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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漫話「愛富」、「 尊官」 與「仇富」、「 恨官」
漫話“愛富”、“ 尊官” 與“仇富”、“ 恨官”
——當今中國一個值得深思的社會問題
曉明
在中國，百姓們向來有“愛富” 的傳統，他們愛惜財富，愛護和尊敬那些靠自己的勤勞和本事而發家致富的人，也想通過自身的辛勤勞動而致富能過上好的生活。
百姓們向來也有“尊官” 的美德，他們愛護和尊敬那些一心為民辦事、為民作主的官員，尊稱他們為“青天大老爺”， 像歷史上的包公、海瑞之類的官員就是被百姓們廣為推崇與稱道的好官。
可見“愛富” 與“尊官” 自古以來都是有的，也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之一。
然而在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社會裡，老百姓除了“愛富”、“ 尊官” 之外，許多時侯卻是在“仇富” 與“ 恨官”的。如自秦代以來的陳勝、吳廣、宋江、方臘、李自成——及晩清的洪秀全等等領導的歷代農民起義軍，可以說都是因為封建統制者獨裁專制、欺壓百姓而使社會不公、不義，勞苦大眾被逼無奈而“仇富”、“ 恨官”， 終於走上了起義造反之路。造反者的首領們打出“殺富濟貧”、“為民除暴”的旗號，對那些剝削和榨取百姓們血汗錢、欺壓平民百姓的富人和統治者充滿了無比的仇恨，必欲打倒他們。歷史上的歷代帝皇可以說沒有幾個是好的，和那些像高俅、和砷一類的貪官，百姓們是沒有不恨之理的。
不管是“愛富” 還是“仇富”，“ 尊官” 還是“恨官”， 在百姓們的心中都是有一桿秤在衡量的，他們心中向來都是愛憎分明的。
在當今之中國，老百姓發揚了“愛富” 與“尊官” 傳統，他們愛那些靠勞動和技術致富的人，敬仰那些為政清廉、為民辦實事的好官。就是在共產社會中像朱德、華國鋒、胡耀幫、趙紫陽、習仲勛、朱鎔基、胡錦濤、溫家寶——等等一類的官員, 仍可稱得上君子之類的人，雖然他們也可能存在某些不足之處，但在總體上他們是為國家和民族辦好事的，不整人，不害人，不搞陰謀詭計，受到百姓們所稱讚和敬仰的這是自然的事。但百姓們對那些靠權勢、關係、欺騙、為非作歹而發家致富的爆發戶和那些大肆貪汚、受賄、腐敗，搞陰謀詭計，整人的官員, 都是極為仇恨的。像胡長青、成克傑、李嘉廷、程維高、禹作敏、簿熙來、谷俊山、周永康、徐才厚、郭白雄、令計劃——等等一類的貪腐官員是沒有不恨之理的，這些人都受到了法律的嚴懲是罪有應得的。
時下之中國社會，由於現實社會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造就了一大批為富不仁的富人與貪腐官員。他們利用手中握有的權勢大肆貪汚受賄，通過各種非法的關係，官商勾結、官黑勾結，大搞圈地炒地皮，弄虛作假炒股控股，走私販私，制假販假，偷稅漏稅，濫採礦產資原，侵吞國有資產，種種罪惡的手段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還有那些娛樂圈中半文盲式的所謂演義明星們，在當今腐敗的社會制度下，許多人把娛樂至死發揮到致極的時候，使演藝圈黑幕重重，使這些明星們大多成了億萬富翁，影響到整個社會變成了一個病態的社會。上述這些大約不到百分之五的人，卻掌控著全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財富，他們整天過著醉生夢死的腐朽生活，成了新形勢下的權貴利益集團，是吸血鬼和寄生蟲，成了當今社會最為嚴重的社會公害。
過去毛時代媒體經常宣楊的是“我們的幹部95%以上是好的或比較好的，壞人僅是一小撮”； 現在應該“與時俱進”， 應該反過來說才合乎事實了。君不見在當今社會，凡有一定權力的官員，從最基層的村官，到科級、處級、廳局級、省部級乃至國家級別的高官，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利用權勢貪污受賄、腐化墮落的（只是程度上有所不同而已）。那些貪汚、受賄、包二奶、三奶、乃至公然嫖娼的不但常見於媒體的公開報導，未被揭露的肯定會是浭大的多數。故而在當今要說好乾部是大多說，顯然是不會有多少人去相信了的。
與那些富得流油的爆發戶和貪腐官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廣大的貧苦農民和城鎮中的貧民和下崗失業者，這些人的基本生活都沒有保障，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成了壓在他們頭上的三座大山，他們乃是時下中國社會最底層的窮人。這個客觀存在的社會現實，顯然是與共產黨的初衷、他們在鼓動鬧革命時宣稱的“要解放勞苦大眾，使窮人翻身解放過上幸福的生活” 是背道而馳的。共產黨執政70年了，窮苦大眾還是如此的狀況，他們當初的種種許諾豈不是在說空話騙人么？！
