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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軍隊佔領阿富汗20年之後，剛撤離阿富汗幾星期，極端宗教勢力塔利班就捲土重來，重新控制了阿富汗。美國過去二十年裡在阿富汗付出的那麼多錢財似乎一夜之間便付之東流。這再一次說明，靠軍事力量、靠外國大救星，解決不了一個國家的社會問題。

對阿富汗的巨變，中文網上許多人要麼譴責美國政府撤軍計劃不周，要麼唏噓邪惡和暴力勢力的強大，要麼對美國的失敗或對美國民主黨的失敗感到幸災樂禍。在我看來，這樣的命運恐怕是美國沒有能力阻止的，除非美國永遠駐軍阿富汗，否則，這是早晚會出現的結局。美國人應該吸取的教訓是，用軍事力量去解決他國內部問題，往往會得不償失，美國可以利用自己強大的軍事優勢去幫助他國解決外部問題，比如幫助良國擊退鄰居惡國的侵略，但是，要真正解決其他國家的內部問題，只能靠這個國家的國民自己。美國在大多數情況下，應該更多地使用經濟手段去制裁惡國，或者從道義上聲援他國人民爭取人權和進步的行動，並接受在他國受到人權迫害的難民，而不是去做越俎代庖的事。美國人還需要做的，是反思為什麼在過去三十多年裡美國會如此頻繁地出兵中東地區？美國浪費了無數的錢財和生命，換來的為什麼卻是中東地區日益走向極端化？我認為，這些問題追根究源，應該從資本主義對金錢的無盡慾望以及不少美國人過度信奉資本主義至上論當中去尋找。

美國插手中東地區，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戰後蓬勃的經濟發展需要大量的能源，擁有豐富石油資源的中東地區被美國政府視為關係到美國經濟利益的重要地區，雖然美國軍隊直接出兵中東地區開啟於九十年代初老布希總統發動的海灣戰爭，但是，美國插手中東地區政治早在二戰剛結束時的五十年代便開始。1953年，美國中央情報局CIA與英國軍情處合作，在伊朗推翻了民選首相摩薩台，扶持起巴列維王朝。美國為巴列維國王沙阿提供了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沙阿則在美國的督促下推行了一系列被稱為是白色革命的世俗化政策，伊朗發展成為一個社會世俗化程度高、經濟興旺發達的國家。

可是，沙阿的白色革命缺乏政治現代化的元素，事實上，美國人恢復巴列維王朝，本身就是一種政治上的反動和倒退，摩薩台是通過民選議會推舉成為首相的，他被英美視為敵人，主要是因為他提倡將伊朗石油資源國有化，雖然他承諾向英國人支付賠償費，英國人卻仍然不願意放棄對伊朗石油業的擁有權。而美國人會參合到英國人的反摩薩台行動之中，既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也有意識形態的原因。今天，人們談起美國，一般強調的是美國是民主國家，可是，這是到上世紀末才流行開來的講法，美國曾經被蘇聯人稱為是資本主義國家，可笑的是，許多美國人也一度將自己看成是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講法實際上到今天在美國仍然頗有市場，有些美國人甚至把資本主義看得比民主政治還更重要，批准CIA捲入顛覆伊朗民選政權行動的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正是其中之一。在艾森豪威爾的眼裡，摩薩台國有化伊朗石油資源的舉動等於是在從事射穢主義，是向蘇聯靠攏，作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美國自然有義務去打倒射穢主義，哪怕這個搞射穢主義的政權是民選的合法政權也在所不惜。伊朗的「射穢主義」政權就這樣被成功地推翻，美國心滿意足，以為自己從此可以依靠中東地區埋頭髮大財。尼克鬆總統曾宣告說，巴列維時代的伊朗和另一個中東石油大國沙烏地阿拉伯是西方在中東地區所賴以依靠的兩大支柱，美國向這兩個國家購買了大量的石油，同時，美國也向這兩個國家出售了大批的武器。問題是，兩國都是非自由民主型的專制國家，在經濟和軍事上變得過於強大，必定會給中東地區的未來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未來埋下危險的種子。

