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書專頁
粉絲交流群
RSS/FEED訂閱段協平: 去留與榮辱（續一）——北留的十字路口
社會鼎革之際，大陸學人面臨著嚴峻的人生選擇。聽從南京方面安排，有機會和條件的去了台灣。而選擇留在大陸，各有各的考慮，情況比較複雜，大致可以分為五類。
第一類人，追求進步，嚮往光明
以陶孟和、曾昭掄曾昭燏兄妹為代表。
第二類人，對共產黨不甚了解，對國民黨更不感冒
經典的說法有三點：
羅常培：“難道共產黨還能比國民黨更壞嗎”？此其一。
葉啟孫：“共產黨也需要教書匠”，是為二。
胡思杜：“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什麼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這是三。
第三類人，家人都在大陸，故土難離，親情難捨。
也認定大陸解放，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報效祖國，將大有可為。以年輕學者為主
第四類人，持“一動不如一靜”的想法。陳寅恪最為典型。
第五類人，命運安排。
第一類人，追求進步，嚮往光明
他們對國民黨的統治由失望而不滿，對共產黨民主自由進步的主張由衷地贊成擁護，早就萌發了棄暗投明的心思。
已做了中研院院士的陶孟和就屬於這種情況。抗戰期間，陶孟和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隨著對國民黨政權認識的逐漸加深，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陶“左傾思想日益強烈”。1949年5月，竺可楨由杭州潛往上海，聽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說：“陶孟和頗贊成共產，近來大發議論”云云。
因此，當中央研究院決定遷台時，時任該院社會調查所所長的陶孟和明確反對，毫不客氣地對朱家驊說：“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仁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面對朱家驊的步步緊逼，陶孟和給社會所的同仁打氣說：“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敢把我怎麼樣。”此時的陶孟和決心拉著手下兄弟棄暗投明。
與陶孟和有相同思想的是曾昭掄、曾昭燏兄妹。曾昭掄是曾國藩的後人，幼承庭訓，飽讀詩書，1920年考上庚款留學生，進入美國著名的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工程系學習，3年修完4年課程。後轉攻化學，1926年獲該校工學院博士學位。與俞大絪婚後，出任中央大學教授，很快就兼任中央大學化工系主任。這位熟練掌握英、德、意、俄等五種語言的天才化學家，抗戰期間就做原子核能的研究，並撰寫了《原子與原子能》一書。在從事教育與科研的同時，他以充沛的精力和熱情研究軍事戰略，對中日戰爭、盟軍與德意法西斯軍隊的戰事，從武器裝備、戰略戰術、各將領的特長與弱點、各國軍民士氣等方面，發表了200篇以上的軍事評論。1944年6月，曾昭掄正確地預測了盟軍將在諾曼底登陸的具體位置和時間。1945年1月，應《正義報》約請發表談話，明確回答，歐洲戰事將於“上半年結束”。同年五月，在談到盟軍何時進攻日本時，認為“最早當在今年八九月份……戰爭的結束，也許並不在遠。”曾昭掄這一預言，引起了國民政府軍政當局高度關注，而戰爭的實際進程，很快證實了這一預言的正確。《燕京新聞》對此專門作了評價：謂曾昭掄“雖為一個化學家，但對政局、戰局的分析和綜合，都可以與任何專家媲美。”