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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王維洛：三峽工程決策過程中的焚書坑儒——紀念戴晴主編《長江長江》一書公開發行並遭下架被焚燒三十周年
——紀念戴晴主編《長江長江》一書公開發行並遭下架被焚燒三十周年
此文紀念為民主決策、科學決策而呼喊、奮鬥和對三峽工程發表自己見解的中國人。
1989年3月底，由戴晴主編、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江長江》一書在北京舉行新書發布會，並送到兩會代表下榻的賓館小賣部發售。該書收集了反對三峽工程上馬的一些代表人物的觀點，關鍵問題是民主決策與科學決策。六四天安門事件后，戴晴被作為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抓入秦城監獄，《長江長江》一書被定性為“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書”。《長江長江》一書中的文章作者、採訪者與被採訪者，被告黑狀，被單位黨組負責人找談話，指出問題的嚴重性，要求不能再在公開場合發表對三峽工程的意見。《長江長江》一書也被下架並焚燒。如果三峽工程真是一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好工程，需要採取秦始皇、希特勒那樣的焚書坑儒手段來迫害反對者嗎？堂堂中國，至今還沒有一個真正的男兒，敢為三峽工程承擔決策責任。
一、秦始皇的焚書坑儒與希特勒的焚書坑儒
焚書坑儒一詞出自《史記卷121儒林外傳》“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六藝是指周朝行政教育體系中官員需要掌握的六種基本才能：禮樂射御書數。可見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扼殺了科學文化的繁榮昌盛與繼續發展。可是中國的一些歷史學家對於焚書坑儒的解釋卻是事出有因，是秦始皇建立和鞏固專制政治體系的需要，也是知識分子不適時機的引經據典所咎由自取。如果靠焚書坑儒來鞏固專制政權，那麼這個政權肯定是不可能長命的。竹帛煙消帝業虛，坑灰未冷天下亂，秦朝政權的短命，是焚書坑儒暴政的直接結果。
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對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有如下評論：“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八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說完毛澤東哈哈大笑。緊接下來毛澤東就搞反右運動。然後搞大躍進、人民公社，結果失去生命的中國人就有幾千萬。這也是焚書坑儒暴政的直接結果。
1966年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可以說是超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一萬倍。紅衛兵給老師、教授掛牌遊街，把抄家搜到的“封資修”書籍堆在大街上，一把大火將它們燒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目的是為了奪回黨內的最高權力，對國人的宣傳卻是為了掃四舊，為了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搞無產階級條件下的繼續革命。
1985年來到德國留學，大學所在的城市——多特蒙德市的文化與歷史博物館中，就展出了1933年希特勒時期焚燒書籍的許多照片，包括在多特蒙德市燒書的照片。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為了保持“德意志的純潔性”，為了鞏固他的領導地位，決定清除一切異端學說。1933年5月10日晚以及之後的一段時間，許多德國青年學生身穿納粹制服，佩戴粹制袖章，手持火炬，高唱納粹歌曲，來到各個城市的廣場，把搜繳來的各類禁書堆在一起，然後把火炬扔到書堆上，燃起熊熊大火。焚書活動之後，打擊活動擴大到持異端學說的知識分子，特別是猶太知識分子。大批敏感的德國知識分子逃離德國，絕大多數最後逃到了美國，幫助美國來消滅希特勒納粹政權。可以說，希特勒的焚書坑儒，不但沒有鞏固納粹政權，反而加速了這個專制政權的滅亡。愛因斯坦就是當年逃離德國的猶太知識分子之一。愛因斯坦說：“只要我還能有所選擇，我就只想生活在這樣的國家裡，這個國家中所實行的是：公民自由，寬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公民自由意味著人們有言論和文字表示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寬容意味著尊重別人的無論哪種可能有的信念。”這是對希特勒焚書坑儒的最嚴厲的批判。
二、戴晴主編《長江長江》一書
