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一梟(余樟法):中共比君主專制更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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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一梟(余樟法):中共比君主專制更壞

帖子東海一梟的粉絲 » 2019年4月27日

我稱中共一黨獨大的制度為黨主專制(其實黨主專制也屬軍主專制,因共產黨政權是槍杆子裏面出來的,黨又堅持對軍隊的領導,黨主軍主,兩位一體),曾經多次雄辨地指出:黨主專制是有史以來最糟糕、最邪惡、最反動的制度,不僅橫向與民主制度雲壤懸殊,便是縱向與歷代君主專制相比,其反文明、反人道、反社會、反人性的反動程度也是空前的。專制意味著特權,極少數特權階層與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是從根本上衝突的。維持特權離不開欺騙、恐怖和暴力。然而君主專制與黨主專制同為專制,程度有輕重之別,範圍有廣狹之異。

為什麼黨主專制比君主專制更壞?

首先,意識形態,即治國的理念、原則、主義、指導思想不同。專制皆屬人治,卻有仁政與暴政之別。原始儒家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中庸之道」、「忠恕之道」、「仁者愛人」,「士可殺不可辱」,講「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儒家文化就是圍繞道德二字鑄成的文化,一部《論語》,講的就是做人的百科教條。仁義禮智四德中,其核心是「仁」,古代君主專制多以德治禮治相標榜,奉儒家學說為「道統」,認為《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中所表達的儒家思想代表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真諦,所以,儒學在服務皇權專制的同時也對專制構成了一種事實上的制衡力量,即,以儒學和儒士為代表的「道統」服務於皇權「政統」又反過來干預「政統」、制約皇權。

儒家是也很寬容的。《中庸》主張「道并行而不悖」,以為不同道理有其各自的軌道,應該和平共存。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意謂攻擊異端、壓制異議,是有害的。孟子主張辟楊墨,卻讚揚墨子的救世精神;他主張性善,卻收主張「性無善惡」的告子為徒。《論語》里介紹了不少與孔子觀點有異的隱士,孔子並不排斥他們,而是告訴學生這些人也是有道之士,值得尊重。歷史上多數朝代,往往倡導三教合一,佛、儒三家皆可「和平相處」,士大夫往往在讀儒書的同時,還研究佛道學說,融儒釋道於一身。西方宗教從猶太教到基督教到伊斯蘭教,把信仰其它宗教者視為異教徒,把沒有信仰或信仰不誠、不純當作大罪,而中國幾千年來沒有宗教迷狂和教義偏執,中華文化能不斷吸取和同化外來思想(如宋明理學,離不開佛教的滋潤,近代儒學,離不開西方自然科學觀念的影響),這些都與儒學的寬容精神有關。可見,既使被專制利用、惡化,被迫當了幾千年的幫閑和幫凶,儒學的寬容精神歷劫猶存。

由於道統對皇權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對君臣們構成了一種政治典範和道德楷模,又由於意識形態中存著一定的寬容精神,君主專制存在著產生或通向仁政的可能性,歷史上不少王朝施政寬仁,不愧盛世。

中共一黨專制是以崇尚鬥爭、強調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的,是最不講寬容、最不尊重人的政治,政教合一,必定專製程度更高、範圍更廣,只能通向暴政。如果說仁政往往流於偽善,暴政則是赤裸裸的「真惡」。中共不但在政治上搞獨裁一元化,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宗教上也搞獨裁和「單邊主義」,天上地下,唯我獨尊,對於一切異議、異己、異端,無不抱持敵視的態度,必欲除之而後快。不但從文字上思想上、甚至從肉體上囚禁之驅逐之消滅之。

我曾將黨主政治比為僭主政治。僭主政治有三大特徵:一是這種政治本質上不具備任何合法性,二是這種權力不受任何制約,三是它的權力是全面的、無所不在的。這些特徵與黨主政治若合符契。「僭主政治在壓近一個民族的同時還要使它墮落,要使它習慣於踐踏自己過去尊敬的東西,奉承自己過去瞧不起的東西,它還使它作賤自己。」(法國邦雅曼·貢斯當《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君主專制是對人的奴役和壓迫,黨主和僭主專制則是對人性的摧殘,它扭曲、折磨、蹂躪人的心靈,徹底剝奪人的尊嚴,使人墮落為無情無義的野蠻人和無恥無德的非人,人心比鐵硬,人命不值錢。

