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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澤東的騙術及反人類罪》第三十八章
季鵬
林彪與毛：兩惡相逢“痞”者勝（上）
1970年8月的九屆二中全會（第三次廬山會議）之後，林彪逐步看清了毛澤東要逼他讓出“接班人”位置的陰謀，他憤憤地跟家人說：“你們不覺得他（指毛）像個痞子嗎？太像了！如果我將來輸給他，只會輸在我的痞子勁頭不夠上。”這話後來應驗了，林彪果然輸給了毛澤東。
林彪敗在毛澤東手上，有諸多的原因，其中也包括“痞勁不夠”上。所謂“痞”，既包括耍陰謀、玩權術，更包括耍流氓、無賴、出爾反爾、過河拆橋、栽贓誣陷、倒打一耙等等。總之是，為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沒有底線，不按規矩出牌。這些都是毛澤東的看家本領。林彪逢君之惡，也學得不少，然而仍然只是入得其藩籬，未至奧堂，所以師徒一交手，徒弟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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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靠對毛大擁大順發跡，青出於藍卻不能勝於藍
經過文革的人都對毛、林的“親密關係”有深刻的印象，每有重大的活動，林彪總是靠後半步在毛左右，手持“紅寶書”（毛的語錄本），像影子一樣不離不棄；報紙上更是天天毛、林並提：“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副主席……”。喊口號、寫標語有固定的格式：“祝最敬愛的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敬愛的林副主席永遠健康！”
在1971年“9.13”事件公布之前，中國的老百姓和絕大多數幹部是絕對相信毛與林是“親密戰友”的。913突然一聲巨響，林彪摔死在溫都爾汗，弄得全國人民目瞪口呆，張口結舌，幾個月沒有回過神來……
溫都爾汗那一聲巨響，也炸醒了中國人民的迷夢，撕開了中國鐵幕政治的一角，毛與林的神話破滅了。從此毛與林的關係成了中國人民甚至全世界感興趣的一個話題。但要說清楚這個話題，卻不甚容易。
關於林、毛關係，要從遠一點談起。
林彪是毛手下著名的戰將，在十大元帥中排名第三，以戰功論則居首位，這些都是不必多述的事實。
但是，隨著戰爭的結束，軍事的重要性相對下降，特別是因為林彪以病為由辭去了領兵赴朝作戰的重任，這不能不在毛澤和中共高層的心目中投下一絲陰影。而林彪 是個心高氣傲之人，他也不能長久蟄伏。建國后安靜的環境使他有條件和時間來思考自己的後半生，如何再度出人頭地成了他思考的主題。
這期間沒有什麼可供參考的資料，但我們仍可從林彪的行動中推斷林彪的策略，這個策略就是通過對毛澤東的大擁大順來獲取毛的信任和仕途的飈升。
林彪不能不考慮到，從1945年的中共七大以來，凡是對毛大吹特吹、大擁大順者，就能受到特別的提拔重用，劉少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這是一條終南捷徑。特別在進入和平時期以後，沒有仗打了，不能再靠戰功升遷，如果比拼搞經濟建設的能力，這不是林的強項，他的“病體”也不允許他拚命去工作。而對毛表現忠誠、大吹大捧則不要什麼本錢，也不要什麼本亊，能堅決做到無論在什麼情況下、無論對什麼人、對什麼事，都認準唯毛命是從，唯毛之馬首是瞻，並把毛的思想、指示無限吹噓就行了（當然，這需要“黑厚”功夫）。想清楚后林彪就堅決踐行之。
林彪做得非常成功，仕途一路飈升，他從建國初期一個中央委員，1955年5月被提拔為政治局委員，1958年又增選為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可謂一路順風、青雲直上。
第一次將自己的“捧毛”心得公之於眾的是1959年7月廬山會議上林彪對彭德懷的批判。廬山會議起初毛並未叫林彪參加。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的“萬言書”放到毛澤東的案頭以後，18日毛突召林彪上山，兩人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密談，旋即林彪下山，根據毛的命令進行相關“部署”，以防不側。所以，後來毛在山上才那麼放心對彭德懷進行鬥爭。
7月28日，林彪再度上山，這次是參加對彭德懷的批判。7月31日和8月1日，由毛親自主持以常委擴大會議的形式對彭德懷進行“幫助”。8月1日的會上，在朱德發言時被毛澤東以“隔靴撓癢”的比喻停止之後，林彪登場。林彪聲色俱厲、提綱挈領式以“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馮玉祥式的人物”開場，令全場人員心頭一震，立即將彭德懷的問題提升了一個檔次，使毛澤東大感欣慰。
接下來的發言中，林彪曆數彭德懷的“個人野心”，“目空一切”，“個人英雄主義”， 直說：“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你我離得很遠，不要打這個主意”，“你我都是丘八”。既批了彭德懷，又捧了毛澤東。於是聖心大悅。
扳倒彭德懷之後，毛立命林彪接任彭德懷的國防部長，主持軍委工作，成為僅次於毛的實權派。林成成了廬山會議的最大受益者。
廬山會議的表演只不過是小試牛刀。只是這更堅定了林彪對毛大吹大捧、大擁大順的決心。
接下來是林彪在七千人大會上石破天驚、扭轉乾坤的講話。
這是令毛澤東刻骨銘心的一次會議。會上，劉少奇離開講稿大談自己對大躍進的體會，用親自的調查否定了毛關於大躍進大死人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災害，自然災害與政策失誤是“七三開”， 即“七分天災，三分人禍”的定調。劉把它倒轉過來，說成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是不指名地揭露了毛的謊言，打了毛的臉。這對於自命一貫正確、神聖不可侵犯的毛澤東來說簡直是大逆不道！是右派翻天！更要命的是劉的講話得到與會各級幹部的擁護，產生了普遍的共鳴，眼看“輿論”向劉一邊倒去，把之前周恩來、鄧小平、陳伯達為他粉飾、攬過表功的一堆好話都掩沒了。
