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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儒與反常

   一儒家有其一定的超越性、神秘性和宗教性。在形而上層面，即「性與天道」、萬法歸一的層面，自古唯少數聖人才能徹悟圓證。賢人雖能解悟，難免解之有偏，證入有限。而對於絕大多數人來說，那可以說是「非常識」、「常不識」。

   但在形而下層面，在家庭、社會、政治之倫理層面，儒家所講所持的，是真理也多是常識常理。常理常識又往往是根本性原則性的。經常經常，是經必然可常，唯常方能為經。違背常識常理，與常識常理過不去、對著干，就是非正常，就是失常、反常、反動。

   例如，仁義禮智信，五常道，也是五核心、五原則，乃人生社會政治道德各方面違悖的五字真言、五大統帥。違悖了它們，人生社會政治都會出大問題，人不人，政不正，社會不公、道德不良。

   又如孔子曰「仁者愛人」，這本是道德常識，可魯迅偏說仁義道德吃人。這就是反常，把魯迅抬舉為「聖人」和「民族魂」的人物及勢力，更是反常，魯粉眾多的社會必是反常的社會。

   聖賢是盜賊的天敵和剋星。以聖賢為代表的仁義文化本是抗衡、制約、教育、轉化或與「盜賊」作鬥爭的最重要的力量。這是社會常識。可有些人將老子那句「聖賢不死大盜不止」本就大偏的名言作進一步的錯解，把道德視為盜賊產生的土壤，把聖賢視為盜賊猖獗的原因，痛恨盜賊，反而把矛頭對準道德和聖賢。這顯然是反常的。

   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正是儒家根本性的政治道德。儒家主張「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這是政治道德和政治常理。可當局偏堅持：黨為重國家次之民為輕，把黨凌駕於人民和國家之上。這更是反常。可惜人們早已習以為常。

   二在中國，儒家就像一個偉大的測量儀，可以測量出一個人乃至一個社會、政治的智慧度道德度。對儒家的認同、支持、尊重度高，于個人，說明德智俱高；于社會，說明良知升溫。對儒家反對、輕蔑、侮辱者眾，于個人，說明德智有缺，于社會，說明已經反常。

   或說：「社會上很多人的意見集中起來，就是公論；大多數人的意見集中起來，就是民意。儒家不是講公道、講民本么？怎麼能夠以自家為標準？」

   此言差矣。仁義道德乃天下公理公道，不是某家某派的私理和專利。儒家強調仁義道德，以仁義道德為標準，這恰恰體現了儒家的公道，與「以自家為標準」是兩回事。

   至於公論，有兩種：一是公眾之論，一是公正之論。公正之論未必「公眾」。古人曰：「公論非眾口一詞之謂也。滿朝皆非而一人是，則公論在一人。」而公眾之論未必公正。局部的、一時的公眾之論，很可能不公不正甚至大偏大錯，文革就是典型的例子。因此，尊重公眾之論，但更加尊重公正之論，並不唯公眾是從；尊重民意，但更加重理尊道，並不民意至上、民粹主義。

   三古人云，「不得罪於法易，不得罪于理難。君子只是不得罪于理耳。」反常者「得罪于理」，非君子也。反常者必有所缺，不明常識常理而反，是缺智，明知自己反常還反，是缺德。反常的人物或勢力，其思想行為理論實踐必然大誤，誤人誤己。

   任何反常的東西，縱舉而不堅，縱堅而不久，最後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甚至難逃滅亡的命運。君不見，自古以來無數惡人惡勢力大多逃脫不了「以害人始、以害己終」的惡有惡報之定律，不斷地坑害他人危害社會，最後一次性把自己給害死了。

   維護常識常理就是衛道。追求政治、社會的正常化，追求人類道德心靈的正常化，讓仁義成為人世間的最高原則，讓道德成為人類文明的核心（政治尤其應該和必須以道德為核心，所謂為政以德，這是政治常識也是道德常識。）此乃儒家不可推卸的責任、義務和使命。

   儒者應該成為黑暗社會的光亮、黑鐵時代的黃金，成為重建道德理想、政治文明和社會秩序的文化主體和重要力量。同時，衛正必然驅邪，求真必須打假。一切反常的人物、事物、勢力，一切反常的思想、學術、政治，一切道德上和理論上的假冒偽劣，都為儒家所反所打。這都是救人之所必須，都是大任大愛的體現。

   與什麼過不去、也別與常識過不去；與什麼對著干、也別與常理對著干。儒家所持多是常識常理，所以，為了民眾民族也為了自己，別與儒家過不去，別與儒家對著干，以免成為仁人義士所反對和打擊的對象。這是東海儒者對某些強勢人物及其勢力的真誠勸告。2010-9-28東海儒者余樟法首發儒學聯合論壇學術廳http://www.yuandao.com/index.asp?boardid=2

（2010/09/2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