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節明：中國之赤化，孫文的巨大作用及對未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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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節明：中國之赤化，孫文的巨大作用及對未來的影響
由 民運鬥士 » 2024年9月9日
中國之赤化，孫文的巨大作用及對未來的影響
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是孫文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它開啟了中國赤禍之門，這是以胡漢民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及以胡適為代表的民國親西方自由派的共識，就連當代精誠宣傳國民黨的非建制派代表人物辛灝年先生，對此（孫文聯俄容共是錯誤）也不敢否認。 但中國大陸有些異議人士，卻和國民黨建制派一道，連孫文聯俄容共的錯誤也要洗白，劉忠良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劉忠良以1923年元月，孫文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聯名在上海發表的《孫越宣言》為證據，證明孫文對中國的赤化沒有責任，因為《宣言》中明確表示：越飛完全同意，共產組織和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 為了證明孫文對引進赤禍的無責，劉忠良還引用了孫文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原話： 「共產党參加國民黨，便應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劉忠良把這段話當作孫文對引進赤禍無責的證據。 但劉忠良卻完全沒考慮到：《孫越宣言》的條款，對蘇俄並沒有實際約束力，因為約束力是一種能力，而不止是一種願望，蘇俄的實力遠遠強於孫文及其國民黨勢力，孫文自然無法約束蘇俄。因此，蘇俄不赤化中國以及歸還領土等承諾，都是虛的東西。 《孫越宣言》是聯俄容共的基礎，以此為基礎的另一方面，孫文的國民黨對中共敞開大門（這是以換取蘇俄的援助條件），卻是實實在在的：既然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同時中共卻不讓國民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共產黨，這就形成了中共對國民黨的單方面滲透——既便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后，表面上遵守了國民黨的紀律，但你如何防止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后，在國民黨內進行秘密的組織活動？根本無法防止。 因此孫文對馬林的那段話，所謂「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是毫無約束力的空炮。
孫文對中共的訓誡，就好比某人與一個慣偷達成了合作協議，允許這個賊住進自家，卻把大門鑰匙交到慣偷手中叮囑說：「你入住我家可以，但千萬不能偷東西，否則我必定驅逐你！」這能有用嗎？
蘇俄對孫文的承諾是虛的，而孫文敞開大門讓共產黨滲透國民黨的承諾，是實實在在的——國民黨容共之後，中共對國民黨的滲透，孫文根本無法防止。 因此，劉忠良以《孫越宣言》以及孫文對馬林的以上話語，作為證據，來證明孫文對引進赤禍無責，這種論證完全是站不住腳的：不願中國赤化頂多只是孫文的主觀願望，但孫文的所作所為，客觀上造成了引進赤禍的巨大後果。
讓數據來說話吧，讓我們看看在國民黨「聯俄容共」之後，中共的發展勢頭有多快多猛：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在浙江嘉興南湖召開，12名代表與會，彼時中共在全國只有58名黨員。 此後是中共獨立發展階段，到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三大」時（孫文「聯俄容共」前夕），經過兩年的獨立發展，雖經蘇俄全力扶持，中共在全國也只有424名黨員，增長十倍不到，且沒有武裝，更無地盤。 而1924年國民黨召開「一大」時，國民黨在全國有2000多黨員，與會代表120人（與會中共代表25人），且當時國民黨擁有了錢糧大省廣東地盤，以及廣西、雲南兩省，廣東是沿海大省、且毗鄰港澳，國民黨據此與蘇俄聯繫，北約政府無可奈何。 