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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聲明絕不參加任何黨派，不論是僭據一切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資源的偉光正三代表的執政黨，還是佔領了道義高地、遙執中國未來的形形色色的民主黨。孔大聖曰：君子和而不黨。在正人君子和逍遙派眼裡，似乎結黨就意味著營私，意味著小人、黨羽、陰謀詭計。經文革一役，我更是患了恐黨症，似乎黨字中附了惡鬼邪魔，成了善良的對頭、邪惡的象徵------當然我明白現代意義上的政黨，可善可惡，與惡的關係並非是天然的，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文明的進步，惡的成份已越來越稀薄，所謂黨，只不過「是人們為通過共同努力以提高民族福利，並根據某種他們共同認可的原則而結成的組織」。（柏克）

   我素不喜黨人，但也有例外，東漢末年「黨錮」中的黨員們，就是主要的「例外」之一。那是一個多麼令人嚮往的時代啊，一個正邪對比最分明、善惡鬥爭最激烈、民風最充沛、士氣最旺盛的時代，一個在某種程度上激情得溢、活力得釋、清議得弘、高風得揚的時代！一方面，宦官專權、外戚干政、軍閥割據、民不聊生，士有黨錮之禍，民有黃巾之亂，另一方面，匹夫抗憤，處士橫議，英雄相惜，英烈倍出，社會風氣何其好、知識分子骨頭何其硬！

   《後漢書》卷六七《黨錮列傳》對黨錮的時代背景這樣描述：「……及漢祖杖劍，武夫勃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毫之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庶，任俠之方，其成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忠義之流，恥見纓紼，遂乃榮華丘壑，甘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逮桓靈之間，主荒政繆，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核公卿，裁量執政，直之風，於斯行矣」。 桓帝時，以李膺、陳蕃為首的士族地主出身的中下級領導幹部和以郭泰、賈彪為首的中小地主出身的太學生，加上一批在野的知識分子，抨擊宦官政治，尋求變革之路。形成彼此呼應的三股力量和影響巨大的「清議」，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運動。

   東漢末期，朝野士人的表現，委實是可圈可點。早在順帝時，士大夫就曾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士人逃入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身修節。而當朝廷派人到深山谷中征請他們入朝為官時，他們大多寧死也不出山，不但不出，而且指斥時政。而太學生郭泰、賈彪和大臣李膺、陳蕃等人聯合批評朝政，指斥宦官，于漢桓帝以結黨為亂的罪名，遭到鎮壓，十余年間，先後四次被殺戮、充軍和禁錮的達七八百人，這便是「黨錮之禍」。

   隨手挑出黨錮事件前後發生的幾件事例，可見當時士氣民氣、官風學風之一斑：

   漢安帝元年,朝廷選遣八個使節到各地徇行考察,其中唯獨張綱年最少，官最小。他剛走出都城，就埋其車輪于洛陽都亭，別人問何故，綱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即回到朝廷上書，彈劾外戚梁冀。

   河東太守劉祜的屬縣令長大半為宦官子弟，民以為患。劉祜到任，黜其強權，平理冤獄。苑康為太山太守時，郡內豪姓多不法，苑康奮威怒，施嚴令，再無敢犯者。南陽太守成與功曹岑y誅殺與宦官勾結的商人地主張訊。山陽太守翟超與督郵張儉籍沒宦官侯覽老家財產。太原太守劉}誅殺貪橫放恣的小黃門趙津。桓帝初，李膺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的弟弟在其屬下任縣令，貪殘暴虐，為躲懲治，逃到張讓家裡藏起來。李膺不畏宦官權勢，親自率吏卒到張讓家將其搜捕治法，以致「宦官多懼」。

   桓帝永興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懲除貪官污吏和權貴，並逮捕宦官趙忠其家屬治罪。桓帝聞訊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願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到宮廷向桓帝上書請願，為朱穆喊冤。

   漢桓帝下命令逮捕黨人，李膺、杜密、范滂等共有二百多人都在黑名單內。朝廷出了賞格，通令各地搜捕。陳慕是個頗有名望的大學生，名列黑名單。有人勸他逃走，他說：「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投案入獄。

   范滂出獄歸鄉，家鄉人迎接他的車多達數千輛。名將皇甫規也覺得自己未能列名黨人是一種恥辱。

   黨人們雖丟官棄爵，被囚被放，卻互相激動，譽滿天下，廣受敬仰，「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竇武、陳蕃等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敬。以李膺、王暢等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為八顧，「顧」指品德高尚而及於人。以張儉、劉表等為八及，「及」指能引導人追行受崇者。以度尚、張邈等為八廚，「廚」指能以財富救助他人。

   張儉外逃途中，曾得到過許多人的冒死掩護，成百人受牽累而家破人亡，留下了「望門投止思張儉」的佳話。

   特別感人的，是下面這則小故事：「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故事中的督郵吳導、縣令郭揖及范滂母親，或富有正義感，或深明大義，多麼令人感佩。

   還怪漢書作者范驊寫到這裏要「論曰」一下：「李膺振拔污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振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概，波盪而從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顧，至於子伏其死而母歡其義。壯矣哉！」

   夠了夠了，這些小故事小例子，彷彿曼曼黑夜的明星，在歷史的星空、在黨錮事件及其前後閃爍著耀眼的光芒。儘管遭受迫害、受盡磨難，幾千年來，從黨錮之禁到東林之禍到五四運動，中國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民族的脊樑，總是百折不撓流淌、英武不屈地傲挺著，顯示著生生不息道義的力量！

   直到「中國人民得解放」，特別是文革一劫，毀壞的是人心，滅絕的是文化，是代表良知和正義的知識分子精神。他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骨頭斷了，脊樑彎了，膝蓋軟了，靈魂出賣給了魔鬼！八九以後，他們更是一頭扎向了特權的腳下或金錢的懷抱，甚至背信棄義、改正歸邪，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反過來往前輩和先烈們的頭上猛潑污水。

   如趙無眠《共和國大較量》中說什麼：「在中國人的固有詞彙中，「黨」本是略帶貶義的：黨爭、黨禍、黨羽、黨議、黨錮、朋黨、結黨營私、黨同伐異……都不是什麼好事。史書上記載的所謂「黨」，如東漢桓帝時的黨錮、北宋時的慶曆黨論、明末時的東林黨議，給政治和社會帶來的都是災難」。放過亂政的宦官、弄權的外戚、專制的昏君不提，把災難的根由安在黨人身上，這真是鄉愿胡言、漢奸謬論！與滿清御用文奴紀昀之言曰：「漢亡于黨錮，宋亡于偽學，明亡于東林」，如出一轍！

   難怪魯老爺子曾憤然痛斥：「『疾惡太嚴，操之過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２２〕，卻正以這一點傾敗，論者也常常這樣責備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疾善如仇」呢？人們卻不說一句話假使此後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徹底的戰鬥，老實人誤將縱惡當作寬容，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每讀漢書，進入那個良知在覺醒和召喚，正氣在凝聚和張揚的時代，總不禁感慨橫生，嘆息今不如昔。

   濁酒以漢書下之，漢書以熱淚下之！

   2002、7、5

   注：本文資料取自《後漢書》、《魯迅全集》，不一一註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