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令陳誠和俞大維負責籌劃組織原子彈的研製工作，俞大維首先與曾昭掄商量，曾昭掄立即推薦了吳大猷、華羅庚兩位國內一流的科學家。曾、吳、華三教授派人才赴美學習的計劃和方案得到蔣介石允准，並撥款五十萬美元作為這一計劃的前期資金。隨後三教授分別做赴美考察準備並挑選了隨行的青年才俊唐敖慶、王瑞駪、朱光亞、李政道、孫本旺及在美學習的徐賢修等。這一行動就是中國製造原子彈最早的曼哈頓計劃，這是中國後來在西部大漠引爆原子彈的真正源頭。
曾昭掄於1948年底由美國轉入歐洲考察、講學並一直沒有放棄對原子彈研究。翌年回到香港，台灣方面給曾昭掄安排了一個“飼料公司”(實為核研究機構)經理的職務，並催其速赴台就職。中共得知情報派人秘密接應曾昭掄乘船返天津(夫人俞大絪在港陪母親治病)，3月27日抵北平，重返北京大學，被任命為化學系主任兼北大教務長、校務委員會常委。1951年，曾昭掄被中央任命為教育部副部長兼高教司司長，1952年出任高教部副部長，1955年兼任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所長。夫人俞大絪回京后，與她的胞妹、北大西語系教授俞大縝同台授課。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好。
曾昭掄小妹曾昭燏在南京光復后籌建中央博物院工作中顯示出卓越的才幹並立下了汗馬功勞。她之所以在1949年堅決留在大陸，有三方面原因，一是對傾注了自己全部心血的南京博物館感情太深，難以割捨，其次是受兄長曾昭掄的影響，對新中國充滿嚮往，三是共產黨也把當時手握中央博物院實際權柄的曾昭燏作為重點爭取對象，派葉劍英夫人曾憲植，利用與曾昭燏的姻親關係，做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當時，曾氏家族及親友已有許多人在大混亂中出走台灣或香港，這些人都勸其隨同前往，曾昭燏不為所動。傅斯年赴台前特地約談曾昭燏，勸其一同到台灣大學教書或做專門的學術工作，並謂像曾昭燏這樣的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若留在大陸絕不會被共產黨所容，曾昭燏同樣予以拒絕。
曾昭掄兄妹一家的早年合影
1949年4月23日，解放軍佔領南京。對於這一天的情形與感受，曾昭燏回憶道：“我們憑著窗柵，看國民黨匪軍，從南京最後的潰退，我們以萬分興奮嚴肅的心情迎接著新時代的來臨。”4月24日，曾昭燏與留在南京的同事一起站在大門口，迎接解放軍一個排的官兵進駐博物院籌備處。新中國成立第二天早晨，已經被南京軍管會任命為新成立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院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的曾昭燏，率全院同事在博物院大殿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紅旗。1950年3月，遵照中央文化部令，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正式改名為國立南京博物院，曾昭燏被任命為副院長，主持院務日常工作。曾昭燏在日記中寫道：“這有無限前途的博物院的新生，也是我自己事業的起始。”
