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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責罵孫大午？

   在《孫大午，知大丈夫之怒乎？》中我批評孫大午之怒發錯了地方，發錯了對象，發得太沒檔次，太沒文化，太不儒家，太不大丈夫！有的人認為我苛責了，定下了一個連自己也未能達得到的高標準來強人所難（高標準固然，我達不到則否。「鏘爾鳴時狐鼠震，浩然沖處鬼神驚」的老梟，理所當然是大丈夫也。沒聽過我對老江小胡對中共所發的怒吼么？呵呵）。

   確實，對於普通人而言，梟文用詞頗苛陳義過高了。世間芸芸下士下愚，倘能夠發出這種鞋套層次的怒已值得老梟刮目相看予以鼓勵了。但孫大午衝冠一怒為鞋套，就有牛刀殺雞、高射炮打蚊子之嫌。

   原儒高揚人的道德價值和人格尊嚴，以體會、踐履、發揚仁道和成聖成德為人生最高價值取向。但孔孟深知這樣的理想人格非平常人所能達到。他們以此自律自期，以此「苛責」君主，為理想中「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天下」的君主確定最高的人格目標和社會理想，但他們並不以此標準苛責平民百姓。在原儒眼裡，百姓是「修已以安人」的君子所「安」的對象，是君主所「治平」的對象，是以德臨民、以德化民的仁人聖人所「臨」所「化」的對象。他們若有一定覺悟和操守，能夠言行一致，就可以算「成人」了。

   就算最缺乏寬容度的宋明理學，其「存天理，滅人慾」的口號原初主要也是針對君主而提的。朱熹認為「天下事有大根本, 有小根本, 正君心是大本」, 「天下之事本在於一人, 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 故人主之心一正, 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 人主之心一邪, 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朱熹希望「正君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希望用「天理」來制約「天子」巨大的特權。後來，理學在民間愈傳愈盛，統治階級禁壓之不得就抽象之改造之、異化之利用之，把理學乃從修身養性、成德成聖的內聖之學發展成了官方的理論工具和治國牧民之道，那又是另外的問題了。

   又，有網友不明白孔子追求「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理想，為何又強調等級身份，承認並服務於君主專制，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只好胡說八道一番，把「天下為公選賢與能」的大同社會「誣衊」為「五統一」的社會（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部署，統一指揮，統一行動）。這位網友的誤區在於不懂經與權的道理。根據儒家公羊學的經權論，「經」是指不能隨意改變的原則，「權」是指因時、因地、因事制其宜的變通行為。孔子的等級思想，是針對當時的政治現實而言，是針對當時「家天下」的歷史現實的「方便善巧」而已。便是如此，在向當時各國君主推銷小康理想時，已是到處碰壁，已嫌陳義過高呀。小康無望，焉望大同？

   君子、仁人、賢人、聖人的道德要求是針對「上智」的，同樣，老梟的「大丈夫之怒」也是為孫大午和少數「大」人物量身定製的。大午君本人以儒學實踐者自期，一些學人亦以當代儒家重要人物乃至宗師相許，我對大午君頗為尊重，期望值頗高，當然要用大儒大丈夫乃至賢人聖人的高標準去衡量，從文化、歷史的角度去衡量他的行為。當今中國小人成群，犬儒成堆，有資格提出大儒大丈夫標準並以此「苛責」孫大午的，捨我其誰？老梟不責，奈大午何？奈蒼生何？

   裘實網友在《有感於東海一梟的大丈夫之怒》中說我「傾向於李草根的觀點」，是想當然了。李草根估計也就一介卑瑣惡俗都市女商人耳，能有什麼觀點值得我「傾向」？我是認為大午不值得與之較勁而已。我說過，我當然不奢望孫大午象文王、武王一樣「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但我希望孫大午能棄血氣之怒而養理義之怒，無好小勇而好大勇，希望他多發理義之怒，大儒之怒、大丈夫之怒！大午君在生活和生產經營活動中實踐儒家道德並多次為農民鼓呼，表現之傑出已頗具儒者和思想領袖的風範，我的罵文，只是希望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罷了。

   大午秘書馬英華君來電郵表示她那篇《向「鞋套」宣戰》有些情緒化，有些事沒有交代清楚（大午君當時僅草草看了一眼，隻字未改）。或許大午之怒並沒那麼「嚴重」。小馬又寫了一文並寄我看了，想澄清一些事情，但大午君不同意其文上網，怕她再次挨砸。更讓我欣慰的是大午君「不負厚望」，前些日子郵來一文《鞋套事件的反思》（似未公開），對自己已已有相當深刻的反省。

   話說回來，任何「大」人物，都有這樣那樣「小」的甚至可笑的地方，從「權」考慮，偶爾發發小怒也無不可，恰顯大午君之農家本色和赤子心腸。何況何況鞋套之爭，自有其一定的文化價值和現實意義在，用一般標準衡之，並不「小」。至於網路上的議論紛紛，大都無根無稽無深度，褒之不足為榮，毀之亦不足為辱，又何必放在心上？大丈夫以移風易俗造命回天之任自荷，心中當自有主心骨也。謹以此與大午共勉。

   2005-12-22東海一梟

   原載《議報》第230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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