1986年中共中央與國務院發布文件，決定對長江三峽工程進行進一步論證，並成立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1988年11月21日至30日，三峽論證領導小組召開第九次（擴大）會議，審議三峽工程最後兩個專題論證報告。三峽論證領導小組建議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將在1989年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當時有香港報紙報道：如果一切順利，按早建方案，三峽工程“將於1989年開工”！這時三峽工程“反對派”十分著急，因為長江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14個專業組的領導權均為三峽工程“主上派”把持，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不能得到充分發表和應有的重視。李銳先生提議，由《光明日報》著名記者戴晴出面，編著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爭論的書，趕在1989年全國人大七屆二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七屆二次會議開會之前出版，把爭論的觀點告訴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告訴全國人民。戴晴建議，採取記者採訪的方式，將三峽工程“反對派”的意見匯總起來，因為記者的手筆比許多老先生要快。留給戴晴的只有三個月的時間。
用三個月的時間，組織一本關於三峽工程爭論的書，找到記者、找到採訪者，編輯成書，找到出版社，拿到書號，完成印刷，開始發行，這個速度在當時的中國算是一個奇迹。在此，戴晴表現出非凡的組織能力，同時也得到貴人相助。就像李銳1985年在北京找不到敢出《論三峽工程》一書的出版社一樣，戴晴在北京也找不到敢出這本書的出版社。戴晴記述道:“絕望之中，就如上蒼主使一般，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貴州人民出版社的許醫農！四十年代末即參加了“革命”的許大姐是全國最有見解、最肯為作品與作者作出個人犧牲的資深編輯，當時正代表貴州社在京組織另一套書稿。至為關鍵的是——“牢牢掌握”終於也有了一個小砂眼兒小漏洞
——她有權在出版社審批的同時給我們一個書號。”
1989年3月底戴晴編著、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孫越崎親自為該書題寫了書名，吳國光為該書寫序。該書初版五千冊趕在兩會閉幕之前，送到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下榻賓館的小賣部出售。隨後加印五萬冊，沿長江發行。
《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在扉頁上寫道：
謹將此書獻給1956、1957、1959年以來因對三峽工程發表自己見解而受到不公正對待的科學工作者。
然後是一段鄧小平的語錄，一段趙紫陽的語錄。
國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更廣泛地聽取人民群眾的意見。這樣就可以避免犯大的錯誤；有了小錯誤，也能及時總結糾正。
——鄧小平
重大情況讓人民知道，重大問題經人民討論。
——趙紫陽
為什麼要收錄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這兩段話？這是因為1984年李鵬出任中共中央和國務院三峽工程領導小組組長時，向胡耀邦和趙紫陽提的條件，不允許在公開場合討論三峽工程的問題。李銳在1985年通過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公開出版了《論三峽工程》一書，被李鵬告到胡耀邦處。胡耀邦沒有辦法，只得給李銳以共產黨的紀律處分。為了防止李鵬的再次告狀，所有先引用鄧小平和趙紫陽的兩段話，來說明公開討論三峽工程的正當性和重要性。戴晴沒有想到的是，鄧小平和趙紫陽的這兩段話，並沒有免除這本書被下架被焚燒的厄運。
《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收錄了下面的文章：
三峽“叫號”（代序）——吳國光
知名人士的呼籲
周培源致中央領導的信
關於三峽工程的一些問題和建議
孫越崎等十位政協委員上書中央
關於三峽工程論證的意見和建議
三峽工程十大爭議概述——陸欽侃
附：我對三峽工程爭論的看法和建議
在全國政協第七屆常委會第三次會議上的發言——李伯寧
記者談訪錄
李銳答戴晴問
三峽工程21世紀再定
周培源、林華同錢鋼談
我們很關心，我們很不放心
孫越崎答張愛平問
對不同意見應平等對待允許爭論
喬培新答李樹喜問
三峽工程總投資概算打的埋伏太大
彭德同方向明、李偉中談
斬斷了黃金水道還能再挖一條長江嗎？
王興讓答陳鷹問
三峽工程移民和淹沒土地將是生產力的大破壞
陸欽侃答陳可雄問
三峽工程防洪效益有限
侯學煜答朱劍虹問
三峽工程引起的生態環境破壞貽害無窮
羅西北同吳錦才談
追求發電效益並非是合理的選擇
陳明紹答剛建問
治理長江應“先支后干”
田方、林發棠同張勝友談
國際輿論反對三峽工程上馬
軍事之憂
高壩：懸頂之劍——楊浪
經濟學家之見識
三峽工程緩建，資金用於教育——千家駒
水庫退役后的狀況和後果為何不見論證——茅于軾
當前的經濟和體制條件難以支撐三峽工程——吳稼祥
我們現在尚無能力開髮長江資源——姜洪
