族工作會議」曾對「平叛擴大化」做了一點糾正，但目前公布的《西北地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紀要》略去了重要信息[4]。1980年代，中共對西南西北地區「平叛擴大化」平反時，貫徹「宜粗不宜細」方針，各地平反資料迄今未解密，地方志中的數據凌亂且不完整。這些都說明，時隔半個多世紀，這場戰爭依然是個必須嚴守的秘密。
二
2010年夏末，我從西寧經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筆記本電腦，第四次前往印度達蘭薩拉。電腦里儲存了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四省中66個縣的縣誌、10個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區」軍事志、1950至1962年新華社《內部參考》中約800頁有關藏區的報道、1956-62年《人民日報》、《人民畫報》、《解放軍戰士》中的相關報導，有關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土改史、中共黨史、冷戰史等方面的文獻和資料，以及過去幾年在流亡社區的全部採訪錄音。
我的研究從數據統計開始，試圖通過數據來探知戰爭規模。
金秋十月，達賴喇嘛尊者應台灣佛教徒請求，在達蘭薩拉大昭寺講經。其時，我坐在面對康加拉山谷的格爾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樹和果洛州的人口數據。提取出各種來源的數據后，我陷入了迷宮，在這些數據里來迴繞了好幾天，摸不出頭緒。近午，我關掉電腦走出小屋。遠處的揚聲器里隱約傳來尊者講經的聲音。我站在走廊上靜靜聆聽。
猛然間靈光一閃，我悟出了走出「迷宮」之道。
是夜，我輾轉反側，無法安眠。接連幾天反覆比對得出的數據不時在腦中浮現：1958至1961年，玉樹州人口減少69,419人，比1957年減少了44%；果洛州1958至1961年中，至少減少35,395人，達35.53 %，超過1953年該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兩州共減少118,172人，這還是經過「調整」后的官方數據[5]。
夜深人靜，半睡半醒之間，遠處似乎傳來一個聲音，一遍一遍地重複著：「請告訴世界！請告訴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門站到走廊上。月色朦朧，萬籟俱寂，多拉達山脈在月光下靜靜聳立，康加拉山谷燈火稀疏。我左側的渾圓山頭，黑黝黝的松林里透出溫暖的燈光，那是達賴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來了，「請告訴世界」，那是當年經中情局訓練的電報員、理塘人阿塔諾布在目送達賴喇嘛越過邊界后，向中情局發出的最後一份電報：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請把西藏人民的苦難告訴世界」。
外部世界對西藏人民的劫難早有所知，對此一無所知的是我們中國人。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轉向多拉達峰。月光下，海拔5千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潔如同仙山。許多蒼老的面容從我的記憶中浮起。他們來自西藏三區，曾經是牧人、農民、僧侶、政府官員、商人、小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渡過大半生的老人。他們把埋藏心底的記憶交給我，這是何其沉重的囑託。
此後，我集中全部時間和精力，反覆計算、對照、考證，在大量資料中提取出一個個「點」，再把「點」連成「片」，把資料整理成筆記，把數據簡化為表格，用這種繁複費神的方法，讓事件本身從歷史深處一點一點地浮現。
三
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有幾個必須注意的問題。首先，關於「西藏」 這一概念，漢藏人民的理解常有相當差異。漢語中的「西藏」，在近代史上已有特定含義，並不等同於與傳統的「西藏三區」。最近一些年來，境內外一些藏人團體和個人使用「圖博」一詞來涵蓋衛藏、安多、康區。藏人行政中央在官方文件的漢譯中仍然使用「西藏」這個詞，但將其內涵擴展，如2008年10月31日，達賴喇嘛談判代表提交給中方的《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這份文件中，「西藏」這個詞不再僅指「西藏自治區」。
