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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秋風：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一、局勢已處於危急狀態

    當前，國家在政治、經濟、社會諸領域的形勢持續惡化，不安定因素劇增，不穩定局勢加深，全面危機爆發的跡象日益明顯。

    (一)政治形勢危急 最明顯的標誌是，官民對立已經達到相當尖銳與嚴重的程度。由於公信力喪失殆盡，對公權力的不信任、仇視、抵制與抗爭已日甚一日，以至發展到了經常公然對峙的地步。問題不在於民，而在於官。道理很簡單：非民選的政府通常總是漠視民意和冷酷自私。 更嚴重的問題在於腐敗。致命的問題更在於藉以制止腐敗發生的真正有效的制度設置，在現行社會政治條件下已經行不通。隨著權力喪失道德自制力的狀況愈演愈烈，問題變得越來越明顯，對權力腐敗現象的控制已經失去了政治上的可行性。腐敗並不可怕，也不可悲。形成這種不可收拾的局面，才是真正可怕、真正可悲的。 權力腐敗嚴重蔓延與泛濫成災的結果，勢必瓦解其政治基礎，最終導致政治失敗。能夠有效制止腐敗發生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其實並不難找，西方文明早已對此提供了成功的經驗。與其揚湯止沸，何如釜底抽薪。除了那種唯一有效的辦法外，所有可以想到的其它辦法都嘗試過了，結果沒有例外，也不可能有例外。問題不在於是否行得通，而在於是否真正有誠意、願望和決心。

    (二)經濟形勢危急

    最突出的表現是，現存經濟結構嚴重失衡，但難以找到及時調整與轉變的有效出路；現行經濟制度的潛力，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當前經濟政策的選擇，也已陷於進退維谷的困境。 當前形勢不是經濟是否再次探底的問題，不是經濟是否已經走出谷低的問題，甚至也不是經濟何時走出谷低的問題，而是社會是否已經真正開始為近幾十年來一貫推行的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模式付出代價的問題。 對於一個政權來說，在其政治合法性喪失了堅實牢固的基礎之後，謀求以單純的經濟發展成績作為合法性替代品，在短期內似乎是有效的，但在法理上卻是無效的，從長期看是危險的。必須認識到，政權的合法性只能由真實體現民意的民主選舉結果來賦予，因此合法性屬於政治範疇，不是經濟範疇。對於政權的合法性來說，經濟狀況的優劣既非其主要來源，也非其重要來源，更非其唯一來源。顯然，從法理上看，在某個社會中，即使其經濟狀況不佳，只要經由民主選舉程序上台，政權的合法性就不成問題；反過來，儘管經濟形勢良好，倘非經由民主選舉程序上台，政權的合法性也不能自然獲得。無論何種社會共同體，如果其統治者的合法性單純繫於經濟成效，那就既缺乏法理基礎，也缺乏道義根據，勢必難以持久。合法性不能寄宿于經濟，只能回歸政治。否則，經濟危機爆發之日，就是政權的合法性徹底喪失之時。

    (三)社會形勢危急

    最直接的證據是，當前用於維持國內秩序穩定的財政開支，竟然同國防費用不相上下。這是一個不祥的信號，表明社會矛盾朝對抗性方向轉化的具體表現與發展趨勢越來越顯著。 權力腐敗失去控制，意味著政治上陷於慢性自殺；城市房價失去控制，意味著經濟上陷於慢性自殺；生態破壞與環境污染失去控制，意味著使自然環境陷於慢性自殺。而秩序持久過度依賴暴力得以控制，則意味著使社會陷於慢性自殺。合而觀之，社會的主要領域與自然生態及環境保護已陷於失控狀態，而社會的特定反應與人民的權利訴求及意志表達則處於強力控制之下，最終將意味著一個民族與國家正陷於慢性自殺。 也不難理解，國家如果走到這一步，以至於動用暴力工具無所顧忌，腐敗無孔不入，權力意志肆虐，叢林法則盛行，將會發生哪些反應，造成哪種局面。社會離心離德的跡象日益明顯，文化、知識或技術精英紛紛移民海外或長期滯留不歸，以及貪官中飽私囊后爭相外逃，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國家的凝聚力日益下降，政府機關公信力喪失與社會信任缺失，以及不安定因素居高不下，也已經有力地表明了這一點；民族團結與統一的紐帶日益鬆弛，邊疆地區持續存在的緊張局勢，以及台灣與香港地區的民意動向與趨勢，同樣已經確切地表明了這一點。更不用說，信仰危機、道德危機及誠信危機的存在與表現，早已成為不爭的事實，其危害之廣泛，惡果之巨大，影響之深遠，已經使社會陷於走投無路的精神處境。 綜上所述，危機全面爆發的徵兆已經無可置疑。無可奈何花落去，山雨欲來風滿樓。壓迫社會變局的大勢已經不可逆轉。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眼看即將落下。高懸在國人頭頂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正在搖搖欲墜。