三峽工程應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參与論證——景軍
後記
三、《長江長江》一書中文章的作者和被採訪者
《長江長江——三峽工程論爭》一書中的作者與記者參訪的對象，大部分是共產黨內的專職高級幹部，也有一部分是非共產黨員的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專家等，他們都是十分傑出的人士，對三峽工程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下面略作介紹。
吳國光，1974年高中畢業後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1977年恢復高考後考入北京大學新聞專業，1982年考入中國社科院新聞系讀研究生，主攻政治評論專業。1984年獲碩士學位，畢業后擔任中國社科院院長馬洪的秘書。1985年調任《人民日報》評論部編輯、評論員，為政治改革呼籲。從1986年起借調中央政治改革研討小組辦公室工作，參与中共十三大前後政治改革政策的研究，是中共十三大報告中政治改革部分的主要執筆人。1987年任《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1989年赴美國留學。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1993年獲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政治系教授、歷史系教授等。吳國光在前言中指出，三峽工程反對派是在向現行的中共決策機制挑戰。
周培源（1902年-1993年），美國芝加哥大學學士、碩士，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后師從愛因斯坦。曾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中國科協主席，北京大學校長，為科學院院士。1958年周培源曾主持三峽工程研究，到三峽地區考察過三峽大壩壩址。當時周培源是積極支持三峽工程的上馬。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后，周培源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閱讀了全國政協三峽工程調查團關於三峽工程的報告。1988年9月周培源受全國政協委託，親自率182位政協委員考察湖北和四川有關地區。但是，新聞媒體對此未作過公開報道。考察結束后，周培源親自撰寫了給中央領導的信，陳述反對三峽工程的意見。由於三峽工程多採用欺騙的宣傳手法，周培源先是上當受騙后幡然猛醒，從而從支持三峽工程上馬轉為反對三峽工程上馬。1991年7月13日江澤民、李鵬等接見了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的專家。之後，江澤民、李鵬宴請參加論證的民主黨派人士吃飯。在飯桌上，全國政協副主席周培源再次提出三峽工程的人防安全等問題，希望中共決策層能慎重行事。1992年全國兩會上對三峽問題進行投票表決。周培源仍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以科學決策，民主決策為主題進行了一番發言。這是周培源先生生前的最後一次呼喊。
孫越崎（1893年-1995年），五四運動時為天津北洋大學學生會主席，天津學生聯合會四位代表之一。五四運動后，因孫越崎不肯寫悔過書，被北洋大學開除學籍。後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伸出援手，孫越崎順利轉入北京大學繼續學習，完成學業。畢業后從事實業，成為中國最成功的實業家之一。曾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兼資源委員會主任，並主持邀請美國工程師薩凡奇來華幫助規劃三峽工程，是最早接觸三峽工程的政府高級官員，對三峽工程十分熟悉。當時孫越崎擔任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建設組成立三峽工程專題小組，孫越崎出任組長，調查三峽工程相關問題。從1985年5月30日起，孫越崎親自率領全國政協調查組考察都江堰、岷江、三峽庫區、荊江大堤等地。與孫越崎一起上書中央的其他九位政協委員為林華、王興讓、胥光義、喬培新、陳明紹、羅西北、嚴星華、趙維綱、陸欽侃。胥光義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后授上將軍銜，任國防科委副主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嚴星華，孫科之女孫穗芳的舅舅，建築師，曾任中國建築學會會長。趙維綱是來自科學技術界的全國政協委員，電力專家，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技術顧問，也曾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其他政協委員，下面都會再做介紹。
