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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張立偉：中美競爭中的中國劣勢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打貿易戰時中國不一定會處於下風，但”特朗普衝擊”主要是間接的，對正在轉型的中國經濟潛藏的危害很大。
——中國的優勢建立在一個障礙性體系與破壞性結構之上，局部優勢隨時會因為系統堵塞與結構坍塌而被削弱、瓦解。
——與美國競爭的中國，面臨基本法治與市場制度的巨大劣勢，但價值觀的崩壞讓中國人失去了方向和進取心。
（上）
12月18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發布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白宮在新聞稿中稱之為”新時代的新國家安全戰略”。這份文件更像是對中共透露新時代雄心的”十九大”報告做出的強烈回應：兩國同時進入一個新時代併為各自的戰略目標進行激烈競爭。但這份過度強調競爭而忽略合作的報告顯示出美國已經在逐漸失去信心。
“次貸”危機之後的美國出現一種焦慮，即中國經濟會趕超美國，這種焦慮感在過去十年隨著中國經濟與全球影響力增長而越來越強。奧巴馬總統曾對媒體表示，中國很快就會變成全球最大經濟體，”這幾乎是無可避免的”。他的表態當時引起美國輿論不滿，政治精英紛紛表示美國絕不接受做老二。
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就是以美國優先為原則扞衛”美國第一”，就像他所說，”之前美國處處為別人著想，但現在美國要為自己而活”。報告認定中俄兩個戰略競爭者是”修正主義國家”，想要摧毀美國的主導地位。這種不加掩飾的霸道，意味著美國可能會採取一切損人利己的辦法鞏固霸權地位，包括經濟上的保護主義，在朝鮮半島、中東地區、台灣等戰略敏感區域激化矛盾，讓中俄陷入地緣政治泥潭，美國則趁機推銷軍火與其他交易，享受全球動蕩帶給美國的”穩定紅利”。
經常讚歎中國成功的特朗普，似乎正在學習中國的”聰明做法”，韜光養晦，並將發展視為第一要務，認定經濟才是國家實力的基礎。特朗普試圖讓美國複製他想象中的中國發展方式與重商主義，即為了促進經濟增長，政府可以進行更多的干預，卸掉一些政策約束，比如降低環保標準、放鬆監管、減稅、鼓勵基礎設施投資、貿易保護等等，為此他拋棄了美國長期主導制定並推廣的全球遊戲規則以及”華盛頓共識”。
“十九大”報告是中國全面轉型的世紀綱領，《國家安全戰略》是美國轉型的指南針，只是兩國方向相反，中國向上走，美國向下行。至少在市場建設等方面，中國正在向美國靠近，而美國則學習中國，兩個對手相互借鑒對方的優勢，正在變得越來越像。美國從高到低可能會在短時間內釋放出更大能量，而爬坡的中國則舉步維艱。但這是一場馬拉松而不是拳擊賽。中國不應該由此動搖改革的意志，更不要被短期的衝擊所干擾。
應當說，特朗普主導的美國轉型既有內部政治鬥爭的驅動，也有經濟再平衡的需要，而後者無疑會主動或被動地衝擊中國。早在奧巴馬時代，”再平衡”就已經啟動，即美國經濟的再平衡以及中美之間的再平衡。2013年筆者在FT中文網發表的《中國經濟轉型的”美國風險”》就指出，”正在經濟轉型中的中國，在短期內將迎來美國貨幣政策調整的風險，並將長期遭受美國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
邏輯上而言，中國經濟的再平衡有利於促進中美經貿再平衡，但是，由於中國產業向高端領域升級，再加上中國經濟總量快速增長，美國擔憂中國轉型成功后，美國將喪失在高端產業及經濟規模方面的優勢地位。
不過，奧巴馬推動國內經濟結構與收入分配再平衡，主要靠倡導而不是主導，在推動中美之間的再平衡方面，則想通過制定新遊戲規則，遏制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特朗普則改用粗暴直接的手段，在國內及中美之間用”推土機”加速再平衡進程，或許他因深感規則對美國不公而不加掩飾，或者認為中美競爭時間不站在美方一邊而著急。
