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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毛澤東的騙術及反人類罪》第六十四章
季鵬
本性難移: 逃離途中毛的分階段奪計劃
及其編造的軍事神話
博古(秦邦憲)後來一定後悔不聽從項英的警告,而被毛的“悔過”假象所迷惑，將毛安排跟大部隊一同撤離。結果自已被毛很輕易就從中共一把手的寶座上拉了下來，後來在延安整風中更是被毛整得嗚呼哀哉。據王明的回憶說，毛疾言歷色威脅愽古：若不檢討，將被逮捕槍斃！博古為此痛哭了一夜。
一、遵義會議前後毛的分階段、分步驟奪權計劃和策略
中國有一句俗諺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這句話不一定適合所有的人，但是放在
毛澤東身上是再合適不過了。毛的“本性”是什麼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爭權、奪權、弄權，一切為了一個“權”字。為了這個“權”，毛可以使出任何手段，不惜任何代價（這個代價當然是指別人的生命或財產什麼的，對毛本人而言，卻是從不肯付出任何代價的）。毛的權力欲之強烈是任何人無法比凝的，永無止境的，他奪得一支部隊之權，便要奪全軍之權；奪得了中共的軍權，便要奪全黨最高的黨權；奪得了中共黨權，便要奪全國政權；奪得了全國政權，便要由“領袖”變為“皇帝”；當上中國現代“皇帝”之後，便覬視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領袖的寶座；當他自以為成了全球共產黨的領袖之後，又想“剷平資本主義世界”，當上“地球管理委員會”主席，坐上世界大帝的寶座……
當年由於毛在中央蘇區時鋒芒太露、野心太大遭到了一點挫折，被當時遷來蘇區的中共中央——那些被斯大林派回中國的“洋欽差”們教訓了一番，給他攤上“右傾機會主義”，“ 游擊主義” 的帽子，並讓他暫時離開權力中心坐了一段時間冷扳凳。博古和洋欽差李德還曾想讓毛澤東去莫斯科“養病”， 甩掉這個包袱和“不安定因素”。 可是共產國際沒有同意，複電說正當第五次反圍剿艱難之際，要堅守陣地，加強團結，而且去蘇聯要經過白區，很危險云云。毛得知此事，立即發話：“我的身體很好，哪兒也不去。”博古只得不了了之，毛逃過了－劫。
失去權力的毛，猶如經霜的秋葉，蔫了下來，死爹死娘、殺妻喪子都未流過半滴眼淚的毛，這時，在老友（龔楚）去看望他時，談起被“奪權”一事，居然“凄然淚下”。痛定思痛的毛，終於悟出“大丈夫能屈能伸”的道理，面對自己暫時處於劣勢的現實，毛決定委屈一下自己，裝一裝弱者，讓趾高氣揚的對手得意一下，讓博古等“留洋派”覺得自己已經向他們投降，臣服了，麻痹一下對手。
這－挫折應該說是毛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使他知道了為達目不能只是一條直線往前沖，得講究謀略，有時得以退為進，先予后取，不能性急，就像吃飯只能一口一口地吃，奪權的目標也只能一步一步地實現……。這些經驗教訓不僅使他後來在長征中取得了個人奪權的巨大勝利，而且為以後在抗日戰爭中、在與囯民黨爭天下的鬥爭中運用得更加純熟，為奪取全囯政權打下了堅實基礎。
毛的這一韜光養晦的策略取得了預期的效果。當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己成定局，博古為首的黨中央決定逃離江西時，最初又打算甩下毛，留下他在江西“打游擊”。如果真如此，毛不但脫離了權力中心，很難東山再起，而且凶多吉少（另外幾個留下來的如原中共負責人瞿秋白，中共－大代表何叔衡、毛的弟弟毛澤覃等被都被國民黨殺了、或戰死了）。毛鍀知此訊后，立即行動起來全力挽回，一方面活動他的一些“老友”去博古處說項求情，另方面叫他的時任蘇區銀行行長的大弟毛澤民把兩年前打漳州時他竊取寄藏在山洞里的金銀財寶取出，交給黨中央。這時中央正缺錢，博古對毛此時獻寶自然大為高興。毛又不失時機向博古“交心”，許諾帶上他一定服從領導，不會搗亂。博古終於改口，答應毛跟大夥一起“長征”。
最後被博古決定“留守”江西的是項英。項英倒是爽快地承擔了這－艱巨任務。但他同時對博古決定帶毛一起走很不以為然，據李德的回憶說，項英認為毛表現出來的順從只是－種策略，“－有機會就會跳出來把紅軍和黨－把手抓在手裡”。 但博古拒絕了這一勸告，他很自信地對項英說，“他跟毛好好地談了一次，相信毛不會挑起爭奪領導權的危機。”
但是在己經決定跟大夥走的最後時刻，住在於都的毛忽然染上虐疾，高燒達到四十－度，眼看命在旦夕。這時蘇區最好的醫生傅連璋馬不停蹄、日夜兼程從瑞金趕來，衣不解帶地為毛診病喂葯，終於轉危為安，讓毛最終得以跟大部隊出發。——這就是後來傅連璋在文革中向毛求救的信中說的“那時我救了你一命”的由來。
沒有被甩掉是毛生命歷程中取得的一個決定性勝利。毛對博古講的一切當然只是一種策略，而他從來就沒有把自己的承諾當作一回事，在毛的心裏，搏古不過是個仗著莫斯科撐腰才爬上領導地位的初出茅廬的半大小子而已，既無實踐鬥爭經驗、又缺乏政治手腕，毛早就在心裏盤算，博古是必須打倒！而且是可以打倒的，只是不能急於求成，得看準時機……
時機出現了，那就是在逃跑途中損失慘重的“湘江戰役”。
由於蔣介石的“放生”戰略（見本篇後面章節），加上某些地方軍閥只求保存實力，力避與紅軍交鋒，紅軍初期的突圍出乎想象的順利，除了一些小的遭遇戰或象徵性的戰鬥外，基本上沒有遇到什麼敵人，就這樣順利地通過了蔣所謂的“三道防線”。
可是，在突破所謂第四道防線終於遇到了麻煩。這個所謂第四道防線是在廣西境內的興安、全州兩縣的湘江上游一帶，是紅軍逃跑的必經之地。此處的湘江江面不過百米，沒有橋樑，但有渡口，有些地方可以涉水過江。紅軍到此無可選擇，只能強渡緗江。
蔣介石有意放紅軍一條生路，但卻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一定要削弱它，使它以後不能構成對中央政府的威脅。紅軍西進到了湘江上游，蔣認為打擊它的時機到來了，動了一點真格。
關於湘江戰役，毛共後來為了突出博古、李德等軍事上的錯誤，極力誇大戰役的慘烈和紅軍的損失，中共官方的說法是湘江戰役后紅軍只剩下3萬多人，也就是說損失了5萬人馬。
這與實際情況相差很遠。據張戎《毛傳》里的考證，湘江戰役紅軍其實只損失（被消滅）了三千多人。而且是在紅軍的主力和中央機關都過了江之後的第四天，國民黨軍隊才發動攻擊，攻擊的主要手段是用空軍封鎖江面，所以過江的部隊損失很大，後面的紅軍便不得不放棄渡江的打算，有的向其他地方潰逃，有的部隊則自動解散了。至今，興安全州一帶還有不少當年失散后在當地落戶的江西紅軍和他們的後代。
所以，真實的情況是戰鬥傷亡只有3000多人，其餘是被阻隔在東岸被打散了。後來進入貴州的紅軍尚有四萬餘人，也就是說，這一仗紅軍兵力去掉了一半，但主力部隊和首腦機關卻安然無恙。
怎樣看待湘江戰役紅軍的失敗呢？筆者認為有兩個基本點可以肯定：
第一是，戰役的失敗和傷亡是不可避免的 。這點很容易理解，敵方既有優勢的兵力，又有飛機，封鎖一條江是不成問題的，如果不是蔣有意放中共一條生路，在湘江兩岸完全可以將紅軍全部或基本殲滅。不管是換了誰來指揮這場戰役結果都差不多。因此將湘江戰役的失敗和損失硬說成是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團的指揮失誤所致，是一種強加的罪名，為奪權製造的借口。
第二，那麼，是否可以不渡湘江從而避免這場戰役呢？也是不可能的。紅軍在出發前初步制定的計劃是到湘西去與紅二、六軍團匯合，在那裡開闢新的根據地。這就必須走現在這條路線，渡過湘江北上。如果要避開過這條湘江，則只能從粵贛邊境直扦湖南中部，通過湘中到達湘西。那就要經過湖南境內敵人兵力更集中的地區、渡過更多的江河，那顯然是絕對行不通的。所以根本沒有人提出過這一建議。
後來紅軍發現，渡過湘江后如果北進，蔣介石已布置大軍在張網以待。蔣顯然已發現了中央紅軍去湘西與當地紅軍匯合併在那裡落腳的企圖，這是不符合蔣的戰略意圖的（蔣的戰略是要紅軍走黔滇川北上），所以蔣部署重兵阻斷了這條路。這就打亂紅軍原來的計劃，不得不改為向西面的貴州挺進，在到達黎平后中共中央在黎平開會，正式決定改變原來的計劃，改為到貴州的西北落腳，在那裡建立新的根據地。
