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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界面時評 | 兒童性侵事件中三類人的異化
轉自：m.jiemian.com , 旨在為讀者提供多元信息，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在六千萬留守兒童群體中，發生過多少與韓國影片《熔爐》一樣的故事，可能是我們永遠也不能接近的真相。
2011年5月27日，海南屯昌縣坡心鎮石橋村，一名留守兒童自從學會寫字后，小女孩在想念父母時，就在桌子上寫「爸爸」、「媽媽」的字樣。來源：視覺中國
文｜馬麗
（康奈爾大學博士。2019年有兩部關於社會轉型和身份不平等以及當代女性口述歷史的專著將面世，分別由Routledge 出版社和Palgrave Macmillan出版。）
近兩年來，無論是在美國前國家體操隊隊醫納薩爾長時期性侵數百位未成年人的新聞，還是國內頻頻出現的關於未成年人被侵犯或強迫賣淫的消息，都會激起媒體和普通大眾廣泛的關注和討論。很大程度上，性侵的受害者無論是成年人還是未成年人，在這個過程中，都遭受到了暴力的支配。
在一些社會理論家看來，「暴力支配」一詞不僅僅是物理的傷害，更是對他人意志的侵害。在暴力支配的過程中，受害者往往都是權力上的弱者。這些人無論是女性（甚至男性）還是兒童，可能是因為經濟、社會關係或身體等等處在一種被權力所支配的弱勢地位上，從而被暴力侵犯、支配。相比於過去的社會，現代社會的權力運作並不直接能夠反映在單個的權力中心中，相反，社會權力的分配以不同的方式形成了大量的場域和微觀結構，然而在邊緣群體或社會弱勢群體中，這種權力的不平等關係卻會以一種尖銳的方式表現出來。比如，在社會統計中，全球男性自殺的比率通常要比女性高，但是在中國農村卻出現了相反的現象，很多研究就指出這種現象從側面說明，農村婦女在經濟和婚姻關係中就是權利被剝奪的弱勢群體。在這種背景下，作為農村缺失完整家庭監護的留守兒童就更加弱勢了。
根據「女童保護」網路監控數據的不完全統計，2013至2015三年間，全國各地被媒體曝光的性侵兒童案共968起，受害兒童超過1790人，其中百分之八十居住在農村。這些留守兒童最缺乏社會資本和身體的保護，也就最容易成為性暴力的受害者。在六千萬留守兒童群體中，發生過多少與韓國影片《熔爐》一樣的故事，可能是我們永遠也不能接近的真相。
張遠（化名）是我在2006年田野調研時認識的朋友，她長期做關懷農村留守兒童的圖書館項目，在全國各地跑。像她這樣堅持在第一線的非政府組織（NGO）工作者非常少，因為大多數人的熱情和堅持在兩三年內就耗盡了。張遠對我說，「看到的黑暗面太多，很多時候都覺得撐不下去了。」
她曾告訴我過一個故事。在某個偏僻貧困的村子，有一家父母長期出門打工，留下一個10歲女孩在農村。這家還有一個智力有些缺陷的叔叔，三、四十歲，還可以自理。張遠每到一個村子，先去公立學校看看，詢問一下圖書室的使用情況，然後再去家訪幾個貧困的學生。有當地人帶張遠去看這個家庭，她與女孩交流幾句，詢問她生活和上學怎樣。也許是察覺到了這個陌生大姐姐的善意關懷，女孩對她投來求助的眼神，同時用懼怕的神情，不時看一看旁邊的叔叔。
張遠更仔細地觀察了一下周圍環境，發現這家只有一間舊農舍，擺了兩張床之後，還有幾件簡單的傢具。她說，「當時我就想象，到了晚上，這間房的門一關上，可能會發生什麼：一個成年男人和一個幼女？」她覺得自己的心被揪緊，無法揮去一種疼痛感。
家訪完以後，張遠從其他村民那裡，證實了自己的直覺：這個女孩的確長期被自己叔叔性侵。但村民都不覺得怎樣，畢竟那是別人家的事。離開那個村子以後，女孩的眼神和發現這一黑暗事實的刺激感、悲痛感，一直停留在張遠的腦海中，讓她沒有辦法忘記。當第二次和我談到這件事時，她說，「我真想再回去一次，把那個孩子接走。」
張遠最終無能為力。作為一個NGO機構的負責人，她只是那個村子的過客。實際上，作為一名單身女性，她自己也經歷過性侵的危險。有一次，張遠與另一個NGO的負責人下鄉，住在鎮上簡陋的旅社。晚上，同行的這個男性獸性大發，要闖入她房間，與她發生關係，連門都被他踹壞了。
除了家庭父母角色在成長中的缺失外，每一件兒童性侵事件，都會帶來三類人的「異化」，包括被侵犯者、施暴者和旁觀者。對於身體和情感都尚未發育完全的兒童而言，性侵帶來的創傷會持續一生，最首要的影響是不信任他人、自我羞恥感、社交恐懼和作為自我保護的暴力傾向。
