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場夜色寒 —— 記兩名在阿富汗犧牲的哈佛法學院畢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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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場夜色寒 —— 記兩名在阿富汗犧牲的哈佛法學院畢業生
由 張海豚 » 2021年9月2日
哈佛大學法學院1997年的兩名畢業生，Helge Boes 和 Mike Weston，在哈佛期間不僅是摯友，還愛上法學院的同一位女生。他倆自願從軍，先後在阿富汗犧牲，犧牲時分別年僅32和37歲。那位女生，Cindy Tidler，在人生盛年，兩度遭遇喪夫之痛。
Cindy 和 Helge 1999年結婚，Helge 犧牲6年後的2009年，她嫁給了Mike，5個月後的2009年10月26日，她又失去了Mike。
Mike 在2003年緬懷 Helge 時寫道， 「哈佛法學院學生中很少有人能有這樣的力量和勇氣，能夠如此無私，如此出類拔萃。讓我們向他致敬。」 這同樣適用於他自己。
Helge 和 Mike 都獲得了法律從業的最高資格，但他們都放棄了那回報豐厚誘人的工作，選擇冒著生命危險為信仰而戰。他們不僅智慧超群，還擁有頑強體魄和冒險精神，他們要用法律執業無法抵達的方式去直接影響世界。
01
Helge 出生於1970年，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德國人。他在西柏林長大，那時的西柏林是一個被共產國家東德包圍著的城牆環繞的城市。他的兄弟 Henrik 說，這段成長經歷, 讓他切身感受到封閉社會的種種弊端。Henrik 認為，Helge 從來沒有強烈地只想從事法律工作，讀法學院，對他來說只是一個不錯的、寬泛的選擇。
法學院畢業后，Helge 在華盛頓特區的 Latham & Watkins 律師事務所找到了工作。那裡的朋友們記得他說過，「我不想在文件堆里謀生，我想有一份擁槍的職業。」當時他們以為這不過是一句牢騷而已。
儘管如此，他工作還是幹得相當出色。當時負責指導他、現在是 Dentons 律師事務所高級法律顧問的 Nicholas Allard, 將他描述為理想的人選，「沒有哪個項目對他來說太大或太乏味，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掌握每一個細節。」 Nicholas 多年後對記者說， 「18年後的今天，我依然清楚記得 Helge 的樣子，短短的平頭、方正的臉型、總是掛在臉上的笑容；高大的身材、運動員般健美的體魄、優雅親和的舉止。希望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像 Helge 這樣為我們、為這個國家和世界的安全和美好而勇敢獻身的英雄。」
Helge 所說的 「辦公桌騎士」 （ 「a desk jockey」 ）的生活不適合他，大律師的薪水也打動不了他，他掙那薪水主要是為了償還學生貸款。他以節儉著稱，朋友們都知道他規定自己的午餐費用不超過4美元，他最愛的午餐是 Subway 的肉丸三明治。
Helge 2001年辭去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加入中央情報局（CIA），擔任秘密行動的執行官 (an operations officer in the clandestine service) ——換句話說，他是一名間諜。他對外只說為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工作。
2003年2月5日在阿富汗的一次實彈訓練演習中, 他因一枚手榴彈的爆炸而喪生。他是第二個在阿富汗犧牲的中央情報局官員。
在發布 Helge 犧牲消息的新聞稿中，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 George Tenet 寫到，「Helge 具備了一名優秀情報人員所應具備的一切：聰明睿智、精力充沛，並隨時準備全身心投入戰鬥。他深信我們捍衛自由的使命，在加入CIA的短暫生涯中，他為這一使命做出了重大貢獻。」
02
和 Helge 一樣，從法學院開始，Mike 就意識到作為一名律師無法實現自己的追求。
還在哈佛讀書時他就應徵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無數個同學們都在緊張學習的周末，他卻在南卡州的海軍培訓基地帕里斯島（Parris Island）接受訓練，但他仍然以優異成績作為優等生（cum laude）畢業。
「他不會只是另一個執業律師。他確乎在尋找能給他帶來更大熱情、更大動力的東西，金錢根本無法刺激他。」 他的父親，Steve Weston，Alston & Bird 律師事務所已退休的合伙人，2009年對記者說。