人們評論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總是拿他與里根的供給側革命比較，尤其是其減稅政策。里根時代面對的是滯脹難題，而特朗普需要改變的是經濟結構，實現再工業化，收斂收入分配的差距，擺脫對進口的依賴，並削減經常項目赤字。美國經濟的全球競爭力主要是矽谷與華爾街，即高科技與金融業，這是美國推動全球化的主要力量，並從中受益頗豐，但是，這些產業在美國國內並不會創造多少就業。特朗普想要改變這種結構，實現更多的自給，提高藍領階層的收入。
里根為治理滯脹實施了三項政策的組合：放鬆管制，減少政府干預；緊縮貨幣，抑制通脹；減稅。緊縮貨幣讓整個宏觀環境趨於穩定，放鬆管制釋放出更大的市場空間並鼓勵了市場競爭；在宏觀穩定與市場空間擴大的基礎上，減稅激勵了企業更新設備與投資，讓美國進入一個”大穩健”時代。這三項政策是有機的組合，美國政府的不合理管制以及長期滯脹擠壓了美國經濟增長的空間，里根成功地把空間釋放出來。
但是，特朗普時代的美國經濟已經充分自由，他能放開的管制只有環保、金融等領域，美國也不存在通脹或通縮，也就是說，美國沒有什麼被扭曲而掩藏的市場增量空間。特朗普減稅所激勵的投資，不過是他想通過貿易保護主義和基礎設施建設營造出一個相對低端的”增量市場”，即製造業的進口替代，以及由基建更新帶動的上游產業。由於美國在這些行業並不具有優勢，而且這些需求在未來的可持續存疑，那麼，其減稅政策帶來的激勵效應可能並不會太大，也不會太持久。
特朗普政策對中國的直接衝擊主要是其貿易保護政策，但兩國在打貿易戰時中國並不一定會處於下風。”特朗普衝擊”主要是間接的，對正在轉型的中國經濟潛藏的危害很大。
首先，美國短暫受到刺激的經濟可能會對中國產生虹吸效應，導致資本大規模外流。人民幣資產已經高估，收益率也不斷下降，宏觀環境與經濟預期處於比較脆弱的時期。資本外流已經是中國長期挑戰，美國因刺激經濟而導致的繁榮，可能會加速美聯儲貨幣政策緊縮進程，從而對中國資產價格與市場利率產生更大的壓力，產生系統性風險。這也是中國金融體系防風險的主要外部因素。
其次，可能會出現為避免受到貿易戰傷害進行產業轉移的現象。中國宏觀環境的不確定性以及無法抑制的成本增速，導致製造業不堪重負。中國製造業出口大部分是由貼牌生產（OEM）企業與設計代工企業（ODM）完成，它們掌握著發達國家市場的客戶資源，而後者更有技術優勢。為了避免在中美貿易戰中受到傷害，這些企業可能會將生產線轉移到成本更低而且不受美國關稅政策威脅的國家，甚至有的可能直接到美國設廠，這會加速中國一直存在的”去製造業”趨勢，未來中國想要”再製造業化”將比登天還難。
第三，世界正處於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醞釀期，如果特朗普的政策組合可以讓美國重現短期繁榮並加速技術革命與產業革命的誕生與興起，那麼，美國就會在結構轉型升級中領先一步，中國經濟轉型將遭遇極大的挑戰。里根時期放開管制與鼓勵競爭，推動軍民融合，為以互聯網為核心的信息產業革命打下了基礎。現在，美國的技術革命走在中國前列，但硬體製造主要依賴中國，一旦美國實現”再工業化”，或許美國將實現”軟硬”結合的經濟結構，鞏固其全球第一經濟大國的地位。
這一輪大國經濟改革競爭與1980年代極為相似，不過，中國面臨的挑戰類似當年美國的滯脹。中國需要通過穩定宏觀環境（控制貨幣），以及打破管制、壟斷和進一步對外開放，釋放出被擠壓的市場空間與效率，而降成本是最為關鍵的一環。現在，中美兩國市場的各自預期完全不同，美國是歡欣鼓舞的，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且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這種”轉型敘事”本身就會讓中國處於劣勢，如果不能穩定宏觀環境，不能儘快制定公平、開放的市場規則，不能改革舊的制度，不給出一個確定的政治與經濟預期，中美之間的競爭結果是顯而易見的。
（中）
經過幾十年的發展，中國已經擁有一些全球競爭優勢，比如形成了世界上中產階級人口規模最大的市場，具有全產業體系與產業集群、產業鏈的優勢，在人工智慧、大數據、新能源、金融科技等新興產業領域，中國與美國的差距正在縮小。這些優勢迫使美國加強了與中國進行競爭。
但是，中國也存在系統性的金融風險，經濟體制與市場機制嚴重抑制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中國的優勢建立在一個障礙性體系與破壞性結構之上，局部優勢隨時會因為系統堵塞與結構坍塌而被削弱、瓦解。因此，這些優勢可以為自己打氣，但不要過於認真。
