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周年特輯之十:八九民運給當代中國留下的政治遺產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BBC編者按:1989年春夏之交,中國爆發了一場歷時近兩月,波及中國各階層和幾乎所有大中城市的民主抗議運動。“八九”民運以當局在6月4日凌晨以坦克機槍鎮壓而結束。“六四”30周年之際BBC中文特別推出這套10集系列,翔實記錄“六四”事件始末,並對爆發“八九”民運的社會背景,學生,知識分子,民眾和回歸前的香港扮演的角色以及“八九”民運的政治遺產做全景分析。
“六四”,又到周年。1周年,10周年,20周年……一晃,30年逝去。
30年後的今天,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它對今天的中國、明天的中國,又意味著什麼?
試圖回答這個幾乎無法回答的大命題,不妨先引術兩段語錄:
兩段語錄
“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
“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要政府最后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
第一段語錄,摘自1989年4月26日中國官方喉舌《人民日報》的社論:《必須旗幟鮮明的反對動亂》。它是鄧小平為剛剛起來的學潮欽定的性質。
第二段語錄,是“八九”民運中學生領袖之一柴玲在政府下令開槍殺人的前一周,在5月28日,天安門廣場學生絕食高潮中錄下的一段錄像。
“八九”民運給當代中國留下了什麼政治遺產?我們不妨順著這兩段語錄做一梳理。
圖片版權WEB“維穩” 卅年
鄧小平當年下決心開槍殺人、不惜以學生平民流血為代價結束天安門民主運動,一個根本的理由是:“中國不能亂”。
這個所謂“亂”的結局,鄧小平看的很清楚,就是共產黨下台,一黨專治制度在中國的崩潰瓦解。用《人民日報》社論的表述就是,“否認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六四”鎮壓后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被當作了“鎮壓有理論”的佐證。鄧小平身後歷代中共領導人,都高舉“不能亂”的祭旗,全力以赴地“維穩”。
圖片版權BBC CHINESE江澤民上台高喊“維穩”,胡錦濤上台高喊“維穩”,習近平接掌權利后仍信誓旦旦的要“維穩”、“穩定壓倒一切”。但是,習近平的“維穩”,從範圍、規模、手段和深度與江胡時代不可同日而語。
“六四”鎮壓后被政府指為“黑手”被迫流亡美國的原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說,“六四”鎮壓后,共產主義實際上已被鄧小平拋棄:
“鄧小平是共產主義的掘墓人。‘六四’鎮壓后鄧小平意識到,他不得不以放棄共產主義做為繼續維持一黨專制制度的補償。蘇聯東歐共產體制崩潰后,鄧小平作出了一個最重要的決策,就是1992年的‘南巡’,他下決心搞資本主義。但鄧小平的資本主義與歐美的資本主義有本質區別,就是以確保一黨專制的繼續為前提。所以鄧小平的資本主義必然導致權利介入市場,不公平競爭和對腐敗的依賴。”
政治嚴冬
江澤民、胡錦濤都蕭規曹隨,以默認各種利益集團的腐敗換取對權利核心的支持。1989年,學生們高喊“反腐敗,反官倒”走上街頭,但30年前學生們要反對的腐敗,與今日中國的腐敗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習近平則是高舉“反腐”的大旗上台,把“反腐”變成了鞏固權利、打擊異己、獲取民意支持的利器。
如果說,江胡時代中國的政治氣氛還有時松時緊的間隔,還一定程度上容忍在非敏感的話題上議論吐槽的話,那習近平上台後短短几年內,已經徹底封殺了任何不同聲音的發聲渠道和公民社會的生存空間。
從政治異見者到自由派知識分子、從維權人士到少數民族、從網路大V到演藝名流、從精英階層到平民百姓,敢於挑戰一黨專制,甚至稍微與“主旋律”不合拍者,遭到的是嚴酷打壓乃至滅頂之災。
圖片版權REUTERS習近賓士下,正在藉助網路新技術,把喬治·奧維爾筆下虛構的“大哥”全方位監控變成中國社會的現實。而意識形態上,習近平正在試圖把中國重新拉回到毛澤東時代。
如果說,30年前,“八九”民運在中共建政后最溫暖的政治“小陽春”中爆發,那麼,30年後,中國正在回到毛時代的政治嚴冬。
擦亮眼睛
我們再來看第二段語錄。柴玲30年前錄下這段話時的狀態、她的話是否被誤解或曲解;“六四”到底死了多少人、天安門廣場上有沒有人被打死,我們不在這裏討論。
當柴玲等學生領袖挽著手臂帶領同學們離開天安門廣場的時候,留下了一個確鑿的事實:中國政府用機槍和坦克,以不惜平民流血的方式,在1989年6月4日凌晨鎮壓了一場波及全中國的民主運動。
柴玲期待的流血,不幸地發生了。無辜受害者的鮮血,“擦亮了全中國人民的眼睛”了嗎?
