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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S/FEED訂閱夏明：從“武漢病毒”到“赤納粹病毒”
轉自：新世紀，文章內容並不代表本網立場和觀點。
萬事皆有因果。自2019年年末在武漢出現到2020年春節之際肆虐中華大地並擴展到世界，傳染性極強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也免不了因果關係。這一病毒成為一個國際性的流行瘟疫，才疏志大、唯我獨尊的習近平難辭其咎，而中共政權在其垂垂暮年又必然造就出“習特勒”這樣的荒誕怪胎。
“習特勒”令瘟疫威脅全球
“武漢病毒”帶來的災難不僅是全國性的，也可能是全球性的。我結識的一位病毒研究專家從武漢大學畢業后，到美國獲得生物化學博士學位，並在美國大學從事了八年的博士后研究，現在就在武漢的研究機構做研究。這位科學家在春節之前憂心地私信給我：“這次冠狀病毒是薩斯的變種，傳染性強，潛伏期長。現在武漢醫院爆滿拒收病人，很多人在家乾瞪眼（這樣的死亡數字就不計入官方統計）。武漢官方瞞報十幾天，造成民眾不採取任何防護措施，加上春運回家造成大範圍擴散。希望您能呼籲儘快採取國際救援。不然後果不堪設想。將來事態如何發展很難預料。WHO（世界衛生組織）跟當局沆瀣一氣，拒絕警報升級，全世界都面臨極大風險。”
我的朋友向我發出的SOS讓我明白：今天關注、關心和幫助武漢，就是拯救明天的世界。面對人類的共同瘟疫威脅，合適的作法是回復到人道主義的底線，施行人道主義的關懷，而不是乘人之危，以各種方式廉價地得分，更不要幸災樂禍。
六年前的春節期，我看完好萊塢《2012》世界末日大片，目睹四艏“中國製造”並停靠在西藏高原的“諾亞方舟”接走權貴和寡頭時，我發表過一篇文章，《二○一四：你有離岸船票嗎？》，並憂慮地寫道：“由於中國政府全面操控信息機制，中國社會、經濟都已喪失信息效率，普通的廠商、消費者和民眾基本都是在有限的理性條件下，甚至是在非理性的狀態下作出決策選擇。所以中國未來的最大危險來自於其不確定性。”面對當時國際媒體曝光中共寡頭在維京群島的隱藏帳戶，我問了一個問題：“中國人已經過完新年，又開始操心購買返鄉的車船票了。但每一個中國人應該抽空想一個更大的問題：你有離岸的船票嗎？”我在寫下這些話時，腦海里閃現的是電影《滾滾紅塵》最後逃難的畫面，迴響著“讓我上船！”“我有船票！”的絕望呼叫。我是在1990年上海陰冷的冬天看的《滾滾紅塵》，那時我就下決心逃離，絕不想自己的命運像那些被船拋棄在岸上的絕望人群。
今天，看到中國人進入農曆新年，卻像老鼠一樣要麼驚恐地躲在家裡，要麼在路上、渡口和關口逃亡，這末日景象對我來說是一種回放，印證了我的預言。但我沒有一絲的成就感，反而哀傷我的警告沒有讓歷史走向不同的方向。在這種傷心絕望之際，有的福音傳播者發現了難得的機會，高調譴責中國這座21世紀的“索多瑪城”該遭天譴毀滅，逃脫之道唯有詭異上帝、基督；有的功派信徒也開始積極推銷某些功法，聲稱信它可使人避禍免災得救；有的種族主義者藉機數落“支那人”的惡習，並否定中華民族、中國人的存在價值；有的極端分裂主義者歡呼各地封城、封市、封村，準備推動和迎接新春秋戰國時代的到來；有的成功逃離中國、安全移民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以強化版的尖酸刻薄甚至惡毒來報復性地回擊中國國內的炫富中產、腦殘粉紅以及“大國崛起”/“中國夢”的大外宣推銷員。
