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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討論反腐敗開始之前，首先需要搞清楚腐敗是什麼，腐敗現象有幾種？一種是掌握權力但是不承擔責任。尤其是在重大政策、重大投資決策的時候，對投資方向，包括數千萬甚至幾億、幾十億的投資錯誤不承擔責任，當官不受影響，甚至還可以易地升職。一種是公款消費，以沒有往自己兜里裝而安然無事、心安理得。三是貪污分贓，或是權錢交易、以錢謀私。第一種禍害最大，第二種最為普遍，第三種腐蝕性最強。
        凡是身處腐敗與反腐敗鬥爭場所里的人，都知道存在這兩種情況：一，你要是不腐敗、獨善其身，就很難取得周圍同事的信任，你就是另類，因為你隨時都可能成為揭露他們腐敗的證人。二，反腐敗比腐敗難。這些都是腐敗已經實際成為制度化傾向的最好說明。




        那解決的出路在哪裡？一種是在黨內以從嚴治黨予以解決，看看歷史經驗教訓就知道效果如何。黨執政已經69年，上述種種腐敗從來就沒有少過，整風整黨整過多少次，問題解決了嗎？不要說泛濫成災的強迫命令，基層的捆綁打罵，就連大鍊鋼鐵、大躍進、人民公社所帶來的巨大浪費和造成非正常死亡數千萬人的嚴重後果，又有誰為此真正負過責任？都能把經驗教訓分析清楚。不要說負責任，就連真相都要極力隱瞞幾十年，而我們還要感恩戴德偉大光榮正確。在約二十年之前已經統計過，自建政以來，黨中央、國務院頒布過怎麼接待、吃飯標準的文件就有二百多個，形式夠律己從嚴的吧，但是起作用嗎？要是起作用的話何至於要頒發二百多次，更不要說瀆職追責這種事情。
        從世界各國反腐敗的成功經驗來看，制度的制定不是關鍵，關鍵在於建設正義至上的社會氛圍，公開透明的嚴格執法，再加上強大的社會輿論、群眾監督。總之成功反腐必須社會化，靠黨內的從嚴治黨是不行的。
        《國際歌》的歌詞里有一句"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新世界全靠我們自己"。這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才是成立共產黨的初心，才與馬克思主義所闡明的歷史唯物主義當中，群眾階級政黨領袖關係相一致。也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引下，"為人民服務"的口號已經到了改為"讓人民為自己服務"。而最能體現"讓人民為自己服務"的社會形態就是社會自治。這已被二戰後，世界上三種主要社會形態的社會實踐所證明。自由資本主義出於追求效率的，在專業化、社會化的前提，由於社會自治基礎的存在形成社會民主主義社會；而走進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社會黨人（第二國際），出於社會正義、工人運動，推動了社會自治的建設，並以此為基礎成功建設了民主社會主義社會，即創造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學說；同時傳統社會主義社會要麼是被國民所拋棄，要麼是必須改革才能繼續，這說明體制的不可持續，是失敗的表現。這三種社會形態的實踐結果證明，現代社會主義社會，必須以社會市場經濟為基礎，以社會自治為主體。只有如此才可能體現"人民為自己服務"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徵。現在已經說晚了，缺乏社會自治條件下共產黨的"為人民服務"口號，往往成為強迫人民接受"服務"的說辭。歷史的進步要求"為人民服務"的口號轉變為"讓人民為自己服務"。