    二、國家正面臨嚴峻考驗

    必須承認，社會諸領域所表現的顯著的危機特徵，其實已經眾所周知，人們對此早已心照不宣。無可諱言，問題不在於危機是否已經開始逼近，而在於它何時全面爆發。 誠然，它雖然已對社會生機造成了重創，以至怨聲載道，亂象叢生，但其威力尚未足以對整個現行社會秩序加以摧毀。原因不難看出，在現行秩序陷於如此不公正的狀態之後，其所以迄今仍然得以勉強維持，主要得益於如下三個因素：龐大的既得利益隊伍的效忠，強大的國家暴力機器的威懾，以及普遍表現出來的國民性怯懦與苟且。 即使如此，隨著社會形勢與生存處境不可避免地繼續惡化，特別是由於財富分配不公趨勢持續擴大，社會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已經達到令人難以忍受的程度，並且無法及時找到切實可行、真正有效的控制辦法，形格勢禁、積重難返的結果，就連那些藉以維持統治的最低限度的社會政治條件也變得難以為繼。政府維持現狀的警力調用變得越來越頻繁，維持秩序的負擔變得越來越沉重，頂住抗爭與維權活動的壓力越來越吃力，擺脫遭到敵視與對抗的困境越來越困難，避免國家分崩離析結局的任務越來越艱巨。 對不公正、不合理的現實秩序的壓迫進行種種抗爭，包括採取某種激烈反抗行動，從中國社會歷史的革命傳統看，就具有天然的道義根據與正當性。這些原則與原理，毫無疑問都為革命與改革的領袖人物所承認、所贊同。那種明知故犯，出於自私自利的卑劣動機，不惜通過鎮壓抗爭活動，力圖使不公正、不合理的秩序免於被拋棄命運的可恥行徑，同昔日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對象與革命敵人的歷史表現如出一轍，毫無二致。

    三、改革必須打破清規戒律

    問題就擺在那裡，情況就是如此。剩下的問題只是願意不願意正視、敢於不敢於承認而已。即使無視之，否認之，它們也不會因此而消失。它們的存在、表現、發展以至結果，其客觀性不會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是應當挑明問題癥結所在，促成人們衝破思想禁區，擯棄政治教條，擺脫習慣禁錮，重新審查與反省改革的基本方針、政治禁忌與思想顧慮的時候了。

    (一)「穩定壓倒一切」

    此乃似是而非之論，不可繼續老調重彈。所謂穩定壓倒一切，意味著賦予穩定以至高無上的價值，這是一種極其錯誤的觀點。誠然，穩定具有某些益處，但其價值決不應該被置於正義、公正、自由或公共利益之上。在穩定之上，尚有它們存在。如果這些價值也被所謂穩定所壓倒，那穩定不僅毫無價值，而且為害甚巨。 應當指出，對於社會的發展與公眾福祉，或者對於公共利益來說，社會穩定充其量只屬於條件或前提，決非目的或方針。把穩定視為目的本身，或者視為最高目的，竟至於具有壓倒性的價值，這不是對穩定價值的肯定，而是對穩定意義的誤解，對穩定本質的曲解，對穩定作用的狡辯。穩定不過是國家治理與社會發展的自然結果，它既不應當被強求為目的，也不應當被固定為方針，否則，昔日清朝政府末年對革命黨人的鎮壓行徑，或者國民黨政府在大陸統治期間對共產黨人的屠殺活動與戰爭行為，就獲得了正當的道義理由。顯而易見，所謂穩定壓倒一切的辯詞，其著眼點是從統治者的角度立論的，不是從被統治者的角度立論的；其動機是從統治利益的角度出發的，不是從被統治利益的角度出發的。總之，一句話，此論決非是從公眾利益出發的。 更進一步說，對於社會經濟發展特別是政治變革來說，穩定不僅不屬於充分條件，甚至不屬於必要條件。因此，穩定既不應當被誤判為條件，也不應當被輕信為前提。否則，就無法解釋，近30年來的穩定，何以既未能為政治狀況帶來真正有益的實質性變革，也未能為社會經濟狀況帶來屬於有機的可持續發展。恰恰相反，歷史的經驗告訴人們，與危機特別是與生存危機伴隨的不穩定，及其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壓力，倒是促成變革與進步的寶貴的催化劑。這種情況決不是某種例外，而是幾乎貫穿于中國近代以降一切重大政治、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歷史進程的始終。這正好印證了魯迅的名言：「如果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二)「改革必須堅持新的『凡是』方針」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60年前，在社會陷於危機之際，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通過對其先驅國民黨的部分否定，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30年前，也是在社會陷於危機之際，是鄧小平及其政治夥伴推動的改革，通過對其前任毛澤東的部分否定，打開了歷史的新局面。由此可見，歷史變革的邏輯已經昭然若揭。 值得慶幸的是，對毛的「凡是」，在30年前已經被推倒，也應當被推倒。歷史證明這是有益的。然而，對鄧的「凡是」，近30年來至今未被推倒，並且被繼續堅信無此必要性。這樣做，與固步自封，畫地為牢，甚至於作繭自縛，作法自斃，究竟有何不同或區別?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鄧小平本人的看法，對毛澤東功過評價應當為三七開，對自己功過評價充其量為對半開。如果不懷疑這一論斷是由衷的、真誠的，並且是有根據的、中肯的，那就必須承認，從政治邏輯上說，既然拒絕對毛搞「兩個凡是」是正確的和正當的，對鄧持相同立場或態度也同樣是正確的和正當的，甚至更加正確和正當。決不能推倒了對一個人的「凡是」，卻樹立起對另一個人的「凡是」，無論這個人功勞有多大，威信有多高，何況實際情況遠非如此。