由此可見，以湘江戰役的失敗為由扳倒中共原來的“三人團”（即由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組成最高指揮核心）在理論上是不能成立的，亊實上不論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或別的將領，事先都沒有誰提出避免過湘江的計劃，也沒有提出在湘江戰役中克敵制勝的戰術，怎麼能事後將這種失敗歸咎於指揮失誤呢！
但是，暗中窺視，等待時機奪權的毛澤東還是覺得應以湘江戰役失敗為契機，將原來的中共領導趕下台，取而代之。
毛做出這一決定當然也有他的理由：首先，他發現了現中共領導核心內出現了分化的縫隙，主要是同為“留蘇派”的張聞天、王稼祥對博古有些不滿。特別是張聞天，他自以為年紀比博古大，學問、能力也“強”于博古，而現在卻屈居博古之下，很有些不服氣。還在廣昌戰役后召開的一次軍事會議上總結經驗教訓時，張就趁機攻擊此次戰役的主要指揮者博古和李德（二人一為政委，一為司令），引起了爭吵，但未達到目的。博古便將張聞天調離軍事一線，讓他去毛的蘇維埃政府。博古知道張與毛關係不好，張在中央任宣傳部長時曾著長文批判過毛的“右傾保守主義”， 以為毛、張二人－定互為軒輊，這樣他便可收一箭雙鵰之效。那知毛、張二人相處之後，毛便發現了張對博古的不滿和妒忌，二人竟惺惺相惜，有了共同語言，毛有意拉攏張，進一步離間張與博古的關係，以備將來共同對付博古。為了扳倒共同的主要敵人，毛與張走到了一起。
毛還拉攏另一個也對對博古不滿的王稼祥。王其時只是政治局侯補委員 ，沒有實職和實權，對於博古也有怨言。毛認為對王可以以利誘之，使他反博，將他列為盟友。毛想到，拉攏同樣是留蘇派的張、王與自已一同來造博古的反，更顯得客觀公正，也更易為其他人所接受。
有了重要的同盟者，還得有取而代之的理由，那就是軍事上的失敗，首先是湘江戰役的失敗。但毛覺得還不夠，乾脆把五次反圍剿的賬一起算上，將攻擊的矛頭前移至廣昌戰役，說造成紅軍的一系列軍事失利是由於中央存在一條“左傾冒險主義路線”。毛利用自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特別是湘江戰役失利以來全黨、全軍上下籠罩的怨恨鬱憤之氣，向博古為首的領導核心發難。
確立了同盟者和攻擊目標、攻擊理由之後，毛又對在未來“政變”成功后三人的權力進行了預先分配，狡猾而陰險的毛，首先許諾將張聞天推上一把手、總書記的寶座，這就使張心花怒放，覺得毛很尊重他，夠意思。對王稼祥則許以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並參与最高決策，賦予實權。毛自己則說他志在參与軍機、指揮紅軍“走出困境”。
就這樣，計劃周密，分贓合理，各方滿意。
毛推張聞天為未來最高領導人，當然決非出於他的本意，毛主要是考慮首先是張現在已是政治局常委，又是莫斯科青睞的留蘇派，由他取代博古人們容易接受，也易為共產國際批准。中共是共產國際的“產兒”，下級，現在雖在逃亡途中，與莫斯科失去了聯繫，但作出如此重大的人事變動還是要經過共產國際批准才能生效的。毛在內心深處知道，張聞天雖然不乏野心，但缺乏足夠的手段和權術，還有點書生氣，將來對付他是不難的；只要自己掌握了軍權，這個總書記、一把手的職位遲早是自己的。但是現在時機尚未成熟，要慢慢來。所以，現在不妨讓他高興高興，也顯出自己的高瓷態，讓他更多地聽從自己在幕後操縱。
當一切都按排好了之後，毛等人又想到要對“敵方”實行區別對待，分化瓦解，以儘可能減少這場“政變”的阻力，增加成功的勝算。三人研究認為，可以拉壠的只有周恩來。李德是洋人，又掌軍權，是必須打倒的；博古是一把手，也必須打倒並取而代之，否則，這場政變還有什麼意義呢？而周恩來，毛對周比較了解，周是比較多疑善變的，只要風向一變，周就會動搖，甚至會“反水”， 不妨把他拉過來。
以上的一切都是三人行軍途中在擔架上密謀完成的。然後，三人分別行動，其中關鍵的一步是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以總結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數訓為名，藉機發難。然後提出改選現行領導核心，把博古趕下台，使張、毛、王選入新的領導核心，實現第一步奪權的目標。
毛等的計劃進展很順利，他們首先取得周恩來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支持，通過周廹使博古同意開會。會議於1935年元月15至17日在新打下的貴州遵義城舉行，中共后稱之為“遵義會議”。參加會議的除政治局成員外，還有主要的軍事將領共20餘人，大多數為非政治局成員。
會議由博古作總結性的主報告，博古回顧第五次圍剿以來的各方面工作，對於軍事失敗主要擺出了各種客觀方面的原因。周恩來接著作副報告，刻意增加了軍事失敗中主觀方面的因素。從中可以看出，周正在與博古和李德疏離，向毛、張、王靠攏。後來李德回憶當時的情況寫道：周“巧妙地跟博古和我保持距離，使毛集中火力攻擊我們而放過了他。” 會後由張聞天起草的會議決議原擬題目是：《博古、周恩來、華夫（李德）同志錯誤軍事政策的總結》，因周態度的轉變，便把周的名字刪去了，博古和李德二人成了丟失中央蘇區和湘江戰役失敗的全部責任者、罪魁禍首。
在博古、周恩來二人的主題報告之後，張聞天代表他自己和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發言，反對博古報告中的觀點。毛接著作長篇發言，更加激烈批評中央領導核心一系列“嚴重錯誤”。
張、毛的連續長篇發言主要是為了給會議定基調，以左右後來發言者的傾向。張、毛髮言后，王稼祥又緊接著作發言。這樣，這個“新三人團”等於作了三次發言。然後，朱德、李富春、聶榮臻等相繼發言，基本傾向“新三人團”的觀點。再后便有了不同觀點的爭吵。
但是會議並沒有完全採納毛派的觀點，毛等也沒有完全達到預期目的，會議的結論是：第一，博古仍然擔任黨的一把手；第二，毛提出的在黔川邊境建立新根據地的建議未被會議採納，而是採納了劉伯承、聶榮臻提出紅軍北渡長江進入四川，與張囯燾的紅四方面軍協同作戰，在四川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的建議；第三，張、毛、王“新三人團”提議的由毛接管軍事指揮權的意見也得不到大多數人的響應，周恩來仍然被公推為最高軍事首長。會議只同意撤去李德的軍職。
毛看到他們無法掌握會議的多數，只好順大流結束會議。
遵義會議作出的另外幾項正式決議是：
1、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2、指定由張聞天起草會議決議，經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討論。
3、會後由總負責人博古主持進行常委分工。
4、取消原最高軍事領導三人團，但仍由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為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
會議結束的次日，即1月18日，博古主持常委會進行了常委分工，決定周恩來負責軍事指揮，應毛澤東的請求，毛為周恩來的“幫助者”；張聞天負責宣傳；博古負責組織。毛雖然沒有完全達到他的預期目的，但也取得了重要成果，那就是他被增補為政治局常委，名正言順進入了權力核心。
所以，後來中共黨史及一切歷史書籍和宣傳資料大力鼓吹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在全黨全軍的領導地位”，是在歪曲史實，因為會議的正式決議既沒有承認毛為領袖或最高負責人，也沒有授予他的軍事指揮權，連充當周恩來的軍事上的“幫助者”這個從未有過的新職務、新名詞，也是在會議結束之後毛自已主動提出來被博古接受才補上的。
不過，妙就妙在毛共的上述宣傳不久之後卻成了真正的事實 ，即毛奪取了中共領導實權。雖然毛並沒有正式頭銜。
遵義會議之後，博古仍在台上，仍然佔著一把手的位置，這是毛和張聞天都不能容忍的，他們決心採取非正規方式來“解決” 這一問題。由於毛已經擠進了權力核心，實施這一陰謀這已經不是難題了。當時政治局幾個常委的情況是：張聞天，毛的同謀者；周恩來，這次會議上“反水”投靠過來的（哪裡還敢多嘴）；陳雲，工人出身被莫斯科用來裝門面的半個傀儡，長征前就是常委了，但陳雲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無論哪方面都不能與其他中共領導人抗衡，更沒有與毛等爭高下的勇氣；再就是博古了，但博古不掌軍權，毛認為把博古拉下馬易如反掌。
毛等決定用一場小型的“宮廷政變”來解決博古的問題.