馬寅初也是中研院院士。在抗日期間蔣介石送來名片，用委員長的名義請他赴宴。馬老對來人說：“委員長是軍事長官，我是個文職，文職不去拜見軍方!再說我給委員長講過課，他是我的學生。學生不來拜見老師卻叫先生去拜見學生，豈有此理!他如真有話說，叫他來找我!”蔣又派人遊說：“委員長說了，您是他的老前輩，既是老師，又是浙江同鄉。委員長推薦您任財政部長，或者是中央銀行行長。”馬老笑道：“你們想弄個官位把我嘴巴封住，辦不到!”來人說：“那麼，請馬老先生買些美鈔吧，政府批給您一筆外匯，這可是一本萬利的生意啊!”馬老答道：“不，不！這種豬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去發這種國難財！”來人只得灰溜溜走了。1940年，馬寅初在陪都重慶，嚴正抨擊蔣介石政權的戰時經濟政策，惹惱了蔣介石，因而被捕並被關入了息烽集中營，1942年出獄。以如此立場和經歷，馬寅初安有不留下來之理?共產黨建政后也沒有虧待他，被先後委任以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只是因為1957年發表““新人口論”方面的學說惹怒了當局而遭到批判，1960年1月4日，被迫辭去北大校長職務。此後長期蟄居寓所，撰寫探索中國農業經濟規律的巨著——《農書》，至1965年完成初稿，約100萬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付之一炬。
在“留北”學人中，還有不少小字輩。他們中除了前文提到的胡適兒子胡思杜，還有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傅斯年抵台後，曾多次致函電召其在英國學成后赴台灣大學或史語所就事，但傅樂煥認為國民黨不足以成事，而共產黨才是值得信賴的，遂斷然拒絕了傅斯年的邀請，於1951年返回他想象中的自由幸福的大陸。
第二類人，對共產黨不甚了解，對國民黨更不感冒
“兩害相權取其輕”，留下來似乎更靠譜些，經典的說法有三。
“難道共產黨還能比國民黨更壞嗎?”此其一。比如羅常培，曾為西南聯大校委會成員、中文系主任，1948年秋從美國回到北大，被任命為北大文研所所長。羅常培在美國的女兒羅慎儀後來在整理父親留下的文件時，發現當時有三方面爭取他。一是中共地下黨，北大哲學系的汪子嵩，轉達上面意見，叫他留下來;二是耶魯大學聘請他做終身教授;三就是台灣。羅女兒說，記得當時有個說法，難道共產黨還能比國民黨更壞嗎?況且代表中共的汪子嵩曾向羅表示，保證他今後學術研究的自由，羅也就不再心有旁騖。
“共產黨也需要教書匠”，是為二。葉企孫持此說。葉在抗戰期間曾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後任西南聯大理學院院長，清華大學“特種研究事業”委員會主任。抗戰勝利后，西南聯大常委梅貽琦、傅斯年頻繁往來於重慶、南京、北平之間辦理“北歸”復校事宜，葉企孫被國民政府教育部指定代理清華大學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並主持聯大校務，成為事實上的西南聯大“一把手”。期間，國民政府為實施“種子計劃”物色青年才俊公費出國留學，葉企孫力薦李政道並成行。多年後，李政道頗為感激地說：“葉師不僅是我的啟蒙老師，而且是影響我一生科學成就的恩師。”
1946年秋，清華大學複員回到北平，葉企孫擔任校務委員兼理學院院長，是除梅貽琦之外清華第二號實力派人物。1948年底，梅貽琦離開北平南下時想拉上葉企孫一塊走，並有了與葉共同到福建省利用海外保存的清華基金建立清華大學基地的打算。但葉企孫經過一番搖擺、觀望，認為“自信作孽無多，共產黨也需要教書匠”，決定既不接受美國某基金會邀請去海外，也不南下，堅持留了下來。北平和平移交后，馮友蘭、吳晗先後主持了清華大學一段時間的工作，后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奉命改組，由葉企孫出任主任委員，成為清華園的“一把手”。但他這個“一把手”並不為人所看好。據與葉共事幾十年的一位清華老教授說：就葉的性格和思想而言，屬於敦厚學者型人物，性溫口吶，“似不能言者”，且有牢固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並不適於混跡“仕”位。