30年前,當“六四”的槍聲劃破北京的黎明的時候,人們預言的罷工罷市、全民揭竿而起、萬眾彙集廣場保衛學生的場面,並沒有出現。
事實上,6月3日晚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警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也就是軍隊拿到殺人令牌后,隨著緊急通告的每一遍播出,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就縮小一圈。如果說,過去50天中,廣場像是磁石一樣吸引人群,此時的廣場卻像流沙,人們在暮色中悄然逝去。
這裏絕無指責之意。那個凌晨,迎著槍彈、迎著坦克挺身而出的學生市民大有人在。
從分析“八九”民運政治遺產的角度,這裏要說的是30年前運動領導者的一個根本性的誤判。
圖片版權GETTY IMAGES/AFP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民主雜誌《北京之春》主編胡平說,“八九”民運留下的政治遺產之一,是在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時,必須要對中國國民的生存狀態有一個現實的、清醒的認識:
“人們曾說你一殺人,全體人民的眼睛就擦亮了,就都起來反抗了,那你對老百姓就估計錯了。而且從根本上就估計錯了。你以為老百姓不知道共產黨專治?要通過一件什麼事來教育老百姓?其實老百姓早知道,正是因為知道才不敢上街反對的。對專治不反抗不是因為不知道它專治,而是知道專治的厲害。”
已故的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咨1999年接受BBC中文記者採訪時說,在像中國這樣的專治社會,這是必然的:
“因為全民體制下它掌握了你的生存命脈。為什麼在1960年四千多萬人被餓死農民不造反?因為沒有了生產資料他們就不能生存,他們不得不依附於這個強權。”
噤若寒蟬
那麼,先於民眾“擦亮”了眼睛的知識精英群體,一場轟轟烈烈的“八九”民運,讓他們更加心明眼亮,執著追求了嗎?
“八九”民運的主體和主角、1980年代的大學生,儘管被批評幼稚衝動、缺乏政治技巧,但他們憂國憂民、推動中國走上民主文明之路的激情是純潔而炙熱的。80年代的大學生,在1989年那個春天,勇敢的承擔起歷史的責任,吹響了社會的號角。
儘管對中國知識界在“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有各種批評和質疑,但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知識分子如此大規模的自發的走上街頭,呼籲自由民主、要求政治改革,在1989年還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僅有的一次。
被政府定為“黑手”的知識分子精英,儘管被指責“軟骨頭”,沒有挑起大樑。但是,一批曾飽受迫害、精神和肉體都已經領教過中共專制制度的“厲害”的公知,還是在1889年那個春天挺身而出,與青年學生走在一起。在他們走上街頭之前,與中共體制內的開明派已經成功的營造出自中共建政以來最寬鬆、自由、活躍的政治氣氛。
圖片版權AFP然而,這場小陽春在89年那個春天嘎然而止,乍暖還寒。
“六四”鎮壓后被政府定為“黑手”之一,被迫流亡美國的原北京《經濟學周報》副主編王軍濤說:
“‘六四’最大的損失還不在於丟了多少條人命,而是這個民族失去了一次和平的政體變革的機會。‘八九’之後從黨政軍到知識界被全面清除出局的精英意味著,主導‘八九’民運的民主力量被一網打盡。”
30年來,這樣的“和平變革”機會再也沒有出現。中國的民主力量,無論是在國內還是流亡在海外,也再沒有恢復元氣。
不屈不饒堅持奔走呼號者仍有。已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就是一個典範。但更多的人是沉默,如果不是已改弦易轍附和“主旋律”的話。
“八九”民運后的30年,寒蟬效應已經在習近平時代覆蓋中國社會的每一個角落。
圖片版權AFP“一國1.5制”