    (三)「只要握緊槍杆子就喪失不了執政地位」 奇談怪論，豈有此理!何出此言?成何體統!該論點暴露的立場很成問題，無疑屬於嚴重的政治不正確，必須給予義正詞嚴的批駁。 對於被革命事業授予政治繼承權的人們來說，如果他們違反了當初其革命先輩的社會政治理想、信念與追求，轉而力圖維護不公正的秩序，站在人民利益的對立面，與人民為敵，那就是對先輩的背叛，就是蛻化變質，從而在政治性質上淪為不折不扣的反動派。那種在意識形態上極力頌揚與熱情禮讚昔日的革命精神傳統，但在現實表現中卻無情地以鐵腕手段對付與壓制群眾正當反抗活動的兩面派做法，不僅在行為邏輯上陷於矛盾，而且在道德信譽上陷於破產。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凡是敵視、阻撓、對抗或鎮壓人民的權利抗爭、民主要求與革命願望的政治勢力，無論起初多麼富於革命特質，只要它敢於逆歷史潮流而動，站到了同人民利益相衝突的對立面，就無疑在政治性質上蛻變成為可恥的反動派，就不可避免地最終落到被歷史拋棄的可悲下場，概莫能外。 明智的政治家也不會不明白，一個革命出身的政黨，如果失去了昔日一貫保持的銳意進取的精神傳統，同時又拒絕主動接受新的價值觀洗禮，及時實現適應現代民主要求的角色轉變，一味因循坐誤，依然故我，做不到脫胎換骨，浴火重生，那它就毫無政治前途可言。歷史決不會站在它那一邊。結果無可置疑。

    (四)「進行實質性改革將冒失去政權的風險」 此言差矣。誠然，改革需要承擔風險，但不改革需要承擔更大的風險。這就是現實。事已至此，已經沒有退路了。必須通過政治改革的大關，無論這有多困難，多艱險。以變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穩定阻變革，則穩定亡。 不要忘記，權力不是私物，而是公器。將公器歸公，則國家興；為黨私營私，則國家亡。公共權力只是藉以服務國家、管理社會、造福人民的手段，絕非追求自我實現的目的本身。決不能把權力的工具性價值與意義置於腦後，為權力而權力；更不能把權力的公共屬性與功能挪用於黨派或個人利益，以權謀私。否則，那就是對權力意義的歪曲，對權力職能的僭越，對權力作用的濫用，對權力價值的敗壞，對權力本質的玷污。公共權力應當服務於公眾利益，也必須服務於公眾利益，並且只能服務於公眾利益。 真正的共產黨人，作為真正的革命者，作為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決不恐懼失去權力，特別是公共權力。那些為了維護黨派私利甚至個人私利，尋找種種借口，抗拒與拖延變革，或者一味斤斤計較，患得患失，置公共利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於不顧的政客，不僅在政治上不明智，而且在行為上不道德，因而不僅與共產黨人的稱號名不副實，而且有辱共產黨人的稱號。