中國若要推動經濟以更高效率、更高質量發展，必須讓整個市場基於明確的法律、程序之上運行，實現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保護私有財產，促進公平競爭。現在，中國經濟正在從”發展型”向”調整型”轉變，中國政府在經濟活動中扮演的角色則從”扶持型”向”管理型”轉變。”扶持型”注重的是政策效果，比如說達到增速目標；”管理型”關注的是市場效率，政府為市場守夜。
長期以來，中國是一個政府扶持的發展型經濟體，強調經濟增長目標，而不是制定經濟活動的具體法規和程序，後者只是”改革事業”的一小部分，”改革”往往被異化成讓政府可持續操控經濟完成政治目標的行為。當然，在經濟活動中起主導作用的還是宏觀調控。為了實現一個既定的增速目標（如8%），低了就刺激總需求，高了就加以抑制，頻繁修改政策。
這種過度追求短期目標的做法大大延緩了構建法律和市場監管制度的進程，甚至頻繁調控有時對已有制度和法律進行了破壞，市場稱之為”開倒車”，市場主體與市場行為被迫跟從”政策調控”而廣泛短期化。長期的宏觀調控文化導致債務不斷積累，抬高經濟宏觀槓桿率；製造大量低端過剩產能；經濟結構日益惡化；經濟成本不斷提高，生產效率越來越低，投資收益率逐漸下行；資產泡沫與金融風險與日俱增；財富分配呈現馬太效應等等。
這種效果導向且不注重規則的經濟運行方式，讓經濟管理部門天然缺乏應對重大突變的能力，各自為政的文化在面臨系統性問題時職責劃分不清，需要最高層級的官員發出指令與協調，損失了巨大的應變效率。而市場體制的優勢在於處理危機事件的應變效能，因為規則、程序以及行政職責的清晰，有助於促進對非正常事件或者突發事件的處理。在過去幾年，中國政府處理股市波動與抑制地產泡沫時已經暴露出這個弊端，而美國則能夠成功應對”次貸”危機這種百年一遇的挑戰。
中國領導人很清楚轉型的正確方向，在過去幾年先後提出不以GDP論英雄、新常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新發展理念等等，努力扭轉落後的體制與理念，並在”十九大”報告中形成為全黨的綱領。但是，要改造這個龐大體系，不僅要做思想工作，還要做組織準備，耗時太久。當前新發展理念的落實面臨巨大挑戰，因為存在一個糟糕的體制，以及正在被觸動利益的官僚體系。
供給側改革的核心應該是制度創新與制度供給，改革的目標是建立起一個能夠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體系。這不是”簡政放權”那麼簡單，效率導向不是給市場自由或減負，而是制定透明、公平的法律與規則，並時刻扞衛它們。但是，中國體制的實質不是規則和制度，而是延續兩千多年已經滲入血液的集權文化與等級文化。改革制度容易，改變精神與文化太難。
現在，中國政府繼續控制著社會方方面面，無孔不入。市場經濟是建立於法治與信用基礎之上的，假如沒有政治改革推動法治社會的建立，僅僅要求政府賦予市場主體地位，這幾乎是天方夜譚。市場不可能單獨實現和享有自由和平等，市場的獨立地位也不可能由政府賦予，而應該是法治的結果。
事實上，也正因為改革事業沒有遵循先立法設規、然後充分授權的程序，官僚體系中的改革者即使想要積极參与、落實改革決策，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也不敢發揮主觀能動性，而是僵化執行”政策條款”，因為他們擔心為試錯承擔責任。
過去幾年，中國經濟管理機制的確發生了一定的異變，這不是制度創新或者改革試錯，而是由某種動機驅動的機會主義。在2008年四萬億財政刺激計劃受到廣泛抨擊，尤其是留下了巨額地方政府債務、使得中央政府採取刺激性政策的正當性與能力受到限制之後，”宏觀調控”這個詞彙逐漸退出政府文件，拒絕大水漫灌成為”政治正確”。
但是，調控的思維依然主導，而且更加大胆。政府首先以促進經濟轉型為名鼓勵金融創新，這是在美國剛剛因金融過度創新釀下”次貸”危機之後做出的冒險性政策。金融創新釋放出了魔鬼；同樣以支持實體經濟為名刺激牛市的做法搞成了一場鬧劇，投入巨額維穩資金救市才避免了更大災難；最後，向居民部門轉移槓桿的不良動機，導致樓市出現史詩級別的泡沫，徹底摧毀了中國經濟的”穩定基礎”，並讓發展和轉型變得更加艱難。
政府避開財政約束，試圖利用金融工具與市場刺激增長的做法，被某些人利用而成為一次次巨大的投機盛宴，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掠奪性狂歡，而狂歡之後是大規模的資產轉移、資產價格暴漲、居民槓桿率大幅攀升以及經濟脫實向虛，製造了系統性的金融風險。與此同時，市場遭到史無前例的扭曲，整個市場的價值觀出現全面崩壞。