傳統的西藏三區，不僅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區別，也有政治和行政上的不同。衛藏地區具備統一的政權結構，有複雜而穩定的中央政府，即拉薩的噶廈，而日喀則的班禪堪布廳可視為一個「次級中心」。康區以一種「塊板結構」的地方行政制度為主，即漢人史籍中所說的「土司制」。「土司」一詞是歷史上漢人對邊遠地區的這一地方性政權的說法，帶有蔑視意味。我們在沿用歷史上的這一習慣說法時，應對此有所認識。土司制已經具備一定的行政權力形態。較大的「土司」如德格、白玉、木里等，宛如一個個完整的王國。
安多地區以部落製為主。部落制相比土司制，行政權力形態則更為原始和簡單。不過，就像康區會有遊離于土司制之外的部落一樣，安多也有幾個相當成熟的土司制。例如安多的甘南州卓尼縣，中共執政前曾經有一個持續600多年的土司政權「卓尼甲波」，管轄範圍涵蓋現在屬於甘肅卓尼、臨潭、迭部、舟曲甚至包括四川若爾蓋北部的大片地區，儼然是一個王國。
中共佔領西藏前，噶廈政府在阿里、衛、藏、藏東地區設立8個基巧，各基巧下轄若干宗和谿卡[6]。1951至1959年，中共將原先的政區分割為噶廈政府、昌都解放委員會和班禪堪布廳等三個政權組織，在各基巧建立分工委，並成立了50多個宗級辦事處[7]，形成「雙重政權」系統。這一時期，中共對未來的西藏行政規劃已有預案，但尚未實施。1959年「拉薩戰役」后，中共廢除噶廈政府，按照內地模式重新劃分行政區域，將宗、谿合併成縣，原先的村落或部落重組為鄉。中共在藏區基層建政的過程與戰爭過程是重合的，這就造成參戰雙方對事件發生地點的不同描述，比方說現在的「山南地區」，大致為原先的「洛卡基巧」，該基巧的30宗、谿在1960年被合併為現在的山南地區所屬12縣。因此，藏方資料稱該地區為「洛卡」，中方資料則稱之為「山南」。本書描述具體戰鬥時，儘可能依據行政區劃史和最近出版的地圖找出現在的地名。遺憾的是，由於無法到當地調查，一些地圖上沒有標示的村莊和部落的名稱難以確定。我儘可能找到戰鬥發生地區的地標，使讀者對事件發生的地點有較為明確的了解。
由於人為的行政劃分，很多被劃分到不同省份的地區原屬同一部落。但是，歷史造就的個人與群體關係並不因之改變。面臨危機時，群體之間的守望相助往往依據歷史上的血緣和文化聯繫，而非現實政治上的行政歸屬。因此，在敘述中，「四省一區」或「周邊四省藏區」這一現代行政概念必然會模糊了這些地方的歷史淵源，而「西藏三區」這一概念又會模糊了現實政治的架構。為了更為方便而清晰地敘述那段歷史，本書使用「藏區」這個詞來特指藏人居住的全部區域。
「藏區」是一個大的概念。研究者還必須關注另一個概念，即藏人所說的「家鄉」（Phayul）。Phayul不僅是地域，比方說嘉絨、德格、熱貢、囊謙等等，還包含歷史傳承、風俗習慣、方言和生活方式。歷史上的藏區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是相當多元的，有莊園制，有部落制，還有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安多和康區曾有些很大的部落，如德格、囊謙、木里、尖扎等等，處於一種類似「國中之國」的狀態。這些部落的世襲首領藏語稱為「甲波」，即「國王」，他們擁有內部納稅權、司法權和徵兵權。除了清末「改土歸流」的短暫時期之外，噶廈政府或民國政府都不干涉他們的內部管理。中共建政時，藏人居住的地域里，除了部分「民族雜居區」之外，多數地區沒有任何外來政權在施行有效管理，衛藏地區則處在「事實獨立」狀態。
傳統藏區由許多形式與結構不盡相同的Phayul 組成。在牧區，Phayul 往往指的是一個家庭所屬的部落及其駐牧的草場。二者都具有流動性，只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小部落有時會放棄獨立而依附某個大部落，大部落有時會分裂出新的部落；牧場的歸宿會隨著部落的變化而改變，有時候正相反，牧場的改變導致部落的變化。戰爭爆發前，安多、康區的大部分地區都處於這種「部落分割」狀態。