雖曾幾次代理校務，但那只是因為他的聲名與學術地位少有人與之匹敵使然，而且多屬於維持和留守性質，真正長期搞行政工作，既不是他的特長，也不是他的願望。至於政治，更是他一向避之唯恐不及的。當年在重慶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時，身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的朱家驊不止一次拉他入國民黨，都為其所拒絕，一直作為無黨派人士立足學界。他獨善其身，終身不娶，視學生為兒女。
既然政治不是葉企孫這位“不諳新事理、新邏輯”的人所能玩得了的，其悲劇性的命運就不可避免。
三是“我又沒有做什麼有害共產黨的什麼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這是胡思杜的原話。與胡思杜有相同想法的不乏其人，比如鄧廣銘、鄭天挺。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正式就任台灣大學校長，從那時到1950年初，他一直沒有忘記繼續拉攏大陸學人赴台。據留在北大的鄧廣銘說：傅斯年“此後便經常以朱家驊的名義給北大鄭天挺先生打電報，號召北大教授到台灣大學去任教，有時也指名道姓，說要某某去。記得點過張政烺先生的名，也點過我的名。當時鄭先生問我去不去，我說，要論和傅先生的師生關係，我應該響應他的號召，到台灣去。不過，傅先生與蔣介石關係密切，所以跟他去。我與蔣介石沒有什麼關係，不願跟他到那孤島上去。我還和別人開玩笑說，如今國民黨的軍隊是不戰、不和、不守，我的態度是不死、不降、不走。我沒有做過蔣介石的官，和國民黨沒有任何關係，為不著為他們盡節殉死。我和共產黨沒有仇恨，我在大學教書，人民政府是否讓我繼續教下去，當然還很難說，但這並不是一個投降不投降的問題。我不跟傅先生走，也不跟國民黨走，決意留在北京大學。”
當年北大文科研究生、後來成為哲學家的任繼愈在談到鄭天挺去留問題的一個片斷中說：“鄭先生接受我黨的指示精神，堅守崗位，安心迎接解放，北大的絕大多數教授在黨的影響下沒有南逃。當時的一些高級知識分子，雖說不上對共產黨有多少了解，但對國民黨幾十年的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毫無希望，是十分清楚的。有一次有事到辦公室，正遇上有位清華教授和他通電話，問他走不走。鄭先生用安詳穩定的口氣，慢條斯理地說：‘不——走。’”就鄭先生當時的地位和條件，假若要走，自是近水樓台，但他還是留下來了。
第三類人，家人都在大陸，故土難離，親情難捨
也認定大陸解放，百廢待興，正是用人之際，報效祖國，將大有可為。持這類想法者，多年輕氣盛，詩人氣質，理想化色彩較重。特別是留學海外者，嚮往新中國，歸心似箭。穆旦夫婦和陳夢家夫婦就屬於這樣的情況。
穆旦原名查良錚，詩人，與金庸為叔伯兄弟。1935年7月，18歲的穆旦自天津南開中學考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1937年抗戰爆發后隨清華師生長途跋涉到暫設於衡山的長沙臨時大學文學院就讀，後跟隨聞一多、曾昭掄等師生組成“湘黔滇步行團”，跋涉三千里到達雲南昆明西南聯大外文系繼續學業，1940年畢業后留校任助教。1942年2月，響應國民政府青年知識分子參軍入伍的號召，報名參加了中國遠征軍，親歷了中國遠征軍在緬甸與日軍血戰及隨後的“滇緬大撤退”，走出了九死一生的“野人山”。抗戰勝利后，穆旦辭去軍職，回到北平家中閑居並準備出國留學，期間曾供職于上海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救濟署駐南京辦事處等機構。1949年赴曼谷聯合國世界糧農組織任英譯員，同年8月由曼谷赴美，進入芝加哥大學英語系攻讀英國文學。