2010年加拿大廣播公司（CBC）發行的一部紀錄片《背叛》中，講述了1970年代發生的兒童性侵事件。有一個多子女的煤礦工人家庭，幾個男孩都曾被同一位熟人性侵，彼此之間卻互相不知道。其中一個孩子叫大衛，性侵發生在他7歲時。直到後來大衛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以後，他還多次想要自殺，結束折磨自己一生的羞恥感。他告訴紀錄片攝製組，「我想，如果我死了，就沒有人知道我的秘密了。」沒想到，不久之後，大衛的哥哥自殺，留下遺言說，他再也無法忍受被性侵的這一秘密了。這時，大衛才意識到，自己若早一點說出來，哥哥也許就不會死了。
為什麼一個男孩童年被性侵的經歷，讓他到了四十歲時仍痛苦萬分、哭泣著回憶？性侵不同於其他侵害，它涉及對一個人身體私密部分的侵犯。同時，性是人對自己產生尊嚴感、價值感和身份認同的一個核心部分。當自身的純潔與美好被踐踏，受害者會產生一種強烈的羞恥感、厭惡和自恨。這種對心靈的創傷，令許多人一生都難以痊癒。
近些年，至少從新聞或公共媒體的報道來看，很多農村留守兒童甚至比成年女性遭受性侵犯的數量更多，施暴者的一個動機就是對這些留守兒童施暴更容易得手，並且風險更低。甚至在微博或者一些社交媒體上，一些施暴者會公開炫耀或討論這些。將性侵暴力施加於最弱的兒童身上，居然會讓施暴者得到一種扭曲的快樂，而且會不斷消費此快感，這是一種極致的「異化」。可能這也是為什麼一些國家會把有性侵兒童前科者的信息公開，以警示他居住周圍的人，因為犯罪學家認為，這類人很可能會繼續作案。
兒童性侵事件中的第三類人是旁觀者。在張遠的故事中，她和村民都是旁觀者，但他們的反應形成鮮明對比。張遠對邪惡始終保持著一種道德敏感，儘管她要與自己的壓抑感和無力感作鬥爭，也並沒有辦法解救那個孩子。她只做到了讓自己的心靈秩序不被這個悲慘世界「異化」，用悲痛和講述來抵制惡的侵蝕。黑暗沒有吞噬她，儘管她傷痕纍纍。
張遠是悲慘世界中少數的良知，她無法改變現實，只能留下人性的淚水。與她形成反差的是麻木的村民和留守兒童幼兒園的縱容者，自私冷漠和經濟利益成了他們異化的推動力。在觀看性侵在他們眼前發生時，人所應具備的羞恥感、正義感都消失了。2015年美國電影《焦點》中，《波士頓環球報》記者從多年前處理性侵案的律師口中聽到，「一個孩子被性侵，需要整個村子做幫凶（It takes a village to abuse a child）。」
每一個性侵事件的曝光，常常都會對人們的心靈秩序提出迫切的叩問。13年之後，張遠並沒有離開NGO界。她不斷說自己愛心早就冷淡了，但探訪農村留守兒童仍是她最願意做的。她仍不斷在黑暗的現實面前拷問自己，作為一個人，應該怎樣活。在一個消費社會中，新聞可以過去，熱點可以變換，甚至受害者和侵犯他人的人也都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然而，我們需要知道，在某些社會不經意的政策或狀況，經濟的變化，社會的地位，微小的原因就可能會造成一些人的權利、尊嚴、身體被侵犯和被剝奪，從而導致他們生命狀況出現問題，甚至影響到他們愛的能力和對他人的信任。這些問題，也許被一個消費的社會，一個容易將女性或弱勢群體物化的世界修飾而進行隱藏，甚至用消費或金錢交換的自由去隱藏這些權利的侵犯和剝奪，也許有人說一項研究片面，一篇文章也是杯水車薪，不可能改變戶籍身份、家庭關係、經濟地位和鄉土環境等等給這些孩子們帶來傷害的環境，我們自身都生活在一種無力感的現代社會中，如何去幫助其他的人呢？
我想在當下，當我們從自身無動於衷的生活轉向去關注一些更需要幫助的弱者，不再將我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僅僅維繫成一種客體化的、物化的關係，而把他們當成有血有肉，有家庭、有情感、會疼痛、會羞恥、受侵犯會懼怕、會在沉默中痛苦的真正的人，也許就是對這些受到暴力傷害的弱者傾聽和保護的開始。畢竟，行動遠比無動於衷和冷漠更接近希望和愛。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責編郵箱：[email protected]）
來源：界面新聞
作者：馬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