這也包括香港。香港在整個“八九”民運中的表現、港人對大陸民主運動的關注、參与和影響力,讓北京震驚。“八九”之後的30年,“顛覆基地”、“前哨陣地”之類的字眼常常與香港連在一起。北京對香港的控制一直在全面收緊。
1989年5月21日,超過一百萬香港人走上街頭抗議北京實施戒嚴,聲援大陸的民主訴求。那次空前規模大遊行的組織者李卓人這樣看當時港人的心態:
“我們希望看到中國有民主和自由,因為只有中國有了民主和自由,香港才有最好的保障。如果我們要保住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的社會,每一個香港人其實心裏都清楚,如果中國實現了民主化,那我們的恐懼就沒有了,我們就不再恐懼共產黨的統治。香港遊行中有一個口號最能體現港人的心態:‘今天的北京就是明天的香港’。香港就要回歸中國了,如果中國不走上民主化,香港會變成什麼樣?香港的人權自由能存在嗎?”
在“六四”30周年前夕,香港對“佔中”組織者的判罪,或許是對30年前港人表達的擔憂的最明確的證實。
被判監禁16個月的“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對BBC說,“一國兩制”的香港已經在慢慢走向“一國1.5制”,甚至有一天會是“一國一制”。
毋忘“六四”
過去的29個“六四”周年,香港支聯會都組織維園燭光悼念晚會。每年的維園燭光晚會都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毋忘‘六四’”。
臨近“六四”30周年,香港支聯會4月17日在立法會外啟動了“毋忘‘六四’號”宣傳車。
強調“毋忘六四”,恰恰反映了這樣一個擔心和現實:“六四”正在被遺忘。
30年來,有關“六四”,中國政府只做了一件事,試圖徹底抹去有關“六四”鎮壓和“八九”民運的一切紀錄,就像這件事根本沒有發生過一樣。
圖片版權GETTY IMAGES“六四”鎮壓后出生的一代大陸人,在不知“‘六四’是什麼”中長大。
有形的紀錄可以抹去。人們的記憶也可以抹去嗎?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曾經歷了“八九”民運的一代人中,“自覺”抹去“六四”記憶者,相信不在少數。
曾是BBC英國廣播公司駐華記者的林慕蓮(Louisa Lim),幾年前出版了回憶“六四”的專著《失憶的人民共和國:重溫天安門》(The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在香港大學近日的一次研討會上,林慕蓮說:“中國境內的很多父母,甚至包括那些親自參加了那場運動的父母,決定還是不把那段歷史講給孩子,因為這些父母們覺得,知道了沒有什麼用,沒準還會給孩子帶來危險。”
30周年,對於任何一個紀念日,都是一個大日子。而對於紀念“六四”,意義尤殊。用在美國的政治異見人士、《北京之春》主編胡平的話說,“‘六四’30周年的紀念,可以說是仍以‘六四’親歷者為主體的最後一次最受矚目的紀念。”
實際上,過去30年來筆者曾與之面對面訪談過的“六四”親歷者中,方勵之、劉賓雁、陳一咨、包尊信,戈揚、王若望,許良英等等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她們或在流亡中客死他鄉,或在中國政府的監視下默然逝去。
又到周年。30年後的今天,紀念“六四”,紀念什麼?如何紀念?這不僅是中國人,也是任何一個相信正義和道德的人,都應該面對的。
“六四”30周年十集特別系列結束。請繼續關注BBC中文網有關“六四”30周年的專題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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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管理員 發布時間:5/31/2019 10:09:00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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