1949年與望族出身的周與良在佛羅里達州結婚。1950年，國內大局已定，穆旦夫婦決定，一旦周與良獲得博士學位，就一同返回祖國大陸，為新中國服務。為此，穆旦在攻讀英美文學的同時，有意識地選修俄羅斯文學課。穆旦當年從長沙步行昆明，曾創造了一路背誦一部英文詞典的奇迹，因此，在不長的時間里，他的俄文閱讀能力就超過了美國本土的俄文研究生。在學習英國和俄國文學的同時，穆旦試著把自己的詩譯成英文在美國一些報刊發表，居然很受讀者歡迎，並引起詩歌評論界的注意。1952年，由美國詩人赫伯特.克里克莫爾主編的《世界名詩庫(公元前2600——公元1950年)》，收入了穆旦的《飢餓的中國》和《詩八首》。這部《詩庫》僅有兩位中國現代詩人入選，另一位是擔任過中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
也就在這年夏初，周與良獲生物學博士學位。未久，穆旦夫婦受到了台灣大學的邀請函，幾乎同時，亦收到印度德里大學的聘請書。當時美國南部一些大學經常到芝加哥大學選聘教師，留美對他們夫婦並不難，但他們還是決定回到祖國大陸，其緣由是夫婦雙方的父母兄弟姐妹等親屬都在大陸，回國后在各自的專業上也能開創一番新天地。在穆旦心目中，牽挂和夢想更多的還是他熱愛的詩歌創作與翻譯外國文學作品，並認為中國的詩歌若想來一次“文藝復興”，非得借鑒外國詩歌的長處和新的意境不可，而自己無疑是這項偉大使命的承載者與新墾土地的播種者之一。
但此時返回大陸不是件容易的事。據周與良回憶：“當時留學生拿的都是國民黨政府的護照，又正值朝鮮戰爭時期，美國反華反共情緒正旺，且我為理科博士畢業，美國政府根本不批准回中國大陸。”為此，她找到一位律師，花錢向移民局疏通，周的導師也向移民局寫介紹信，“證明‘此人所學與化學武器無關，對美國國防沒有危害’，加之我們夫婦稱回國是定居香港，才最終獲准回香港。而國內親屬已替我們辦好香港入境手續。”遂如願以償。
陳夢家的情況與穆旦差不多。當聞一多於1927年到中央大學任文學院院長時，剛滿16歲的陳夢家以同等學力考取這所大學法律系，同時開始創作新詩，並很快成為聞最得意的門生。在聞一多熱心指點下，具有“少年天才”之稱的陳夢家步上了詩歌與戲劇創作之路，且很快成為新月派後期群體中的一員健將。第一次淞滬抗戰爆發，中央大學法律系畢業不久的陳夢家，滿懷愛國熱情，與三位同學一道星夜兼程，奔赴上海近郊前線，加入十九路軍抗擊日寇的侵略。3月底，隨著戰事日趨緩和，陳夢家回到南京，旋受聞一多邀請赴青島大學任教。后在聞一多的影響下，陳由詩人一變而為甲骨文研究者，並在短短十幾年內就成為時所公認的古文字學家、青銅器研究專家、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在業內獨樹一幟，取得了當世學者難以企及的輝煌成就。聞一多曾對好友梁實秋不止一次地激賞：“一個有天分的人而肯用功者陳夢家算是一個成功的例子。”
1944年9月，陳夢家自西南聯大攜年輕妻子趙蘿蕤赴美留學。趙蘿蕤是燕京大學宗教學院院長、基督教理事會亞洲主席、全國聞名的杜甫專家趙紫宸唯一的女兒，自小在家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能詩善文，且彈得一手好鋼琴，是燕京大學的校花。陳夢家在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講學一年，開課內容為中國古文字學，趙蘿蕤則進入芝大英語系攻讀。1947年，陳夢家將幾年來收集到的資料彙編成《美國收藏中國銅器全集》，以英文說明稿列印數份，分別留存與寄送朋友並做回國準備。對這段經歷，趙蘿蕤在一篇短文中回憶說：“在美國三年中，他就是為了這個目標而努力奮鬥。從第二年開始他遍訪美國藏有青銅器的人家、博物館、古董商，然後回到芝加哥大學的辦公室整理所收集到的資料，打出清樣。多數私人收藏家都是富貴之家，否則誰買得起一件、兩件，乃至數件精美絕倫、價值昂貴的中國青銅器呢?夢家是無所顧忌的，只要是有器之家，他必然要叩門的。他和所有藏家、古董商、博物館幾乎都有通信關係，並留有信件存底。他勝利地完成了他盡全力想要完成的工作。