上述這些反應，既有它們的必然性，也有它們的合理性。發出極端言辭的許多人群或個體其實更多的是“恨鐵不成鋼”，甚至還有劉長卿的“鄉心新歲切，天畔獨潸然”和“新年向國淚”的情懷。儘管他們逼迫每一個中國人、甚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華人必須反思我們民族和中國當下國家的道德淪喪，但情緒似乎多於理智，對拯救當下中國人於水火之中沒有及時功效。作為一個非醫務科研專業人員、一個政治學研究人員，最切實的討論恐怕還要從應急政策出發，然後討論決策機制和公共衛生基礎體制，進而檢審更大的政治治理問題。
武漢病毒從“閃電戰”變成“游擊戰”
美國著名學者戴蒙德的著作《槍炮、病菌與鋼鐵》在20年前就已經由我的英文老師謝延光教授翻譯成中文，現在溫習書中的論述啟發更大。戴蒙德的書討論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大問題：源自動物的 人類疾病”，他稱之為“牲畜的致命禮物”，揭示了“人類歷史上致命病菌的重要性”。他在討論病菌的演化、繁殖、傳播和對人類發起進攻“這場競賽的形式”有“閃電戰”和“游擊戰”兩種典型模式。他告誡，“稠密的眾多人口是我們的群眾傳染疾病演化的先決條件”。不難理解，中國，中國大都市，“地上爬的、天上飛的、水中游的”無所不吃、毫無禁忌的人群，一定是病毒感染首選。那些喜好大快朵頤，暴殄山珍海味，沉溺生猛海鮮、珍奇異獸的饕餮之徒，一定是促使、鼓勵動物病毒向人類傳染變異的淵藪。
關於“武漢病毒”的起源現在還存在較大的模糊和爭議。官方的說法是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是源頭，罪魁禍首可能追朔到蝙蝠或竹鼠之類動物。但有分析報道說，最早發現的病人並沒有與海鮮市場發生關係。民間和海外的陰謀論認定是坐落在武漢的中國科學院病毒研究所發生事故，導致病毒泄漏逃逸。據該所2019年12月24日官方網站發布的“武漢病毒所石正麗學科組博士后招聘啟事”，石正麗博士/研究員“長期開展蝙蝠攜帶重要病毒的病原生物學研究，證實SARS、SADS等重大人畜新發傳染病的蝙蝠起源，發現、鑒定了大量蝙蝠與嚙齒動物新病毒。” “學科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新發病毒學科組以新發病毒病原學及其感染機理為主要研究方向，包括蝙蝠與嚙齒動物病毒發現、預警與傳播規律研究、冠狀病毒等蝙蝠傳播重要病毒的跨種感染機制與致病性研究、新發病毒血清學與分子診斷技術等。”基於武漢病毒所2015年建立存在的事實，早在2017年《自然》雜誌報道，西方科學家就警告這個“生物安全4級”(危險級別最高)的研究所存在安全隱患，一方面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有生物的領域”，另一方面，此類實驗室需要觀點多元化、平型制度構建和它鼓勵的自由表達意見、信息自由流動和“開放文化”。但中國恰好是強調等級結構和保密文化。
就上述兩種猜測，英國廣播公司、美國《外交政策》等已經發表專文進行挑戰或澄清。至少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最後的權威結論斷定“武漢病毒”（現已命名為“NCoV-2019”）具體的生成機制和傳播途徑。但中國的保密體制、政治壓倒科學的陳規、不透明決策已經成為假信息、陰謀、謠言的溫床。根據我自己對中國政治和社會腐敗的了解，尤其是非法摘取、倒賣人體器官、在全球非法獵捕收購珍稀動物產品、醫院員工出售胎盤/胎兒等已成為公開的秘密，對上述兩個視乎矛盾的解讀，我們也可以做一個大胆假設來構建一個新的矛盾統一體：如果海鮮市場和病毒研究所都依賴共同的採購渠道和供貨源，如果病毒研究所的動物樣本流到了海鮮市場，這樣的違規是否可能產生？公眾和外界也許還有許多的問題現在都不可能得到答案，我們只有等待未來歷史解密。