一方面，中國加速在各個領域進行頂層改革設計，包括國企改革、開放型經濟、創新驅動等等，推廣新發展理念。另一方面，市場層面”開倒車”現象越來越多，”越軌”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越來越多，市場環境遭到破壞。這種背離是如此明顯，而且長期存在，是宏觀環境動蕩以及市場預期惡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中國政府不能將其行為與改革理念統一起來，停止瞎折騰，穩定宏觀環境，安撫市場預期，改革就會不再被人信任，市場會自行潰敗。這將印證當年美國總統里根的名言，”政府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政府恰恰就是問題的所在。”
持續的宏觀動蕩嚴重衝擊了中國實體經濟的正常發展，尤其是製造業。2008年後，由於大幅刺激經濟的緣故，中國勞動力工資持續快速上漲，再加上新勞動合同法大幅增加了企業社會保障支出，人工成本無法抑制的長期上漲帶來了現實壓力以及悲觀預期。在這種背景下，宏觀環境又面臨嚴重的不確定性，包括利用金融市場刺激帶來的巨大動蕩與後遺症，匯率的波動，金融創新與”錢荒”對實體經濟的衝擊，基層在環保檢查過程中的粗暴，基層政府在財政收入減緩背景下的搜刮，去庫存、去產能引爆資產價格與原材料價格，等等。
這些行為大幅抬升了實體經濟的制度成本、人工成本與原材料成本。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的主要原因不是效率提升，同樣，其他成本的上漲也不是市場的結果，而是政府持續刺激帶來的價格扭曲。在效率沒有提升的前提下，由於寬鬆貨幣政策的緣故，要素價格被大量無效或低效投資不斷抬升，導致正常企業高成本運行，利潤率不斷降低，生產效率逐步下降，民間投資增長率出現長時間下滑，影響經濟下行，而這又會迫使政府想方設法刺激經濟，陷入惡性循環。
雖然提高成本可以倒逼企業轉型升級，但中國非正常且長期性的成本抬升不會讓企業將壓力轉為動力，”無序的大動蕩”根本沒有給企業轉型升級的機會，企業只能為活命而疲於應付，也沒有多少利潤支撐創新。雖然重視綠色發展是一個正確的決定，但是環保檢查一刀切的做法衝擊了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鏈，造成整個產業環境持續動蕩不安，削弱中國製造業的產業鏈優勢。過去幾年，政策主要關注國企扭困和新興產業創新，製造業成了沒娘的孩子。
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庫存導致房價暴漲，去產能使上游商品價格大漲，與此相對應，居民槓桿率大幅提升，企業原材料成本大幅增加。政府應該認清一個事實：市場能夠清楚感受到，政府總是選擇執行那些有利於政府、國企利益的政策，讓大眾與民營企業承擔成本。市場的這種感受是如此強烈，任由政府如何宣傳改革如何偉大都無法改變。現在，為了樹立改革事業的權威，政府應該將穩定宏觀環境和降低成本擺在與防範金融風險同樣重要的位置，實現首尾相顧。否則，在美國減稅吸引製造業的國際大背景下，對”世界工廠”地位過度自信而忽視製造業的困境，會遭遇”溫水煮青蛙”式的悲劇。
中國應該改變由政府主導投資的發展方式，改革以追求增長目標而不停調控的經濟管理方式，管住貨幣的總閘門，逐步將嚴重抑制中國經濟活力與潛力的房價降下來，改變要素壟斷導致要素價格扭曲、要素配置結構失衡的現狀，打破”成本上漲永不停”的市場預期，避免更多的企業家與工人逃離製造業。成本不停上漲、企業利潤與經濟效率不斷下行是不可持續的，這種持續數年的狀況已經侵蝕了實體經濟的健康，趁著還沒有動搖根基，亡羊補牢還來得及。
（下）
一
世界上轉型成功的非西方經濟體大都在東亞，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中國台灣等。他們都有民主制度，但民主形式、內涵與效果各不相同。而相同的是，他們都是法治社會，任何政黨、機構與個人都不能超越法律。
這些經濟體之所以能夠成功實現經濟轉型升級，有兩個基礎：一個是以法治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其次，企業廣泛參与國際競爭。法治的環境確保企業敢於進行長期的和風險比較大的創新投資，競爭的環境則激勵企業必須通過創新追趕和超越對手，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下去。中國當前推動的經濟轉型升級恰恰缺少這兩個基礎。