2月5日，當部隊開進到位於黔、滇、川三省交界，一個叫做“雞鳴三省”的村子時，毛便導演了這場“逼宮交印”的戲。毛先與張聞天結夥去找周恩來，說明了必須以張聞天取代博古為總書記。周已經唯毛的馬首是瞻了，何況還有一個張聞天，當然極力奉迎，周並應諾由自己出面去通知、說服博古，說明這是“多數人的決定”。密謀很快敲定了。
當日下午，周恩來來到博古處。一進門，周裝模作樣地說：“憲賢（愽古的字）弟，近來身體怎麼樣？聽說這些日子你飯量減少，人也瘦了，潤之讓我來看看你有什麼需要？”博一聽周話中有話，便說：“有什麼事，你就直說吧。”周便談了他們幾人“想讓”張聞天接替他為總書記的事，顯然，博古對他們的陰謀已有預知，所以他並不驚奇。
接下來，毛共官方出版物的說法是博古很爽快地答應了，接著交出了中共中央委員會、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三枚印章，並叫人把文件櫃挑到張聞天處。
但是事實不是如此的輕鬆愉快。據博古後來說，他們跟他“沒完沒了地談，施加了無窮無盡的壓力”，他才不得不就範讓位。
大陸近年來出版的有關記敘里，也表明 所謂博古很爽快地答應交權是不實之詞。
據新的記載，博古在交出三枚印章和文件之後，又叫周恩來喊潘漢年到他住處來一下。潘漢年是王明赴莫斯科之前與博古約定的二人之間的聯絡員。潘來后，博向潘談了遵義會議的經過，和周恩來談話的內容，然後對潘說：“交權不僅僅是交三顆印章和文件箱，還要向共產國際報告，共產國際不承認，這個權還是交不出。我們商量好了，讓你與陳雲兩人去莫斯科報告，你倆分開走，不管誰先到，報告以你為主，陳雲補充。”
從這段話中可以明顯看出，博古對毛、張、周等人逼他“讓位” 是強烈不滿的，所以他才要求派人去莫斯科報告，博古顯然把最後希望寄托在共產國際的干預上，使這個權最終“交不出去”；其次，雙方各派一人去莫斯科彙報，顯然也是協商后的妥協，但博古很明顯不相信拜倒在毛旗下的陳雲，而希望潘漢年能為自已說話，所以他強調，不管誰先到，都以潘的彙報為主，陳雲說的只算補充；他希望潘漢年“不辱使命”，為他挽狂瀾于既倒。
可惜後來的結局令博古的這一絲幻徹底破滅。陳、潘二人都在上海由宋慶齡幫助乘船去蘇聯，但陳雲先啟程 ，9月上旬就到了莫斯科。潘漢年9月下旬才到達。先到莫斯科的陳雲立即受到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等蘇聯領導人的接見，因為蘇聯與中共失去聯繫幾個月了，他們急切地想知道中共的情況。肩負重託的陳雲趁機大講毛早已為其定好的調子，還特別為毛澤東吹噓一番，使得斯大林等完全接受了毛派的觀點。等到潘漢年到達時，陳雲的彙報早已被蘇聯領導人先入為主地接受了，沒人願聽他的了。也許是自覺無力回天，潘便見風使舵，不再為博古吆喝。博古所謂對莫斯科的彙報“以潘漢年為主”的計劃徹底破產了。
不但潘漢年“為主”不成，就是王明這位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也只能表示無能為力了。博古的位置是王明交給的，他當然不希望博古被趕下台。但此事的決策權在蘇共領導。王明只能對陳、潘二人說，他對博古辭職和交權深表遺憾，同時又說由張聞天接替博古他還能接受。這句話的潛台辭顯然是：如果由毛澤東接替他就難以接受，並要採取相關行動了。王明顯然尚不知道此時的張聞天已跟毛沆瀣一氣，變成毛的傀儡了。從此事也說明毛具有卓見，說明他當初“擁立”張聞天為“主”，自己甘居幕後是完全正確的，如果他過早地想當中共一把手，王明這一關便可能難以通過。
10月20日，共產國際正式批准了張聞天為中共總負責人。
毛的第二步奪權計劃成功了。
下一步輪到奪取周恩來的軍權了。根據周優柔寡斷的特點，毛對付周採取的是對周的權力逐步蠶食的辦法，最後水到渠成時一舉取而代之。
在與周的關係上，還須補敘毛的一著高明的反敗為勝的表演。遵義會議后，毛逐步取代周成了紅軍的實際指揮者，已經犯了“錯誤” 的周甘居次位也不敢與毛爭鋒了。毛因為不願去四川與張國燾匯合，害怕實力強大的張奪取黨中央的權，甚至會把他“幹掉”。因此在遵義會議上他就提出在貴州西北建立根據地的建議，可是未被會議釆納。毛掌握了軍隊指揮權后，便我行我素，仍想執行他的這一計劃，為此上演了“四渡赤水”、“二占遵義”等在原地轉圈、令紅軍疲於奔命、而且損失慘重的鬧劇。弄得紅軍上下怨聲載道，很多指揮員、包括毛的忠實支持者林彪都要求毛下台，將軍事指揮權交給彭德懷。但在這一過程 中，毛卻使張聞天封他為紅軍“前敵總指揮”，正式侵奪了周恩來的大部分軍權。
志得意滿的毛要繼續創造呆在貴州的條件。1935年3月上旬，他下令要消滅國民黨中央軍的兩個師。這一命令激起了紅軍指揮員的強烈抗議，因為人們知道如此無端地與強敵挑釁，紅軍肯定要遭受重大損失，而且也不符合遵義會議制定的盡量擺脫敵人，迅速北上四川的方針。人們紛紛要求改變毛的決定。
為了統一意見，平息爭議，張聞天不得不召開包括林彪、彭德懷等軍事指揮員在內的20來人的緊急會議。結果毛在會上完全陷入孤立，張聞天也覺得毛的想法不可取。老羞成怒的毛在一時衝動之下又搬出了在江西紅軍時的老辦法：以辭去前敵總指揮之職相要挾。那知這正中眾人之下懷，於是，大家抓住毛的這句話，以“少數服從多數”免去了他的職務，通過了由彭德懷取代毛為前敵總指揮的決議。
散會後，毛自知失言，後悔了。怎麼辦呢？詭計多端的毛終於想出了“反敗為勝”的妙法。他先是與周溝通，說軍事行動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也不能靠開20多人的會議去決策。軍事決策必須掌握在少數人手裡。因此，毛提議組建新軍事三人團，並建議由周、毛和王稼祥三人組成。對毛言聽計從的周，自然完全同意毛的意見。然後又迫使張聞天支持。這樣，取代原來舊“三人團”的“新三人團”就成立了。也就把頭一天會議的決議無聲地推翻了，毛在眾人不知不覺間反敗為勝。。
毛的這招可謂一石數鳥。首先，“新三人團”沒有高下之分，這就使毛在名義上與周恩來平起平坐了，甩掉了那個令他尷尬的周的“幫助者”的身份；二是將王稼祥拉進來，平息了王在遵義會議后“沒有實權”的埋怨，而且使王以後對毛感恩戴德，成為他的忠實擁護者。三是以“領導體制改變”為名，無形中解除了彭德懷的“前敵總指揮”職務，但又不傷及彭的面子。
單從這一事件，就可知毛的高明和厲害，張聞天、周恩來、彭德懷只甘拜下風了。
此後，毛就不只是與周平起平坐，而是變成了實際上最高軍事決策者，最高統帥，周則變成了毛的“輔佐者”，二人的實際地位正好與遵義會議的決議倒轉了過來。