    (五)「涉及重大個人利益問題的改革難以推動」

    此言不無根據，並非無稽之談。其實，不論對一個頭腦清醒的領導人，還是對一個未喪失理智的政治家來說，對利益輕重關係進行權衡並不難，對是非大義問題進行判斷也不難。問題不在於進行判斷，而在於作出決斷。可以理解，作出與黨派或個人重大利益相關的抉擇，決非輕而易舉，確實相當艱難。但是，即使再艱難，也不會比昔日促進革命事業發展更艱難，不會比起初推動改革事業起步更艱難。 面對當前的危急局勢，作出明智的決斷，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不需要高妙的學識，不需要高超的謀略，不需要高難的技巧，甚至也不需要傑出的才華，不需要非凡的機智，不需要卓越的能力，不需要超凡的魅力。需要的是良知，是膽識，是正氣，是血性，是公心，是遠見。需要的是責任心，是正義感，是革命性，是公信力。需要的是擔當的勇氣，是頑強的毅力，是無私的品德，是高尚的情懷。 由此可知，時代的召喚是：要做領袖，不要做官僚；要做政治家，不要做政客；要做革命者，不要做統治者。執政黨應當勇於對人民負責，對社會負責，對國家負責，對民族負責。政治家需要敢於承擔政治責任，敢於承擔社會責任，敢於承擔道德責任，敢於承擔領導責任。時代需要這樣的政黨與政治家，社會需要這樣的政黨與政治家，國家需要這樣的政黨與政治家，人民需要這樣的政黨與政治家。

    四、政治家應當勇於承擔政治責任

    儘管問題積重難返，局勢危機四伏，形勢艱難嚴峻，但是，據此就對改革喪失信心，斷言改革的命運已經註定，仍然失之武斷。作出如此悲觀絕望的論斷，決非建設性的立場，也非負責任的態度。現在就下結論，還為時過早。國家並未達到病入膏肓、不可救藥的地步。人民也未陷於一蹶不振、萬念俱灰的狀態。改革的有生力量並未斷絕。改革的命運仍在未定之天。局勢仍有可為的餘地。起死回生並非絕無可能。 一切富有歷史使命感與社會責任感的人們，需要以自己的行動，作出無愧於先驅、無愧於時代、無愧於人民的回答，敢於再接再厲，發揚光大，承前啟後，繼往開來。這是一場新革命，也是一場新抉擇，因而必將以其新表現，使每一個當代中國人受到嚴峻考驗。是否敢於否定自己，是否勇於對自己革命，是衡量與鑒別真假革命者的試金石。 一切有政治自覺性的人們，有政治責任感的人們，應當牢記，權力決不等於權利，也不是利益，不是享受，不是榮耀，而是意味著責任，是擔當，是義務，是使命。權力必定與責任密切相關，權力大小必將與責任輕重成正比。權力必定以責任為條件，權力威信必將與責任能力不可分。誰有幸掌握國家權力，誰就對國家與國家的命運肩負了責任，這是一項極其重大的責任，並且是不可推卸的責任。誰有權力領導人民，誰就為人民和人民的生存狀態承擔了義務，這是一宗極為廣泛的義務，並且是無可爭辯的義務。 沒有人乞求誰接受權力，也沒有人強迫誰站在權力崗位上。因此，只要誰掌握公共權力，站到公共事務崗位上，就意味著同意並且已經同國家與人民莊嚴簽定了神聖的合約，從此自願肩負了相應的重任，自願承擔了相應的義務，並且立即自動生效。不言而喻，同任何商業性質的合同契約的執行規則一樣，違約自然承擔責任，違約應當接受處罰，違約需要付出代價，違約必須受到譴責。因此，政治家有使國家免於毀滅的責任，有使公眾擺脫災難的義務。如果不能做到奉公克己，守正不阿，拒絕作出明智果敢的決斷，藉以進行卓有成效的努力，以致鑄成大錯，釀成大禍，那就不僅屬於政治不作為，政治上不負責，政治上失職，而且屬於政治瀆職，政治犯罪。 的確，對於那些掌握了巨大的國家權力、站在重要的權力崗位上的人們來說，無論其以公僕身份自命，還是以領導人身份自居，指望由人人都出來擔當，這不現實，也不奢望。要求由多數人出來擔當，這不易於，也不可得。但是，希望由少數人出來擔當，這不強求，也不過分。然而，如果沒有人出來擔當，那就不應該，不像話。政治自私即政治敗壞，政治冷血即政治墮落，政治苟且即政治災難，政治怯懦即政治淪喪。政治家遲遲拒不作決斷，歷史最終必定會代其作出決斷；執政黨遲遲拒不作決斷，人民最終必定會對其作出決斷。 誰都不希望看到不願意看到的結局，誰都不願意發生不希望發生的情況。但是，客觀事物的存在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社會已在火藥桶上，形勢已如一髮千鈞。引爆時局的定時炸彈在滴答作響，災難臨頭的腳步聲日益逼近。剩餘的機會一天天流失，留給人們的時間不多了。 誰把社會拖進毀滅的深淵，誰就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誰把國家導向新生的軌道，誰就立下不朽的歷史功勛。是順應歷史潮流，與時俱進，因而走向新生，還是逆歷史潮流而動，或者頑固不化，終至遭到拋棄，這是擺在面前的兩條道路，或此或彼，完全取決於執政黨的意願與選擇。是成為民族功臣，還是淪為歷史罪人，何去何從，完全繫於當政者一念之間。