陸欽侃（2013年-2011年），1936年畢業於浙江大學土木系，1947年獲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碩士學位。大學畢業后，在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陪同美國工程師薩凡奇考察三峽壩址。1946年受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派遣，去美國墾務局參与三峽工程規劃。1949年之後，陸欽侃主要從事長江洪水研究和預防長江洪水的工程措施，是中國科學工程界最熟悉長江和長江洪水的學者，曾任水利部長遠規劃處副處長，水電勘測設計總院的副總工程師。當時擔任全國政協委員。1986年陸欽侃參与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擔任防洪組顧問，是拒絕在最後的論證結論上簽字的九位專家之一。在工程可行性論證期間，陸欽侃多次與其他人聯合，或個人單獨上書中央，力陳三峽工程不可建的理由。三峽工程上馬以後，陸欽侃先後六次上書並發表文章，懇陳將三峽工程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挽救措施。1998年長江洪水之後，朱鎔基接受陸欽侃的意見，加高加固長江大堤。目前荊江長江大堤已經可以防禦百年一遇洪水。
李伯寧（1918年-2010年），1935年高陽縣簡易師範畢業，1936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擔任過游擊隊大隊長，解放戰爭時期擔任過冀中行署秘書，冀中導報編輯科科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在水利部任職，從辦公廳秘書處處長一直升到副部長。1984年由李鵬提名擔任三峽省籌備組組長，升至部長級。趙紫陽撤銷了三峽省籌備組，李伯寧懷恨在心。改任國務院三峽地區經濟開發辦公室主任。1986年參加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擔任移民組組長，提出三峽地區有足夠的環境容量，三峽工程的全部移民可以就地安置。後來朱鎔基發現三峽地區土地資源不足，無法安置移民，將就地安置改為部分移民外遷安置。1993年李伯寧任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副主任。李鵬對李伯寧的評價是：“為三峽工程上馬理了大功”。當時李伯寧是全國政協委員。
李銳（1917年-2019年），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工學院機械系，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赴延安。1945年後任高崗、陳雲的秘書。1949年至1952年任《新湖南報》主編、湖南省宣傳部長。1952年任中央水電局局長。1956年發表文章，反對林一山的三峽工程計劃。1958年在中央南寧會議上，在毛澤東等領導人面前與林一山辯論三峽工程，被毛澤東看中，兼職擔任毛澤東的工業秘書。1959年廬山會議上為彭德懷仗義執言，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右傾機會主義者”，撤銷一切職務。1960年被開除黨籍，下放到北大荒勞動改造，後到安徽磨子潭水庫工地繼續勞動改造。文化大革命中受陳伯達陷害，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單監里八年，著《龍膽紫集》，收詩詞400餘篇。1979年重新擔任水電部副部長，1982年至1984年擔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青年幹部局局長，為平反冤假錯案、培養年輕幹部做出貢獻。之後擔任中顧委委員。1985年出版《論三峽工程》一書，受到黨內紀律處分。1989年5月26日李銳與李昌、于光遠、杜潤生四位中顧委委員一起向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學生和市民們發出緊急呼籲，建議部隊與學生雙方無條件撤退。李銳反對三峽工程的觀點非常明確：長江本無事，庸人自憂之。
林華（1913年-1997年），1936年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化學系，在上海植物油廠工作。抗戰期間工廠內遷至重慶。1940年林華在重慶十八路軍辦事處工作。後轉赴延安，擔任自然科學院化學教員。之後擔任工業生產任務，當選為甲等勞動英雄。194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擔任東北化工局副局長。1954年赴蘇聯學習。林華是中國化工工業與石油工業奠基人。1981年至1982年任國家計委副主任。1983年至1997年國家計委諮詢組副組長。當時全國政協委員。林華多次組織水利、水電專家調查黃河上游、烏江、瀾滄江及四川三江的水能源，提出興辦水電，開發資源，發展中國西南、西北地區經濟的建議。林華指出：我們國家在反右、大躍進以後，受害已經很深。文革，政治上更充滿假話。三峽問題要解決，只有增加透明度，講民主，講科學。
喬培新（1912年-2007年），內蒙古達拉特旗人，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6月畢業於清華大學經濟系。1955年1月任中國農業銀行行長，1955年10月後任中國銀行副行長，中國銀行總經理、董事長。1979年任中國銀行名譽董事長，1982年任中國銀行顧問。當時是全國政協委員。喬培新指出，三峽工程論證中提出的三峽工程總造價是有意壓低的。未來三峽工程的真實造價必將是四倍或四倍以上，被其言中。
