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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g (@Monsterinavat) 2019-7-6 from Matters
最近一段時間，香港頗不寧靜。牽動百萬港人的遊行與曲折升級的警民衝突，即便在高度受控的大陸輿論場也掀起了又一輪關於香港的討論熱潮。這一次，香港市民聚焦的是一個新議題，即《逃犯條例》的修訂，而大陸輿論對香港政治的關注視角和解讀框架卻是一如既往的」老三篇」，甚至在幾篇爆款文章的傳播推動下更加強化了刻板印象。
所謂大陸看香港政治生態的」老三篇」，說的是流傳極廣的幾個判斷：
近日廣為流傳的幾篇文章幾乎都在痛切地質問香港的過錯，但它們的受眾卻無一例外只有大陸的網民。這些文章的作者並不在意自己的質問能否跨過香江吹到維港，他們要的是在大陸輿論場逼仄的空間里形成最大聲量。當單向度的聲音在信息繭房裡循環播放成了閉環，就將一個幾乎是當代最複雜的社會問題，不斷簡化和強化成了幾點粗糲的刻板印象。
「蠢人干蠢事」似乎是目前大陸輿論場關於香港反《逃犯條例》遊行最流行的一種詮釋。自媒體作者趙皓陽在熱帖《香港這座城市還有救嗎》中繪聲繪色地列舉了多個親身經歷的事件，以論證港台青年的愚蠢，但這實在算不上一種新鮮的解讀了。
實際上，近年來用」愚蠢」來解構港台的社會運動幾乎成為了大陸敘事方式的一條基本法。從台灣太陽花學運到香港佔中，大陸輿論場流傳的很少有事情的前因後果，更多是各種關於港台人觀念迂腐、信息陳舊、視野狹隘的爆笑表情包和嘲諷段子。這些近乎簡筆畫般的描述勾勒出了一個愚蠢且易被煽動的群體，自然也與真實的社會脈搏相去甚遠。流傳甚廣的」鐵證」有些出自純粹的謠言，有的則因抽離了相關背景和環境而部分失真。
具體到趙皓陽的文章，其所描述的在香港浸會大學學生會的經歷已經被多名當事人證偽，在此無須贅述。而本輪香港反修例系列事件的起因，也絕非」愚蠢的香港人罔顧惡性刑事案件的執法困境執意要跟中央唱反調」所能涵蓋。
其一，反對修例的群體遠不止是」昏了頭的香港廢青」。在6月9日遊行前，全港近500個團體發起了反對聯署，涵蓋社會各層各界，覆蓋之廣遠超2014年的佔中。商界，學界，傳媒界，甚至建制派內部也出現了不少反對的聲音。建制派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當眾表示，反對修例不會撕裂香港社會，因為大部分市民都反對修例。而一貫支持北京的香港律師會，和曾在佔中時期發表聲明宣稱抗議者違法的香港大律師公會，都發表了公告和專業意見反對修例，這兩家可以說是香港最為精英和最受尊敬，也最不可能用愚蠢來形容的專業群體。
其二，香港市民對大陸跨境執法的恐懼並非杞人憂天。2015年銅鑼灣書店股東和員工的失蹤事件因牽涉到大陸警方跨境抓人，重創了香港民眾對大陸司法的好感。並且大陸的諸多例如鴻茅藥酒跨省抓捕等案件，在香港也知名度頗高。在逃犯條例修訂的草案中，特首成為決定是否移交逃犯的唯一決策者（胡錫進所言法院和特首雙批准並不屬實，法院僅有程序審核職能，決定權在特首），不僅取消了立法會審議，也沒有給法院基於人權審核的相關裁定權。香港民眾普遍認為特首將無條件服從北京的意願，由此兩地司法體系的衝突被本次修例驟然展現，並且進而引發了對香港司法獨立的切實擔憂。
其三，此前推動選舉制度落實的失敗使得香港市民對特區政府信任感連年走低。近年來，特區政府接連取消多名議員資格，導致立法委的投票傾向並不能完全代表民意，這種代表性的不足不但加深了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也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特區政府對民意的誤判。林鄭月娥政府認為立法院票數足夠即可強推法案通過，程序上急於求成，繞過法案委員會直上大會，更加激起了民眾的憤怒。
就法案來看，修改逃犯條例旨在給大陸香港之間逃犯引渡設立一個合法框架，其出發點並沒有問題，但觸發影響範圍如此深遠的民意反彈，實在是預期之外，情理之中。
近觀參与香港本輪遊行的群體，有勇武派，有和理非非（和平、理性、非暴力、非粗口）派，有衝動的行動者，也有謹慎的理論派，這些來自不同行業，擁有不同教育背景，甚至持有不同政見的香港市民，因同一個修例事件走上街頭，構成了香港社運的種種浮世之繪。作為大陸人，出於立場的不同，可以反對他們的訴求，但將遊行的原因一律歸為愚蠢，其實顯示的可能是自己的傲慢與偏見。
大陸人對香港的另一個常見指責是：香港人在思想上沒有徹底去殖民化，一些香港人甘當奴才走狗，嫌棄祖國母親，跪舔英國爸爸。香港各種抗議活動中時不時飄起的一兩面港英旗似乎更加印證了這種指責。