    五、朝野需要齊心協力共克時艱

    語曰：主權在民。憲法莊嚴規定，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因此，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是國家權力主體。公民作為人民之一員、一分子，自有公民的權利與自由。每個公民，既為權利人，自有其權利主張，自有其權利訴求。每個公民，既屬權力主體，當有權責成公僕承擔維護其法定權利的責任，當有權責成公僕承擔保障其利益的義務。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公共領域事關公共利益，公共事務涉及公眾利益，因此，公共領域與公共事務需要公共參与。關切、影響進而參与決策國家大計，謀求共商國是，不僅屬於公民的法定權利，而且屬於公民的道德義務。否則，如果自外於國家主人身份，喪失了主人翁精神，主動放棄公民權利，始終推卸公民責任，一味逃避公民義務，一句話，如果這種國民性表現與精神面貌不改變，就無以獲得命運自主權，就不能實現改善命運的願望，也失去了企望與尋求擺脫受支配、受奴役、受宰割、受壓迫的不幸命運的道德權利與道德資格，及其道義理由與道義根據。 時不我待，不應只坐談局勢的緊迫性，必須有行動的緊迫感。民間必須率先有所突破，公民應當儘快有所表現。只有公民自身在社會現實中，首先做到自尊自強，自主自重，不畏艱險，不畏強暴，不辱沒公民身份，不愧對主人地位，勇於行使法定的政治權利，敢於盡到公民的社會責任，在公共事務活動中表現出勇氣，表現出膽氣，表現出正氣，在關涉公眾利益問題上行動果敢無畏，行為理直氣壯，行事正大光明，才有精神資格向公僕提出嚴正交涉，才有道德底氣向公僕發出鄭重勸告，才有人格尊嚴向公僕進行莊嚴請願，才有道義力度向公僕表達正當訴求。 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所有關切國家前途與命運的全國同胞，及敢於為民請命的憂國憂民之士，應當團結一致，戮力同心，廣泛動員起來，發揚主人翁精神，不僅以公民的、而且以國家主人的法律與政治身份，不僅憑公民的、而且憑國家主人的法律與政治地位，積極嘗試憲法賦予的政治表達權與政治參与權，為促成公民社會的早日實現，爭當開路先鋒，通過設法採取各種有益的形式，儘力敦促國家公僕，當機立斷，採取行動，化解危局，挽救局勢。 時間不多了。對國家和人民負有責任的政治家們，不能只限於作出道義表示，不能只滿足於顯示政治關切，也不能只停留于表現道德義憤。空談誤國，實幹興邦。應當說干就干，不可得過且過。必須正視問題的實質，從速作出政治決斷。 形勢不等人。有志於獻身民主事業與公共利益的政治家們，困知勉行，要克服政治短視，表現出政治遠見，本著對人民、對國家、對民族、對社會負責的精神，敢於表現出政治勇氣，果斷顯示出政治魄力，真正擔負起政治責任，切實履行好政治職責。危急關頭需要務危急之舉，非常時期需要為非常之事，關鍵時刻需要做關鍵之人。當務之急，在於從速在政治變革上求得突破，儘快邁出實質性改革步伐。要有緊迫感，只爭朝夕，緊急行動，努力挽狂瀾于既倒，設法扶大廈之將傾，竭力把社會從災難性局面中拯救出來，全速把民族推離毀滅與沉淪的邊緣。要有使命感，奮勇開創改革新局面，毅然開闢民族新出路，儘力把國家導向善治，儘速使社會步入正軌。 在朝在野，同屬一國；為官為民，俱出一家。血脈相通，骨肉相連。古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今宜共克時艱，共度難關。民族新生之成敗，在此一舉。開闢歷史新紀元，此其時也。 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a591d01017qa9.html

(（轉載）秋風：中華民族又一次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全文完)（2011/06/18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