到了1936年1月3日，在陝北下寺灣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提出了“新形勢下中央組織機構和常委分工調整的意見“，即在中央設立一個“組織局”，負責黨務工作和後方軍事後勤工作，如擴軍、調糧籌餉等等，毛提議由周恩來任局長，周不好推辭；而周原來擔任的中央軍委主席一職，毛假惺惺地說希望周繼續擔任，而由他和彭德懷為副主席；周是聰明人，他當然知道毛的用意，馬上表示這軍委主席一職非毛不可。最後是毛當仁不讓任主席，周、彭為副主席。後來不久，周又被毛派去做統戰工作了。自此周徹底失去了軍事指揮權。
奪取最高軍權的計劃終於也名正言順地實現了。
至此，毛自遵義會議以來的分階段奪權計劃已經實現了大部分，剩下的只是張聞天這個總書記寶座了。對這個最後的、卻是至關重要的位置毛採取了謹慎的方針，一直拖到抗戰後期才正式解決。
關於毛如何奪取張聞天這個總書記寶座，我們留在下一篇中再敘。但它仍然屬於毛的遵義會議奪權計劃的一部分，
二、編造天方夜譚式的紅軍“長征故事”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徵結束”。毛剛到陝北過上了比較安定的生活，就開始編造長征神話了。
毛最初的牛皮是這樣吹的：
“十二月光陰中間，每天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上）幾十萬大軍圍追堵載，路上遇著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卻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余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嗎？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它向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
後來到了延安。來採訪的外國人（主要是美國的記者）多了，毛編的長征故事和他自己的故事也就越編越神奇了，外國人看到粗布長發、不修邊幅的毛，便認定他是個不會說謊的“質樸的農民”，是個草莽式的英雄。把他的一切自話和文字都當作歷史的真實，將他比喻為中華民族的“摩西”，照單全收寫進他們的採訪和著作中。此類作品中影響最大、流毒最廣的當屬斯諾寫的《紅星照耀著中國》（毛共組織翻譯將書名改成中性的《西行漫論》以更好矇騙讀者），索爾茲伯里的《長征》，以及《毛澤東自傳》等。
在所有為毛共鼓吹的作品中，“長征”故事是其中最大亮點，被吹噓成“史無前例的”“壯麗史詩”，”現代無與倫比的奧德賽”，“難以置信的”、“不可思議的人間奇迹”等等。經過這些“國際友人”加油加醋的粉飾傳播，長征神話傳到全世界。毛共建國之後，更以其一貫的編造、篡改歷史、自我吹噓和自我神化的專長，將長征作為宣傳其“光榮、偉大、正確”的歷史的重點，在官方一切志史、文學和影視作品中，長征故事都被塑造成毛共英雄歷史的經典。在絕對的輿論壟斷的情況下，使一代又一代的國人將謊言當成了真實，以訛傳訛，深信不疑。從而對毛、對毛共和一切“革命先輩”崇拜得五體投地，成為毛共所最需要的愚氓。
像絕大多數人一樣，筆煮最初對毛共關於長征的宣傳（單位還不時邀請經歷過長征的老紅軍來作報告）深信不疑、頂禮膜拜。但隨著年齡的增長，對於其中一些“不可思議的情節”逐步起了疑心，比如“飛渡瀘定橋”是長征中最精彩最關鍵的情節，也是最激動人心的英雄故事，不過按照毛共的記述，當紅軍趕到瀘定橋時，國民黨軍隊已在對岸橋頭修築了一個機槍陣地，後面還有部隊駐守，也就是說國民黨是早已在那裡嚴陣以待。然而誰都懂得，要想阻止敵人過河，如果河上有橋，最簡單的辦法就是首先把橋炸掉。這瀘定橋由十三根鐵索拉成，把那十三根鐵索拔掉或炸了，不是最簡單的一件事嗎？我等從未經過戰陣的少年都會首先想到這點，而當時國民黨守橋的將士卻連這一常識都想不到，結果被人家衝過來奪了陣地，不全都是白痴加飯桶嗎？
還有，在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時，居然沒有一架敵機轟炸，毛澤東不是說每天都有幾十架敵機在天上偵察轟炸嗎？在湘江戰役中蔣介石也確實出動了二百架飛機封鎖江面，結果使紅軍 損失了四、五萬人馬，那麼到了天險大渡河，那些飛機那裡去了？……
懷疑歸懷疑，可是當時誰也不敢說出來，因為誰都知道，不相信政府的話、黨的話就是反動、反黨、反革命……
就這樣，謊言在暴力的挾持下，將整個民族蒙蔽和糊弄了幾十年。
今天，這些離奇的神話應該到了清算和澄清的時候了。下面，我們逐一掀開毛共這些謊言加鐵幕，看看這些所謂神奇的“長征故事”的真相。
神話之一：打垮和突破了由蔣介石新自布置的，由幾十萬大軍構築的四道防線。
我們都知道，中央蘇區在蔣的第五次圍剿中節節敗退，最後才不得不撤離這塊它盤踞了七、八年的“紅色根據地”。紅軍長征時的10萬人馬有一半以上是中共蒼促征來的新兵，來不及訓練，加上戰敗后被迫逃離的悲觀氣氛，使這支部隊不管怎樣說也成了強弩之末，所以在後來的湘江一戰中便損失了一大半。
更為糟糕的是，當時中央紅軍的撤離是採取“搬家”的方式的，蘇區政府的所有機關、人員和家屬，以及它所屬的兵工廠、被服廠、印刷廠、後勤物資等所有輜重、金銀財寶，全都帶著上路，因此這部隊婉延數十里，進入山區后，行動異常緩慢，有時一天只能行進十幾二十華里。這個事實本身說明紅軍的撤離是從容不迫的，沒有人在後面緊追著它，根本不象是戰敗的“兵敗如山倒”。顯然，對方在有“放生”它。
另方面，能夠將精銳的正規紅軍打敗的國民黨部隊，攻擊這麼一支拖沓臃腫、行動緩慢、夾雜著大量非戰鬥人員的龐大部隊絕對不是一件難事。據說這時在它要突圍的地方早已修築了堡壘和工事，張網以待、以逸待勞。
但可是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紅軍突破了由數十萬大軍組成的三道防線時，卻幾乎毫髮無損，沒有遭遇什麼阻撓。難道紅軍真有魔法，使國民黨不戰而潰？
真實的情況是：紅軍突破這三道防線，基本上是沒有遇到圍堵，沒有發生真正的戰鬥，此中奧妙，除了駐守的地方軍閥為了保存實力而有意對紅軍網開一面外，更主要的是蔣介石有意識地放過紅軍一馬，他沒有要將紅軍就地殲滅的打算。想不到蔣的這一“寬宏大量”之舉，反而成為了毛共神侃神吹的資本。
比如負責第一道防線的是陳濟棠的粵軍。粵軍是蔣的仇敵，與紅軍則關係甚好，雙方曾做過鎢的生意，紅軍在“過境”前雙方經過商談簽下了5條停戰和讓路協定，從而使紅軍順利通過了粵軍所謂的“鋼鐵堡壘”封鎖線。