然而，正是從國民黨「一大」（聯俄容共正式實施）開始，中共藉助國民黨，獲得了飛速的發展： 僅僅三年，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國民黨「清黨」前夕），中共全國黨員猛增到5.7萬人，瘋漲了一百倍！而且也是藉助對國民黨的滲透，中共第一次擁有了數萬人規模的武裝，單是參加南昌暴動的中共武裝就有：賀龍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葉挺的第11軍24師；聶榮臻策反的第4軍25師；蔡廷鍇的第11軍第10師；朱德的第3軍軍官教導團和公安大隊，總數達三萬多人。（辛灝年《誰是新中國》）。 劉忠良等人硬說：有沒有孫中山，蘇俄一樣赤化中國！但試問：若沒有孫文的「聯俄容共」，中共取得這麼多軍隊可能嗎？ 如果沒有孫文帶領國民黨「聯俄容共」，蘇俄要扶起一無地盤、二無武裝，且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國共產黨，談何容易？如果蘇俄要扶持中共武裝，在北洋軍閥的地盤上搞武裝暴動，必然因為損害到各路軍閥的命根子，而招致各派軍閥的通力圍剿，而很難生存，大概率落得石達開第二的下場。 總之，蘇俄不通過孫文國民黨，而去直接扶持中共造反奪天下，事半功倍，難於登天。1921年建黨后，中共獨立發展兩年，只收穫全國四百多黨員，絲毫未成氣候，就反映了這種困難。 那麼紅軍長征為什麼能逃出西南升天？不是毛澤東真有天大的本事，而是因為蔣介石愚蠢地以追剿紅軍為借口，派出中央軍企圖奪取西南各路軍閥的地盤，導致軍閥爭相放跑紅軍，以免中央軍進入本省。
劉忠良等人說：中國赤禍能怪孫中山嗎？吳佩孚與陳炯明照樣與蘇俄合作！ 的確，在尋求孫文之前，蘇俄曾經有意尋求與當時北洋軍閥中軍力最強的吳佩孚合作，而吳佩孚也一度親蘇，容許中共在其統治區組織工會。但在1922年8月，越飛致函吳佩孚，提議吳佩孚接納中國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遭到了吳佩孚的拒絕。且吳佩孚很快因中共不斷挑動工運，轉而對中共採取鎮壓的態度。 蘇俄繼而尋求實力一度強於孫文的廣東軍閥陳炯明合作，與吳佩孚相仿，陳炯明也一度親共，但僅限於「各取所需」，一度容許中共在自己的地盤合法存在，並且少量地任用中共黨員，但堅決拒絕與共產黨合作組織政府，且很快因中共煽動工農運動，而對共產黨採取排斥態度。 至於馮玉祥，一是當時並沒有後來（抗日期間）那樣左傾，二是他在北洋軍閥的爭鬥中並不很成功，他的實力和影響力並不如吳佩孚和陳炯明，因此當時蘇俄並不看重他。
其實，蘇俄最想與之合作的軍閥，不是吳佩孚和陳炯明，而是軍閥中實力最強、且地盤背靠蘇俄的張作霖，但張作霖反共最堅決，稱布爾什維克是「毒蛇猛獸」。。。正是因為各路軍閥不願與蘇俄合作，蘇俄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尋求與孫文的合作。
那麼，孫文難道完全不知道「聯俄容共」的惡果嗎？我認為孫文對共產主義的弊端是有所認識的，不願中國實行共產的心態是真誠的，但是他太輕敵、也太不擇手段，未能洞察蘇俄的赤化中國的禍心，同時他也太自負，覺得以自己的謀略，能夠充分利用蘇俄的力量，儘快統一中國，同時避免蘇俄制度的弊端，殊不知：列寧和斯大林的謀略和手腕遠在孫文之上。 孫文對赤禍敞開大門，也與晚年孫文思想左傾有關：他對共產極權的巨禍還是大為低估了，而把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聯繫起來，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民生、節制資本的有益方法。 因此，無怪乎孫文「聯俄容共」強烈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1924年國民黨「一大」前夕，許多國民黨元老（老同盟會員）強烈反對容共，孫文勃然大怒，對張繼說：「如果我們連黨都統一不起來，還談什麼統一國家！？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如果國民黨員只服從對自己有利的指示，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維基百科.聯俄容共》） 於是無人敢再爭辯。
實事求是地說，孫文的「三民主義」是體系鬆散的拼湊，其中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是重合的，因為民權本身就包含了生存權，三民主義的靈魂在「民族主義」，但孫文卻容許信奉共產主義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共產主義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完全以階級學說來取代民族問題，與民族主義是水火不容。因此孫文的「聯俄容共」，本身就是對「三民主義」的最大背叛——「三民主義」的最大背叛者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 孫文的聯俄容共，不僅開啟了赤禍之門，而且造成了國民黨巨大的思想混亂、組織混亂。。。若無蔣介石和汪精衛在二十年代的「清黨」和「反共」，國民黨早已亡黨，並非危言聳聽。
