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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孫中山很早就嚮往社會主義，高度評價馬克思和馬克思的學說，但他也不主張在中國全盤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后，蘇俄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極大地破壞了社會生產力，引起工人和農民的強烈不滿，以致列寧不得不改行「新經濟政策」。孫中山認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自己的《建國方略》基本一致。此外，孫中山很早就看出資本主義的弊端，不主張中國走西方的發展老路，但並不全盤反對資本主義，而是主張吸取資本主義的積極面，預防並避免其貧富懸殊、階級對立等社會病症。他從對美國「福特製」的研究中發現，現代資本主義仍有其自我調節、發展生產、改善工人生活的能力，因而提出四種推動「社會進化」的辦法，企圖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對馬克思的學說，孫中山認為應該從本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發，「師其意不用其法」。他主張，調和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種推動「人類進化」的「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利用外國的資本主義，造成中國的社會主義。
孫中山高度評價馬克思。1924年8月，他在《民生主義》演講中提出：「實業革命以後，研究社會問題的人不下千百家，其中研究得最透徹和最有心得的，就是大家所知道的馬克思。」他尊稱馬克思是「社會主義中的聖人」①，盛讚馬克思的學說「集幾千年來人類思想的大成」，「專從事實與歷史方面用功，原原本本把社會問題的經濟變遷，闡發無遺」，和「烏托邦派」不同，是「科學社會主義」。應該承認，在此前的中國思想家中，對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能做出如此崇高評價的，大概很少見。但孫中山卻又主張，在當時的中國，可以師馬克思之意，而不可用馬克思之法，他說：「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對馬克思主義，師其意而不用其法，這是孫中山的重要思想，多年來很少有人論及，值得認真研究。

一、孫中山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

中國人最初通過日本，後來通過俄國，知道了馬克思及其學說。五四運動之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有了廣泛的傳播。柳亞子詩云：「孔佛耶回付一嗤，空言淑世總非宜。能持主義融科學，獨拜彌天馬克思。」② 這四句詩很能傳達當時部分左派人士對馬克思及其學說的崇拜之情。但孫中山卻對這種情況有所批評。他說：
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壞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以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③
在這一段話之前，孫中山曾經講到，三十多年前，他在廣州當學生的時候，富家子弟為炫富，一到冬天便穿皮衣，其實廣州天氣並不冷，無須穿皮衣。一天，天氣突然變暖，穿了厚厚的「大毛皮衣」的富家子弟發愁說：「現在這樣的天氣，如果不翻（變）北風，便會壞人民了。」孫中山用這個例子說明，穿衣必須適應當地氣候，以此闡明主義、政策必須適應當地實際。他認為，歐美資本主義社會，財富發達，貧富差距懸殊，形成「不均的社會」，因此馬克思提倡階級鬥爭，消滅資本主義是正確的，但中國「患貧」，現代「實業」不發達，財富不發達，因此不能提倡「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
孫中山的話是有道理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基本上還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現代工業、商業還很微弱，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重很小，因此，中國的最大問題是「患貧」，首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發展現代實業，以便極大地積累財富，從這個意義上講，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在中國仍有其進步意義，有其發展的必要性。