這種可能發生的情況蔣介石事前是否料到呢？答案是肯定的，蔣早就知道粵軍與紅軍的曖昧關係，還在紅軍逃離前十多天，蔣就對當時他的行政院長汪精衛說，粵軍可能會對紅軍“網開一面”。蔣的待從室主任晏道剛則建議派人去粵軍的隊伍監督作戰，卻被蔣拒絕了。蔣說：“你不管。”顯然蔣並不在意粵軍“網開一面”。
在第二、三道防線除了粵軍以外，還有桂軍和湘軍，桂軍也與粵軍一樣與紅軍簽下過境的君子協定，有的自動撤走了，有的在紅軍過境之後在後面鳴槍“相送”。特別是湘軍的統帥何健本是堅決的反共分子，然而他也輕易地放過了紅軍，而蔣介石並不責怪何健，反而任命何健為“追剿總司令”。
到了第四道防線，情況就發生了變化。第四道防線擁有位於廣西全州、興安縣境內的湘江天然屏障，紅軍在11月27日抵達湘江，隨即在沿江30多公里的兩個渡口徒步涉水過江，國民黨軍並無阻撓，任其渡了三天三夜。直到第四天，紅軍的中央機關都渡過了湘江之後，蔣介石才下令封鎖湘江，派去飛機在江面狂轟濫炸，並命令包括桂軍在內的各部對兩岸紅軍發起攻擊。約3000多紅軍被炸死，尚滯留在湘江東岸的紅軍因無法過江而自行潰散了。總之，這一仗大半紅軍被“殲滅”了，可見紅軍並沒有什麼神奇之處。這就是後來毛所謂的“博古、李德左傾冒險路線”招致的湘江慘敗。對此，我們在前面已經作過分析了。
以上就是所謂紅軍“殺出重圍、擊潰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組成的四道防線包圍”的神話之真相。
神話之二：四渡赤水毛澤東用兵如神。
赤水是貴州遵義市西北與四川交界的一條小河，四渡赤水就是發生在這小河兩岸和附近的故事。遵義會議上作出了由貴州入四川北上與張國燾部會師的決定，毛無法公開反對，但是在他心裏仍在盤算著如何能在貴州落腳，以避免北上與張國燾會師。這時毛已獲得紅軍軍事指揮權，已經自動升級為紅軍主帥的角色。
但是他仍就不好公然反對遵義會議的決定，只好帶領隊伍向遵義西北的川黔邊境進發。這時與之鄰近的四川省的軍閥得知紅軍正在向其邊境靠近，便派了一支部隊尾隨其後，以監視其動向，但並沒有與之交戰的意思。這時毛醞釀了一個陰謀，他要主動與這支川軍干一仗，如果川軍和黔軍一樣不堪一擊（黔軍戰鬥力和武器裝備都很差，人謂之“雙槍軍”， 一人一桿步槍，一桿鴉片煙“煙槍”），他如取得大勝，就可以大大提高自己的聲譽，提高在黨內的地位，以後就可以為所欲為；如果打敗了，則可以以川軍強大為由，改變原定入川的決定。於是，1935年1月28日，毛下令部隊在一個叫土城的地方埋伏襲擊川軍。這種做法違反了遵義會議上決定的對尾追之敵“應迅速脫離”的原則，完全是故意尋釁滋事，但是，這時全軍己任由毛擺布了。
這－仗的結果是：川軍反守為攻，將紅軍打得狼狽不堪，落荒而逃。一天的戰鬥，四千紅軍被打死，其中包括兩位高級將領：紅三軍團長歐陽鑫和紅一軍團政委趙雲龍，是湘江戰役之後“長征”死傷人數最多的一次戰鬥。敗逃的紅軍爭先恐後向著赤水河西岸的四川邊境退去，擁擠的浮橋，泥濘的山路，加上飢餓、嚴寒、疲憊，還有傷員的呻吟，使退卻變成了大潰逃，傷員和婦女被擠到後面，朱德的妻子差點被敵人俘虜，重武器和X光機等醫療設備被迫扔掉。連毛本人後來在扎西會議上不得不承認：“我軍沒有殲滅川軍，反而受到很大損失，不合算，也可以說是一個敗仗。”後來，毛掌權后，為了掩蓋土城之敗，中共的喉舌說土城之戰是意外的遭遇戰，是難以意料的損失。然而如果只是意外的遭遇戰，雙方先頭部隊倉促交火後會迅速脫離接觸。而土城之戰打了整整一天，其間還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會議，紅軍的戰鬥部隊差不多全上陣了。這能是場遭遇戰嗎？
更奇怪的是，到了延安整風時，這個“敗仗”則被說成是“勝仗”了。
這就是“一渡赤水”。
吃了敗仗並沒有影響毛的奪權計劃，2月5日毛夥同張聞天、周恩來奪了博古的總書記之位。兩天之後，新上任的領導宣布原來的入川計劃作廢。
廢除入川的決定后，紅軍就“二渡赤水”重新返回貴州。只是成千傷員被留在河西的深山老林，這些無衣無食，缺醫少葯的傷者，只能聽天由命，任由他們自生自滅了。
毛回貴州的目的後來被說成是為了躲避國民黨的大軍追擊。但其實蔣介石的意圖就是將紅軍趕往雲南、四川，然後北上，為此蔣還下令撤出了部署在四川邊界的軍隊，以便為紅軍入川讓路。
可毛就是不肯離開貴州。毛回貴州的目的還是為了實行他那在遵義會上被否決了的在遵義附近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所以，一進入貴州地界，他便率軍直撲遵義，並又一次佔領了遵義城。
然而蔣介石是不允許紅軍在貴州落腳的。因為兩個師的貴州部隊被紅軍打敗，蔣便調來他的中央軍來對付紅軍。毛為了在此安“新家”，不顧其他人反對，於3月上旬下令進攻戰鬥力強的國民黨中央軍的兩個師，結果對方被打敗。這一次敗仗引起紅軍將領們的強烈不滿，於是就發生了前面講到的令毛被免職的那次會議。
很快又重掌紅軍指揮權的毛仍不死心，一心想打個次勝仗提高了自己的威信，併為在貴州“建新家”奠基。於是毛再次下令向魯班場蔣的中央軍周渾元旅攻擊。結果大敗，傷亡一千多，敗軍被追擊退到黔西北，再次擁擠著渡過赤水河，避入川境。這就是所謂的“三渡赤水”。
蔣介石以為這次毛會由四川北上了，但為防止毛再次竄回貴州，蔣派兵去堵住紅軍回貴州之路。可是執意不入川北上的毛，跟蔣介石玩起了捉迷藏，就在蔣軍向黔西北進軍之際，毛令紅軍由西向東再次偷偷渡過赤水河返回貴州。與蔣軍擠肩而過。
這就是“四渡赤水”。
四渡赤水回到貴州的紅軍，試圖在貴州立足，向貴陽進軍。蔣介石這時在重慶，當他得知紅軍又返回貴州時，立即從重慶飛抵貴陽，部署追擊紅軍。毛只好急轉南下，蔣派飛機跟蹤轟炸，迫使紅軍無法在貴州停留。就這樣，蔣的飛機在後面趕，毛率部向南奔逃，一直奔逃了兩個月，終於轉入雲南地界。部隊因長期疲於奔命，又遭轟炸，醫院也解散了，無醫無葯，每天都有不少人死去，所以，雖然年初在遵義曾獲得兩萬余新兵補充，但紅軍總人數還是不斷地減少。
這就是毛後來自稱的“平生得意之筆”的“四渡赤水“之戰。
但是人們也清楚地看到，四渡赤水總的目標是試圖賴在貴州，但未能如願，戰略上是失敗的。毛為此徒使紅軍在幾個月內奔走數千里，減員上萬人，戰術上也完全失敗。毛為達到其改變遵義會議入川北上的決議的目的，不惜以紅軍大量無謂犧牲為代價，足見其私心何其鄙、毒也。
“四流赤水”神話，是厚黑大師毛把失敗說成勝利的早期典型事例。
神話之三：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
把這幾件事放在一起，是因而它們的性質，特點是一樣的，是同一類型的謊言。
