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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迅，吃掉仁義道德的人

   一歷代王朝的政權多是從前朝從別人手裡搶來的（後世某些所謂的禪讓，其實是一種特殊的搶，是以武力為背景的而用文明禮貌裝扮起來的搶。）為了襯托自家的好，新政權總喜歡把前朝描繪得壞些。這不難理解也可以理解。

   我黨的政權是從國民黨手裡搶來的，把國民黨描繪得特別壞些，「黨」之常情也。問題在於，歷代王朝雖把前朝說得壞些，多少有些底線，不至於太離譜，尤其是在在修史的時候，絕不敢象我黨那樣，把事實當做麵糰亂捏一通，或者完全不顧基本事實。就算「主子」要那麼做，那些負責具體修史的儒臣也不敢奉命，不會奉命。

   更特別的是，長久以來，我黨不僅隨心所欲地抹黑前政權，還隨心所欲地抹黑之前所有的政權、所有的社會。似乎幾千年來所有的政權和社會統統都是野蠻邪惡黑暗到極端，唯獨我黨偉光正。

   貶低、抹黑別人和前人，乃是缺乏自信的表現，一個人如此，一個政權也是如此。我黨之所以缺乏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信，是因為缺乏合法性：既沒有制度所保障的民意合法性，又沒有文化所提供的傳統合法性，堪稱雙重的「非法」。

   （民意的合法性由一定的制度保障，道統的合法性由儒家提供。任何中國的政權只有確立儒家的意識形態地位，才能取得道統合法性，成為中華的正統。詳見東海《高舉仁本主義，回歸中華正統》。）

   說「我黨缺乏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信」，或許有人不同意。因為從表面上看，我黨所尊奉的馬列主義似乎不乏自信。其實這種自信是無根的，故短暫而虛妄。與其說是自信，不如說是盲目自負和虛驕狂妄，它消除不了我黨「集體潛意識」里的文化自卑、道德虛弱和信心匱乏諸症，「貶低抹黑別人和前人」乃成為我黨之必須。

   二在「貶低抹黑別人和前人」方面，魯迅無疑特別投了毛共之所好，異常合乎毛共之需要----魯迅主觀動機如何已經不重要了。在客觀上，他不愧是當年我黨最為稱心如意的思想幫手、政治打手和文化殺手。魯迅之所以受到我黨特別的垂青，被抬上神壇並長期供奉，主要的原因正在於此。正如某網友所說：

   「毛幾乎完完全全是以邪惡的手段來奪取的政權，因此，他必須把妖魔化他的對手，以證明自己的正當性，他做的非常成功，他是這方面的天才，這裏面就有魯迅的功勞，因為魯迅幾乎是唯一一個如此徹底地批判了毛國之前社會的人，這對於毛是何等重要。」

   當年反對國民黨和反對中華文化的文人學者不在少數，論學問見識和思想深度文學水平，魯迅都有限得很，這些方面比他強的文人學者海了去了，唯魯迅與我黨一拍即合，持久地被偶像化神聖化。這是有其必然性的。魯迅不僅在妖魔化國民黨方面功勛卓著，在徹底打倒中華文化、全面否定儒家價值、完全抹黑傳統社會方面，更是勞苦功高，前無古人，非其他文人學者所可望塵也。

   對於文化和道德來說，外在的暴力、武器的批判造成的傷害只是一時的，掛著「正大神聖」的名義的魯迅式的「批判的武器」才最可怕，其影響要惡劣得多，後果要嚴重得多持久得多，其流毒之廣、遺害之深堪稱空前。各種政治性的暴力及打壓，包括文革的摧殘，其實無傷中華文化之大雅，魯迅們所造成的傷害才是根本性顛覆性的。

   三如果中華文化不遭受空前慘烈的剿殺，如果良知信仰不被殺光、仁義道德吃掉，如果沒有魯迅們思想上精神上的支持配合，馬列主義不可能長驅直入並佔據意識形態地位，象文革這種史無前例的反文明、反道德、反社會的運動更不可能發動不起來，即使萬一「發」了起來，也不至於「瘋」到那麼野蠻荒唐的地步。

   文革早已成過去（但是否一去不復返呢？尚難逆料。）魯迅仍然傳人眾多廣受尊崇，並且仍有一定的利用價值-----君不見，魯迅的眾多傳人在「貶低別人和前人」方面往往不約而同。

   當年的毛共是狂妄和自卑並存，現在，馬列賦予的各種自負和狂妄早已徹底消失，我黨在政治、制度、文化、道德等各方面都缺乏必要的自信。僅憑經濟一枝獨秀遠遠支撐不起一個政權應有的各種自信。因此我黨過去有必要、現在仍有必要借「貶低別人和前人」以抬舉自己。

   對於我黨來說，魯迅針對國民政府的「批判」和「反抗」精神雖要淡化（其實那種「批判」「反抗」本身就很不正常，在全民抗戰時期這麼「批判」和「反抗」，尤不正常。）但他貶低、抹黑、打倒一切的作風仍有發揚的必要，魯迅搞亂思想、混淆是非、顛覆正常的價值觀念道德標準的愚民功效，仍然不可小覷。

   清算魯迅的思想流毒，剷除魯迅的精神土壤，讓魯迅回到文學史上他應在的位置，把被魯迅們吃掉的仁義道德和中華文化的尊嚴重新恢復起來，這是我們這一代文化人重要工作，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使命！2010-9-14東海儒者余樟法于南寧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9/19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