1848年，馬克屎、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布：「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裡，並且儘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按照這一設想，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將對資產階級進行剝奪，由國家按共產主義原則進行生產和分配。十月革命以後，蘇俄由於急於進入共產主義，又處於列強的包圍和軍事進攻中，自1918年至1920年，實行戰時共產主義，企圖「直接過渡」。其內容是，取消商品和貨幣，在全國範圍內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城市實行供給制，按計劃調撥和統一分配消費品；在農村實行餘糧徵集制，農民除口糧外，餘糧全部上繳國家。這種做法，忽視國情，特別是忽視社會生產力水平低下和商品經濟落後的實際情況，造成社會生產力的極大破壞。1921年，蘇俄各地的工人、農民普遍出現不滿。工人不斷舉行罷工和示威，伏爾加河流域、烏克蘭、西伯利亞等地的農民群起暴動。當年2月末，海軍要塞喀琅施塔得的士兵發生兵變，集中反映出農民的不滿情緒。這樣，蘇維埃國家就面臨嚴重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列寧審時度勢，于同年3月，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上宣布立即廢止戰時共產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允許商品交換、貨幣流通和自由貿易，培植國家資本主義，利用外資和外國技術。列寧說：「由於我們企圖過渡到共產主義，到1921年春天我們遭到了嚴重的失敗，現實生活說明我們錯了。」④ 1921年5月，蘇維埃政權通過關於交換的法令，宣布實行產品交換，國家通過合作社組織工業品同農民手中的餘糧直接交換。同時，允許私人在地方範圍內進行商業往來。在工業方面，一切涉及國家經濟命脈的重要廠礦企業仍歸國家所有，由國家經營，而中小企業和國家暫時無力興辦的企業則允許私人經營。1920年11月，人民委員會曾發布租讓法令，允許外國資本家在蘇俄經營租讓企業，或同蘇維埃國家組織合營股份公司。1922年，政府通過《土地法令大綱》，允許農民自由使用土地和在蘇維埃監督下出租土地和雇傭工人。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是一個要在若干年內長期實行的政策」，是找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真正途徑的「唯一辦法」。⑤
孫中山注意到了蘇俄實行「戰時共產主義」失敗和改行「新經濟政策」的狀況。他說：
馬克思的門徒，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在比利時開了一個國際社會黨大會，定了許多辦法。現在各國馬克思派的社會黨所用的辦法，許多還是奉行那年所定的大綱。當歐戰發生以後，俄國便拿那種主義去實行，現在俄國已經把那種主義改變了。⑥
1847年11月，共產主義者同盟在倫敦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決定委託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產黨宣言》。次年2月，《共產黨宣言》出版。孫中山這裏所說的「國際社會黨」，指的就是「共產主義者同盟」，所述「定了許多辦法」，指的就是《共產黨宣言》所提出的一系列主張。所述「俄國已經把那種主義改變了」，指的就是廢止「戰時共產主義」，實行「新經濟政策」。
蘇俄為何從「戰時共產主義」轉為實行「新經濟政策」，在孫中山看來，主要是由於「社會經濟程度太低」。他說：
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的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到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俄國的社會經濟程度尚且比不上英國、美國，我們中國的社會經濟程度怎麼能夠比得上呢？又怎麼能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呢？⑦
一個社會採取什麼樣的「制度」，實行什麼樣的「政策」，不取決於人的願望，而是取決於「社會經濟程度」。孫中山的這一思想顯然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他在研究蘇俄的歷史和經驗之後，認為連蘇俄都無法實行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過渡」，自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遠不如俄國的中國更加無法實行「馬克思的辦法」。
基於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孫中山認為，在中國，還不宜實行馬克思所主張的社會主義革命，必須允許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他既表示：「我們的民生主義，目的是打破資本制度。」但是，他同時又說：「我們實行民生主義來解決中國的吃飯問題，對於資本制度只可以逐漸改良，不能夠馬上推翻。」這種既反對資本主義，又利用資本主義的思想和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完全一致。⑧ 因此，他在1924年1月曾說：「（俄國）最初之共產主義，亦由六年間之經驗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可見俄之革命，事實上實是三民主義。」⑨ 俄國革命的指導思想，當然不是三民主義，但是孫中山這裏所說的「漸與民生主義相暗合」，指的就是「新經濟政策」。過了一個多月，他又說：
俄國政府兩年前實行的政策，其原則與方針與我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俄國政府的現行政策——新經濟政策，其主要點與應在中國實行的我的《建國方略》如出一轍……這個政策在兩國實施的情況迥異，但是它們的政策基本上是相同的。⑩
「暗合」也好，「如出一轍」也好，「基本上是相同的」也好，說的都是「民生主義」和「新經濟政策」的一致性。