為了反擊劉少奇的“叛逆”之舉，同時也是為了觀察其他常委在關鍵時刻的表現，毛命令每個常委都要發言。
林彪第一個發言。他的講話起到了給後續者“定調”的作用，所以特別引人注目。果然，林彪出口不凡，他提出的一些觀點、說法，令在場者大跌眼鏡！
林彪的講話長達三個鐘頭，講了兩個大問題，即軍事問題和黨的問題。他也是拋開了秘書班子連夜為他起草的講稿即興演講的，其中最令人矚目的是他關於三年大躍進的說法。簡單地說，林彪在這篇講話中充分展現了他“學毛著”的成果，很好地運用顛倒是非、混淆黑白、指鹿為馬等毛的慣用技倆，做到理直氣壯說謊，名正言順行騙。
他首先充分肯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以及三年大躍進以來取得的“偉大成績”。林彪說：“三面紅旗是中國革命發展中的創造，是人民的創造，是黨的創造。雖然去年、今年生產的東西比主觀的過大、過快的指標有些差距，但與過去相比、同各國比，就是大躍進。近三年以來，我們國家在某些地方發生一些困難，這種困難是各方面原因造成的。特大自然災害，連續的自然災害，有些地方也遭到了毀滅性的災害，這給了我們不可逃避的困難。我們工作也有一些錯誤，可是這隻是工作上的錯誤而已，而不是路線上的錯誤。”
你看，大躍進以來造成的幾千萬生靈塗炭，屍積盈野、全面的經濟倒退和全國人民忍飢耐寒苦撐了三年多的大災難，就這樣被林彪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去了。
不但如此，林彪還有更“精彩”的理論在後頭。他說：“我們在物質方面、工業生產、農業生產方面減少了一些收入，可我們在精神方面得到很大的收入。我們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方面，這種得的方面的作用，暫時還看不清楚，我們應該相信，我們所得到的經驗，將要發揮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學生付學費一樣，學習出來以後的作用就很大了。一個小孩子，從小學起，一直到大學畢業，十七八年的時間，他什麼也沒有生產出來，相反的盡吃、盡穿。但是他學了以後，就會起很大作用。如果沒有付出哪一點物質和時間，不讓他學那麼一下，他就不行。”
在這裏，林彪把“付學費”的理論加以肆意扭曲、放大，四五千萬人民的生命，全國人民的“饑寒交迫”，國民經濟臨近崩潰都變成必須付出的“學費”了，而且這個學費不付還不行，“不付”就“不行”。
於是，大躍進“失敗有理、有利論”就出籠了。本來，近一年多以來人人都被大躍進慘敗造成的局面壓得喘不過起來，連毛澤東本人也承認犯了錯誤，闖了大禍。可經林彪這麼一說，錯誤——應該說是犯罪——變成了寶貴的經驗，變成了必須的付出。這等於給毛打了一針強心劑，毛一下感到了揚眉吐氣了，渾身舒泰了。
這還不夠，林彪還要給毛意外的驚喜，接下去他說了一段可載入史冊、可留給後世“馬屁精”們作經典教材的話，也是專門說給毛聽的話：
“在困難時期，要更加依靠黨中央的領導，更加依靠毛主席的領導。只有這樣才更容易克服困難，事實證明，這些困難，恰恰是由於我們很多事情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而造成的，如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如果都聽毛主席的話，那麼，困難會小得多，彎路就會小得一些。……正確的東西，是唯物主義，是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的優點是多方面的。我個人幾十年來的體會，他突出的優點是實際，總是與實際八九不離十，總是在實際的周圍，圍繞著實際，不脫離實際。比我們某些同志只是一股蠻勁不同，也與我們某些同志沒有勁、不振作，沒有大的打算更不同。我們的世界觀中，最主要的是唯物主義，這就是尊重實際，實事求是調查研究，把主觀條件、客觀條件綜合起來辦事。過去工作搞得好的時候，正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凡是毛主席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擾時，就會出毛病。幾十年的歷史，就是這個歷史。因此，在困難時期，黨更需要團結，越要跟著毛主席走，只有這樣，黨才能夠從勝利走向勝利，國家才能更好起來。”
這裏，林彪將毛思想學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了：由於大家不按毛的號召去高舉三面紅旗，去搞大躍進，所以才造成今天有點困難的局面；毛是那麼“實事求是”， 本來一畝水稻打幾千斤、幾萬斤“八九不離十”， 可下面的幹部說能打十幾萬、幾十萬斤，所以才造成浮夸風、謊報鳳，才造出“過大過快”的指標；一個縣一天產鐵20萬噸，那是由於毛澤東思想得到貫徹的成績，可煉出來的都是不能用的“鐵砣子”廢品，那是因為毛澤東思想受到了“干擾”的結果；彭德懷在廬山上“萬言書”，破壞了黨的團結，所以大躍進中才出現了一些偏差，虧得毛痛擊了彭的右傾機會主義，力挽狂瀾，才取得今天這樣偉大的成績……（但他始終不提鋨死人之亊，可見他知道此乃毛的禁區）
林彪將毛思想玩得有如萬能魔杖，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一口氣講了三個鐘頭，連毛本人都佩服了，一時興高采烈得幾乎不能把持。林一講畢，毛便帶頭鼓掌，並抑制不住內心的喜悅說：“林彪同志講了一篇很好的講話……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給你一個星期、半個月搞出來。”
原來留在毛心中的陰影一掃而光，又眉飛色舞，氣壯如牛了。
有林彪開了好頭，接下去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的發言便有了榜樣，特別是林彪提醒大家要搞好全黨團結，這個：“全黨的團結”是中共中央內部的“密話”，人人都懂得它的意思就是要無條件擁護毛，聽毛的話，因為毛就是“大局”，就是“全黨”。所以，周恩來、朱德、鄧小平等人的發言一個比一個“左”，一個比一個調子高。逗得毛開心笑地了。現在我們看見的毛在七千人大會上的照片，很像彌勒佛似的笑容可掬，可能就是在聽了林彪發言后抓拍的。只是，此時全國幾億人民已經餓得面黃肌瘦、骨立如柴，而毛卻如此腦滿腸肥，胖得流油。實在是對毛宣布“不吃肉”、與全國人民共度時艱的莫大諷刺！
