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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君小議

   《孝經》說：「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或謂林明進先生根據《春秋》大義，依經解經，判斷出：「中於事君」這四個字是後來的統治者給「偷渡」進去的，不是孔子本義。如果我們有經學的功底，就很清楚，把「孝親」與「忠君」捆綁在一起，一定不是孔子的主張。

   不知林先生所根據的是哪一條《春秋》大義，但其結論顯然是錯誤的，「中於事君」就是孔子思想，也完全合乎春秋大義。《孝經事君章》說：「子曰：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親也。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本章說明「中於事君」的道理，與其它經典孔子所說的忠君事君思想完全一致，絕無「偷渡」之嫌。

   君主制時代，君主是國家的領袖和象徵，從政就要事君，治民與事君兩面一體，孝親與忠君相輔相成。把事親孝親與事君忠君結合貫通在一起，就是孔子的主張。孔子強調忠君和事君之道的言論數不勝數。

   《論語》中，孔子關於事君和事君之道的言論就不少，例如：「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意謂鄙夫不可與事君）

   這類言論在《禮記》中更是連篇累牘。《表記》中就有多條，其一說：「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謂當以正直之道事君。不下達，不導君以非正道；不尚辭，不崇尚浮華的言論；非其人弗自，不是合適的人推薦就不進身。不下達則上達，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不尚辭則尚德，自正其德以正君心；非其人弗自，有合適的人引薦就可因之而進。

   《尚書》是先秦儒家政治文獻，如何事君是其中要義之一。程頤說：「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其它《詩經》、《易經》和四書也都論及事君之道，茲不詳論。

   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簡中有一篇《魯穆公問子思》，子思明確地說：「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指出、批評君主不對不善，是忠誠的表現和忠臣的責任。孟子說：「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與子思所言一脈相承。

   孟子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裏的輕是相對民和國而言，強調人民最大，民為邦本，以民為本，立國立君以為民，忠君愛國以為民。君輕可不能理解為不事君不忠君目無君上。孟子嚴厲批判楊墨，以無君為楊朱學的罪狀：「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孟子滕文公》）

   忠君也是春秋之義，為春秋所讚美。《左傳•襄公十四年》：「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望。忠也。」

   公元前560年，楚王熊審自以為無德無能有辱社稷，病故前自求惡謚，子囊公正執言，說他有功且能知過，遂謀謚為「恭」，亦稱楚共王。故雲君死不忘增其名。襄公14年子囊死，念念不忘在郢建城，以衛社稷。所以君子認為子囊是忠臣。忠是立心中正和盡心儘力，忠並不局限於忠君。這裏的忠，包括忠於君和國（社稷），忠於君國，就是民之所望。表示忠君愛國的成語「楚囊之情」就源於此。

   春秋大復讎，所大的就是復君父之仇。「（經十十）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君主被弒，臣下有討賊的義務，這就是忠君的表現。

   在《春秋繁露義證陽尊陰卑》中，董仲舒說：「是故《春秋》君不名惡，臣不名善，善皆歸於君，惡皆歸於臣。臣之義比于地，故為人臣之下者，視地之視天也。」君臣關係如天地，天尊地卑，故君尊臣卑。所以，事君之道，要善歸於君，惡歸於臣，「功出於臣，名歸於君」。臣下要推功讓德而勇擔責任，一般情況下，要盡量維護君上的權威和尊嚴。

   或以為事君有奴性之嫌，這是不明君之真義。君指德位相稱者，首先要有賢德，其次才是權位。無德者不配有位，不配為君。董仲舒說：「深察君號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權科、溫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權也，君者溫也，君者群也。」（《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

   君就是元始，君就是本原，君就是權道，君就是溫和，君就是合群，君這五種德性合起來。對這樣的人，尊之重之事之奉之，禮所當然，誰曰不宜。這樣的人成為領導人，制度不好，可以重建；制度本好，可以好上加好。君即領導人，君主制有君，民主制或未來新禮制下也有君。君以德論，德高為貴。未來領導人選舉，道德也應作為第一標準。2016-8-8余東海

（2016/08/11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