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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怎去寫這群人，和他們不但隔了一個時代，還隔著攀援青藤的藩籬。細數文化大樹的繁枝綠葉，文學葉脈最形象，而音樂葉脈最抽象。就像同一星系互相輝映的星辰，卻各有軌跡。

那是一群老音樂家，並非我認識的劉索拉、瞿小松、譚盾，儘管這幾位也開始老了。我要寫的是冼星海、聶耳那一代。成長於21世紀的中國人，會覺得那些名字是浮雕與碑刻，被朝聖者撫挲得鋥亮生光，儼然現代音樂宗祠的長明燈。

然而，故國記憶停留在20世紀的我，冼星海、聶耳的背影並沒那麼遙遠。他們的同代人還在行走與呼吸，其中一位是我岳父孫慎，他於2021年春以105歲高齡辭世，化為那一輩音樂家最後的背影。他的《救亡進行曲》曾是大時代的吶喊，如血潮漲滿民族的喉嚨。那群音樂人的歌聲已成為國家敘事。然而，從動蕩青春和烽火年代振翅而起的旋律，1949年後已泯然樂壇，化為革命猛禽翼展下飄零墜落的羽毛。

無論寫哪個年代的音樂人，我都不是合適人選，不諳音樂的我，只能繞過天書乩文的五線譜，從文學隨筆入手，寫下若干素描片段。

凍原苔衣下的甘泉

如同木棉飛絮北飄，一介南陲青年被異地戀驅使，我來到兩千公裡外的北京和平里。這段感情疑似忽漲忽落的青春潮汐，沒人看好。然而，生活中總有另類故事發生，故事書寫者就是反世俗的逆行者。

那是1976年，天下無愛無性，誓言進行到底的是一場浩大折騰。在文化極度荒蕪的年頭，和平里儼然凍原苔衣下的清冽泉眼。我聽到東鄰西舍在練琵琶、鋼琴、手風琴、小提琴……各種樂韻此起彼伏，樓下有一把女腔在唱《掛紅燈》、《趕牲靈》，透著黃土高原的高亢蒼涼。

這裡是文化單位宿舍（宿舍是供給制獨有名詞）集中地，中央樂團就在和平里。女友之父是音樂家孫慎，文革前任人民音樂出版社社長，中國音樂家協會秘書長。而文革覆巢之下，音協已不復存在，音樂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被併入人民出版社。這是那個年頭的烙印徽記——既無音樂也無文學。其實那個宏大詞語「人民」，亦非真實存在，只是更宏大願景里的耀眼色斑。

那時我未邁入文學門檻，音樂更不沾邊。女友是返城知青，我這瓊崖知青返城后成了工人。戀人瞳仁有一種燃燒感，除卻彼此裝不下別的映像，我在女友家見過一些音樂家，卻不曉得他們的重量。

這場異地戀於1980年修成正果。此時我的身份已是青年作家，正在北京文學講習所進修。婚禮是講習所張羅的，由同學蔣子龍、葉文玲迎親；婚禮伴娘是上海學員王安憶，伴郎是北京學員瞿小偉。

那時我初履文化界，與音樂依然隔膜。回想起來，在岳父家見過次數最多的幾位音樂家是呂驥、周巍峙、李凌、嚴良堃、瞿希賢。后三位都是中央樂團的，就住在和平里。

呂驥是中國音樂家協會主席，《抗日軍政大學校歌》作者。他個子瘦小，不顯山不顯水，就像路人甲。呂驥和岳父淵源很深。我不熟悉他們那個年代的故事，只覺得呂驥平易樸實，待人親和。

