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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特色的愛和「中國特色」的外援

   一仁愛無極限，天地萬物一體之仁，仁愛無局限，大愛無疆。所以，仁的發揚、愛的實踐、道德的追求永無止境。詩曰：莫笑儒家圈子小，乾坤萬物一于仁。

   但仁愛有差等，有層次，有秩序，仁愛的發揚，道德的實踐，要自近及遠，由低向高。故《中庸》說：「君子之道,譬如遠行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儒家講從心所欲率性而為，仁愛無局限而有差等，正是「心性」的特徵和儒家仁愛的特色。

   《論語》以孝悌為仁之本。最大的愛，最高的仁，都必須從孝悌開始。孝悌可以也應該超越，但不能違背，否則仁就空洞化、虛偽化了。親親仁民愛物，孝悌就是親親（親愛自己的親人），對親人都不愛的人，豈能愛民愛國？

   當然，親親不是親人至上，不能違反制度、法律和基本道德規範，不能徇私枉法。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是現代文明的基本要求。另外，當家庭責任與其它社會、政治、文化責任發生衝突的時候，儒家為民為國，必要時可以移孝作忠，但任何時候都不允許大義滅親----因為滅親本身就是大不義。

   幾十年來，媒體上宣傳的大量「先進人物」的「先進事迹」，總是那麼不近人情，動輒犧牲親人甚至大義滅親，名義上是為了工作、為了革命、為了事業、為了為人民服務，實質上為的不外乎是自己的名利。物反常為妖，人反常為怪，此之謂也。二儒家對於反常（違背常情、常理、常識）的東西都保持一種警惕。故呂端說：「大凡與人情不近，即行能卓越，道之賊也。聖人之道，人情而已。」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中庸》）

   素隱行怪的「素」，朱子解釋為「索」，索求。素隱行怪，意為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袁煥仙先生則解「素」為「本」，深得我意。本，本質也，本心本性也。本心不明而行為怪異，儒者不為也，不許也。

   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兩種學說都不明本心，貌似有理，其實都不正確、非正常、極端化了，違反了中庸之道。（注意，儒家反對的是利己主義和利他主義，不是具體的利己利他行為。在行為上，該利他就利他，該利已就利已，要在因地制宜。利他利已都可以是良知的作用，只要得當可之宜，可以兩不相礙而相輔相成，可以歸結為致良知。）

   墨子主張兼愛，很高尚，利他主義作為個人行為很值得敬佩，但成為一種學說流而行之、天下歸之，象孟子時代「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就要警惕了。墨子及他的弟子們的利他主義實踐或許很真誠，或許沒有大問題，但流弊很大，發展下去、泛濫開去，會出各種政治、社會大問題。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共產主義道德」之所以導致普遍而嚴重的虛偽化甚至罪惡化，造就叢林社會禽獸世界，原因就在這裏。

   「利他」很好，但不能「主義」，不能「唯我獨尊」，利己也一樣。孟子對墨子和楊朱的批判，實有先見之明，可謂防患於未然。正如袁煥仙先生指出：

   「蓋怪行隱於本素，智而難測，從者眾也。從者眾，禍斯烈，倘無大人者出，辟而正之，以盲引盲，天下夢然從風，後世翕焉歸化。人倫失序，社會不軌，禍可問乎？」（袁煥仙《中庸勝唱》）

   三 「中國特色」的外援就是嚴重違背常情常理的「國際利他主義」，不論動機如何居心怎樣，都大不義，何況中共的動機居心明顯有問題，其真誠度與墨子不可同日而語。

   墨子奉獻的是自己，中共犧牲的是國家人民的利益，是慷國家之慨、人民之慨，打民眾的腫臉充自己胖子；墨子兼愛，平等地愛所有人，對親人和陌生人一視同仁。中共則完全顛倒過來，「寧與友邦不與家奴」。

   中共在國際國內一向有兩副面孔和肚腸，對外的溫柔仁慈和對內的莽橫兇惡，對外的慷慨大度和對內的慳吝小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儒家不是反對外援，而是反對「中國特色」的外援。這個特色主要有三：一、黑箱操作，援多少，援哪裡，國民沒有知情權更沒有決定權；二、援向金家王朝之類流氓政權，變成了助惡。三、幾十年來，絕大多數的受援國家，無論從人均收入還是從人均受教育程度均高於中國，典型的殺貧濟富，損不足以補有餘。

   當年國內民眾饑寒交迫，在餓死幾千萬人的情況下，照樣被迫勒緊褲帶支援世界人民；而今據說中國強大了，經濟方面「這邊風景獨好」，外援出手當然是更加大方了，可國強而民弱，國內福利制度依舊建立不起來，大量民眾照樣貧困，照樣存在讀書、看病、就業乃至溫飽諸多問題。真可謂：窮，百姓苦；富，百姓苦；弱，百姓苦；強，百姓苦！

   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的真誠的利他主義與楊朱「殺一人而得天下不為也」良性的利己主義，都遭到孟子嚴厲批判，對中共名義上的國際利他主義實質上的極端利己主義，孟子天上有知，實在難以想象他會怎麼說。2011-2-1東海儒者余樟法 首發民主論壇

（2011/02/05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