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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建明《新聞出版法治史概覽》（四）、袁世凱的報業惡律

中國現代的民權理論，體現為孫中山的「主權在民」思想，成為新聞法治的真正基礎。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孫中山簽發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提出國家主權「屬於國民全體」，「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人民享有言論、著作、刊行及結社之自由」，在法律上掃除了自由辦報的障礙。1912—1913黨派報紙蜂起，一時間增至500餘家，總銷量4200萬份。10年前，報刊的重鎮在上海，報人假外國租界的法律以求自保，民初則風水倒轉，報刊重鎮由上海轉到政治中心的北京。據民初著名政論家黃遠生的通訊透露，自1912年2月至同年11月，僅北京一地報內務部立案的報館多達90多家，加上原有的報館，總數超過百余家

隨著報刊與社團的激增，輿論空間極大擴展了，言論自由指向袁世凱政權，這從當時報刊上的反袁言論可窺一斑。以1912年3月在滬創刊的《民權報》上的文章為例，4月16日發表《膽大妄為之袁世凱》，19、20日連載《袁世凱罪狀》，26日有《討袁世凱》。類似的言論在京、滬報刊上連續出現。但是，報人的新聞自由剛一伸展，就被袁世凱的鐵拳擊毀了。1914年4月，袁世凱頒發了《報紙條例》和《出版法》，把《大清報律》的主要條文再度抄襲沿用，壓制言論，鉗制輿論，動輒以言治罪，辦報高潮被宰殺，新聞業陷入寒冬。

《報紙條例》規定，發行人應于警察官署認可后，報紙發行二十日前，分別繳納保押費：「、日刊者三百五十元；二、不定期刊者三百元；三、周刊者二百五十元；四、旬刊者二百元；五、月刊者一百五十元；六、年刊者一百元。」《報紙條例》實行審查制度，可稱為「許可備審制」。警察官署認可后，給予執照，承報本管長官，匯呈內務部備案。在內容方面，《報紙條例》規定：報紙不得登載：「一、淆亂政體者；二、妨害治安者；三、敗壞風俗者；四、外交、軍事之機密及其他政務經該管官署禁止登載者；五、預審未經公判之案件、及訴訟之禁止旁聽者；六、國會及其他官署會議，按照法令禁止旁聽者；七、煽動曲庇讚賞救護犯罪人、刑事被告人或陷害刑事被告人者；八、攻訐個人隱私，損害其名譽者。

《報紙條例》一問世就頂著「世界上報律比較之最惡者」[２０]的罵名，受人唾棄。造成這種毀譽的原因不在法律內容，而在實際執行的暴行，在於袁世凱執行《報紙條例》中遠遠超出了法律規定。《報紙條例》規定的保證金相對較低，但在福州，報刊保證金被擅自增加到700元，無力交納者即被勒令停刊；停刊后也不依法退還押金。袁世凱動用暴力壓制、迫害異己媒體，其範圍之廣，影響之劣，在歷史上絕無僅有。1912年6月，袁世凱就任總統才3個月，指使內務部總長趙秉均派出軍警200餘人，包圍、打砸北京《中央新聞》； 8月8日，以「亂黨秘密機關」的罪名查封了在辛亥革命期間發揮過重大影響的武漢《大江報》；之後又在半年內連續查封了《民心報》、《民聽報》、《帝民報》、《群報》、《民言年報》等另外五家革命報紙。在四川，僅1912年一年內，就有《四川公報》、《中華國民報》、《蜀報》、《蜀醒報》等報紙被當地軍閥查封或唆使軍人搗毀。

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敗后，袁世凱借軍事勝利之威，把國民黨誣指為「亂黨」，凡國民黨的報紙一律扣上「亂黨報紙」的罪名而查封。11月14日，袁世凱在解散國民黨的命令中說：「嗣後再有以國民黨名義發布印刷物品、公開演說或秘密集會者，均屬亂黨，應即一體拿辦。……自各省解散后，如遇有意存煽惑，登載報紙，或印刷物品，或散布傳單，實即以亂黨自居，……即應嚴飭各地方官吏，警察廳一律嚴加取締，並知照該地郵局不準遞送。」[２１]據統計，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全國報紙至少有71家被封，49家受到傳訊，9家被反動軍警搗毀。這一時期的查抄取締活動，造成了「癸丑報災」。

在1912年的鎮壓活動中，有眾多報人受到直接迫害：《中央新聞》的經理、主筆等工作人員11人被綁走；武漢《大江報》的編輯凌大同，被冠以「言論專取無政府主義」的罪名，逮捕並遭殺害；《岳陽日報》主筆被捕；福州《民心日報》發行人受通緝，《群報》總編輯被杖責后收押，兩名記者遭暗殺；四川《蜀報》記者朱山，以「企圖炮轟都督府」的莫須有罪名被斬首。著名記者邵飄萍在杭州創辦《漢民日報》，不到三年即被逮捕三次，前後入獄9個月，最後報館被下令封閉，邵飄萍流亡日本。[２２]1913年8月，政治相當保守的北京《正宗愛國報》，因時評中帶有「軍人為國家賣命，非為個人賣命者。為個人可謀生計之處甚多，何必從軍」的字樣，被扣上「跡近通匪，煽惑軍心」的罪名，社長丁葆楨被軍政執法處逮捕槍殺。在袁世凱統治時期，全國新聞記者中至少24人被殺，60人被捕入獄。袁氏的《報紙條例》與《出版法》遭到報界的強烈譴責，直到1926年才被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