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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陳建源：微生物學家陳廷祚，一個有著與阿司匹林發明者同樣遭遇的人——《反右運動 55周年留言集》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已有百年歷史的阿司匹林對人類健康的貢獻家喻戶曉，而鮮有人知曉它的發明者阿圖爾·艾辛格林的悲慘遭遇。實際上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已經曼延到科學界，他們不願意承認阿司匹林的發明者是猶太人這個事實，於是便將錯就錯把發明家的桂冠戴在了霍夫曼的頭上，為了堵嘴，還把艾辛格林關進了集中營。納粹垮台後艾辛格林出獄沒過多久便飲恨離世。這樁學術腐醜聞終於在半個世紀后被一位異國學者揭穿。
無獨有偶，我的父親在他95年的人生歷程中、在他從醫70多年的生涯中，有過和這位猶太學者同樣的遭遇——在遭受反右迫害之際，重大科研成果被中央特派的強人劫奪，至今得不到官方的正名。
1958年夏收期間，四川省溫江專區農村爆發了數十萬人群感染的特大疫情，多是青壯年農民下田”三搶”時突然病倒，高燒不退，病情危重。病人每每由於咯血或肺部大出血而猝然死亡。但因患者病狀呈非典型性傳染病，致使臨床醫生和防疫專家，甚至北京上海派來的大醫生都是一籌莫展，農業生產一度陷入了停頓，甚至水陸空交通也實施了防疫管制。疫情驚動了中南海。
父親當時已被內定為右派，靠邊站等待處理，不得參与科研管理工作。加上當時的疫情是政府機密，局外人無從得知。8月14日上午，父親碰到副所長燕真，從他那裡對疫情才有所聞，得知當時醫界眾說紛紜，不知是何病。而父親敏銳地指出，這次病狀很像1957年《美國熱帶醫學和衛生雜誌》上發表的英軍士兵在馬來亞叢林作戰中的疫情那樣：因與被鼠尿污染的露水接觸，染上了鉤體病。他向燕真提出了解決方案。次日燕所長就派人給他送來了疫區12例患者的全血樣本。父親獨自一人在一棟獨立閑置房中，連夜建成了僅他一個人的”鉤端螺旋體檢驗室”。他沒有助手，設備、解剖、動物等等臟活粗活都是自己在做。連續工作，熬更守夜，飯都是媽媽做好后叫姐姐送去實驗室里的。8月16日，試驗證實，父親認為這是一次集體感染的鉤體病，方向正確！8月27日，父親首先獲得了血清學的證明。但因其准右派的身份仍不被省衛生當局接受。直至一個星期後，又分離得出導致患者肺部大出血而致死的鉤端螺旋體，才統一了認識，明確了治療方向。這期間死去的患者本不應該死的。這次導致幾十萬人發病，死亡百餘人的元兇被稱為”賴株”，系父親親手從一個叫賴安華的患者血液中分離所得，它在八十年代被荷蘭國際菌種中心作為一種新型菌株永久收藏。
在出現疫情后，查找病原體是至關重要的。1958年溫江疫情和2003年非典疫情是可比的兩起特大瘟疫。引發非典的病原體最終為境外科學家截獲，而引發溫江疫情的病原體是父親艱難取得的。他明明立了大功，可是當時他的名字和事迹完全被抹殺了。更悲慘的是，接下來父親被正式划為右派分子，那年他41歲。隨後被降職兩級，全家祖孫三代被下放。他在涪陵人民醫院檢驗科做三大常規化驗。一個曾經受過世界頂級專業訓練，師從諾貝爾獎得主的微生物學家，用他最鼎盛的年華，乾著只需中專生就可以完成的工作。
涪陵是大飢荒時的重災區，父親全身水腫，連鞋都穿不進去。我們全家吃糠咽菜熬過來了。1961年父親摘帽，回到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但還是個摘帽右派。我的哥哥品學兼優，1964年參加高考，因為是右派子女而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機會，連留在城裡當工人的權利也沒有，被迫到涼山彝族地區當了9年農民，54歲便英年早逝。