《建國方略》寫作於1917年至1919年間，分「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三大部分。在「物質建設」中，孫中山提出了他的發展中國經濟的龐大規劃和主要政策。其規劃部分，分交通之開發，商港之開闢，水力之發展，冶鐵、制鋼、士敏土（水泥）等大工廠之設立，礦業之發展，農業之發展，蒙古、新疆之灌溉，中國北部和中部的造林，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的移民等十大類，幾乎囊括了當時國民經濟的所有重要部門。可以看出，孫中山完全懂得，現代社會必須以工業為主導。其政策部分，涉及如何對待本國資本主義和外國資本主義兩大問題。孫中山將實業分為兩類。一類是個人企業，一類是國家企業。孫中山指出：「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諸個人或其較國家經營為適宜者，應任個人為之，由國家獎勵，而以法律保護之。」為此，他主張廢止多年來所實行的自殺的稅制，改良貨幣，排除官吏障礙，為個人企業的發展創造便利條件。值得注意的是，在兩類企業中，孫中山將個人企業放在第一位。他主張發展和保護本國資本主義，使個人企業與國家企業並存，組成混合經濟。二是利用外資、外才。關於國營企業，孫中山提出，必須吸集外國資本，引用外國人才，受雇外才必須訓練、培養中國人員，以為將來接班「繼承其乏」之用。在其他許多地方，孫中山多次強調，中國必須大量吸引和利用外資，實行開放政策。(11)
孫中山很早就嚮往社會主義。1905年5月，孫中山在歐洲「組黨」之初，就曾親自訪問在比利時的社會黨國際局，和該局主席王德威爾得、書記胡斯曼談話，要求接納他的「黨」作為國際局成員。孫中山保證，將使中國從「中世紀的生產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工人不必經受資本家壓迫的痛苦」。他滿懷信心地表示：「當你們還在為實現你們的計劃而努力的時候，我們將已生活在最純正的集體主義制度之中了。」(12) 1914年5月，他又致函社會黨國際局，呼籲國際局的「同志」委派優秀人才來中國各地服務，將「精力化在中國身上」，「讓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3) 因此，就孫中山的主觀願望考察，《建國方略》可以視為他所設計的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藍圖。
孫中山要建設社會主義，但是，他卻既允許本國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的存在和發展，也主張在發展本國資本主義的同時，要藉助外國資本主義的力量。他所稱《建國方略》和「新經濟政策」兩者「如出一轍」，顯然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大目標下對資本主義的政策相同。值得指出的是，孫中山提出上述兩點對國內外資本主義政策的時候，列寧尚未提出「新經濟政策」。人們曾經盛讚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是「對經濟落後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道路的探索和重新選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又一種實踐形式」，甚至說「是對社會主義理論的革命性突破，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14) 那麼，人們應該怎樣評價先於列寧「新經濟政策」的孫中山的有關思想呢？
1985年8月，鄧小平曾經說過：「社會主義究竟是個什麼樣子，蘇聯搞了很多年，也並沒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後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15) 如果「列寧的思路比較好」，那麼，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的「思路」是否也「比較好」呢？
孫中山的高明之處在於，他雖然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但並不主張任其自由泛濫，而是提出要「思患預防」。他說：
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合時用的劇烈辦法，再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阻止私人大資本，防備將來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16)
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將出現「私人大資本」，也必將出現「社會財富不均的大毛病」，孫中山有見及此，主張從制度上、政策上加以「預防」。因此，他的口號只是「節制資本」，而不是聽任資本主義的自由發展。改革開放中，鄧小平提出「要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對於克服平均主義這一中國社會久遠的痼疾來說是必要的，但是，如何防止「私人大資本」，特別是「權貴資本主義」和「社會貧富不均的大毛病」的出現，卻仍然是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一個需要解決的問題。
