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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抱怨公民缺乏勇氣的聲音後面隱藏著什麼？過去的十年造就了大量的勇武和自我犧牲，但是幾乎沒有形成什麼公民
的勇氣，就在我們當中也是如此。把這種現象歸因於個人的怯懦，只是一種不怎麼費力氣的心理上的解釋。這種現象的背景，
必須到別處去尋找。在一段很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們德國人不得不了解到服從的必要性和力量。個人的一切願望和意見服從於
職責的召喚，這已使生活得到了某種意義和某種高尚的性質。我們不是在屈從的恐懼中，而是在自由的信賴中仰望，把我們的
職責看作一種召喚，把這種召喚看作一種天職。隨時準備遵從來自上面的命令，而不是遵從自己關於何者最好的個人意見，這
是一種合理的自我懷疑的表現。誰能否認，在服從、職責和號召力方面，我們德國人已經一再表現出超群的勇敢和自我犧牲呢
？但是，通過為公眾的共同體服務而使自己從自己的意志中解放出來，德國人藉此而保存了自己的自由——有什麼民族在談及
自由時，能夠像我們這樣熱情，像從路德到唯心主義者的我們這樣熱情呢？召喚與自由是同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但是麻煩在
于，他還沒有理解他的世界。他忘記了，服從和自我犧牲是可以被利用來為罪惡的目的服務。一旦這種事情發生，一旦號召實
行之事本身變得成問題了，德國人的一切理想就開始動搖。他不可避免地註定要徹底失敗：他不可能了解，在某些環境下，自
由而負責的行動也許必須高於職責和號召。作為一種補償，他一方面發展起了一種不負責任的膽大妄為，另一方面則發展起了
一種極其令人痛苦的謹小慎微，這種謹小慎微總是阻礙行動。然而，公民勇氣只能從自由的人的自由責任感當中成長起來。只
是在現在，我們德國人才開始發現自由的責任感的意義。它所信賴的是這樣一個上帝，這個上帝要求，以一種出於信仰的敢於
擔負危險的英勇去負責任的行動，對於在此過程中成了罪人的人，這個上帝允諾予以寬恕和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