林彪七千人大會的講話奠定了自己後來“二把手”地位的基礎。1965年11月28日，毛澤東在上海接見當時柬埔寨首相朗諾，參加旁聽的羅瑞卿隨後對毛說：“我準備明天到蘇州去看看林總。”其時毛已決定發動文革，但還沒想要打倒羅瑞卿，所以爽快地對羅說：“去看看也好。要他好好地保養，要保養得像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一樣，能夠做三個鐘頭的報告。”可見，毛對林那次講話印象之深、之佳！
毛後來之所以選擇林彪作他發動文革的夥伴、副統帥、接班人，不僅因為林是國防部長，更因為毛認定林在所有大員中對自己最忠誠、最能體會他的意思，林在七千人大會上那次講話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從林彪方面來說，那次講話也使他特別有成就感，得到毛的當場讚許，后又印發至全黨、全軍學習，這在別的大員沒有先例。吃到甜頭之後的林更加堅定了對毛大吹大捧、大擁大順的“既定方針”。
林彪代替彭德懷主管全軍之後，領會了毛急切地想要在全國掀起對他的個人崇拜的心愿，於是決心讓軍隊成為實現毛的這一心愿的先鋒、樣板。
當時中共黨內已經形成了擁毛、吹毛的大合唱，各路大員都看中了這既是一條保護自己、也是向上爬的終南捷徑，無不使出渾身數解，爭相提高調門，以博取毛皇的青睞。這種情況下，林要在這方面出人頭地並不是容易的事。林彪的辦法是出奇制勝，獨闢蹊徑，他提出的“學毛著”， 並且以毛著的精神去推廣“學毛著”就是這方面的創舉。
毛的最大特點是什麼呢? 這點林內心清椘，那就是毛的“痞勁”。這是一種流氓地痞與無行文人、加上軍閥惡霸的混合物，其中起核心作用的是流氓地痞氣質，即混賬、無賴加“厚黑精神”。這是一般人學不來的。而要在吹捧毛方面奪冠，亦非易亊。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毛提出要搞“正確的個人崇拜”，中共大員立即響應，紛紛當場“獻技”。劉少奇說：
“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應該說是可以學到的，不是‘高山仰止’，不是高不可攀的。”
陶鑄言簡意賅：“對主席就是要迷信”。
柯慶施以“我們相信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摘取了這場比賽的桂冠。
表面地看，這些人的厚黑和吹捧“水平”已經夠高了，但是你仔細一看就會明白，這些言辭儘管已夠 肉麻，但仍然是“文人”的語言，文人的語言只能到此為止了。而且，有些話還不宜作對外宣傳。
林要對毛大吹大捧，要超越同儕，就不能走這條老路，他得另闢蹊徑。他從具體問題入手，不是空洞地說要對毛“崇拜”、“迷信”；而且，在語言運用方面要徹底通俗化，“工農化”。實質上就是把學毛著粗鄙化、庸俗化、萬能化，走江湖游醫賣膏藥的路子。比如：
“對毛主席著作的學習，要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學用結合，急用先學，立竿見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我們學習毛澤東同志的著作容易學，學了馬上可以用，好好學習，是一本萬利的事情。”
“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作毛主席的好戰士。”
“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
此外，“三忠於”、“四無限”、“四個偉大”等等，雖然不完全出於林彪之口，但也是他的門徒仿照、並經過林彪的認可向全國宣傳推廣的。
如果是一般人，對於把自己的著作當作江湖郎中的膏藥來叫賣，肯定受不了，肯定認為太庸俗、低級、肉麻。然而這卻正合毛的口味，毛認為這樣才能使他的“思想”深入到普通老百姓中去，普及到工、農、兵中去。可見毛、林確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對林彪變著法子肉麻地、無所不用其極吹捧自己，毛的反應是滿意、表揚。林彪在軍中大搞“突出政治”，“政治”者何？林彪說中國最大的政治就是毛澤東，所以，“突出政治”就是“突出毛澤東”。林彪還創造了很多經驗，如“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五好戰士”等等。毛澤東對這些都給予高度評價。1964年，毛在一次接見活動中說：“四個第一好。我們從前也未想到四個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人的思想第一，政治思想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是個創造。誰說我們中國人民沒有發明創造？四個第一就是發明，就是創造。我們以前是靠解放軍，以後仍要靠解放軍。”
後來林彪又創造性地推出了《毛主席語錄》，先在軍隊中普及，將其當作“最高指示”， 一切行動的指南。1965年開始在全國發行。因語彔簡短易記，老少咸宜。立即將全國學毛著推進到一個新的高潮。《語錄》成了人人（除了階級敵人外）必備的“道具”，成了“革命群眾”身份的象徵，就像佩帶毛像章一樣。一個人沒有幾本語錄很可能被人懷疑是“階級敵人”。後來，它又成了全民的“聖經”，“萬能鑰匙”，報紙上、廣播里（當時沒有電視）鋪天蓋地報導著各行各業、東南西北、男女老少各色人等在工作中、思想上、生活上遇到了各種難題（包括年青人談戀愛、小學生做不出習題），想到了《紅寶書》在身，立刻取出來翻看，於是，奇迹出現了；當事者眼前立即出現了萬道霞光，出現了毛那頂天立地的偉大現象，一切困難、問題迎刃而解，疑雲一掃而光！於是又立即豪情萬丈、滿懷信心地投入“無產階級革命”中去了。
“小紅本”（語錄）的作用被宣傳得越來越神奇，於是人們在干任何一件工作之前都要先念“最高指示”——毛語錄。工作中、生活中與同事、親戚朋友通電話之前，要先念一段語錄，去商店買賣雙方要先以“語錄”問答，然後才交易。為了怕人們記不住，文藝工作者將它編成《語錄歌》，人人學唱。一時間，語彔歌響徹全國每一個角落，每一個家庭。後來又加上林彪提出要把“老三篇”（毛著中短小的《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篇小文章）當作全國人民的“座右銘”，頓時成了全國人人都必須背誦的“聖經”。林彪及其黨徒又適時將學毛著引入人們的家庭生活之中，將原先只在公共場合學毛著的程式搬進各家各戶，於是，每天每個家庭（階級敵人除外）搞起了“早請示”、“晚彙報”，它的儀式是：先將《語錄》雙手高舉過頭，三呼毛“萬壽無疆”，然後高聲背誦語錄，或者唱語錄歌，然後才正對著“毛像”請示或彙報自己一天的工作；先作自我評價，找出不足之處，請“偉大領袖教導指正”。態度自始至終要恭謙、虔誠，稍有差池，要立即向毛“請罪”， 重新來過。