這些經濟體起初都參与了西方產業分工，以出口為導向開啟經濟發展道路。由於本地市場都非常小（海島或半島），企業為了擴大產品市場都會很早進入全球市場競爭。競爭促使他們不斷提高自身的質量、技術以及品牌，競爭是創新的源泉。
中國改革開放也是以勞動力比較優勢參与國際分工，實施出口導向戰略。與這些經濟體不同的是，中國有巨大的國內市場，持續30多年的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製造了龐大的需求。因此，中國製造業呈現了兩種狀態，一種是參与國際分工，處於製造業的末端，以代工為主，另一種則主要是滿足國內市場需求。
這兩種狀態都避開了國際競爭。因為代工產品的設計、創新、營銷等都不屬於中國企業，他們大部分僅負責生產，兩頭在外，生產部分沒有機會參与到創新活動中，只能通過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滿足客戶的價格需求，由於代工行業競爭激烈，因此，利潤率很低。
由於中國市場開放度不足，再加上進口商品價格因為關稅原因特別高，因此，中國企業滿足國內中低端市場的產品幾乎沒有與國外產品進行競爭的機會，一些在中國的跨國公司被本土企業的價格與營銷優勢打敗。因此，國內市場的相對封閉保護了這些中國企業，減少了來自國際同行的競爭。
中國市場需求具有多層次性，因為消費能力的限制，低端產品需求更多。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帶來的消費迭代和消費文化、習慣變化速度特別快，導致市場不確定性高，中國企業沒有壓力深化自身產品的品質和技術，而是疲於應付市場的變化。在這種環境里，中國企業很難滿足消費升級所產生的高端需求。
在中低端市場，中國企業競爭的核心是價格，誰價格低，並善於營銷包裝，誰就容易獲勝，電商的出現與普及鞏固了這一模式，並提高了價格競爭的重要性。在中國大獲成功的成功阿里巴巴、小米等就是”價格競爭”創造的勝利者，這並不光彩。而更加悲劇的是，中國國有的工程建設與設備製造企業在海外經常相互內鬥壓價，並在國內炫耀為政績。
在價格競爭過程中，中國制定的一些產品質量標準低於國際水平，再加上市場監管體系形同虛設，決定了中國企業過度追求價格競爭，導致產品質量和技術很難提升，相反，一些產品的質量不斷下降。比如中國啤酒越來越淡如水，而進口啤酒數量則大幅增長。中國的超市越來越呈現兩極化：一方是進口產品為主的高端市場，另一方是國產為主的低端市場，商業成本越來越高，導致上架商品必須降低成本，才會留有企業與商店的利潤空間。
中國全球知名的製造業公司僅有華為一家，因為華為幾乎剛一成熟就進入國際市場競爭並以全球業務為主，國際競爭的好處在於存在明確規則與技術競爭。中國機械設備行業進步也很快，因為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對機械設備進口需求大，國內企業面臨進口競爭，只能不斷以創新與技術改造進行追趕，以實現進口替代，很多時候，這種競爭帶來的進步被宣傳為為國爭光的愛國情感驅動。
通常，外部衝擊會強化企業轉型升級的壓力，從而做出長遠的戰略規劃與安排。比如日本在1970年代石油危機期間，汽車製造等行業開始了技術創新之路，到1980年代開始擁有全球競爭力。台灣半導體行業的啟動同樣來自石油危機的衝擊。1990年代亞洲金融危機對韓國、新加坡的經濟轉型有很大的塑造作用，韓國三星、LG、現代等企業提高了技術創新水平。對於中國而言，外部衝擊幾乎難以轉換為壓力，相反，由於政府以大規模的基礎設施投資應對次貸危機的影響，刺激傳統產能大幅增長，扭曲要素價格。
現在有種觀點認為，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產階級消費群體，中國企業可以靠國內市場生存和發展。這種觀念大錯特錯，在1980-1990年代日本經濟轉型升級過程中，日本電子產業就是因為過度重視國內市場以及國內標準，強調行業發展的本土化路徑，從而喪失了參与信息產業革命的機會，逐漸衰弱。如果中國企業僅僅關注國內市場，缺少國際競爭，是一種慢性自殺。
一項研究認為，某些產業的較高勞動生產率導致了出口，但是出口本身不會必然提高產業的勞動生產效率。反而是進口對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效應遠遠大於出口，這是因為，進口給本地的生產者帶來強大的競爭壓力，形成了優勝劣汰的效應，迫使他們不得不提高創新水平與生產效率。