首先出問題的是伊朗。伊朗早在1906年就已經建立起一個憲法，明文規定王權必須受到限制，以及要建立議會議政，可是，伊朗人的第一次立憲嘗試因1911年沙俄入侵伊朗而遭遇流產，不過，立憲嘗試的一項重大成果-議會選舉在伊朗被保留了下來，一直延續到今天。二戰結束后，伊朗首次限制住了王權，將執政權交到議會手中，可惜，不出幾年，伊朗的立憲之火又被美國撲滅。美國人扶持起來的巴列維國王沙阿視憲法如廢物，為鞏固自己的專制統治，他建立起強大的秘密警察機構，嚴厲鎮壓政治異議者，伊朗知識分子也被嚴格地排除在參与社會和政治的大門之外。沙阿雖然在伊朗社會推動生活方式的世俗化，卻沒有樹立起一套世俗化的、符合人性又有理性基礎的現代思想價值體系，在意識形態上，他依靠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傳統的伊斯蘭教，願意服從國王的教士們會得到沙阿的讚許和扶持，這使得伊朗國民的思想水平普遍停留在低層次的宗教式思維方法上，很容易走極端。我曾經讀過一本前霍梅尼政權外交部長寫的回憶錄，他評論起美國來，是簡單的好人壞人模式，說美國二戰以前是好人，二戰後就變成了壞人。一個社會的進步，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的進步，尤其是精英思想的進步，而思想進步需要有政治進步的配合，沙阿的白色革命卻局限於物質和經濟層面，極為表面浮淺，缺乏深厚的根基，註定會出問題。而不少美國人之所以看不到沙阿白色革命的致命缺陷，在於他們過度信奉資本主義至上的唯物論，以為只要有了發達的資本主義，一切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1978年，伊朗爆發大規模的反專制群眾運動，導致沙阿逃往國外，由於沙阿是美國人支持的國王，反專制運動就帶上了強烈的反美色彩，曾經被沙阿驅逐出國的伊朗極端宗教異議人士霍梅尼被捧成了反專制反美的英雄和領袖，連不少伊朗知識分子最初也支持霍梅尼。可是，許多支持霍梅尼的人，眼睛只盯著他反什麼，卻沒有去注意他提倡的是些什麼東西。結果，伊朗的反專制運動被轉化成一場伊斯蘭革命，霍梅尼上台後，修改了伊朗憲法，將伊朗改造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伊斯蘭國，伊朗被拖向了倒退。美國與伊朗的關係也從此急轉直下，霍梅尼的極端式仇恨語言，煽動起伊朗群眾高漲的反美情緒，他們在革命期間佔領了美國駐伊朗大使館，將66名美國人扣為人質長達444天之久，這就是著名的伊朗人質危機事件，伊朗從此成為美國的頭號敵人之一。可以說，伊朗走向極端化是美國中東政策失敗的典型代表，而且，這個失敗，不僅僅是對美國而言，也是對伊朗而言，是美國和伊朗的雙輸。