          我們現行的體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等方面的內容，其主要來源是1949年之前我黨實行28年新式農民革命戰爭方式，其思想集中表達為毛澤東思想，即被人們俗稱為溝馬派，山溝里出現的中國化馬克思主義。體制借鑒前蘇聯還是次要的。況且我們濃厚的農民色彩還與前蘇聯體制的工業色彩發生很多衝突，所以在"學習蘇聯老大哥"浪潮之後，頻頻出現了反教條主義運動，其實就是反不符合農民色彩的工業色彩。歷史已經證明，新式農民革命戰爭方式完全適合以少勝多、以弱勝強奪取全國政權武裝鬥爭的需要。但是在掌握政權之後，進入和平建設的歷史階段，由於歷史新使命的需要，體制就存在從革命轉向建設的歷史性任務。但是毛澤東這種傑出的農民革命領袖不具備實現這種歷史性轉變的知識結構和性格、氣質。但是他在邏輯上明白這種轉變的必要性，所以在建政之後，也曾在短時期里嘗試，但是太彆扭，更重要的是這種轉變與農民革命領袖在掌握政權之後的歷史性歸宿（皇權）形成根本性衝突，於是毛澤東就把這種與農民革命戰爭方式在體制特徵各方面都完全相反的和平建設方式說成是修正主義予以不予餘力的打擊。而且毛澤東最後的思想歸宿，不但要回歸農民革命戰爭方式，而且由於農民革命掌握政權之後不可避免的歷史性復歸（特權官僚、封閉社會、皇權體制），還要在體制內克服體制弊病，於是搞出了個"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思想，為此發動了文化大革命，這一套思想的本質是從新式農民革命戰爭方式退至小農絕對平等平均軍事烏托邦。事實證明無論是文革前的十七年，還是文革十年的社會實踐，毛澤東都是失敗的。毛澤東的主要社會角色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責任是通過政治活動實現社會的進步發展。毛澤東在取得實現社會進步發展的政權條件的歷史階段是成功的，但是這件事情的本身還不是社會發展進步，我們過去把它說成是民主革命，這是錯誤的。你看這場革命一旦掌握政權，它就滑向農民革命的歷史歸宿（周期律）。這就無可辯駁的說明了新式農民革命不是民主革命。毛澤東在掌握政權之後應該完成的體制的歷史性轉變也沒有完成。
        今天我們對於奪取政權和掌握政權這兩個歷史階段的關係，需要予以歷史性的解讀，因為這關係到解讀毛澤東，解讀現存體制與改革的再起步。
        奪取政權不是社會發展進步，只不過是取得發展進步的政權條件，所以革命戰爭方式是實現目的手段之一，而真正實現目的（見真章）的是和平建設歷史階段。所以奪取政權歷史階段是從，掌握政權歷史階段是主，從是為主服務的。政治本質的表達在於"主"歷史階段。毛澤東"進京趕"的結果是既沒有實現方式的歷史性轉變，也沒有實現社會的進步發展，反倒是把已經不適應社會進步的農民革命戰爭方式更加拉向倒退。毛澤東是出於民粹（事出有因）加皇權（歷史歸宿）把社會拉向倒退的典型。當然新式農民革命戰爭方式即人民戰爭，無疑是中國對於軍事學科的歷史性貢獻，是共產黨中國對於這種新戰爭樣式最全面最深刻實踐和總結，毛澤東在其中起到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此也需要予以客觀準確的認識。但這不是社會發展、歷史進步（目的）的主導性因素，只是手段而已。如果非要以手段替代目的，說什麼"革命萬能）那最後的結果一定是以行政化、軍事化替代社會化，形成革命名義的專制與封閉。




        原本改革開放的本質就是要實現農民革命戰爭方式向和平建設方式的歷史性轉變，這一歷史性轉變本應在1949年開始，到改革開放時已經推遲了近三十年。但是由於改革開放的主導者，基本都是新式農民革命戰爭方式的創造參与者，受此局限，他們不可能實行全面的體制改革。他們在通行於世界，可以帶來國強民富的和平建設方式和農民革命戰爭方式之間徘徊，也為不真正了解什麼是社會主義而猶豫，正是這種局面導致四十年改革開放實行了"兩個堅持"的路線並帶來了"嚴重的雙向發展"局面。歷史性轉變又被半推半就的推遲了四十年。
        無論是社會實踐的實際結果還是社會發展、歷史進步的客觀規律都要求改革開放要實現體制的全面轉變再起步。
        呂  朴  2018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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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12/20/2018 11:23:00 上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