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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FT中文網
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看起來很可能會成為英國首相。他以前工作過的《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的主編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上周在寫到他時表示：「至於他是無賴或是單純的流氓，那還是可以辯論的，但關於他的道德破產卻沒什麼可爭辯的，這植根於一種對真相的蔑視。」我想不出英國歷史上還有一個更不合適的首相人選。
約翰遜還不是唯一的。英國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是狂熱的反歐盟人士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約翰遜拿下首相職位后，他的對手將是70歲的左翼人士、敬佩烏戈·查韋斯(Hugo Chávez)的工黨領導人傑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美國在這方面比英國先行一步。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性格缺陷，特別是病理性的撒謊，使他在美國總統當中獨樹一幟。
曾在20世紀挽救過自由民主體制的這兩個國家，如今已失去道德羅盤。很多公民似乎不再關心他們的領導人是不是無賴。不那麼久之前，人們把這些國家視為成功民主政體的模板。如今，美國被認為仗勢欺人，英國則被視為傻子。特朗普和約翰遜被視為可鄙、荒唐，或者二者皆有。
問題是：如此穩定和繁榮的國家的人民為何會選擇這樣的領導人？為什麼英國很多人會相信約翰遜的荒謬謊言？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忽視特朗普的愚蠢？
我不知道。但我有一些想法。
成功滋生失敗。長期而言，無序會滲入所有成功的政治體制，因為人們把成功視為理所當然，而忘記了是什麼真正讓這個體制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恐慌減弱。在高收入民主大國中，只有英國和美國挺過了20世紀的上半葉，沒有被打敗和佔領。法國、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受損程度嚴重得多。結果是英美現在喪失了恐懼；後幾個國家喪失得少一點。
記憶褪去。隨著幾代人時間的過去，對災難的記憶慢慢消失，政治不再被視為關乎生死的問題。它變成了一場真人秀。既然如此，為什麼不讓小丑當領導人呢？
偉大在召喚。年歲較大的人記得美國主導世界、而英國剛剛解救歐洲的年代。很多這樣的人希望他們的國家「再度偉大」，就像過去那樣。
文化衝突。近年出現了巨大的文化變遷：特別是大規模移民、女性角色的改變以及少數群體獲得平等地位。這與身份政治的興起有關，並導致一場文化反彈。
中產階級被掏空。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提出，穩定的憲法秩序有賴於存在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英國和美國是高收入民主大國中收入分配最不平等的國家。
去工業化帶來打擊。產業工人階級的舊式工作消失，剝奪了很多男子的穩定收入，甚至結婚能力。
收入停滯。在美國，實際收入中值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停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英國也面臨這個問題。在美國，「絕望而死」的人數增加，白人工人階級的預期壽命縮短。
里根和撒切爾失靈。這兩個國家都曾在上世紀80年代經歷徹底的政策改革，轉向自由市場。效果不如預期那樣好。結果民族主義成為右翼動員支持的一種方式。
金融危機。對於英美，金融危機是一場意識形態危機，而不僅是一場經濟危機。
緊縮帶來痛苦。在這兩個國家，金融危機遺留下大規模的結構性財政赤字。這鼓勵右翼政治人士大舉削減公共支出。
精英走下坡路。民主國家需要受尊敬的精英。但在這兩個國家，公共服務的理想遭到敗壞，而人們日益把精英視為無能的傢伙，或者是騙子。
富豪統治崛起。公共服務精英逐漸衰落，被基本上冷漠的富豪統治取代。
媒體遭到腐蝕。人們大量關注社交媒體。傳統媒體也很重要：具有破壞性的天才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在美國和英國呼風喚雨；英國的《每日郵報》(Daily Mail)也很有影響力。
政治制度運轉不靈。當前結局的一個重要因素可能是有缺點的政治制度：「簡單多數票當選」的投票制度；不公正的劃分選區以及美國的選舉人團。同樣值得關注的是黨派忠誠度下降，人們轉而擁護有魅力的領導人。
那麼，這種逐底競爭可能進行到什麼程度呢？1952年，美國作家麗蓮·海爾曼(Lillian Hellman)寫過之前的《卑鄙時代》(Scoundrel Time，這是海爾曼的一本回憶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追捕「女巫」（指共產黨——譯者注）的時代。那種做法鬧到一定階段就過去了，讓政治回歸更為成年人的風格。但麥卡錫從未擔任過美國總統。英國和美國需要重拾一個信念：領導人的品性確實是重要的。沒有它，民主體制本身可能會失足。 _(網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