藏人亦如其他民族一樣，有各種職業和社會階層，有農民、牧民、僧侶、官員、頭人、工匠、商人、店主、乞丐、傭僕等等，絕非簡單的「農奴主/農奴」這兩個階層。這種多元狀態決定，當危機發生時，地區、部落、階層乃至家庭成員的應對方式各不相同，因而也呈現出多元狀態，有的反抗，有的觀望，有的合作，不過，後來的發展表明，不管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方式，他們最終的結局基本相同。
我還須指出一點：在那場戰爭中遭到嚴酷鎮壓的除了藏人，還有彝、回、土、蒙、佤、苗、傈傈、撒拉、東鄉等民族。因研究範圍的限制，除了高度藏化的青海河南蒙旗之外，本書不涉及其他民族。這些民族的經歷，迄今還是中國現代史研究中有待關注的領域。
四
這本書的完成，並非我一個人的努力。在此，我謙卑地感謝達賴喇嘛尊者親自為本書作序，感謝尊者再次接受我的採訪，釐清了一些重要問題。
我要感謝我的母親。媽媽16歲加入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隨軍南下，18歲加入共產黨。我深知，面對如此「代溝」，媽媽內心之艱辛。我感謝媽媽在讀過我的《1959：拉薩！》后，仍然相信她的女兒所作的研究和寫作具有正當的意義。我從心底里感謝媽媽的理解和信任。在我第四次前往印度之前，媽媽從她的退休工資里拿出一筆錢，塞進我的行囊，叮囑我在印度照顧好自己。
我也必須感謝我的女兒。我在難民定居點採訪的時候，她為自己安排了交換學生項目，獨自收拾行裝，去歐洲學習。她從未抱怨我對她的忽視，每次電郵總是要我放心。對此我深感欣慰和歉疚。感謝女兒的支持和理解，感謝她從不懷疑，她的媽媽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感謝桑傑嘉再次陪同我在印度南方和北方的難民定居點採訪，並把重要訪談譯成中文。原昌都解放委員會成員、雪域衛教志願軍總指揮普巴本的後代扎央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線索，並在幾次訪談中為我翻譯。在台北和香港收集資料時，盧惠娟老師和蔡詠梅大姐對我敞開家門，感謝她們對我的信任。達蘭薩拉格爾登寺客房管家，來自甘南迭部的僧人貢覺卓巴和來自四川阿壩的僧人達爾傑為我提供了很多幫助。在我離開達蘭薩拉的前幾天，來自英國的Matthew Akester先生得知我的研究，主動來提供幫助。Matthew通曉藏語，本書引用的藏文資料，均由他特為我譯成英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Lauran R. Hartley女士從館藏資料中為我找到珍貴的歷史文獻和圖片，幫我解決了幾個難題。
我特別感謝數位從未謀面而身在國內的朋友，他們在那個地區工作過，或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們讀過我的一些有關藏區的文章后，多次來信以自身經歷為我提供佐證，或給我以寶貴的指點。在此我不便公開他們的名字。將來本書可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時候，我會向他們一一致謝。
幾年來，我有幸與數百位面慈心善的老人結緣，在他們的前廊、客廳、佛堂、院子里，聽他們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這些老人年齡最低的70多，最高的94歲。在本書的參考書目中，我列出了50位受訪者的名字，還有許多名字無法一一列舉。我深深感謝他們接受我的採訪，感謝他們為歷史留下見證。那些年裡發生的事件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曾經是農民、牧民、僧侶、商販、官員、頭人等等，戰爭狂飆席捲藏區后，他們有了一個共同身份：難民。
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我深感作為獨立研究者的艱辛。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場戰爭，資料稀缺分散，評價眾說紛紜。這些慘烈事件，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這場戰爭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淚。那段歷史被有意掩蓋，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對自己產生懷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進行計劃中的旅行、採訪、圖書館檔案館的資料採集、直到完成最後的寫作。