李凌、嚴良堃是中央樂團前後兩任團長。我對嚴良堃無甚記憶，李凌一口廣東口音，聽著親切。李凌聲音洪亮，談吐奔放。只要他到訪，一屋空氣為之振動，就像撞響青銅編鐘。

隔行如隔山，我從未留意過他們談些什麼。憑一瞥之間的印象，覺得豪爽的李凌和優雅的瞿希賢最具藝術氣質；呂驥最貼近凡人；最像當官的是周巍峙，他坐相莊嚴，不語自威。我後來始知，談戀愛時在和平里聽到樓下的陝北民歌，來自與郭蘭英、王昆、才旦卓瑪同輩的歌唱家杜錦玉，她是陝西米脂人。

在岳父家我還見過趙沨（音樂理論家，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冼星海遺孀錢韻玲來訪，我沒遇上。我妻子在知青年代曾去杭州玩，就住她家。聶耳沒有後人，我認識聶耳侄女聶麗華，她為我的電影《南方的岸》作曲。

烽火年代的民族嘶吼

活在當下的人，很難想象另一時空的先輩心路，那種艱危超乎戰亂、流離、飢餓，白骨，竟是被亡國滅種魔掌扼住喉嚨的窒息感。而掙脫徹骨恐懼衝出喉嚨的歌聲，就成了整個國族的嘶吼。

聶耳的《義勇軍進行曲》寫於1935年；孫慎的《救亡進行曲》寫於1936年初。這兩首姐妹篇同為時代最強音，迄今海峽兩岸抗戰老兵張口就能唱，早已成了國民記憶。孫慎寫此曲時才20歲，和聶耳23歲寫出《義勇軍進行曲》一樣，全憑家國情懷和青春熱血譜寫而成。

孫慎寫過反映家鄉（浙江鎮海）鹽民生活的短篇小說，並加入左翼作家聯盟。是呂驥引領他走進音樂之門，先加入業餘合唱團，后加入「詞曲作者聯誼會」。孫慎就此認識了安娥、塞克、關露、沙梅、冼星海、賀綠汀、任光、劉雪庵、張曙等人。與孫慎年紀相仿的年輕人有周巍峙、麥新、吉聯抗、孟波。這些名字本身就是現代音樂史的巍峨山脈與浩淼水系。

1936年日寇鐵蹄已越過長城，《救亡進行曲》唱響全中國，次年七七事變，抗戰全面爆發。和當下鍵盤愛國俠不同，那個年代的愛國者坐言起行，共赴國難。孫慎和一群年輕文化人參加了戰地服務隊，隸屬張發奎第八集團軍。隊長是著名教育家錢亦石，亦即冼星海之妻錢韻玲的父親。

國共合作抗日有協議，都不在對方軍中發展黨組織。事實上有一方並沒遵守，周恩來指示在第八集團軍成立地下特別支部。第一任特支書記是張發奎的上校機要秘書左洪濤；第二任書記是劉田夫（中共建政後任廣東省長）；第三任書記是長官部少校孫慎。這個特支發展麥新（《大刀向鬼子頭上砍去》詞曲作者）、吉聯抗（抗戰歌曲《九月的夜》作曲）為秘密黨員。

武漢會戰後，張發奎調任第四戰區司令長官。中共地下特支也隨軍部轉到韶關，后又移到柳州。這座古城其時聚集眾多文化菁英，從街頭到戲台都飛揚熱血歌聲和抗戰戲劇。孫慎這期間創作了《游擊歌》、《募寒衣》、《春耕歌》、《大家看》、《我們是民族小英豪》等抗戰歌曲。

抗戰後期，特支秘密發展四戰區正副參謀長吳石、陳寶倉入黨。這兩位中將后隨國府敗退台灣繼續潛伏，因變節者泄露其身份，1950年雙雙被槍決。內地大熱電視劇《潛伏》，據說主角「余則成」的原型正是吳石。

激蕩歷史的記事繩結，由無數個人記憶編織而成。柳州窯埠街實驗小學主要招收四戰區軍部子弟，校長鄭黎亞是中共特支第四任書記。張發奎的養子養女，還有吳石、陳寶倉的女兒都在此讀書，而我父親是這所小學的教員。