同樣，中國服務業也因缺乏開放帶來的競爭而維持低效率狀態。2012年，中國第三產業GDP超過了第二產業。但是，服務業人均產值增速遠遠低於第二產業。如果第三產業比重越來越高，而其效率越來越低，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速與效率也會越來越低。低效率的原因是壟斷與管制，對內資外資開放度不足，尤其是中高端服務業領域，相當一部分還是由國有企業與事業單位壟斷。如果不改變這種狀態，服務業將嚴重拖累中國經濟增長潛力與增長速度。
二
與其他成功轉型國家不同的是，中國轉型是在混亂狀態進行的，這是因為，中國本來就是一個缺乏明確規則與程序的市場，也沒有穩定的價值觀，轉型會帶來更多的混亂和迷茫，從而刺激充滿焦慮的市場和人群做出更加失序的行為。事實上，從清末到1980年代，中國都在試圖建立一種有利於人民安居樂業的秩序，但一百多年的轉型過程充滿了戰爭與政治運動，中國從來沒有建立過現代秩序，因為權力從未被馴服。
改革開放后，尤其是1992年後，中國才形成一個脆弱的全民共識，那就是放棄政治鬥爭，政府與民間一起為經濟發展而努力，幸運的是，中國此時擁有了最好的外部環境，勤勞的人民也勇於付出，人們稱之為國運。但是，當舊的發展模式無以為繼並製造風險之後，混亂重新降臨。雖然從2013年開始，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制定了一個宏大的改革計劃以進行全面革新，但事實證明並不那麼容易實現。
這是因為中國自始至終都沒有建立一個基於法治的國家秩序，也沒有穩定的現代價值體系，一切與100年前並無太大區別。中國輿論經常以缺少法治與信用的”東北”預判中國未來的可能。在這個最早遭遇經濟轉型的地區，人們正在逃離，經濟正在淪陷，成為中國命運一個奇特的參照。
中國的轉型不僅僅是經濟，而是雙重任務，即建立現代政治與市場秩序，同時推進經濟轉型升級。沒有前者的實現，後者也只是空中樓閣。因為由創新驅動的經濟轉型升級，需要一個法治的自由的制度，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國試圖用老舊的政策引導的辦法實現轉型，這是南轅北轍。不管是中國政府還是中國企業，轉型就是踏踏實實修補在過去大繁榮中忽略的制度基礎，釋放出被阻礙的人民聰明才智與勞動效率，除此外沒有捷徑可走。
現在，最大的挑戰是政府面臨信用喪失的風險，即言行不一，說與做並不一致，並表現出更明顯的”隨心所欲”。政府可以用暴力手段將合法公民驅趕出居所，並且是在寒冷的冬夜，沒有人為破壞財產的暴力承擔法律責任。政府試圖通過重新審判一些關於財產權與知識產權的案件幫助人們重建信心。但是，在有關《紅色娘子軍》知識產權的判決爭議中，掌握法律最終審判權的最高法院的微博卻因為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被刪除。政府每一次努力樹立信用，都會有部門非常及時地去破壞這種努力，而且這種自相矛盾的事例從來沒有一個最終裁判者加以糾正。
同樣，中國企業也普遍缺乏一種基本的商業價值觀，即把產品和服務做好，而是將如何賺錢作為目標，唯利是圖。中國企業家在本質上更接近生意人，有一種財富饑渴症。這種由原始貪慾驅動的商業文化在發展初期可以是一股促進增長的洪流，但在強調創造性以及精細化的經濟轉型升級階段，在生產銷售監管的立法、執行方面如果不能及時跟上，不能對唯利是圖的力量加以約束，導向質量與技術競爭，那麼，這種力量就會對轉型升級構成環境破壞。
然而，此時政府又通過金融創新釋放出原始的金融資本主義，貪慾驅動的資本幾乎淹沒了一切，投機炒作大行其道。在轉型升級階段，原本需要建立新秩序的中國政府，其經濟政策與經濟行為表現出更強的機會主義，激發出更多的市場之惡，遍地高利貸、金融詐騙、地產泡沫，金融機構也樂於投機套利。
在國際上，中國企業的價格戰策略以及政府產業扶持政策被認為是”不公平的競爭”，儘管西方國家拒絕承認中國為市場經濟國家存在很大的政治原因，但是，缺乏對國際規則的尊重的確製造了麻煩。現在WTO基本癱瘓，美國總統特朗普也變成一個模仿中國的壞小子。過度自信的中國在走向世界的時候，經常被視為一個規則的破壞者，中國發展受益於過去穩定的規則與秩序，毫無疑問，秩序與規則遭受破壞對中國的轉型發展極為不利。
三
