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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新三届 作者: 赵东明
长相不好的解放军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抓特务是一个热门话题。
当时，有一个电影，说的是有一个瘸子，一条腿只有半截，拄拐，被公安人员抓住，从那半条腿中拽出一台发报机来。我们半张着嘴，瞪大了眼睛，几乎一起发出“啊”的惊呼，全傻了。
有时候，我常想，要是能走运碰个特务抓抓，那可就神气啦！想着想着，机会就来了。
一天，我陪着从榆树五棵树来的远房姑姑去临江门的一个市立医院看牙。候诊的时候，我眼前一亮，心里一抽，只见一个解放军，穿四个兜，是个干部，带着一个脸色腊黄的女人，混在人群里。能够引起我注意的不光他是解放军，关键是他的长相：没有额头，军帽塌在眉头上，再细看，这人下巴内收，前吻突出，不仅是雷公嘴，简直就是雷公脸。更让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小而圆，黑眼珠居中，专注一个地方的时候，直勾勾的，寻找什么的时候，滴溜溜乱转。细看还是个麻子。
看到他的一瞬间，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紧了，脑海里闪出一个念头，特务！肯定是个特务！我的判断是，解放军里没有长这么坷碜的，太不像个人样了，这模样要不是特务，这世界就不会再有特务了。再说解放军里有自己的医院，他要真是个解放军干部，干嘛放着好医院不去，跑这地方挤挤擦擦地？还有他带的那个女的，脸黄且长，不正是蝴蝶迷的样子么？我一边看，一边想，怎么办？怎么办？突然间我想起我们院赵冰伟他舅名叫李炳超的在这个医院保卫科当科长，这事正是他管。我盯了那个人一会，确认了他最后的位置，抽身就去保卫科找到了赵冰伟他舅。
我压住蹦蹦跳着的心，急切地说，李叔，有特务！赵冰伟他舅没听清，问，什么？我说，特务，有特务。他问什么特务？我把我看到的对他说了。他很不严肃，带笑不笑地说，你去吧，我一会去看看。
看赵冰伟他舅那样，好像指望不大。我赶紧跑回去一看，那个疑似特务还在，我盼着赵冰伟他舅快来，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来。眼看着那个人就要走了，我必须得主动出击。我从人群的缝隙中挤过去，挨近那个人，低声说，你不能走。他一脸诧异地看着我问，为什么？我说，你是个特务！他好像没听清，问，什么？特务？我说，对，跟我到保卫科！你要不去我可就喊啦！声音不大，但很坚决。看来他明白了我的意思，盯着我看了片刻，又扭头看了看身边的黄脸女人。眉头皱了一下，露出一丝的沮丧，前吻更显得突出，如此就越显得像特务。
我们一起上楼，拐弯，到了保卫科。赵冰伟他舅把疑似特务留在屋里，让我在外面等一会，然后关上了门。我一个人局促不安地踯躅在空旷的走廊里等着，时间过得真慢啊，我想屋子里一定很精彩，赵冰伟他舅拍桌子喝斥，那个雷公脸跪在地上磕头求饶，接下来就是抓特务的小英雄如何如何。
正思绪万千间，门开了，眼前的场面与想象完全相反，两个人说笑着握手，告别，走出几步了还挥挥手。剩下我一个站在那里，左不是，右不是，眼看着“特务”坦然而去。
回去后，我把这事和赵冰伟说了。我说我怀疑他舅好像和那个特务是一伙的。说完我们俩就干了一架。
我爸曾是疑似特务
我爸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家境凋敝。他失学后只身去长春一日本土木社（建筑公司）老板的家里当杂役，日语称其为“博役”。干了差不多一年多，家境好转后，被我大爷就是我爸的哥接回去继续念书。
我爸晚年时对我说，这家十有八九是个特务窝子，晚上常来人走动，都是单个来单个走，捂得严严实实。
后来我爸在填干部履历表的时候，把这段时间就填了个“失学”。没有写在日本人家里当杂役这码事。这就为后来事情留下了隐患。
及至到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我爸失学这一年多在什么地方？干了什么？成了疑点。单位派出两个人专程去我爸家乡榆树县调查此事。到了榆树县东胜街办事处，街道的人说，这人光复以后就参加革命了。他当孩子时候的事我们不掌握。你们还是找委里的治保主任问问吧。
不成想，委里的治保主任是我大娘，也就是我爸的嫂子。当时我大姐也在我大娘家。那两个人进屋后看见我大姐，认识。就问：你咋在这儿？我大姐知道他们是整我爸的，没好气的说，这是我家，我咋不能在这儿！你们干啥来啦？
那两个人说，找治保主任，调查赵元龙。我大娘说，我是治保主任，你们调查的是我兄弟。啥事，说吧。
那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时语塞。僵持片刻，说明了来意。我大娘说，那时就是个孩子，来家呆着来。
那两个人似有不甘，又回到街道。街道人说，我们谁也说不清，你们还得找治保主任。
就这样一来二去，两个人无奈的回去复命了。
后来，我问我爸，你当初为什么不写清楚。他说当时也没认为是个事啊。我说，那你后来为什么不说实话？他说，说了就麻烦了。我说你这个党委书记对党有二心，不忠诚。
我爸嘿然不语。片刻说，你这个犊子！
我这一辈子
我妈怀我的时候，打胎未遂。