2010年年底，隨著資料分析漸漸深入，親歷者的訪談逐漸翻譯成文，我愈加感到精神上的壓力。這不是輕鬆的研究和寫作。資料非常繁雜，史實過於沉重，我擔心自己沒有能力承受。我向達賴喇嘛尊者的秘書才嘉先生提出請求，希望能再次採訪尊者。
2010年12月3日，達賴喇嘛尊者應我的請求，第四次對我敘述他所經歷的那段歷史。談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場戰爭。我告訴尊者我從中共軍方資料中統計出藏人在戰場上的死傷俘降不完全數據：34萬7千餘人。尊者的臉上現出深深的憂傷。一時間，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語。片刻后，尊者握著我的手，對我說：「你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嚴肅地注視我，「你要記住，你做這項研究，不是出於你對我的支持，也不是出於你對西藏的支持，而是因為你要知道真相。尋找真相，這才應該是你的動機。」
尊者的開示如醍醐灌頂，讓我銘記真相高於一切的研究原則，在以後的研究中為我指點迷津，幫助我經受了種種困惑、艱辛和壓力。
本書是對這場中共軍史中秘密戰爭的初步研究，包括戰爭的起因、決策過程；部分主要戰役分析；解放軍參戰部隊、兵力、後勤、雙方死傷人數，以及戰爭造成的後果。書中包含的數據、圖片、地圖等絕大多數來源於中文資料。原始資料還包括150多份參戰解放軍官兵的回憶文章和幾百名藏人採訪記錄，其中的一部分列于本書「主要參考資料」中。書中相關人物的個人經歷，除了阿登的故事來源於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諾布寫的阿登回憶錄之外，全為我在印度各西藏難民定居點中採訪而來。相關細節均由受訪者提供，並與中方資料對比查證；地點、景物的描寫也經過衛星圖和圖片資料對照。
本書所呈現的僅為那場秘密戰爭的概貌。大量細節有待相關資料文獻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謹將此書呈獻給讀者，願此書能作為一個起點。我期待更多親歷者留下回憶，更多檔案解密，更多資料公開，更多研究者關注這段歷史，通過多維度的研究來填補中國現代史上的這一空白。我將非常高興和感激地糾正本書的錯漏。
那塊土地上發生過的一切已經凝成歷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實不會改變；它可能被掩蓋，但不會永遠消失。
願歷史昭明現在，警示未來。
前 言
一
在我研究1959年3月「拉薩事件」的過程中，當事件的大背景漸漸明晰時，分散的資料和零碎的線索就彙集到一系列關鍵時間、地點和事件。「1959年3月拉薩到底發生了什麼？」這個問題，不可避免地延伸為「1959年前後，西藏三區到底發生了什麼？」這一時間跨度更長，地域範圍更大的問題。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從紐約到台北，從台北到香港，從香港到印度，在圖書館、檔案館里掃描了數萬頁資料。零散在大量資料中的描述、數據和各方參与者的回憶漸漸歸攏，指向一個驚心動魄的關鍵詞：戰爭。
大量資料顯示，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國西南西北地區發生了一場慘烈戰爭，其涵蓋地域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區，即今之「西藏自治區」和「周邊四省藏區」。交戰雙方一邊是擁有現代武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野戰軍和地方軍隊，以及受過軍事訓練的武裝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槍步槍刀劍為主的藏區農牧民、僧侶、少數政府官員和部分藏軍。這場戰爭始於1956年初春，結束於1962年秋，歷時六年半。當時的解放軍12軍區中，有8個不同程度參与。作戰過程中，解放軍動用了步兵、炮兵、騎兵、空軍、裝甲部隊、摩托部隊、防化部隊等兵種，戰爭物資調自九省市。參与決策和指揮的，是中國現代史上的一些關鍵人物：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楊尚昆、彭德懷、粟裕等等。從兵力、兵種和參与人物的級別來看，這場戰爭是中共全面奪取政權后，在境內時間最長、規模最大的軍事行動之一。