後來又發展為跳 “忠”字舞，即－種按“忠” 的筆劃邊走邊跳的舞蹈。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白首垂髫，都成了“舞蹈家”。雖然醜態百出，還出現過不少老人因跳舞而跌倒，骨折等事故，但因為這是牽涉到對毛“忠與不忠”的政治大事，誰也不敢嘲笑，不敢停止“舞蹈”。
當時，全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日夜不休的是三呼毛萬歲之聲，遍布城鄉的高音喇叭充盈耳膜的是“天大地大不如毛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親”的頌歌聲；每日突入眼帘的是各種媒體“三忠於”、“四無限”、“四個偉大”的巨大黑字體，出門抬頭看見的是各種頌毛的巨型紅色大標語，等等，等等。可以肯定地說，古今中外沒有第二個人像毛一樣受到林彪製造的那種無比肉麻、無法形容的吹捧和頂禮崇拜了。
林彪就是這樣將全國人民弄得發瘋，弄得神魂顛倒，將毛捧成了“神”， 自己也成了“副神”，獲益良多。
由上述可見，在對毛大歌大頌方面，林彪確是別出心裁，技高一籌。他摸准了毛的脈搏，投其所好，一舉成功，達到了“一本萬利”之功。將劉少奇等中共老式馬屁精遠遠拋在了後面。
不過反過來，我們也必須承認，能製造出如此粗鄙、如此下流的“造神”運動，可能也只有林彪了。毛林這對“親密戰友”，可謂狼狽為奸、相得益彰。
不過，令林彪沒有想到的是，毛在接受林彪製造的全民頂禮膜拜的同時，己經發現林彪是個不同一般的危險人物了，因為他發現林氏玩弄權謀機詐已接近自己的水平。他知道，這樣的人詭計多端，難以駕馭，難以預測。所以，當林對毛吹捧得正起勁的時候，毛就算計著如將這個“親密戰友”除掉、換馬了。
1966年5月18日也就是在“五·一六”通知之後兩天，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長篇講話，講話的主要內容是所謂 “反政變”，“ 反覆辟”，故意製造政變的恐怖氣氛，為毛即將開展的文革大鎮壓、大清洗製造理論根據。接著有一段專門吹捧毛的“天才論”，可稱之為林彪對毛大吹大擂、大擁大順的巔峰之作。最主要最精華之處如：
“毛主席廣泛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當代世界沒有第二個人。”
“毛主席是天才。”“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句超過我們－萬句。”
“毛主席是我們黨的締造者，是我們革命的締造者，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偉大領袖，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天才地、創造性全面繼承、扞衛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提高到一個新的嶄新的階段。毛澤東思想是在帝國主義全面走向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全黨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
毛主席經歷的事情，比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都多得多。當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是偉大人物。馬克思活了64歲，恩格斯活了75歲。他們有很高的預見，他們繼承了人類的先進思想，預見到人類社會的發展。可是他們沒有領導過無產階級革命，沒有像毛主席那樣，親臨前線指揮那麼多重大的政治戰役，特別是軍事戰役。列寧只活了54歲，十月革命以後6年就去世了。他也沒有經歷過毛主席那樣長期、那樣複雜、那樣激烈、那樣多方面的鬥爭。中國人口比德國多10倍，比俄國多三倍，革命經驗之豐富，沒有那一個能超過（毛）。毛主席在全國、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偉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論、文章和革命實踐都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無產階級天才，有些人不承認天才，這不是馬克思主義。不能不承認天才……19世紀的天才是馬克思、恩格斯，20世紀的天才是列寧和毛澤東同志。不要不服氣，不行就是不行。不承認這一點，我們就會犯大錯誤，看不到這一點，就不曉得把無產階級最偉大的天才舵手選為我們的領袖。
我們現在擁護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後我們也擁護毛主席。毛澤東思想要永遠流傳下去。……毛主席活到那一天，九十歲、一百歲都是我們黨的最高領袖，他的話都是我們行動的準則。誰反對他，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在他身後，如果有誰做赫魯曉夫那樣的秘密報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壞蛋，全黨共誅之，全民共討之。”
林彪的這個講話在黨內傳達，又在八屆＋－中全會上印發，中共中央還對其加了很肉麻的按語，說它“是－個極為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文件。”“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範，是指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個重要文件。”林彪講話得以在社會上廣泛流傳，為文革對毛的“造神”運動提供了重要的動力和樣扳。
可令人很難想象的是，這就這同一個人，後來卻說：“你們不覺得他（毛）像個痞子嗎？太像了！” 還是這個林彪，在913前幾天，命令執行林立果的“五七一工程”，把毛幹掉！
不管林彪的這篇講話說的有幾分是真、幾分是假，它對於毛的文革運動的開展，對於“造神”運動的推動都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毛其實 應該“感恩”林彪才對。