因為暗箱操作，中國人生活在無知和不確定之中。早有學者指出，共產黨的“書記”一詞就來源於“保密”（從secret 到secretary），而“保密”又成為“神聖”（從secret到sacred）的同根詞。中共就是一直在強化保密中維持它的神聖性的。“保密”加“神聖”給中國社會帶來的巨大代價在這次武漢疫情中暴露無遺。因為對媒體的打壓、對異見人士的迫害，尤其在習近平大權獨攬、定於一尊的七、八年更是公民社會、民間力量、社交媒體的夢靨，各級領導對習近平報喜不報憂，同時又整天憂心忡忡而產生怠政情緒。根據武漢市長周先旺在2020年一月27號的央視採訪，因為涉及傳染類疾病，他未獲得中央授權，所以即便武漢地方政府在12月獲得情況也沒有及時發布疫情消息。而只有等到一月20號國務院宣布“屬地負責”后，地方政府才能獲得工作的主動權。外界分析人士普遍認為，鑒於習近平在春節團拜會上一字未提武漢疫情，真正不願在第一時間讓民眾獲得知情權而隱瞞事實真相的只能是“習一尊”。因為一個多月的隱瞞，所以一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令后，老百姓感到一陣突然襲擊。此時，武漢疫情以“閃電戰”的方式爆發。因為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武漢居民馬上開始末日大逃亡，據市長透露，一千多萬人口的武漢有五百萬已經逃離。因為各地也是在無透明信息的黑箱狀態進行決策，官員和政府信心普遍崩潰，官民互信蕩然無存，各地下意識地開始了封城、堵路，抵制、舉報、歧視、攻擊武漢來人。武漢居民有的開始了在自己國家內的偷渡、躲藏。“武漢病毒”的“閃電戰”迅速轉變為“游擊戰”。沒有染病的或還不知道自己染病的試圖逃到天涯號角、港澳、東南亞、甚至歐美。我們必須認識到，駕私家車、坐飛機、躲進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第二套房（或第N套房）的群體絕非平民百姓，而是武漢的特權階層和中上階級成員，他們的資源較豐富，流動性也較強。如果許多還是領導職位上的官員，更是利用長假為托、封城為由遠離是非之地。所以，湖北和武漢的政府決策、指揮、執行、動員能力首先就面臨不足。
上層人物有資源跑，下層人物沒資源的也要跑。這是由於中共體制的戶籍制度、醫療制度無法覆蓋流動人口、農民工在城市缺乏救助等諸多因素決定的。儘管中共承諾，所有冠狀型病毒肺炎患者都實行個人全免費，但因為中國地方政府財政早已捉襟見肘，個人免費部分由中央財政補貼，另外還要有地方政府買單。再說，各地醫院早已超負荷運作，不僅醫生護士人手不足，床位緊缺，為了自己的財政利益和避免病人死亡率數字增加，許多醫院不願接受病人或明確下“冠狀型病毒肺炎”的診斷。許多病人求醫無門，被踢皮球走東家、求西家，許多隻能在家等死，同時還要傳染家人。社交媒體已經出現病人當街倒斃、病人屍體無人收拾、病人或家屬絕望呼救的各種視屏。據說，因為現在根本就沒有有效的治療手段，生死存亡主要靠自身免疫力，有的病人被走過場般治療一兩天，比如上上呼吸機，很快就被拔掉用給其他病人，也算醫院盡職盡責。醫院條件的艱苦困難不僅使得醫護人員感染、情緒低落、身體透支，而且也有收留隔離的病人試圖砸窗逃跑。總之，封城、隔離的意外效果之一是一些帶有病毒感染的人成了“游擊隊”。他們對政府的不信任（中國人常說，相信政府，母豬都會爬樹！），使得武漢疫情以游擊戰的方式向全國和世界蔓延。
這裏的一個悲劇是：一個顢頇無能的“人民領袖”在喪失了最佳應對時機后，給國家和人民造成了天量的機會成本。最後為了一己之私、一黨之私，再把成本轉嫁給民眾。我們可以想見，在農村、在邊遠山區，隨著農民工返鄉過年，車站、碼頭、車廂、集市、家庭親友團聚都成了病毒演變擴散的好機會。到底有多少人染病，有多少人在默默地等待死亡、或已死去，恐怕現在的中國政府永遠都不會給我們一個答案。
李克強只是去幫習近平擔責背鍋?