父親是官費留學生，1947年從上海乘船赴丹麥學習微生物學和免疫學，後接受中共邀請，秘密離開哥本哈根取道法國，於1950年初回到祖國，在大連生物製品研究所任總技師，兼任大連醫學院副教授。試想，如果父親是在有尊嚴、重科學、給自由的環境下從事科研工作，豈止是發現”賴株”，在他所從事的領域里必然是國際上很有聲望的科學家。可惜的是他生存的年代和所在的國家，沒有給他這個環境和機會。1949年後歸國的科學家，命運大都如此。幸虧中國有個香港！2009年，92歲的父親親自用電腦撰寫的敘事回憶錄《陳情表——建國海歸PK院士五十年》一書，在香港出版了。它首次公開披露了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那次特大瘟疫爆發時查證病原體的真相。 2012年8月23日
附錄一：陳廷祚：《陳情表》（摘錄）
1958年夏收期間，四川溫江地區爆發了一次亘古未聞、病因不明的特大疫情。在查找病原體過程中，兩位醫學家的一位長者，憑藉其官職、地位和名望，”乘人之危巧取豪奪”；另一位內定為右派的學者，即本案的申訴人，已經取得該項科研的重大成果：發現鉤體（主要是一種首次在國際上發現的賴型鉤體）為引發此次流行的主要元兇。然而，在查處該病原體之後，奉命來川核實此一重大發現的那位長者，在查證后返京，卻向中央謊報說，是他在抵達現場三天，就找到了病原體（鉤體），……這是一次缺德的掠奪，使受害人掠奪者遭到幾乎是致命的打擊。
附錄二：本文轉發者與作者的通信：
建源賢妹：成都黃一龍向令尊致敬。我是1958年因他對鈎端螺旋體流行病的研究認定而逃離死亡的數十萬病人之一。那時我已被划為右派，在四川雅安專區（鄰近溫江專區）農村被”監督勞動。于夏收時在田間突然發病高燒不起，送入雅安地區醫院后才知感染了剛被認知的鉤體病，從而獲治。如果早病十來天，會就沒命了。直到大約上世紀90年代，我在從事四川當代史研究中才從隱約的史料中看到令尊的名字和貢獻，到2011年9期的《炎黃春秋》發布了他自撰的《1958年溫江特大疫情病原體的追憶》，才略知內情。……（2018.1.12.）
黃老師：我記不住具體是哪一本官史，在最關鍵的一句話里把父親的貢獻說成了”協助”。《陳情表》里應該有。……《陳情表》的圖片說明是我寫的，書是我和父親一起編輯的。他當時學會電腦2年，但耳朵全聾，右手得靠左手摁著尚可點擊准滑鼠，握軟筆能書寫，最初的書稿事毛筆寫就的，后是他自己輸進電腦的。
他若在世，您跟他可以電腦交流。如不是住院被折騰，活過百歲應該沒問題。謝謝您。（2008.1.13.）
建源：《當代四川叢書·當代四川衛生事業》（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我是該叢書編輯部負責人之一，該書的複審）找到，涉及令尊那段送上，其中如實地記載”成都生物製品研究所技師陳廷祚才從12份病人血清中，發現10份鉤體病陽性結果。8月17日又從這些血清中分離出鉤體病病原體一株”，但同時對那位自始至終未予認同該結果的鍾惠瀾教授（見令尊《陳情表》p.24），卻稱最後經他”確認”了該結果才據以施治。可知即使到了改革開放以後，令尊的右派身份依然惡性地影響著他。不過我更懷疑的是，他當年的右派身份從”內定”變成”正式”，究竟說明當局居然將忽略了他的重大貢獻而恩將仇報呢，還是正因為有了重大貢獻而一定要把他搞臭打倒？ 因為據我所知，反右運動到了1958年應已基本結束，結尾也重在查處黨內高層右派，那時再從民主黨派的技術專家中去”內定”右派又急忙公布的事例，好像絕無僅有啊！
黃老師：我們所當時所有人員加在一起500人不到，來自大連上海重慶昆明長度，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十好幾個。我們是五七年到成都的。……爸爸到成都還是總技師，但不被重用了。……（2018.1.23.）
注： 按即正文中的”被正式划為右派分子”。
轉貼：黃一龍
主編：謝小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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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27/2018 02:30: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