孫文的聯俄容共，還送給中共建政和統戰的「法統」（合法性）來源。在今後繼續對中國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只要不是政治白痴，都能看出，在習近平的「加速」領導下，中共政權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從為自己謀出路謀後路的角度出發，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必然有相當多的人，寧願相信黃蘇兄弟黨國民黨，也不相信親西方派（包括中共黨內的葉利欽和親西方的公知異議人士），因此筆者估計在2029年前後，中共國很可能公開分裂為兩塊：以北京為中心的專政派北方地區，和以南京為中心的「三民主義」政權，中共南方派系很有可能採取「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方式，在保住專制的情況下，為自己解套。
曾節明 2024.2.13 凌晨無風微寒夜
附：《孫越宣言》原文：
一，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為明了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行確認此等原則，並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制政府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索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于適當之中俄會議始克滿意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目前的實際情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辦法，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與特殊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向孫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於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害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逸仙博士以最親摯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重來南方，然後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孫逸仙、越飛簽字）貼主:曾節明於2024_02_13 4:15:55編輯貼主:曾節明於2024_02_13 4:24:21編輯
貼主:曾節明於2024_02_13 4:30:28編輯
孫文的聯俄容共政策，是孫文一生中最大的錯誤，它開啟了中國赤禍之門，這是以胡漢民為代表的國民黨右派，及以胡適為代表的民國親西方自由派的共識，就連當代精誠宣傳國民黨的非建制派代表人物辛灝年先生，對此（孫文聯俄容共是錯誤）也不敢否認。 但中國大陸有些異議人士，卻和國民黨建制派一道，連孫文聯俄容共的錯誤也要洗白，劉忠良先生就是其中的代表。 劉忠良以1923年元月，孫文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聯名在上海發表的《孫越宣言》為證據，證明孫文對中國的赤化沒有責任，因為《宣言》中明確表示：越飛完全同意，共產組織和制度不能引用於中國。 為了證明孫文對引進赤禍的無責，劉忠良還引用了孫文對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原話： 「共產党參加國民黨，便應服從國民黨的紀律，不應該公開批評國民黨。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 劉忠良把這段話當作孫文對引進赤禍無責的證據。 但劉忠良卻完全沒考慮到：《孫越宣言》的條款，對蘇俄並沒有實際約束力，因為約束力是一種能力，而不止是一種願望，蘇俄的實力遠遠強於孫文及其國民黨勢力，孫文自然無法約束蘇俄。因此，蘇俄不赤化中國以及歸還領土等承諾，都是虛的東西。 《孫越宣言》是聯俄容共的基礎，以此為基礎的另一方面，孫文的國民黨對中共敞開大門（這是以換取蘇俄的援助條件），卻是實實在在的：既然中共黨員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但同時中共卻不讓國民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共產黨，這就形成了中共對國民黨的單方面滲透——既便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后，表面上遵守了國民黨的紀律，但你如何防止中共黨員在加入國民黨后，在國民黨內進行秘密的組織活動？根本無法防止。 因此孫文對馬林的那段話，所謂「共產黨不服從國民黨，我便要開除他們，蘇俄要袒護共產黨，我便要反對蘇俄」，是毫無約束力的空炮。