從軍事角度來說，中共在藏區的戰爭是 一場全勝的戰爭。奇怪的是，它也是中共宣傳最少的戰爭。幾十年來，這場戰爭被小心翼翼地迴避和掩飾著。中國軍事科學院2000出版的10卷本《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史》是權威軍史著作，該書第2卷《中國人民解放軍70年大事記》中，對這場動用了「王牌軍」的軍事行動，僅「一言以蔽之」：「（1959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於20日開始平息西藏武裝叛亂。至1962年3月，平叛作戰勝利結束。」[1] 這句話隱去了一個關鍵史實：西藏作戰主力為參加過韓戰的54軍，並非當時的「駐藏部隊」。遮蔽這一事實就掩蓋了這場戰爭的規模。這場戰爭的規模至關緊要，因為規模本身在證明這場戰爭的性質。所以我在研究中特別注意各次戰役的規模，這需要從大量分散的文獻中尋找資料加以比對，工作十分繁瑣枯燥。
這部大事記詳細到連1956年3月4日空軍「派出飛機參加廣東省林業廳組織的飛播造林試驗」都紀錄在內，卻未記錄同年3月29日中午，「空軍出動杜4型飛機兩架，對（理塘寺）叛亂武裝進行掃射投彈」[2]。「杜4型飛機」即外號「公牛」的蘇製圖-4遠程重型轟炸機，是當時中國最先進的轟炸機。
該書對1956年至1962年解放軍在青川甘滇四省進行的軍事行動，只有一條記錄：「（1960年3月12日）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和總後勤部在成都召開了平叛和邊防現場會議。總結交流了1959年平叛作戰的經驗，研究了貫徹中共中央、中央軍委關於邊防鬥爭的方針政策等有關問題。」[3] 一些參戰官兵出版了回憶錄、傳記或回憶文章，但對作戰細節或語焉不詳，或避而不談。1961年「西北民族工作會議」曾對「平叛擴大化」做了一點糾正，但目前公布的《西北地區第一次民族工作會議紀要》略去了重要信息[4]。1980年代，中共對西南西北地區「平叛擴大化」平反時，貫徹「宜粗不宜細」方針，各地平反資料迄今未解密，地方志中的數據凌亂且不完整。這些都說明，時隔半個多世紀，這場戰爭依然是個必須嚴守的秘密。
二
2010年夏末，我從西寧經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筆記本電腦，第四次前往印度達蘭薩拉。電腦里儲存了四川、青海、雲南、甘肅四省中66個縣的縣誌、10個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區」軍事志、1950至1962年新華社《內部參考》中約800頁有關藏區的報道、1956-62年《人民日報》、《人民畫報》、《解放軍戰士》中的相關報導，有關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統戰政策、土改史、中共黨史、冷戰史等方面的文獻和資料，以及過去幾年在流亡社區的全部採訪錄音。
我的研究從數據統計開始，試圖通過數據來探知戰爭規模。
金秋十月，達賴喇嘛尊者應台灣佛教徒請求，在達蘭薩拉大昭寺講經。其時，我坐在面對康加拉山谷的格爾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樹和果洛州的人口數據。提取出各種來源的數據后，我陷入了迷宮，在這些數據里來迴繞了好幾天，摸不出頭緒。近午，我關掉電腦走出小屋。遠處的揚聲器里隱約傳來尊者講經的聲音。我站在走廊上靜靜聆聽。
猛然間靈光一閃，我悟出了走出「迷宮」之道。
是夜，我輾轉反側，無法安眠。接連幾天反覆比對得出的數據不時在腦中浮現：1958至1961年，玉樹州人口減少69,419人，比1957年減少了44%；果洛州1958至1961年中，至少減少35,395人，達35.53 %，超過1953年該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兩州共減少118,172人，這還是經過「調整」后的官方數據[5]。
