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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問余傑：向何處追尋良知？一有西瓜氏請我學習一段余傑文章。余文《追問知識分子的良知》寫道：

   這是一個知識分子缺位的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墮落的速度，遠遠快于普通中國人墮落的速度；知識分子的道德水準，遠遠低於普通中國人的道德水準。中國缺少知識分子，並不是始於今日。自古以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始終缺乏對於超越性價值的堅守。對家庭，他們遵循「孝」的原則；對朝廷，他們遵循「忠」的原則。在「忠」和「孝」之上，真理處於懸空的狀態。當然，「忠」和「孝」這兩種原則都與實際的仕途直接相關。違背了「忠」和「孝」的原則的讀書人，根本不可能在仕途中青雲直上。中國的學術亦未能獲得一種「自足性」，僵硬的科舉制度導致了歷代士大夫的人生取向均為「學而優則仕」。

   余傑強調：作為知識分子，必須在自我之外建立一種超越性的價值歸宿，對自我保持一種謙卑的、不斷反省的態度，時刻警惕「自我神化」、「自我感動」和「自我英雄主義」。…如聖經中所說的那樣，「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求神的喜悅，而不求人的喜悅」，將自己的生命與天上的星空聯繫起來。

   尊命過目，謹將學習體會向讀者彙報如下。

   二余傑對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墮落的批判和「作為知識分子必須建立一種超越性的價值歸宿」的觀點，我很認同。但他對中華文化的認識、批判是混亂和錯誤的。

   首先，要把儒家道德的普遍價值與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政治、社會規範適當區分開來。在君主專制時代，儒家道統被君主政統所劫持，各種道德元素難免受到別有用心的扭曲利用。世易時移，對於一些歷史上特定製度下的規章習俗及行為準則，已沒有循規蹈矩的必要。但是，道德本身是具有普遍意義、富有永恆魅力的，兩者應加以釐清。

   比如「忠」和「孝」，現在忠君也無君可忠了，盡孝的方式方法肯定與古時大異了。但忠孝作為道德原素本身，卻是具有普遍意義、普適價值的。只要人類歷史上家庭還存在，甚至，只要人身還是由父母生養而不是機器造就、石頭迸出，不論方式如何、程度怎樣，孝順父母就是天經地義的；忠本來就是盡心之意，正心誠意，對人處世把心放中正，忠於真理，忠於良知，皆是做人應有之「義」。

   其次，在「忠」和「孝」之上，並非「真理處於懸空的狀態」。仁才是儒家的大 經 大 法根本原則。在儒家，仁是天地萬物包括人類社會和個體生命的真常之道，是儒家一以貫之、不可須臾離的最高最根本的道。其它一切思想原則，一切人生、社會、道德、政治、制度、教育等各方面、學問，都要圍繞著這個字轉，也都從這個「道」中生髮出來、擴展開來。

   三仁，在天為道，為形上本體，在人為「形內本性」，為良知。「忠」和「孝」都是良知的顯現。良知就是一種超越性價值-----其實良知形上又形下，超越又內在。余文題為《追問知識分子的良知》，他不知良知正是他所批判的中華文化的重要價值觀？不知良知從何處去追問，向上帝哪裡？

   余傑向知識分子追問良知，好！可是，他更應該追問一下自己，良知「致」到了沒有？如何致之？知識分子們又應向何處追問良知、致良知？這些才是更重要的問題。難道高舉「上帝」旗幟，把矛頭指向衰微至極的中華文化，對準郭飛雄們，就可以「致」得良知？難道中國知識分子都投向基督門下，甚至與余傑一樣成為叨叨神棍，就可以「致」得良知了嗎，只怕致來的是邪知歪見、弱智神經呢。

   我早指出，對於中華文化特別儒佛正道而言，凡是「心外求法」的都是外道，上帝信仰屬於典型的外道（外道不一定就是邪的，也可以是正道、正教，只不過正的程度有限，一不小心就會滑向邪路----歷史上基督教夠邪門的，現在那些「真誠」的、原教旨的基教信徒，往往也神經兮兮的，邪門！）