看看當今社會中從農村中出來的打工族，許多男女青年乃至中老年人，他們離鄉背井外出打工，想掙些錢回來養家糊口，送子女上學。時下城市裡的各種建設工地，清掃大街的，最苦、最累、最臟、最危險的活都是農民工乾的，可以說少了這些農民工，城市就會要癱瘓，工地就會要停工，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現實社會的客觀存在問題。就是這群吃苦耐勞的農民工，他們的工資卻少得可憐，而且還要經常受包工頭及老闆的欺壓，有的還長期被拖欠工資，這個社會對他們來說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由於社會的不公，所產生的社會問題是難以勝數的，媒體上屢屢會見有此類的報道。隨便略舉幾例，就足可說明這個社會存在問題的嚴重性。
如早些年媒體公開報道過的例子，海南省文昌市馮波鎮茅村三隊61歲的村民陳玉碗，因無錢看病而自殺身亡，其妻已離家出走，留下兩個不到10歲的小孩。死者生前曾向鎮政府求助被拒。這個政府的官員為什麼不下基層深入了解情況、具體關心一下呢？還是人民的政府么？
再如多年前媒體曾報道，遼寧營口警方一次接到報案，52歲的村民王立君因無錢供養上大學的女兒王小靜（瀋陽航空學院大二學生）上學，活活掐死自己的女兒。王立君月收入不到600元，老婆在外打工，一家人生活十分貧困。這是一幕多麼令人寒心的慘劇啊！
更有甚者，有的農民工因長期討不到打工的工錢，因極度憤恨而走上殺人的犯罪道路。據媒體報道，甘肅省一個小山村的農民王斌余，17歲就開始外出打工，艱難的在困苦中掙扎，備受欺侮，數次討要工錢無果后，憤怒之下連殺四人，重傷一人，後到公安機關自首，其後被法院判處死刑。這是又一起多麼悲慘的人間悲劇啊！
這些雖然是個別的典型案例，但許多人貧苦難耐，因而對社會不公、不義極為不滿，卻是不可爭辯的事實。
還有一些農民工因找不到工作，窮困而走上了偷盜、乃至搶劫、綁架的犯罪道路，一些女性農民工因生活所迫而走上了出賣肉體的賣笑生涯，類似這樣的案例則是較多的。這些種種違法行為的出現，是常有發生的刑事犯罪。究其原因，出了違法者自身的因素而外，難道這個社會和它的制度就沒有責任了嗎？
一邊是貪官和爆發戶們天堂般醉生夢死的奢侈生活，一邊是在苦難中呻吟爭扎的勞苦大眾，這極度的反差，兩者之間有“和諧” 的可能嗎？他們之間顯然是不可能有共同語言的。
在如此的現實社制度下，一些人產生“仇富”、“ 恨官” 的心態是很自然的事，也是這個社會制度造成的。應當說，一些受欺壓的窮人因此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有他們自身的問題，但這個社會存在的問題和政府的不作為顯然是有極大關係的。勞苦大眾要掌握自已的命運，惟有拿起法律的武器起來抗爭，用民主的、和平的、理性的辦法去努力改變這個社會，才能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的。
任何時候，在任何國家，有窮有富這是不可避免的客觀存在。但，縱觀當今的世界各國，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民主制度國家裡，貧富差距小，人民有廣泛的人權、和自由、民主權利，社會公平、公正，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不是那一黨、那一派的工具。富人一般而言是靠聰明才智和公平競爭發家的，官員是民選的，老百姓可以隨時罷免他們，就是罵他們也不會擔心有牢獄之災。而在獨裁專制國家裡，貧富差距極大，人權沒有保障，缺乏自由和民主，社會不公、不義，誠信缺失，道德滑坡，司法不獨立，軍隊成了黨派的工具。官員不是民選的，是騎在百姓們頭上的老爺，誰敢罵官員那是會有苦果子吃的。民主制度的國家雖然也會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可以說在當今世界，最差的民主國家也一定要比最好的專制國家要好，這肯定是不爭的事實。
“仇富” 與“恨官”， 這是當今中國社會一個嚴重的問題，任其發展下去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是極大的，我們必須認真地重視它，並設法去解決它，這個社會才能和諧進步。而解決的根本辦法就在於政治體制的改革，努力實現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新聞自由，祛除黨治，實行多黨竟爭執政，給人民以真正的人權和自由、民主權利。惟有這樣，才能有個公平、公正的環境，才能有效對官員們實行監督，才能有效的縮小貧富差距。這些都真正做好了，百姓們“仇富”、“ 恨官” 的心態自然就會消除。一個和諧社會的建成，沒有政治體制的徹底改革是絕無可能的。
作於2019年10月下旬
來源：北京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