可是老謀深算的毛卻在利用林的同時，卻留了“反制”的－手，就在這個講話剛過去一個多月，1966年7月8日，時在武昌的毛給他夫人江青寫了一封信，信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我的朋友的講話（即林彪5月18日的講話——筆者）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的一些提法，我總覺得不安。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逼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是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
“九·一三”林彪毀滅之後，這封信拿出來作為毛並非自願要全國人民當作神來供拜、而且早就對林彪鼓吹“天才論”不滿，有所提防的“先見之明”的證據。有些研究者認為這封信是毛後來假造的。但據知情者的陳述，是確有其事。這封信還有很多內容，如在前面有一段：“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後面有：“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 這些都是毛髮動文革前對國內外形勢的估計，是他當時思想的真實流露。
其實，這封信正好反映了毛在對林彪拉攏、利用之初，就已經隱藏了事成之後除掉或者拋棄林的險惡用心。不過，毛當時對林的肉麻吹捧甘之如飴。直到了他認為文革己大功告成、才要將林彪“去掉”，借口是他不喜歡“吹捧”， 不喜歡“天才論”，不喜歡被當作“神”，於是以反” 天才論”為借口，先除掉投奔林彪門下的“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再逼林檢討認錯，一步步將林推上祭壇。這正是毛的一貫作派：先利用，后收拾。而林彪恰恰在這一點上——以為自己的大擁大順會換來毛的真心回報——栽了跟斗，重蹈了劉少奇等人的覆轍。看來徒弟終究是徒弟，最後林只能自嘆自已的“痞勁”不如師付了。
二、文革中毛林“既團結、又鬥爭”各懷鬼胎的骯髒交易
文革中林彪的“兩面派”表演，在中國已是家喻戶曉了，這是因為“九·一三”之後，林彪晉陞為全國第一號壞蛋、第一大“內鬼”，超過了劉少奇，此後全民“批林”批了幾十年，所以中國人都知道林彪是兩面派，是反毛的“大壞蛋”， 是中共的“叛徒”。
其實，這應該是不亞於劉少奇的” 冤案”。 因為真正的、更大的“鬼”不是林彪，而是毛澤東。可以說，林彪事件實乃毛澤東所製造，毛甚至在欽定林為“接班人”時，就已經暗中決定要將其拋棄、搞掉了。現在已經看得清楚，毛搞文革的真正的、最終的目的是建立“毛家天下”，毛氏王朝。毛澤東從來就沒有真正想叫“異姓王”林彪接班，對林彪完全是利用。從這個角度說，林彪也是文革最大的“受騙者”和“受害者”。
但在文革的初期，毛對林的拉攏、利用卻是真心的，甚至可以說是廹不得已的。反過來當時林對毛亦有所求，亦有所利用。所以總的說毛與林在文革結盟完全是基於互相利用的各懷鬼胎，狼狽為奸。
在毛澤東來說，文革之初，已沒有多少盟友。現政權的當權者差不多全是他計劃中要打倒的敵人。而他主要依靠的核心成員江青，張春橋、姚文元、陳伯達都是一些文官、“秀才”，毛是從心底看不起秀才的，因為在政治鬥爭最關鍵的時候不是靠“筆杆子” 而是“槍杆子”。 所以毛最看重的是槍杆子的支持。“槍杆子”中首選當然是林彪，這不僅因為林彪是國防部長，軍委第一副主席，而且，林也是當時對毛最忠心、最可信任的大員。林還是可以因文革而得益的人，毛借文革之機封林為“二把手”、“接班人”，成為“一人之下，億萬人之上”的“皇儲”，不怕他不動心；而其他老帥、老將在文革中絕大多數將要被打倒或“火燒”，都是利益受損者。
毛為何如此不惜血本拉攏林彪呢？皆因在文革的初期和中期，毛既要靠軍隊作為後盾鎮懾住各種反文革勢力，要靠軍隊代他去清洗、改組全國級政權，恢復秩序，還要靠軍隊防禦外敵趁火打刧。軍隊的作用如此重要如此不可替代，林彪作為軍隊的頭領自然必須緊緊籠絡住，那怕是暫時的權宐之計。總之毛林結盟，顯示出不可憾動的權力組合，其他人就不敢作非份之想了，毛的文革就可以順利開張了。
而從林彪一方面說，文革正是他長期以來實施對毛大擁、大順戰略的最佳表現機會，也是這一戰略的“收穫期”。林彪並不是什麼正人君子，他之所以屢次昧著良心為毛大吹大捧完全是出於個人目的， “九·一三”后，查抄林彪家，得到葉群的日記，其中記載林彪的語錄：“要把大擁、大順作為總決，要仿恩（格斯）之於馬（克思），斯（大林）之於列寧，蔣（介石）之於孫（中山），跟著轉，乃大竅門之所在。要亦步亦趨，得一人而得天下。” 一語道破了天機。
不過也應該公正指出，林彪在得到了二把手、接班人的地位后，他已經滿足了，一心等待“接班”，不再有其他之想。只是後來毛反悔了，要廢掉他這個接班人，才有與毛的決裂及其後的 “九·一三事件”，那都是被毛所逼之舉。責任在毛。
毛不惜血本（如不惜出賣羅瑞卿）與林結盟，還因為在文革初期毛確實面臨相當嚴峻的形勢，雖然林彪在“政變經”的講話中有些危言聳聽，但也不是完全空穴來風，簡単講，內外形勢都令毛“睡不著覺”。
先看外部。外部威脅主要來自北邊的鄰國。毛髮動文革的原因之一是要“清除中國的赫魯曉夫”，即避免有內鬼與北邊的強鄰外內外勾結，如果那樣，他的皇位就岌岌可危了。而在毛看來，這種威脅是現實存在的，突出的事例是所謂“馬利諾夫斯基亊件”。
1964年11月7日莫斯科舉行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慶典，中共派出了以周恩來為團長、以賀龍為副團長的代表團參加。11月7日晚，在蘇方例行的招待宴會上，蘇聯國防部長馬利諾夫斯基走到周恩來面前，冷不防地說：“俄國人民要幸福，中國人民也要幸福，我們不要任何毛澤東，不要任何赫魯曉夫來妨礙我們的關係。”周恩來聽后勃然變色，對馬利諾夫斯基說：“你的話我聽不懂。”憤然走開。馬氏便又走到中方副團長、因林彪生病而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賀龍面前，說：“我們已經把赫魯曉夫搞掉了，你們也應該仿效我們的榜樣，把毛澤東也搞下台去。這樣我們就能和好。”賀龍聽后大怒，說：“這是根本不能相比的兩件事，我們黨和你們黨的情況完全不一樣的，你的想法根本不能實現，而且是錯誤的。”