彭德（1913年-2002年），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太原重型機械廠黨委書記、國家建委機關黨委書記、交通部機關黨委書記、政治部主任、交通部副部長、大連海運學院黨委書記、交通部顧問等職。當時是全國政協委員。1985年在全國政協大會上彭德做大會發言，公開反對國務院1984年做出的原則同意建設三峽工程的決定。彭德指出，三峽工程阻礙長江航運的發展。
王興讓（1913年-1997年），回族人，早年畢業於東北大學，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年擔任共青團江蘇省委宣傳部長。抗日戰爭期間擔任太行第四專署專員，晉冀魯豫邊區工商管理總局局長，冀南銀行太行區行行長，遼寧省財政廳廳長，吉林省副主席，財政廳廳長，東北財委副主任兼東北貿易總局局長，東北人民政府貿易部部長。1949年後擔任中央商業部副部長，全國供銷總社副社長等職。當時是全國政協委員。王興讓指出，三峽工程將迫使一百多萬居民離開家鄉，實際損失大於發電收入。
侯學煜（1912年-1991年），1937年畢業於中央大學農學院農業化學系。1945年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獲碩士與博士學位。1950年侯學煜回國，在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內成立首個植物生態研究室，任研究員、室主任，併兼任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教授。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1986年侯學煜參与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擔任生態與環境組顧問。在論證過程中，侯學煜與生態與環境組組長、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馬世俊發生分歧。儘管生態與環境組的論證結論是：“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是弊大於利”，但是為了減少與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領導小組的分歧，馬世俊在結論的後面加上“許多不利影響是可以通過人為措施加以減小的”。侯學煜認為，目前對三峽工程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還認識不清，根本不可能提出減小不利影響的人為措施。侯學煜指出：三峽庫區的陸地生態系統非常脆弱。建壩之後，沿江兩岸的密集人口，勢必要擴大到山坡上找出路，於是毀林開荒、陡坡種植，有增無減，隨之土壤侵蝕，貧瘠化加重，水土流失面積擴大，強度加劇，泥石流、滑坡、干澇災害也日益加重。侯學煜是拒絕在最後的論證結論上簽字的九位專家之一。在國務院三峽工程審查委員會審查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報告前不久，侯學煜與馬世俊均離奇死去。當時，侯學煜是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羅西北（1926年-2005年），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共早期領導人羅亦農之子，著名水電專家，高級工程師，原水利水電規劃設計院院長兼黨組書記。羅西北提出一個十分關鍵的問題：就是能源利用效率的問題。中國能源使用效率十分低下，造成了對能源需求量十分龐大。中國政府只是不斷地大規模地開發能源，包括水電資源，來滿足所謂的需求。如果把資金投入到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投入到生產力的合理布局上，那麼投資的效果會更好，能源利用率也會提高。羅西北還揭露，葛洲壩工程其實並不是三峽工程的練兵，而是一個違反正常工程建設程序的決策。
陳明紹，1936年清華大學土木系畢業。曾任北京衛生工程局副局長，都市規劃委員會副主任、總工程師，市政工程設計院副院長，總工程師。國務院環境保護委員會科學顧問，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教授。1957年因“反黨反社會主義”被接觸所有職務。當時陳明紹是全國政協委員，也是九三學社副主席。陳明紹提出治理長江的四條基本原則是：先易后難：先上游後下游；先支后干；先面后線。