曾經被尼克鬆贊為是西方所依靠支柱的另一個中東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從表面上看，一直與美國保持了朋友的良好關係，可是，美國從九十年代開始面臨極端宗教勢力的恐怖主義威脅，其源頭卻恰恰來自這位美國的朋友-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的敵人-伊朗沒有多大幹系。當然，恐怖主義行動並不直接出自沙烏地阿拉伯政府之手的操縱，卻與沙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體系密切相關。與伊朗自1979年開始實施政教合一相比，沙特可是自古以來長期政教合一，而且，伊朗的伊斯蘭國是共和國，有議會和總統的全民選舉，固然，在一個政教合一、沒有思想自由的體制下，所謂選舉不可能是真正自由的選舉，但是至少伊朗有民主選舉的形式，而沙特是當今世界上少有的國王擁有絕對權力的專制君主國家，不僅沒有選舉，連一般現代國家皆有的內閣體制都不存在。2001年發生在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不僅其策劃者和領導者賓拉登是沙特人，而且，十九名劫機者中，有十五位是沙特人，其餘的是一位埃及人、兩位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人、和一位黎巴嫩人。可笑的是，小布希總統以反恐名義發動的主要戰爭，卻是去打伊拉克，而川普2017年簽署的穆斯林禁令，禁止的是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索馬里、蘇丹、利比亞、和葉門公民進入美國，9/11恐怖分子所屬國家一個也不包括在內，川普作為美國總統出訪的第一個外國也竟然是9/11劫機者的主要來源國-沙烏地阿拉伯。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伊斯蘭教本身並不一定會造成問題，問題出在穆斯林國家大多採用的政教合一政體。而且，伊斯蘭教沒有統一的教主，教派分支繁多，不同教派之間差異也較大，有些更溫和一些，有些更加保守極端。伊斯蘭教的最大兩個流派之分是什葉派和遜尼派，同是什葉派或遜尼派，不同國家之間又常常會互不相同，同一個國家內還可以有不同流派或同一個流派下的不同分支共存。什葉派在伊朗、伊拉克、巴林和敘利亞等國佔主導地位，遜尼派是伊斯蘭教的正統派，80%多的穆斯林屬於這一流派，參加9/11恐怖襲擊的劫機者來源國中除黎巴嫩之外，其他三個國家-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皆為遜尼派占多數的穆斯林國家，黎巴嫩則為宗教多元化國家，穆斯林占國民的54%，其中遜尼派和什葉派大約各佔一半，曾於1993年第一次嘗試炸塌美國紐約世貿中心的恐怖分子尤瑟夫的來源國-巴基斯坦也是遜尼派主導的國家，最近成為新聞焦點的阿富汗也不出意外地屬於遜尼派。總的來講，什葉派比遜尼派更溫和靈活一些，他們認為，對古蘭經教義的解釋可以隨著時代的變化而出現更新，遜尼派則思想上更為保守死板、更教條主義，9/11恐怖襲擊劫機者均出自於這一流派絕非偶然。可以說，你如果在新聞上聽到某個國家有穆斯林恐怖主義分子基地，這個國家的穆斯林十有八九是以遜尼派為主，因為提倡從事恐怖主義行為的極端教派，幾乎都來自遜尼派。而不同國家的遜尼派中，沙特的遜尼派屬於最老牌的極端保守派，賓拉登的基地組織和阿富汗的塔利班都是源自沙特遜尼派的極端教派。這些極端教派主張嚴格按照古蘭經的字字句句來管理國家和社會，實施一些極其野蠻落後的法律，以建立起「最純潔」的伊斯蘭國。

照理，伊斯蘭極端教派自古以來就存在，只不過以前他們被長期局限於角落，如今，這些極端教派能夠向世界範圍迅速擴散，吸引來足夠多的追隨者，給世界和平帶來衝擊，原因與沙烏地阿拉伯依靠石油發了橫財密切相關。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伊斯蘭教是全球範圍內教民增加速度最快的一門宗教，許多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和非洲國家被穆斯林化，而且，新穆斯林絕大多數是遜尼派，這是沙特經濟實力雄厚所帶來的直接後果。沙特人藉助于石油給他們創造的巨大財富，在世界各地開辦宗教學校，向全球，尤其是向教育落後的不發達地區擴展影響力。阿富汗的塔利班正是沙特人開辦的宗教學校的畢業生，塔利班的大部分成員是蘇聯入侵阿富汗后在巴基斯坦阿富汗難民營長大的人，從小上的是沙特人辦的免費伊斯蘭學校，所謂塔利班一詞本意就是「學生」。在蘇聯入侵之前，阿富汗並不是一個極端宗教化的國家，這些由沙特人教育出來的新一代「學生」是導致阿富汗如今被極端宗教勢力吞沒的原因。不過，我仍然想要對阿富汗懷抱一線希望，希望美國的20年心血沒有完全白費，但願在美國駐軍時代和網路時代條件下長大的更新一代阿富汗人能夠最終戰勝沙特人教育出來的阿富汗人。

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還在另一個領域嚴重依賴於中東地區，即，中東地區是美國軍火商出口武器的主要市場之一，源源不斷從中東地區輸出的石油所換來的硬通貨被大量地花費在武器購買上，比如，沙烏地阿拉伯在人口排行榜上名列世界第四十一位，沙特的國防開支卻名列世界第四。大量武器的湧入使得中東地區成為二戰結束后戰爭爆發最頻繁之地，自上世紀四十年代末起，幾乎每年總有一場戰爭在中東地區的某個地方進行著。這種現象應驗了一種叫做「資源詛咒」的說法，即，一個地區的資源越豐富，當地人民所遭受的人禍災難就越多。