隨即賀龍報告周恩來。周找到米高揚，提出抗議。第二天，勃烈日涅夫率領蘇聯領導人拜會中國代表團時，周又就此事重申抗議。蘇方以蘇共中央名義向周恩來表示道歉。並說是馬利諾夫斯基“酒後失言”，其個人言論不代表蘇共中央。周恩來則認為是“酒後吐真言”。為此周率代表團提前回國。
本來這件事完全是蘇方挑起和有意試探的，周恩來、賀龍完全沒有過錯，並且應對得體，理應受到嘉獎、表彰。毛也表面上“表彰”了周、賀，可疑心特重、從來不相信任何人的毛澤東把它當作一件大事埋在心底，等待時機算賬。
自從發生“馬利諾夫斯基事件”以後，外部的形勢確也越來越嚴峻。1966年1月，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訪問外蒙古。隨後，馬利諾夫斯基也去訪問，並簽訂蘇蒙協定，蘇軍開進外蒙古，沿中蒙邊境部署重兵。那裡離北京直徑只有500公里，而且一馬平川，極利於蘇軍機械化兵團作戰。外蒙古的領導人澤登巴爾也仇恨毛澤東，因為毛在前些年曾策劃推翻他。所以澤登巴爾積極與蘇聯配合，聲稱要在中國開展“反對毛澤東集團的鬥爭”。北邊的形勢，無疑成了毛的心病。
再說國內。國內形勢也不無堪憂之事。毛策劃了一年之久的作為文革信號彈的姚文元文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發表后便遭到彭真為首的原黨政系統的有力抵制。好不容易轉載姚文之後，卻又炮製了個《彙報提綱》”，想把吳晗的問題限制在“學術”討論的範圍內。更令人可疑的是，彭真在把《彙報提綱》下發后，立即飛赴四川，說是去視察三線工程。但到了成都的當天夜裡，彭真居然去秘密會見兩個月前被毛澤東遣送到此的彭德懷。因只有二彭在場，他們談了些什麼外人無從知曉。但依毛看來，彭真到成都找彭徳懷就是最大的“嫌疑”了。
彭真剛離開四川，賀龍又接踵而至，也是說視察三線工程。這時北京正風傳賀龍策劃“二月兵變”。毛對賀龍的疑心大大加重，賀龍在羅瑞卿被打倒之後曾代理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此時也被毛撤了。
還有“西南王”李井泉也形跡可疑。“二彭” 到四川后與都與李有聯繫。
還有，中辦主任楊尚昆也可很可疑，此人曾在毛的專列上安裝竊聽噐，又精通俄語，與莫斯科關係密切……總之，在毛看來，暗藏的敵人遍地，危機四伏。後來這些可疑分子不是消滅了，就是被丟進了秦城監獄。
所以，在表面平靜之下，毛進行了緊張的部署，調兵遣將，清除隱患。這就是林彪在1966年5月18日講話中大講“政變經”的背景。林彪在那次講話中不無得意地說：
“這裏最大問題，是防止反革命政變，防止顛覆，防止‘苦疊打’（法語政變的譯音）”。
“毛主席最近幾個月，特別注意防止反革命政變，採取了很多措施。防止他們佔領我們的要害部門、電台、廣播電台。軍隊和公安系統都作了布置。”“毛主席為了這件事，多少天沒有睡好覺。”林彪還進一步故弄玄虛：
“難道沒有事情，無緣無故這樣搞？不是。……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現象，要引起注意。可能要發生反革命政變，要殺人，要奪取政權，要搞資產階級復辟，要把社會主義這一套搞掉。有很多現象，很多材料，我在這裏不去詳細說了。……”
說到“政變”，劉少奇、鄧小平等人確曾計劃在毛全面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前召開中央全會加以制止。當時多數中央委員已經到京，會議已經箭在弦上了。按當時的情況，如果召開全會進行表決，劉、鄧等肯定會獲得多數票，不但毛的文革搞不成了，毛可能也得下台。可是在關鍵時刻鄧小平叛變，跑到濟南去向毛澤東告密。毛及時制止了這次“未遂政變”。這大概是毛後來對鄧小平“網開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此事在辛子陵的《紅太陽的隕落》中有提及，但不詳。筆者亦尚缺此亊詳細資料，姑妄錄之）。
雖然毛澤東所謂的“敵情”大多是他的幻覺，但毛、林卻作了緊急的部署。後來毛對到訪的阿爾巴尼亞國防部長說：“我們增加了兩個衛戌師。現在北京有三個陸軍師，一個機械化師，一共四個師。所以你們才能到處走。”也就在這段時間，中央警衛局遭到清洗，一個副局長被整死。公安部的副部長（部長是毛信任的謝富治），北京市的公安局長，都被抓了起來。中央廣播事業局、廣播電台則由軍隊接管。這一切當然都有林彪配合的功勞，所以林才那麼洋洋自得。應該說，毛林結盟，毛獲得了豐厚的回報。
不過林也不是省油的燈。林彪估摸形勢，知道毛要依靠他為這場文化大革命保駕護航，所以，他在全心全意輔佐毛實施文革的“戰略計劃”的同時，不妨塞進點私貨，趁機將他的政敵、仇敵搞下去。這一點也是政治鬥爭中順理成章的事，毛不會不知道。經過－番運籌，林彪首先拔除了羅瑞卿這顆眼中釘。接下來，林彪將目光投向了他的另一個“宿敵”賀龍。
其實賀龍與林彪並無什麼原則上的大矛盾，仇恨源於在延安的那場整風運動。當整風運動進入“審干”、“鋤奸”階段后，互相檢舉、揭發成了運動的主要內容。這時，林彪、賀龍都在重慶跟隨 周恩來與國民黨談判、周旋，不想，他們的夫人卻打起了“內戰”。
林彪的夫人葉群在投奔共產黨之前，曾在南京國民黨控制的電台當廣播員，好出風頭的葉群還在國民黨搞的學生“講演比賽”中得過第一名，並跟國民黨CC派的外圍組織有往來。
賀龍的夫人薛明與葉群是同學，當時在南京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對葉群的情況很清楚。這時，薛明就毫不猶豫地向“組織”檢舉揭發了葉群的“歷史問題”，並且警告葉群：“你應該如實地向組織交待清楚這段活動。”
“交代問題”肯定是交待不清楚的。失去了林彪保護的葉群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她只好哭鬧，說：“有人趁著林彪不在延安，有意陷害我。”
幸好不久林彪隨周恩來回到延安，對妻子葉群的被整，他十分憤怒，說：“老子在前方打仗、拚命，你們在 後方搞我老婆！”一次林彪與賀龍相遇，賀龍卻大大咧咧地對他說：“你老婆有問題，是薛明揭發的，揭發得好啊！我老婆 有問題，你老婆也可以揭發嘛。”林彪無以應對，只得把這筆賬記在心裏
這是老賬。還有新賬，新帳是1964年林彪因生病，毛叫賀龍頂替了林彪主持軍委工作，期間，賀龍大刀闊斧凸顯 自己，並與羅瑞卿過從甚密，大有取代林彪之野心。令林十分忌恨。
文革來了，林彪終於有了對賀龍新帳舊賬一起清算的機會了。