災難發生了，而中共面對災難的決策和領導機制暴露出了常見的無能，這也預示著如果冠狀型病毒傳播最早可能是一個事故，但一個事故演變成一個全市、全省、全國、全球性公共安全危機，就是人造黨造的人禍政痾了。首先看一看1月25日農曆正月初一中共成立的“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我們都知道，在“胡-溫時代”，胡錦濤有”甩手掌柜”之稱，那個時代也叫”九龍治水”。政府事務還基本由總理溫家寶負責，所以“汶川大地震”時期，溫家寶出頻率很高，也因此獲得“影帝”頭銜。習近平在2012-13年全面接班后，一手策劃了一場“憲法政變”，把傳統的黨領導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和總理負責制”轉變為習近平的超級國家元首制，”核心”/”一尊”/”人民領袖”多個頭銜完成了黨-國-軍一體化和習近平一元化領導體制。一方面，習近平高調談論“治國理政”、“治理國家現代化”，另一方面他又實踐“小組治國”，一手包攬了一打以上組長頭銜，例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國安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等等。習近平的親信栗戰書擔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汪洋擔任“中央西藏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中央新疆工作協調小組組長”；王滬寧也擔任“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黨的建設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領導小組組長”；趙樂際也有個“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唯有位居黨內權力地位第二位的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只分得幾個“副組長”職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副組長”、“中共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副組長”。在這樣的權力格局中，只有習近平一人“是男兒”，他在每一個婚禮中都想做新娘，在每一個葬禮上都想是躺在棺木中的屍體。但在國難當頭之際，習近平卻謙虛了一回，不進冠狀華蓋了，李克強被推舉擔任了“中央應對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到了生死關頭，習近平竟無一刻像男兒! 這也不是太大的問題，關鍵在於：李克強任疫情防禦領導小組組長，既無軍權，又無國務院關鍵部門部長(例如衛健委，應急部，財政部，科學院等)進入核心，還有兩位負責意識形態宣傳的王滬寧、中宣部部長黃坤明等掣肘。如果說這是一個最高決策領導小組，我們都知道現在的疫情可能需要調動軍隊幫助，甚至需要像美國總統歐巴馬在2014年派出防化部隊去西非幫助遏制埃博拉病毒。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時，溫家寶總理苦於無法調動部隊而摔電話。今天連武警都已不在總理控制之下，而李克強總理負責的疫情應對小組沒有一位軍方背景的領導，不能不讓人懷疑該小組調配人員、資源的能力和權威。那人們自然會問，李克強是否只是去幫習近平擔責背鍋?
就成立疫情工作領導小組，官方的媒體是這樣報道的：“習近平指出，面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加快蔓延的嚴重形勢，必須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深刻認識做好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加強統一領導，統一指揮，堅定不移把黨中央各項決策部署落到實處。貫徹落實情況要及時向黨中央報告。”
三天後，習近平在接見來到北京的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時表示，針對當前疫情防控工作，“我一直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這又向外界透露了在這項工作上，習近平才真正是“垂簾聽政”的太上皇，不過領導小組的設計讓他有權無責。到此，王滬寧和黃坤明的角色就很明確了：“加強輿情管控，打擊造謠傳謠。”這個小組的一個重要工作中心是要加強對媒體、自媒體和言論的控制，通過大規模運動、宣傳動員洗腦、偽造假信息假數據，再次把喪事辦成喜事，把火葬場的屍體激活成婚禮慶典的新娘。所以，我們在外部馬上感到對媒體的收緊、海外社交媒體五毛水軍的數量激增和他們無恥度的強化。