不可否認，在日趨悲觀的政治形勢下，確實有不少香港人對於港英時期，特別是麥理浩時期的香港產生了過於美好的想象，另一方面又因複雜情緒對大陸社會形成排斥心理。但將這種」以前好過現在」的心態簡單粗暴地理解為懷戀殖民期，卻是遠遠低估了香港人自我身份認同的複雜性以及去殖民化影響的艱巨性。
可能與很多大陸人的認知剛好相反，沒有徹底去殖民地化才導致了香港目前的諸多問題恰恰是很多被大陸人認為最有可能是英國走狗的香港本土派的觀點。例如被一些激進本土派奉為港獨之父的香港60年代社運人士馬文輝，就一貫主張殖民專製造成了香港懸殊的貧富差距，是香港的萬惡之源。馬文輝還在社論上批評香港人被殖民意識濃重，毫無自主之能力。
在大陸人看來，懷戀殖民和反殖民是認賊作父和認祖歸宗的天差地別，而在香港人看來，這更多是對切身利益的主張與當下感受的表達，與親英國/親大陸的情感認同並不直接挂鉤。
香港作為同時經歷了西方法制體系和中華傳統文化【小編推薦:中華文化是高級文化系統】的特殊地區，其本土紛繁的文化和歷史記憶的塑造，絕非一個二元化刻板印象可以概括。港英政府治理香港時所用的很多體制在回歸后被原封不動的繼承下來，並且因為種種限制難以得到改良。
以本次反修例事件為例，被大陸很多人是為愛港愛國穩定力量的香港警察其實沿襲自愛爾蘭警察系統，採用半軍事化民警編製。其中，直接面對示威者的機動部隊，其架構和編製直接源自港英政府針對60年代暴亂的改革，在殖民制度下被賦予了很大權力。並且，監督警員紀律的《警察通例》也並沒有全部向大眾公開，這種制度的不透明，進一步加劇了民眾對於警方的不滿。
事實上，6月12號衝突中，警方在中信大廈兩面圍堵抗議者，現場下令發催淚彈引發人群恐慌的現場指揮官就有白人英國籍警察，這種現象顯然和大陸不少人認定的殖民勢力的身份定位不符。並且，香港目前實行的政治上的功能組別制，經濟上的土地出讓制度等都具有非常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壓制了本土公民的政治經濟權利表達，這也正是香港大部分市民所竭力反對的。
出版了《殖民家國外》一書的學者羅永生，本身在八十年代力主香港民主回歸，他將港英政府的統治方式歸納成」勾結式殖民主義」，即招攬當地精英建構起一個可以貫徹宗主國意志的，以高等華人為中心的政治結構。而他認為這種結構並沒有隨著回歸而被打破，香港的財團依舊把持著香港的權力內核，只不過合作對象有所改變。在羅永生看來，」香港人心未回歸」 的說法，暗示了香港是」有缺陷的中國人」，而沒有正視香港真正面臨的關於去殖和戀殖的爭端，和其背後政府，體制和文化的歷史變遷。
大陸輿論所流行的關於香港還沒有走出殖民地陰影的敘事，與其說是在講香港社會制度的去殖民地化程度，不如說是借用了西方殖民主義的語言體系，譴責香港對於中原政體的背離，之間夾雜的是傳統家長式身份認同的爭奪。
馬文輝一生著長衫，留髯須，執煙斗，外貌上看是個典型的中國舊式文人，卻終其一生追求以民主方式實現香港自治，他毫不留情地批判英國政府殖民統治給香港帶來的傷害，也同時抨擊中國對於殖民地的支持。這似乎可以被是做香港百年間追求自我認定的一個縮影。
百年間，香港在中西文化的交織之間不斷地尋找自身，由此形成的公民社會，曾在70年代就發起了萬人遊行愛國保釣，也引發了2014年長達79天的佔中，這期間的歷史，荒誕有之，厚重有之，激昂有之，悲愴有之，二元化的愛憎，實難描述。
在大陸人的普遍認知中，大陸一直竭力給香港提供各種幫助，卻沒有得到香港的任何感恩。爆款文章《香港，祖國欠你什麼》曆數了大陸給香港的種種優惠，言下之意是」大陸已經仁至義盡，香港為何倒打一耙」，令香港這些年的民怨顯得尤其得不合時宜。
這當然又是一個以偏概全的刻板印象。
類似文章不約而同都玩了一個偷換概念的小把戲：
由大陸向香港流動的物資被視作大陸保障香港民生給予的優惠，同時由香港流向大陸的物資卻被視作大陸向香港開放了市場，同樣成為了大陸給予的優惠。
例如，前述文章中寫到：」（大陸）在民生上優先照顧。香港地方小，山多平地少，幾乎沒有農業，主要靠大陸來滿足對吃喝的要求。大陸每天將最優質最新鮮的肉、菜、蛋、奶源源不斷地送到香港，保證水、電、氣的供應，從不吝嗇，從不含糊。」在2017年的一篇報道中，文匯報也認為，中國三年自然災害依然勒緊褲帶，沒有斷掉對香港的物資供應。
誠然，大陸自二戰後就一直是香港民生物資最主要的採購來源地，為香港民生保障發揮了巨大作用。以2015年數據為例，大陸供應商提供了香港居民消費的92%的蔬菜，65%的活魚，56%的帶殼鳥蛋，毫無疑問是絕對主力。但這並非一種單方面受惠的關係，這裏的每一片菜葉，每一枚雞蛋都是香港居民用港幣購買的，而大陸方面，來自廣東、廣西甚至遠至雲南、寧夏的農產品供應商每一年都要為爭取香港市場份額付出巨大努力。無他，利潤高耳。