更加湊巧的是，賀龍在1964年代替林彪去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慶典的時候發生了“馬利諾夫斯基事件”。倒霉的賀龍被馬利諾夫斯基攔住說了那段話，從而引起了毛澤東的疑心。這對林彪來說簡直如同天助!試想，如果 那次不是他生病，去蘇聯的就是他林彪，從而被毛澤東懷疑的也就是他林彪了。如今這樁無頭公案被賀龍攤上了，林彪正好可以利用毛對賀龍的懷疑，借毛之手除掉這個宿敵。
還在運動初期，林彪 便指使他的部下吳法憲、李作鵬、宋治國等搜羅賀龍的黑材料，再經林之手親自交給毛澤東。不過當時毛並未按林彪的意思整治賀龍，一方面，林彪交來的那些材料，毛知道多屬子虛烏有 ；另一方面，毛與賀龍的私人關係不錯，還在延安時期，毛任賀龍為五省（陝甘寧晉綏）聯防司令，在兩件大事上，賀力挺過毛。一是毛與江青結婚，幾乎遭到全黨的反對，唯賀龍力排眾議，堅決維護毛的這個“自由”， 他說：“堂堂一個大主席，討個女人有什麼了不起，誰再議論，我斃了他！”另是在毛與王明的鬥爭中，賀堅決站到毛的一邊，他聲言：“王明算什麼……如果他敢在毛主席頭上拉屎，我一槍撂倒他！”賀龍此語一出，震驚了整個了延安，大大壯了毛的聲威，令毛甚為感動。
所以，文革初期，毛是想保賀龍的，更沒有想要把賀置於死地。1966年9月14日，毛在他的中南海游泳池池邊特地召見賀龍，故意將吳法憲揭發檢舉他的材料交給賀本人看，當賀龍怒不可遏地要申辯時，毛則和顏悅色一揮手：“你不要緊張，我對你 是了解的……你放心，我當你的保皇派！”接著毛還讓 賀龍兼著“彭德懷專案組組長”，以示寵信。
林彪看到毛不肯處置賀龍，知道必須抬高與毛這場交易的價碼才行，同時他知道，毛不想擔直接搞死賀龍的惡名，只能借其他人之手來除掉這個宿敵。
林彪繼續利用中央文革操縱的紅衛兵搜集、編造賀龍的材料，於是有了賀龍搞“二月兵變”的謠傳。林彪知道，“三人成虎”，謠傳多了，總會對毛產生影響。後來，他又得到一封揭發賀龍在歷史上“通敵”的檢舉信，連同很多賀龍“反毛“的材料，再次送到毛的案頭。林彪曉以利害，毛也因賀龍訪蘇－事再度生疑，經過權衡，毛終於決心拋棄賀龍，宣布：“我對賀龍不保了。”滿足了林彪的要求。（有關賀龍被整死的原因還有另一種說法是：賀龍長期不願奉承毛而引起毛的忌恨。據人舉報：賀龍家裡不掛毛像；全國學毛選時，賀龍卻說：“應當好好學習劉主席的著作”；毛接見運動員，賀龍站在門口，十分鐘就走了；一次運動會高奏《東方紅》，賀龍起身就走；毛擺家宴過生日，賀稱身體不好沒去，卻在家裡打撲克；開會批判劉、鄧，賀不發言……等等。這些材料是真是假，孰是孰非，筆者難以定論，錄之存疑。）
不管那種原因促成毛拋棄賀龍，總的說，毛、林聯手害死賀龍確鑿無疑。
自以為得到毛的保護的賀龍做夢也沒想到，他成了毛林交易的犧牲品。起初，因賀龍與周恩來的關係密切，私交甚好，賀受紅衛兵逼廹，便跑到中南海周的住處，被周保護起來。在毛對賀龍的態度改變之後，周隨風轉舵。不久，周恩來奉命將賀龍騙去在京郊香山囚禁。隨著賀龍的問題不斷升級，對他的迫害也就不斷升級，賀龍感到大亊不妙，在囚禁中不斷給毛、周寫信為自己的“問題”申訴，要求毛當面召見，但都石沉大海。賀龍變成了又一個高崗，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1969年6月19日，賀龍在受盡折磨后死去。
楊成武則算是毛、林暗鬥的犧牲品。
毛澤東滿足林彪的開價，忍痛割棄了羅瑞卿之後，同時對林彪也產生了一絲不滿和戒備，明顯的表現是他不用林彪的嫡系出任羅留下的總參謀長的空缺，而是將一個與林彪關係不是很好的楊成武扶上了“代理總參謀長”的寶座。
楊成武不屬於林彪的派系，在戰爭中期間還與林有過齟齬。這樣，毛就在林彪的權力板塊中打進了一個楔子，安下了一雙眼睛。這是毛澤東在暗鬥中慣用的“鑽心”、“摻砂子”之法。
毛對楊成武是非常器重的，早在1966年5月17日，毛決定設立首都工作組，以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主管北京事務。鑒於葉本為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謝富治為公安部長，他們本職工作都很忙，所以，實際上主要由楊成武負責掌管治理北京的大權。楊成武也當仁不讓，培植、擴大自己的勢力，將自己指揮過的六十三軍、六十五軍調來衛戌京師，又將六十三軍的政委、參謀長調去接管國家廣播事業局和北京廣播電台。這一切表明，毛通過楊成武分割、牽制了林彪的權力。楊成武感覺到毛對他的寵信，此時正滿懷信心要將“代參謀長”那個“代”字去掉，完全接掌羅瑞卿的職權。
楊成武成為“代總長”之後，也仿效羅，日夜跟隨在毛的左右，充當毛的“大警衛員”，以顯示他對毛的忠誠和自己的特殊地位。1967年7月中旬，楊成武伴駕到武漢，與 毛共同經歷了“七·二〇”的風波險浪，然後跟隨毛到上海。以後楊就成了毛與北京中央其他領導人聯繫的橋樑和信使。
這期間，毛多次派楊往來於上海與北京之間，傳遞毛的機密指示，充當毛的代言人。而且，毛每次都向楊成武交待：到北京后直接找周恩來。毛的重大政策轉變，抓捕王、關、戚的指示就是由楊直接向周恩來傳達的。毛這樣做是有意在楊成武面前表示他與林彪有一定距離，滿足了楊成武對林彪的“趲越之心”，在林彪的權力結構中安挿了一顆釘子。楊氏自恃毛的寵信，有些不把林彪放在眼裡了。
這一切當然逃不過林彪的眼睛，林彪感到了楊成武越來越大的威脅。林採取的對應措施是向毛要求成立一個“軍委留守小組”，他提議吳法憲為組長，組員為葉群、邱會作、張秀川（海軍政治部主任），全是林彪的親信。毛澤東不好不同意。這個留守小組實際上取代了軍委常委成了毛、林之下軍中最高權力機構。1967年8月17日，留守小組成立，把葉劍英、楊成武奪去的權力又奪回來了。
毛在內心對林彪以自己的心腹代替軍常委委非常不滿，決定給林彪的“留守小組”“摻沙子”， 這個“沙子”就是楊成武。1967年9月23日，外出了兩個多月的毛回到北京，立即提議楊成武進留守小組，並擔任組長，同時將留守小組改名為“軍委辦事組”。林彪只好啞巴吃黃連接受了。
可是鬥爭並未完結，半年後的1968年3月，林彪終於將毛的“沙子”楊成武從眼中清除了。
事情緣于林彪意外地得到江青的結盟和幫助。
“七·二0事件”之後，毛澤東倒向了軍隊一邊，造反派受壓，楊成武是軍隊中反文革勢力的中堅，這時的他以為得到了毛的寵信，蠢蠢欲動了。1968年3月8日晚，楊成武手下的北京衛戌司令傅崇碧派人去北京大學查抄造反派的有關材料，氣急敗壞的聶元梓立即打電話向江青告急，說北京衛戌區派“哈斯帶領全副武裝的幾卡車人衝進北大，強行搜查，使用公安手段。”這就是後來所謂的“強行索取材料事件”。
同一天夜晚，傅崇碧親自帶領一批武裝人員直接來到中央文革所在地的釣魚台，聲稱奉命討回一批存放在中央文革的魯迅手稿。江青見狀便氣憤地說：“傅崇碧，你帶領這麼多人到我們這裏來幹什麼？你身為衛戌司令，不經請示就衝進來，你要抓人嗎？你懂不懂紀律？……”這便是所謂“武裝衝擊中央文革”事件。