   既使以現代文明的常識也不難知道：不是上帝造人，而是人造上帝-----那只是意識的幻像，是「原始人」的一種精神自慰。

   不少自由人士滿嘴正義良知，其實與馮友蘭一樣並不相信良知（當然他們的學識和修養與馮相比更差。馮雖小儒，多少有點儒學修養。）根本不知良知為何物，不知良知與天道同善、同仁、同高、同大、同尊、同體！那些為物慾所蔽的功利人，特別是利己主義、虛無主義乃至犬儒主義者固然不識良知，那些拜倒在上帝的幻影面前的宗教人也很難彰明良知。

   關於良知的奧妙，近作《良知論》有深度開示，茲不贅。這裏僅指出余傑對如何才能「建立一種超越性的價值歸宿」思考的混亂和誤區所在。在自我之外、在「上帝」那裡，是無法建立一種價值歸宿，建立起來也是虛幻不實、自欺欺人的。未將天人貫通的、僅有超越性而無內在性的價值，缺乏人性根基。缺乏天下萬物一體之仁的良知體認，是根本無法真正地「將自己的生命與天上的星空聯繫起來」的。

   四致得良知、證得生命本來面目，自然充滿道德自尊、智慧自信，卻又內心平和謙沖，寧靜淡泊，與世人所謂的「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義」的形同實異。

   不過，「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義」之類表現固非高標，或許不無淺薄可笑之處，卻也用不著「時刻警惕」，恰恰相反：對於大多數人是求之不得。如果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真有「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義」現象，也不至於墮落至斯矣。

   「自我神化」和「自我英雄主義」者，至少是不屑於象中國大部分所謂的知識精英那樣把靈魂賣給魔鬼或「上帝」的。真正需要時刻警惕的，是那些不斷地自我矮化、自我奴化、自我狗熊主義犬奴主義的知識分子！文棍對強權的獻媚，是一種自我奴化，神棍對「上帝」的投靠，也是一種自我奴化。這兩條「人棍」，才是值得有識有志之士時刻警惕的。

   儘管人人良知具足，但多數國人墮落已深，染污已重，無法彰顯，已成「人棍」。曾有《人棍》示警：名人雅人偉人哲人奇人正人高人大人賢人仁人真人聖人，最低限度，要當好人；草棍木棍拐棍夾棍賭棍地棍痞棍惡棍學棍軍棍黨棍神棍，無論如何，切莫成棍。

   諸棍之中，一般賭棍地棍痞棍惡棍影響有限，除政治性人棍外，唯文棍與神棍的社會危害性特別大。文棍的墮落與危害比較明顯，神棍對中華文化與自由事業的破壞性還處於隱性階段，余王拒郭，成為近年來自由隊伍的分裂與人心「士氣」、道德水準進一步降落的要因，這僅僅是神棍破壞性的牛刀小試而已。

   五「人棍」一詞，出自《鹿鼎記》韋小寶之口，藉以總稱聯中「諸棍」，頗為形象----他們就象被不良慾望與環境削成的各種「人棍」。老梟的「道德大棒」就是針對人棍又特別針對政界、學界之棍的。Noneknown網友在梟文《艷照門之我見：道德不打野鴛鴦》后說：老梟的大棒不打明星們，不錯；要打明星們，可以。可千萬不要打網民！

   答曰：孫悟空金箍棒上打天帝下打閻王，老梟上打知識分子下打政治人物，對於一般民眾是懶得去碰的。如果普通民眾思想道德認知出了普遍性問題，兩界之棍要負更大的責任，是他們沒有盡到應盡的責任，更是這些「上樑」本身不正所致。至於打不打網民，那要看具體對象了：胡溫上了網，不也是網民嗎？2008-2-20東海一梟首發《自由聖火》網址：http://www.fireofliberty.org/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並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