列寧曾經說過，在無產階級領導的特定條件下，「有可能通過私人資本主義（更不用說國家資本主義）來促進社會主義」。(17) 在《建國方略》中，孫中山表示：「吾之意見，蓋欲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也。」(18) 在《民生主義》演講中，他甚至表示：「我們要拿外國已成的資本，來造成中國將來的共產世界。能夠這樣做去，才是事半功倍。」(19) 俄國、中國都長期處於農業社會，小生產占絕對優勢，資本主義的發展嚴重威脅小生產者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因此，俄國和中國社會長期民粹主義流行，恐資、仇資思想嚴重。孫中山曾經嚴厲地批判過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但是，從他的上述言論可以看出，孫中山並不將資本主義視為垂死的、沒落、腐朽，應該打倒、消滅的生產方式，也並不將它視為與社會主義格格不能相容的敵對力量，而是仍然視為推進人類社會發展和文明進步的「經濟能力」，主張調和兩者，使之「互相為用」，共同促進人類的文明發展。所謂「互相為用」，那意思是說：社會主義可以利用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也可以利用社會主義，相互借鑒、相互吸取，人類社會因而得以前進、發展。這是一種充滿辯證思想的遠見卓識，可惜，孫中山並未展開充分論述，但是，人類歷史的發展已經證明並將進一步證明這一思想的偉大意義。

二、福特汽車廠與孫中山對馬克思的批評

馬克屎、恩格斯對資本主義進行過多方面的、嚴厲無情地批判。早在1847年12月，馬克思就在一次演講中指出，工人的利益和資本家的利益處於「對立狀態」——利潤和工資「互成反比」，意思是說，資本家追求利潤的慾望愈高，則工人的工資愈低。(20) 1848年，馬克屎、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宣稱：「現代的工人卻相反，他們並不是隨著工業的進步而上升，而是越來越降到本階級的生存條件以下。工人變成赤貧者，貧困比人口和財富增長得還要快。」(21) 1865年，馬克思又指出：「資本家經常力圖把（工人）工資降低到生理上所能容許的最低限度，把工作日延長到生理上所能容許的最高限度。」(22) 1867年，馬克思在他的巨著《資本論》第1卷中更指出：「資本主義生產——實質上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就是剩餘勞動的吸取——通過延長工作日，不僅使人的勞動力由於被奪去了道德上和身體上的正常發展和活動條件而處於萎縮狀態，而且使勞動力未老先衰和死亡。它縮短工人的壽命，在一定期限內延長工人的生產時間。」(23) 孫中山也曾嚴厲批判資本主義剝削，批判資本家的缺乏道德，他將馬克思所分析的榨取工人剩餘價值的手段歸納為三種：一是減少工人的工資，二是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格。但是，孫中山卻根據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社會現實，對馬克思的有關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見。他以美國福特汽車工廠為例說：
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延長工人作工的時間，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縮短工人作工的時間；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減少工人的工錢，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增加工人的工錢；馬克思所說的是資本家要抬高出品的價格，福特車廠所實行的是減低出品的價格。像這些相反的道理，從前馬克思都不明白，所以他以前的主張便大錯特錯。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所知道的都是以往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24)
馬克思出生於19世紀初葉，逝世於19世紀八十年代，當時，資本主義正處於早期階段，以殘酷的剝削和壓迫為特徵，正如馬克思所云：「（工人）只要有一塊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決不罷休。」(25) 馬克思的這些言論控訴了早期資本主義的罪惡，反映出早期工人階級對資本主義的憤懣和仇視。然而，由於工人的反抗鬥爭不斷發生、社會主義運動不斷發展、科學技術水平不斷提升、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等諸多原因，資本主義社會逐漸走上自我調節的改良道路。這種變化首先從美國的福特汽車工廠表現出來。
1909年，美國工程師泰勒出版《科學管理原理》一書，認為工人不是簡單的機器，為了提高自己的經濟利益，工人具有提高生產的潛力，關鍵是科學管理。美國企業家福特根據泰勒提出的主張，於1913年在自己的汽車公司里開發出世界上第一條流水線，實行大規模生產，用以取代以往的手工或單個機器的小批量生產。這是20世紀生產管理和組織方式領域中一次偉大的變革，空前提高了生產力，工人的工資、福利相應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當時，其他工廠是2.34美元/9小時，而福特則提高到了5美元/8小時。與此同時，成本大大降低，福特車遍布地球，億萬人成為有車階級，福特被尊稱為「為世界裝上輪子的人」。他所創造的生產方式成為現代資本主義典型的組織社會生產的方式，被稱為福特主義。1920年，資本主義世界爆發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首次經濟危機。危機過後，美國經濟迅速增長，1923年直到1929年秋天，每年的生產率增長4％，創造了資本主義經濟史上的奇迹。二戰後，福特主義在西方世界被更廣泛推行，粗放型的資本積累模式發展為以泰勒制的勞動組織和大規模生產消費性商品為特徵的密集型資本積累模式，促成了二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長期繁榮。