國家社會或陷入災難-停滯-動亂的怪圈
說完領導體制，再看具體政策。武漢市政府在1月23日公布了一項“新冠狀肺炎社會捐助方式”，歡迎捐助醫用器材、防護用品等物資，但明確宣布“暫不接受境外捐助”。兩天以後湖北武漢又發布文件，開始接受海外物質捐贈，但明確規定必須經過武漢紅十字會統一管理分配，而不允許民間對口捐助。在經歷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後，公民社會和志願者的力量和優勢無人可否定，而紅十字會以及“郭美美事件”暴露出的內部貪腐早已使中國紅十字會名譽掃地。不難想見，海外、港台這次對捐助的反響根本無法和2008年相比。可見，政治正確、穩定第一、政體安全在人民遭遇生死之災時也是不能讓路的。這個黨國不是為人民存在，人民只是為這個黨國存在。
再說武漢“封城”、湖北“封省”，它們是否是公平、合理、有效的政策，也值得討論。正如前面已經討論到的，在半夜兩點發布封城決定和早晨10點實施之間有八個小時的時間差。對許多參与或知曉內幕決策的人來說，他們的家人逃亡的時間可能更多，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500萬武漢人已“黃鶴一去不復返”。這一數字本身就預示封城的失敗，可能還激化了病菌的快速傳播。另一方面，患者居家各就各位、原地踏步可能是最好的隔離，也可以保證有最好的家庭幫助和社區控制。但一旦整個社會被攪得雞飛狗跳，反而衍生出新的社會矛盾、衝突。恐懼、偏狹、自私、愚昧集體無意識地大爆發，堵城、斷路、築牆、封門、舉報，把一個國家、省市、縣鄉、鄰里社區、家庭分裂。所謂大國的優勢被人們嘲笑為“舉國體制不舉”，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的教育立即露出破綻。
更重要的是，“封城”、“封省”、關閉機場/車站/碼頭，使得國家規模效應完全喪失，需要去到醫療衛生資源豐富的病人無法流動，有資源的中心城市無法發揮效益。在真正的市場機制下，我們很難想象紐約會對周邊的城鄉關門，因為紐約的醫療產業是當地的經濟支柱，紐約市民大量在醫院、療養中心、藥廠藥房、醫學院工作。所以任何重大的疑難病症總會送到紐約。但在國家管制經濟下，中國的城市和醫療系統還只是黨國的附屬物，而不是獨立的經濟體。資源錯配，尤其是全國性公共衛生危機狀態下就顯得尤為突出，甚至構成一種集體缺德、政策失敗和國家犯罪。通常在國難當頭時，生產不是要停頓，而是要加班加點，甚至進入戰時動員狀態。但封城、封省、休工停業使得經濟成為病毒的連帶犧牲品。一個國家和社會由此容易進入災難-停滯-動亂的怪圈。
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傷害更深的是，“武漢病毒”不是一個孤立的“黑天鵝”，而是無數只“黑天鵝”飛越過中國大地后的又一隻無臭無形、無影無蹤的一個致命殺手。
在過去兩年不到的時間里，習近平完成了把中國從“三十年河東”轉到“三十年河西”的改運過程。新疆百萬人集中營式的“勞動教育轉化營”不僅把整個新疆變成了火藥桶，而且中共在國際上獲得了“納粹”一樣的惡名。香港“返送中”抗議示威活動持續半年之久，更是拔掉了“一國兩制”的遮羞布。備受中共污衊抹黑的台灣總統蔡英文再次以歷史性高票當選，使得習近平以“中興之主”完成“統一大業”的夢想變得虛無縹緲。自2015年夏天習氏股市崩盤后，經濟下行每年降一格，“滯漲”和“債務-通貨緊縮怪圈”成為中國經濟的癌症；而且禍不單行，美國總統川普的“貿易戰”更是殺得習近平片甲不留。中國政府過去宣稱川普不取消關稅，絕無談判空間；中國政府絕不會在“達摩克里斯之劍”懸頭的條件下妥協。結果，這個政府簽了一個一邊倒的貿易協議：例如，不僅原增加的關稅未取消，在96頁的文件里，“中國該做”就出現了97次，而“美國該做”只出現了五次。總之，在習近平之下，中共運旺時盛的時代已經終結。“武漢病毒”也許就是前蘇聯遭遇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泄漏”事故，可能給中共壽終正寢的棺木敲進最後一顆釘子。
中共紅色病毒是中國危機的禍根