夜深人靜，半睡半醒之間，遠處似乎傳來一個聲音，一遍一遍地重複著：「請告訴世界！請告訴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門站到走廊上。月色朦朧，萬籟俱寂，多拉達山脈在月光下靜靜聳立，康加拉山谷燈火稀疏。我左側的渾圓山頭，黑黝黝的松林里透出溫暖的燈光，那是達賴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來了，「請告訴世界」，那是當年經中情局訓練的電報員、理塘人阿塔諾布在目送達賴喇嘛越過邊界后，向中情局發出的最後一份電報：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請把西藏人民的苦難告訴世界」。
外部世界對西藏人民的劫難早有所知，對此一無所知的是我們中國人。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們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轉向多拉達峰。月光下，海拔5千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潔如同仙山。許多蒼老的面容從我的記憶中浮起。他們來自西藏三區，曾經是牧人、農民、僧侶、政府官員、商人、小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渡過大半生的老人。他們把埋藏心底的記憶交給我，這是何其沉重的囑託。
此後，我集中全部時間和精力，反覆計算、對照、考證，在大量資料中提取出一個個「點」，再把「點」連成「片」，把資料整理成筆記，把數據簡化為表格，用這種繁複費神的方法，讓事件本身從歷史深處一點一點地浮現。
三
對這段歷史的研究，有幾個必須注意的問題。首先，關於「西藏」 這一概念，漢藏人民的理解常有相當差異。漢語中的「西藏」，在近代史上已有特定含義，並不等同於與傳統的「西藏三區」。最近一些年來，境內外一些藏人團體和個人使用「圖博」一詞來涵蓋衛藏、安多、康區。藏人行政中央在官方文件的漢譯中仍然使用「西藏」這個詞，但將其內涵擴展，如2008年10月31日，達賴喇嘛談判代表提交給中方的《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這份文件中，「西藏」這個詞不再僅指「西藏自治區」。
傳統的西藏三區，不僅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區別，也有政治和行政上的不同。衛藏地區具備統一的政權結構，有複雜而穩定的中央政府，即拉薩的噶廈，而日喀則的班禪堪布廳可視為一個「次級中心」。康區以一種「塊板結構」的地方行政制度為主，即漢人史籍中所說的「土司制」。「土司」一詞是歷史上漢人對邊遠地區的這一地方性政權的說法，帶有蔑視意味。我們在沿用歷史上的這一習慣說法時，應對此有所認識。土司制已經具備一定的行政權力形態。較大的「土司」如德格、白玉、木里等，宛如一個個完整的王國。
安多地區以部落製為主。部落制相比土司制，行政權力形態則更為原始和簡單。不過，就像康區會有遊離于土司制之外的部落一樣，安多也有幾個相當成熟的土司制。例如安多的甘南州卓尼縣，中共執政前曾經有一個持續600多年的土司政權「卓尼甲波」，管轄範圍涵蓋現在屬於甘肅卓尼、臨潭、迭部、舟曲甚至包括四川若爾蓋北部的大片地區，儼然是一個王國。
中共佔領西藏前，噶廈政府在阿里、衛、藏、藏東地區設立8個基巧，各基巧下轄若干宗和谿卡[6]。1951至1959年，中共將原先的政區分割為噶廈政府、昌都解放委員會和班禪堪布廳等三個政權組織，在各基巧建立分工委，並成立了50多個宗級辦事處[7]，形成「雙重政權」系統。這一時期，中共對未來的西藏行政規劃已有預案，但尚未實施。1959年「拉薩戰役」后，中共廢除噶廈政府，按照內地模式重新劃分行政區域，將宗、谿合併成縣，原先的村落或部落重組為鄉。中共在藏區基層建政的過程與戰爭過程是重合的，這就造成參戰雙方對事件發生地點的不同描述，比方說現在的「山南地區」，大致為原先的「洛卡基巧」，該基巧的30宗、谿在1960年被合併為現在的山南地區所屬12縣。因此，藏方資料稱該地區為「洛卡」，中方資料則稱之為「山南」。本書描述具體戰鬥時，儘可能依據行政區劃史和最近出版的地圖找出現在的地名。遺憾的是，由於無法到當地調查，一些地圖上沒有標示的村莊和部落的名稱難以確定。我儘可能找到戰鬥發生地區的地標，使讀者對事件發生的地點有較為明確的了解。