我出生的日子是1957年6月8日。按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说法往前推算，我妈怀我的时间大约是在1956年8月前后。
科学的讲，自打我爸的精子与我妈的卵子结合形成胚胎，我的生命就开始了。所以说，打那一刻起，与我相伴相生的故事也就开始了。
我遇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一件关涉我生死存亡的大事情——我妈怀我怀到一半，居然擅自吃了打胎药。药性发作后，被我爸发现，于是又张罗着赶紧去医院保胎。我想，我妈打胎的时候，她那边翻身打滚，我这里挣扎在生死线上。兴许是我抓住了什么，才没有掉出来。听我妈说，我出生的时候，一只手紧紧抓着脐带，直到助产士掰开我的小手，脐带从我手中滑落，我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一个灰白的肉蛋儿满血复活，焕发成了粉红的婴孩儿。
啊，世界啊，历经生死劫难，我来啦！
我妈怀我打胎的这个举动肯定伤了我的元气，以至于我一生与疾病相伴。听我爸我妈说，我出生不久，生了一场病，好悬死过去。我妈看我脑袋搭拉了，一下子就晕了过去。医生说，需要母血才能救活，于是我妈的血液注进了我的脉管，我活了过来。
我妈知道我身体方面的亏欠，打小就一直变着法儿地给我补，印象最深的是吃胎盘。她曾在妇联分管妇女儿童权益工作，和产院熟，要的都是健康产妇头胎男孩的。还有从鹿场讨弄的鹿血中的一种茸状的东西给我吃……
不管怎么补，先天的不足让我打小就病病歪歪，打针吃药不断，一生都靠各种药物维持。及至到了50多岁，身体越发不堪，甚至不到年龄就放弃了工作岗位，每年冬天去海南岛养病养生。概括地说，就是活的比较勉强。
我妈怀我打胎的事，是我爸妈晚年我陪护他们的时候，他们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我报怨我妈，为什么不坚持把我打下来啊？我妈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打掉了，我上哪还有这么好的老儿子啊！说这话时候，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爱怜和幸福。
我问我妈为什么要打胎？她边思忖边说，那时候太忙啦，顾不过来呀！我爸在一边作了些补充，让我对事情有了一些了解。
我妈家庭出身不好，成分高。当年，她是带着娘胎里的原罪加入革命队伍的，所以总是和别人差那么一截儿。为了能找回这一截，和别人补齐，我妈要比别人有更多的付出。
我妈怀我的时候，正值大跃进的前奏期，也就是举国上下轰轰烈烈一天等于100天的当口。这个时候怀了我，自然跟不上这日新月异，更不要说补齐天生差的那一截儿。于是她对我选择了放弃。
其实，她不知道，那个时候她的档案里就已经被标注了“限制使用”的标签。我家有一个远房亲戚，是组织部长，管我妈叫老姨。退休后，他对我爸说了这事。我爸说，我早就知道，你老姨就是个大傻瓜。真真可怜我的妈，拿她老儿子的小命以赎她原罪之身，拼了一辈子也没有擦掉“限制使用”这个原罪的胎记。
又及：我十二岁那年，去老家榆树。一天，我大娘带我出门，走在街上，她指着前面的一个大门楼子对我说，这就是你妈的娘家。我只看了一眼，就垂下头去。接着，我跟我大娘顺着大门楼的灰砖大墙往前走，走了好长时间也走不到头。我的脑海里出现的是黄世仁、南霸天的狰狞以及从大门楼里窜出冲向乞讨者的恶狗……
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后来，我知道，我二姥爷是当地有名的兽医，是给大牲口看病的那种兽医。他挣了钱，治地盖房子，成了大户人家。后来，这座大宅院成了榆树县鞋厂，有200多人的规模，我一个堂哥家的嫂子和堂哥家的侄女就在这个鞋厂上班。可见这个大院规模之大。那个时候，在榆树县城，一提北门老王家大院，无人不知。后来，我妈和我的一个参加革命的大舅放弃了对这所宅院的继承，将其献给了国家。我舅没有放弃，文革后落实政策，得了一大笔钱。
我妈还说，他们小时候，别看家里门楼高，排场大，家里规矩多，吃饭的时候，长工可以上桌，他们女的不能上桌。过日子算计的仔细。想吃鸡蛋糕，姥姥要拿出一枚钱，交到伙房灶上。吃的时候，要拿到自己屋里吃。就这也不是想吃就吃。只能是头疼脑热的时候才有。
我曾经和我妈就一些问题作过探讨。我说，你们家是靠我二姥爷当兽医的技术挣了钱，又治地盖房，富了起来，不算什么毛病啊。她说，咋没有毛病，本质上还是剥削啊！我说，这和现在农村过得好的，还有城里人办企业发达了没有什么两样啊。她说，话啊，不能两头说，一个时候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叫剥削，现在嘛，唉——咋说呢？我没有再难为我妈，她坚信他们家那个时候是剥削，可能是她不敢不这么说。于是我想，我妈这辈子过得苦。她偶然间投胎到了一个富人家，却一辈子压着一个磨盘活得步履蹒跚，甚至连小儿子都不想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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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6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