在中國政治家和思想家中，孫中山最早看到並肯定「福特主義」的積極作用，也最早看到了福特製推廣而造成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和變化，這說明，他的目光不斷緊跟世界範圍內先進生產力的發展，並據此發展自己的思想，他是一個與時俱進的傑出思想家。
世界不斷變化，問題不斷出現，解決問題的方案也應當不斷發展變化。如果只見到早期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和壓迫，自然容易得出資本主義必須迅速推翻和消滅的結論，但是，如果看到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產階級具有自我調節、自我改革、改良的能力，生產力仍在發展，社會仍在發展，自然，就不會急於提出推翻資本主義、消滅資產階級的結論。通過福特製，孫中山看到了一條馬克思所主張的「革命」之外的辦法。他說：依照馬克思的判斷，「資本發達到極點的國家，現在應該到消滅的時期，應該要起革命。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是相反。當馬克思的時代，英國工人要求八點鐘的工作時間，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挾。馬克思便批評以為這是一種夢想，資本家一定是不許可的，要得到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後來，英國工人八點鐘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為事實，並且由英國國家定為一種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國的大工廠、銀行、鐵路中的工人都是作工八點鐘。」(26) 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但是，它只是社會發展的一種推動力量，絕不是唯一的推動力量。
多年以來，人們普遍認為，資產階級是一個貪婪、自私、腐朽的階級，主張消滅、打倒，但是，孫中山看到了這個階級在發展生產和管理生產中的作用，因此對這個階級的未來持觀察、研究的態度，他說：「推到馬克思社會主義的目的，根本上主張要推倒資本家。究竟資本家應該不應該推倒，還要後來詳細研究才能夠清楚。」(27) 這是一種審慎的、務實的態度。
怎樣解決資本主義發展所形成的各種弊病呢？孫中山眼觀世界，認為近年來歐美的社會進化辦法主要是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國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他說：「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從今以往，更是日日改良，日日進步的。」(28)
關於第一種，社會與工業之改良。孫中山說：「就是要用政府的力量改良工人的教育，保護工人的衛生，改良工廠和機器，以求極安全和極舒服的工作。能夠這樣改良，工人便有做工的大能力，便極願去做工，生產的效力便是很大。」(29) 孫中山的這段話涉及生產力的兩個基本要素，即生產者和生產工具。關於前者，孫中山主張通過教育，提高生產者的素質，通過改良勞動條件，確保生產者具有安全、舒適的勞動條件；關於後者，孫中山主張「改良工廠和機器」。這就牽涉到提高科學技術水平，以新技術裝備、革新生產工具等問題。孫中山認為，社會改良與工業改良，工人素質、工人勞動積極性的提高與工具、機器的改良並重，將會極大地提高社會生產力。孫中山的缺點是，沒有充分強調科學和技術的作用。
關於第二種，運輸與交通事業收歸公有。孫中山一向重視交通在現代社會生產中的作用，認為：「運輸迅速，交通靈便，然後各處的原料才是（能）很容易運到工廠內去用。工廠內製造的出品，才是（能）很容易運到市場去賣，便不致多費時間，令原料與出品在中道停滯，受極大的損失。」(30) 但是，孫中山認為，私人財力不足，後者壟斷的阻力大，因此，他主張電車、火車、輪船、郵政、電政、交通等大事業都由政府辦理。
關於第三種，直接徵稅。孫中山認為，舊時的稅收，只有錢糧和關稅兩種，其課稅對象主要是「一般貧民」，資本家只享權利，不盡義務，因此，他主張實行累進稅率，「多征資本家的所得稅和遺產稅」。他說：「行這種稅法，就可以令國家的財源多是由資本家而來。資本家的入息較多，所謂多取之而不為虐。」(31) 他舉例說，在德國政府的歲入中，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由所得稅和遺產稅而來。美國僅1918年，所得稅收入即達美金40億元。
關於第四種，分配之社會化。孫中山認為，人類社會發明金錢后，一切日常消耗物均由商人採買，商人低價買進，高價賣出，一轉手便賺許多佣錢。因此，孫中山主張，「不必由商人分配，可以由社會組織團體來分配，或者是由政府來分配」。(32) 他認為，英國的消費合作社是由社會組織團體分配的例子，歐美各國政府供給水電、煤氣、麵包、牛奶、牛油等食物是由政府分配的例子。孫中山稱這種新的分配方法為「分配之社會化」，「就是行社會主義來分配貨物」。