田方（1918年-2006年）、林發棠：田方是一位自學成才的專家，田方小學畢業之後到寧海商校學習一年，然後到杭州益城絲織廠和上海老九和綢局做學徒和店員。1939年後在國際新聞社工作，任資料員、實習編輯、會計、辦事處等職，走上新聞工作的道路。后在延安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工作，擔任編輯、記者。1942年在延安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任第一野戰軍隨軍記者，新華社一野前線分社副社長，新華社西北總分社編輯部主任。後任西北局新聞局新聞處處長。在這期間與習仲勛有許多交往。1952年6月至1962年8月任習仲勛的秘書，歷時十年。接著擔任寶雞地委副書記。后因田方本人的要求，不再擔任黨政領導職務而調入國家計委，從事人口遷移和生產力布局的研究，任經濟所副所長。林發棠是經濟所的研究員。田方與林發棠等人撰寫了《生產力合理布局》與《中國人口遷移》，是筆者在南京大學學習時的教材。當時的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有一個信息優勢，他們擁有世界上主要的報刊雜誌，可以了解國外各界人士，特別是國外科技工程界對三峽工程的看法，對全面了解三峽工程的利弊很有幫助。田方與林發棠編輯了《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再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與《三論三峽工程的宏觀決策》。
楊浪，1970年底參軍，197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79年2月參加對越自衛反擊作戰，榮立三等功。退伍後到《中國青年報》任職，歷任記者、編輯、編輯組長、編輯部副主任、主編，從記者做起一直做主編。當兵和打仗的經歷，造就了楊浪寬闊的視野，著眼大戰略的思路和果斷的決策。在旁人的眼中，楊浪的思路總是高屋建瓴的。楊浪從國防安全的角度，對三峽工程提出質疑。楊浪認為，三峽大壩將成為敵方定點威脅的目標，就像懸在中國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三峽大壩下游地區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是中國最主要的屯兵之地。三峽大壩一旦潰壩，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預備隊在未進入戰爭之前，就被三峽潰壩洪水所吞噬，其後果是無法估量的。楊浪指出，三峽大壩建造之後，必須耗費巨大資金建立三峽大壩的國防防衛體系，而這個投資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沒有考慮。
千家駒（1909年-2002年）：1932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後任廣西大學、香港達德學院、北方交大教授。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協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建國后，歷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顧問，政務院財經委員會委員，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副局長，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中國社會科學院顧問，是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和金融管理家。當時擔任全國政協常委。1989年六四之後留居在美國洛杉磯，1991年3月三峽工程決策之前被撤銷全國政協委員資格、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職務。千家駒建議，在當今國家財力困難的情況下，應該緩建三峽工程，而將資金投入教育事業，真正普及義務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素質。
茅于軾：中國著名的自由派經濟學家。茅于軾本在國立交通大學學習工商管理，後轉學機械。1955年起在鐵道部鐵道科學研究院工作，1958年被划為右派分子，后被下放勞動改造。1975年開始從事運輸經濟、數理經濟的研究。1984年調入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工作。198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做訪問學者。1990年任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經濟系講師。1993年茅于軾與盛洪、張曙光等人共同創建“天則經濟研究所”，出任所長。2012年茅于軾獲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當時茅于軾提出了一個十分有意義的問題：一百年後三百年後，三峽工程總有報廢的時候，報廢以後是個什麼狀態？這個問題在三峽工程可行性論證中沒有出現。就是到現在，在三十年前提出的問題，茅于軾也沒有得到任何迴音。
吳稼祥：文革恢復高考，吳稼祥考入北京大學經濟系，畢業后被分配到中宣部，後到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提出改革國有企業，實行股份所有制。1989年六四事件后被關入秦城監獄，1992年刑滿釋放，2002年吳稼祥赴美國哈佛大學當訪問學者。吳稼祥當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制度有一個特點：就是要想做成一件事，無論它多麼艱巨也能做到。因此出現一個有特色的畫面：衛星可以上天但馬桶天天漏水，導彈過剩而雞蛋短缺。後來三峽工程主上派李伯寧把這個特點總結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集中力量辦大事。其本質是：從老百姓那裡搜刮金錢，來為當權者樹碑立傳。