古聯雲:「一二三四五六七;孝悌忠信禮義廉」,首句隱「忘八」,次句隱「無恥」也。中共對傳統文化和美德的破壞和摧殘是全方位的,豈止無恥忘八而已,孝悌忠信禮義廉,全都被糟踏得乾乾淨淨。中共執政以來,就以國家暴力為後盾,對傳統文化和道德為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破壞,以黨文化取替傳統文化精髓,以傳統文化中最陰暗的部分——黑惡哲學權謀詭計韓非子的權術勢學說等充實黨文化,以致中國官場和社會,成了痞子騙子、流氓無賴、土匪洋盜、惡棍神棍的天下,一片烏煙瘴氣!

中共藉以欺人或自欺的意識形態早已千瘡百孔惡名昭彰了。鄧小平主張「不爭論」,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不再「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退居幕後了,近幾年來,中共又開始借傳統文化中一些表層的東西裝潢門面,或者將一些傳統道德偷梁換柱(如講正氣,以德治國之關),藉以增強民間和海外華人的文化認同,為特權統治服務,但專政的鐵拳絲毫未懈,暴政的本質依然故我。

順及,一些學者總是把中共專制之惡歸罪於傳傳文化特別是儒家學說,認為中共專制是中華傳統文化結果,或者強調「重視中國文化與中共統治的巨大相關性」(任不寐語),殊不知儒學對君主專制固有所裨益,與黨主專制則格格不入,用傳統道德的標準衡量,中共的很多言論和行為都是逆天背理的。中共的意識形態只能導向暴政,而儒學導向仁政。在當代社會,「還權於民」乃最大的仁政,故儒家價值觀與民主制度並非水火不容,甚至可說款曲暗通。著名的漢學家和教育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名譽副校長和名譽教授DeBary(狄培理)最近在香港發表演講,認為得到正確理解和實踐的儒學教育可以對民主的未來做出貢獻。

其次,黨主專制與君主專制有「流寇」和「坐寇」之別。「坐寇」和「流寇」的比喻來自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奧爾森。「坐寇」所追求的是長治久安的統治,為了他自身的長遠利益,積極維持社會秩序安定,創造生產條件,提供各種公共物品;「流寇」則大劫大掠,雞犬不留,一杆子買賣。奧爾森分析了由「流寇」變「坐寇」的誘因和利益機制變化。在《國家的興衰》中,奧爾森提出了涵蓋利益與狹隘利益這兩個概念。擁有涵蓋利益的主體,其自身利益與社會的繁榮密切相關,因而有強烈的激勵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那些具有狹隘利益的主體,其自身利益與社會的繁榮關係不大,因而存在強烈的激勵通過損害社會利益來提高自身利益。流寇只有狹隘利益,以掠奪、破壞為生。故對於民眾而言,在非得遭受劫掠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坐寇比流寇好。

從已經壟斷了中國大陸的暴力使用權坐了江山、對民眾進行制度化的壓迫壓榨反覆掠奪的角度而言,中共當然屬於坐寇。然而,中共領袖領導們在實際行動上更接近流寇。君主專制是家天下,家是實的,君主們天下一到手,便視為自家的東西,往往抱持著「萬世一系,永永尊戴」的野心;黨主專制是黨天下,黨是虛的,黨主們的權力則遲早要交給外人,由兒子接班與由「本黨同志」接班,親疏之別豈可同日而語?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黨主使用權力的審慎度和對「天下」的關懷度自然比君主要低。黨內權力鬥爭比家內權力鬥爭更為激烈和廣泛,權力對人性的摧殘而為徹底,權力轉移的不確定性更大,大大小小從上到下黨的幹部們在虎皮椅上的坐的時間更短,心態和行徑更急功近利,更接近流寇。

多數封建官僚效忠君王,君亡即「天下」亡,個人利益及生命亦不保。而歷代君主治天下,往往外儒內法,陽儒陰法,相對而言,比起中共這種一個小小村支書都可以恣意玩弄踐踏的法制來,法家的「法制」不知要嚴肅、「堅硬」多少;黨天下亡了,于多數中共黨員和幹部而言,「干卿底事」?天下大著呢,對於受盡壓剝削的基層黨員,對於撈夠撈足了的各級幹部,求之不得呢。各級官僚擁有不受制約的特權,「有權不用,過期作廢」,還不抓緊時間大用特用?