先說這“巧渡金沙江”。 神話編造者說，其時蔣為了堵截紅軍不使其渡過金沙江，率領了十多萬中央軍在河兩岸待命，加上數萬滇軍，共有約二十余萬之眾，還有飛機。而這時紅軍總共只有二、三萬人。最無軍亊知識的人也可以想象，二十萬大軍守護在江的對面，這二、三萬人就是會飛恐怕也難飛過去。
真實情況是，紅軍被迫由黔入滇后，再南下就是越南了，只得轉而北上。它終於按照蔣介石意圖行進了，等待它的實際上是一片坦途，還得到國民黨地方當局的“鼓勵”，沿途故意讓其“繳獲” 了－大卡車當地的土特產，外加－張二十萬分之－的地圖，那意思無非是說：紅軍兄弟，趕快北上入川吧。當紅軍抵臨四川邊界的金沙江時，附近三個渡口的關門大開，讓紅軍無阻礙地接收了渡口。毛等選擇了江水相對平緩、又有幾隻小船的皎平渡口過江。六隻小船在渡口往來穿梭，足足花了九天九夜的時間才將部隊渡完，其時國民黨軍隊就駐在附近不遠，但未來干涉，蔣介石派來飛機也只是偵察但不投炸彈，紅軍安安穩穩，渡了九天九夜。
這故事太平淡無味了。為了增加了一點傳奇性，毛共後來補充了一些細節，說是為了能使紅軍平安渡江，“足智多謀”的毛派林彪率一支部隊去佯攻昆明，牽制住了那裡蔣的中央軍和滇軍，使主力部隊得以在九天九夜從容渡江。編造者又在渡江“細節”上下了點功夫，說紅軍的17名先遣隊員假扮成國民黨警察和稽徵隊，乘坐一隻小木船到了對岸國民黨守軍的院子里，守軍還在打麻將，槍支都依在牆上，紅軍先遣隊員便將他們繳械俘虜了，同時繳獲了那裡的六條木船，便用這共六隻木船花九天九夜將紅軍全部渡過去。所謂巧渡金沙江大概就是“巧”在這裏了。
這個神話不但沒有說明紅軍有過人之功，相反，它倒是蔣介石有意“放生” 紅軍的最好證明。
強渡大渡河和飛奪瀘定橋講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也是全部紅軍長征神話中最“精彩”的部分，是被吹噓得最神手其神、流傳最廣的神話，但是，如果知道了它的真相，絕對一文不值。
這時毛已無法不去與張國燾匯合，匯合後向北打通接受蘇聯援助的通道是全軍－致的共識。而跨越大渡河是去與張國燾部匯合和北上的必經之途。大渡河是發源西藏喜馬拉雅山脈流經四川西部的一條河，水流激湍，漩渦密布，河床上岩石尖利崎嶇，這使徒步涉水成為不可能。加上兩岸峭岩壁立，確是一道不易逾越的天塹。
安順場則是大渡河的一個主要渡口，這裏的江面相對開闊，平緩，適合擺渡。但就是在這裏，上世紀太平天國的名將石達開率領大軍渡河時，被守候在對岸的清軍全殲，石達開被俘磔死。因此，據中共說蔣介石放出狂言，要使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云云。
又根據毛共說法，蔣介石對大渡河戰役作了精心的布置，務必要將紅軍葬身於大渡河兩岸，為此蔣除了自己的十余萬精銳的中央軍之外，還調集雲南軍閥龍雲、四川軍閥劉湘，楊森，劉文輝共二十余萬大軍在此守候。
後來的結果怎樣呢？結果是紅軍兵不刃血就從就從這天塹飛越過去了！所以神奇無比。
還是讓我們先來看看毛共描述的具體戰況吧。紅軍先到達安順場，像抵達金沙江一樣，沒有遇到抵抗便佔領了安順場渡口，對岸川軍守軍的一個小小指揮官渡河過來吃酒宴，被紅軍的先頭部隊活捉了，然後乘上他的小船到對岸，又繳獲了兩條船，於是，紅軍就用這三條木船運送部隊過河，一連運了三天天夜。
為了防止敵人來追擊，據說紅軍派出了了一個團的兵力作為後衛，但實際上它根本沒有與敵人交鋒，因為根本就沒有敵軍來追擊。
渡河的紅軍更無阻攔。只是三天三夜過去了，靠三隻小船隻運了很少的部隊過河，這時已是5月下旬，大渡河開始漲水，水急浪高，渡船越來越困難和危險，毛等領導人認為這樣下去很難保證不出意外，於是決定部隊向100公裡外的大渡河上游瀘定橋奔去，在那裡過橋渡河。紅軍已經渡過河的部隊則沿河北岸向瀘定橋畔的瀘定縣城進軍，雙方約定在瀘定城匯合。
大隊紅軍主力在5月29日到達瀘定橋南岸，於是紅軍主要的長征神話由此開篇了。
瀘定橋是建於18世紀的大渡河上唯一的橋樑，它由13根鐵索組成，9根鐵索作橋面，每根相距一市尺左右，上鋪木板，另外4根作為兩邊的護攔。
後來斯諾按照採訪毛的記錄寫道：“過瀘定橋是長征中最關鍵的時刻”。木板有一半給抽掉了，從岸邊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鐵鏈，在東岸的橋頭，敵人的一個機槍陣地正對著他們，它的後面是由一個白軍團守護的陣地，“……誰能想到紅軍會發瘋似的試圖從光鐵鏈上過橋呢？可是紅軍卻偏偏這樣做了，……頭一個戰士中了槍，掉到了下面的水流里，第二個也掉下去了，接著是第三個，……敵人把煤油扔到橋板上，橋板開頭燃燒起來。這時，大約有二十名紅軍戰士用雙手和膝蓋匐匍前進，把手榴彈一個接一個扔進敵人的機槍陣地。”
特里爾的《毛傳》是這樣寫的：
“一支先遣隊的殊死任務，就是像猴子那樣從一根鐵鏈跳到另一根鐵鏈，他們用繩子把手榴彈和毛瑟槍捆在背上，如果不被打死的話，他們就會通過另一半有木板的鐵橋，接近和強攻國民黨的橋頭堡。當然很多人中彈掉入激流之中。第一批的22人只有5人到達了可以朝敵群投擲手榴彈的地方。
在那天下午的大渡河上，精神戰勝了物質，其他人尾隨這5個人集中火力強攻，國民黨守軍茫然不知所措，他們開始抽掉木板，然而又太慢，於是澆煤油燒木板。”
“但是，毛澤東的戰士像被一種強大的吸引力拉著似的勇往直前，越來越多的士兵跟了上來，——槍聲變得稀落了——他們發出令人膽寒的叫喊聲穿過著火的木板，似乎被紅軍瘋狂的英雄主義嚇破了膽，敵軍不戰便潰逃，大約有100名國民黨軍就地參加紅軍。”
另一位毛共“傳聲筒”寫道：“他們（紅軍）手把著鐵索，身體懸吊在空中，一把一把地過河，儘管前面有敵人猛烈的射擊，下面是奔騰的激流，但是他們仍然沖了過去，佔領了北岸（即斯諾說的“東岸”——筆者）的橋頭堡……”
不過這位作者隨後寫下了頗耐人尋味的一段文字：
“毛全神貫注地視察著過河。假如此刻（敵人）在橋頭上繫上一磅炸藥，就有可能結束他的事業和運動。”
這位作者在前面按照毛的敘述描寫了奪橋過河的情形。但隨後顯然覺得敵方愚笨得不可思議，於是補上了后一句。而這才是耐人尋味的點睛之筆。
反正，所有描寫“飛渡瀘定橋”的作者，一個共同的想法就是：總之是毛的隊伍過河去了，因此不管怎樣描寫都是可以的，而聽“長征英雄故事”的聽眾和讀者們也是同樣的心理，他們象幼兒園的小朋友聽童話故事一樣虔誠。
人們沒有進一步細想：為何民國黨不命令炸掉橋樑？那樣事情不是簡單得多？為何蔣的飛機不來助戰？靠著幾個猴子般爬過去的士兵能搗毀國民黨的機槍陣地嗎？……
人們不往這方向去想，是因為毛共勝利了，總之是渡過大渡河了。