他喜歡挑戰。2007年，他順著密西西比河獨自划行皮艇2,300英里，他給這次行程預留了兩個月的時間，但他僅用了29天，每天划行20小時。Cindy 2009年告訴記者，「他喜歡把一切弄得儘可能困難來挑戰自己。他有能力接受任何挑戰。」
Cindy 是一個極其可愛的女性，她非常低調，非常注重私人空間，對記者的報道不予置評。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Mike 成為海軍陸戰隊的一名軍事法官（a judge advocate），2003年被派往科威特。作為預備役軍人，2005年他自願前往伊拉克，他堅持自己是一名戰鬥工程師（combat engineer），而不是JAG（Judge Advocate General）。2006年他再赴伊拉克，在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上指揮一個船隊。
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Quantico, Virginia）舉行的 Mike 的追悼會上，他弟弟 Matthew Zarit 說，「再赴伊拉克時，哥哥說他必須回去，因為他可能把墨鏡忘在那裡了。」用如此輕鬆幽默之語，去描述那出生入死之舉，真是生死度外的英雄氣概。
從伊拉克返回后，Mike 作為代理人加入了美國緝毒局（the U.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在弗吉尼亞州里士滿（Richmond, Virginia）工作。他和 Cindy 重新取得聯繫。在哈佛時期，Mike、Helge 和 Cindy 是三位密友。Mike 曾在哈佛校友簡報上發文悼念 Helge，他寫到， 「Helge 和 Cindy 是我在法學院時最好的朋友，和他們交往，讓我度過了一段遠離沮喪與失望的平靜時光。」
Mike 和 Cindy 2009年結婚。Mike 對 Cindy 說這是一場完美的婚禮，只是婚禮嘉賓們幾乎把所有的迷你熱狗（pigs in a blanket）都吃掉了，只給他剩下兩個。
這成了人們談論不止的玩笑。他的追悼會後人們被邀請參加他家人舉辦的招待會，招待會請柬上，一大盤迷你熱狗的照片赫然入目。
在一次夜間突襲阿富汗西北偏遠角落的毒品和武器集市時，Mike 因直升機墜毀而遇難。那裡的鴉片收益是塔利班的財源。
最近短短的時間里，以總統為首的阿富汗人拚命逃亡、阿富汗政府軍全面潰敗、塔利班捲土重來。20年的戰爭，Helge、Mike 和另外2000多被戰爭吞噬的生命。這些生命的付出，徒然無意嗎？
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也是一部戰爭史，只要人類一息尚存，或大或小、或遠或近, 戰爭就會與人類左右相伴。每一場戰爭的複雜與殘酷，都不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英明與愚蠢」等幾個詞語能夠解釋的；每一個戰爭中失去的生命，也不是幾枚勳章、幾句讚美能夠補償的。我們一次又一次緬懷戰爭中失去的生命，我們一次又一次無法阻止這種失去再度發生。也許我們只能從這些失去的生命所彰顯出的人性的美好，來寬慰自己——這個世界，也還是美好的吧。
Cindy 和 Helge 1999年結婚，Helge 犧牲6年後的2009年，她嫁給了Mike，5個月後的2009年10月26日，她又失去了Mike。
Mike 在2003年緬懷 Helge 時寫道， 「哈佛法學院學生中很少有人能有這樣的力量和勇氣，能夠如此無私，如此出類拔萃。讓我們向他致敬。」 這同樣適用於他自己。
Helge 和 Mike 都獲得了法律從業的最高資格，但他們都放棄了那回報豐厚誘人的工作，選擇冒著生命危險為信仰而戰。他們不僅智慧超群，還擁有頑強體魄和冒險精神，他們要用法律執業無法抵達的方式去直接影響世界。
01
Helge 出生於1970年，父親是美國人，母親是德國人。他在西柏林長大，那時的西柏林是一個被共產國家東德包圍著的城牆環繞的城市。他的兄弟 Henrik 說，這段成長經歷, 讓他切身感受到封閉社會的種種弊端。Henrik 認為，Helge 從來沒有強烈地只想從事法律工作，讀法學院，對他來說只是一個不錯的、寬泛的選擇。
法學院畢業后，Helge 在華盛頓特區的 Latham & Watkins 律師事務所找到了工作。那裡的朋友們記得他說過，「我不想在文件堆里謀生，我想有一份擁槍的職業。」當時他們以為這不過是一句牢騷而已。
儘管如此，他工作還是幹得相當出色。當時負責指導他、現在是 Dentons 律師事務所高級法律顧問的 Nicholas Allard, 將他描述為理想的人選，「沒有哪個項目對他來說太大或太乏味，他全身心投入工作，掌握每一個細節。」 Nicholas 多年後對記者說， 「18年後的今天，我依然清楚記得 Helge 的樣子，短短的平頭、方正的臉型、總是掛在臉上的笑容；高大的身材、運動員般健美的體魄、優雅親和的舉止。希望我們永遠不要忘記像 Helge 這樣為我們、為這個國家和世界的安全和美好而勇敢獻身的英雄。」
