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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草堂開講：當然愛國，卻不主義

    ----讀經札記

   什麼好東西如果變成「主義」，常會變味變質出問題。例如，社會、集體、國家、民族、道德、平均、實用、機會都是好東西，一旦上升為「主義」，往往就登上了唯我獨尊、唯此為大的神壇，最後走向了反面，如社會主義造禍社會、國家主義遺害國家（當然也有例外，如民主自由人道，主不主義，都是好的）。難怪有人說，這世上的事情，怕就怕「主義」二字,好東西都讓「主義」給搞糟了。

   愛國也是如此，一與主義結合，遠離了愛旨，變成了禍根。所以西儒約翰遜曰：「愛國主義是流氓的最後庇護所」；俄國思想家赫爾岑在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中說：「在尼古拉的統治下，愛國主義成了某種皮鞭和警棍」董橋《語言小品錄》又引三十年代美國以煽情著稱的一報業大亨語：「政客為了保住權位可以無所不幹--甚至不惜變成一個愛國主義者。」

   有人認為儒家有愛國主義傳統，實乃大謬。儒家的眼光很開闊，心胸很廣大，儒家重民生，是民本主義及古典人道主義者，認為民為重、社稷次之、君為輕；同時儒家求和諧，崇中庸，講包容，倡大同，乃天下主義者。民族、國家是部分人的，天下則是全人類的。民族主義、國家主義及愛國主義是民族、國家至上，天下主義則是文明至上，是對整個人類的認同。李慎之先生指出，「國不過是指政權，而天下是指文化」，天下主義就是文化主義。儒家嚴華夷之辨，其標準卻非血統、民族或國度之別而是文明的程度。

   儒家倡仁愛，親親仁民愛物，當然也愛國。如果出仕，應先仕于「祖國」，以明親疏之分；如果道不能行，迫不得已而離去，則「遲遲吾行」，以體現故國之戀。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孟子盡心下》）一樣是離國而去，離開其它國家時「接浙而行」。朱熹注：「接，猶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而欲去之速，故以手承水取米而行不及炊也。」淘了米沒等煮就走了，喻行色匆忙；離開父母之邦魯國則依依不捨，一步三回頭。

   但原儒的愛國卻是有分寸有限度合情合理靈活自如的，合則留，不合則去，一點也不「主義」。國家在原儒心目中的份量，雖比君重，卻比民輕。原儒們不是以君、以國為本而是以民為本，個人去留出處，皆從民生、天下和仁道的角度考慮。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林立。民族之間，國與國之間的關係十分開放。原儒到處遊說各國君主，奮力推銷仁政王道。孔子在祖國魯國不得志，周遊列國，哪一個國君願用他，就在哪一個國家為官。孔子的弟子們及諸子百家的大腕們也都是那樣做的。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堅信自已思想和理想，努力學習，誓死堅持正道並使之完善。不入危險之國，不住混亂之境。政治清平，就出來做官；社會黑暗，就隱居不出。政治清平，自己貧窮卑賤，是恥辱；社會黑暗，自己發財做官，也是恥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指其他國家而言；「有道則見，無道則隱」 是就天下而言。

   有學者說「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是推卸個體責任的犬儒化生存方式，差矣，豈有犬儒而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的乎？孔子之學以經世為本，以仕為行道之具，學和仕絕非為一己富貴，但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勉強。如果環境無可為、政治太黑暗、沒有行道機會時，則不妨隱居以待時。雖然孔子把「殺身成仁」作為最高道德，但並不主張輕身犯險，作無意義的犧牲。

   殷商末年，紂王無道，朝政日非，紂王的庶兄微之，三諫不聽，拂袖而去；紂王的叔父箕子，屢諫不納，佯狂為奴以避禍；紂王的另一個叔父比干，一諫再諫，被剖心而死。三人都得到了孔子的讚許，稱「殷有三仁焉」。遇上暴君，皇親國戚，棄君去國亦符合「仁」的標準，況其他臣子士人，況普通民眾？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徒。」（《離婁下》）。可見愛不愛國，忠不忠君，完全可以視這個國家可不可愛、這個君值不值得忠而定。如政治黑暗君主無道，父母之邦也不妨離棄之，別謀出路。士亦沒有必要弔死在一棵樹上，何況普通民眾呢？

    2006-6-28東海一梟

   首發2006、7.1《民主論壇》http://asiademo.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