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
張戎在她的毛傳中對此事進行過認真的考察，證明紅軍5月29日到達時，瀘定橋的那一邊根本沒有國民黨軍隊把守，從查閱當時國民黨軍隊大量往來電報和軍事部署可以得出，此時駐紮離瀘定誠最近的是國民黨軍是第二十四軍第四旅李全山團，但它根本不是屯駐在瀘定橋，而是在遠處的化林坪一帶。原駐紮瀘定橋的第二旅之一部，在紅軍到達前就就調走了。再從當時國民黨這一時期相關的大量通訊報導中，也沒有一處說到發生了紅軍“搶奪瀘定橋”的戰鬥。
張戎走訪當年在瀘定橋邊住的老人，只說紅軍先“陰一炮，陽一炮打過去”，然後慢慢地過橋，“過橋前向當地百姓借了大批木板，棺材蓋去鋪鐵索橋，過完后各家認領要回，過橋時沒有打仗。”
紅軍在南岸橋頭不遠的天主教堂設立了過河的指揮部，被指令頭一批過橋的22名戰士無一傷亡，後來他們每人得到一套列寧裝，一支鋼筆，一個碗和一雙筷子的獎勵。很顯然，這22人是先行探路。證明沒有危險后，才借木板鋪鐵索讓大部隊開過去。
倒是大部隊過橋時，有馬匹掉進了河流里，為此周恩來還再三追問“人有沒有損失？”答覆是：“一個都沒有”。
1982年鄧小平在會見美國總統卡特和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列津斯基時，曾坦白地告訴他們：“那些長征故事，只是為了宣傳，我們需要表現我們的戰鬥精神。其實沒有打什麼仗”。
其實，當毛等中共領導人決定放棄在安順場慢慢擺渡而選擇在大渡河上游的瀘定橋過河時，就已經得到了瀘定橋沒有國民黨軍隊駐守的情報。因此，他們才敢做出放棄船渡而奔赴瀘定橋過河的決定。試想：如果確切知道在瀘定橋頭和瀘定城都有國民黨軍隊把守時，中共的領導層敢做出如此冒險的決定嗎？因為如果那樣，守軍必定會先將橋炸毀，並在河的兩岸設重兵阻擊，那麼紅軍不是前去送死嗎？而且瀘定橋更上游再沒有渡口和渡船，涉水過河更不可能，這樣，紅軍便只能是自取滅亡了。
所以，可以肯定，狡猾而多疑的毛等人在沒有得到瀘定橋無敵軍駐守的確切消息時，是不敢棄安順場而奔瀘定橋的，是不敢將全部人馬作賭注的！
一位充當中共喉舌的“軍旅作家”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按照宣傳口徑講述了紅軍“飛奪瀘定橋”的故事之後，忍不住作了幾句流露真情的現場發揮，他說：他親自去考察了現場，“只要在橋頭架上一挺機關槍，任何人都是過不去的！紅軍過去了，唯一能作的解釋是當時守橋的川軍被嚇懵了，根本失去了戰鬥意志，沒有抵抗……”這位作者算是在此處講出了幾句心裡話，他很巧妙，既沒有否定過橋時發生過戰鬥，又實際上揭穿了官方的謊言。試想：這座由十三根鐵索組成的橋，正常情況下人在上面行走都搖搖晃晃，何況當時已取走了大部分木板，剩下是光光的鐵索，這種情況下，即使是雜技演員也只能匍匍著前進，這座橋總長為101公尺，全橋都在機槍的射程之內。慢慢爬行，完全暴露的過橋戰士不正是敵人機槍的好靶子嗎？所以這位作家說只要一挺機槍就可以把橋封死了。
再精密的謊言都會露出馬腳，何況謊言編造得本來就很拙劣。
將如此明顯的，不能自圓其說的謊言硬要當作“事實”向人民灌輸，而且“堅持”了幾十年，還無人敢質疑，當年的親歷者也無一人敢站出來講真話。光是這一點，就足以說眀毛和毛共的“偉大” 了，也足以說明鐵幕政治的可怕！
至於蔣介石為什麼要將紅軍“放生”，我們將在下一章做出解答。
神話之四：突破天險臘子口。
按毛共的宣傳，“奇襲臘子口”是長征中最後一場最驚險、最慘烈的戰役。其實，這場“戰役”在很多相關資料中根本沒有記載，一般的《毛傳》也未講述這個故事。可見，它決不是場什麼激烈的“大仗”。據李德的回憶（李德在遵義會議上被免職之後就一直跟著紅軍長征，直到1937年才從延安回去莫斯科）說，紅軍經過那一帶地段，根本沒有發生過戰鬥，“除了放冷槍的以外，這一截沒有敵人”。 另有記述說，紅軍只與小股敵人發生過遭遇，不過很快就解決了。
在一本記述楊成武的回憶的書中，也提到“臘子口”之戰，因為當時楊成武是紅軍先遣團政委，“奇襲臘子口”就是他這個團乾的。據採訪楊的作者說，臘子口是個山隘，地勢險要，起初想從正面通過，被設在半山敵人的火力阻止了，後來派了一小隊戰士，從山的後面攀登上山腰，從后偷襲，很快就“解決”了，可見，根本沒有發生什麼“慘烈的戰役”。
我們從電視的畫面上看到，臘子口其實是座很普通的山隘，並不險峻，僅管攝影師使用了各種技巧想把它拍得“險峻”、“陡峭”些，但觀眾看起來仍然沒有一點“天險”的感覺，更無“萬丈懸崖”之說。在那裡的守軍是地方雜牌軍，沒有多少人。總而言之，這隻是一場小小的遭遇戰或偷襲戰，並沒有什麼值得記述之處，所以很多毛傳忽略不記。由此可見，編長征故事的也算煞費苦心了，甚至無中生有了。
當時毛共真正敵人是蔣的中央軍，但中央軍只在南邊或東面像影子一樣跟著他們，按照蔣介石的命令，他們的任務並不是與紅軍作戰，而是監視和壓迫共軍向陝北方向逃去，不讓他們向南、向東重新回到中國的腹地。
蔣也曾命令地方軍閥去堵截紅軍，但他知道地方大小軍閥為了保存實力是不會真正出力與紅軍作戰的，他這樣布置其實只是為了向國民政府內交代，表示他己經阻擊紅軍了。如當時甘肅省第八師師長的陶峙岳，就奉命在陝西武山華家嶺一帶布防阻止紅軍北上，但彭德懷通過關係與陶達成協議，由陶讓出一條通道給紅軍路過，當紅軍毫髮無損地通過之後，陶便令部隊對天鳴槍，以示與紅軍交火。類似的情況不少，蔣明知但也不予追究。
神話之五：紅軍官兵一致，與沿途百姓魚水情深，毛澤東與賀子珍相濡以沫。
這是為了塑造紅軍和毛的形象而編造的附帶的故事，由於素材不多，編造比較困難，所以故事也不多、不精彩。
說到官兵一致，斯諾搬出毛的自述：在六千英里的長征途中，除了幾個星期生病以外，“毛澤東和普通戰士都是步行的”。 那麼，羅瑞卿派給他的十名轎夫幹什麼呢？當然毛不會只用－種方式行軍，他有時騎馬，有時坐轎，有時步行，對於－個健康人來說這樣會更好。但是在所有有關毛澤東的神話中，在所有長征的神話中，沒有一個說到他與戰士同甘共苦的故事。可見這方面實在找不出一點素材，無法加工編造。
用幾十個紅軍戰士的生命換取一個“首長”、“首長夫人”的生命安全，這個鐵的事實，給了毛共的“官兵平等”鬼話以致命的還擊！
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七十周年中共新華社記者的採訪中，也特別注意紅軍官兵一致的宣傳，可是事與願違的是，記者們幾乎找不到一個當年的親歷者談這方面的故事。在記者的再三啟發下，原四方面軍一個叫高壽之的被採訪者這樣說；他在參加紅軍之前是給地主放牛，進了紅軍後分配給李先念當馬夫，有一次，一個戰士受傷了，李先念將自己的馬馱著傷員走；又在第三次過草地時，大家累極了都打不起精神，李為了給大家鼓勁，就大聲說：“48天啊，你們身上美味挺多，汗臭，霉臭，酸臭，屁臭，四臭俱全。”