孫慎在上海時的地下黨單線聯繫人是歌影雙棲明星李麗蓮。她是香港作家李怡的姑姑。李麗蓮先嫁給共產國際的德國人李德，后嫁歐陽山尊。《救亡進行曲》作詞周鋼鳴，是香港兒童文學作家周蜜蜜之父，而周蜜蜜嫁給我的好友羅海星。周鋼鳴遺孀、作家黃慶雲是我的廣州鄰居。不同年代的不同故事的線頭，交織出這條命運鏈。

我這輩人的音樂盲區

我的生活相冊里作家圖像最豐富，音樂家最單薄。只緣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歌，而我這輩最尷尬，超強政治符號如同火漆封住記憶。斗轉星移之後，縈繞腦際的歌沒幾首值得珍存。

聶耳、冼星海、呂驥、賀綠汀、孫慎、周巍峙、李凌那輩人，已把最強音留給自己的時代。我見過的音樂家，只有瞿希賢與我的成長期有關聯。瞿希賢秀麗文雅，才氣逼人，惟嘆生不逢時，音樂天賦被導入意識形態河床。我記得讀小學時唱她胸懷世界革命的《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宣揚階級鬥爭史觀的《聽媽媽講過去的事情》。瞿希賢創作的旋律很美，但要剝離政治DNA去欣賞這種美，無異自欺欺人。瞿希賢在文革坐牢多年，度過劫厄后，她堅持在自己作品演唱會節目單剔除《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又痛切自省：「我寫了不止一首為大躍進鼓勁的歌，有負罪感！」

狂瀾捲起的浪花，再喧嘩也不過是水沫，退潮后沉澱的沙粒卻是石英晶體。今人記住的是瞿希賢編曲的合唱經典《牧歌》和《烏蘇里船歌》。她對和聲的把握獨步樂壇，中國許多精華合唱作品，都來自她的編曲創作。如《天倫歌》、《松花江上》、《五月的鮮花》、《瑪依拉》、《在那遙遠的地方》、《等你到天明》。可嘆這些歌聲要等到冰消雪融才能傾情聆聽。

說起來，喧囂年代的某些紅歌，如果單論旋律並非沒有動聽之處，卻因那個年代的音樂先天重度污染，非得有政治包裝才能面世。我的瓊崖知青老友、小提琴家何東，他創作的《黎家節日》是七十年代稀有的小提琴敘事曲，當時不得不冠上《黎家代表上北京》的政治化標題。

《在北京的金山上》改編自藏族民歌，旋律怎能不好聽？及至後文革世情翻覆，前朝殘鱗敗甲被剝離，優美音符擺脫政治符咒而重生。包括《在北京的金山上》，領袖崇拜的歌詞被剔除，回歸雪域民謠渾金璞玉的風貌。

不幸鐘擺又往回搖蕩，近十年紅歌滿街滿巷，頌黨恩和個人崇拜的糟粕又被塞回老軀殼，《黎家節日》又改回舊稱《黎家代表上北京》。瞿希賢的《聽媽媽講過去的事情》被編成廣場舞，大叔大嬸齊齊憶苦思甜，將階級鬥爭話語化為充滿仇恨的肢體語言……歷史不停被塗改。化為岩畫的光陰

我本無資格談論音樂，事緣岳父孫慎成為那代音樂人最後的逝者，勾起了幾許回憶。另要補上一筆，孫慎傳世之作《救亡進行曲》之外，還有一首名作《民主是哪樣》，1947年風靡反內戰反獨裁的青衿學子。新中國建政，出於「你懂的」原因，此曲不復聞。

進步文化人有別於職業革命家，我堅信聶耳、冼星海、呂驥、賀綠汀、孫慎、李凌那一群音樂家真心追求民主自由。發人深思的是，他們在1949年後都無作品傳世，我認為他們已經做完了自己這代人該做的事。我本人亦如是，從後文革到整個八十年代，短短十年已寫出一生該寫的小說，我的文壇履痕，正是那個年代的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