任務完成後，陳夢家回絕了芝加哥欲長期聘其執教並留美定居的邀請，毅然決定先趙蘿蕤一步歸國，重返清華大學。他如願以償，出任了清華中文系教授，並在校內籌建了藏品可觀的文物陳列室並自兼主任。
1948年冬，趙蘿蕤完成了芝加哥大學英國文學專業的博士論文答辯，來年6月即可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台接受博士學位。此時中國內戰已進入最後階段，平津局勢緊張，趙蘿蕤怕萬一國共兩黨形成對峙局面，再現歷史上南北朝割據情形，很難抵達北方，與家人團聚和服務於燕京大學的心愿成為泡影，遂毅然決定放棄學位提前乘船回國。還搭上了一架給傅作義“剿總”司令部運糧食的飛機飛往北平。當飛機抵達天津上空時，被中共軍隊發現，當即用高射炮射擊，飛行員沉著冷靜，避開炮火抵達北平上空，于天壇一片柏樹叢中安全降落。三個星期後，守城的傅作義部開出城外接受中共改編，趙蘿蕤趁機出城，赴清華園與陳夢家相會。未久，趙蘿蕤被聘為燕京大學西語系教授，系主任。
1951年上半年，尚未完成博士論文的巫寧坤接受趙蘿蕤的邀請離開芝加哥大學，於7月初來到舊金山等船返國。時已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正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助理研究員和講師的同學好友李政道聞訊前來幫忙收拾行李。7月18日早晨，巫寧坤登上了駛往香港的郵輪，李政道專程前來送行道別。就在二人相互道別的瞬間，巫寧坤突然有一種莫名的傷感和不祥之兆湧上心頭，一句話衝口而出：“你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工作?”李政道似乎沒太在意，笑笑說：“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似有感覺，但沒有放在心上，也就一笑了之。令巫寧坤沒想到的是，二人再度相會竟是20年後的北京飯店國賓館。作為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的李政道自是中國政要的貴賓，而巫寧坤的身份則是一個剛從牛棚里放出來“內部控制”的“牛鬼蛇神”——他是在報紙上看到李政道回國的消息后，向領導講明情況獲得恩准而來的，也僅僅在賓館匆匆見了一面。
第四類人，持“一動不如一靜”的想法
在這方面，陳寅恪最為典型。本來，陳寅恪先生已經隨胡適到了南京，后從上海轉往廣州。此時奉命主持史語所和台灣大學的傅斯年數次致信陳寅恪，請其赴台到史語所與台灣大學任職。陳寅恪心理複雜，猶豫不決，始終沒有對這位老友的邀請作出答覆。陳氏當時的心境和真實想法，後世研究者已很難窺知，唯可沿著歷史脈絡和陳氏性格推想的是，假如陳寅恪響應傅斯年的呼喚登船赴台，一旦孤島失守，一家老小又何以自處?而落入作為“解放者”出現的中共軍政人員之手，又情何以堪?當年楊武之(楊振寧父親)隨梅貽琦南下到了上海，被中共接管后的清華就把他一腳踢開，自己隨胡適南下，也不可能有好果子吃。既感到國民黨不可靠，對共產黨也不太感冒，在進退維谷中，陳寅恪在“一動不如一靜”的心理作用下，于觀望中沒有邁出生命中的最後一步。
陳寅恪留下了。與楊武之的命運不同，陳寅恪的名氣實在太大，大到使一切當權者都不便或不敢在政權尚未站穩腳跟之時，就將其當做一個可有可無的黑色足球踢出圈外——1949年底，毛澤東訪問蘇聯，與斯大林會晤時，對方突然問起陳寅恪的行蹤，毛澤東感到意外，詢問詳情，才知斯大林在寫《中國革命問題》時，曾引用了陳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澤東不知陳寅恪是何方人士，遂立即表示回國查詢后再呈報。當夜，一份特急密電發往北京，相關人員迅速行動，這才知道陳寅恪沒有去台灣，而是流落到了嶺南大學。自此之後，陳寅恪的身影進入了中共最高當局的視野。
