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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本開新，重創輝煌-----為民主尋找文化之根
   一
   許多人喜歡把中國社會落後的責任推在儒家身上。如江湖反儒急先鋒李鐘琴網友詩曰：尊崇孔孟兩千載，直把人人變鬼魔！
   
   多數王朝尊孔尊儒不錯，但「尊」的度數是有限的，陽儒陰法半真半假，更多的是形式。漢元帝說他父親宣帝「持刑太深」，主張起用儒生。宣帝怒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而與明清相比，漢朝尊儒的度數又算高的了。

   
   其次，君主王朝對儒學的「尊」是有選擇性的。朱元璋讀《孟子》，大怒：「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乎！」他曾下令罷免孟子在孔廟中的配享，並特命老儒另外編一本《孟子節文》以取代《孟子》。節文刪掉了《孟子》中85條大逆不道「非臣子所宜言」（朱元璋詔書語）的內容，其中有：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為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為國人；君之視臣為草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等等。
   
   儒學作為一門入世的學說，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現實的一面，有不變不易的常道，也有應時而變的權道（如維護等級制度的小康學說，從歷史的高度看，並非最高理想，也可以說是儒學中的權道）。上述孟子言論，就充分體現了儒家理想主義的一面。
   
   二
   多數君主王朝就是這樣有限度有選擇性的尊孔尊儒，效果已是極為可觀，歷史上，中華文明獲得總體上超世無雙的輝煌。且不論漢唐之盛，宋朝由於嚴控兵權和重文輕武的政策導向，是歷史上有名的軍事弱國，卻是蒙古勢力崛起以來所遇到最為棘手的對手。當時，蒙元鐵蹄所向，大半個地球上大小王國的武裝力量一觸即潰，絕無例外，而宋蒙(元)戰爭從公元1235年全面爆發至1279年崖山之戰終於結束，延續近半個世紀，宋朝可謂雖敗猶榮。這裏少不了儒學尤其是理學的一份功勞。
   
   古代文人帶兵，打仗厲害的往往不是普通文人，如王陽明、曾囯藩都是著名理學家（陽明心學，屬於理分支）。曾囯藩部下湘軍名將不少以治理學著稱。錢基博先生如是評價名將羅澤南：「惟澤南以宋儒之理學治兵，以兵衛民，皎然不欺其志。此湘軍所以為天下雄，而國之人歸頌焉」。論及羅澤南的制敵之道時，錢氏引用羅澤南的自語：「無他，熟讀《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數語，盡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註腳也。」（錢基博《近百年湖南學風》）。
   
   另外我們須知，儒家倡導仁政德治開明專制，在古代普遍野蠻的「囯際環境」中，就象一個文明人落進了虎狼窩，難免吃虧。我說過，在野蠻的叢林里，文明相對弱小，彷彿羊入狼群；特別是在動亂的世界、戰爭之期間，專製程度更高的霸道政權往往比王道政治更富短暫效率。我曾用男性能力借喻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霸道能夠瞬間勃起，但縱慾蠻幹，堅而不久；王道往往勃起較遲，卻有理有節，持之以恆。
   
   世易時移，時代不同了，文明時代，野蠻反成弱小。誰更尊重人權、珍惜生命，誰的生產力和戰鬥力就越強，也就是文明的力量越來越佔上風。在文明巨大的包圍中，野蠻、下流、專制的手段越來越難以佔到什麼便宜了。這就是目前中國的狀況。
   
   馬家造孽法家惡，卸責儒家幹什麼？幾百年尤其是近百年來中國的積貧積弱，責任不在儒家，更不在孔孟等原儒身上。恰恰相反，中國科學軍事制度文化的落後，可以說是從根本上悖離了孔孟思想大道、走上了馬列主義邪徑所致。「尊崇孔孟兩千載」，並未把人人變鬼魔，尊崇馬列數十年，倒真的把人人變鬼魔了。如果清末虛君共和的立憲運動成功，中華民族早已進入另一重天地了。
   
   三
   沒有任何一種學說理論可以持續幾千年而不被扭曲的。由於君主專制愈后愈嚴，孔子學說儒家思想在與社會歷史的複雜關係中，在君主專制的政治實踐中，一些優良品格難免受到不同程度的磨損，這可以理解。但是，因為儒學的高度普適性，經過修正、完善和豐富以及某些方面的揚棄，它對人類行為和現代政治依然具有一定的指導作用。
   
   孔子和儒家確實沒有解決「政道」（牟宗三語）問題，奢望兩千多年前的古人為我們設計好具體的現代民主制度是太苛求了。但是，孔孟之道，乃人生社會宇宙的常道，其基本原則「大政方針」與民主血脈相通，如政治上的民本民貴思想，王道大同理想，不僅完全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融攝和統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思想。
   
   我們尊儒，尊的不是它為配合君主專制需要而制定的各種文物典章制度和具體道德規範，更不是它被異端的玷污、受權力的強暴的那部分陰影劣跡。我們尊儒，尊的是它恆古不易的常道，諸如仁義、誠信、恕道、孝道、中庸之道、仁政王道等原則，尊的是它的節慾思想，和諧思想，經權思想，民本民貴思想，人道主義思想，人格獨立思想，大同理想，救世奉獻精神等等。這些大 經 大 法具有普世的意義和價值。
   
   還有張三世說、通三統說、孔子改制說、《春秋》王魯說、天子一爵說等公羊學說，也都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例如天子一爵說，不把天子當「天之子」，而是把天子從與天同體的神聖領域「貶」為世俗政治序列中一個爵位，一個象公候伯子男一樣人間爵位。這樣的觀點其先進性不言而喻，在古代自然屬於「非常可怪異議」的反動言論，故原儒和公羊家只敢遮遮掩掩地「微言」一下。
   
   我們需要返本。
   
   四
   返本，如果說是一種復古的話，目的也是為了開新。是為個體生命尋找安身立命的根本，更是為民主制度找到我們自己思想上文化上的根本。
   
   返本開新是新儒家比較一致的觀點。唐君毅認為，遍觀中外歷史，每一新的創造，無不以復古為前導。在中國古代，不要說孔墨俱道堯舜，就是王安石、王莽也都主張復古，而他們都是要改革時代的。韓愈、柳宗元倡導文學復古，但他們都是開一代文風的大文學家。韓非、王充反對復古，而他們思想的價值，卻只在懷疑方面，而並不在於建樹。追逐時文的，一般都是一些輕浮之徒。
   
   西方文藝復興是復古希臘文化之古，啟蒙運動時的政治法律思想是復斯多葛派之古，德國的浪漫主義文學運動是複原始的神化歌謠之古。總之，文化發展的一般趨勢，總是以復古為革新。
   
   但唐君毅主張以宋明理學作為中國文化復興的基礎，卻是我所不同意的。宋明理學已經偏離了孔學盡倫盡制的全面，只側重於儒家內聖之道而忽略了外王學說，忽略了制度變革和王道政治等經世致用的「外王」實踐，可以作為個體生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卻不足以開出現代民主制度來。
   
   我們返本，應該返回儒家思想的源頭，抓住孔子學說的根本，在此基礎上回應西方文化的挑戰，在接納和涵蓋民主的前提下重建中華文明新的體系和輝煌！
   2006-11-8東海一梟
   首發《自由聖火》11.13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並保持完整

此文於2006年11月13日做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