中國對創新如此渴望與重視，依據中國的政治傳統與市場文化，創新最終會被概念化並加以消費，就像中國將納米、量子等概念全部商品化一樣。中國推動創新的方式以及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實際上不利於創新活動。創新是一個不斷試錯而且要有耐心的事業，必須有冒險精神與坐冷板凳的毅力，而不是急功近利的刺激。
首先，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無疑是正確的選擇，但創新不能狹義地定性為新興產業與新技術領域，並加以各種刺激。當政府用政策招數培育新興產業的時候，會對正常的創新生態產生衝擊。
比如，已有領先企業專註某項技術創新時，政府出台各種補貼扶持與產業規劃政策，會吸引大量行業外的投機者湧入套取財政補貼，或者利用概念在資本市場炒作，或者用低價強佔市場然後出售公司套現，等等。大量資本的湧入會稀釋掉優勢企業的人才資源，市場也會大打價格戰，削弱優勢企業的盈利能力並影響創新資本的投入，動搖整個行業穩定的發展環境，這不是競爭，而是破壞。比如，中國現在突然冒出數百家企業機器人企業，而真正能夠生產的僅有幾家。
再比如中央政府以扶持資金的方式鼓勵半導體行業發展，產業升級也是政績考核的內容，結果當前低端半導體技術投資在全國遍地開花，很快就會出現產能嚴重過剩的泡沫。就像當年中國政府鼓勵太陽能企業一樣，最終以價格戰和大量企業倒閉、大量不良債務收尾。
中國現有政績考核體系驅動地方政府樂於進行重大的高科技的設備投資，而不在乎重複建設與技術水平，人才短缺與培養也不是政府關注的問題，產業鏈上的中小企業不入政府法眼。這種導向充滿功利主義，而不是真正地促進企業創新生態改善與產業集群的發展。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后的1995年曾出台《科學技術基本法》，並據此每年在科學技術研發領域投入大量財政資金，但事後證明，這些資金基本沒有產生有價值的作用。這是因為，創新活動屬於企業家對於市場的判斷和反應，應由企業家主導，政府提供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及有利於全社會參与創新的制度。產業扶持政策在一個國家製造業起飛階段可能有用，但在市場創新階段很難起作用，相反，可能形成某種干擾。
事實上，補貼政策對創新毫無意義，如果將這些補貼轉換為降稅，那麼，受益者將是那些競爭力最強的企業，而投機者則難以套利。補貼扭曲了市場正常運行，扭曲了地方政府的行為，引起國際爭端，有百害而無一利。但脫胎于計劃經濟的中國政府長期的工作方法就是”規劃+給錢”，在政府規定的跑道競賽。所以，經濟轉型升級最大的障礙是政府無法轉型升級，政府趨利就信仰利益刺激，而不是建立規則讓大家公平競爭，自由創造。
其次，中國大規模創新投入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國家重點戰略項目，如大飛機、航空發動機、高鐵、北斗導航、量子衛星等；另一部分是商業模式創新。前者依靠國家財政力量的創新並不能代表中國製造業普遍落後且創新匱乏的局面，而後者由風險資金推動的創新則讓中國陷入類似1980年代靠”點子”忽悠的時代，沒有太多商業經驗的年輕人好高騖遠，夢想一夜暴富，到處都是創業的號角，蠱惑很多人無法腳踏實地的工作。
矽谷的創新是技術創新，大都為了個人理想和改變人類生活方式，中國的創新主要是商業模式拷貝和創新，為了”實現財務自由”，上市、套現等。美國矽谷大佬投資于技術研發，中國大佬則進行激烈的商業圈地競爭，比如百度送外賣，阿里賣海鮮。
中國市場存在太多跨界機會和誘惑，因此，更像生意人的企業家最喜歡規模擴張與多元化經營。比如聯想集團在過去的幾十年間，互聯網、地產、PE、智能手機、人工智慧等熱點都積极參与，聯想主業則並沒有多少技術進步，晶元、內存、操作系統等PC行業的核心技術一個都沒有學會。這是中國企業的一個縮影，過去10年它們擁有轉型升級的時機，但都忙於圈地，搞金融、地產與資本運作。
創新不是什麼高大上的概念，它是一種勇於進取的精神以及參与競爭的活動，它是製造業艱苦尋找出路度過難關的過程，它不應該只是政府或媒體口中那些高大上的產業和技術，更應該關注存量製造業的技術升級與效率提升。中國輿論對創新精神產生了誤導，製造了太多概念，傳遞一種急功近利的行為模式。而市場則利用這種”概念”泛濫進行高強度的投機，再加上政府對所謂創新活動的包容，形成了一種壯麗的奇觀：真正的實體經濟倍受摧殘，而打著創新旗號的投機活動大行其道。