這樣的答覆有點答非所問，當然不能令記者滿意，於是記者繼續叫大家回憶官兵平等的故事。又一個被採訪者王貴章說了：
“團長於良軍的名字我一輩子也忘不了，大家餓極了，走不動了，他把自己的馬殺了讓大家吃”（這說明，團長以上的軍官就有馬騎）。過草地時，有的戰士走不動了，就拉著馬尾巴走，沒想到遇到朱德過來了。朱老總說：‘你們別拉（馬尾巴）了，馬也沒有吃飽，慢慢走，我在前面給你們燒水。’
戰士們半信半疑，走了好一程，果然看見朱總司令在路邊給大燒了一鍋熱騰騰的水，還有雖然不多但能救命的青稞面。”
但這被採訪者沒有說明朱德為何能跑到前面，還有青稞面？
這就是所謂“感人的”“官兵平等”的故事了。
至於“軍民魚水情”在早年的長征神話版本中講得多的是劉伯承率隊經過大、小涼山彝族地區與彝族首領“歃血為盟”的故事，說，結果不僅使紅軍得以順利通過這片領地，還有幾百名彝族青年參加了紅軍，云云。
可是令人震驚的是這個故事的“續篇”。1950年毛共勝利之後，大、小涼山的彝族人民要求劉伯承兌現當年關於“革命勝利后讓彝族人民自治” 的承諾。共產黨怎會容忍建立建立這種獨立王國？為此彝族人民與中共對峙，結果是劉元帥下令用炮火把大、小涼山炸平！中共用就是這種方式報答當年的“恩人”。
實際上關鍵時刻紅軍便露出了“共匪”的真面目。在過大草地之前，為了籌足過草地七天七夜的糧草，毛下令士兵將當地百姓家中所有糧食、蔬果以及能禦寒的衣服等全部掠走，還將田地里未到收穫期的青稞全部割了帶走，這樣做自然引起了當地藏民的深刻仇恨和激烈反抗，當地的藏族族女首領宣布：“誰如果幫助了紅軍，就活活煮死誰！” 於是藏民開始了血腥的報復，他們利用一切手段和機會捕殺紅軍，雙方開展了血腥的廝殺，共軍“喪失了千余名戰士”。
在跟斯諾談起這件往事時毛只是輕描談寫地說：那是不得已向藏民借債，並說了以後一定要償還給當地百姓。斯諾說毛“很幽默。”（以上見特里爾《毛傳》第六章）
最後，為了給毛塗脂抹粉，塑造形象，紀念長征七十周年的專刊居然還辟出一個專欄，宣楊毛與賀子珍的“夫妻情”。說毛在長征中如何關心賀子珍，賀子珍又如何幫助毛，夫妻恩愛情深。賀被炸受傷，毛知道后立即跑來看她，毛“輕輕捧著賀子珍的頭，抽泣起來。”毛又把自己的擔架給了賀。
人們似乎從沒有看見“抽泣”的毛是個什麼樣子，只知道賀子珍被炸受重傷后，有生命危險，休養連的負責人立刻打電話告訴毛，毛住在隔壁的村子，接到電話他並不著急，又說他“很累”不來了，只派了他的醫生和兩個擔架夫到賀的所在地，並在電話里吩咐不要將賀留在老鄉家裡。直到第三天，毛才來看看已經蘇醒過來但仍不能說話的賀子珍。至於毛的擔架其實用不著，因為休養連有擔架，賀等人早就有人抬。（以上見張戎毛傳）
更令編造故亊的人尷尬的是，不久毛和賀到了延安，毛就急不可待地與多個女子鬧出滿城風雨的緋聞，並演出賀與洋妞大打出手的全武行。最後毛澤東為了與江青成就新姻緣，就將賀子珍一腳踢開，把她攆去了莫斯科，從此單方面宣布與賀離婚，與江青結婚。不知編製毛、賀“夫妻情深” 的作者如何為毛圓場？
筆者在上一篇中曾簡單地提到毛在延安的一些人所共知的風流韻事，這裏還想補一點“遺”，以免埋沒毛的“風趣”“幽默”天才。
這故事是毛共女作家丁玲1982年夏天不經意中說出來的，已經見於大陸的公開書刊。事故有兩段，內容有些相似。一個說的是1936年長徵結束不久，丁玲從南京國民黨監獄釋放后直奔陝北，在瓦窯堡與毛相見並且“相聚了幾天幾夜”。丁在回憶中說：
“他（毛）大約原先也聽過我的名字，曉得我也是湖南人，所以見了面很隨和、親熱、愛開玩笑……”
“有三天三晚我們都在一起。後來話講得多了，他便說起一些與革命毫不相干的事來。他拉住我的手，扳住我的指頭一個一個地數起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來。他封賀子珍為皇后，‘丁玲，你就封個貴妃吧！替我執掌文房四寶、海內奏摺，但我不用你代批奏摺、代擬聖旨’。接著，他封了其他一些紅軍女性做六院貴妃。再后他和我數起七十二才人來。可是瓦窯地方太小，又窮又偏僻……把瓦窯堡地方上稍有姿色的女性算在一起，也湊不齊七十二才人……”
“他是個風趣的人，在他最落魄的日子，也沒有忘記做皇帝夢。他扯著我的手說‘看來瓦窯堡民生凋敝，脂粉零落，不是個久留之地’”
還有一段故事發生在延安。毛共中央搬到延安后，丁玲當時常到毛的住處玩，去了無所不談。一次毛突然問丁：“丁玲，你看現在咱們延安，像不像一個編安的小朝廷？”丁知道毛又開玩笑了，就說：“我看不像，沒有文武百官嘛！”毛說：“這還不簡單呀。”毛馬上把毛筆和紙推到丁面前，叫丁玲先開個名單，再由他來封。丁沒有開名單，只是報人名，毛一邊寫名字，一邊在這些人的名字下邊寫官職，這個是御史大夫，那個是吏部尚書，兵部尚書什麼的，還有丞相、太傅等等。弄完了這些，毛突然又對丁說：“丁玲，現在文武百官有了，既然是個朝廷，都得有三宮六院呀！來來，你再報些名字，我來封賜就是了。”一聽這個，丁玲說：“這我可不敢！要是讓賀子珍大姐知道，她肯定會打我的。”
這后一個故事是在中共官方雜誌上公開刊登的，自然在內容上有所收斂。即使這樣，不管哪個故事，毛的“三宮六院”皇帝夢都是說出口來了。就算是開玩笑吧，一個共產黨領袖說出這種玩笑，除毛以外，恐怕無人敢說了。
在前一個故事中，還暗示了丁玲與毛“超出一般同志的關係”。這是丁玲自己說的。我們知道，丁玲是一個以“婦女解放”、性格放浪著名的新女性，與男性同居是家常便飯，1933年她被國民黨逮捕，關在南京監獄，居然在獄中與一個監守她的“特務”同居，並在獄中生下一個女兒。如此“浪漫”的丁，與大胆好色的毛湊在一起，當然是乾柴遇烈火。後來在延安整風中丁玲與王實味犯了同樣性質的“錯誤”，王實味后被處死了，而丁玲則由毛保護過了關。
建國后，毛還念及舊情，在1953年夏天特別約請丁玲去中南海划船敘舊。只是此時的丁玲已徐娘半老，毛對她再也沒有興趣了。後來毛大概為了進－步撇清他與丁玲的關係，乾脆通過周楊將丁玲與陳企霞打成“丁陳反黨集團”的頭頭，從此丁玲開始了二十幾年的勞改生涯。
對於毛這樣一個薄情郎、負心漢，不加譴責也罷，卻還要在編長征故事時將其塑造成“模範丈夫”。由此可見毛共的文人和宣傳官員們無恥到了什麼地步，又是多麼善於顛倒黑白，睜開眼睛說瞎話，連做人起碼的道德底線也沒有了。
毛共編造神話還很多，就不值得一一去揭露了。
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