正如戴蒙德書名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的命運受到“槍炮”/“鋼鐵”和“病菌”的雙重影響。中共就是以“槍杆子裏面出政權”而起家的；也是以“鐵的紀律”、“鋼鐵長城般的軍隊”、“鐵腕加坦克”的鎮壓屠殺手段維持的。在21世紀，中共迷信，只要它把社會、國家資源獨霸手中，依賴大數據、人工智慧、監控技術、宣傳洗腦機器，建立一個“老大哥政權”、“美麗新世界”和“全息360度監控大監獄”就可以控制和奴役14億中國人。為了實現他們的“兩個百年”美夢，從而追求“千年紅色帝國”統治，他們一會兒要防“黑天鵝”，一會兒要防“灰犀牛”，但中共這隻屋子中間的“大象”可能會像歷史上許多王國一樣死在“病菌”包圍中。共產黨可以揮動鐵拳鎮壓民眾，可以動用軍隊對學生、農民、維族、藏人開槍，可以用鐵牢關押民主黨人和維權律師，但共產黨的鐵拳卻找不到病菌的前世今生、來龍去脈。中共黨國的官員在憤怒的民眾面前敢耀武揚威，但習近平卻只能在冠狀病毒前做縮頭烏龜。中共的維穩大軍也怕引病上身。所以，這樣一個不懂科學、不懂開放透明、不懂民主自由的恐龍式專制政體被病菌吞噬是其必然命運。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和當下中國，中共就是一個紅色病毒。香港抗爭者天才地發明了一個名字為這個病毒冠名：“赤納粹”（Chinazi）。“赤納粹”這個病毒沿著歐洲中世紀“黑死病”病毒相反的方向，從德國穿過俄國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進入陝北窯洞，而後與幾千年專制君主傳統雜交混合，最後滋生蔓延在中國大地，綁架了幾代、幾十億的中國人。
到了21世紀，這個病毒毒性爆發，不僅正在傷害中國的經濟、環境、社會，毀掉中國人千年難遇的復興機遇；更可怕的是，這個病毒已經侵蝕了中華民族的文化骨髓和血液之中，讓一個曾經奉行“仁義禮智信勇”、“溫良恭儉讓忍”的古老民族禮崩樂壞、人心不古。一個喪失了精神的民族墮落到身色犬馬、肉慾橫流的地步。“武漢病毒”的初始可能和這種道德墮落密不可分。但可以肯定地說，當災難發生后，社會團結、國家統一迅速瓦解則是和整個社會道德的潰敗緊密相連的。
哈佛大學社會學系創建人、著名社會學家索羅金在《災難中的人與社會》一書中揭示，一個社會面臨戰爭、飢荒、瘟疫、死亡時，人們有兩種不同的反應模式：“成為聖人”（saint）或“成為罪人”（sinner）。比如戰爭讓有的人為他人或家人獻身，而飢餓可能使有的人選擇“易子而食”或“相殘食人”。而影響這種不同選擇模式的關鍵在於這個人群在危機大難之時是否有穩定的宗教和系統完善的道德體系。
當下的中國人，面對生死存亡選擇，成為罪人、選擇苟且偷生、好死不如賴活的人會無數倍于捨身取義、君子弘毅的人群。一個小小的病毒就已經折射出成千上萬中國人的自私醜惡。這都是中共長期系統剷除“真、善、美、聖”的結果，而強迫人民膜拜一個虛偽、骯髒、自認為“偉光正”的黨國。
在中共“新四項基本原則”（仇恨、恐懼、謊言和暴力）的強暴和扭曲下，中國人在自己的祖國成為難民，在自己的國門被拒之在外。一輪一輪的病毒施虐，“乙肝”流行讓上海人成為賤民，“薩斯”讓廣東/香港/北京人蒙羞，“2019新型冠狀病毒”使武漢人成為被侮辱與被迫害的國內難民。而每一次中國人的苦難都讓海外華人遭受內心的傷害和外界種族主義的侮辱。海外一些華人忍無可忍，提出極端的“脫支”、“滅漢”、“去中”口號。
總之，如果中國人沒有覺悟認識到中共紅色病毒給整個社會、民族、國家帶來的塗毒傷害，沒有勇氣刮骨去毒重獲文化、道德新生，中國人就只會在病毒-災難-羞辱-死亡中周而復始、循環輪迴；海外的華人永遠也會承受文化自卑、種族屈辱，難以成為一個受人尊重、傾慕的群體。
面對中共的暴政，許多中國人和我一樣選擇了去國出走。但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能跨出國門的，甚至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能異地避禍。即便許多中產階級、中上階級的武漢人在這次大危機中，精心苦建的成功和地位在外地、在深港海關也輕易地像海灘上地沙器一樣被沖毀。所以，逃亡不是一個民族的集體最佳選擇。匈牙利人在反抗共產黨政權的早期口號是，“讓我們離去！”但某一天，民眾集體覺醒，喊出了“這是我們的家園！你們滾蛋！”的口號。在過去一年多的香港“返送中”抗爭運動中，香港人也從個體“離開家園”轉型到集體“扞衛家園”。中國人該停止逃亡了，因為任何一個地方都不如家鄉故園美好。中國人已經到了關鍵的時候對中共高喊：“這是我們的家園！你們滾出去！”
曾幾何時，習近平在即位登基之前，狂妄地在墨西哥吹噓，“中共既不輸出革命，也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吃飽飯沒事幹的外國人有什麼好說的？”現在，習近平和他的中共，既輸出專制暴政，也輸出難民和假貨，三還向全球輸出生物、意識形態、文化的各種病毒。這真是中國之恥，華人之羞，民族文化之病毒。常言道，每一個苦難都有一個意義。如果經歷“武漢病毒”的煉獄折磨后中國人能集體認識到中共紅色病毒是中國危機的總病灶，經歷這樣的苦難也值，這個苦難也就有歷史意義了。
——《光》傳媒首發，（作者為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中心政治學教授）
發文者：吳一舟 發布時間：2/04/2020 01:15:00 下午