孫文對中共的訓誡，就好比某人與一個慣偷達成了合作協議，允許這個賊住進自家，卻把大門鑰匙交到慣偷手中叮囑說：「你入住我家可以，但千萬不能偷東西，否則我必定驅逐你！」這能有用嗎？
蘇俄對孫文的承諾是虛的，而孫文敞開大門讓共產黨滲透國民黨的承諾，是實實在在的——國民黨容共之後，中共對國民黨的滲透，孫文根本無法防止。 因此，劉忠良以《孫越宣言》以及孫文對馬林的以上話語，作為證據，來證明孫文對引進赤禍無責，這種論證完全是站不住腳的：不願中國赤化頂多只是孫文的主觀願望，但孫文的所作所為，客觀上造成了引進赤禍的巨大後果。
讓數據來說話吧，讓我們看看在國民黨「聯俄容共」之後，中共的發展勢頭有多快多猛： 1921年8月初，中共「一大」在浙江嘉興南湖召開，12名代表與會，彼時中共在全國只有58名黨員。 此後是中共獨立發展階段，到1923年6月中共在廣州召開「三大」時（孫文「聯俄容共」前夕），經過兩年的獨立發展，雖經蘇俄全力扶持，中共在全國也只有424名黨員，增長十倍不到，且沒有武裝，更無地盤。 而1924年國民黨召開「一大」時，國民黨在全國有2000多黨員，與會代表120人（與會中共代表25人），且當時國民黨擁有了錢糧大省廣東地盤，以及廣西、雲南兩省，廣東是沿海大省、且毗鄰港澳，國民黨據此與蘇俄聯繫，北約政府無可奈何。 然而，正是從國民黨「一大」（聯俄容共正式實施）開始，中共藉助國民黨，獲得了飛速的發展： 僅僅三年，到1927年4月中共「五大」（國民黨「清黨」前夕），中共全國黨員猛增到5.7萬人，瘋漲了一百倍！而且也是藉助對國民黨的滲透，中共第一次擁有了數萬人規模的武裝，單是參加南昌暴動的中共武裝就有：賀龍的（國民革命軍）第20軍；葉挺的第11軍24師；聶榮臻策反的第4軍25師；蔡廷鍇的第11軍第10師；朱德的第3軍軍官教導團和公安大隊，總數達三萬多人。（辛灝年《誰是新中國》）。 劉忠良等人硬說：有沒有孫中山，蘇俄一樣赤化中國！但試問：若沒有孫文的「聯俄容共」，中共取得這麼多軍隊可能嗎？ 如果沒有孫文帶領國民黨「聯俄容共」，蘇俄要扶起一無地盤、二無武裝，且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中國共產黨，談何容易？如果蘇俄要扶持中共武裝，在北洋軍閥的地盤上搞武裝暴動，必然因為損害到各路軍閥的命根子，而招致各派軍閥的通力圍剿，而很難生存，大概率落得石達開第二的下場。 總之，蘇俄不通過孫文國民黨，而去直接扶持中共造反奪天下，事半功倍，難於登天。1921年建黨后，中共獨立發展兩年，只收穫全國四百多黨員，絲毫未成氣候，就反映了這種困難。 那麼紅軍長征為什麼能逃出西南升天？不是毛澤東真有天大的本事，而是因為蔣介石愚蠢地以追剿紅軍為借口，派出中央軍企圖奪取西南各路軍閥的地盤，導致軍閥爭相放跑紅軍，以免中央軍進入本省。
劉忠良等人說：中國赤禍能怪孫中山嗎？吳佩孚與陳炯明照樣與蘇俄合作！ 的確，在尋求孫文之前，蘇俄曾經有意尋求與當時北洋軍閥中軍力最強的吳佩孚合作，而吳佩孚也一度親蘇，容許中共在其統治區組織工會。但在1922年8月，越飛致函吳佩孚，提議吳佩孚接納中國共產黨，組織聯合政府，遭到了吳佩孚的拒絕。且吳佩孚很快因中共不斷挑動工運，轉而對中共採取鎮壓的態度。 蘇俄繼而尋求實力一度強於孫文的廣東軍閥陳炯明合作，與吳佩孚相仿，陳炯明也一度親共，但僅限於「各取所需」，一度容許中共在自己的地盤合法存在，並且少量地任用中共黨員，但堅決拒絕與共產黨合作組織政府，且很快因中共煽動工農運動，而對共產黨採取排斥態度。 至於馮玉祥，一是當時並沒有後來（抗日期間）那樣左傾，二是他在北洋軍閥的爭鬥中並不很成功，他的實力和影響力並不如吳佩孚和陳炯明，因此當時蘇俄並不看重他。
其實，蘇俄最想與之合作的軍閥，不是吳佩孚和陳炯明，而是軍閥中實力最強、且地盤背靠蘇俄的張作霖，但張作霖反共最堅決，稱布爾什維克是「毒蛇猛獸」。。。正是因為各路軍閥不願與蘇俄合作，蘇俄才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尋求與孫文的合作。