與陳寅恪有同樣考慮的，是他的好友吳宓。吳宓在留學美國期間，與陳寅恪、湯用彤被譽為“哈佛三傑”。1942年，任教西南聯大的吳宓被聘為“部聘教授”。按當時規定，部聘教授，每個學科在全國範圍內只有一人。因此，在群星燦爛的學人中，也只有陳寅恪、吳有訓、吳宓、曾昭掄、徐悲鴻、李四光、湯用彤、胡小石、蘇步青、茅以升、黎錦熙等16人享此待遇與殊榮。但由於各種原因，吳宓在西南聯大生活得並不愉快。1944年9月，吳宓由昆明而成都燕京大學，與老友陳寅恪相聚一校，度過了一段雖然生活同樣艱苦但內心愉快的時光。一年後，陳寅恪應牛津大學邀請前往講學並治眼疾，吳宓則去武漢大學執教。隨著解放軍南下的日子迫在眉睫，特別是得悉從歐美回國的陳寅恪已經就職嶺南大學，吳宓遂應聘四川大學，並與主辦成都東方文教學院的王恩洋約定，到其院義務講學，目的是從王恩洋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為僧，並撰作一部描寫舊時代生活的長篇小說《新舊因緣》，以償多年的宿願。”
但在去成都路上“因行途不便，遂止於渝碚，而在私立湘輝文法學院任教授，並在梁簌溟主辦之私立勉仁文學院講學。此時，宓仍是崇奉儒教、佛教之理想，以發揚光大中國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為己任。”(吳宓日記)基於這個考慮，吳宓放棄了1948年赴美講學的機會，放棄了1949年2月去香港大學的機會。1949年10月，錢穆在香港來信，力勸他到港與自己和知友們辦一東亞文學院，還寄來章程和課表，吳宓也謝絕了。到了台灣的傅斯年曾致函吳宓赴台任教，吳宓也未應允。正當他還一廂情願地做著美夢時，1949年11月30日重慶改天換地。吳宓只好在重慶多所學院任教，1950年10月，最終落腳于由當地多所學院組成的西南師範學院。
與陳寅恪、吳宓不同，馮友蘭在“動”與“靜”的考慮上，恐怕主要與他的性格和人生哲學有很大關係。熟悉馮的人評價，“馮友蘭天性具有的搗糨糊、和稀泥的處事哲學與‘騎牆’性格……在許多問題處理上，馮往往出於自身名利的考慮”。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後為著名生物化學家、中科院院士的鄒承魯在答《科學文化評論》雜誌記者問時，記者問他“西南聯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賞誰，最不欣賞誰?”鄒承魯說，“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的是馮友蘭。”同是西南聯大學生的何兆武在評價鄒承魯時說，“這話說來似乎有點不敬，不過當年我們做學生的大多對馮友蘭印象不佳，主要還是政治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後一篇《應帝王》鮮明地表現出想做‘帝王師’的心態。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何兆武《上學記》)此公後來特別是‘文革’時期所做的一切，都可從他早年這些脈絡中尋出影子。”