其三，轉型的本質是人的轉型，只有人轉變才能推動經濟轉變。中國在這方面具有天然劣勢，首先，中國企業家大都出身工人、農民或幹部，從國內市場低端做起，又沒有國際競爭帶來的視野與格局，自己本身就不知道往哪裡升級。日韓以及中國台灣從事製造的企業家，大部分是國際名牌大學畢業，熟悉技術前沿與國際環境。中國的”企二代”也大都不願意參与家族企業管理，更願意從事資本運作等”高大上”的工作，調查顯示，他們甚至大部分不願意接班。
現在，中國勞動力正在逃離製造業，當送外賣可以每月收入七八千元時，幾乎沒有人願意從事高強度低工資的製造業。製造業勞動力本身存在招聘難，而企業轉型升級后更缺乏技術人才，比如用自動化設備取代人工之後，操作並維護這些設備的人很難招到。而企業也不願意進行人才培訓，因為製造業工人頻繁跳槽與人才流失都比較嚴重。北京大學的一項調查就發現，人工成本過高與轉型升級所需要的人才缺乏是當前製造業的兩大困境。
中國的互聯網管制政策又在轉型期間將中國科研人員、企業家等擋在了國際互聯網之外，讓他們無法及時了解世界前沿的技術發展、市場信息，更無法溝通和學習。這會阻礙中國參与創新的企業家、科技人員更新知識，拉大與國際創新前沿的差距。
其四，人的轉變需要價值觀引導，但是中國社會價值觀與行為在過去幾年迅速且普遍短期化、投機化。政府沒有去創建一個公平公開公正的機制，而是用一個又一個的短期政策試圖控制經濟的增長、穩定與創新。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表現出高度的利己主義以及機會主義，是中國道德惡化的源頭。
整個社會處於一種烏煙瘴氣的氛圍。在地產領域，人們信奉”京滬永遠漲”；在互聯網領域，各種缺乏底線的眼球經濟與流量決定勝負；在影視產業，”小鮮肉”與”顏值”就是成功的本錢；互聯網金融不少等於持牌的金融詐騙，有著名企業家喊出，”清華北大不如膽子大”；基於過度用力表演性質的網紅模式開始由娛樂圈向經濟圈、學術圈等嚴肅領域蔓延，一些不學無術的”網紅”被政府所認可。這些都強化了只有參与”作惡”才能名利雙收的價值理念。
一些企業家、創業者、證券分析師、自媒體經常發布一些過於誇張的觀點。輿論市場上，這些投機者利用和消費”轉型恐慌”，不斷製造”焦慮”，推銷雞湯，形成了一種新的宗教形態，由大量不明真相的粉絲供養”教主”。中國政府過於隨意的行為又會”配合”他們的演出並擴大他們的市場，陷入一種惡性循環，讓焦慮、迷茫的氣氛越來越濃。按照正常的價值體系，一個合格的公民與社會應該是遵紀守法、勤勞、誠實、有愛心、不走捷徑、有正義感的，但在中國，人們已經普遍不再信任這些美好的品質是必須的，是底線，是公民基本的素質。
現在，年輕一代沉迷於遊戲，大街小巷充斥著各種信貸廣告支持年輕人透支消費，很多人心安理得地消耗老人的積蓄，”宅文化”、”喪文化”、”佛系文化”、”小鮮肉”等現象噴涌。在過去，普遍擁有苦難經歷的民眾改善家族生活與命運的強大動力，與政府為經濟發展而採取的動員形成了一種共識與力量，成就了中國經濟奇迹。而現在，沒有經歷短缺與貧窮的新生代，在家庭還不足夠富裕的情況下已經失去奮鬥的動力。
與美國競爭的中國，面臨基本法治與市場制度的巨大劣勢，價值觀的崩壞讓中國人就像熱鍋上的螞蟻失去方向。人們失去了進取心，或者說進取的道路受阻，精英因為政治原因或經濟前景而恐慌、移民，年輕一代更加嬌嫩，社會充滿投機。
當然，外國人經常讚歎古老中國所具有的韌性與生命力。我們應該從一個更長的歷史視角判斷中國轉型，這種看似褒揚的觀點被一些中國人自認為是文明優勢。而實際上，這隻是說明中國人具有承受苦難的巨大忍耐力。中國人習慣接受失敗，而不是爭取勝利，因為過去兩千多年中國不停重複，而在過去一百多年的轉型過程中，也只有近20多年穩定時期發展經濟，這是一種幸運和奇迹。如果中國不建立一個基於法治的現代文明制度，這種奇迹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將很可能只是曇花一現。
（注：作者是資深財經媒體人。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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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16/2018 09:12:00 下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