在以上四種方法中，有些和社會主義的原則有一致之處，例如社會與工業之改良；有些是《共產黨宣言》中的具體要求，例如：徵收高額累進稅，廢除繼承權，把全部運輸業集中在國家手裡；有些則是社會主義可以參酌使用的，如分配之社會化。孫中山認為，以上四種方法推進了歐美社會的發展，資本家和工人互利雙贏：「資本家改良工人的生活，增加工人的生產力。工人有了大生產力，便為資本家多生產。在資本家一面可以多得出產，在工人一面也可以多得工錢。」(33) 孫中山認為，這些方法，其目的都是使大多數人的「利益相調和」，「這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享幸福。」(34)
社會發展和進步的途徑和原因是多元的。革命是途徑之一，改革、改良也是途徑之一；激烈的、暴風雨般的鬥爭可，溫和的、漸進的調和亦可。採用哪一種途徑和方法，當視社會歷史條件而定，不可一概而論。孫中山提出的是一種改良的、調和的方法。它是社會發展進步的途徑之一，有助於糾正「唯革命」、「唯鬥爭」的偏頗，但是，它同樣不是唯一的途徑，將「改良」、「調和」視之為「唯一」的途徑，就會陷入另一種偏頗。

結語

真理都是具體的。一切真理都有其適用的環境和條件。世界上沒有一種真理可以適用於一切時間和空間。孫中山尊崇馬克思，但是並不迷信馬克思，不認為馬克思的話句句是真理，必須堅決奉行，而不能有任何變動。他研究中國國情，從中國社會實際出發，主張師其意而不用其法。馬克思為人類提出的是推倒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的任務，但孫中山卻認為，中國的經濟發展程度低下，既要允許私人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的發展，又要藉助外國資本主義的力量。同時，孫中山又研究馬克思逝世以後世界資本主義的新發展，認為它仍在自我改革和自我調節的過程中，推倒資產階級，消滅資本主義，還不是需要立即提上日程的任務。
到底是用和平的方法，還是用激烈的方法，解決世界資本主義的問題，孫中山表示還說不清。他說：「到底歐美將來解決社會問題是用什麼方法，現在還是看不出，還是料不到。」不過，孫中山估計，少數人壟斷世界物質，圖個人私利，要一般人都做奴隸，終將演變為「人與人爭的極劇烈時代」，「這種爭鬥要到什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必再要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35) 孫中山這裏所說的「新共產時代」有別於人類早期的原始共產主義，大概就是馬克思所主張的「共產主義」了。
孫中山還提出過一些與馬克思主義有別的思想，例如階級鬥爭是社會的病症，民生是社會進化發展的動力，以及剩餘價值觀念等等。有些問題，拙文《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已有述及，有些則需另文詳論。
註釋：
①③⑥⑦⑧⑨⑩(16)(19)(24)(26)(27)(28)(29)(30)(31)(32)(33)(34)(35) 《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60～363頁；第392頁；第371頁；第391～392頁；第410頁；第103～104頁；第671頁；第392頁；第393頁；第374頁；第372頁；第374頁；第366頁；第366頁；第367頁；第367頁；第368頁；第368頁；第368～369頁；第380～381頁。
② 柳亞子：《磨劍室詩詞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31頁。
④ 《列寧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76頁。
⑤(17) 《列寧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33、660頁；第514頁。
(11) 參見拙作：《孫中山思想的現代價值》，載《哲人與文士》，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151～164頁。
(12) 《孫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72～273頁。
(13) 王耿雄編：《孫中山集外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64～365頁。
(14) 王麗華主編：《歷史性突破——俄羅斯學者論新經濟政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1～2頁。
(15) 《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頁。
(18) 《孫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98頁。
(20)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2頁。
(21) 《共產黨宣言》。
(22)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00頁。
(2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95頁。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276頁）上說：資本家必須靠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來最大限度地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時間原子便是剩餘利潤的要素。
(2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4～33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