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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订阅《武训传》引出的政治风暴
来源: 来稿 作者: 余墨渡简 
1951年，一部讲述清末乞丐武训行乞办学的电影，在刚刚建立两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引起了一场远远超出电影本身的政治风暴。
武训生于1838年，山东堂邑人，幼年贫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成年后，他长期以行乞、做零工等方式积攒钱财，置办田产，并将收入用于创办义学，让贫困儿童能够读书。到晚清时期，他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民间办学人物。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教育界对武训颇多赞誉。教育家陶行知尤其推崇其兴学精神。抗战结束后，导演孙瑜开始筹拍以武训生平为题材的电影。影片由赵丹主演，1948年开拍，一度因条件困难停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影片继续摄制，于1950年前后完成，1951年在全国上映。
影片公映之初，社会反响相当正面。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赞扬文章，一些教育工作者把武训视为献身教育的榜样。影片所表现的核心故事并不复杂：一个没有文化的穷人，因为亲身体验到文盲的痛苦，忍受屈辱、四处乞讨，最后用积累的钱兴办义学。
问题恰恰出在对这段历史应该怎样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通过长期战争建立。新的政治叙事强调，中国近代社会的根本改变不是依靠个人慈善、教育改良或者向旧统治者请求施舍，而是依靠革命推翻旧制度。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武训所代表的道路便出现了严重的政治问题：面对地主和官府，他没有反抗，而是屈服；面对贫困，他没有试图改变造成贫困的制度，而是在旧制度范围内筹钱办学。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由毛泽东撰写的重要文字，使原本围绕一部电影的文艺争论迅速改变了性质。毛泽东提出，《武训传》涉及的是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他批评武训没有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却向封建统治者低头，并认为对这种行为的歌颂实际上是否定农民革命斗争。
从这里开始，讨论的对象已不再只是电影拍得好不好，也不是武训办学有没有善意，而变成了一个更大的政治问题：中国近代究竟应该走革命道路，还是改良道路？
这是《武训传》风波真正的历史关键。
如果单纯从个人伦理看，一个穷人忍受屈辱，把毕生所得用于穷孩子读书，很难说是一件应当受到谴责的事情。后来官方党史研究本身也承认，武训行乞三十余年、兴办三所义学，其初衷具有慈善性质。但1951年的批判并没有停留在这种层次。影片被放入“革命与改良”“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的政治框架之后，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便成为政治立场的检验。
全国主要报刊很快跟进，各地文化、教育机关组织学习和批判。原来发表过赞扬文章的人纷纷检讨，文艺界也迅速调整立场。中国社会科学院后来研究这一时期时指出，《武训传》上映初期曾“好评如潮”，但在毛泽东批评之后，评论方向发生了急剧转变，一些原先肯定影片的文化界领导人也改变了意见。
随后，一支“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调查武训生平。江青以“李进”的名字参加其中。1951年7月底，《人民日报》连续刊登《武训历史调查记》，调查团成员名单中包括“李进”。现有资料能够确认江青积极参与了调查和批判，但后来流传甚广的另一种说法——即她推动批判主要是为了报复上海时期的旧相识——更多来自回忆与推测，难以作为解释整个运动的充分证据。因为真正决定批判规模和方向的，是毛泽东本人以及随后启动的全国性政治宣传体系。
孙瑜、赵丹等电影工作者因此受到巨大压力。不过在1952年，周恩来曾公开承担自己批准拍摄和放映《武训传》的责任，并表示孙瑜、赵丹只是具体工作人员，不应该承担主要责任。这至少说明，当时高层内部对于怎样处理创作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区别。
《武训传》事件的重要性，最终也不在于这部电影本身。
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影响如此广泛的思想文化批判之一，并逐渐形成一种后来屡次出现的模式：首先从文学、电影或学术作品的观点出发，继而追究作者的思想立场，再把思想问题提升为政治问题，最终要求整个知识界公开表态。
从这个意义上说，《武训传》是一道分界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许多知识分子仍习惯于把电影、历史、教育问题看作可以争论的学术文化问题。但1951年的事件显示，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一种历史解释可能不再只是“另一种观点”，而可能被认定为政治立场错误。后来官方的历史总结也承认，当时把思想认识问题提高到向“反动思想投降”的政治高度，开创了以政治批判处理思想问题的“不好的先例”。
此后的思想文化运动规模不断扩大。1954年至1955年有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和胡适思想的批判；1955年，胡风及其支持者遭到大规模政治清查；到了1957年反右运动以后，文学艺术和学术讨论与政治身份之间的界线进一步缩小。1960年代中期，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再次强化，《武训传》又被重新拿出来批判，并在“文革”中被赋予新的政治含义。
几十年之后，对这场批判的官方评价发生了明显改变。
1985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胡乔木有关这一问题的谈话，认为当年对《武训传》的批判存在“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问题。这个评价实际上已经把电影从当年的政治定性中解放出来。
回头看，《武训传》并不是一部足以改变中国电影史的杰作，它真正重要的地方，是它所遭遇的命运。
武训究竟是不是一个值得赞扬的人，完全可以讨论。他向权贵低头、依靠乞讨兴学，当然可以受到批评；他的教育方式也不可能解决晚清社会的制度问题。但是，从“他的办法不能解决社会根本问题”，推到“歌颂他的慈善行为就是反对革命”，中间跨越了一条极其重要的逻辑界线。
一个社会完全可以同时存在革命者、改革者、教育家和慈善家。要求一个19世纪的贫苦文盲承担后来革命者才具有的政治使命，本身就是把后来的政治标准倒推给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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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训传》的历史意义也正在这里：它留下的不只是一部老电影，而是一段关于思想讨论如何转变成政治运动的历史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