即便是看起來最能顯示大陸恩情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不斷供為例，來自大陸的鼎力支持也脫不開精打細算的現實考量。
據華潤集團企業歷史《紅色華潤》中記載，1960年大躍進的失敗導致中國出現大飢荒，需要動用外匯到國外購買糧食。有華潤職員憶述當時華潤副總經理何家霖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何不出口一噸大米換兩噸小麥，大米五萬噸，能換十萬噸小麥，加上芝麻三萬噸，菜籽兩萬噸，這樣能省下一大筆現匯，也能迷惑外界。」
貿易固然可以承載感情，但歸根結底還是生意。這種現實考量同時惠及了香港和大陸，大陸得以繼續從香港獲得外匯，而香港則以相對低廉的價格獲得穩定的糧食供應，是兩岸經濟交流的典範。
同樣，在97年金融危機期間，香港實行貨幣局制度，負債規模合理，外匯儲備充實，回歸后香港經濟制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完全獨立，大陸並未出手干涉。港府果斷出手救市，大量動用外匯儲備入市成功阻擊了對沖基金操縱市場的行為。同時，大陸公開表態了對港府的支持，給予了其抗擊危機的強大信心。
中國在97金融危機中的優異表現，是其成為全球舉重若輕的經濟力量的開始，在同年的東盟首腦會議中，中國加入東盟10+3合作機制，成為維護促進東亞地區金融穩定的中堅力量。而香港在抗擊金融風暴上的成功，無疑也是中國與會時的底氣之一。
這種良性的經濟交流日積月累，自然地建構起兩地互信和善意。70年代后香港製造業逐漸大規模外移，在大陸積極吸引外資的政策下大量轉移到珠江三角洲地區，盤活了整個地區經濟。同時香港也完成了由出口導向型製造業向服務業為主的經濟轉型。
2003年《大陸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的簽訂帶動了港商在大陸投資的大量增長，大陸各線城市紛紛和香港簽訂數百億的投資合作項目，出現了一片片投資熱土，同時也對香港經濟的復甦起到了巨大作用。
2008年，多項民調均顯示香港對大陸認同度達到頂峰，同年汶川地震，香港各屆對川捐助超200億港幣，位列除大陸外捐款第一。
然而這種交流一旦被刻意掛上恩情的濾鏡，不但不會拉近彼此距離，反而齟齬叢生，爭執不斷。貿易的免稅通關，港商的大陸投資，乃至60年代起的東江水供應，無不被以香港是否承恩來重新審視，引起口水仗無數。而本來正常互利的經濟行為，平添上了意識形態的對立。
事實上，如果大陸向香港開放市場能被稱作恩情，那港英時期，香港一反殖民地作為殖民者成品被傾銷地的一貫命運，反而將英國作為其產品傾銷地，其紡織品甚至嚴重影響到英國本土紡織業發展，是否可以被認為英國政府對香港恩情無限？
而持有這種恩情論的人們，其實言語之下隱藏的是另一套上不得檯面的邏輯：
大陸可以隨時威脅切斷這種經濟交流，來迫使香港在某些議題上讓步。
姑且不論這樣做的可行性，事實上中央政府也從未以此要挾香港。如何保證香港經濟的平穩發展，一直是中央政府對港態度的重點（甚至這種對經濟穩定的一味強調，使其忽視了社會經濟分配的公平性）。
同樣的邏輯還出現在大陸與台灣的關係中，即認為大陸與台灣簽訂了諸多不平等條約卻並未換來台灣民眾的善意。實際上，正是這種將恩情與貿易捆綁的邏輯盛行，不但沒有帶來對大陸的真正感恩，反而引起了港台對於各類經貿條約的警惕。事與願違，實為遺憾。
刻板印象的破除說起來並非難事，讓信息真正流通起來，一位大陸居民不需要港澳通行證也能理解香港居民行走在金鐘和維園的焦灼心情，得以在朋友圈之外審視與擁抱TA的香港同胞。
然而實踐卻如此艱難，這些不斷震蕩在大陸輿論場中的敘事方式都在極力強調香港是大陸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卻在這種強調中不斷地把香港刻畫成一個無法觸及的他者。而信息的防火牆，與其說是賦予了大陸政府一個有效治理民間矛盾的工具，不如說剝奪了其對治理無牆社會的想象力。
然而，還是要去溝通，不停地溝通，去發聲，不斷地發聲，讓我們都可以除掉濾鏡，看到彼此真正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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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者：NCN 發布時間：7/07/2019 04:29:00 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