由於人為的行政劃分，很多被劃分到不同省份的地區原屬同一部落。但是，歷史造就的個人與群體關係並不因之改變。面臨危機時，群體之間的守望相助往往依據歷史上的血緣和文化聯繫，而非現實政治上的行政歸屬。因此，在敘述中，「四省一區」或「周邊四省藏區」這一現代行政概念必然會模糊了這些地方的歷史淵源，而「西藏三區」這一概念又會模糊了現實政治的架構。為了更為方便而清晰地敘述那段歷史，本書使用「藏區」這個詞來特指藏人居住的全部區域。
「藏區」是一個大的概念。研究者還必須關注另一個概念，即藏人所說的「家鄉」（Phayul）。Phayul不僅是地域，比方說嘉絨、德格、熱貢、囊謙等等，還包含歷史傳承、風俗習慣、方言和生活方式。歷史上的藏區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是相當多元的，有莊園制，有部落制，還有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安多和康區曾有些很大的部落，如德格、囊謙、木里、尖扎等等，處於一種類似「國中之國」的狀態。這些部落的世襲首領藏語稱為「甲波」，即「國王」，他們擁有內部納稅權、司法權和徵兵權。除了清末「改土歸流」的短暫時期之外，噶廈政府或民國政府都不干涉他們的內部管理。中共建政時，藏人居住的地域里，除了部分「民族雜居區」之外，多數地區沒有任何外來政權在施行有效管理，衛藏地區則處在「事實獨立」狀態。
傳統藏區由許多形式與結構不盡相同的Phayul 組成。在牧區，Phayul 往往指的是一個家庭所屬的部落及其駐牧的草場。二者都具有流動性，只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穩定。小部落有時會放棄獨立而依附某個大部落，大部落有時會分裂出新的部落；牧場的歸宿會隨著部落的變化而改變，有時候正相反，牧場的改變導致部落的變化。戰爭爆發前，安多、康區的大部分地區都處於這種「部落分割」狀態。
藏人亦如其他民族一樣，有各種職業和社會階層，有農民、牧民、僧侶、官員、頭人、工匠、商人、店主、乞丐、傭僕等等，絕非簡單的「農奴主/農奴」這兩個階層。這種多元狀態決定，當危機發生時，地區、部落、階層乃至家庭成員的應對方式各不相同，因而也呈現出多元狀態，有的反抗，有的觀望，有的合作，不過，後來的發展表明，不管採取什麼樣的應對方式，他們最終的結局基本相同。
我還須指出一點：在那場戰爭中遭到嚴酷鎮壓的除了藏人，還有彝、回、土、蒙、佤、苗、傈傈、撒拉、東鄉等民族。因研究範圍的限制，除了高度藏化的青海河南蒙旗之外，本書不涉及其他民族。這些民族的經歷，迄今還是中國現代史研究中有待關注的領域。
四
這本書的完成，並非我一個人的努力。在此，我謙卑地感謝達賴喇嘛尊者親自為本書作序，感謝尊者再次接受我的採訪，釐清了一些重要問題。
我要感謝我的母親。媽媽16歲加入解放軍第四野戰軍，隨軍南下，18歲加入共產黨。我深知，面對如此「代溝」，媽媽內心之艱辛。我感謝媽媽在讀過我的《1959：拉薩！》后，仍然相信她的女兒所作的研究和寫作具有正當的意義。我從心底里感謝媽媽的理解和信任。在我第四次前往印度之前，媽媽從她的退休工資里拿出一筆錢，塞進我的行囊，叮囑我在印度照顧好自己。
我也必須感謝我的女兒。我在難民定居點採訪的時候，她為自己安排了交換學生項目，獨自收拾行裝，去歐洲學習。她從未抱怨我對她的忽視，每次電郵總是要我放心。對此我深感欣慰和歉疚。感謝女兒的支持和理解，感謝她從不懷疑，她的媽媽是在做一件有意義的事。
感謝桑傑嘉再次陪同我在印度南方和北方的難民定居點採訪，並把重要訪談譯成中文。原昌都解放委員會成員、雪域衛教志願軍總指揮普巴本的後代扎央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線索，並在幾次訪談中為我翻譯。在台北和香港收集資料時，盧惠娟老師和蔡詠梅大姐對我敞開家門，感謝她們對我的信任。達蘭薩拉格爾登寺客房管家，來自甘南迭部的僧人貢覺卓巴和來自四川阿壩的僧人達爾傑為我提供了很多幫助。在我離開達蘭薩拉的前幾天，來自英國的Matthew Akester先生得知我的研究，主動來提供幫助。Matthew通曉藏語，本書引用的藏文資料，均由他特為我譯成英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的Lauran R. Hartley女士從館藏資料中為我找到珍貴的歷史文獻和圖片，幫我解決了幾個難題。
我特別感謝數位從未謀面而身在國內的朋友，他們在那個地區工作過，或是那段歷史的親歷者。他們讀過我的一些有關藏區的文章后，多次來信以自身經歷為我提供佐證，或給我以寶貴的指點。在此我不便公開他們的名字。將來本書可以在中國大陸出版的時候，我會向他們一一致謝。