那麼，孫文難道完全不知道「聯俄容共」的惡果嗎？我認為孫文對共產主義的弊端是有所認識的，不願中國實行共產的心態是真誠的，但是他太輕敵、也太不擇手段，未能洞察蘇俄的赤化中國的禍心，同時他也太自負，覺得以自己的謀略，能夠充分利用蘇俄的力量，儘快統一中國，同時避免蘇俄制度的弊端，殊不知：列寧和斯大林的謀略和手腕遠在孫文之上。 孫文對赤禍敞開大門，也與晚年孫文思想左傾有關：他對共產極權的巨禍還是大為低估了，而把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聯繫起來，認為共產主義是解決民生、節制資本的有益方法。 因此，無怪乎孫文「聯俄容共」強烈到了一意孤行的地步：1924年國民黨「一大」前夕，許多國民黨元老（老同盟會員）強烈反對容共，孫文勃然大怒，對張繼說：「如果我們連黨都統一不起來，還談什麼統一國家！？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和他的領導！如果國民黨員只服從對自己有利的指示，那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維基百科.聯俄容共》） 於是無人敢再爭辯。
實事求是地說，孫文的「三民主義」是體系鬆散的拼湊，其中民生主義與民權主義是重合的，因為民權本身就包含了生存權，三民主義的靈魂在「民族主義」，但孫文卻容許信奉共產主義的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而共產主義是一種民族虛無主義，完全以階級學說來取代民族問題，與民族主義是水火不容。因此孫文的「聯俄容共」，本身就是對「三民主義」的最大背叛——「三民主義」的最大背叛者不是蔣介石，而是孫中山。 孫文的聯俄容共，不僅開啟了赤禍之門，而且造成了國民黨巨大的思想混亂、組織混亂。。。若無蔣介石和汪精衛在二十年代的「清黨」和「反共」，國民黨早已亡黨，並非危言聳聽。
孫文的聯俄容共，還送給中共建政和統戰的「法統」（合法性）來源。在今後繼續對中國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 只要不是政治白痴，都能看出，在習近平的「加速」領導下，中共政權已經到了最後的階段，從為自己謀出路謀後路的角度出發，中共統治集團內部必然有相當多的人，寧願相信黃蘇兄弟黨國民黨，也不相信親西方派（包括中共黨內的葉利欽和親西方的公知異議人士），因此筆者估計在2029年前後，中共國很可能公開分裂為兩塊：以北京為中心的專政派北方地區，和以南京為中心的「三民主義」政權，中共南方派系很有可能採取「第三次國共合作」的方式，在保住專制的情況下，為自己解套。
曾節明 2024.2.13 凌晨無風微寒夜
附：《孫越宣言》原文：
一，孫逸仙博士認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上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可使此項共產主義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重要最迫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業，越飛君並向孫博士保證，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熱之同情，且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
二，為明了此等地位起見，孫逸仙博士要求越飛君，再度切實聲明，一九二零年九月二十七日俄國對中國通牒中所列舉之原則。越飛君當即重行確認此等原則，並向孫博士切實宣稱：俄國政府準備且願意根據俄國拋棄帝制政府時代對華一切條約及強索權利之基礎，另行開始中俄交涉。上述各條約中，包括關於中東路之各項條約及協定在內。（關於此路之管理，上述通牒中第七條，曾特別敘述之。）
三，因承認全部中東鐵路問題，只能于適當之中俄會議始克滿意解決。故孫逸仙博士以為，目前的實際情況，宜於該路之管理上覓一相當辦法，且與越飛君同意現行鐵路管理辦法，只能由中俄兩國政府不加成見，協商暫時改組，但不得損害兩方之真實權利與特殊利益。同時，孫逸仙博士以為，此點應與張作霖將軍商洽。
四，越飛君向孫博士切實宣稱：（孫博士對於此層，完全滿意。）俄國現政府，決無，亦從無欲在外蒙實施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脫離中國之意與目的。孫博士因此以為，俄國軍隊不必立時由外蒙撤退，緣為中國實際利害與必要計。中國北京現政府庸弱無能，無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後，白俄反對赤俄之陰謀與抵抗行為之發生，而釀成一種較目下尤為嚴重之局面。
越飛君與孫逸仙博士以最親摯有禮之情形相別，彼將於離日本之際，重來南方，然後赴北京。
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上海（孫逸仙、越飛簽字）貼主:曾節明於2024_02_13 4:15:55編輯貼主:曾節明於2024_02_13 4:24:21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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