Helge 所說的 「辦公桌騎士」 （ 「a desk jockey」 ）的生活不適合他，大律師的薪水也打動不了他，他掙那薪水主要是為了償還學生貸款。他以節儉著稱，朋友們都知道他規定自己的午餐費用不超過4美元，他最愛的午餐是 Subway 的肉丸三明治。
Helge 2001年辭去律師事務所的工作，加入中央情報局（CIA），擔任秘密行動的執行官 (an operations officer in the clandestine service) ——換句話說，他是一名間諜。他對外只說為國務院（State Department）工作。
2003年2月5日在阿富汗的一次實彈訓練演習中, 他因一枚手榴彈的爆炸而喪生。他是第二個在阿富汗犧牲的中央情報局官員。
在發布 Helge 犧牲消息的新聞稿中，時任中央情報局局長的 George Tenet 寫到，「Helge 具備了一名優秀情報人員所應具備的一切：聰明睿智、精力充沛，並隨時準備全身心投入戰鬥。他深信我們捍衛自由的使命，在加入CIA的短暫生涯中，他為這一使命做出了重大貢獻。」
02
和 Helge 一樣，從法學院開始，Mike 就意識到作為一名律師無法實現自己的追求。
還在哈佛讀書時他就應徵加入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無數個同學們都在緊張學習的周末，他卻在南卡州的海軍培訓基地帕里斯島（Parris Island）接受訓練，但他仍然以優異成績作為優等生（cum laude）畢業。
「他不會只是另一個執業律師。他確乎在尋找能給他帶來更大熱情、更大動力的東西，金錢根本無法刺激他。」 他的父親，Steve Weston，Alston & Bird 律師事務所已退休的合伙人，2009年對記者說。
他喜歡挑戰。2007年，他順著密西西比河獨自划行皮艇2,300英里，他給這次行程預留了兩個月的時間，但他僅用了29天，每天划行20小時。Cindy 2009年告訴記者，「他喜歡把一切弄得儘可能困難來挑戰自己。他有能力接受任何挑戰。」
Cindy 是一個極其可愛的女性，她非常低調，非常注重私人空間，對記者的報道不予置評。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Mike 成為海軍陸戰隊的一名軍事法官（a judge advocate），2003年被派往科威特。作為預備役軍人，2005年他自願前往伊拉克，他堅持自己是一名戰鬥工程師（combat engineer），而不是JAG（Judge Advocate General）。2006年他再赴伊拉克，在幼發拉底河（Euphrates River）上指揮一個船隊。
在弗吉尼亞州匡蒂科（Quantico, Virginia）舉行的 Mike 的追悼會上，他弟弟 Matthew Zarit 說，「再赴伊拉克時，哥哥說他必須回去，因為他可能把墨鏡忘在那裡了。」用如此輕鬆幽默之語，去描述那出生入死之舉，真是生死度外的英雄氣概。
從伊拉克返回后，Mike 作為代理人加入了美國緝毒局（the U.S. Drug Enforcement Administration），在弗吉尼亞州里士滿（Richmond, Virginia）工作。他和 Cindy 重新取得聯繫。在哈佛時期，Mike、Helge 和 Cindy 是三位密友。Mike 曾在哈佛校友簡報上發文悼念 Helge，他寫到， 「Helge 和 Cindy 是我在法學院時最好的朋友，和他們交往，讓我度過了一段遠離沮喪與失望的平靜時光。」
Mike 和 Cindy 2009年結婚。Mike 對 Cindy 說這是一場完美的婚禮，只是婚禮嘉賓們幾乎把所有的迷你熱狗（pigs in a blanket）都吃掉了，只給他剩下兩個。
這成了人們談論不止的玩笑。他的追悼會後人們被邀請參加他家人舉辦的招待會，招待會請柬上，一大盤迷你熱狗的照片赫然入目。
在一次夜間突襲阿富汗西北偏遠角落的毒品和武器集市時，Mike 因直升機墜毀而遇難。那裡的鴉片收益是塔利班的財源。
最近短短的時間里，以總統為首的阿富汗人拚命逃亡、阿富汗政府軍全面潰敗、塔利班捲土重來。20年的戰爭，Helge、Mike 和另外2000多被戰爭吞噬的生命。這些生命的付出，徒然無意嗎？
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也是一部戰爭史，只要人類一息尚存，或大或小、或遠或近, 戰爭就會與人類左右相伴。每一場戰爭的複雜與殘酷，都不是「正義與邪惡」、「文明與野蠻」、「英明與愚蠢」等幾個詞語能夠解釋的；每一個戰爭中失去的生命，也不是幾枚勳章、幾句讚美能夠補償的。我們一次又一次緬懷戰爭中失去的生命，我們一次又一次無法阻止這種失去再度發生。也許我們只能從這些失去的生命所彰顯出的人性的美好，來寬慰自己——這個世界，也還是美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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