幾年來，我有幸與數百位面慈心善的老人結緣，在他們的前廊、客廳、佛堂、院子里，聽他們講述自己的人生經歷。這些老人年齡最低的70多，最高的94歲。在本書的參考書目中，我列出了50位受訪者的名字，還有許多名字無法一一列舉。我深深感謝他們接受我的採訪，感謝他們為歷史留下見證。那些年裡發生的事件徹底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曾經是農民、牧民、僧侶、商販、官員、頭人等等，戰爭狂飆席捲藏區后，他們有了一個共同身份：難民。
在研究和寫作的過程中，我深感作為獨立研究者的艱辛。發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這場戰爭，資料稀缺分散，評價眾說紛紜。這些慘烈事件，發生在我們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發生在我們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這場戰爭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淚。那段歷史被有意掩蓋，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對自己產生懷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進行計劃中的旅行、採訪、圖書館檔案館的資料採集、直到完成最後的寫作。
2010年年底，隨著資料分析漸漸深入，親歷者的訪談逐漸翻譯成文，我愈加感到精神上的壓力。這不是輕鬆的研究和寫作。資料非常繁雜，史實過於沉重，我擔心自己沒有能力承受。我向達賴喇嘛尊者的秘書才嘉先生提出請求，希望能再次採訪尊者。
2010年12月3日，達賴喇嘛尊者應我的請求，第四次對我敘述他所經歷的那段歷史。談話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場戰爭。我告訴尊者我從中共軍方資料中統計出藏人在戰場上的死傷俘降不完全數據：34萬7千餘人。尊者的臉上現出深深的憂傷。一時間，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語。片刻后，尊者握著我的手，對我說：「你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嚴肅地注視我，「你要記住，你做這項研究，不是出於你對我的支持，也不是出於你對西藏的支持，而是因為你要知道真相。尋找真相，這才應該是你的動機。」
尊者的開示如醍醐灌頂，讓我銘記真相高於一切的研究原則，在以後的研究中為我指點迷津，幫助我經受了種種困惑、艱辛和壓力。
本書是對這場中共軍史中秘密戰爭的初步研究，包括戰爭的起因、決策過程；部分主要戰役分析；解放軍參戰部隊、兵力、後勤、雙方死傷人數，以及戰爭造成的後果。書中包含的數據、圖片、地圖等絕大多數來源於中文資料。原始資料還包括150多份參戰解放軍官兵的回憶文章和幾百名藏人採訪記錄，其中的一部分列于本書「主要參考資料」中。書中相關人物的個人經歷，除了阿登的故事來源於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諾布寫的阿登回憶錄之外，全為我在印度各西藏難民定居點中採訪而來。相關細節均由受訪者提供，並與中方資料對比查證；地點、景物的描寫也經過衛星圖和圖片資料對照。
本書所呈現的僅為那場秘密戰爭的概貌。大量細節有待相關資料文獻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謹將此書呈獻給讀者，願此書能作為一個起點。我期待更多親歷者留下回憶，更多檔案解密，更多資料公開，更多研究者關注這段歷史，通過多維度的研究來填補中國現代史上的這一空白。我將非常高興和感激地糾正本書的錯漏。
那塊土地上發生過的一切已經凝成歷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實不會改變；它可能被掩蓋，但不會永遠消失。
願歷史昭明現在，警示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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