這兩件事且不論事情本身的對錯曲直，單憑傅崇碧動輒派遣武裝人員相威脅，便是江青所不能容忍的了。後來一查，據說都是因為得到楊成武的指示，於是認定楊是這兩起事件的後台。再順藤摸瓜，又查出楊成武與空軍政委余立金勾結，策劃打倒空軍司令員吳法憲，奪取空軍的領導權。吳法憲是林彪的重要親信之一，林彪豈能容忍楊成武如此挑戰自己？此後還查出楊成武有排斥、打擊報復其他將領的行為。這樣，楊成武就成了名副其實的陰謀家、野心家了。於是，林、江攜手向毛澤東告御狀，定要打倒楊成武，追究余立金、傅崇碧。
為此，毛澤東親自主持召開了4次“御前會議”，與會者爭執不下，可見鬥爭之激烈。最後毛只好捨車保帥，同意了林、江的要求，拋棄了楊成武及傅崇碧、余立金。
3月27日，首都召開了10萬軍民大會，宣布對楊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處理：撤銷楊成武一切職務；撤銷余立金的職務，又查出余有“叛變”問題，所以交付法辦；撤銷傅崇碧的職務。後來，楊、余、傅都被投進秦城監獄去了。
這就是文革中的“楊、余、傅”事件。
楊、余、傅事件促成了江青與林彪的短暫合作，林彪巧妙利用江青，挫敗了毛對林“摻沙子”的陰謀。江青則利用與林彪的結盟，成功地實施了對軍中反文革派的反擊，算是為受壓的文革派出了一口氣。對於林彪來說，主要目標是確保自己對軍隊的全面控制，而不在乎軍隊是支持造反派或者保守派，草民百姓的生死對他無關緊要，除掉軍中的反林派，才是他的第一要務。
這個回合林彪勝利了。準確的說：毛對林彪“摻沙子”的策略失敗了。
楊成武倒台後，林彪提議由自己的親信黃永勝擔任總參謀長，毛只得同意了。當然，他也不會讓林彪得意太久。不過在此之前，毛、林還聯手幹了一件壞事：廹害傅連璋。
傅連璋，福建汀州人。1925年，31歲的傅連璋擔任汀州一家教會醫院的院長。南昌暴動失敗，傅被拉來為紅軍醫治傷病員。毛澤東的紅軍打下漳州，傅連璋正式參加了毛的隊伍。紅軍長征后，傅隨軍到達陝北，為中共領導人充當保健醫生。建國后，傅擔任衛生部副部長，專門負責中央高級幹部的醫療保健工作。
文革之前，衛生部就被毛指斥為“城市老爺部”，說要將醫務人員通通趕到鄉下去。這話聽起來好像是在提倡人人平等、反對官僚特權。殊不知，森嚴的等級特權制度正是被毛在延安建立和強化起來的，建國后在“政治挂帥”的大旗幟掩護下，中國的政治等級特權制度得到了空前的完善、強化，其中就包括對高級幹部照顧到無微不至的醫療保健制度。不過毛實際上是特權制度的最大受益者，毛一人獨佔了幾百、幾千、幾萬人的公共福利資源，而且年輕漂亮的護士還兼作他的編外“嬪妃”。毛自己這些“特權中的特權”神聖不可侵犯，卻指斥其他幹部的醫療保健特權，真是只許自已放火，不許別人點燈，實為無賴、無恥之極。
既然衛生部被指斥為“城市老爺部”，文革一來，首當其衝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而傅連璋因為受到林彪的特別“關注”，所以成為運動的重點打擊對象之一。
事情的緣由據說是傅“得罪”了林彪。事情要追溯到1950年的“抗美援朝”戰爭，毛最初想叫林彪去當統帥。但此時的林彪對這場戰爭的勝負沒有把握，知道這是一樁苦差事，便以病相辭。後來林彪的“病”日趨“惡化”，到了“見風感冒，見水拉稀”的地步。1953年，毛澤東指示傅連璋組織專家對林彪進行一次全面身體檢查。
有些心虛的林彪想叫傅連璋給他一個有嚴重疾病的結論，林叫葉群在檢查前給傅以暗示。誰知傅不大識相，因為醫生們檢查結果是林的身體各個系統沒有嚴重的器質性病變，身體的癥狀主要與精神和吸毒（林長期吸嗎啡）有關。作為檢查組負責人的傅連璋不好違背同行的結論弄虛作假，按實際情況作了結論。結果卻引起了林彪的強烈不滿。從此，林彪和葉群便在心裏記下了傅這筆賬。
文革一起，按照江青對葉群的說法：文化大革命，就是把你的仇人統統打倒。林、葉想起了這段往事，傅連璋自然在劫難逃。
1966年8月下旬，傅連璋被作為“三反分子”首先被揪出被批鬥、游斗，肋骨被打斷，頭破血流。傅已是高齡，很快被整得路都走不動了。危難中，他想到此時能夠救自己的，只有毛澤東了。他想起1934年秋天，當時毛澤東患瘧疾，高燒40度不退，命在旦夕。此時作為紅軍中擁有最高醫術的傅連璋聞訊后，日夜不停趕到毛的病榻前，幾劑葯下去，轉危為安，3天後高燒退了。毛也因此後來才能跟著隊伍“長征”。
想到這裏，他提筆給毛寫了一封求救信：
“我跟隨你幾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幾十年來我有什麼錯誤，從來沒有人跟我談過，現在突如其來地說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就算我樣樣都做錯了，那麼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時，我救了你的命，總是對的吧。希望你現在也能救我一命。”
毛收到傅的信，雖然對“救命”之說他從不介意，殺救命恩人在他來說也是家常便飯。但毛覺得傅連璋終究只是一個醫生，對自己不構成威脅，也從未冒犯過自己。因此，提筆在信上寫道：“此人非當權派，又無大罪，似應予以保護。”
得到毛澤東的批示后，林彪一夥擔心已被斗得奄奄一息的傅連璋如果死去，對毛不好交待，便將傅一家轉移到香山居住，控制起來。但另一方面卻在繼續收集傅的材料，以便在“罪證” 確鑿后再算賬。為此，還在總後勤部成立了“傅連璋專案組”。
不料江青也不肯放過傅連璋，原因是她得到了傅新的“罪證”，據說傅將毛的健康資料告訴時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的安子文，安子文又將這些情況通過電台，發送給香港的國民黨“特務”。這樣，傅連璋也算半個“特務”了。
這回毛的態度也變了，他已經知道搞掉傅連璋是林彪、江青的共同要求，便順水推舟，默許林、江去收拾傅連璋。1968年3月14日，傅再次被抄家，接著宣布逮捕，投進秦城監獄。
已經72歲、傷病纏身的傅連璋經不起監獄 的折磨，15天後就死在監獄冷冰的水泥地上。
毛、林在文革中迫害的黨內大員當然遠不止上述幾個，其所作的政治交易勾當更不止上述幾樁，但上述幾例已足可反映二人之間既勾結又暗鬥、既狼狽為奸、又各懷鬼胎、互相傾扎的醜惡面目。
不過，直到劉少奇死後，毛與林的矛盾才變成了主要矛盾，在收拾完了共同的敵人之後，終於輪到了毛、林互斗唱主角了。
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