姜洪：曾在中國人民銀行、國有資產管理局、國家審計署等部委的科研機構擔任科研人員和行政領導；曾任國家行政學院教務長、北京大學中國金融研究中心副理事長、對外經貿大學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華東師範大學教授等。作為經濟學家、金融專家，姜洪提出三峽工程的經濟效益評估的問題。三峽工程每年發電量可折算成4000萬噸標準煤，當時每噸標準煤的市場價格為180多元人民幣；三峽水庫淹沒40萬畝農田（筆者注：還有十幾萬畝桔園沒有計算在內），每年產量按1000斤水稻計算，每斤水稻的市場價格為2元多人民幣。前者摺合每年收益7.2億元人民幣，後者摺合每年損失8億元人民幣。這個經濟效益誰都能明白。姜洪指出，雖然水電是可再生的能源，但是為修水電站所淹沒的和所佔用的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資源。另外，由於修水電站而被改變的生態、自然環境也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三峽工程是對資源的極度開發。
景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清華大學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入北京外國語學院學習英國文學專業。1980年赴美國夏威夷大學進修，后回國工作。1986年至1988年美國哈佛大學區域研究東亞問題專業學習，獲碩士學位。1990年至1994年美國哈佛大學人類系社會人類學專業學習，獲博士學位。1994年至2000年在紐約市立大學任教獲得終身教職。2001年夏季回國在清華大學任教，2005年評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2014年評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景軍主要研究水庫移民、生態抗爭運動等問題。當時景軍指出：三峽工程移民人數達130萬（而可行性論證報告說113萬），比以前任何一個水利工程的移民數量大許多，這已經遠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和工程技術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社會課題。三峽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沒有社會學家、人類學家的參与，是一個很大的缺失，表明中國政府關於三峽工程移民政策的設置，依然是以行政手段為主，這隻能帶來災難。
三、六四天安門事件
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於1989年3月20日至4月4日在北京舉行。《長江長江》一書趕在兩會閉幕之前，送到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下榻賓館的小賣部出售。李鵬在大會上作題為《堅決貫徹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方針》的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未直接提及三峽工程，但是提到：“基礎工業的建設，首先要加快以電力為中心的能源建設。要充分發揮中央、地方和企業各方面辦電的積極性，爭取每年平均裝機900萬千瓦以上，並相應進行輸電、變電的配套建設，在五年內使電力供應緊張狀況得到明顯緩和。”專業人士一眼看出，如果每年平均發電裝機900萬千瓦以上，那麼三峽工程上馬是勢在必行。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許多北京大學生和市民自發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后演變為聲勢浩大的爭取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和民主政治的群眾運動。全國的焦點在天安門廣場，沒有多少人關注《長江長江》一書的公開發行和討論三峽工程的問題。
1989年5月20日李鵬代表國務院宣部北京實施戒嚴，並調動三十萬解放軍前往北京。1989年6月3日晚至6月4日凌晨，解放軍部隊從北京四周向北京中心挺進，對天安門廣場實行武力清場，造成震驚中外的六四天安門事件。根據天安門母親至2011年8月收集的資料，可以確定的死亡人數為202人。
在解放軍控制天安門廣場和北京市后，中國政府開展了大規模的逮捕行動。1989年7月14日，《長江長江》一書的主編戴晴因“涉嫌動亂”，被收容審查。后宣布戴晴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關入秦城監獄。其實戴晴並不贊同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靜坐和絕食行動，認為這樣只能斷送趙紫陽等黨內民主派的改革進程。但是李鵬硬是把戴晴當成天安門學生運動的幕後操縱者抓入了秦城監獄，並把《長江長江》一書下架焚毀。就在戴晴入獄不久，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兩位主管寫信給《長江長江》一書中的文章作者、採訪者與被採訪者，告黑狀（李伯寧除外）。下面是其中的一個實例。
