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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上的奧威爾目光炯炯，略帶疲憊，嘴角間是一抹看透世事的嘲弄。讓人不由想起毛姆小說《面紗》里駐紮在湄潭府的海關副關長沃丁頓那散漫隨性卻極有見聞的形象。文字上的奧威爾直白誠懇，這使得他的書評讀起來通透有趣，喜歡的不喜歡的書無論如何都能被他說出些道理，但如果一定要評判他的喜好，看篇幅就知道了，短的書評，帶著譏諷的厭倦，而一旦遇到真正喜歡的作者，奧威爾立刻滔滔不絕，流露出那種知己般的赤忱。



「一旦你開始從事將一本劣書吹捧成好書的罪惡勾當，你就再也無法逃脫出來。但是，靠寫書評為生的你不可能不犯下這種罪行。」奧威爾在《為小說辯護》中寫道，他厭惡那些為了不丟掉飯碗而挖掘出來的廢話，因為「對小說評論的鄙視波及了小說本身。當所有的小說都被冠以天才的傑作之名硬塞給你時，你很自然地會認為它們都是廢話。」



奧威爾一生都為金錢所困擾，在緬甸當過警察，離職后從巴黎到倫敦他當過酒店洗碗工、教師和書店兼職店員，去世前總算因為《一九八四》在大西洋兩岸暢銷生計才有了起色。為了生計，奧威爾也不得不「為一本對他來說毫無意義的書搗鼓出三百字的書評。」他自然不屑於業界那種「對故事梗概作一番簡要歸納（無意間向作者泄露了他其實沒有讀過那本書的真相），然後再美言幾句，完全是一派虛情假意，就像妓女的微笑一樣廉價。」，同樣也不能寫出「這本書就是廢話」這樣的結論。



於是奧威爾用豐富的閱歷和才智來填充那些沒啥可說的書，比如在《法國廚師協會》的書中，他談到自己1929年在巴黎廚房當小工的事情，引用自己的經驗為書評提供了現實依據，不但不顯得違和，反而增添了真實感。



在點評《我的奮鬥》時，奧威爾直言不諱地譏諷希特勒的文筆蹩腳，然後他又用了一段生動鮮活的比喻來形容希特勒給人的印象：「我強烈推薦那副照片，那是一張可憐兮兮的狗一樣的臉，是一張遭受了無可忍受的冤屈的男人的臉。」看后讓人忍俊不禁。



遇到外國小說和題材，奧威爾也有困惑，他坦言「當你閱讀一本外國譯著時，最困難的事情是確定它是否符合真實的情景。經過翻譯后精妙的意思就不復存在，你總是會把一個玩笑錯認為是嚴肅的宣言，或把一段滑稽的描寫錯認為是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譬如說，狄更斯在一些歐洲國家並不被認為是一位幽默作家，而是一位嚴肅的社會歷史作家。《湯姆叔叔的小屋》在法國享有令人驚訝的崇高聲望，它那富於張力的故事令人擊節讚歎，卻沒有人注意到英語讀者能夠感受到的略顯荒謬的氣氛。」 可惜這些思考並不能解決問題，當奧威爾遇到賽金花的《大地》，他恐怕還是一頭霧水，只能節選小說中男主做了一些描述，「主人公王龍是那種非常典型的東方人，思想狹隘，老實本分，出奇愚昧，又像牲口一樣賣力的幹活。」這樣的論斷讓了解東方文化的讀者看了不由得奇怪：如此偏見到底是奧威爾自己的還是來自賽珍珠的小說？



但當涉及到感興趣的話題和材料，奧威爾的書評可以洋洋洒洒毫不吝嗇自己的觀點，比如在《好笑，但並不低俗》中，奧威爾講述了英國幽默的歷史和現狀，談笑間旁徵博引，文字舉重若輕。在《李爾王，托爾斯泰和弄人》中，他深入詳細地分析了托爾斯泰為什麼貶低莎士比亞的作品，並舉例了李爾王這個人物，出其不意地指出托爾斯泰的人生跟李爾王遭遇的相似之處，進而推導出「托爾斯泰和莎士比亞之間是對待生活的宗教態度與人文態度之間的分歧」。



對於喜歡的作者和作品，奧威爾善於把的生活閱歷和判斷力運用到對作者的身世和性格上的深入探討，他不滿足於談論字面上的故事，更多的挖掘作者的生平背景來分析作品主旨，比如在談論傑克倫敦時，他寫道：「為什麼像傑克·倫敦這樣的區區一個短篇小說作家能夠預見到這一幕，而如此多的博學的射穢主義者卻做不到呢？我認為我對這個問題的答案蘊含於我剛剛對傑克·倫敦的故事題材的探討中。他能預見到法西斯主義的崛起和不得不經歷的殘酷鬥爭，是因為他自己就擁有殘暴的性情，如果你喜歡誇張一點的說法，你或許可以說他能夠理解法西斯主義是因為他本身就擁有法西斯分子的特徵....射穢主義思想幾乎完全依託于都市工業化社會而成長，沒有去考慮人類的原始本性，因此受到了嚴重的戕害。傑克·倫敦對人性的原始一面的了解使他成為比知識更豐富邏輯更嚴密的人更準確的預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