「資源詛咒」之所以會降臨中東地區，既有外因，也有內因。外因是英、美、俄等大國為自身經濟利益而插手當地政治，甚至親自參戰，內因則主要來自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造成當地宗教勢力過於強大，極端勢力極易擴張。9/11恐怖襲擊事件使得美國人第一次親身體驗到穆斯林極端主義恐怖活動的可怕性，其實，穆斯林平民是最早也是最大的受害於穆斯林極端恐怖主義行為的人群，在一些穆斯林國家裡，有些人為了殺掉一個與自己結下個人怨恨的仇人，可能採取將仇人所在樓房整個炸掉的極端手段來進行報復，他們絲毫不在乎這種復讎方式所帶來的無數其他無辜生命的損失。人的行為極端，背後所反映的是他們頭腦中的思想極端，宗教式思維正是一種很容易將人們推向極端化的思維方式，被宗教思維控制的人一般難以容忍不同意見，在價值判斷上黑白分明，解決問題時傾向於選用簡單強硬的極端手段，看人喜歡分清敵我，極端穆斯林分子不僅視基督教教徒為不共戴天的異己，對同屬於伊斯蘭教的其他不同教派的人也可能懷抱深仇大恨。

需要澄清的是，指出宗教式思維的禍害不等於主張禁止宗教信仰自由，防止極端式宗教思維主導人們頭腦的最有效手段是，第一，廢除政教合一體制，削弱宗教的力量和重要性，比如，土耳其也是遜尼派穆斯林國家，可是，土耳其實行的是政教分離體制，憲法規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因此，土耳其社會就相對比較溫和世俗；第二，既給人們以宗教信仰的自由，又給人們以言論自由，鼓勵有更好的意識形態思想被發展出來與宗教競爭。在西方社會裡，雖然基督教廣為流傳，但是，西方有一個更好的世俗思想體系，即，以良知和理性為基礎的普世價值思想體系，其巨大的吸引力使得大多數西方人，包括相當數量的基督教徒們及穆斯林們，自願選擇普世價值思想體系作為自己的主要思想基礎。

還值得補充介紹的一點是，儘管沙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體系極其落後，沙特國王在保障國民生活條件方面據說做得還不錯。我在美國遇到最多的中東國家移民是伊朗人，伊拉克、黎巴嫩、埃及、和阿富汗移民也都遇到過，可我從來沒有遇到過沙特移民，據一位在加州大學工作的朋友介紹，其所在校園裡有不少沙特公派來的留學生。這說明沙特國內的生活條件應該還算舒適，因此沙特人並不愛移民。問題是，人是需要思想的高等動物，不會只滿足於吃飽喝足的生活，如果好思想被禁止傳播，壞思想就會乘虛而入。這些壞思想一旦碰到政治結構虛弱的條件，就有可能給當地社會帶去災難，並滋生出為恐怖主義輸出服務的基地，阿富汗的情形正是如此。而沙特人熱衷於傳教，其本意並非要傳播邪惡、製造恐怖，而是他們以為自己掌握了人間最高真理，這與基督教徒熱衷於傳播基督教是一樣的道理。只是沙特的政教合一體制和沙特過去幾十年的輝煌經濟成績使得極端宗教思想的傳播得到了大量的金錢資助，其破壞能量便獲得了致命的威力。

美國近年來大幅度減少了從中東地區進口石油的分量，可是，2019年美國仍然有11%的石油來自中東地區，以美國石油消耗的規模，這依然是一筆相當可觀的生意。而且，美國技術和美國經濟模式對許多其他國家具有引領作用，使得石油成為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能源消耗的一種主要形式，雖然沙烏地阿拉伯如今向美國出口的石油比例已大大下降，但是，沙特依靠向歐洲、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出口石油，仍然維持著高經濟水平。另外，美國作為全球經濟規模最大的國家，也是西方國家中抵制清潔能源技術發展最堅決、抵制勢力最強勁的國家，使得清潔能源發展速度緩慢，難以成為主導，這種對清潔能源的長期抵抗給美國和世界都帶來了不可估量的副作用，可以說，相當一部分美國人的思路和行為既害了美國人自己，也害了全球的人。今天的中國，卻正在步美國的後塵，成為給中東地區送去大量財富的主要客戶，這最後也必定會害人又害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