由於給予各級官員內外雙重約束的「道德法則」和「朝庭法度」今不如昔,官場的腐敗程度也就於今為烈。

隨著意識形態的破產,中共為社會提供公共物品、促進社會長期發展、追求長治久安的慾望逐漸消失,這個坐寇已愈來愈流寇化了。君主專制時伐只有到了末期才會有少數君主或部分官僚重新變成流寇,在黨主專制時代,絕大部分「人民公僕」都成了流寇。例如,古代君主絕不會在「經濟一枝能秀」的「太平盛世」將子女財帛轉移到異國去,而資產外逃、子女外送已已成為中共從國家領導人開始的各級官僚的普遍選擇。

歌兒唱道:花兒為什麼那樣紅,那是英雄的血染成。中共為什麼那樣壞?那是它沒有信仰(共產主義是一種偽信仰)沒有明天的流寇本性和嗜血噬血的指導思想決定的。所以,君主專制的壞是有底線有局限的壞,黨主專制的壞則突破了一切道德底線,超乎人類想象。說中共行的是惡政暴政,都是「過獎」了。秦始皇的暴政遺臭萬年,焚書坑儒也不過坑了數百個儒生而已,哪有中共的「焚坑事業」人數多範圍廣魄力大?難怪毛澤東說:秦始皇算甚麼?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古代一般而言訴冤、上訪、自殺、集會不是罪,現在則很容易因「破壞社會秩序」被抓被關。黨主政權更加歧視、鄙視自己的同胞,更加貪婪掠奪成性不管人民死活,更加虛偽邪惡…。君主專制在歷史上畢竟有過一定的進步性,創造過一定程度的輝煌,黨主專制則更醜惡更反動,自誕生之日起就是落世界之後、反時代而動的。

「仁義道德」吃人,「社會主義」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吃起人來,更是毫無顧忌,不但毀蝕了自然環境、文化生態,吞沒了天文數字般的生命,而且劫掠了中國人的思想、道德、靈魂和精神!中共就象是一頭以人為食的怪獸,人的青春、血汗、創造,人的權利、自由、尊嚴,人的良知、道德、理想,乃至生命、靈魂,都是它的美食。多少人被吃之後成了工具或倀,甚至化作它的一部分。這無所不在的怪獸,牛皮轟轟畫皮燦燦,一付真善美的形象,實則集中了古今中外的偽劣醜陋邪惡。這古今雜交中西合璧的怪獸,津津有味地吃呀吃呀,令我的同胞代代非人,令我的世界七零八落,令我的國家血枯魂滅,令長江貧血、黃河敗血,五嶽失色,山河破碎,饕餮大口,摧毀著一切真善美的事物。今日中國,自然環境、生態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道德環境都遭到了空前的毀壞,官場上儘是些唯唯喏喏猥瑣卑下的道德侏儒、文化侏儒、政治侏儒,社會各界也都流行劣勝優汰現象,中華民族的道德水準落到有史以來最低點,正義,真理,良知,一切美好的事物,一切的一切都遭到了空前的毀壞!

好在時代進步的潮流不可擋,自由民主人權已經成為全人類的普適性價值,挑戰中共的國內「煽動」、「顛復」力量和國際「反華勢力」此伏彼起,漸呈烈火燎原之勢,這都是它自造的天敵,也將是它自掘的墓穴。黨主專制灰飛煙滅的日子已為時不遠了。江前主席在十六大報告中說得好哇:「世界正向著光明和進步的目標邁進。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和平的力量﹐正義的力量﹐進步的力量﹐終究是不可戰勝的」.只不過誰代表暴力邪惡落後,誰真正代表和平正義進步,不是由正在迅速流寇化的中共的一小撮特權分子說了算的。

注:關於奧爾森的「寇論」,參照陳抗《流寇,坐寇,看不見的左手——奧爾森學術思想介紹》一文。

20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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