夏鼐和郭寶鈞在“動”與“靜”方面的考量，似乎主要在個人學術發展方面。留學歸來的夏鼐學問廣博，但在業內畢竟是晚字輩。到了台灣，面對李濟、董作賓、石璋如、高去尋等當年親自參与安陽殷墟發掘的幾座高山，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幾乎難於上青天。聰明過人的夏鼐尚且如此，被“海龜”們不放在眼裡的土學者郭寶鈞，其學術前途自然可想而知。而一旦留在大陸，面對的將是高山坍塌，丘陵與墳包同時崛起的境界。在新的制高點上，放眼學界將是一馬平川，無人與之匹敵。夏鼐打定主意后，在一片紛亂中回到家鄉貓了起來，靜觀時局，等待命運轉機。1950年底，他應邀自溫州老家來到北京，出任新組建的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在郭沫若和鄭振鐸的領導下，與郭寶鈞等“開展了中國田野考古學的新天地”。
第五類人，大概就是上帝的安排了
1948年12月13日，解放軍進駐清華園，進逼北京城。整個平郊炮聲隆隆，硝煙瀰漫，北京古城危在旦夕。憂心忡忡的梁思成成天站在校門口向南眺望，傾聽著遠處陣陣炮聲，一邊來迴轉圈，一邊自言自語地道：“這下子完了，全都完了!”意思是說北平有文物價值的建築將全部毀於戰火。出乎意料的是，不久，幾位頭戴大皮帽子的解放軍代表由張奚若陪同來到梁家，請梁思成、林徽因在軍用北平地圖上表明需要保護的古建築與文物存放地點，以便在攻城中加以保護。梁思成夫婦為之感動而留在了清華園。
1948年底，李濟攜妻與唯一的兒子、時正在上海同濟大學讀書的李光謨登上“中鼎”號軍艦，押運一批重寶渡過台灣海峽，抵達基隆再轉赴台北。按照李濟的計劃，其子到台灣后可進入台大讀書，繼續完成學業。但年輕的兒子李光謨在台北住了三個月後，覺得此地人多嘈雜，社會治安混亂不堪，沒有什麼可看、可玩的地方，一度心情比較鬱悶。正在這時，李光謨收到了上海同濟大學幾個同學的書信，希望他回到大陸一起學習。年輕的李光謨為同學們友情所吸引，徵求父母同意后，隻身一人重返大陸。令一家人意想不到的是，隨著戰爭形勢急轉直下，李光謨再也沒有回台灣的可能了。
在海峽兩岸紛亂動蕩的特定歷史階段，還有一些不為人知的明爭暗鬥和黑幕，影響了一些人的去留。據說當時傅斯年很想邀請哲學名家朱光潛到台大任教，但他手下的文學院院長沈剛伯怕朱光潛到台後，對自己的地位形成威脅，暗中作梗，把邀請信息暗中壓下，秘而不宣，直到大陸完全解放，朱光潛才得到消息。按朱光潛後來的說法他沒有去台之意，但就當時的情形，縱然想抽身起程也已經無能為力。
不要忘記劉文典。此公牛氣衝天，曾因與蔣介石公開過招而名噪一時。由於吸食煙土的嗜好等原因，在學人“北歸”時，劉文典滯留于偏遠的雲南昆明。他連北平這一文化和學術中心都沒心思去，更不用說去台灣了。至於潘光旦教授，就恐怕跟與傅斯年的恩怨有關了。傅斯年向來不把潘光旦一派人物視為同志、同類或同族。1948年選舉中研院院士時，傅斯年將他拉下。你去你的台灣，我留我的大陸，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這大概應該是潘光旦合乎邏輯的想法。
20世紀四十年代末，在人才爭奪戰中，國共雙方都沒有忘記海外留學人員。經中共統戰人員秘密做“思想政治工作”，趙元任與李方桂都動過回大陸的念頭，但他們所在的美國學校當局不願放人，二人亦未再固執己見。與趙、李不同，據中國科學院估算，當時散居海外的中國科學家大約有5000餘人，到1956年底有2000餘名科學家陸續返回大陸，但後來的遭遇大概是他們沒有預料到的。
人生經常面臨命運的十字路口。在這個十字路口，通向奴役的路標上，寫著天堂，通向人間的路，一眼望去，山重水複，烏雲密布。何去何從?有的人選擇價值，有的人選擇時務，有的經不住誘惑，改變了初衷，也有腦子一熱，率性而為的。至於鬼使神差、陰差陽錯了的，也不鮮見。更多的是從眾，隨大流，情況千差萬別，最後的結局也就天上地下。
選自《南渡北歸》筆記
- 🔥免費PC翻牆、安卓VPN翻牆APP
- 🔥靈魂之謎|中華文化|治國大道
—— 原載: 《南渡北歸》筆記
縱覽中國刊登日期： Thursday, June 20, 2019 關鍵詞: 1949 北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