林華、田方工作所在的國家計委黨委，收到三峽工程論證領導小組辦公室兩位主管的告狀信。信中說：《長江長江》“是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書。你單位林華、田方同志參加了這一活動。現將‘有關材料’送上，供你單位清查和考察幹部時參考。”國家計委黨組負責人找田方談話，指出問題的嚴重性，要求田方不能再在公開場合發表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否則政治後果自己負責。並對田方說，這次是領導以個人的名義將他保了下來，希望不要給領導找麻煩。筆者在國家計委的一位同學也因六四事件被國家計委黨組負責人找談話。
北京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各個單位都開始清查運動，同時也實行聯保制度和領導負責制度。哪個單位的人出問題，就找哪個單位的領導是問。清查活動開始，就是要搞清楚，誰去了天安門廣場。同時也要求大家互相揭發，誰去了天安門廣場。其實，清查運動中的這個互相揭發活動就是一個秀。如果A揭發B去了天安門廣場，那麼A必然也去了天安門廣場，否則A怎麼知道B去了天安門廣場？只有在天安門廣場上見到了B。揭發了B也就把A自己也賣了，所以A不會揭發B。同樣B也不會揭發A。據說，清查運動下來，北京基本上沒有人去過天安門廣場。在清查活動結束時，各個單位的領導都對下屬說，我把你們都保下來了，希望不要給我再找麻煩，否則我也保不了你們。雖然北京政府、中央政府，包括李鵬在內，都知道這是在說謊。事實上可能是北京每一個人都去過天安門廣場。但是中國政府、李鵬需要人們撒謊，需要人們心存恐懼。你說，你沒有去過天安門廣場，你就不可能看到開槍、殺人，你就無法說出真相。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到1992年3月全國人大審查批准三峽工程之前，《長江長江》一書中的文章作者、採訪者與被採訪者（李伯寧除外），沒有一個人在公開場合發表過對三峽工程的意見，同樣中國媒體也沒有發表過對三峽工程不同意見的文章，唯一的例外是政協副主席錢偉長談波斯灣戰爭和三峽工程的一篇文章。
1994年三峽工程正式開工，1997年大江截流，三峽工程達到其頂峰，江澤民和李鵬率中央和地方大員出席，聲勢十分浩大。2003年三峽水庫蓄水到海拔135米，三峽工程的問題逐步呈現出來。到2006年三峽大壩封頂時，竟然沒有一個中央要員出席。有人說，三峽工程現在面臨的“新”問題，是工程可行性研究時沒有考慮到的。其實所謂的這些問題，並不是什麼新問題，而是老問題，在《長江長江》一書中都有論述。只是《長江長江》發行不久就被下架焚燒，中國老百姓很少有人讀過這本書。三峽工程上馬之前，不讓三峽工程反對派發聲，都是一面倒的讚美聲，所以這些老問題就被當作了新問題。從這裏可以看到焚書坑儒的害處。
四、結束語
三十年前，戴晴主編的《長江長江》在六四之後被定性為：是一本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書，是一本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書，是一本為動亂與暴亂製造輿論的書。《長江長江》遭下架被焚燒。戴晴被做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幕後黑手關入秦城監獄。《長江長江》一書中的文章作者、採訪者與被採訪者（李伯寧除外），均被告黑狀。致使三峽工程在決策之前沒有能夠在公眾場合進行公開的辯論，沒有得到公眾應有的關注。從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知識分子提倡民主、科學。四十年前的改革開放，人大委員長萬里呼籲“民主決策、科學決策”，呼喚科學的春天。三峽工程反對派向現行的決策制度挑戰，要求民主決策，科學決策。他們本著“武死戰文死諫”的精神，大胆地發表自己的意見。
三十年前六四天安門事件，使得中國又重新回到焚書坑儒的老路上去。
三峽工程從1994年底正式開工，到2008年提前一年向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衝擊。連續兩年，衝擊正常蓄水位海拔175米未果。從2010年起只得放棄潘家錚的“排渾蓄清”水庫運行方案，才得以蓄水至正常蓄水位。如今，三峽工程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還沒有得到回答：誰對三峽工程的決策負責？堂堂中國，竟然沒有一個真正的男兒，敢承擔三峽工程決策的責任。一個沒有承擔決策責任的三峽工程，會是一個正確的工程嗎？如果三峽工程真像李鵬之輩所宣傳的那麼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為什麼要學秦始皇、學希特勒，搞焚書坑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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